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着手《兰亭序》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于《文物》1964年第2期的《〈兰亭帖〉考》，可能是最早一篇谈论《兰亭序》问题的专论⑴，它写于1962—1964年间⑵。在该考中，启功不仅对王羲之的书法地位和《兰亭序》帖的书法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还对清末李文田从文到帖怀疑《兰亭序》的观点给予全面驳斥。但到了1965年，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辨兴起之时，启功却于《文物》第10期发表专论《〈兰亭〉的迷信该破除》，支持起郭沫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而且，在某些具体提法上比郭沫若更“左”。
对一个学者来说，他在某段时间内提出某种看法，又在其后否定这种看法，完全正常，一点儿也不值得我们去非议。然而，启功观点的改变，启功本人在后来并不认同。1981年中华书局为他出版《启功丛稿》，《〈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就没有收入，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篇“无聊之作耳”⑶。除此，启功于1978年撰写《〈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1988年撰写《〈唐摹万岁通天帖〉考》，又重新回到《〈兰亭帖〉考》的立场，认为《兰亭序》确为王羲之所作，并且具有书法艺术上的极高价值。
这些，不正表明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上有着无庸讳言的矛盾表现么？
当然，指出这一矛盾表现并不困难⑷，困难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启功为什么会有这一矛盾表现，以及这一矛盾表现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在我们看来，启功的矛盾表现，大而言之，一由偶然因素促成，二由必然因素促成。
所谓偶然因素，指的即是1965年由郭沫若、高二适引发的兰亭真伪之争。从学术史上分析，兰亭真伪之争可视为清代碑帖之争的继续，一点也不“偶然”；但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来看，兰亭真伪之争又带有非常明显的“偶然”性。要知道，1965年6、7月份，离“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兴不到一年时间，社会政治空气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原本再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学术论争，只因为有个“通天人物”章士钊，写信给主席，得到了“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方使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及时“得以公表”，形成与郭文观点对垒的兰亭真伪之争。这种状况，对郭沫若、康生等人而言，是极不愿意看到的，但既已形成，也就只好去设法应对。于是，他们一方面自己一口气写出两篇回应文章同时投放报刊，一方面又四处组织附和文章密集投放报刊，启功的违心之文《〈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就是被组织而来的附和文章之一。由此可见，没有偶然因素引发的兰亭真伪之争，被人“拉壮丁”，启功是不会主动去写违心之文的，那么，他在《兰亭序》研究上也就不会有什么矛盾表现了。
至于促成启功矛盾表现的必然因素，我们可从如下三点加以分析：
其一，性格因素。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其性格密切相关的。启功享年93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属长寿者。而长寿者的性格一般都偏于达观、圆融，遇事不钻牛角尖，此可彼亦可，无可无不可，心境永远处于一种平和、宁静状态。据有关文字记述，启功看任何人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调——“好、好、好，比我写得好！”这话，是鼓励？是自谦？还是违心？抑或兼而有之？总之，他决不会当面指出你的不足，他不想得罪任何人，他要给所有请教他的人都留下一个“好好先生”的印象。另外，他对造假的宽容，亦超乎常人。有人告诉他，市面上有不法分子在仿造他的书法卖钱，他回答说，有饭大家吃，我不打假。有人拿仿造他的作品请他鉴定，他幽默道，这是假的，它比我写得好，那些不好的才是我的真迹。直到后来，有人盗用他的名义为某些假画作鉴定，他才公开发表声明加以谴责。试想，这种宽以待人的性格，学人或书家中有几个具备？然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性格都具有两面性，圆融、宽厚性格的负面则是不讲原则性。拥有这种性格的人，一旦到了某种关键时刻，就容易走向平素所痛恨的一极，而显示出令人遗憾的“骨气”不足，有的甚至铸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人生悲剧（如汪精卫、周作人、刘海粟等）。正因为启功性格上有此弱点，所以郭沫若等人“拉壮丁”拉到启功头上，启功二话没说，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附和之作，立场改变得既彻底、利索又坦然、欣然，不见一点儿灵魂之挣扎，也不见一点儿内心之煎熬。相对于启功，高二适的性格正好处于另一极：刚烈、耿直，决不愿“随人俯仰作计”。这种性格的不足在于倔强、莽撞，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长处则表现于是非观念强，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作半点让步。否则，我们又怎能想象他会撰文驳斥郭沫若观点，并在老师的提醒下仍不思退让——“惟前途有否，以论学为重，一时得失为轻”、“此文发表以愈快愈好”（高二适致章士钊信中语）——呢？与高二适性格类似的学界人物陈寅恪，更是宁折不弯的知识分子代表。在生命的最后20年内，他面临政治高压，宁愿放弃显赫地位与优厚待遇，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治学方法与学术主张，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因而备受后人称道与景仰。
其二，环境因素。启功身居京城，执教于北师大，正好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心，即便想逃离也做不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他不仅听到、看到了无数受冲击者的悲惨命运，而且自己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亲自品尝了政治施予他的一杯又一杯苦酒，因而，他对政治的厉害是极端敏感的，更由此养成了不敢得罪任何一个来自政治阵营大人物的心理定势。在启功看来，政治如同一块磐石，而自己只是一个鸡蛋，拿鸡蛋碰磐石岂非自取灭亡？既如此，还是逆来顺受、巧妙周旋吧！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千条万条保住性命第一条，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无柴烧”，当政治高压过去之后，自己还会大有作为的。不难看出，特殊环境中的启功，他可以不参与政治，但 不可以不关心政治，否则，更大的厄运就会再次降临他的头上。1965年6月郭沫若发表文章，重申清末李文田观点，认定《兰亭序》为隋代和尚智永伪托，文中明确写着康生、陈伯达两人既为他提供相关材料又为他提供基本观点，不管郭本人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已向读者暗示了某种政治背景，这点启功自然一看就明白。由于注意到眼下的兰亭真伪之争掺入政治因素，所以启功在心里也不免有所担忧：我的观点与他们完全对立，他们所坚持的正是自己所极力反对与驳斥的，尽管自己的文章写于一年之前，说不定又要惹“麻烦”。时隔不久，启功的担忧变成现实，郭沫若等人派阿英来“拉壮丁”，要他表明态度，放弃过去的学术观点，转过来写篇支持郭沫若的文章。对此，启功除了违心接受又能怎样呢？他不敢反抗，也不想反抗，他的“环境”逼迫他只能选择“缴械”与“投诚”。要知道，在当时，郭沫若是显赫学术权威，康生、陈伯达是顶尖政治红人，他们（主要是后二人）一句话就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成”。但相比之下，高二适则处于另一种环境之中。他远离京城，呆在家里，仅挂名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每月领国家60元津贴而已。他没有被揪斗、被批判与被强迫写“检讨书”的痛苦经历，也很少介入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运动中的受者顶多只是有所耳闻。这些，都使高二适对当时的政治显得相当“陌生”。常言道“无知者无畏”，他不知道或未领略过政治的厉害，所以才不怕政治有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或许，高二适以一介书生仅把兰亭真伪之争视为一场纯学术论争，而忽略了郭文中已经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没有政治上的顾虑，高二适当然也就敢于拍案而起同郭沫若叫板，并且在遭受挫折（被《光明日报》退稿）之后，转求其师章士钊设法帮助发表。算高二适走运，文章经批示得以立即发表，而康生、陈伯达两人因陷身更为重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未能腾出精力来“报复”他，这样，既平安度过了晚年（尽管“文革”期间也曾遭红卫兵抄家之难），又成就了敢同大学术权威抗争的一世美名。
太多了
原文：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于戏！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令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颂曰：噫嘻（yīxī表示悲哀或叹息）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chěng奔跑）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大驾南巡，百僚窜身，奉贼称臣。天将昌唐，繄（yī文言助词，惟）睨（nì斜着眼睛看）我皇，匹马北方。独立一呼，千麾万旟（yú古代画着鸟隼的军旗），戎卒前驱。我师其东，储皇抚戎，荡攘（rǎng抵御）群凶。复服指期，曾不逾时，有国无之。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地辟天开，蠲（juān除去）除妖灾，瑞庆大来。凶徒逆俦（chóu同一类），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盛德之兴，山高日升，万福是膺(yīng承受，担当)。能令大君，声容沄沄（yún形容水流动），不在斯文。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刋此颂焉，于千万年。”
大唐中兴颂
《大唐中兴颂》是颜真卿书法进入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全篇布局十分紧密，真力弥满，字实撑格，给人一种向外的膨胀感，充实茂朴，气势恢弘，字里行间有金戈铁马之气，拳拳报国之志，并映射着时代的进取精神。宋代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云：气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清代人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云：《中兴颂》雄伟奇特，自足笼罩一代。清代人康有力在《广艺舟双楫》中云：气平原《中兴颂》有营平之苍雄。明代王世贞在《贪州山人稿》中云：字画方正乎稳，不露筋骨，当是鲁公法书第一。
内容简介
《历代珍藏碑帖精选·大唐中兴颂:颜真卿(宋拓本)》是颜真卿书法进入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全篇布局十分紧密，真力弥满，字实撑格，给人一种向外的膨胀感，充实茂朴，气势恢弘，字里行间有金戈铁马之气，拳拳报国之志，并映射着时代的进取精神。宋代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云：气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清代人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云：《中兴颂》雄伟奇特，自足笼罩一代。清代人康有力在《广艺舟双楫》中云：气平原《中兴颂》有营平之苍雄。乙明代王世贞在《贪州山人稿》中云：字画方正乎稳，不露筋骨，当是鲁公法书第一。乙品读《历代珍藏碑帖精选·大唐中兴颂:颜真卿(宋拓本)》，我们不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它所涉及到唐代中兴时期的辉煌：以及那个年代的文学艺术、人文思想和曾经的风云历史，同时还可以领略到大唐王朝的开拓、奋发的大无畏的气魄和时代精神。《历代珍藏碑帖精选·大唐中兴颂:颜真卿(宋拓本)》是颜真卿唯一的大楷作品，在颜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千多年来为书家研读必备的范本。《历代珍藏碑帖精选·大唐中兴颂:颜真卿(宋拓本)》记录了平安禄山之乱，颂大唐中兴之事。此碑石质坚硬，经千余年的风雨侵袭，但尚保存完整，给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声由于此碑刻是摩山压书就，颜真卿采取了遇长即长，见短就短的方法，通篇碑文用中锋和圆笔书之，但既不显得臃肿，也不瘦削，字形以宽阔取势，外密内疏，中宫舒展，布白恰到好处。此时的颜书已完全淡化了三一王的书意余韵，确立了豪迈严谨的唐楷书风，与中期的颜书风格相比显得更力舒展和大气。颜真卿在书碑时吸取了北碑、古籀的精华，同时也参人了篆隶的笔意，使之古拙耐看。该碑文无一弱笔，可谓气歌颜巍峨乙，百看不厌。《历代珍藏碑帖精选·大唐中兴颂:颜真卿(宋拓本)》一改早期颜书中的横轻竖重，蚕头燕尾的特点，说明了颜真卿直到晚年还在不断的探索求新，开拓进取，也表现了其书法大家驾驭巨幅作品的功力和戎马将军的豪情壮志。颜真卿在此石刻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独特的、创造性的书写排列字法，即在竖式书写中，采用了从左到右的打破常规的做法，使后人大开眼界，感叹颜公创造性的魄力和自信心。
今根据收藏者所提供的此碑的宋拓本付梓，以飨同好。
1、华山西麓有一个很大的山沟，传说这里即为当年晋郤克追齐顷公处——回车涧。据传，当时齐顷公被郤克一直追到华山，围着华山转了三圈，眼看快要追上，情急之下逄丑父使车进入山涧中，借山石遮掩与齐顷公易服换位，并佯令齐顷公“华泉取饮”，演出了一幕“三周华不注”的忠君故事。
2、仙峪 邢家姑姑祠
相传古时在仙峪山外不远的王道村有一户姓邢的人家，姑娘为了重病的父亲，张榜求医，不惜以身相许。后有一少年揭榜登门，医好了沉疾，与邢氏女结为良缘。迎娶之日，少年只让送至仙峪，说是自然有人来迎。当送亲队伍来到仙峪后，
一阵旋风，即将邢姑娘卷入车箱潭中。当晚，姑娘托梦家人，称自己所嫁为车箱潭龙君太子，今后若遇旱祈雨，只需将石头烧烤，掷入潭中为信，即可降雨。村中父老乡亲遇旱如法相试，果然应验。为感念邢姑娘恩德，乡人遂于斜岭凿洞立祠纪念，称为邢家姑姑祠。
3、五龙潭
五龙潭在今华山门北五龙桥下。由谷中涧水冲积而成。潭深约2米，水面面积约20余平方米，水色清澈碧亮，味道甘甜清凉。民间传说潭中潜居着五条五色巨龙，五龙常化为五位老人到武当山听陈抟讲解易学。因为陈抟才华横溢，气度不凡，五龙便有意指点迷津，言武当山不是陈抟的栖居之地，陈抟修成正果的地方是华山。
陈抟接受了五位老人的指点，收拾行装，准备随五位老人到华山来，其中一位老人让陈抟闭上眼睛，负在自己背上，陈抟便有了腾云驾雾的感觉，待睁开眼睛，已到了华山，民间传说陈抟一觉能睡上八百年的蜇伏法，就是得于五龙真传。
4、公主修道隐蔽尘乱
汉元帝刘爽的女儿南阳公主嫁王咸为妻，时外戚王莽执掌朝政大权，公主见国危势乱，劝王咸独善其身，远离尘嚣，以避离乱之苦，王咸执意不肯，公主便独自离开宫廷，来到华山白云峰隐居修行，一年后修炼成真，便驾鹤乘云而去。
王咸在明争暗斗的朝廷里吃尽苦头，这才想起公主的忠告，便来华山寻找公主，在樵夫的指点下，于白云峰北岭头上找到公主绣花鞋，俯身去捡，鞋已化为石，于是人们就把公主遗鞋的地方叫驾鹤岭，把白云峰称公主峰。
5、苍龙岭
以龙命名的峰峦险道有，苍龙岭，盘龙岭，飞龙梯，青龙背等，其中以苍龙岭最为险要且著名。苍龙岭为一青色山梁，中突旁出，宛若一条巨龙横在空中。传说当年唐朝的韩愈登至岭顶，看见一条青龙在弥漫的云雾中摇头摆尾，加之山风呼啸，不禁眼花缭乱，两腿发软，进退两难，失声大哭，便写书求救。
_华山（五岳之西岳华山）
什么叫“力透纸背”
书画中的“力”是点画、线条形质、作者内在精神的一种表现，较为抽象。从具体运笔去看，如果能中锋行笔，即行笔时笔毛均匀铺开，笔心在笔画中行走。手臂的力量能通过柔软的笔锋切进到纸中去，这就叫“力透纸背”。如果行笔时笔毛拧得变形了或扭成一团、笔毛没调整好，没有使它均匀铺开，笔毛像抹油漆一样从纸上扫过。这样的笔画是“抹”出来的，像墨猪，就无从谈笔力了。笔画的力度与线条的粗细、长短没关系，关键在于作者调整驾驭毛笔的能力，和运用中锋行笔。
从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细小的笔画，虽细若游丝，但力若千钧。从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中，你能感觉到画笔凝重，笔笔如铁钩银画。这都是力透纸背的典范之作。
何谓挪让
"挪让"是指组成字的各部分点画之间彼此相让，又互相呼应，使笔画多的字不显得密集，笔画少的字不显得疏空，如"马"旁、"鸟"旁的字，左边都要写得平直，给右边的半个字让出地位；其它有左右偏旁的字，也都依此类推。
间架有哪些要求
字的间架，要求大小、长短、宽窄、斜正得宜。
学习书法有哪些基本法则
学习书法必须掌握执笔、运笔、用笔、结构这四方面的基本法则。
为什么不可以用指运笔
用指力去拨动笔管，笔管就不能保持直立不动，笔管的活动范围也非常小，写小字还可勉强对付，写中楷、大楷以及再大的字，就无法运转了。而且，用指力运笔，笔不踏实，写出的字也是虚浮无力的。
古人执笔有“龙眼”“凤眼”之说，是怎样执法
所谓“龙眼”“凤眼”，只是一些故弄玄虚的说法，实际上是最要不得的。“龙眼”执法，是食指、中指只用指尖作弧形攥住笔管前面，无名指的第一节节骨在笔管里面推顶，拇指右边指肉擫在笔管左面，使虎口围成圆形，用这种执法，手腕扭着，既吃力又不切实用。至于“凤眼”执法，更要不得，食指勾得老高，拇指在中间，中指在下面，三指分布为上、中、下三截，这样无名指及小指自然而然地捏在掌心，虎口狭长，象凤凰的眼睛，掌心捏实了，笔尖运转就不灵活，这样执笔的人必须注意纠正。此外，有些书上还有“撮管”“提管”等说法，也是不切实用的。
《快雪时晴帖》好在哪里？
王羲之 行书 《快雪时晴帖》纸本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快雪时晴帖》是“书圣”王羲之当今存世的唯一书法精品真迹。纵23cm；横148cm ，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快雪时晴帖》是一封书札，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此帖以“羲之顿首”四字行草开头，以“山阴张候”行楷结尾，此帖笔法雍容古雅，圆浑妍媚，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意致的流利秀美。
不少人认为《快雪时晴帖》仅次于他所书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又一件行书代表作。 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刘承禧、王稚登、文震亨、吴廷、梁诗正等人的跋语中都表示惊羡和赞叹。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他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他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又说：“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全书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他把此帖和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的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根据此帖附页的诸多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以及有关书籍录载， 《快雪时晴帖》曾经宋宣和内府，宋时入米芾“宝晋斋”，元代又入御府，上有赵孟頫题跋。明时为朱成国、王稚登，清冯铨所有，于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入内府。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败北，退踞台湾时除带走了大量黄金以外，还有2972箱南迁文物中的精品。这部分却是故宫博物院文物中的精品，如精美绝伦的工艺品，翠玉白菜、玉香炉、玉荷叶形笔洗等，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如今“三希”《伯远帖》、《中秋帖》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唯独“一希”《快雪时晴帖》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希”尚未聚首，国人深引为憾。
“执董狐之笔”写什么？
写历史啊，秉笔直书的精神啊，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可惜唐代以后就渐渐丧失了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是
天下第一行书
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是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
《兰亭序》是王羲之用茧纸、鼠须笔与朋友优游之余的得意之笔。全篇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其章法布白，浑然一体。他的用笔、结字更见变化之妙。全篇二十个“之”字，七个“不”字，各具特点而不雷同。他能注意避免“状如算子”、“一字万同”，这种艺术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以致唐太宗李世民得到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后，曾命他的臣子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响拓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待李世民临死时，还要“兰亭茧纸入昭陵”，用以陪葬。今人见到的《兰亭序》，只有冯承素的勾摹本和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的临本。
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从卫夫人学习书法。后来他渡江北游名山，看到了李斯、曹喜的书迹，又看到了钟繇、蔡邕的书迹，改变初学，博采众长，在行书和草书上进行革新。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之中，以笔法为骨干，以气韵为灵魂，精研体式，推陈出新，“兼撮众法，备成一家”，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成为妍美流变的新体，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人称之为“书圣”。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佩服得很，皇宫收藏王羲之的真迹有三千六百幅。唐太宗本人还亲撰《王羲之传论》。欣赏他的作品，就像观赏一幅肃穆恬静的山水画卷，就像聆听一阕抑扬缠绵的乐曲，也像在吟诵一页澹远典丽的诗篇，久为后人所称赞。
我国历史上有两位最著名的女书法家她们是谁？
王羲之的草、楷、行书，千古景仰。他的老师是东晋著名的女书法家，姓卫、名铄，人称卫夫人。卫夫人学习王国时钟繇的书法，达到了升堂入室的地步。她的代表作是《古名姬帖》小楷。其笔法古朴肃穆，体态自然，是楷书中的上品。
在卫夫人之前，还有一位女书法家。她就是以《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等驰名的东汉末年的女诗人蔡文姬。她名叫琰，文姬是她的字。她父亲蔡邕，在文学和书法上造诣很深。蔡文姬继承家学，在书法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唐、宋、元、明，也出现不少女书法家。唐代的女书法家有吴采鸾、薛涛、武则天。吴采鸾所书小楷，很有钟繇、王羲之的笔意，遒劲古雅，可与卫夫人媲美。薛涛所书《陈思王美女篇》，行书，笔势跌宕秀逸。武则天书写草体，书法婉约。宋代女书法家有朱淑真，所书小楷，端庄精劲，深得王羲之笔法。管道升是元代女书法家。字仲姬，她是赵孟俯的妻子，赵孟俯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工书善画，书法为元代宗师。
管道升刚嫁给赵孟俯的时候，她的书法比丈夫还好，后来赵孟俯迎头赶上了，并超过了妻子。管道升写的《梅花》赋小楷，清丽幽闲。
唐朝的“三绝”？
文章、书法、刻技称此为“三绝”。
弃“诸葛之功德”为一绝，改为“刻技”为一绝。碑文的下角有“镌字人鲁建”的铭记。据史书记载，他是唐朝元和年间的著名刻碑良工，“刀法劲拔，刻技精湛”，我们从拓片中，可以欣赏到一千多年以前的刻工杰作，将毛笔的神韵通过刻刀表现出来，实是难能可贵。因此，现代人称此碑的三绝是“文章、书法、刻工”了。唐朝的碑碣艺术大盛，无论从碑文、书法、刻工都能体现。这是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融合、中外友好交往的结果，也正是由于社会的繁荣，造就一代艺术人材。他们都能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敢于创新，形成绚丽多彩碑碣艺术风格
“三真六草”的说法？
"三真六草"，典出唐代李延寿《南史•王彬传》："彬字思文，好文章，习草隶，与志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天下为宝。’"《辞源》、《中国成语大词典》、《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等工具书对该词的释义均为"泛指各种书体"。这一解释不完整，没有涉及词条中"三"和"六"的含义。佟玉斌认为"三"与"六"可能指兄弟的排行。但《南史•王志传》中却记载"王志，僧虔次子也"。要证明自己的假设正确，就必须继续找依据。查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俭传》和唐•李延寿《南史•王俭传》后终于证实了当初的设想。原来王俭"生而父僧绰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这样一来，王僧虔亲生次子王志，按大排行就是老三了。经过反复研究考证，《诗书画印典故辞典》对"三真六草"的解释为："南朝•梁•王志排行第三，善真书；王彬排行第六，善草书。故时人美称其兄弟二人的书法为’三真六草’。泛指不同书体的书法。
碑帖的收藏 要注意什么
从艺术和历史的变化中，有的古碑帖拓本由于各种碑石佚失，拓本也几经遭难，成为孤本和珍本，在鉴赏中必需特别注意。
一 如何认识“孤本”
现我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文史资料以及个人收藏家，还有国外的博物馆和大学资料收藏馆，都收藏着我国历史上的碑帖孤本与珍本，怎么称得上“孤本”呢？
1、由于原石刻或丛贴刻版有一部份较早的损坏和遗失，有的留下痕迹已不是原物，根据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的考证，即将失传的碑帖，确是“唯一”的，并有较高书法艺术的文史价值的孤本。
2、要称上“孤本”，必需是刻石、刻帖的原拓本，翻刻本是称不上的。同时还应是时间较早的拓本，如“唐拓本”、“宋拓本”，“明拓本”相对较差，如果是“清拓本”往往就称不上这个“雅号”了。清代出土的碑刻更不属此范围。
3、有的“孤本”还是残卷。最初原拓也有不完整的。但残卷可以说明孤本的地们和价值。如从记载上看李世民《温泉铭》，唐代原拓不下几十部，流传至宋米芾曾在拓本后记叙一行：“永徽四年（653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倒是说明了时间。但宋代刻帖《绛帖》潘师旦曾将此也刻入，而伪《绛帖》却未曾刻入，后复刻于《筠清馆法帖》中，说明宋代已有此帖流传，后来原拓失传，直到1896年在敦煌千佛洞中发现此帖，但与原拓比较有残缺，后被法国人掠去，还存五十行，然后再装裱成横卷，此残卷现藏巴黎图书馆。根据照片影印件，罗振玉在《墨林星凤》中述：“伯施信本登善诸人各出其厅，各诣其极，但以此则于书法上固当北而称臣耳。”说明这五十行残本是有其价值的。由于残本中问题很多，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证说明“孤本”的地位。
二 如何认识“珍本”
在著名刻石和刻帖的原拓版本中，有的存世不多，或因各种因素造成原拓版本的质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艺术质量和资料的可靠性。有的因原版刻流到国名。因此国内所存较早较稀有的原拓版本，就是稀世珍品，如唐、宋、明原拓仅存一二，都可属“珍本”范畴。
分析各种“珍本”，从书法艺角度出发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原石久佚，原拓对书法界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尽管以后各种拓本质量上有各种差异，甚至还有缺残，还是觉得珍贵，这就可以称为“珍本”。如《西岳华山庙碑》，旧石在陕西华阴西岳庙中，隶书22行，每行38字，明嘉靖1555年毁于地震，郭相察书、颍川邯郸公修刻，现留下拓本有长垣本，最衩为河北王文荪所藏北宋拓本，字迹只损十字，后被日本中村不折氏购得，现转辗藏于东就书道博物馆。其次华阴本（关中本）是原县东支驹史弟年藏的无拓本，后被华阴王宏撰文所藏，说明拓本残缺近百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三是四明本，为浙江丰熙（道生）所藏的明拓本，后归宁波天一阁范氏所藏，但残字又增，在清代曾被端方收藏过，也作过藏记，现也藏于故宫博物院。还有李文田藏的宋拓半本，因为此半本直为私人秘藏，直到清初马日璐兄弟藏于玲珑山馆，才被世人所知悉，残缺也多于百和石裂，现被香港中文大学欧阳先生所藏其中有容庚先生观跋。从这四个珍本对比来看最佳的是长垣本。
第二种：原石原版的初拓，由于拓工和材料等因素，以及保管因素，使原拓本质量各有差异。如帝王刻帖原有朱砂本（金红）这种拓本不多，但在北京和台湾都曾发现过，以后墨拓不如朱拓本，都不及第一次所拓的好。一是技术，二是相隔时间长，还有材料问题，因此朱砂本就成了刻帖中的珍本。又如唐《王居土砖塔铭》，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终南山鞭梓谷，在长安县南六十里，初拓已断为三块，继而为五块，再裂为七块，后因搬运失去第一块，又在椎拓中被全部推碎，因此初拓极为罕见。明出土时拓最好的珍本，同藏于辽宁博物馆。
第三种：原石还存，但残损过多，而旧拓文字则完整，此情况是因原石存放于野外，或石质不佳或遭雷击，所以初拓也很珍稀，可称为“珍本”。如《隋姬氏墓志》旧石于清嘉庆20年（1815年）于陕西咸宁出土，武进陆耀箐得石移至江左，咸丰十年（1860年）碎于兵乱，断为二段存170字，原石首行“夫人”二字“夫”有石痕似点，因此初拓与后拓差别较大，其中有被大兴恽孟乐、南皮张之洞收藏，战后残石被陆彦甫复得，已与原石拓本不可比较，但因该石书艺较高，年以原拓本可称珍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万里编）等著录中有记述。现原石藏于北京故宫。
第四种：原石流至国外，而国内保存拓本较少。这些流向国外的碑石和刻版书迹艺都很高，流传拓本又少，有的甚至是缩小本，这些碑石和刻版大致都在精末和民国年间发现，由于汉时朝政腐败，有的被卖出，有的被掠夺。如《晋沛国相张朗碑》于1919年河南洛阳出土，碑体不大，前19行，每行19字，后6行，每行10字，均为隶书，因当时政局动乱，无人顾及，即被闻讯的日本人购去。留存国内拓本不多，大多是翻刻本，在左角厂花上与原拓本不能相比，露出刀斧痕。然《张朗碑》不仅具有书法艺价值，还有文史价值，所以尽管碑小也是一件珍品。
著名章草字帖是什么章
《急就章》
章草起源
章草是我国有两千年历史的古书法。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有不少专家、学者，留下了相当多的论述和著作。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要说的呢原因有二：第一，章草本身，如结构音训，以至译文等，有许多至今还有不同意见。第二，就是章草的书法及在书法历史上的地位等一般性的问题，不仅各个时代，甚至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所述，即笔者对章草的某些看法。
关于章草的起源，一般的说法是：一、唐张怀瓘《书断》：“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二、刘宋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隋，渐以行之”。三、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称草，犹古隶之生今正书，故章草当在草书先，然本无章名。因汉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书，帝（按即章帝）称之，故后世目焉。”以其施于章奏，故曰章草。
上面几种说法，有的是对的，有的则可以商议。如章草发生在西汉后期，即元帝前后。到东汉早中期，即章帝前后达到高潮。从它的时代来说，问题不大。再如章草的名称，历来有“可以用于章奏”和“得到章帝的承认”两种说法。虽然都有道理，但在古代，皇帝就是一切。所以因章帝而得名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些。又如“章草是草书中之有波磔的，”不失为重要特征之一。不过从章草的全貌来看，还不够全面。章草既然成为书法史上的一种字体，它之不同于隶书或草书，是多方面的。
我一向反对仓颉制定文字的传说，也同样不信史游一个人既创造章草，又编定《急就章》。因此对章草的起源，照我的看法，从篆书转变为隶书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晋书卫恒传》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左传隐公五年》：隶，“早隶之事。”注：“早隶，古之贱役。”即胥吏之类。所以隶书是书吏们贪签简捷所写的俗体。汉人取其书写方便，经加工整理，定为全国通用之书体。名之日隶者，因为它原来是早隶之书也。
人类社会不断的发展，文化永无止境的进步，其动力就在于有永远不会满足现状的思想。汉代以笔杆子为工具，或与书写有一定关系的劳动人民，他们对转篆为隶欢呼了一阵，声音刚停下来，又在动脑筋，于隶书的基础上，谋更进一步的窍门;终于找出了“草体化”这条新路子。从此以后，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不仅在社会上横冲直撞，所向无敌。甚至把这只手伸到了官府，以至王宫的大门口。到西汉后期，大有“大水冲垮龙王庙”的势头。对这一点虽然历史古藉没有说过，但从居延遗址等处出土的成千上万的汉代及魏晋木简中，不难找出这样的事实。
文字、书法在古代，毕竟是上层社会所占有的“法宝”之一。在受到这股风潮冲击时，当然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分子，鉴于周代晚期“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他们以后所做的一切，归纳出来当时决定了三个原则：第一，认识到这个“草体化”的潮流，来势凶猛，已经到了无法抵挡或镇压得下去的地步。所以只能逆来顺受，有条件的接受下来。第二，以隶书作为汉王朝的通用书体，是“刘氏先王”定下来的制度，所以决不能废除。在接纳草体时，必须保留隶书的特点。第三，在改的中间要注意规范化，要整理出一部标准的字书，用以推行新的书体。这就是传世的《急就章》。所以章草的形成，是集中了当时上层分子的智慧结晶。以后经过不断修改、补充，日臻完善。到汉章帝批准其用于章奏时，则达到了高潮。
书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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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书法体，书体、字体和书法字体，是指传统书写字体、字形的不同形式和区别。书法体，传统有五种，即行书体、草书体、隶书体、篆书体和楷书体。当代书法家马永安有创作了第六种书法体——马体。马永安的创作的《马体书法》，2010年2月13日在国家版权局登记注册，被正式命名。现在，严格讲书法体有六种，每种书体都有代表书法家和代表作。除此之外，每种书体有派生出了许多书法派系。总体来说，大的分类目前只有以上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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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体的演变
篆书
中国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古文，除甲骨文外，大都是铭刻在铜器上面的文字。因铜器为金属物，故称为“金文”，“吉金文字“。铜器中以钟鼎为国家最重最多之器，故又称为「钟鼎文」。铜器的种类繁多，现存者即有数百种，大部分为宗庙礼器或祭祀用。金石考古学者，如罗振玉、容庚、苏莹辉诸氏，各有其不同的分类法。其中苏莹辉氏在五十年中国艺术品赴美展的铜器一文，根据容氏分类法，加以阐释，条理分明，其分类如下：
食器类有：鬲、鼎（圆形的两耳三足、方腹的四足）、簋、敦、俎、豆、卢类（主要的熟饪器是鼎、鬲、敦。主要的盛器是簋、豆）。
酒器类有：爵、角、尊、觯、觚、卣、觥、方彝、壶、鸟兽形尊、缶（以上盛酒、饮酒器）禁、勺诸类。
乐器类有：铙、钲、（口皆向上、执而击。）钟（皆悬而击之）铃、铎（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于、鼓诸类。
兵器类有：戈、矛、戟、剑、刀、镞、 诸类。
寻常用器类有：盘、监、盂、盆、科、（以上水器）奁、区、 皿、锭、行镫（以上杂类）。（在商周时代的主要寻常用器，为盘、监，皆用於盥洗，但盘亦用於盛食物，监可以照脸，而有足的，又可以作温器）。
殷代金文，极为简单，一器一字或数字，且多配有象形物，甚至只有一个图形，全然没有文字的。又有既非文字，又非图画的，只好说为图象文字了。这些金文，有用以表现动物的，有关战争与经济的，有关军事的，有表现器物的，有王子与举事的，有表现生活的，有以亚字形为要素的。宋代著名金文学家吕大临，说这种金文中的图画文字，就是汉字的原始字体。（殷）代的金文，有商方卣、商太巳、商钟、比干铜盘、散氏盘铭等。其中以商太巳卣为最，章法茂密，周之无专鼎即仿其体。总之殷代金文，朴质、鲜活，书法亦极流动。
西周前期金文，仍保留着殷代多子族卜辞特征，书体有流丽的曲线，其代表作有周公殷，笔划锐利，始终一贯，其中有肥笔的、粗笔的，更保留殷代金文生机勃发、笔力强轫的特点。字形整齐，结体和谐，流露特有的俨然之势。由成王入康王时代，字形虽仍整齐，但其气魄已失。且进于形式化。独其中的大盂鼎（下图）文字，则发挥了独特的雄健笔意。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中期的金文，字形小而整齐，笔划减瘦，大体上纤细而缺少变化。
西周后期金文，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 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左图)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 ，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何谓小篆：据后汉初期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说：“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秦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传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省改，谓之小篆”。由此而知，小篆乃是取自史籀大篆，就籀文中简化，整齐而造成的。
小篆与各体书法：昔人有“非究於篆，安能得隶”的说法，因为隶法源出於篆，习篆也正是习隶。隶书与楷书字体，首先讲求横平竖直，正合乎篆书的基本笔法，篆书结体贵匀整，隶、楷书也讲究匀整，篆书写得准、熟练，再写隶书、楷书，也就自然匀整。写行书草书要活泼生动，需有善於画圆的工夫，篆书多半圆或圆形的笔画，到了婉通的火候，写行书草书，格外活泼生动，曲尽圆转之妙。是知篆书笔法，为各体书法的基础。如汉隶中的夏承碑，笔法介乎篆隶之间，仍多圆转之处，是可证篆通于隶。颜楷合篆籀之理，得书坛最高妙境，所书麻姑仙坛记，肉骨停匀，笔力平衡，有人说颜出于篆，是可证篆通于楷。黄山谷的行书，长笔画，与篆书用力无异，康有为有“山谷行书与篆通”之句，是可证篆通于行。怀素的狂草，笔笔中锋，瘦劲婉通，飞动中见圆转之妙，包世臣有“醉僧圣母、律公二帖，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之说，是可证篆通於草。学隶、楷、行、草各种书法，本来并不一定要先写篆书，不过倘是能够先写篆书再写隶楷行草就更容易悟得笔法。弘一大师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 入楷；楷成，学草”，其顺序也是先由小篆入手。小篆临好之后，才可以临钟鼎，写甲骨，摹一切古篆，才有笔法和笔力，气韵和神味。
小篆由籀文整理而成，曲线圆写，笔画统一匀称，结体谨严，遒劲庄重，兼而有之（图右为秦《泰山刻石》）。在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上，都有极大的影响，许慎编《说文解字》十五卷，即以“小篆”为主要文字依据。故知小篆是一切篆体的正轨，学书法者，不可轻之。
隶书
隶书是由古文篆文渐次演变而来，据说是秦人程邈所创。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秦隶"结体浑圆，相近与篆文，多用方笔，又称之为"古隶"。"汉隶"世人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结体宽扁，逆笔突进，波磔呈露，此种字体，因演变成於汉，故称为"汉隶"。
古隶,自秦至西汉，乃至东汉初，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下图），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 隶书的方向推进。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 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后汉二百多年间，是"八分"体的全盛时，在此期间，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体，数不胜数。传世的拓本约有一百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如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 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螂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下图）、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爱临习。
草书
草书是中国文字最为简约的书体。草书的起源，亦如行书，或其他书体，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说：“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话，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 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仅能说是古篆（当时使用的字体）的草稿，真正草书的开始发现，则始自汉初，其演变过程，自应是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又有“狂草”等草体了。
章草 是隶书速写而成，故源出于隶。传说为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宋赵彦卫云漫钞说：“宣和，陕古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发夫讨叛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草。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繇去隶未远也。”此说章草因通於章奏得，其说较为可信。
“章草”字体，虽已“隶书”简约，但仍略带波磔，若从汉初木简书迹（上图），可见初期的“章草”，实际上就是应急的粗率“隶书”变体。故其笔法与结体，无一定规范可循，一直到了东汉的张芝，章草字体，才臻成熟，至魏晋而登峰造极。其中著名的书家，如魏时的韦诞、吴时的皇象、晋时的索靖，都称为一代章草的宗匠。
“章草”传世的法帖，计有史游《出师颂》、《淳化阁帖》中张芝书、皇象所书《急救章》、索靖的《月仪帖》等。虽传刻至今，但法度端凝，体势坚劲，有独立自强之特，仍足供为后人临摹研究的最佳资料。
“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而字字独立不相连带；利用符号，一笔万同，是汉隶行书之变体。
今草
即现今所通行的草书，通称为草书，传说为後汉张芝（伯英）所创始。韦诞说：“芝学杜度，转精其功，可谓草 圣，超前绝後，独步无双。”张怀 《书断》说：“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得崔杜之法，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未，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上字之末，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今草也。”由是而知，“今草”与“章草”不同之处：章草字字独之，系速写隶书而成，而“今草”则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是速写“章草”而成的。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自序说：“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使转之运益；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草之致者，最为得之。”按“重形，去波磔。”二语，可说是“今草”的特征，也是“今草”益趋简捷的所在
“今草”书体由后汉张芝创起，至东晋而达完成的境界，尤以王羲之父子，最擅此体，其姿态之美，变化多端，真是妙不可言，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绝妙佳境。
“今草”传世的法帖，自后汉的张芝，东晋的王羲之及历代的大书家，兼擅草书，故法帖书迹，流传极多，指不胜屈。初学草书者，几乎不知由何入手。上图为唐孙过庭〈书谱〉卷上。
今草虽出自二王，但到张旭、怀素却能摆脱魏晋传统的草法，创出新面目，于今草体格之外，益加狂肆，将今草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以狂草著名于世。
“狂草”的得名，据传是由于张旭，他每次作书前，多酒引发情绪，或助自然界的现象来触发灵感，醉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世人以张颠呼之。而怀素在他所书的《自叙帖》（左），曾引李御史丹云：“昔张旭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余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谁曰不可。”由上可知，“狂草”，一方面是由于所书时的疾速与诡奇，一方面是张旭、怀素所表现出来的颠狂态度而得。
本来草书是足以表现个人的性灵、气度、学养与创造新的意境，但狂草的诡奇疾速、恣意纵横、用笔之活、变化之能，于意境更多所启发，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形容张旭草书说：“喜怒、困穷、忧悲、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欲草书焉发之。于物，见于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於书。”草书到此境界，己经心物一如、神而化之，完全脱离了实用意义，是一种纯粹的高度的艺术形式。历代狂草大家还有黄庭坚、祝允明、王铎、傅山等。
草书对一般人是难以辨认的，对于书写的文字既不能完全了解，又 何从欣赏？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汉字以点线组合，各种形态的点线，结合成千变万化的图形，以不同速度书写的点线，犹如一串音符，高低转折，抑扬顿挫，欣赏书法，就如聆听乐曲中的旋律与节奏。草书比起其它字体，书写空间的排列、点线的对应，更能自由的发挥，也就是草书最能表现书法艺术的精神。
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 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 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俯、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行书
行书的起源，相传有两种说法：
一、据张怀 《书断》说：“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是说而知：“行书”是“正书”转变而成的。
二、据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云：“锺繇书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河东卫凯子 ，采张芝法，以凯法参，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由是而知行书亦称行押书，起初当由画行签押发展而来。相闻者，系指笔札函牍之类。
行书的优点：张怀 《书议》说：“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草行”《宣和书谱》亦说：“自隶法扫地，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者，行书有焉。”行书既没有像正书那样规矩繁难，也没有草书那样狂放难认的弊病，因具有“不拘不放，易认好写”的优点，所以笔札函牍，皆使用，兼以古今人学书，亦特别重视此体。久之已成为在社会上流行最普遍，在日常生活中最切实用的字体。在应用价值上来说，算得是最伟大的。故能自后汉相传至今，历久而弥新。
马书
马书，亦称马体、马书体、马体书法，为当代书法家马永安所创。马书，是在继承传统书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书体。与传统书法对比，六个标准，有五个标准完全区别于传统书法，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和书体。
马永安，1956年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74年参加工作，81年大学毕业留京工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广电部和文化部等单位做记者编辑工作，并担任过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和中国亚视书画院等艺术社团的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务，其间发表过文学作品、书画作品若干。于2002年发表《马永安发现方周率》，2003年撰写《SARS克星PH值》。2003年后，主要从事书画创作、研究与教学，并负责书画艺术的日常管理和行政工作。2005年被聘为华夏艺术学院教授，2006年被聘为南昌滕王阁词赋研究所顾问，2007年担任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秘书长兼副主席，中国美术艺术家协会副主席，2008年担任中国艺术收藏家协会会长、龙顺成美术馆馆长，2009年担任中国书法艺术家协会执行主席。2009年7月，马永安的书法，被中国书法新天地研究中心命名为“马氏书法”，并入编《现代书谱》。2010年2月13日，马永安的书法经过专家论证认定，通过并获得中国国家版权局办法的登记注册证书，正式被命名为《马体书法》，成为继中国书法行书体、草书体、隶书体、篆书体和开书体五种书体之后的第六种书体——马体。马体书法对中国书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这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也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马体书法的结构，以正书为基础，侧书（以前没有这个提法，是相对正书而言）为辅助，正侧互用，生动鲜活。传统书法，楷书是楷书，草书是草书，正侧分明，略显呆板。
马体书法的取势，左高右低，取顺势，舒展流畅，符合主流审美取向，更吸引眼球，为之一振。传统书法，几千年不变，都是左低右高，取的是逆势，有受阻之象，不顺畅，不符合人类憧憬美好的审美理想。
马体书法的运笔，停顿少无折笔，运用篆书草书的笔法，顺势运笔，流畅自然，毫无做作，开拓了书法艺术更广阔的审美空间。传统书法，因为运笔取逆势，只能用折笔才能完成书写，折笔多起笔多，缺少柔顺。正书过刚过死，草书有走另一极端。这些，都不符合传统的哲学思想，根本上违背了主题的审美意识。
马体书法的点画，变化丰富，与传统书法相比，反其道而行之，更是一种发明和创造。马体书法，入笔盘笔，细如纤丝，笔锋在外。收笔若轻若重，轻若毫发，重若阵云，万毫齐发，收笔不收锋，势如破竹，痛快淋漓，一泻千里，给人愉悦之感。传统书法，千古一法，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无往不收。人人固守因袭，毫无生气。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讲，“善书者，得一笔足以”。马体书法，从结构、取势、运笔和点画，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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