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没有被冤枉的古诗 不算6月飞霜的

　　咏怀堂诗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在南京作记者。记者生涯是忙碌杂乱的，不过有时也有难得的空闲。一天下午在城里闲走，晃到了清凉山脚下的龙蟠里。有名的国学图书馆就在这里。走进去看时，只见“逃难”归来的大批藏书，都一叠叠用麻绳捆起，堆在地上，还没有上架。馆长柳翼谋老先生和一些馆员正在忙着整理。他给我看了许多宋元旧本，顾校黄跋，告诉了我八年抗战中间这许多善本辗转舟车、流离颠沛的故事。后来我向他打听丁氏八千卷楼旧藏的阮大<SPS=1764>《咏怀堂诗集》，柳先生叹息着说，馆藏旧书中，宋元本缺佚倒很少，但明本却损失严重。这阮髯的诗集已经不知下落了。就连馆中新印的本子也已被人偷出去当作还魂纸卖掉，没有多余的可供出售了。
　　我当时住在离秦淮不远的地方，每次经过总免不了要想起《桃花扇》的故事；后来还在城南偶然发现了一条“库司坊”的小巷，据说就是当年曾被老百姓呼为“裤子裆”的阮大<SPS=1764>的故居所在。那么， 咏怀堂的故址应该也在这里了。因此想找一部阮胡子的诗集看看。这个愿望，在六年之后无意中实现了。我在上海买到了阮诗三集。
　　这是徐乃昌的旧藏本。计《咏怀堂诗集》四卷；《外集》甲乙部：《丙子诗》二卷。都是崇祯中原刻。《诗集》前有扉叶，题“吴门毛恒所梓行”。叶灿序第一页版心下有“白下毛升梓”五字，与《外集》版式如一，当系同时所刻，时在祟祯八年乙亥(一六三五年)。《丙子诗》是十年丁丑(一六三七年)刻，“自序”说，“其称诗，遂自崇祯乙亥后，系曰《咏怀堂某年诗》，而后仿此焉。”《丙子诗》后尚有《戊寅诗》(只下卷)、《辛巳诗》各二卷，有新排印本。
　　奇怪的是我得到的《丙子诗》二卷也是八千卷楼的旧物，卷前有“钱载”、“箨石”二印；“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印；“翁同<SPS=2323>观”印。此本没有随楼书一起运往南京，我估计是被人抽下作为“礼品”送给翁常熟的。图书馆排印所据则是丁氏旧藏的另一残本，只存卷上；后来又据丁初我的传抄本下卷补印，作为补遗。丁初我是常熟人，他的传抄本根据的大抵就是此本。
　　现存的阮大<SPS=1764>诗，还有一种《和箫集》，二十年前在宁波发现，是明刻白棉纸印本。《外集》乙部有“别退思”诗，诗后小注说“和箫予寓黄诗稿，为退思所题”。看来这个集子刻成尚早于诗集四卷。《丙子诗》卷前属“齐安退思杜祝进较”，就是此人。
　　三十多年前在龙蟠里，只匆匆将《咏怀堂诗》的新印本翻了一下，记下了几联断句和卷前影印的名人评语，回来写了一篇《金陵杂记》。因为文中引了无想居士(王伯沆)的话，“乃知小人无不多才也。”曾招来过一通斥责。二十多年以后听到《和箫集》发现的消息，又曾设法去买下或传抄。这次的后果更为严重了。终于被揭发、认定为对一个历史上的大坏蛋寄予了爱慕与同情。可见三十年来，人们的意见其实并无多少变化。当某人被判定为坏种之后，他的著作，言行……就不必也不许再去深究，只要记住贴在他头上的标签就好了。这是很方便的办法，又能避免由于读了坏种的诗文自己也会随之变坏的危险。似乎也正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老脾气。不过我看办法并不高明，采取了这种对策，坏种并不会少下去，而且还会多起来。老花样会不断照样搬用，连改头换面的手脚都可以省掉。人们只能在重新吃了一通苦头之后，最后省悟身边又出现了新的、其实是和陈年旧货并无明显区别的“新坏种”。
　　为什么会经常不断地出现这样的悲剧，我想可能就为了人们激于义愤或别的什么原因，把历来一切坏种的著作和言行录都毁弃、封存，不再过问，终于淡忘，没有吸取必要教训的原故。
　　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这道理是大家都承认的。把坏种统统赶下舞台，或只留下几个贴着标签并无血肉的对立面，这有利于剧情的展开、结束，是无疑的。但这样一来，正面人物就无论如何也演不成戏，即使勉强演出也不是戏了。这个简单的、明白无误的道理，十分遗憾，恰恰正是人们多年来争论不休的。
　　鲁迅先生晚年手订文集，总要写一篇“后记”，有时这后记还是颇长的。好象当年就曾有人讥笑过，鲁迅的编印文集其实不过是为了一条尾巴。可见这办法一实行就立即为论敌所注意并引起了痛恨。鲁迅的“后记”就是着重介绍评论所及的事件、人物的言行和社会背景，“立此存照”，并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作意的。今天看来，这办法的好处是显然的，它免去了后来的研究者许多考订与争论，也堵死了恶意曲解、诬蔑的途径。试想，如果看不到这些反面材料，那么“两间余一卒”的，鲁迅，不就和唐·吉诃德有些相象了么？
　　这就是我一向主张不可忽视反面教材收集的理由。
　　细想一下，“小人无不多才”这话是确有语病的。因为这并不是事实。应该更正为凡是不平常的坏种，总有一定作恶的本领与能量，没有这条件，就不可能闯出大大的乱子来。也许这里所说的“才”，只是指文采而言。那么这种例子历史上也很不少。唐诗人中的沈<SPS=0022>期、宋之问；宋代的孙觌、方回；明代的严嵩、赵文华就都是好例。每逢社会发生疾遽变革的时代，这种“才子”往往就较多地出现，因为这时考验往往是更为严酷的。
　　方虚谷(回)的选本《奎瀛律髓》是很有名的，不过并不高明。这是一部作律诗的教科书，评选的方法则是恶俗的、教条主义的。首先，他认为诗人和别的人才一样，可以用某种机械的方法培养出来，这就是荒谬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方回曾写过一些好诗。大抵也因为名声太臭了，方回的诗集一直只有极少的抄本流传。我第一次接触此公的作品，是在抗战中间的重庆。那时学校有一些存书，受了水湿，在运动场上摊开了吹风。这中间有一大批商务印书馆版的《四库珍本》，其中就有方回的《桐江续集》。在那下不完秋雨的长江边上，读了“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真是使人不易忘记。后来读周密的《癸辛杂识》，才进一步得知这位“诗人”的真面目，
　　“方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似道)，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SPS=0036>，虑祸及己，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遂得知严州，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践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别集》上)

　　真是没有法子想。方回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羞耻概念的奴才。这事实不可能有任何争议。阮大<SPS=1764>饱读诗书，大概也熟知并佩服方回的手段，在数百年后几乎全同的时会依前法照办不误了，还有了新的发展。也确是没有争议的事实。看来这里似乎也是有着一种传统的，正如韩愈所说的“道统”一般，传来传去，连绵不绝，是否这以后就“无传焉”了呢？实在也难说得很。
　　陈寅恪的遗作《柳如是别传》中曾有一节论及阮大铖，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阮)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寅恪先生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他承认阮大铖是坏种，但却欣赏他的才能。同时还提出东林人物在南明一局中的斗争策略问题，叹息他们没有采取正确的统战政策，给阮胡子留一条改过自新之路。贤如黄梨洲也未能突破当时清议的局限，给了阮大铖以过分的斥责。这些意见，其实也并不新鲜，寅恪先生又曾引及并认为“颇为公允”的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的话，就代表了当时清流人物中的另一种看法。夏存古说：
　　“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SPS=0844>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
　　照夏完淳的说法，连阮大铖的党于崔魏，也是冤枉的了。阮大铖虽然以魏党余孽，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废置不用，在安徽故乡和南京一带闲住，但从他的诗集中看，交往之中也颇有东林中的人物，有些还是抗敌殉难的名臣与未来的遗民义士。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杜<SPS=0713>、方文、王思任、葛一龙、茅元仪、杨补、纪映锺、顾与治……都是曾与游宴倡和的诗友。他们中间，就颇有发出同情阮大铖言论的人物。如以发表宣言痛斥马士英有名的王思任，就说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SPS=2246>，渭泾倒置，遂放意归田，白眼寄傲。只于桃花扇影之下，顾曲辩挝。”(《春灯谜》序)这甚至是说魏阉一案也“渭泾倒置”了。张宗子(岱)是《石匮书》的作者，是对晚明政局党争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自己见解的史家。他的《与李砚翁》一书，鲁迅曾经引用过。张岱主张具体分析，不能把东林说得毫无缺点，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鲁迅指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题未定>草》)这是直到今天，也还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见解。张宗子也是阮大铖的朋友，曾称赞过“阮圆海之灵奇”的。《咏怀堂戊寅诗》有“张宗子吕吉士姚简叔嵇仲举入山相访”诗，张岱《<SPS=0257><SPS=0263>文集》稿本也有《阮圆海祖堂留宿》诗，这是崇祯九年阮大<SPS=1764>避居南京城外的祖堂山时，宗子往访彼此投赠之作。张岱的诗是：
　　牛首同天姥，生平梦寐深。山穷忽出寺，路断复穿林。得意难为画，移情何必琴。高贤一榻在，鸡黍故人心。
　　剧谈中夜渴，瀹茗试松萝。泉汲虎跑井，书雠豕渡河。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边警终紫虑，尊前费揣摩。
　　阮诗中也有“亦有同心侣，遥遥问薜萝”、“我法尊龙性，时情忌凤歌”之句，可以约略知道他们在献花岩畔夜谈的内容，他们谈到了政局斗争，而张宗子的同情是在阮大<SPS=1764>这一边的。张、王(思任)都是越人，他们的意见可以部分反映浙党的政治见解。
　　称赞阮大铖诗的人是不少的。寅恪先生的父亲、名诗人陈散原在《咏怀堂诗集》书衣上写下的评语是“芳<SPS=1376>深徽，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丙辰(一九一六)惊蛰，散原。”章太炎的评语是“大<SPS=1764>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SPS=1764>者少矣。潘岳宋之问险<SPS=1628>不后于大<SPS=1764>，其诗至今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戊辰(一九二六)孟春，太炎。”胡先<SPS=1916>在长跋中甚至称之为“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这些评论主要都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而且一致提出了“不以人废言”的意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分卷>的拟目里也列入了阮大<SPS=1764>的名字，不过是列入“清传奇杂剧作家”，没有注意到他的诗。
　　《咏怀堂诗》的风貌也确是与王孟储韦相近，阮大<SPS=1764>自己也时时道出了他对陶谢的崇敬。奇怪的是，此外他还佩服着一个谢翱羽。有的评论说他的成就高出严分宜，也应是事实。其实严嵩诗学的功力又何尝低于大<SPS=1764>，不过他们的处境是不同的。一个是盘据政府几十年的权相；一个则是十七年(崇祯一朝)窜身草莽。这样他们虽然同样披着一件悠闲澹远的外衣，但面目到底不一样。内心委曲是很难掩盖的，即使有绝大的本领也困难。
　　《咏怀堂诗外集》乙部有十四首“还山诗”，作于天启甲子。“还山”就是“归隐”，这是几千年来士大夫十分锺爱的题目。他们都熟练地掌握了祖传的两套本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应付“穷”、“达”两种不同处境。认真考虑一下，就会明白这似乎是矛盾着的两面其实不过是相辅相成的手段，目的却只有一个。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归隐”，其实不过是避风头，是为出山作准备。历史上大约是有真正的隐士的吧，不过并不多。写这样的“还山诗”，照例还可以发一点小小的牢骚，如“不才明主弃”之类，但文章的结穴总要声述自己对皇帝恩情的感激，好象皇帝一直是死活拉住不放要他帮忙似的，现在终于放手了，使“遂初之愿”终于得到满足，又哪能不感激。这是这类诗的一般规格，是完全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的。
　　阮大<SPS=1764>苦心经营写下的这十四首诗，确是文彩斐然，不愧佳作。太炎说他最长五古，律诗少逊，七言尤次。这十四首全是七言律，却写得着实不差。象“拂袖行吟归去来，草堂猿鹤莫相猜。云霄自愧无修翮，雨露谁为弃不材。”“十年小草溷风尘，五斗于人太苦辛。削木为鸢应是幻，以蕉覆鹿定何真。”“腐草为萤难自照，长霄与鸟幸高飞，人生岂必皆朱<SPS=1389>，下泽乌犍策亦肥。”这些句子，确是深合还山诗的要求的。虽有怨气，但却不多。又如“星占处士山中卧，影弄婴儿世上名。但使榆关销战斗，何妨花坞有深耕。”就是在说，虽已解组归来，也还惦记着东方的边患，立意也是极好的。不过要想完全掩却胸中的心事，到底不容易。“圣世何尝分蜀洛，野心长此托巢由。”“宦海惊涛迷象马，名场孤注夺枭卢。”“任有网罗及鸿渚，谁将柯斧指龟山。”这些，就并不隐讳地揭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和“还山”的真正原因。阮大<SPS=1764>万历丙辰科中会试，不久居忧还里。同乡左光斗是一位谠直敢言的御史，一直是大<SPS=1764>倚以自重的朋友，也是他接近东林的关系人。天启甲子，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SPS=1764>来京递补。但因东林人物意见不一而未能如愿。这时阮大<SPS=1764>立即转而投靠魏忠贤，终于达到了目的。但只一月，就告归“还山”了。这是他背叛东林投奔阉党的开始。
　　明白了这背景，再来读“还山诗”时就可以领会得另一番滋味。他“还山”之时，曾对亲近的朋友咬牙切齿地说，“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果然，第二年左光斗就和高攀龙、杨涟等一起下狱论死了。他们都是反对大<SPS=1764>出任吏科都给事中的。
　　阮大<SPS=1764>这时又回到北京任太常少卿。但几个月以后，又自请“还山”了。这回告退的原因是看出魏忠贤的日子不长了。他每次到忠贤那里去献殷勤，总要用“重赂”向门房买回名刺。这样后来追查阉党余孽时，并抓不到他任何白纸黑字的把柄，这一手实在“高明”，是古今同类“英雄”万万不及的。
　　崇祯改元，大<SPS=1764>在家里准备了两本奏章。一通专劾崔、魏；另一通则分前后两个阶段指出东林、阉党各有应负的政治责任，一并送到北京杨维垣处，请他看准气候选一本上奏。这一手也是新鲜的创造，为前史所未有。大<SPS=1764>以光禄卿三上京华，大约也只几个月，又被劾罢官。第二年定了“逆案”，十七年中一直不得翻身。
　　十七年中，阮大<SPS=1764>先是住在故乡安徽，后来农民起义军打了过来，就逃往南京。游山玩水，作诗，娶妾，拍曲，演戏，同和尚相与，集子里留下的是晚明士绅“风雅”生活的写照。来往得最多的是会试同年此刻丢了官在金陵闲住的马士英，此外还有许多名士，贵官。阮大<SPS=1764>在诗里有不少“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一类的句子，说明他念念不忘以“边才”起用。当时边患、“内乱”如火燎原，许多人都以此“起废”了，这就是他忽然热中于谈兵说剑的真正原因。“丙子诗”下有“岁晏柬南高同卿”诗：
　　离居何必赋招魂，农圃如今道亦尊。鸡肋久捐尘外梦，鸱夷况有眼前樽。一林明月碧如此，六代寒山青不言。多少军烽连野哭，牛衣飒沓亦君恩。
　　诗确是写得漂亮，也并不脱离现实，但什么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呢？另一首《张金吾以书见讯赋答》就说得明白多了。
　　“人事已如此，安危仗有天。谁移元<SPS=1286>碣，一为勒燕然。谣诼<SPS=1225>夔窘，凭陵蜀洛坚。不然边徼火，何以烛甘泉。”
　　在无可奈何之中，阮大<SPS=1764>将国事之坏完全归罪于东林的门户之见。他想翻案，想“立功”。十七年中，几乎没有片刻放弃过这种意念。可以说，“南都防乱公揭”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
　　阮大<SPS=1764>和周延儒是旧友，《戊寅诗》下有“寿周相国挹斋五十”诗两律。《辛巳诗》上又有“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六律，都是逢迎拍马之作，读 了会使人肌肤起粟的，不过这中间自有一段故事。
　　崇祯十四年，在籍的周延儒被召再度出任首辅。许多晚明野史都说这是复社党魁张溥活动的结果。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宜兴再召”说，“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氏侯氏两家，又奔走而灵线索，庶常张博天如、祠祭主事吴昌时来之也。擘画两年，征召之<SPS=1379>始下。”《霜<SPS=0777>集》诗注说，“无何，太仓张博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孟心史校记云，一本“鸠金下有二十万两四字”。又说，“所谓要津，宦官宫妾而已。假吴昌时以通内，遂得奄人为内主，而绣鞋得附田妃之足矣。”这二十万两活动费，采用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筹款法，有的野史说股东之一就正是阮大<SPS=1764>。大<SPS=1764>送延儒入京诗第五首说，
　　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这里盼望延儒为自己翻案并起废的意思是刻露的。《阮大<SPS=1764>本末小记》说，
　　“宜兴相公周延儒，为髫年昵友。既回籍，大<SPS=1764>时过其家。延儒与约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祯十四年，延儒再召。大<SPS=1764>遣候，以金杯为寿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举杯<SPS=2257>者三，仍令持归，语使曰，‘饮此如与尔主面谈矣。旧约不忘。但今兹之出，实由东林，先与我约法三章，第一义即尔主也。归语尔主，倘意中有所为一人交者，当用为督抚，侯其以边才转荐，我相几图之，必得当以报耳。’使归，大<SPS=1764>以为无<SPS=1665>马士英者，遂以士英请。延儒入，即拔士英为凤督。”这就是马士英起用的经过，自然也就是弘光一局马阮合作的张本。
　　阉党冯铨也是阮大<SPS=1764>的密友。张岱《石匮书后集》《马阮列传》说，
　　“(大<SPS=1764>)与涿州冯铨称莫逆，醵多金力图翻案。特以先帝蓄怒党人，坚执不允。家居以诗酒自娱，多作传奇，寓言解嘲。”
　　利用戏剧进行政治宣传，应该说也是阮大<SPS=1764>的一种“创造”，他是早于康生三百多年，就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据吴瞿庵跋大<SPS=1764>《双金榜》说，
　　“按圆海曾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后附魏党，为刘蕺山(宗周)所劾。魏败，坐逆案削职。此词当是坐废时作。记中皇甫敦又名黄辅登，攀附登龙，义取暗射，即指高攀龙。孝标隐刘字，即指蕺山。孝绪为阮，即以自指。以东洛喻东林，以东粤喻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番鬼者魏也。<SPS=0023>飞窃珠，亦窥窃神器之意。‘迕讦’一折，意谓己与蕺山同属攀龙门下，不宜相煎太急。通番一案，即言逆案。总不外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这里所说颇有些“索隐派”的气味，不过也并非毫无影响。因为在晚明运用戏曲进行政治斗争甚至私人攻讦的风气是颇盛的，张秋水所讲《绿牡丹》(不是“粲花轩”本)的故事就是好例。阮大<SPS=1764>的另一本传奇《牟尼合》，董康曾据明刻复刻行世。后来王孝慈又收得明末刻本，发现《伶<SPS=2247>》一折两本内容不同。董本的内容是程咬金、秦叔宝庆贺尉迟敬德生辰；王本则是内官牛承恩等庆贺旧内史裴寂生日。王氏的判断是，
　　“是时南都久忘国耻，每耽戏剧。阮制诸曲，固以之自娱，亦兼以媚诸貂<SPS=0844>。……当时即刊有两种曲本，故此本独为白皮纸精印，所以媚宦官者至矣。其程秦本则以之宴清流及诸士人，显有不同。”
　　这不只是版本学上的一种故实，也说明阮大<SPS=1764>在以戏曲为政治服务时会玩出怎样奇特的花样。这是过去的戏曲史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王渔洋说阮大<SPS=1764>曾用绫绢朱丝阑精写《燕子笺》送给弘光帝，野史又曾记阮大<SPS=1764>降清后在营中为清军将领唱曲，“即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从新主子口中获得“才子”的称赞，大概是曾使阮胡子为之欢欣鼓舞的吧。
　　现存阮大<SPS=1764>的编年诗集，只到崇祯十四年辛巳为止。这以后的几年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期，忙是比过去忙得多了，但诗总还是作的吧。也许不等编好、付雕，清兵就已渡江，终于来不及出版。果真如此，那可是太可惜了。
　　我们虽然不能读到阮大<SPS=1764>辛巳以后的诗，却能从野史中知道他的许多故事。应该说，用行动为自己勾勒出的脸谱，其真实、生动就绝非没有“达诂”的诗所能及。在弘光一局中阮大<SPS=1764>的种种表演是人们熟知的；后来摇身一变，以“才子”的身份，归顺大清，直至“为王前驱”，死于仙霞岭上。这许多，钱秉镫曾据当年目击者的口述，写入《阮大<SPS=1764>本末小纪》，附于《所知录》之末。这是极有益的野史，能找到原书的读者都应该好好读一下。
　　四十五年前鲁迅说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这里不但指出了鉴别古今一切人物的好方法，也是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有效的手段。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