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边的居民性格是怎样的？

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江凌

　　

　　内容提要：文化性格是一定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变异，其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既机智狡巧又刚悍劲直、既尚武好勇又多元并存，而这些文化性格的形成则是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关 键 词：近代 两湖地区 居民文化性格

作者简介：江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史学博士。

关于性格的形成，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天生与后生的合金，性格受于祖代的遗传，并在现实生活中又不断改变、完善。这表明，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由生物性或遗传性等自然因素形成的性格特征，即先天性格，或者说是性格中由先天因素形成的部分；二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性格特征，我们称之为文化性格。文化性格是从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性格”概念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边缘比较模糊的概念。近人梁启超以“人格”指称集团或区域的文化性格，从心理层面阐释“文化性格”之意义。梁氏曰：“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①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提出了“社会性格”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团体的每一个分子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结构，是一个团体大多数人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②其后，有人提出“现代性人格”“社区性格”“国民性”“民族性格”等与“社会性格”等相通或相容的概念。我们认为，文化性格是指一定的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物质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是文化性格的内部因素，它通过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表现出来。同一文化区域居民的区域文化性格秉承传统文化基因和居住环境的稳定性，具有持久性和延续性，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文化区域会由于社会结构、移民、外来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变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区域文化性格既有其“地域”的持久性，又有其“历史”的传承性与流变性。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不同区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性格特征。特定的区域文化性格一定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即文化区域中形成的。由于文化区域划分的层次或级差不同，根据其文化特征所划分的文化区域，有大小、粗细之别。因此，文化地理学者们在划分文化区域时，用文化大区、文化区(可称为第一层次，宏观文化区，如世界11大文化区，中国南、北两大文化区等)，文化亚区、文化副区(可称为第二层次，中观文化区域，如齐鲁文化区及齐文化亚区、鲁文化亚区，岭南文化区及广府、潮汕、客家文化亚区)、文化核区(如某一城市文化区及其亚区)等概念。从理论上讲，在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中，越是过高层次的抽象，其涵盖性越差，越不准确；反之，越是具体的分析，则越能达成准确的识别③。

为了便于区域文化性格比较和相对具体的识别，本文以两湖地区(包括荆楚文化亚区和湘楚文化亚区)这一中观文化区域为例，抛砖引玉，以识别与剖析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一、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地理环境产生特定的人类体质，而人类的文化性格正是以特定的人类体质为载体的。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们在接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不同区域因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山川风土不同，其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便会有差异。

两湖地区地处内陆东西交接、南北过渡的中间地带，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交通位置便利，易为各地士民、绅商或其他移民、流民聚集，形成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比如，鄂西、鄂西北山区因山高林密、地势险峻而相对封闭，与外界文化交流较少，加上受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而形成了朴野率直的文化性格。两湖平原水网交织，物产丰饶，经济发达，社会分工繁杂和生产方式多元化，加上移民因素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其居民养成了机变智巧、包容并蓄的性格特征。湖南省东、西、南三面环山，境内有五分之四为山区，北面又有长江天堑和洞庭湖阻隔，所以在近代以前与外域交通和联络相对困难，呈现半封闭状态。大凡交通不便，对外接触较少的山区居民，性格相对刚直强悍。“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盖地理使之然也。”④曾国藩招募湘军，多用湘乡、宝庆等地的山僻之民，就是看重山乡之民犷悍朴实、好勇率直的性格特征。“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猾；城市多游惰之士，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⑤

然而，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认为：“要把一个区域和四周区分开来，除了需要突出的山脉或河谷、特定的语言和某些技艺外，还必须有一种基于某种宗教教义、社会观念、政治模式(有时是三者的结合)的强烈信仰。因此，区域化必须以景象作为基础，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特具景象，一种和它的邻区稍稍不同的标记。”⑥

而自先秦以来的楚文化传统所传承而来的性格胎记正是两湖地区文化的特具景象之一。法国艺术家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云：“一个民族永远保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并认为那是一个底层的原始花岗石，以后的时代虽然会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但是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⑦人们最初的文化环境对文化性格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如同在调配颜色时先着的底色，以后再加进其他什么颜色，都无法完全消除底色的影响，就好像是一种文化胎记。一种先入为主的区域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不管经历多少文化色彩的叠加和重塑，其文化性格的底色都是难以彻底抹消的。因为，在文化性格的嬗变中，价值观念、信仰是最深层、最稳定的因素，一旦形成传统和定势，便很难改变。近代楚文化是从先秦楚文化和中世楚文化传承而来的，其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性格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恋乡爱国、尚勇好斗、机智灵巧、兼容并包、多元并存等文化性格，都能在先秦楚文化中找到历史影子。以尚武好斗、刚勇劲悍的性格为例，史家扬雄云：“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⑧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兼并。楚人崇尚武力，刚毅强悍，作战英勇，连年征伐，视死如归，如《楚辞·国殇》载：“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豰兮短兵接……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在两湖地区的楚墓中，随葬兵器司空见惯。以江陵雨台山楚墓为例，出土兵器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制作精良。在已被考古发掘的588座楚墓中，有216座出土有兵器。

宗法与地缘、血缘因素也是两湖地区文化特具景象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村落、集镇，居民基本是以血缘和宗法为纽带在一定地域聚族而居。在区域乡村社会中，由德高年长者、士绅或有文化的读书人担任的族长充当着“文化领袖”的角色，乡村居民的文化性格往往受其影响很深。诚如近人梁启超先生云：文化愈低的地方，历史人格愈容易为少数人所垄断，几个“首出的人格”，变成了“众趋人格”。梁氏以“史迹集团”为例，认为“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⑨。明清以来，两湖地区地方宗族组织比较完善，两湖平原和鄂西、鄂北、湘东、湘西、湘南等地宗族常为争夺湖泊、水源、山林、土地而纠纷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成百上千人的械斗，其尚勇好斗、强悍劲直的文化性格特征表现得相当明显。近代两湖地区城市(镇)兴起后，城市(镇)中的移民常常以地缘为纽带，组织各种商帮，如沙市以地缘而组成的江西帮、安徽帮等十三帮，以会馆为活动中心，形成了不同地缘的商业文化性格特征。湖南犷悍朴实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汉、蛮、苗等不同民族杂婚相关。湖南自古是苗瑶等蛮夷民族杂居之地，蛮夷民族的性格比较野蛮不驯、强悍朴实。明末清初硕儒顾炎武曾说：“(湖南)诸蛮错处之地，蛮子骠悍乐祸，自汉已然，非可以礼义法制柔也。”⑩光绪《湖南省志》称：“蛮性好杀，一语不合便刺以刀刃，百十年必报复仇杀。”(11)自春秋战国以来，汉、苗杂居，互相通婚，血缘混合，更赋于一种强悍之气，“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12)。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甚至认为：“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13)湖南人的苗、蛮、汉混血的血统造就了强悍刚劲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近代湖南的丰功伟绩。

移民和流动人口对于区域居民文化性格的变迁亦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处于高态势文化的移民迁入到低态势文化的地域，对迁入区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影响更大。两湖地区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优越，自先秦楚人南迁以来，一直是人口迁入和流动频繁的区域。明清以前，历史上历次大规模人口迁移，基本都是处于高态势文化的北方移民(包括士绅、商民、流民等)向南迁入文化相对处于较低水平的两湖地区，对当地原居民的文化性格影响较大。比如，湖南原为苗蛮居住地，自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移民入湘以来，华夏族与蛮夷之间为争夺土地、水、山林等资源，相互争斗不止。明清之际，大批江西移民入湘，受土著居民抗拒，强悍械斗之风盛行(14)。在这种激烈争斗的生存环境中，湖南人养成了尚勇强悍的性格。同时，大凡背井离乡、迁移他乡的移民，多有开拓意识和自立进取的精神。江西人进入湖南后，面临环境的挑战和土著人的排斥，更勤劳、实干。他们与当地民族杂居，与苗、瑶、侗、土家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民族强韧、犷悍、刚直的习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褊狭任性的文化性格。

与此同时，近代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社会心理、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制约与影响。一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能否被大众接受和遵循，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大众心理是否认同。从众心理、入乡随俗的观念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观念。当两种文化相交之时，往往会出现文化的涵化，导致区域文化性格的变异。以崇洋求新、包容开放的文化性格为例，近代社会转型以来，由于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渗入，崇洋求新的心理经开明绅士、地方官员等“文化领袖”的倡导，以及西方传教士、外商、出国考察人员和归国留学生等人士的言传身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近代汉口、武昌、长沙、岳阳、沙市、宜昌等两湖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以来，随着西方社会衣饰、食品、日常生活用品逐渐进入，由于其物美价廉、质优实用，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人们一反原先的仇洋排外心态，转而崇洋趋新。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趋向求新、奢靡和开放包容。在两湖地区开埠通商城市以及中小城镇和农村集市里，普通百姓购买洋货洋物，富商大贾和官绅信仰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及其他西方新教，模仿西方生活方式，习染西方习俗。“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茶，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15)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更多洋货的到来，更多新奇事物的输入，湖南人的好奇心和进取、求新、开放的精神蠕动起来，湖南维新变革、新政运动，开民智、兴新学，发展工商业，等等。不能不说是受到西方宗教、商业及其物质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影响的结果。

居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受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支配，而这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势使然。因而，区域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又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尽管文化性格的变迁相对缓慢，但总体而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基本一致。明清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有力促进了两湖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和城市(镇)商业经济的繁荣，以汉口为例，“巨镇水陆冲，弹丸压楚境，人言杂五方，商贾富兼并，鱼虾鯹就岸，药料香过岭，黄埔包官盐，青箬笼苦茗，市声朝喧喧，烟色昼暝暝，一气十万家，焉能辨庐井”(16)。商业经济的繁荣，商人的增多，物质的富裕，易导致机巧和奢华习性的嬗变。“夫逐末者多，则泉刀易聚；逸获者众，则风俗易隤。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17)近代两湖地区沿江港口商业城市在崛起的过程中，城市居民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性格场域，城市广摄各地文化，经过融合变异，形成新的城市文化性格，然后向周边辐射，引发两湖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居民文化性格的共振和嬗变。比如，近代两湖地区各地普遍存在的机智巧猾、奢侈华靡的文化性格，即是区域中心城市(城镇)文化性格共振、辐射的产物。

总之，两湖地区作为一种文化地理单元，是一个包含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特具景象的区域概念，基于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模式的区域群体的文化性格就是这一区域内的特具景象、文化景观或“感觉标记”。而这一特定区域居民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正是由于其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二、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特征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物，相同的文化传统会使某一地区的人们产生相同的历史感应和心理认同，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围。这种非具象的文化传统的感应和文化氛围在空间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是认知区域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先秦荆楚文化传统是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深层的记忆。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指出，在个人无意识的心理中，不仅保留着他自己从童年以来的经验，而且保留着他所属种族的祖先们的经验，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记忆”(18)。这个种族记忆是人心理的深层结构，它决定着个人对外界反映的倾向性。因此，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一些变异。

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荆楚文化自古有爱乡爱国传统，自先秦时期，楚人的爱乡爱国精神便代代相传，从楚人的“地随人迁”情结到楚国平民“相率而为致勇之寇”，从屈原的爱国忠君到西汉贾谊的忧国忧民，从岳麓书院师生的抗金御元到明末清初的救亡抗清，荆楚地区士民书写了一曲曲爱国爱乡的壮美故事。近代以来，列强入侵，清政府腐败无能，两湖地区士民雄起而救国，先是地主阶级开明绅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维新派革新政治以御侮，再接着革命派前赴后继以救国，爱国运动接连而起。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两湖地区青年学生群体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救亡运动，1900年9月22日，两湖书院学生听说东三省已遍插俄国旗帜，便集会要求政府对俄宣战(19)。1903年1月湖北留日学生在东京编辑出版《湖北学生界》月刊，1906年10月湖南留日学生在东京编辑出版《洞庭波》杂志，均以“唤醒国民、救亡图存”为宗旨，进行爱国革命宣传活动。即便是重利奢靡的商人在民族危急关头，民族意识也空前高涨。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志士的爱国救亡运动更是可歌可泣，比如，湖北革命志士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湖南革命志士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

荆楚文化自先秦时期起，就有容纳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进行融合创新的传统，后经历代演变，在近代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两湖地区的荆楚民众传承并发扬了这种革新精神。在近代湖北，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旨，主张学习西学，变革社会，并创办各种工商实业，改革教育，发展军事，鼓励创办报刊等，使湖北革新精神为之一振。清末民初，湖北社会变革运动日益高涨，学生群体爱国进步，革命小团体先后组建。共进会、文学社等革新势力越来越大，新绅士领导了湖北立宪运动，革命派撰写、创办诸多进步书刊进行革命宣传，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以及五四时期恽代英、萧楚女等一批志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等等，革新浪潮波澜壮阔。在湖南，洋务思想和洋务新政日渐显著，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亦如火如荼。“近日湖南风气(按：指新政运动)又为各省之最，是由地气变得益盛，亦由乡先贤之善变也。”(20)以谭嗣同、唐才常、陈宝箴等为首的湖南维新派开民智，倡西学，开设学堂、举办学会，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建立各项新文化设施。唐才常曾满怀豪气地说：“古有燕赵，今有湖南；日本有萨摩二省，中国有湖南一省。救中国从救湖南始。”(21)五四运动时期，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为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创办各种革命刊物，亲自组织武装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先秦荆楚文化时期，楚人即具有浓郁的包容和开放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明清和晚近时期。在明清至晚近以来官绅移居、农业性移民、商业性移民、城市化移民频仍和近代西方寓居侨民的作用下，两湖地区本地民众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性格特征更为明显。比如，晚清时期，湖北数量众多的移民落居异地，与当地居民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为当地居民吸收融合，导致社会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融合。如鄂西北山区流民较为集中，清中期时，“四川、江南、山西、广东、湖南，本省武昌、黄州、安陆、荆襄之人亦多入籍，亲戚族党，因缘接踵，聚族于斯，语言、称谓仍操土音，气习风尚，皆各以其俗为俗”(22)。逮至晚清时期，这种交流融合之势更为显著，“山深地僻，五方错处，俗陶秦越之风，人渐江汉之化”(23)。在湖南，魏源主张“师夷长技”，左宗棠、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进行洋务革新；谭嗣同疾呼变法自强，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即便是保守派的地主士绅王先谦、叶德辉也主张学习西方、发展湖南工商业，积极开采矿产。王氏曾云：“非常之变，盖非常理所能制驭；虽古圣处今日，其法不能不变也。”(24)叶德辉则率先与奥商订约开采湖南锑矿，以发展民族工业。这一切都显示了两湖地区近代士民的包容性格和开放精神。

在明末战乱、移民等因素影响下，以黄宗羲、顾炎武和湘籍硕儒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近世学人首倡经世致用思想。两湖地区学者积极响应，清代状元、湖北籍学人刘子壮尊崇理学，主张经世致用；李潢、李元、陈运镇、陈銮、彭崧毓等士绅都强调经世之学，使湖北近代学术和学风渐趋务实和使用，影响所及，从学界到政界、从商界到其他实业界，多崇尚经世致用。近世湖湘文化的精髓即为经世致用，尤其是在近代，面临科技落后、学风空疏和民族危机的社会现实，湖南士民更崇尚实学和经世学风。比如，光绪初年，湖南学政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郭嵩焘作《湘水校经堂记》，要求学子通经致用；光绪十六年(1890)，学政张亨嘉又进一步发扬湘水校经堂的经世学风；湖南维新运动前夕，学政江标整顿校经书院，使其更加务实和重视践行，从而带动了全省崇尚实学风气的兴盛。此后，谭嗣同、唐才常办浏阳算学馆，《湘报》《湘学报》辟“格致”“时务”“算学”“舆地”等专栏倡导实学，继而湖南矿业、机械、铁路、火柴、轮船、电灯、电报等新兴工业兴起，使湖南的经世致用学风和民风为之一振，此后长盛不衰。

既机智灵巧又刚悍劲直。楚人素有机智、灵巧乃至狡猾的文化性格，从先秦直到近世以来。荆楚居民便具有这种性格基因。如《太平寰宇记》载：“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又云楚之俗剽悍、巧猾。此所言则多汉晋以后楚俗之敝者。”(25)晚清以来，随着交通的发展、移民的涌入，为适应人口繁杂交汇和早期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复杂多变的环境，两湖地区民众性格中机智灵巧的特质更为突出。在不少地方，甚至有所谓“明季残破之后，土著者十无一二，率多流寓，四方风气不一，机变遂生，俗之趋于偷也，由来渐也”(26)之叹。近代以来，湖北民间流传的机智、智巧等代表性人物，有荆州的徐苟三、汉阳的贱三爷、黄冈的陈细怪等，但机智过了头便演变为精明狡猾了。这在近代荆楚商界体现得更为突出，“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27)，“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而多诈，多诈则巧法令”(28)。如近代汉口部分商人见利忘义，假冒欺骗、设局坑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在三湘四水、山势峻丽的湘楚之地，自古地灵人杰，千百年来便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传统，湘人机智而富有灵气，涌现了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湘军和洋务派，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等人才群体，彰显湖南人的机智和灵气。

文化性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先秦时期，楚人与南方土著蛮夷混居，性格中有蛮风楚韵特色。先秦楚民的刚悍劲直性格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延续至明清和近代。《明神宗实录》载：“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29)在清代地方志中，载两湖地区民风“强悍劲直”者十分常见，如康熙《汉阳府志》载：“本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分土，俗亦大都近之，民多悍狂而不驯。”(30)咸宁“人多勇悍决烈，犹有楚之遗风”(31)。近代湖南地方志中记载湖南士民强悍的文化性格者亦很普遍。如长沙府士民“劲直任气”，岳州府士民“人性悍直”，衡山县“其民尤尚气力”，安化县“任性刚直”，郴州“赋性刁悍”，等等。近代湖南人最鲜明的文化性格为强悍，也有学者归结为不信邪的“骡子脾气”(32)。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33)。近代以来，两湖地区士民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诸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等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运动，与其强悍刚直的文化性格不无关系。

既尚勇好斗又多元杂糅。楚人先祖辟在荆山，以启山林，在艰苦的环境和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求生存。不尚武好斗，无以立足，无以发展。因此，楚人四处征战兼并，甚至问鼎中原。长期征战养成了勇武、好斗的文化性格，并经过代代延承。明万历甲辰湖北蕲水县进士郭士望在其族谱序言中称：“臣，楚人也。楚人无门户，此楚人之得也，而以剽勇轻悍之习，喜于佐斗，此则楚人之罪。”(34)《古今图书集成·武昌府风俗考》云：“楚俗尚气由来远矣，至兴国蹱习太甚，讦讼成风。”(35)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艰难生存环境下，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的激发下，两湖地区居民这种尚武勇敢遗风得以再次焕发。20世纪初，民族意识觉醒的湖北青年学生们提出“学战”口号，充当革新之健将。辛亥革命中，参加武装斗争的新军多由学生组成，当时“革命之声，甚嚣尘上，因而青年士子，多投笔从军，如蔡大辅、蒋翊武、杨王鹏、蔡济民、何海名等，皆以白面书生，而应募为兵士者也”(36)，体现了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的尚勇精神。近代“湖南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37)。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云：“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38)近代湘军集团的崛起得益于湖南人尚勇好斗的性格特征，湖南巡抚陈宝箴云：“自咸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之勇，士气之盛，实甲于天下。”(39)革命派领袖人物宋教仁云：“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40)以青年学生为例，光绪末年的湖南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41)。清末民初，在湖南青年学生中流行一首《学生运动曲》，歌词曰：“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风强俗劲，人材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42)湖南学生尚勇之精神可见一斑。

1有关仓前的诗句

诗吟仓前·文史斐然

作者：余杭诗社

一代儒宗颂

夏洪华

“一代儒宗”朴学家，斗争反帝走天涯。

随军北战烽烟滚，历尽沧桑救中华。

章太炎书斋

夏洪华

四面高墙不透风，独凭一室度秋冬。

纷纭屋外鼓声闹，安静攻书月夜中。

谒章太炎故居

王藻

一

古屋临河庭院深，凌霄枝老缠楼阴。

寒窗苦读儒先句，振笔《訄书》醒世音。

狂狷蹈波蓬岛客，孤高散发自由心。

还乡隐匿龙泉寺，习佛于僧细细斟。

二

僦舍吴门岁月愔，又开经笥惠青衿。

闯衙曾落幽禁地，革命功高崒兀岑。

夫妇相携琴瑟好，人生劬劳雪霜侵。

门前流水连西子，湖上瓣香同仰钦。

2关于章太炎的事迹

章太炎传略

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辑，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3形容刻苦著书的名言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岭大樟树人。

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35年月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

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50岁后才著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

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

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 ☆在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

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几与他的学问成正比。 ☆ 幼承家学而聪颖过人。

七岁时即作诗曰：“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为官清正廉明，有“黄青天”之誉），可谓语出惊人。 ☆ 早期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0年，在湖北革命党人邀请下，黄侃回到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因系名门之后，又善演讲，大家推他为首，称他为黄十公子，俨然一名年轻的革命活动家。

1912年， 弃政从文，埋头国学。 ☆ 黄侃是有名的孝子。

不管他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他也就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

☆ 黄侃脾气坏，自视高，自然得罪不少人，但惟独对恩师章太炎执礼甚恭，汪辟疆说他“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 ☆ 1935年，黄侃过50岁生日时，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

对联内无意中藏了“绝命书”3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

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这就是一代国学大师、时人称为“黄疯子”的黄侃！☆☆黄侃的为人与治学☆☆黄侃手书历太鸿诗轴 章门“天王” 黄侃素有章门第一高足之称。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不同的版本，有种说法很有戏剧性——据说一天晚上，章太炎正在民报寓所写作，忽闻窗外响起哗哗之声，接着从窗外飘进一股难闻的尿骚味，章太炎遂对着楼上破口大骂：哪个王八蛋，这么没教养，往楼下撒尿？骂声未止，楼上冲出一青年与他对骂，两人各不相让，吵成一团。骂了不久，两人竟然停下来互相攀谈起来，此时楼上的青年才知道对方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两人由此相识。

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次黄侃随众人往章处拜谒，看到章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萌生退意。后章在报上看到黄的文章，惊为奇才，投书约见，二人遂得以相识。

后黄侃叩拜章太炎为师，执弟子礼，受业于章氏，学业精进。 章氏门人无数，但最得意的弟子也仅几人。

据章门弟子吴承仕回忆，章晚年在苏州时，一日闲话，说道：“余门下当赐四王”，即“天王”黄侃、“东王”汪东、“北王”吴承仕、“翼王”钱玄同。半年后又封朱希祖为“西王”，合称五大天王。

其中黄侃最得章氏青睐，章称其“清通之学、安雅之词，举世罕与其匹……” 罗常培上世纪40年代就把黄侃与章太炎并称，认为“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详细〕魏晋风骨 尤重气节 季刚先生虽不再过问政治，但刚正不阿，尤重气节，坚守革命立场，始终不渝。

他在学问上除尊重章太炎外，还非常钦佩刘师培，曾以师礼事之。刘师培为人有才无行，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不久就叛变革命堕落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密探，后来又投靠袁世凯，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1915年刘师培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大家拥戴袁世凯称帝。到会的人慑于袁世凯的*威，又碍于刘师培的侍面，彼此面面相觑，默不出声。

只有季刚先生怒斥刘师培：“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说罢拂袖面去，众人亦随之退场。

刘师培原认为季刚先生对自已极为尊重，届时一定会带头捧场，没想到季刚先生坚决反对，弄得他十分狼狈。章太炎知道此事非常称赞，曾有“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可得脱”之语。

如此高风亮节实属民族英杰矣。 〔详细〕严谨治学 刻苦求研 黄侃先生作为国学大师，他的严谨治学、刻苦求研精神也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他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

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

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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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黎黎

黄侃

都说天才和疯子师出同门，此话不假。天慧者才学过人，若自恃高人一等，藐视他人，必将言行异于常人，有悖俗世，普通者观之，必将言其疯子。

民国有一狂人，打娘胎起就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而与此同时，他又恃才傲物，狂悖不驯，嬉笑怒骂任其心情，实实在在的一个任性之人。

这个人就是章太炎门生，狂妄和才学都与其师傅如出一辙的黄侃。对于这对师徒，世人常以“章疯”“黄疯”说之。

黄侃生于1886年，家学渊源，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的第十八代世孙。他的父亲黄云鹄是清廷高官大臣，官居二品，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显要职位。

黄云鹄是重臣，也是博学多才的“清”臣，不仅为官清廉，有黄青天的美称，更为难得的是他在学术上成就颇高，集书法家、散文家、经学家等身份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不菲的知识财富。

黄侃家族照

成为这样一位才学丰厚之人的儿子，可想而知，黄侃启蒙的门槛是有多高。

而且黄侃是他父亲的老来子，是黄云鹄67岁高龄时，他宠爱的妾室所生。百姓疼幺儿，黄侃自小便由黄云鹄亲自栽培，悉心教导他的学业，极其用心。

再加上黄侃天资聪颖，3岁可以尝试背诵唐诗宋词，5岁就能将《史记》、《汉书》从头背到尾，7岁学会作诗，9岁便能读《经》等高深学说，神童的称号家喻户晓，让黄云鹄对这个小儿子更加宠爱。

黄侃《隶书页》

黄侃自小便生活在周围人仰慕的目光中，虽然在13岁那年父亲去世后，他和身为妾室的母亲周氏在家族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但高傲和不屈早已经长在了他的骨子里，一时的落魄反而让他立志考学在族中立足。

不负他神童的称号，黄侃15岁便考取了秀才。后因清廷灭亡，废除了科考制度，黄侃科举之路被断，又考入了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为第一期学员。

黄侃同阶段的同学大都是后来响当当的历史名人，有宋教仁、董必武、郑江灏等人，他们都献身革命，为中华民族奉献了毕生力量。

黄侃后在父亲生前好友张之洞的帮助下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师从刘师培、章太炎，成就了师徒三人“国学大师”的美名。

章太炎

黄侃虽有天生的慧根，但在治学上也从未懈怠，他涉猎极广，在文学、哲学、书法、经学等方面都造诣极高，颇有其先父的博学之风。

他虽是一个不积口德，行为狂妄之人，但是在学问这一块儿却是相当严谨。在别人都称他为大师的时候，黄侃却从不轻易受其名，著书立说以扬名立万。

他曾扬言“年五十，当著书。”在他看来，人不到半百，自己都没活明白，怎能胜任著书立说的重任？

如此看来，黄侃是把学问看得极为神圣的，轻易不敢留下自己的学识被后人评说。

黄侃书法篆书

不过造化最是弄人，可能黄侃自己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年50之际，吐血而亡，不知在临终那一刻，有没有曾后悔自己此生未完成著书立说之愿？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毕竟在黄侃这不短不长的50年里，要“塑造”他民国狂人的形象，实在需要一些骇人听闻的事迹。

黄侃狂人形象之一的表现，便在于他好色本性、玩弄女性。他的师母汤国梨曾说，黄侃一生结婚9次。

黄侃对女性不尊，好色成性世人皆知，曾有刊物明言： “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

黄侃正儿八经的妻子是父亲生前为他定下的旧式女子王氏，据说一次，黄云鹄的好友王鼎丞偶然读到了黄侃的诗，大为赞叹，认为此子大有可为，当下就决定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黄侃。

但是，黄侃对发妻并无太多感情，一个是一心只想相夫教子的旧社会女子，一个是喜欢舞文弄墨、见识了花花世界的新潮公子，两人聚少离多，还在王氏活着的时候，黄侃就偷偷和他的学生黄绍兰同居。

黄绍兰是学识渊博的才女，受过高等教育，眼界才情都远胜王氏，深得黄侃的喜爱。

虽然黄绍兰对才学深厚、风度翩翩的老师黄侃也有好感，但是碍于他已经有妻有子，不想插入他们的婚姻，便以害怕重婚罪的借口拒绝了黄侃。

黄侃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子，在得知黄绍兰毕业到上海开办女校后，又千里迢迢跑到上海专门追求黄绍兰，用花言巧语哄得黄绍兰和他的假名办理了结婚证。

黄绍兰

两人如交颈鸳鸯一般，幸福的生活了一段时间，终于等到黄侃的原配去世，两人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

可令黄绍兰没想到的是，黄侃此时也厌倦她了，回到北京任教后便再也没有消息。

黄绍兰独自一人大着肚子苦苦等候她自以为的丈夫归来，可是最后得到的消息却是黄侃和学生彭欣草在北京结婚的噩耗。

黄绍兰独自一人大着肚子上京苦苦丈夫哀求未果，又因为假名结婚无法通过法律状告黄侃重婚罪为自己争取权益，绝望之下，只得回到上海，后在医院生下女儿。

因为黄侃，黄绍兰不仅遭受了噬心之痛，还让家人失望，与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后来章太炎的妻子汤国梨帮助黄绍兰向黄侃讨要生活费，可黄侃面对曾经的爱人，自己的亲生女儿竟铁面铁心，只漠然道，一分钱也没有，余生也不曾给过黄绍兰一分钱。

黄绍兰

本是花一般美好的女子，却因为黄侃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后黄绍兰终究过不了自己心中那一关，摆脱不了黄侃带给她的阴影，疯癫后上吊自杀。

黄侃这样的男人抛妻弃子已经上瘾，没过多久彭欣草也走上了黄绍兰的老路，黄侃再次遇上了新的真爱黄菊英。

黄菊英是黄侃大女儿黄念容的同学，常到家中串门。1919年，黄侃回武汉任教后，便与黄菊英时常见面，不知怎的，此时已经33岁的黄侃就是铁了心的看上了可以做他女儿的16岁小姑娘，还下决心追求她。

年幼的黄菊英涉世不深，哪能经受住一位情场老手的撩拨，不久便入了黄侃的怀抱，还同意和他结婚。

当时这件事情给黄侃带来了极大的名誉损伤，报纸上每天都有骂他不知廉耻的头版头条，可是黄侃竟丝毫不在意，还调笑着让学生们为他剪辑起来，以后度蜜月的时候为小妻子读一读。

黄侃不仅自己私生活不检点，还怂恿儿子和他一起做那“性情中人”。某次闲谈，黄侃问儿子黄念田：“你知道你哥哥怎么死的吗？”黄念田回答说：“不是肺结核吗？”

黄侃否认说不对，黄念田很疑惑，猜了很久，最后黄侃才解疑答惑：“是捋死的（即手*而死）。”之后黄侃又跟黄念田说：“你不要学你哥哥，你要有这欲望，你告诉我，我带你去。”之后恐觉不妥，又自言自语道：“吾父子怎好同去？”

这同去的自然是黄侃日常的风流消遣之地花街柳巷秦楼楚馆，黄侃如此好色的人物常去妓院不奇怪，怪的是他竟然意欲同自家儿子前往，这言传身教的本事实在是胜过他的老子黄云鹄。

对于黄侃的风流韵事和离经叛道之行，他的师母汤国梨是深痛恶绝，曾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中直言 黄侃是“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但黄侃此人对于世人评价毫不在意，可能听闻师母对他的骂语后，还要赞叹一句点评精髓到位，堪称精辟呢。

黄侃此人恨者说其浪荡，爱者则言其真性情。他一生不畏人言，嬉笑怒骂全凭心情，而在他的真性情之下，胡适可能是他最大的消遣。

他曾在不同场合“骂”胡适，择取几段供君赏之：

除了胡适，黄侃一生还没少骂过陈独秀、章太炎，不过他骂这些人更多的是带着调侃之意，是棋逢对手的下战书式“会盟”。

黄侃此人真性情得让人头痛，常常是叫人哭笑不得。黄侃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后，与校方约法三章： 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学生们戏称为“三不来教授”。

黄侃此人不慕财富权贵，也不趋炎附势，但是对于自己那点薪水却看得极为重要。有次，上课时间到了他还没去上课，学生报告教务处，教务处见是黄侃这尊大佛，知道准是哪儿又惹到他了，于是只得好言相劝，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可黄侃不为所动，冷眼道：“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

原来是黄侃不满学校拖欠薪水，故意为之，在教务处答应带领薪水后，黄侃才施施然往教室走去。

黄侃一生学问不菲，但人情世故不佳，常常因为真性情，坏脾气得罪许多人，临终才意识到，不免懊悔，只得告诫后代：“ 冤枉过一世，脾气太坏，汝曹万勿学我 。”

黄侃此人此生大节不亏，治学严谨，除了他喜欢玩弄女人这一点，看他的狂放不羁，也算一个可爱之人。

1 胡适在和自己学生辩论文言文和白话文哪个更简洁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由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乃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恃才傲物，其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需5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文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胡适一番精辟的阐述，是对黄侃“文言文电报省钱”之论调的回马一枪。同学们听后不由得纷纷点头赞同。在胡适等的不懈努力下，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

2 关于胡适的故事500字

三十年代初，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引起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的时候，一位姓魏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说：“没有”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大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轻声地解释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 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空间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 十五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稿，电文是这样写的： “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 “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3 坚持用文言文的代表：历史上谁坚持用文言文,反对用白话文的代表

黄侃，字季刚，曾经与胡适共事，在北大教书，他是反对白话文的名人之一。

一次宴会，胡适滔滔不绝地讲墨学。

墨子兼爱。黄侃为了试一试胡适是否学到了家，便开始怒骂起来。

哪知道胡适的墨学也只是学到些皮毛，听了黄侃骂他之后，自己也大怒，黄侃因此而嘲笑他。宴会之后，黄侃讲课，说文言文的好处，又把战火烧到胡适身上。

黄侃讲：“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而用文言文则是‘妻丧速归’四字即可。”

1926年7月，胡适游历莫斯

科，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到了苏联，看到人家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便深深感到中国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问题，不延揽人才之外，还有一个大毛病，就

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就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

族怎么批评苏联！”

尽管胡适在国内受到质疑，他还是坚持新文化，接受新试验，反对腐朽，放眼看世界。

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上，还有胡适的好朋友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思想与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相符。

因此，黄侃过了骂胡适，文言文最终还是成为了历史，白话文占领了后来的文化阵地。“妻丧速归”也成为文言文与白话文斗争的典故。

4 黄侃的以往趣事

黄侃误把墨汁当小菜：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

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其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故时人有“章疯”、“黄疯”之说。

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 （指追悼皇帝的仪式）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

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

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

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溅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

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

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

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5 胡适是最早提出白话文的,但我听说他也反对过白话文,是吗

最早提出了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不是胡适，而是黄遵宪。他认为言文合一使西方国家文化普及，科技发达，社会进步，中国言文分离是落后的根源，是愚民的工具认为文言误国。

胡适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主张是在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一时代应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文学应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观点主张做"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言文合一"的"活文学"号召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至于他反对过白话文，我没听说过。我记得当时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讲个黄侃调侃胡适的笑话：

黄侃崇尚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他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只举一例：“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时间是在五四前后。胡适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主张是在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

6 有关胡适的小故事50字

“民国第一红娘”

胡适有“民国第一红娘”之誉，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属数不胜数。他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并主持过150多次婚礼。

这150多次证婚，从已知的记载来看，大多为胡适同辈友人、晚辈学者，成就的多是学界伉俪；婚礼地点也大多为中国国内。而有一桩胡适在美国证婚的婚礼，且有婚礼现场照片存世，却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过。

《胡适日记》1939年5月12日这天，记载了他在美国的一次证婚。他写道：

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

不干了

三十年代初，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引起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的时候，一位姓魏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说：“没有”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大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轻声地解释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 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空间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

十五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稿，电文是这样写的：

“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

“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7 阅读答案

⒚文章是从哪几个方面叙写黄侃的？请各举一例。（4分）

参考答案①文章是从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学人之严谨三个方面叙写黄侃的。

②举例：a志士之狂：写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文章抨击清廷腐败，拥护革命浪潮。

b名士之狷：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从不佩戴校徽、携带名片，穿着土气，多次与门卫发生冲突。

c学人之严谨：所治诸书皆反复数十遍，几乎没有误差，不肯轻易为文，教育学生学无止境。

考点本题考查学生筛选信息和把握文意的能力。解答此题，应先依据题干要求，通读全文，筛选出信息在原文中合理相关句子，再加以提炼。

解析文中“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是一过渡句，由此句即可得出答案。

⒛按照第⑦段中的黄侃的说法，中国学问有什么特点，应当采取怎样的治学态度，应当做出怎样的贡献？（用自己的话回答）（5分）

参考答案①中国学问的特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学无止境。

②治学态度：严谨认真求实、不欺世盗名、有敬畏之心。

③贡献：治学要实事求是，要对后世负责。

考点本题考查学生把握局部文意的能力。

解析在第⑦段中找出相关的句子，再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话回答。找出相关的句子：中国学问的特点：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治学态度：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五曰不窃；贡献：四曰为后世负责。

21作者这样叙写黄侃的写作意图是什么？（6分）

参考答案①从多个侧面刻画人物丰富的个性，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传主。

②体现了传记文学真实性的特点。

③为了表达文章主旨的需要，文章的主旨是刻画黄侃的狂、狷、严谨的个性，自然会选择一些妙文趣事来写。

考点本题考查评价作者的选材和表达技巧的能力。

解析作者的选材和表达特点都是为了表现黄侃的狂、狷、严谨的个性，更好地丰富人物形象。

8 黄侃的往事略集

概述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

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

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黄侃，祖籍湖北蕲春。

父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教读。

黄侃聪颖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气。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

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

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

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

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相识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

因父亲与张之洞有旧，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恰好和章太炎同寓。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这么一种说法。

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

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

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

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

反诘陈独秀黄侃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颇为时人诟病。

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

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

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雅谑胡适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

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

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

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

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

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穿布衣“钉鞋”的教授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

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