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左宗棠真的投过太平军营吗

　　我认为历史上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传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足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这个传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且并无确凿可信的历史事实的证明。为了考察此一传说的历史真实性，我曾查阅了所能接触到的记述或提及此一传说的文献资料，包括一些论著、史书以至文艺作品等。现将有关记述，依时间先后排列于下，以利分析。

　　清末，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杨毓麟在所撰《新湖南》一书中说：“湖南人如胡（林翼）、左（宗棠）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左临终前，曾“语其家人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

　　1906-1908年间，小说家黄小配（字世仲）著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其中写道：左宗棠“当洪天王入武昌时，曾上书天王，劝他勿从外教。洪天王见他不明种族，又不识君民同重的道理，因此不甚留意。他满望上书洪天王，得个重用，故多人聘请过他，他都不愿出。及见洪天王没有什么意思，心中不快，暗忖欲作胡元时的刘因，怎奈自己不能久耐。继思晋时王猛曾佐苻坚，遂定了主意，先受张亮基湘抚之命，参赞戎幕；继又受湘抚骆秉章之聘。”

　　民国时期，1914年，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出版，该书写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后湘人欲缚此献策者，因不知其姓名，其事遂寝。然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且劝洪天王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推察左宗棠之性格，此说或不诬也。”1947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撰著《中国近代史》（上册），沿袭并进一步肯定了此一说法，写道：“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

　　稍近，1962年，香港猛进书屋出版了简又文所著《太平天国全史》一书，其第七章的一个注释中，亦引述了上述传说，写道：“据传说：左宗棠初以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尝投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惟洪、杨以立国之源头及其基础乃在新教，不能先自坏之，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

　　综析以上各种记述，细加思量，不难看出：（1）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当时并不存在，在此后至左宗棠逝世前的20余年间亦未闻见，甚至在左宗棠逝世后近30年之久还不见有人提起，而是迟至本世纪初即清末的辛亥革命时期才开始出现，其时距太平军围攻长沙已逾半个多世纪！这显然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密切相关，即反清政治斗争的需要，促使革命宣传家们呼唤历史的亡灵，改换古人的服装，以求达动员民众的目的。（2）各种记述，均同一源头，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有关传说，而并无任何原始文献记载以为佐证。也正因为这样，就产生了以上多种记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语言文字上存在雷同的痕迹。（3）从各种记载演变的过程来看，这一说法也令人难以置信。杨毓麟的记述，只是说左宗棠有“度外之思想”，且从记述文字看，这种“度外之思想”，还是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左等势力壮大之时，而不是在其羽毛未丰初期即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期，况且并未见之于行动。黄小配的记述，可谓最早说及左宗棠曾谒见洪秀全者，但属文艺作品，并且将地点说成武昌，时间也到了1853年初，虚构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我们已知，太平军系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2月9日弃城沿江东下，而左宗棠则早在1852年10月8日就已进入长沙张亮基幕府了。稻叶君山的记述，原所据“长沙人”传说，并未指明谒见洪秀全者为何人，他也是根据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清宣传品才推断为左宗棠的。范文澜的记述，则无论从内容抑或从语言文字看，显然是本于稻叶君山所言，因而同样难为凭信，并非“比较可信”。至于简又文的注释，只不过将传说录以备考而已，他本人其实也并不相信。

　　第二，这个传说不符合左宗棠一贯的、特别是他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思想立场。左宗棠生活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封建末世，又受过较长时期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薰陶，属于历史上常见的地主阶级爱国者一类人物。这类人物的共同性格是：坚决反抗外来的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压迫，而对国内人民的反政府起义和暴dong4，则往往采取调整政策，缓解矛盾（即所谓“抚”），或者使用武力，坚决镇压（即所谓“剿”）的办法。早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青年左宗棠就在一首诗中自我表白：“励学先崇礼，收心在积城。范围真莫过，鞭策益求真”；“四勿依为率，三经入便横，纳轨躬儒行，防非凛意诚。”严格按照儒教的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其时他才21岁。1835年，他又在一篇试卷中写道：“事不越乎子臣弟友之经，而画然守之，始终不逾其常。”以忠君守礼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准绳。因此，他虽然接触实际，了解民生疾苦，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农民境遇，但却从根本上仇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为农民起义的狂飚突起而惶悚不安。甚至他的强烈的爱国思想，也是与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常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鸦片战争时期，他强烈反对外来侵略，担心“诸戎狡焉思逞，无有纪极”；又深深为“国威屡挫之余，内地奸民啸聚山泽者亦复在在有之”而惶惧不安，反对“奸民”啸聚为“寇”。他曾多次说过：“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实际上他就是在以“了事办寇之人”自我期许。在他尚未发迹这段期间，他在致友人信中，常“自署葛亮”’，即自比诸葛亮，以表明他的志向。诸葛亮散闲卧龙岗，躬耕陇亩，等待着刘备三顾茅庐，出山治国安邦；自负甚高的左宗棠，也期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1851年（咸丰元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湖南戒严。左宗棠对时局十分关心，与在贵州任职的好友胡林翼（时任黎平知府）往复函商对抗、镇压起义之策。他提出了“治小盗则团练固不易之法，若当剧贼纵横，防剿并急之日，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的方针；并说：“果于附近贼巢之处，令乡民尽为碉堡，官给费以倡之，险要之地，官兵营之，亦如碉堡之式，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巢，贼知我将合围，必并力来扑，则贼为客而我为主矣。”1852年，太平军挺进湖南，势如破竹，逼围长沙。左宗棠见事急，即于中秋节过后挈全家避居湘阴东山白水洞，一面“诛茅筑屋，为自保计”；一面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待机出山。果然随后不到10天，他就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再三礼请和敦促下，投入巡抚幕府，为之筹谋画策，开始了对太平天国起义和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镇压活动。因此，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左宗棠思想发展的逻辑，他并不存在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思想基础。也正因为这样，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几本左宗棠传记，都没有采纳这一说法。如杨东梁著《左宗棠评传》，在一个注释中列举了本文上述的几种传说后，写道：“按以上纪载，不足为凭，兹不取。”王天奖著《左宗棠评传》，亦在一个注释中说：“有的记载称：左宗棠曾去长沙见洪秀全，进说方略。此说与左宗棠的思想立场和有关史实全不合节，不足凭信。”

　　第三，这个传说还同太平军围攻长沙和左宗棠投入张亮基幕府的日程存在矛盾。据历史明确记载：萧朝贵率太平军前队进抵长沙的时间，是1852年9月11日（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洪秀全、杨秀清率太平军主力到达长沙的时间，是10月13日（九月初一日）；石达开不在萧朝贵率领的前队之内，是否与洪、杨同行，史无明细记载，从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石达开要将左宗棠引荐给洪，及左实际已见到杨的情况来看，姑且也可作如是观。而左宗棠呢？当萧朝贵率太平军前队逼攻长沙时，他正与郭嵩焘等在湘阴东山白水洞经营避难处所，并于农历中秋节（公历9月28日）过后，挈全家避居于此；当洪秀全、杨秀清等率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城下时，他则早已于5日前即10月8日（八月二十五日）“缒城而入”长沙，进入张亮基幕府，并且获得张的充分信任，“一以兵事任之”，“日夕区画守具”了。不能设想，当洪秀全等尚未到达长沙时，左宗棠即已私谒洪秀全或石达开于长沙了；也难以置信，在左宗棠业已进入张亮基幕府，并被委以重任，又当战事孔急、城门紧闭之时，他还会偷偷出城，私谒洪秀全或石达开，为之出谋献策！基于上述种种，我认为，关于左宗棠尝投太平军，谒见洪秀全或石达开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不可信以为真。

　　最后，可以补充和讨论的是，前述传说的产生，除了源于辛亥革命时期反清政治宣传的需要外，还可能与时人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有关。考王闿运著《湘军志》，有如下一段记载：当太平军以奇兵突袭、直抵长沙城下时，一般人士尚不料其为太平军，反以为是官方援军至，以致发生如下的情况：“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颔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陈事者。’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这里，确有湖南士子赴太平军营谒见献策之事。但是，谒见并献策者为杨生，而非左宗棠；受谒见的人是萧朝贵，而不是洪秀全或电视剧《太平天国》中的石达开；并且，杨生是误以为清军“达官”至才“上谒献策”的，而不是主动投靠太平军。后人或据此而捕风捉影，张冠李戴，并以讹传讹，加油添醋，将它演绎成了左宗棠“尝投太平军”的一段传奇，也是可能的，因为这也是社会生活中常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