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幅精选书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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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大师于右任的学书法经历

　民国三十八年，于右任随中枢迁台。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内涵下，所蕴育的真行草各体，气势磅慑浑凝，纵横排荡，震慑住了每颗热爱书学的心灵。为当时碑风日炽的台湾，带来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时洛阳纸贵，求书者踵接不暇，获书者视若拱璧。近二十年来，书坛、社会、甚至军中，许多人沉湎于汉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则直接奉〈标准草书〉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响力，比台湾三百年来任何书家要光芒万丈而无远弗届。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陕西泾阳，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刘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至于他的治学方式和态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览群书，伯母房太夫人督导又严格，受益于庭训多。右任学书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随诸牧儿游走放牧的时光，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会随手摹拟涂画，或是拔取冢旁的杂草，捆结代笔，依样书画。十一岁进入毛班香私塾，记忆中太夫子毛汉诗喜爱作草书，写王羲之的「鹅」字，具各种姿态，幼小的心灵，深受潜移默化。幼年时代的他便以书法见赏于毛班香生。

　右任曾经说过，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碑碣。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便曾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

　民国十五年，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等到会师中原后，便又往来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种种机会，收买古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到抗战军兴，共有三百八十块，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书学资料，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

　民国十九年，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是偏重北碑。案头常见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杨翚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尘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书，涵育着力鼎千钧、排山倒海的气势，便是早期对汉、魏石刻拓本反复摹，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特别是接触〈广武将军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民国十六年前后，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至于临写，应迟到民国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写困难，于是成立「草书杜」，期望找出草书「实用目的」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过于注意美术价值，使写法不一，愈难辨认。他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事实上，民国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滨(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可惜后继无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广工作，始终不曾中辍。

　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标准草书杜」的第一阶段工作，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还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有人持太和馆〈急就章〉〈吴、皇书〉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兴奋异常。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内有萧子云的〈出师颂〉，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但也极难得。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出师颂〉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获索靖〈月仪帖〉墨迹数字，更为惊叹!虽然真伪难定，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

　民国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办公室、家中书房，从不悬挂他书法，有则王氏的章草。世镗殁后，他曾有挽诗：「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来，对右任的章草涵养，应是有助益的。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适用而放弃作整理，但右任对章草已控纵自如，由民国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孙荆山墓表〉、〈孙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赵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获得证明。

　由于禀赋、魄力、努力与众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获观广博的书学碑帖资料，而悠游众家精髓的深度，更是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今将异于前论的各种说法分述于后，使后学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书学经历和内涵。

　书家李超哉于民国五十七年发表《八法仰宗师》文中载道：「于先生的字据他自己告诉我，得力于褚河南实多。」李普同另有看法，认为恐李超哉误记或于氏不经意之言。确实，以他整个创作过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的影响要超过褚遂良许多。

　台邑名诗书家林熊祥在《书学原论》中说：「颜真卿盘石令张令晓诰身，谛玩其笔划则绵里裹针，昭代于右任先生笔意时有与此相通者。」「王长者墓志，顾气势较为雄迈，其用意之新颖，于右任先生与之颇有相通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陕西李楚材又说道：「于先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办报之际，专习北魏碑帖，并精心临何绍基的书法，尤其临何收藏的〈张黑女墓志铭〉十分神似;并以何绍基入手，临写〈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这种说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决，二者指出右任对何绍基的笔势和(张黑女墓志铭)的艺术道诣，向来不甚留意，绝不可能据以为书学根基的。

　此外，秦汉砖瓦、汉简流沙、唐经石窟等都是参考的对象。其中以敦煌、楼兰、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简，法度最为娴熟。民国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将旧时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的居延木简予以出版，右任为此曾赋诗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见居延简，相待于今二十年，为谢殷勤护持者，乱离兵火得安全。」右任早年在上海编辑标草时，便极渴望一睹居延汉简，作为整理草书的参考资料，无奈不能如愿。历经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将居延汉简的神韵融入自己的草法里。

。历史人物有的情况单纯，有的情况复杂。单纯的人物有如修建在一片平地上的金字塔，从四面八方看上去，形状都差不多。复杂的人物有如被云封雾绕的深邃的庐山，人们从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所见到的形象就不一样。就太平天国的人物而言，萧朝贵就很单纯。他没有文化，在家“种田种山为业”。起义后“勇敢刚强，冲锋第一”。后来进攻长沙时中炮牺牲。经历单纯，全无争论，说他是一位农民起义的英雄，大家都会赞成。比较而言，石达开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他的前期活动虽有不少记载，可是颇有出入，他的后期活动不仅记载甚少，而且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因而真相难明。

石达开出身于什么家庭从自耕农到土豪大族，各种说法都有。我们到他的故乡访问时，所得到的口碑是“田不多”，自耕自食。有的史料说“家稍裕”。有的史料说“家中资”。有的史料说“家本富饶”。有的史料说“以财雄一方”。有的同志竟称石家为“当地土豪大族”。当然，现已谁也不会再讲唯成份论，但是出身不同的人参加革命的原因不会完全一致，这就难免会对他的评价产生影响。再说，石达开虽然自幼读书，但是从未应考，没有功名。他算不算渎书人，也很难说。无文凭而有水平的人是不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在争论，何况是对古人。此事也与评价问题有关，因为“春秋责备贤者”，同样做错了一件事，我们对于有识之士的要求显然要高于无识之徒。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的活动，除了立下赫赫战功被称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这一点没有争议之外，其他许多重要史事都还没有弄清真相，未下定论。例如“安庆易制”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是否能够完全旨定，大家的意见就不一致。天京内讧之前，他是否参与了“诛杨密议”如果参与了，就要承担发动内讧的一定的责任。此事虽然“查无实据”，究竟事出有因，因而至今尚未得到澄清。天京内讧之后，他是否负气出走，带走大批人马，决心远征不返果真如此，他就要承担分裂的责任。现在虽然有些同志已经提出确据，证明他离开天京的当时并未蓄意远征，决定远征不返是两年以后的事，是由以后主客观两方面许多原因所促成。但是目前此说还未成为定论。

有关石达开后期活动的史料甚少，这是易于理解的。当时石达开孤军流动作战，出没无常，敌人常常弄不清他的踪迹，自然不会有很多的记载；而他们自己的文书史料，在失败后，大都被毁，残存下来的寥寥无几。由于史料过少，我们想对这一段史实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已经十分困难，更何况这些史料的内容还并不完全可靠。这一时期的史料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石达开远征军自己的史料。除了像《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这样有限的几件文书文理通顺叙事详明之外，某些将领文化程度不高，文书叙事不清，有的把贵州的“威宁”错写为“谓林”，这种半读半猜的史料，要想据以查明史实，确有困难。

(二)是清朝官方记载。为了邀功或者诿过，清方将吏的奏报每每故意说假话，例如薛福成就揭破过骆秉章的谎言：“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凑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象这样的史料，只会把人引入岐途，掩盖庐山真面目。

(三)是地方志的记载。这些记载虽非存心作伪，但又常常得自道听途说，不足为据。例如石达开为了迷惑敌人，对分兵作战时各路队伍都打自己的旗号。以至在同一时间，相距数百里的两个地方都有石达开路过该地的记载。孰真孰假，连当时当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况后人。因此，这种记载的史料价值也就不高。

既然史料数量甚少，质量不高，据以探讨史实，必然困难很大。例如石达开最后渡过金沙江的兵力，根据不同的史料，既有十余万人之说，也有三四万人之说，甚至还有数千人之说。史实没有弄清，我们又怎能正确地评价石达开当时的战略得失，以至是非功过。就在这些数量甚少、质量不高的史料之中，也还难免掺入赝品。如说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的说法来自《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可是近年来已有几位同志对于此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甚至直指为伪作。如果此信真是赝品，据此而对石达开所作的评价岂不全都落空了吗

因此，百余年来对石达开评价变化无常的第一个原因是：石达开本身是一位情况复杂的人物。记载他前期活动的史料虽多，但是对于某些重要史事分岐甚大；记载他后期活动的史料太少，以至真相难明。评论者从“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他，难免偏而不全，甚至摇摆不定。

二、他常常被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

评价历史人物，只能在已经掌握到的确凿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若在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石达开常常被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评论者并非真正去评价石达开，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去评价石达开的。石达开为什么常常被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这是由于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间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为什么引人注目这是因为：

（一）他既是太平天国最出色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又以“诗人”闻名子世。这种在多方面都有习—能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二）他是个很年青就已经建功立业的人物。金田起义时，他的实足年龄才19岁，已是领导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天京内讧之后，他回京主持军国大政，一身系天下安危，那时才不过是个 25、6岁的青年。

（三）在太平天国诸领袖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短暂的一生是和整个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又常常处在一些真相难明的矛盾与漩涡中间，引起后人的许多猜测和议论，给加以美化或丑化、神化或鬼化留有余地。

（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失败了的英雄更能引起后人的同情，正如赵矢元同志所说：“英雄令人敬仰，悲剧使人同情，历史悲剧中的英雄石达开，更叫人一掬同情之泪，表示敬仰之情，为之惋惜和慨叹。”

石达开殉难至今不过一百多年，后人对他的评价却波澜起伏，极不稳定。概括言之，我们可以把后人对他的评价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一）清代。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太平天国自己人，外国人与民间对他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清廷上下虽然对他切齿痛恨，也不能不衷心佩服他的才能。曾国藩说他：“狡(应释为机智)悍（应释为勇敢)为诸贼之冠。”左宗棠说他：“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薛福成甚至情不自禁地称他为“绝代英物”。

（二）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的需要，把石达开塑造成为一位理想人物，一座高大无比的神像。

（三）解放前，人们对他的崇拜虽然赶不上辛亥革命时期，仍然是作为一位民族革命的英雄来歌颂的。

（四）解放后的十七年，肯定他是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赞扬他前期的不朽功勋，批判他后期的分裂行为。

（五）十年动乱，“四人帮”及其走狗别有用心地攻击诬蔑石达开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六）现在。拨乱反正以后，推翻“四人帮”加给石达开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古人“平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任何时期，“古为今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情况都是有的。而对石达开的“古为今用”，则以辛亥革命前后与十年动乱中间这两个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辛亥革命前后，许多革命党人都选中了文武全才而又惨遭不幸的石达开，把他树为一面旗帜，借以宣传反清，鼓动革命。称石达开为反清志士、民族英雄、老革命党人。石达开既有能诗之名，一些革命者伪造石达开的遗诗以鼓吹革命，就成为一种别开生面的宣传方式。其中主要是梁启超收进《饮冰室诗话》中的五首伪诗与高天梅“以一夕之力”写成的二十首伪诗。这些慷慨悲歌的壮丽诗篇，虽然有不少地方悖于史实，却能感动许多读者，使之奋起参加革命，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人物的石达开对宣传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经过革命党人作了加工成为艺术形象的石达开所起的作用就更大。这是完全应该加以肯定的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历史人物的石达开与艺术形象的石达开混为一谈。作为艺术形象是可根据生活的真实来虚构和夸张的。但研究历史，就应该让历史人物的石达开恢复本来面目。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及其走狗为了篡党夺权，影射攻击老干部，就把石达开骂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任意给他带上“地主土豪”、“阶级敌人”、“投机分子”、“阴谋家”、“野心家”、“分裂主义者”、“复辟倒退者”、“蛀虫”、“叛徒”等等不计其数的大帽子，把他描绘成为青面撩牙的恶鬼。“四人帮”人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古为帮用，使史学界成为重灾区。在史学领域中，他们又看中了太平天国史。学霸戚本禹就是从评论《李秀成自述》开始，掀起一股歪风恶浪的。因此，太平天国史又成为重灾区中的特重灾区。他们完全撇开史实，闭着眼睛说瞎话，一切以洪划线，除洪秀全外，首义五王一律打倒。连对洪秀全百依百顺的李秀成尚且一错到底，何况曾经和洪秀全大闹矛盾的石达开。在一段时间里，梁效黑文章的矛头一直对准石达开，说什么“石达开本来就是土豪大姓，富有财产，他混进革命队伍，当然不是谋求农民的解放”，“石达开……大肆鼓吹仁政，极力破坏对地主阶级的革命专政。”由于他们攻击石达开的用语太现代化了，就完全暴露了他们自己指桑骂槐的恶毒用心。

因此，百余年来对石达开评价变化无常的第二个原因是：常常有人把他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借题发挥。随着当时的需要，或者对他加以美化、神化，或者对他加以丑化、鬼化，掩盖了历史的真面目。

三、新发现的史料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历史人物，千秋一片颂声，我们在史料中再发现他的一点长处，对他的评价并无什么影响。有些历史人物，万世受人唾骂，我们在史料中再发现一点他的劣迹，对他的评价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已经定了型，功、过略有变动，改变不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但是对于某些有争议的人物，我们发现了一条与他有关的史料，就可以影响到人们对他的评价。举例说，一架天平上，两边所放的东西都刚好是一百斤重，相持不下。这时有谁在某一边加上了一两重的东西，这一边就立即下沉。这一两重的小东西，就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石达开正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而且在他的一生中多次搅进真相难明的矛盾与漩涡，因此，每发现一件与他有关的史料，都可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立即影响到人们对他的评价。

举例说，自从在《吴煦档案》中发现了《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之后，有些同志就责备石达开不择手段骗走了二十万太平军将士，对革命事业拆台。因为这个《本章》中说：“小臣等自丁已七年跟随翼王进取江右，跋涉险阻，逾越关河，意欲开疆拓土……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作我陛下股肱心膂，继则观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如果事实确实如此，石达开理应受到责备，承担欺骗将士，制造分裂的罪名。但是遍查史料，他们完全找不到石达开有说自己“亲奉密诏”外出招兵的记载。而且恰恰相反，他在离开天京以后，一路上遍贴五言告示，说明自己是因洪秀全“重重生疑忌”而被迫离京的----当然也就不是奉什么“密诏”出征。这个告示中还说：“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也就是劝告全体军民，各自安守本分，为革命事业立功；如果确属自愿，也可以前来参加自己的队伍建功立业。这种态度是诚恳而坦率的，并没有玩弄什么阴谋诡计。那么，《本章》中为什么会有“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的说法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吉庆元朱衣点等人先是脱离洪秀全去投奔石达开，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脱离了石达开回到洪秀全这边来，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总得要为先前离开洪秀全的行动找个借口。事情已经查清，真相不过如此，这一史料的发现是值不得引起轩然的大波的。

还有，《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敬禀》一文的发现，也对石达开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此文中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一语，常常被人引来作为石达开蓄意远征不返的证据。其实，此文正好否定了所谓“亲奉密诏”外出招兵之说。既然在石达开离开天京的当时，全军上下部知道他是“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也就是说，他并未说谎，那又何来“亲奉密诏”之说。值得推敲的是“誓不回去”一语，如果不管史实，孤立地只看这几个字，似有脱离或者背叛太平天国之嫌。但从以后发现的另一史料----德兴阿向清廷的奏片看来，所谓“誓不回去”，是指绝不愿意回京辅政，以避免和洪氏集团纠缠，并不等于脱离太平天国。石达开不回天京，只在安庆指挥作战，仍然是太平天国通军主将，能够行使全军统帅的职权。而且，陈凤曹所写的这份文书只是太平天国一个下级官员道听途说而来，并非出自石达开之手或石达开之口，只可作为参考，不可引为确据。

1981年，《历史档案》上公布了一批与天京内讧有关的档案材料，其中有“洪逆以溧水、句容相继克复，大兵云集镇江，屡求石逆救援不应。该逆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各城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石逆但遣党二千余人乘些木筏前来援镇等语。或云石逆并未受物，亦不允来，坐观洪逆成败。”这记载是何桂清对清廷的奏片。所谓“或云”，也只能是道听途说，而非确讯。有些同志即据此批评石达开不顾大局。认为洪秀全既然已经认错，削去洪仁发、洪仁达的王号，而且送来义王金牌，石达开就理应乘势回京，重掌大权，共挽危局。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洪秀全的性格，洪仁发、洪仁达的胡作非为，都为石达开所深知。一时削去王号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石达开如果此时回京，“重重生疑忌”的情况仍将重演。史实说明洪秀全后来依然重用他那两个宝贝哥哥，挟制李秀成等人，一直闹到亡国亡头。石达开不愿回京，坚持驻在安庆指挥作战，并不一定就是过错。至于他以后确实远征不返，那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是由主客观两方面的多种原因造成的，与当时的不肯回京是两回事。

在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之中，只有一件对石达开有利的。这就是咸丰7年9月德兴阿向清廷奏报的附片。咸丰帝朱批该片的日期是9月22日。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而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靡，内怀猜忌。惟贼踪分合无常，总不容稍疏防范。

这一史料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当时以六百里加急送到军机处的奏报不可能是伪造。德兴阿也不敢“欺君”，捏造什么“石逆伪章”与“洪逆伪批”。石达开在本章中说：已派许多将领回援天京，他自己即将赴援江西，并拟进军浙江。这些行动，后来都已实现，成为事实。德兴阿不能预知未来之事，足以说明他确实看到了“石逆伪章”。这一史料，至少说明了以下这些问题：

(一)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并非一去不回头，与洪秀全断

绝一切关系。事实是，他在离开天京4个月之后，遇事仍然向洪秀全报告，洪秀全仍有批示，君臣关系如故。德兴阿说他们“外不羁靡，内怀猜忌”，即关系虽不融洽，但还是保持着的。又说“贼踪分合无常，总不容稍疏防范”，即他认为洪、石之间并非完全分裂，既有“分”的可能，仍有“合”的可能。

(二)石达开当时驻节安庆，仍然行使他全军统帅（通军主将)的职权，指挥许多将领率军回援天京。从以后的事实看来，李秀成确也听从他的指挥，会合张洛行部东援天京。

(三)石达开后来赴援江西，进军浙江，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周密布置，并且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才付诸行动，绝非盲目流窜。向浙江进军，是以进攻东南财富之区的办法来解天京之围。两年之后，洪仁玕、李秀成共议奇袭杭州，以解京围，正是师法石达开的故智。

(四)过去我们总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是一去不返，想到四川去另立一国，独树一帜，那是一种误会。事实证明，他在进军浙江之前，绝无远征不返的想法与行动。到四川去，应该向西进军，而他在离开天京十个月以后，不向西，不向南，不向北，却向着东方的浙江进军，这是为什么是为着配合其他将领共解天京之围。后来，石达开确实是向四川进军，远征不返了。但那是离开天京两年以后的事，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洪秀全撤了他通军主将的职务，使他进退失据；如杨辅清受封为中军主将之后，和他闹矛盾，发生磨擦；如湘军向他施加压力，堵住他的归路等等。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他的远征四川，是在驻军江西南安府时才决定的：“伪二旗军略萧发胜等计画由楚而鄂，进图西蜀，占上游之势，入完善之区。”萧发胜等向石达开提出这一建议，为石达开所采纳。他们才全军西进，攻入湘南，以图四川。如果他们离开天京之时即巳决定远征四川，驻军南安府时，萧发胜就没有再向石达开提出进图四川的建议的必要。

(五)洪秀全铸义王金碑，派人送到安庆，争取石达开回京辅政，石达开“誓不回京”，不肯接受。这并不是脱离或背叛太平天国，而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想按自己的战略思想指挥作战，不愿意再回天京和洪氏集团纠缠。

总之，这一条史料至少可以证明，石达开在1857年5月底离开天京之时，并非蓄意远征不返，更未打算到四川去另立一国。在一切新发现的史料之中，能够为石达开解释误会，澄清事实的，似乎只有这一件。

因此，百余年来对石达开评价变化无常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石达开一生经历疑案甚多，误会不少，是毁是誉，难以定案，所以每发现一件与他有关的史料，就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

四、对石达开可以作出宏观的评价

对石达开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变化无常，难以作出定论的原因是：还有不少疑案至今尚未查清。论从史出，史实没有查清，以怎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仅提出以下的意见，以就教于各位专家与广大读者。

有关石达开的问题很多。但是解决问题要分主次，首先应该排除一些枝节问题，找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关键问题得以解决，枝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对于石达开的评价，同志们可以大体同意见，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在太平天国诸领袖中，石达开是一位年青有为，最有才能的人物。

(二)他在太平天国前期所建立的功勋应该充分肯定，有争议的只是他在后期的所作所为应该如何评价。

对于石达开后期活动的评价，关键问题只有两个：(1)他在离开天京时是否蓄意远征不返，去另立一国。如果是的，那就应该对分裂承担一定的责任。(2)他在大渡河畔覆军之时，究竟是真降还是诈降。如果是真降，那就应该戴上叛徒的帽子。

只要这两个问题有了结果，对石达开后期的评价也就可以作出结论。其他枝节问题，都不足以影响这个结论。当然，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并非易事，还需要同志们共同努力。在此笔者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石达开离开天京之时，并非蓄意远征不返。上述德兴阿的奏片虽然不能完全证明此事，至少能够基本上为石达开澄清误会。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石达开是诈降而非真降。所谓真降的记载，仅仅出于敌人骆秉章之手，不足为凭。至于诈降的记载，则出于地方志与清方官员私人笔记，比较可信。

对石达开是否能够作出为大家都能接受的评价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对于其一切言行，不妨从微观上去进行探讨，点点滴滴都希望能够窥见庐山真面，但这并不影响从宏观上去作出一个总的评价。对于主要问题，我们必须查清，绝对不能含糊。但是要想查清一切枝节问题再作结论，则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总的看来，石达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太平天国最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太平天国前期，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太平天国后期，他的行动虽然出现一些缺点和失误，还谈不上“分裂”与“叛变”，因此就影响不了对他总的评价。

对于“分裂”问题，且不说他离开天京之时并非蓄意远征不返。即或如此，主要的责任也不在他。因为谁都承认一个事实，即他的出走是被逼的。如果被逼者要负“分裂”之责，逼人者却可以不负“分裂”之责，那就是逻辑上的混乱。

对于“叛变”问题，这是敌人给他定的案，岂能勉强我们接受。他兵败被俘，慷慨就义。说他“叛变”，查无实据，难以成立。

1981年八月，笔者参加在大渡河畔参加以讨论石达开功过是非为主题的石棉会议，适逢翼王亭竣工，登临纵目，俯仰河山，缅怀先烈，心潮澎湃。

此亭高筑临江浒，水色山光能尽睹，

我来非为片刻游，愿歌史事垂千古。

当年天国有英雄，闾里皆称石相公，

金田起义年十九，羽翼天朝作股肱。

扬鞭跃马好身手，两湖三江驱群丑。

群丑惊呼石敢当，望见旌旗皆反走。

挥军日指下金陵，金陵从此号天京。

鏖战浔阳寒敌胆，安抚皖赣得民心。

忽闻萧墙起奇变，骨肉相残争未已。

兴师靖难见精忠，为挽狂澜非为己。

挥泪离京出征去，再为天国立新功。

雄师数万趋何处？西南关山万里路。

但求天下早廓清，他年兄弟再相聚。

蹈隙走险入荒垓，紫打地前战船排。

半渡忽见洪波至，峨江水涨浪涛来。

浪击船头与筏尾，船沉筏破无不毁。

三军至死恨难平，不败于人败于水。

一渡再渡不成功，大军久驻粮草空。

忍饥扶病突围去，趱行群山鸟道中。

前行又惊涛拍岸，退路复遭木石断。

四壁惊闻垓下歌，残兵背水拼一战。

明朝情事有蹊跷，人妖并马过凉桥。

缘何三军尽息鼓，一百年来费推敲。

或云诈降求免死，矿代英雄宁有此！

无如真相已难明，遂令身后蒙奇耻。

或云舍命保三军，主帅单骑扣胡营，

三军难保身已殉，人间永作不平鸣。

密商奇策成和议，生死毁誉非所计。

诈降计绌血泪流，后世谁人知吾意？

探赜索隐见真情，尽瘁天国一片心。

欲与翼王共起语，使知百载有知音。

竖子成名英雄死，世事不平胡至此！

父老饮泣向我言，言皆翼王爱民事。

折戟沉沙急水头，千秋遗恨几时休？

登山怒问山与水，青山无语水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