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十大爱情故事之郁达夫与王映霞昙花一现的风光爱情

最是昙花一现的风光爱情：郁达夫与王映霞

王映霞可谓是郁达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两人之间那段以 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一瞥惊鸿惊为天人，遂展开了强烈、真挚而又执着的攻势。为赢得王映霞的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的情书和情诗。

郁达夫那一份份情愫千回百转，终于抱得美人归。他得到了王映霞对他的爱，让她相信了这些善意的假话。他离婚，她投于他的怀抱，两人从热恋到结婚，速度很快。美人才子相结合，在文坛上还被传成佳话。孙荃变成一个恍惚的背景，一切都可忽略不计。

王映霞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而，好景不久长。郁达夫褪去了才子的光环，只是一个长相寒碜的酗酒男子。王映霞说他敏感多疑，寡情冷漠。郁达夫远去福州供职之后，喜欢热闹繁华的王映霞，耐不住寂寞，在杭州的“风雨茅庐”里搞起了沙龙活动。寻常妇人结了婚只是贬值，而“名人之妻”却是美女的附加值。她又天性活泼，不避男女，荤素不忌，立刻在社交界大出风头。再后来，传出王映霞与戴笠有暧昧关系。

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任副刊编辑，携全家去新加坡。1939年郁达夫轻信一些关于王映霞的流言蜚语，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毁家诗记》十余首，对王极尽诋毁之能事。王忍无可忍，决定与郁离婚，于1940年离开新加坡去重庆。我父亲说：“王映霞是个正派女人，郁达夫这样做是不对的。”为此事郭沫若也批评了他。抗战胜利前夕，郁达夫不幸在印尼为日寇所杀害，成为烈士。当时父亲作诗悼念他：“同年同学亦同乡，文学诗赋更擅长。不幸中年遭毒手，身亡家破剩文章。”

1942年王映霞在重庆跟实业家钟贤道结婚，在当地引起轰动，因为那时王映霞已经是一个明星一样的人物。钟与王相处近40载，伉俪情深，育有一子一女。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搬来上海，是我家的常客。1994年我父亲去世，87岁高龄的王映霞坐着轮椅由人推着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悼会，故人情谊深。后来王干娘活到了94岁的高寿。

曾经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诗人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更传闻王婚后曾为戴笠堕过胎，致使夫妻反目，王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达夫(1)新加坡(1)教育厅(1)

导语：民国那些绝妙爱情故事，徐志摩为爱而生为爱而死，最幸福的包办婚姻胡适，民族脊梁爱情先锋鲁迅，最美师生恋沈从文与张兆和！

风带走了一个时代，却带不走时代的记忆。爱情会随风远去，但那爱情的故事却永远会留在那些相信爱情，忠于爱情的人们心中。今天，我们就走进民国的爱情，去寻找那一段段绝美的爱情姻缘。以及我对那些爱情最真实的想法。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那诗和远方，徐志摩绝对算是民国时期最才华横溢，最气宇非凡的男神一般的存在。他的爱情曲折且写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三位女子，一生选择。从张幼仪到林徽因再到陆小曼。

徐志摩就是这样，永远如他诗一样，在茫茫人海寻找他唯一的伴侣，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徐志摩完全就是为爱情而生，但也为爱情而死；你可以说他无情，抛弃自己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你可以说他痴情，为林徽因和陆小曼可以不顾一切。但他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难道不正是爱情最初，最美好的模样吗？如诗一般绚烂，如风一样飘远。就算一无所有，为爱可以放弃一切。

这就是徐志摩的爱情，如果让我概括他的人生，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可惜这位诗一样的男神并不被上天所眷顾，但在我看来，他在爱情的追寻中，他是伟大且成功的。爱情本就是这样，没有获得时期待着，获得时觉得平凡，失去时又觉得可惜。所以真正享受着爱情的或许就是徐志摩这样的人吧！

你看着风景，但看风景的人在看着你，诗人总是与爱情有着无休止的关联，除了徐志摩，还有一位诗人有着同他一样的爱情故事。他就是卞之琳，他没有徐志摩的勇敢果决，他对爱情是腼腆且犹豫的，但那份爱更加持久与逐渐强烈。他暗恋张充和十年的光阴，但勇气永远是卞之琳得不到爱情的最大敌人，直到失去才懊悔不已。或许这就是诗人吧，诗人对爱情的幻想普通人要更加美好，他们得不到爱情的痛苦也更加强烈，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在岁月的磨砺中，像卞之琳这样腼腆的诗人，也许会从普通的沙粒变成一颗宝贵的珍珠。

民族脊梁，更是爱情先锋，提及鲁迅，我对他就倍感尊重，用笔杆子撑起整个中国人的脊梁，他是不屈的斗士，永远的战斗者，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底色。但不仅于此，在爱情方面他也是先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主义者，他敢于同旧道德，旧伦理做斗争。

鲁迅是民国时期最出名的师生恋的主角。一段教师经历，一段爱情传奇。鲁迅就是这样，他和许广平的爱情故事没有徐志摩那样的曲折离奇，但也饱受争议，从有妻之夫到另爱他人，在那个时代作为公众人物鲁迅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但爱情似乎拥有魔力，他可以抵御一切流言蜚语，让相爱的人走到一起。

鲁迅和许广平经历了相识，相知，最后走到了相爱。这个他原配妻子的包办婚姻相比不更是合理吗？但那个时代就是出格。但我非常欣赏鲁迅，他的思想，见识和胆略是超过那个时代的，也许是时代束缚了他，或许也是时代造就了鲁迅的伟大。他的爱情在平凡中更加显得可贵，那是爱情冲破牢笼的真正开始。

从湘西小子到富家女丈夫，张充和还有一个妹妹就是张兆和，作为富家女她们的生活可以说得上是吃穿不愁。而刚刚从湘西农村走出来的沈从文却还是个穷小子。却爱上了张兆和，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就是门当户对，但沈从文的爱情是颠覆传统婚姻的最佳典范。沈从文和张兆和也是一份师生恋，只是沈从文在追求过程中却无比的艰难，四年锲而不舍的写信，几百分情书的寄出，他没有资本可以放弃一切，但沈从文对爱的执着终于还是感动了那位富家少女。

从穷小子到丈夫，沈从文获得的是一生的祝福，从不被看好，到白头偕老，这就是沈从文，身上永远有着乡土的朴实和善良，这也许就是感动张兆和的原因。最终两人也走到了最后，这不仅突破了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也更给日后更多这样的情侣起到了表率的作用。

包办婚姻也有幸福的存在， 胡适绝对是在民国时代包办婚姻中最幸福的存在，我们可以冲破封建，也可以尊重封建，尊重传统同样也可以获得幸福的爱情。江东秀和和胡适就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对，尽管婚姻的情况不如胡适设想的那样像梦一般成双入对，夫唱妇随。但胡适有一位优秀且伟大的母亲，在胡适想要摆脱逃离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他开导心扉，走出内心的幻想。

江东秀同样也是一位善良纯真的少女，也渴望爱情的美满。就是这样他们坚持到了人生的最后，谈不上传奇但更加亲近人心，这不正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写照吗？我们只是社会上普普通通的一份子，没有那么多的传奇爱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相守一生，平凡的爱情才属于我们最美好的需要。

民国的爱情故事还有很多，那些故事早已随着历史慢慢走远了，揭开历史的背后，我们更应该去寻找现实的幸福，民国的爱情有的美满幸福，一生倾心，有的曲折离奇，为爱而生，有的传奇神秘，却略显遗憾可惜。

无论哪种爱情都能折射出我们现实的酸甜苦辣，也能读出不一样的人生，不同的爱情，不同的结果，却有着相同的一个字，就是爱。唯有爱才能感动一切，改变一切。追逐爱情是我们人生的本能，从历史的深处去挖掘爱情的意义，才能真正体会到爱情带给我们的力量与幸福。

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相爱到底有多深，你想知道的是这些。

　　且听我依据史料细说根由。

　　在伦敦，父女两人同时与徐志摩谈恋爱

　　林徽因的父亲是林长民，字宗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司法部长，三个月后辞职赴日本考察。1920年春携女儿林徽因赴英国，身份是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同年10月，徐志摩从美国来到伦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

　　徐志摩和林家父女的相识，是在国际联盟的一次讲演会上。“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感到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第一次见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这是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说法。林徽因《忆志摩》文中说，她初次遇见徐，是在徐初次认识狄更生先生的那次会见中。

　　志摩记错了，没有半年，到伦敦两个月就认识了林家父女，且很快便向林徽因发起了爱的攻势。有林长民的信可证：“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一个是留学三年的青年男子，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志摩的用情之烈不难想象，而徽因的惶恐失措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的人，不光不责怪反而给以解说。

　　很快张幼仪来到伦敦，徐志摩通过狄更生的关系，取得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携妻搬到离剑桥六英里的沙士顿乡下住家。这期间志摩和徽因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对她的侄孙女张邦梅说：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对于张幼仪来说，她尽可以这样怀疑，也有几分是事实，但要说全是事实，即志摩每天等的都是林徽因的信，就不对了。

　　肯定有徽因的信。1927年林徽因在美国上学，正好胡适也去了美国，3月15日给胡的信中说：“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这些话，不光说明他们当年确实通信，也说明了他们当时各自的状态。

　　志摩热烈追求是不用说了，徽因这边兴奋或许是有的，没有很当真也是真的。否则不会几年之后才“真真透澈的明白了”。

　　再一个证据是，志摩一死，存在凌叔华那儿的“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里面放的是志摩的日记和手稿，其中有《康桥日记》，立即成了林徽因务必得之的对象。她的理由是，“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凌叔华退给她的日记中少几页，为此还和凌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同时还有林长民的信，两人也是谈恋爱。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死于郭松龄之役，第二年2月6日，志摩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林的《一封情书》，加了按语说：“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讲恋爱。”

　　于此可知在沙士顿，志摩每天去杂货铺取的信，更多的该是林长民来的情书。

　　从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矜持，年龄小是一个因素，出身名门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她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林长民有两个小老婆，林徽因是第一个小老婆的长女。这种身世的女子，一般来说，更要自尊自重，否则闲话就多了。

　　在北京，情人不愿受干扰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南方稍事盘桓，12月初来到北京。

　　志摩所以匆匆回国，肯定是知道林徽因许配给梁思成了。他离开伦敦回国，原意还要回来的，这从他的名诗《康桥再见吧》中可以看得出来。“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绕的销魂踪迹，／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莫非说一起来伦敦留学，是徽因给志摩的许诺？

　　然而一到北京，他就知道事情不是那简单的了。先是梁启超给他来了一封长信（梁在上海），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这话虽是替张家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毕竟是他的儿子将要娶徽因为妻啊。

　　梁还感叹：“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如果梁启超不打算娶徽因作自己的儿媳，毫无疑问，这些话都是掷地作金石之声的醒世良言，任谁听了都会感激涕零，迷途知返，然而一加上这个背景，这些话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让人觉得可怜兮兮了。

　　纵然是老师，徐志摩也不会买这个帐，他会怎样回答，也就不难想象了。“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等于说那么咱们就较量一下吧。

　　这封信几乎是他到北京的当天收到的。这时还没有见上林徽因，待见过林徽因，他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林在培华中学读书，自然是不好去找的。林家住在景山后街一处称作雪池的院子里。那儿是能去的，可是徽因常常不在。她与梁思成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余暇时间两个人常在一起谈情说爱。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志摩的执著与尴尬。

　　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院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相聚。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儿。他是梁启超的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来找林徽因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梁便在门上贴一纸条，大书：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

　　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梁实秋《赛珍珠与徐志摩》）

　　就算一种恶作剧吧，怕也不是梁思成背着林徽因写的吧。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访华期间，给了徐林接触的机会，一起接待进出会场，又一起演出英文戏剧，又恢复了昔日的情感。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徐志摩正在写一封给林徽因的信，尚未写完，车已蠕动，徐志摩要冲过去递给车下的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见他太伤感，一把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后来志摩再没提起此事，恩厚之就把此保存起来带回英国。直到70年代，梁锡华去访问，让梁看了原件。信里写的是：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晚上，他俩是在一起的。就是这次会面，林徽因向志摩摊了牌，说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

　　林徽因到了美国后，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在1927年3月15日给胡适的那封信中，她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

　　1928年8月林徽因回国，与梁思成一起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初，徐志摩闻知林病重，曾专程去沈阳看望。这年春季开学后，志摩来到北平任北大教授，林徽因病重回到北京疗养，两人的接触又多了，加之志摩与小曼感情不睦，两人的又时常走动，颇有旧情复萌的趋势。对这一段的感情，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看法是：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

　　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这是《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从诫先生回答《文艺报》记者时说的。登在本年5月6日该报四版上。不看这些话，我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