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简介

　中国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是战国时候的楚国大夫屈原,他被后人称为"屈子"。那么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简介是怎样的？以下仅供参考！

　 人物简介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汉族，出生于楚国丹阳，名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

　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怀恨投汨罗江自杀。 现在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

　 生平

　 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家庭，屈原和楚王一样，芈(mǐ)姓，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中的《惜诵》曾说道：“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出生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的结果，大概不出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不遏其巧得很，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4]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硕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则说明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这可是个好日子(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为前340年。

　 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4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7]，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8]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作品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表达了作者对屈原、贾谊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并对屈原进行了赞扬，文章通过对屈原才能、品德的记述，赞扬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文中，作者对屈原的高度赞扬和对他的同情，是作者自身感情的流露。

评析: 作为《湘君》的姊妹篇，《湘夫人》由男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赴约的湘君来到约会地北渚，却不见湘夫人的惆怅和迷惘。 如果把这两首祭神曲联系起来看，那么这首《湘夫人》所写的情事，正发生在湘夫人久等湘君不至而北出湘浦、转道洞庭之时。因此当晚到的湘君抵达约会地北渚时，自然难以见到他的心上人了。作品即由此落笔，与《湘君》的情节紧密配合。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曹明纲） 赏析二 向湘水女神致以爱慕之深情——屈原《九歌·湘夫人》赏析 《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一般认为，湘夫人是湘水女性之神，与湘水男性之神湘君是配偶神。湘水是楚国境内所独有的最大河流。湘君、湘夫人这对神祗反映了原始初民崇拜自然神灵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神人恋爱”的构想。楚国民间文艺，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祭坛实际上就是“剧坛”或“文坛”。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人们在祭湘君时，以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祭湘夫人时，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各致以爱慕之深情。他们借神为对象，寄托人间纯朴真挚的爱情；同时也反映楚国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因为纵灌南楚的湘水与楚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她像慈爱的母亲，哺育着楚国世世代代的人民。人们对湘水寄予深切的爱，把湘水视为爱之河，幸福之河，进而把湘水的描写人格化。神的形象也和人一样演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人民意念中的神，也就具体地罩上了历史传说人物的影子。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以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为原型的。这样一来，神的形象不仅更为丰富生动，也更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情感上靠近，使人感到亲切可近，富有人情味。 诗题虽为《湘夫人》，但诗中的主人公却是湘君。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相恋者生死契阔、会合无缘。作品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在怅惘中向对方表示深长的怨望，但彼此之间的爱情始终不渝则是一致的。 《湘夫人》是一首很有特色的爱情诗。以景现情，寓情于景，可以说是这首诗的一大特色。《湘夫人》的景物描写十分成功。它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相映衬，即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诗人将湘君与湘夫人约会的地点放在湘水一带，时间又是在秋天。整个画面是秋天水上景色。这就为诗中主人公提供了抒发相思愁苦的自然环境。在湘君的心口中，以为“帝子降兮北渚”——湘夫人曾经在约会的地点（北洲）等待过自己。然而当他到来时湘夫人已经离开了。他望穿秋水也不见对方影子，心中忧伤万分。“目眇眇兮愁予”中的“愁”顿时在此环境中触发。“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是进一步借秋景来渲染、扩散和深化这相约未见的愁情。主人公不见心爱的佳人到来，白极想会见至没有会见，中间的心理落差非常之大，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主人公的情绪体验染上了某种色彩，于是构成一种审美心境。这时，在湘君的眼中，尽是令人黯然神伤的凄凉景色：秋风瑟瑟，似乎凉意渗透心间；落叶纷纷，犹如一颗沉重的心渐渐下沉；微波荡漾，犹若“心波”起伏。湘君面对这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心事茫然，愁绪四溢。情与景，水乳交融，把读者带入一个美妙的意境。 起先湘君因为没有见到对方而心中忧伤，但他心中还是抱着希望，也许等一会儿还会来的，于是在傍晚作好迎接的准备，不断地朝远处眺望。这也是符合人物心理活动的。“登白薠”二句就是写这种心理的。他再等仍不见湘夫人到来，心绪必然越来越糟糕。这时正值傍晚，鸟儿归巢、渔人收网的景象使他想到自身的处境，更感失约后的孤独和苦恼。在对比中产生联想，在联想中把现实的景物扭曲为假想景象，原先看到的景象发生变形：“鸟何”、“麋何”、“罾何”、“蛟何”四句，就是主人公在极度懊丧的心情下出现的假象——扭曲了的景象。“荒忽兮远望”正说明他精神恍惚，因而产生与现实景物完全颠倒的幻象。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是复杂的心理现象，又是合理的心理流程。等他清醒过来时，仍不死心，又骑马渡江到西岸去耐心地等待。一旦听说湘夫人“召予”，喜不自胜，忙着做迎接湘夫人的一切准备。以下一系列环境描写，都洋溢着惊喜欢快的气氛，似乎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主人公的心情与周围环境的描写又都转为明丽欢快，情与景协调得非常自然。忧伤痛苦转而为喜气洋洋，这正是将现实中没有实现的事寄托于幻想中 咽У舻亩 骰没 篮玫亩 鳎佣诰 裆系玫揭恢致 恪O婢 男牧槭澜缇褪窃谙质档暮托榛玫木辰缑栊粗信 冻隼吹摹/P> 层次重叠交叉，又能一以贯之。这首诗在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以湘君赴约不遇时的情感活动作为中心线索，把景物变化、人物活动都串连起来，既有曲折起伏，又能融会贯通。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 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赏析：

《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此诗以诗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中心。

前半篇反复倾诉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表达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

后半篇通过神游天界、追求理想的实现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诗人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全诗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

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扩展资料：

创作缘由：

屈原学识丰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的理想，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任用贤才，对外主张联齐抗秦。

楚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忧愁幽思、绵缠悱恻的情绪。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还是作于屈原被流放时。

《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离骚》本身找证据是个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后所作，但这并不足信。

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诗人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即《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

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创作出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太忠实于史实，也是有可能的。

人物形象：

这一形象也是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美好形象，体现了诗人坚持正义的刚毅不屈的伟大精神。他坚信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他始终是“上下而求索”。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高洁的品格，他的超群拔俗的崇高理想，都“不同于今之人”，因而招致“谣诼”诽谤，遭受种种迫害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连他亲近的人都劝其随俗浮沉，不要“博謇好修”。可是，诗人却在诗中反复申明他决不能随波逐流的态度。在打击和迫害面前决不动摇，岿然如山，坚强不屈。

诗中描写屈原三次求女嬃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然不懈地探索真理，寻求志同道合者，这种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与热爱的精神，正是他终生奋斗的力量源泉。这种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深远的。

-离骚

《离骚》是战国诗人屈原创作的文学作品。“离骚”，东汉王逸释为：“离，别也；骚，愁也。”《离骚》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以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传性回忆中的情感激荡，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作品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主张“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提出“皇天无私阿”，对天命论进行批判。作品中大量的比喻和丰富的想像，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清代戴震《屈原赋注》等注本。

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体现了屈原的伟大思想和崇高的人格。诗人还通过这一形象，描绘了诗人自己思想感情的波澜，诗人把自己描绘成浑身披覆着香花和美玉的洁身好修，幽美芳香，妩媚奇特的超人，用来象征其纯洁高尚的内在美质。屈原内在美质的表现，最感人的就是他那强烈而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自幼就立下为国尽忠的理想，他为此自修美德和才能，祖国被“党人的偷乐”搞得“路幽昧以险隘”，他为之而伤心，他一再表白“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忡忡。他被群小打击迫害而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他始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虽然为自己不幸的命运而痛苦忧伤，但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和君王，他始终系心怀王，不忘楚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着屈原的杰出才能，他投奔别国也许会成为将相高官，但它否定了一切离楚远游的想法，非常形象，非常真挚地表现了屈原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离骚》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即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嬃之婵嫒兮”，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后一部分。

前一部分描写屈原对以往生活经历的回顾。叙述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及其生辰名字；描写他自幼就努力自修美德、锻炼才能，并决心报效楚国的愿望；描写他激励引导楚王“及前王之踵武”，使楚国富强的理想，和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然而由于屈原的政治理想和改革的实践触犯了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他们的重重迫害和打击，诽谤和诬蔑漫天而来，而楚王也听信谗言，疏远和放逐了屈原；就在此时，屈原为实现理想而精心培植的人才也纷纷变质，使屈原的处境极为孤立；在此情况下，屈原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民生之多艰”，而祖国陷入“路幽昧以险隘”的岌岌可危的境地，使爱国爱民的屈原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屈原满怀愤怒地揭露了楚王反复无常，不辨忠奸，昏庸无能的作为；同时揭露腐朽的贵族集团贪婪嫉妒，苟且偷安，背法妄行，结党营私，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罪恶；描写了屈原不向反动势力屈服的斗争精神。

后一部分主要描写屈原对未来道路和真理的探索与追求。首先，女嬃劝他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博謇好修”，而要明哲保身；但是屈原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古往今来的史实，否定了女嬃建议；于是屈原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理想的历程。首先，他上叩“天阍”，却遭到冷遇；接着，诗人下求佚女宓妃、有娀氏女和有虞之二姚，以便上通天帝，然而均都落空，这象征性地说明了争取楚王已经毫无希望了；于是屈原去找神巫灵氛占卜，灵氛劝他去国远游；诗人犹豫不决，又去找巫咸问策，巫咸则劝其暂留楚国待明君而行；在矛盾的建议中，诗人分析了国内政情，觉得不能久留于黑暗无望的楚国，决定离楚远行；但是，远行的想法又与屈原爱国的衷情发生矛盾，所以在他升天远行时，忽然看到了楚国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形象地否定了离楚的道路，最后诗人决心“从彭咸之所居”，用死来殉其“美政”的理想。

全诗的主题思想，即通过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描写，强烈地抒发了他遭谗被害的苦闷和矛盾的心情，表现了他为国献身的精神，和与国家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和同情人民的感情，表现了诗人勇于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正义和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以楚君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腐朽黑暗的本质，抨击他们颠倒是非，结党营私，谗害贤能，邪恶误国的罪行。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湘夫人

屈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

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

麇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采＋匚的反方向）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背景简介

《湘夫人》选自《楚辞九歌》。“九歌”本是古乐章名，在《楚辞》中则是一组诗歌的总称，共包括《国殇》、《湘君》、《湘夫人》等十一首诗。“九”是个虚数，表示很多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起俗信鬼而好祠，起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间，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一风谏。”大致言之成理。但将《九歌》完全定为屈原的自作心创，似有不妥。现在一般认为，《九歌》是屈原依据当地民间祭歌加工改写而成，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此说均可信。

《湘君》和《湘夫人》是姊妹篇，都是祭祀湘水神的乐歌。湘君和湘夫人是湘江的一对恋人神，或谓夫妻神。《湘君》是以巫师扮演得的湘夫人的口吻，抒写追怀湘君的情景，《湘夫人》是以巫师扮演的湘军的口吻，抒写追怀湘夫人的情景。至于湘君和湘夫人作为湘水神的来历，则多有争论。当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湘君就是古帝舜，他南巡时死于苍梧，葬在九嶷山。舜的妻子是尧帝的二女娥皇、女英，她们追随丈夫到沅湘，夫死而哭，泪水落在柱子上，使竹竿结满了斑点，“斑竹”之名即由此而来(见《述异记》)。后世所湘妃、湘夫人、湘妃竹诸说，均源于此。但传说就是传说，无所谓真假之辨。现在我们应当知道的是：这两首诗作中，有着丰厚的上古神话时代的历史文化积淀，并由此给它增添了浓郁的神秘浪漫色彩。

内容述评

一、神恋生活中期约难遇的悲剧情景

这首诗的题目虽然是“湘夫人”，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却是湘君。诗中截取湘君与湘人爱情生活中的一个期约难遇的片段，着重抒写湘君的一系列追寻行为和心理活动，表现出湘君对湘夫人的真挚爱情和对幸福美满生活的追求。全诗大致可分四段，由于写的是神的爱情，意境朦胧难解，须潜心体悟。

首四句是第一段，总提湘夫人期约难遇、湘君哀愁顿生的情景。从后文中“闻佳人召予，将腾驾兮偕逝”两句看，湘君与湘夫人似乎有过预约，湘君就是为赴约而匆匆赶来的。但来到期约地点一看，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帝子降兮北渚”，湘夫人是来了，但却降临在北面那个小岛上，两个人只能隔水相望。这情景，就像《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样，可望而难即。“目眇眇兮愁予”，写他只能在渺渺茫茫、似有实无中遥望、追寻，于是一股失落的愁情就在心中升腾起来。而秋风、水波荡漾、落叶飘零，则是通过写景来渲染这愁情。

第二段十四句，都是写湘君在期约难遇后的追寻行为和心理活动。“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写登高远望，日夜等待。“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是说在沅江、澧水相夫人往常出没的那些地方，本来应当有相遇表白的机会，但错过了，想来实在令人追悔、懊恼。“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是说湘君放眼追寻，到处都是浩渺烟波、潺流水，没有相夫人的半点踪影，于是他的精神陷入了恍惚之中。“朝驰余马兮江皋，兮济兮西”，写湘君在恍惚中仍日夜驰马沅、湘之间，颇是《蒹葭》中“溯洄”、“溯游”反复“从之”的情景。“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与其说是真有这样的召约，不如说是湘君的内心想望：在神志恍惚的追寻中，他耳边仿佛时时有相夫人的声音在呼唤自己一同飞向那幸福的爱情港湾。于是，诗意也就自然地过渡到第三段的幻境。在这第三段的行文中还穿插描述了“鸟何”、“罾何”、“觅何”、“蛟何”四种反常景象，那是对湘君期约难遇尴尬处境和懊恼心情的比况和烘染。

第三段十六句，铺叙湘君在水中装修新房以迎娶相夫人的情景。这是在失望与希望的交织中，从恍惚神志中生发出来的虚幻空间。先写筑室建房、美饰洞房�傩床适蚊爬取⒂�颖隹停��∨懦。�侔忝阑��锷��觯�榈骰犊欤�浞窒韵殖鱿婢�岳硐氚�樯�畹闹粗�非蟆

最后六句是第四段，写湘君离开期约地点时的行为和心境。相夫人最终没能出现，湘君的心境也由梦幻回到无可奈何的现实。于是，他将自身的衣物抛入江中，遗赠信物以及寄托真情相思。采一枝芳香杜若留待以后送给“远者”，则意味着希望犹存，思念和追求还将继续。“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是劝自己把眼光放远，在旷达自解中见出对幸福爱情生活永不放弃的韧性。

二、屈原的感情寄托和读者的连类出发

《湘夫人》的意境内涵是多层面的，上面的分析只是展开了其中神的爱情生活层面。另外还有三个层面也值得注意，那就是水神的祭祀仪式、屈原的情感寄托和读者的连类生发。关于水神的祭祀仪式，放到艺术特色中去谈，下面谈谈二、三两个层面。

《湘夫人》是屈原根据祭祀水神的乐歌加工而成的。加工祭祀乐歌必须适应祭祀仪式的需要，但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感情宣泄和精神补偿的过程。当时屈原正被楚王流放在荒蛮的沅、湘一带，处境艰难，心情忧伤，但仍然时时挂念国事，执著理想，期盼楚王能回心转意。这一切，都会在乐歌的加工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与湘君的处境、心情、追求发生同构共鸣和同频共振。从湘君期约难遇、可望难即的悲剧情景，我们是否可以联想到屈原一再被楚王疏远、流放的遭遇？相君在沅江、澧水两岸徘徊、追寻的身影，是否有时会叠印着屈原“行吟江畔”的“上下求索”形象？相君对真挚爱情、美满生活的执著追求，是否寄托着屈原对政治理想、复兴事业的至死不渝？相君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的“逍遥容与”，是否融进了屈原在人生偃蹇路途中的宽解自慰？文学作品中的作者情感渗透，一般不能说这里一定有什么，那里肯定是什么，但它确实处处有，时时在，须由读者在潜心体味中感悟得之。

《湘夫人》写的是神界的爱情生活，但处处流溢着人间的现实情味，因此，我们又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当时楚地民间的爱情诗来读。但这还不够，因为诗的水神祭祀底蕴不是爱情，屈原的情感寄托也不是爱情。而且读者的自由阅读，也总是要冲破题材的局限而进行更广泛的异质同构连类发生。这是必然的规律。当我们由湘君期约难遇的处境，联想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情景时，当我们由湘君在沅、湘两岸到处追寻相夫人时，联想到“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帝子降兮北渚”，不就是“宛在水中央”吗？）的情景时，《湘夫人》的意境空间一下子就扩大得难以穷尽了：社会人生中，一切执著追求而始终虚幻难得的种种现实境况，一切由虽执著追求却始终虚幻难得所引发的忧愁、懊恼、惆怅、失望，似乎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同构感应和精神寄托。这就是《湘夫人》”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境空间，也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真正魅力所在。

艺术赏析

一、水神祭祀仪式酿成意境的扑朔迷离

《湘夫人》所描述的神的爱情故事，时间、地点、环境、人物、行为、情节，一切都呈现出朦朦胧胧、游移不定、似有若无、似花非花的状态，从而造成了整个意境虚幻难实的扑朔迷离之美。究其成因,恐怕是由于故事的基本构架、环节、氛围,脱胎与当时水神祭祀仪式的缘故。

据专家考证，上古祭祷山川神，主要采取“望祭”、“追踪祭祀”的方式。神不可见，无以出场，只能假设在某方某地，然后“望而祭之”、“追而祭之”。祭祀的主角是巫师，一切仪式活动都由巫师或者由他们伴演的某种角色来表述导演串连。经屈原改写后的《湘夫人》，保留了这一基本框架，由于巫师变为湘君，于是整个过程也就演化为湘君追寻湘夫人的爱情故事。

上古楚地的巫祝文化昌盛，祭祀仪式相当隆重。水神追踪祭祀有一个基本程式，大致包括降神、迎神、留神、送神四个环节。在《湘夫人》中，这四个环节的遗痕仍然清晰可见。诗作第一句即点明湘夫人“降”在北面的小岛上，显然是降神环节的缩影。第二段反复抒写了湘君凝望追寻湘夫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无疑是对迎神活动的爱情化演绎。第三段铺陈布置新房迎接宾客的情景，留神之意十分明显。留神环节也有人称之为娱神（神高兴了方能多赐福），诗中物色的华美和情调的欢快，也正是“娱”的体现。最后一段时写送神场景。将贴身衣物抛入江中，使当时祭祀中向神传达真诚的习俗，而屈原拿来表现爱情的真挚，也是贴切不过。总之，屈原依据虚幻的祭神环节来演绎爱情故事，其情景的扑朔迷离也就随之而来。

祭祀仪式的场面相当热闹，一般是音乐、唱歌、舞蹈、说白、表演交错进行。歌舞则有独唱独舞、对唱对舞、群唱群舞等。祭祀乐歌的唱辞，当时肯定是有种种分别的，只是现在已无从考证。就《湘夫人》来看，有人认为“目眇眇兮愁予”、“思公子兮未敢言”、“捐余袂兮江中”等句，似乎是巫师扮演的湘君自表心情的独唱，而“兮秋风”两句，“鸟何”、“罾何”、“糜何”、“蛟何”四句等，则应当是渲染情致和气氛的合唱。这是依据现代的个人猜测，看来或有道理，但也无法征信。由此可以意识到：只要对上古祭祀仪式还缺乏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就不可能对《湘夫人》等诗歌的段落层次做出确切无疑的定论。

意境的扑朔迷离，使一种应当肯定的艺术审美特征，因为它总是与诗意的丰富多藏、与读者的审美好奇心联系在一起的。

二、杂而不乱、多而能一的建构匠心

《湘夫人》的意境空间相当丰富深厚。就整体来说，它包含水神祭祀仪式、神的爱情生活、现实人生境遇和屈原的情感寄托四大方面；就湘君形象来说，又有行为、心理、感情和愿望等几个层次；而这一切，又都是一个不断推移、不断变化的过程。怎样才能把这诸多方面、诸多层次浓缩为一个杂而不乱、多而能一的和谐统一题呢？这就是《湘夫人》的整体建构匠心所在。这匠心，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点。

其一是精心设置了一个期约难遇的特定情景。诗中说湘夫人曾召唤湘君“腾驾偕逝”，这一预约情节，在被祭之神不可能出场的祭祀仪式中，肯定是不存在的，因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屈原为了突出爱情主题而有意做出的假设。显然，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假设，才有了湘君按期赴约而不遇的事态骤变，才造成他一瓢冷水泼灭兴奋之火的心情突转，也才开启了他一系列急切追寻行为的闸门。由此可见，作品一开篇就点明：湘夫人降落在只能隔水相望的“北渚”，而不是湘君所在的约会地点，就是为了让故事情节和人物心情一上来就进入这期约难遇的特定情景，就是要把湘君和湘夫人的爱情生活收拢到这一特定的情景中来展现，就是要在期约难遇后的短暂时间内浓缩湘君对真挚爱情漫长而执著的追求，一言以蔽之，就是作者要在假设的特定情景中来完成他所要描述和表现的一切。这样的精心构思，无疑收到了使情节更集中、紧凑，使情节更强烈、浓郁的艺术效果。

其二是以心理活动串连行为描述。怎样才能集中而紧凑地将湘君爱恋行为浓缩到期约难遇的特定情景呢？作者抓住了当时湘君急遽变化着的心理活动。这急遽变化着的心理活动，既是湘君种种行为的动机，又是作者用来依次串连这些行为的线索。当湘君看到“帝子降兮北渚”时，第一反应是登高企望和耐心等待，于是有了“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的行为；等到夜幕降临，他意识到希望落空，于是有了“鸟何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的懊恼比况，并从眼前的失落自然地进入对往昔种种机遇的回想，于是又有了对因“未敢言”而机遇错失的无限追悔；在追悔中，他的心飞向了湘夫人经常出没的沅江、醴水，于是有了“荒忽兮远望”，而在远望中又升起一线希望，于是又果断地采取了“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的追寻行动；在追寻中，似有若无的希望，使他产生了“闻佳人兮召予”的幻觉，于是顺着“将腾驾兮偕逝”的假想思路，他又走进布置新房、迎娶新娘的虚拟空间，尽情地宣泄了一直积压在心头的美好理想；待感情得以宣泄，心情趋于平静，于是就有了诗作收结处湘君“聊逍遥兮容与”的旷达自处心态。这就是全诗心理活动与人物行为交互推进的大致过程。由于心理活动不受时空的局限，因而它的触角能够在眼前情景与往昔记忆之间自由穿梭，能够在现实遭遇与理想境界之间尽情往来，从而使全诗的整个意境天地，既超乎期约难遇的象外，又落于期约难遇的环中，放得开，收得住，放收自然，开合自如。

其三是以情感流动为融贯全诗的内在命脉。一般说来，诗歌意境的表层是一系列景物人事，内里是推动景物人事转换的心理活动，而与心理活动相伴并行的，则是一条起伏变化的情感流程。《湘夫人》内在情感的流动变化，大致有六个主要环节；起点是赴约不遇，眼见湘夫人降落在别处，愁情骤然而生；二是等待落空，心态失落至极，情绪十分懊恼；三是回首往事，痛感错失良机，内心追悔莫及；四是反复追寻，不见踪影，错觉连连，神志不免恍恍惚惚；五是痛极而反。恍惚中生发白日梦，理想绚烂，兴奋异常；结末是激情宣泄后心态的无奈自旷，表面暂时平静中似乎孕育着新一轮的更大冲动。这六个环节的连绵生发，是一个既起伏跌宕而又合乎情感发展规律的流程。情感是诗歌创作的动力，也是诗歌的表现内容，更是诗歌的内在结构命脉。“诗缘情”，“缘”字最得要领。

三、借景抒情的三种范例

借景抒情是中国古代诗歌最重要的抒情手段，这一传统是由《诗经》、《楚辞》奠定的。在这方面《湘夫人》提供了三种范例，很有特点，对后世影响也很大，颇值得注意。

1融情入景，以景染情

“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融情于景、以景染情的手法。首先，此句紧承上句，用的是抒情“点染法”：上句“目渺渺兮愁予”中的“愁”字，点明情感基调，下句写景，借秋风、水波、落叶来渲染、扩散、强化这一愁情。上点下染，情景浑然交融。其次，秋风、水波、落叶，取景典型，能够多方面地发生情与景的同频共振、同构共鸣：秋风阵阵，水波荡漾，好象赴约不遇之湘君的“心波”在起伏；秋风带寒，水波生凉，犹如一盆冷水浇到了匆匆赶来湘君之头上；树叶枯萎，纷纷飘落，也似乎是湘君的失落心情在不断下坠。再次，秋风荡水波，秋风扫落叶，水波漂落叶，落叶随水波，三者一体，联动生发，一切都散发着衰残、败落、流逝的哀伤情调，不正是当时湘君处境、心情的写照吗？情景交融的方式很多，触情入景、以景染情是用得最普遍的一种。“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句，常与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句一起，作为以秋景兴悲染愁的始作俑者，广受赞誉。

2．因情造景，象征寓意

“鸟和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四句，是因情造景、象征寓意。鸟不宿到树上而聚集在水草里，渔网不撒在水中而挂到树上，麋鹿不在草地上而跑进庭院里，蛟龙不潜在水底而爬到水边上，这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景象，而是假象的反常景象。是湘君在等不到湘夫人、心情越来越懊丧的情况下，对自身尴尬处境的自我比况。而反过来，这种反常景象在头脑中的出现，这种自我比况心理的发生，也充分体现出当时湘君的心情懊丧到何种程度。这样的景物描写，不是将情感融入现实景物，不是以景染情，而是通过象征、隐喻、暗示的途径来达到表现目的，特点鲜明，很有表现力，但一般只能用在某些特定情况之下。汉乐府《上邪》中的“山无陵，江水位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全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假象景象，用作誓辞，表达至死不渝的感情，效果很好，也是一个善用因情造景、象征寓意表现手法的上好例证。

3．对美好场景的极力铺陈

诗中对水中筑室、准备迎娶之虚幻景象的描述，采用了极力铺陈的方法。十四句中，一口气铺陈了荷盖，荪壁、紫坛、芳椒、桂栋、兰、辛夷楣、药房、薜荔帷、惠、白玉镇、石兰芳、芷葺、杜衡缭、百草庭、芳馨门等十七八种最美好的事物，工笔细描，五彩缤纷，想象丰富，语言华丽，洋溢着对真挚爱情和美满理想的无限向往之情。这绚烂幻境从期约难遇的失落心态中生发出来，看似突兀，实则必然。愈是本该得到的东西而骤然失掉，就愈是觉得失掉的东西更加美好。理想的挫折会造成精神痛苦，但精神的痛苦也会促使你更加执着的向着理想追求。现实中难以得到则寄托于想象，而想象则能够把原想得到的东西幻化得更加美妙。这就是情感的逻辑，心灵的辩证法。铺陈是赋体文本常用的方法，又强化与渲染功能。因篇幅所限，抒情诗歌运用较少。《湘夫人》中用以张扬虚幻而浪漫的理想境界，适得其所，恰到好处。

译文

湘夫人降落在北洲之上，极目远眺啊使我惆怅。

树木轻摇啊秋风初凉，洞庭起波啊树叶落降。

踩着白啊纵目四望，与佳人相约啊在今天晚上。

鸟儿为什么聚集在水草之处？鱼网为什么挂结在树梢之上？

沅水芷草绿啊澧水兰花香，思念湘夫人啊却不敢明讲。

神思恍惚啊望着远方，只见江水啊缓缓流淌。

麋鹿为什么在庭院里觅食？蛟龙为什么在水边游荡？

清晨我打马在江畔奔驰，傍晚我渡到江水西旁。

我听说湘夫人啊在召唤着我，我将驾车啊与她同往。

我要把房屋啊建筑在水中央，还要把荷叶啊盖在屋顶上。

荪草装点墙壁啊紫贝铺砌庭坛，四壁撒满香椒啊用来装饰厅堂。

桂木作栋梁啊木兰为桁椽，辛夷装门楣啊白芷饰卧房。

编织薜荔啊做成帷幕，析开蕙草做的幔帐也已支张。

用白玉啊做成镇席，各处陈设石兰啊一片芳香。

在荷屋上覆盖芷草，用杜衡缠绕四方。

汇集各种花草啊布满庭院，建造芬芳馥郁的门廊。

九嶷山的众神都来欢迎湘夫人，他们簇簇拥拥的象云一样。

我把那衣袖抛到江中去，我把那单衣扔到澧水旁。

我在小洲上啊采摘着杜若，将用来馈赠给远方的姑娘。

美好的时光啊不可多得，我姑且悠闲自得地徘徊游逛。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沈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战国时候有龙阳君 什么的 红楼梦里也有男风，中国古代什么断袖什么的是很正常的

　　这个问题民国的时候曾经有考证。

　　历史就是历史，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待历史。

　　首先声明,发此文并无对屈原的任何不敬之意

　　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在当时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孙次舟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同情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闻一多进一步阐明了此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象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屈原的故事由于记载的间断而有失真实，但根据有限的史料还是不难构筑其生平。他盛年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深得楚怀王的宠信，除了任官三闾大夫以侍奉内庭外，还被委以外交重任。后来由于列靳尚之流争宠于楚怀王，中伤屈原。屈原清高的人品使他难以随波逐流，以致哀怨难平，愤而投入汨罗江。　　屈原的作品是其情怀的最好写照，请看他在《抽思》中的表露：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

　　诗人与怀王以身相托，两情相怡，与后来女词人朱淑真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表达同出一辙。然而，怀王的移情使诗人哀伤不已：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

　　灵修是古时女子对恋人的专称，屈原以此称呼楚怀王，同性间之爱情已一目了然。“浩荡”其爱在今日看来就是指有多个性夥伴，再贤明的大臣也会认为国君如此乃是天经地义，屈原更没有理由对怀王的“滥交”感到愤愤不平。宫中之女并无政治权力，应该说与屈原不会有政治上的利害冲突，但她们嫉妒诗人的美貌，为争宠于楚怀王而不惜对诗人造谣中伤，可见屈原与怀王之间并非一般的君臣关系，而是带有性爱的成份。待到屈原后来创作《离骚》时，盛年已过，色衰而爱弛。

　　泊余若将弗及兮，恐年岁之不我与。朝搴仳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湮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这里是诗人对昔日风华的怀念与对青春逝去的哀叹。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屈原怨怀王移情别恋，其无奈之感与梅妃怨唐明皇别情杨贵妃一般。京剧大师程砚秋演《梅妃》，唱词有“初不信水东流君王他薄幸，到如今方知道别处里恩新”，言辞虽异，表达的却是同种哀怨。虽然怀王能“浩荡”其爱而无所顾忌，屈原对怀王的感情却一往情深：

　　阖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诗人仍是情深意笃，但一厢忠贞却无以抒发，而清高的个性又使他不屑卷入争风吃醋、尔虞我诈的宫帏之角，终于受到排挤和放逐，以致积郁难平，投江而死，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而凄美的一页。

　　屈原作为男宠与文学弄臣的史实至今鲜为人知，即使这份披露也会超出许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但理想化的屈原本来就是人为地雕凿起来的。去掉这些粉饰，真正的屈原仍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历史人物，更毋宁提他在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可以说，如果他没有经历爱情上的重大挫折，那么《离骚》又会从何而来呢？比如很多学者认为屈原的学生宋玉把楚辞体推向了颠峰，但这只是从创作形式上作比较。宋玉养尊处优，其作品曲尽幽意，虽是玲珑剔透，令人玩赏不已，但华丽之余却是清劲深远不足，在气势上还是比不得其师屈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