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最有禅意的一首诗《赠东林总长老》。
《赠东林总长老》的作者是宋代的苏轼,全诗为: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这是东坡居士表现自己对禅的颖悟的一首悟道偈,东林总长老即东林常总,世誉称马祖再来,首二句表现诗人对佛性禅理的透悟,尾二句表现自己对法门圣境奥妙无穷的证悟,溪声与山色,其清澈明丽,无非是纯净无垢的佛性禅心的妙现。
那溪光山影,在迷离的夜色中,在觉者的心目中,简直就是在颂唱着玄妙无际的八万四千法门,其博大精深,欢畅愉悦,我怎样才能向他人表白呢,说什么举拟他人,这分明是透达禅境的东坡居士的一句反问。
因为禅宗是主张不立文字的,故禅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自证,不可他求,即所谓言无展事,语不投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
苏轼的介绍: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人,宋仁宗嘉祐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岁月中,古人用自己的智慧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文化宝藏,其中便包括了诗词文化。
诗词文化最为兴盛繁荣的年代是唐宋时期,在这段岁月中,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的优秀人物,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后世的我们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而在这些人之中,苏轼必定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苏轼,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为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进入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但是可惜的是,后来苏轼却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之后,苏轼又获得重用,但是在晚年之时又被贬,到了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但是途中却于常州病逝。
由此不难看出,其实苏轼的一生并不顺利,至少是跌宕起伏的。但是苏轼是个豁达之人,他会感慨自己的怀才不遇,也会抒发自己的愤懑,但是更多的时候,他都会和朋友一同玩耍,从而发现生活中有趣的事情,缓解自己的心境。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苏轼的一生之中,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并且还有诗词作为证据,比如《口占绝句》便是其中之一。
《口占绝句》道潜寄语东山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对于在这首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寄语东山那位窈窕的姑娘,总喜欢用幽梦去烦恼襄王。
禅心早已化作沾泥的杨絮,不会再随着春风上下颠狂。
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用这首诗表达了自己心如止水的状态,他已然不可能再有爱情了。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在熙宁十年(1077)至元丰二年(1079)之时,苏轼担任徐州太守,而他好朋友道潜曾由杭州前往探访。
道潜,本名昙潜,号参寥子,赐号妙总大师。 俗姓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续骫骳说》)。道潜很小的时候便出家为僧,擅长写文章,尤其喜欢写诗。 道潜与苏轼、秦观关系很好,相互之间经常有诗作唱和。 宋哲宗绍圣间,苏轼被贬海南,道潜也因诗获罪,被责令还俗。
好朋友来了,苏轼自然应当盛情款待,为其接风。而在宴席之上,一个年轻貌美的艺妓对道潜倾心不已,于是向其求诗。苏轼见状,不断怂恿对方向道潜表白。在苏轼的鼓励下,艺妓也有了信心,不断地用言语挑逗撩拨道潜。道潜在忍无可忍之下,即兴吟出这首诗。
由此不难看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苏轼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是个会起哄,会和朋友玩闹的人,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著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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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生平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苏轼的三任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
苏东坡的绝命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写诗的时间是它死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后的即兴之作。
苏轼轶闻
1,苏轼“欺”师
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大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但对上文拿捏不准。在苏轼拜见他时,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苏轼笑答:“想当然耳。”
实际上,上面典故出自《礼记》,发生在周公身上,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可见功力非凡。
2,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3,苏轼退房
苏轼晚年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肖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这年七月,他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
杨万里(1127~1206) 南宋诗人。字廷秀。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继而调任永州零陵(今属湖南)县丞。此时南宋名将张浚谪居永州,勉杨万里以"正心诚意"之学,因此他自名书室为"诚斋",世称诚斋先生。
生平 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张浚重新起用,杨万里被荐为临安教授,以父丧未能赴任。服丧期满,改知隆兴府奉新(今属江西)县。在任时禁吏胥贪赃,甚得民心。乾道六年(1170),上《千虑策》三十道,陈述关于"君道"、"国势"、"治原"、"人才"、"刑法"、"民政"等重大问题的意见,受到宰相陈俊卿、虞允文的重视,征召为国子博士。次年,侍讲张□(张浚之子)因反对任命外戚张说而谪守袁州,杨万里抗疏挽留,又致书虞允文,劝他主持公道。虽然张□仍被贬谪,但杨万里的言行,却受到公论的赞许。屡迁至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外出任漳州知州,不久改知常州。淳熙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监,升任广东提点刑狱。淳熙九年,因母丧去职。十一年服满返杭,任吏部员外郎,升郎中。次年,因地震应诏上书,劝告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治舰扼险",以"足国裕民"。十三年,迁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向宰相王淮推荐朱熹、袁枢等16位人才。后迁秘书少监。高宗卒,万里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触怒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 安)。
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即位,杨万里被召入朝,任秘书监。年底,金谴使来贺正旦,万里奉派为接伴使,此行途中,题咏颇多。绍熙元年(1190),外出任江东转运副使。这时朝议欲以铁钱行于江南诸郡,他上疏反对,并拒不奉诏,因此触怒时相,改任赣州知州。万里不去赴任,请求还乡。此后闲居乡里长达15年之久。宁宗即位后,屡次召他入朝任职,都坚辞不就。开禧二年(1206)卒于家中。临终前索笔写下了"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的遗言,和陆游的《示儿》诗体现了同样深沉的忧国感情。
诗歌创作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作今存4200余首,其中有不少作品内容比较充实。从他的第一部诗集《江湖集》开始,便写下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的作品。如《读罪己诏》,对孝宗因抗金受挫而中途改变策略提出忠告;《道逢王元龟阁学》,对□党得势、忠良被逐表示愤慨;《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对爱国名臣张浚抱恨以殁深表痛惜。淳熙十六年冬奉命迎接金使,北渡江淮,忧愧悲愤,发而为诗,有著名的《初入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淮河流域,原为宋朝版图,如今淮河成了宋金疆界,中流以北,即是天涯,南北人民,失去了往来的自由。诗人抚今追昔,百感丛集,即景抒怀,比兴互陈,达到了他所追求的"诗已尽而味方永"(《诚斋诗话》)的艺术境界。此外,象《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的"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前";《雪霁晓登金山》的"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以及《舟过扬子桥远望》、《过扬子江》、《雨作抵暮复晴》等诗篇,同样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
杨万里还写了一些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诗,如《竹枝歌》7首写舟人纤夫雨夜行船:"幸自通宵暖更晴,何劳细雨送残更?知侬笠漏芒鞋破,须遣拖泥带水行!"对辛苦劳役的下层人民表示关切。《圩丁词十解》是他路过当涂看到圩丁筑堤而写的,目的在于"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诗中以赞赏的态度描绘了水利工程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插秧歌》则描写了农民在雨中紧张劳动情景。象"荒山半寸无遗土,田父何曾一饱来"(《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未送太仓新玉粒,敢先云子滑流匙"(《至后入城道中杂兴》)以及《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农民的遭遇深表同情。
杨万里诗歌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比较有特色。他的诗初学江西诗派,《江湖集》自序说:"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年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他的第二部诗集《荆溪集》自序中说他初学江西,又学陈师道的五律、王安石的七绝,后来还学过晚唐诗,直到51岁时,才"忽若有悟"。跳出步人后尘的路子,自辟蹊径,面向大自然寻找诗意:"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他在《跋徐恭仲省□近诗》中写道:"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由师法前人到自筑诗坛,由在书本中寻诗到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发现写诗的材料,使杨万里的诗终于摆脱了江西诗派脱离生活、摹拟古人,只在字句韵律上着意锻造的风气,形成了独具特色、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诚斋体"。
诚斋体的形成,与杨万里所提倡的"活法"有关。"活法"原是《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吕本中提出的,意在"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杨万里的"活法"也包含这个意思,但立足点则是师法自然。他的诗友张□说:"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跳腾踔厉,追摄造化,善于捕捉稍纵即逝、转瞬即改的自然情趣,并用生动、活泼而又富有变化的语言表现出来,这就是杨万里的"活法"。
与此相应,诚斋体的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巧妙地摄取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动态。如《晓行望云山》:"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突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过宝应县新开湖》:"天上云烟压水来,湖中波浪打云回。中间不是平林树,水色天容拆不开。"都写得新颖、活泼,很有情趣。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景物的"活"来表现意趣的"活"。如《过松源晨炊漆公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这类诗大都想象丰富、奇特,景物活,意趣活,表现手法也同样活,一笔一转,一转一境,令人目不暇接。
诚斋体的另一特点是幽默诙谐。大自然的一切,大而日月山川,小而蜂蝶花木,无不收拾入诗,并且涉笔便有谐趣,以至姜夔有"处处山川怕见君"的戏语。《嘲蜂》、《嘲蜻蜓》、《嘲稚子》、《嘲星月》、《戏笔》等,都富有幽默感。有些诗,还能于诙谐中寓讽刺之意和激愤之情,如《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篙师只管信船流,不作前滩水石谋。却被惊湍旋三转,倒将船尾作船头。"至于《嘲淮风》:"不去扫清天北雾,只来卷起浪头山!"《观蚁》:"微躯所馔能多少?一猎归来满后车!"嘲讽之意,更灼然可见。
语言平易浅近,自然活泼,适当选择、熔炼俗谚口语入诗,这是"诚斋体"的又一特点。这比起江西派的搜僻典、用生词、押险韵、造拗句,显然是一种大胆的解放。《竹枝歌序》称隐括纤夫舟人"吟讴啸谑"而为歌,可见他对民歌的语言形式也有所吸收。如《檄风伯》中写与风神相戏:"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端能为我霁威否?岸柳掉头荻摇手!"很能体现诚斋体的各项特点。
杨万里在当时与陆游、范成大等齐名,在南宋诗坛声誉甚高,并且得到北方金代一些诗人的推许(刘祁《归潜志》卷八)。但杨万里诗歌在内容上比陆、范要逊色一些:其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沉痛,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赶不上范成大的深刻,数量上也少得多。采用"活法"无微不至地"斧藻江山,追逐风月",这是杨万里的主要成就所在。"诚斋体"在造意、选材和风格上虽有独创性,但由于题材的琐屑细小,以致境界不甚开阔,加之他有时过分追求趣味性、"信手"、"走笔",致使一些诗作缺乏必要的艺术概括,草率成章;语言有时也不经选择,随便运用,以致后人有"佻巧"、"油滑"之讥。他的七言绝句对南宋中后期的江湖派诗人及清代的郭□等人影响较大。
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主要见于《诚斋诗话》及一些序文中。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称诗是"矫天下之具"(《诗论》),并认为诗歌应该是有为而作,起到某种扬善讽恶的作用,不能无病呻吟。在表现方法上,他重视委婉含蓄,尚"意"重"味"。他所说的诗"味",既继承了司空图"韵味"说的特点,但又受到江西诗派诗论的一些影响,求"味"而不离"形"、"法"。当然,杨万里讲的"法"主要是"活法",他崇尚独创,反对死守规则的"舍风味而论形似"的模拟之风。因此,杨万里与江西诗派诸人不同,他大力提倡晚唐诗风,追求 "晚唐异味"。在评论前人时,他也能脱离时人偏见,既推崇杜甫、黄庭坚,也称赞李白、苏轼。其《江西宗派诗序》云:"今夫四家者流,以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比喻佳妙,常为后人引用。《诚斋诗话》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
词与辞赋 《历代诗余·词话》引《续清言》语,称杨万里"不特诗有别才,即词亦有奇致"。其词作今存15首。其中如〔昭君怨〕《赋松上鸥》:"偶听松梢扑鹿,知是沙鸥来宿。稚子莫喧哗,恐惊他!俄顷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我已乞归休',报沙鸥。"词风活泼清新,饶有趣味,和他的诗风很相似。
杨万里的辞赋也比较有特色。如《浯溪赋》以剥藓读元结的《中兴颂》碑为引子,借唐玄宗、肃宗父子的往事讽谕时事,对宋徽宗、高宗父子进行了批评,时人争相传诵,与范成大《馆娃宫赋》齐名。《海□赋》写宋军以海□船大破金兵于采石矶的战役,也具有现实意义。这类赋和欧阳修、苏轼的作品一样,摆脱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齐梁骈俪风气,以散势行韵文,韵脚多在虚词之前,读起来一气贯串,流利自然。
杨万里还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20卷。他解释《易》的观点与程颐相近。因爱引用历史事件来证实《易》经,曾为后世经学家非议。但纪昀等人仍认为《诚斋易传》有"不可磨灭"处(《四库全书总目》)。
所著《诚斋集》 133卷(包括《江湖集》、《荆溪集》等10种诗集及其他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影印宋钞本。又有《杨文节公诗集》42卷,清乾隆年间杨云采据明本校刻。《诚斋易传》20卷,以曝书亭影宋本为佳。《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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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坛四大家的资料
北宋文坛四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 。
欧阳修:(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多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言事,得罪宰相被贬,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被降知夷陵县。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五年,杜衍、范促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疏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 人。是北宋时诗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讥讽朝政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哲宗嗣位,召至京师,任中枢舍人。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知杭州。后又因晰宗亲政启用新党,苏轼又被一贬再贬,之贬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当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高宗朝,赐太师,谥文忠。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人。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北宋书法四大家
1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嘉祜二年(1057)进土。他学识渊博,文、诗、词、书、画皆有极高造诣,是后人最喜爱的文学艺术家和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苏轼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文入画的倡导者,也是北宋书法的代表人物之一。
苏轼因元祜党人案受牵连,不仅《宣和书谱》等对他没有记载,而且书法作品也被大量毁去。世传苏轼书法真迹有近30件,早中期作品以《治平帖》为最,帖后有明文徵明跋,考为其30余岁所作。至中期,名作较多,如楷书《前赤壁赋》和《祭黄几道文》;行书《杜甫桤木诗》、《黄州寒食诗》和《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等都是中期的代表作。苏轼的楷书极少,从《前赤壁赋》和《祭黄几道文》二作可以看出,书作与严谨的唐楷大相径庭,不仅字形多欹侧而向左倾斜,且笔法自然不拘、多带行书意。有人说他的书法,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黄庭坚为之辩白,说这是以“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来看待苏书。也就是说,苏轼并不强调书法的严谨法度,即便楷书也是如此。从墨迹上看,苏书并非“卧笔”,不过是执笔稍偏下,依然运笔中锋,故有笔圆韵胜之姿。他的行书,更是随行大小,肉丰骨劲,拙中藏巧,兼有颜真卿、杨凝式二家长处。
苏轼晚年作品相对较少,以《答谢民师帖》、《渡海帖》、《江上帖》等最知名。其中《答谢民师》是给谢举廉的手札,前部已缺损,文载入《东坡集》,是苏轼表白个人文学创作见解的一篇重要文章,书法老劲,不似《黄州寒食诗》那样变幻多端。清代顾文彬跋中引用前人书评“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来称赞此帖书法之妙。苏轼不计较书法的工拙、丑妍的得失,在学术的创作上取得了最大的自由,因而成为北宋的书法大家。
2黄庭坚
黄庭坚(1045 ~ 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 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四年( 1067 )进士。出自苏轼门下而与轼齐名,世称"苏黄"。与秦观 、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诗,存诗约 1600 首,其中不少 反映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知名的有《流民叹》、《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等。 更多的是写景抒怀、赠答题识之作,这类诗最能体现黄庭坚的艺术特色,如《题竹石牧牛》、《次韵子瞻寄眉山王宣义》、《登快阁》、《寄黄几复》、《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清明》等,都能给人以美感享受,历来为人赞赏。黄庭坚诗讲究锻字炼句,力求翻新出奇,形成瘦硬峭拔的风格。黄庭坚词今存180余首,多写恋情。 黄庭坚书法以行书、草书见长,风格有类其诗,以侧险取势,瘦硬奇倔。与苏轼、蔡襄、 米芾并称书法"宋四家"。
3米芾
米芾(1050-1107),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北宋著名大书画家,鉴藏家。
祖籍太原,后迁居襄阳,人称“米襄阳”。宣和年间为徽宗赵佶召为书画学博士。
米芾能诗擅文,书画尤具功力。篆、隶、行、草、楷各体皆能,行草造诣尤高。芾自云学过各家各派,但从其作品观之,得王献之、释智永二家最多。其书淋漓痛快,隽雅奇变,晚年书艺更达至炉火纯青之境。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
米芾著有《书史》、《画史》、《海岳名言》等,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
米芾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而翰札小品尤多。
苏轼称米芾书法“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黄山谷称米芾书法:“如快剑(石斤)阵,强弩射千里,所挡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同为“宋四家”的苏轼、黄山谷对米芾有如此高的评价,可谓推崇备至了。
《宋史》称米芾书法:“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宣和书谱》则说:“书学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镏,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自谓‘善书者只一笔,我独有四面’。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
4蔡襄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北宋书法家,“宋四大家”之一,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莆(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构字收放合度,得心应手,极尽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尽现妍丽遒劲之态。
蔡襄为人正直,字识渊博,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 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曰:“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 官方《宋 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宋仁宗曾诏令他书写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和迩英阁御撰碑文。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 ,所以传世作品较少。蔡襄书法墨迹多为尺牍诗翰。传世墨迹有《谢赐御书诗》,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 “忘归石、”“国师岩” 等珍品。
蔡襄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 。前人在评论蔡襄书法时,都认为它“形似晋唐”,如元倪云林曾跋云:“蔡公书法有六朝、唐人风,粹然如琢玉。”他的行书《澄心堂纸尺犊》可看作是蔡襄传世墨迹中最典型、最蹈循晋唐故土的代表作品。此作秀妍恬淡,颇具晋唐人的韵致。全文以行楷写成,结构端正略扁,字距行宽紧合适,一笔一划都甚富体态,工致而雍容。信札署有「癸卯」(1063)年款,蔡襄时年五十二岁,正是他晚年崇尚端重书风的代表之作。
楷书入宋以后,蔡襄应是宋代楷书的第一人。《昼锦堂记》是蔡襄大字楷书的代表作品。它汲取颜书笔意成之,严谨遒劲、方圆兼备,颇有颜楷宽博大度的风神。此作乃蔡襄为当朝重臣韩琦所书。为了表示对韩琦的敬重,蔡襄在创作过程中别出心裁,每字单独写上几十遍,择其最佳者进行拼合,故《昼锦堂记》又号“百衲碑”。把一幅完整的作品拆开来写,无论字间的呼应,还是章法的贯气都会受到破坏,因之《昼锦堂记》是得失参半的——单个字是完美的,整体的排布上却存有顾盼失神之弊。
蔡襄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明季徐青藤尝评蔡襄书云:“蔡襄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净而匀,乃其所长。”点出了蔡襄书法的优劣长短。蔡襄固然不是一个崭新风格型的大师,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承前启后,为后世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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