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诸葛瑾！

没那么窝囊，有的评价比诸葛亮还要高，号称“孙吴政坛的不倒翁”。

深谙为官之道，具儒将之才。

诸葛瑾(174-241)字子瑜，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市）人。诸葛亮之兄，经鲁肃推荐，为东吴效力。胸怀宽广，温厚诚信，得到孙权的深深信赖，努力缓和蜀汉与东吴的关系。吕蒙病逝后，诸葛瑾代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孙权称帝后，诸葛谨官至大将军，领豫州牧。从他所历任的职位上看，似乎有点文武全才的味道，比弟弟诸葛亮还要强。文职方面，诸葛瑾担任过长史、地方太守，武职则有中司马、绥南将军、左将军、大将军等等。从官职来分析，似乎诸葛瑾还是个大将之才。我们先来看看诸葛瑾都参与过的一些战役： 《三国志•诸葛瑾传》：“（公元219年）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 《三国志•夏侯尚传》：“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 《三国志•明帝纪》：“（公元227年）辛巳，立皇子冏为清河王。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寻阳。”

《三国志•吴主传》：“（公元234年）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 《晋书•帝纪第一》：“二年（公元241年）夏五月，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掠柤中，帝请自讨之。……六月，（司马懿）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门。帝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休战士，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 通过这几段史料可以发现：诸葛瑾的后半生似乎在军事方面涉足较多。不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知，虽然诸葛瑾打过的仗的确是不少，但是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其实是不怎么样的，虽然说不上是个常败将军，但属于军事能力低下。正如《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录》中所说的那样：“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军事非其强项。既然诸葛瑾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那么在文职方面的才能如何呢？ 史料上没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倒是在一段时间内，诸葛瑾似乎充当了一个孙吴的蜀汉事物专员，处理过孙吴集团与刘备集团的相互关系。《三国志•吴主传》：“（公元214年）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这一个时期正是孙、刘围绕荆州展开争夺的复杂时期，诸葛瑾最多不过是个信使，传递两方的消息，作用自然也有限。笔者浅见：这仅仅是由于他有个诸葛亮的弟弟，要不然也许还轮不到他出马呢。从以上的两方面的资料看，诸葛瑾的个人能力一般。田余庆先生曾经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中指出：孙权为了完成政权的江东化，改变淮泗人入侵者的形象，经过了三个年代交错的三个阶段：一，群吏爪牙兼用江东人，在建安末年以前；二，顾、陆先后成为当轴主政人物，在建安末年至黄武年间；三，全面的江东化，在黄武年间及以后。在这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江东化过程中，象张昭这样的 “淮泗入侵者”逐步被淘汰，而诸葛瑾的命运却同张昭迥然不同，一直平步青云。

诸葛瑾精通为官之道，方方面面应付自如，算得上是个孙吴政坛的不倒翁。。《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诸葛瑾）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讬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我们可以对比孙吴的另外一位重臣张昭对待孙权的态度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参见拙作“论张昭”），可以说诸葛瑾深谙君臣之道，同时掌握了孙权的性格特点，所以“权意往往而释”，难怪他深得孙权赏识，成为股肱之臣（尽管孙权对诸葛瑾的信任也是通过不断的试探中逐步提升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再详述）。从中也可以证明一点：对于如何应付孙权，诸葛瑾做的是游刃有余再来。《三国志•诸葛瑾传》中所记载的关于朱治及殷模事件的处理，诸葛瑾都表现的十分老练，尤其是在殷模事件中，他回答孙权的话就充分体现出圆滑的一面。诸葛瑾不仅与君主孙权的关系良好，同时其他的皇室成员也是关系密切。《三国志•孙皎传》中就提到：“（孙皎）轻财能施，善于交结，与诸葛瑾至厚”。这些关系，都能为诸葛瑾地位的稳固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诸葛瑾同孙吴草创时期的主要势力---淮泗人士的关系十分密切。《三国志•鲁肃传》中提到鲁肃曾经对诸葛亮说过：“我，子瑜友也”，说明鲁肃与诸葛瑾的关系良好。 《三国志•张昭传子承附传》：“（张）承字仲嗣，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相友善。”同传还提到，张昭后来和诸葛瑾还成为了儿女亲家。

鲁肃和张昭都是孙吴早期的重臣，而且二人的关系本有隔阂，而诸葛瑾同他们都能和睦相处，足以说明其高超的平衡关系的能力。 如果说原本就为外人的诸葛瑾仅仅和淮泗人士关系良好的话，那么就未免小瞧了诸葛瑾。他与江东世族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三国志•诸葛瑾传》、《三国志•吴主传》及《三国志•陆逊传》中都记载：在很多政治事物、政治观点上，诸葛瑾和陆逊等江东大族是一致的，为此，诸葛瑾还遭到孙权的警告。这就说明诸葛瑾同江东大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因此才能保持一致。政治立场和观点相同，自然会带动个人关系的融洽。

诸葛瑾不但同孙氏家族关系良好，善于理解君主的意图，而且又同淮泗人士、江东大族十分密切，能够把握各种势力的想法，因此，诸葛瑾成为了沟通君主、淮泗人士、江东大族三者关系的一种纽带，自然会获得孙吴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口称赞，这是诸葛瑾能成为孙吴政坛不倒翁的最重要的原因。另外，诸葛瑾还有一个叫诸葛亮的弟弟，这也为自己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一个条件。蜀、吴交恶的时间不长，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同盟关系。考虑到诸葛亮这一层关系，孙权把诸葛瑾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也是理所当然的。

四、与诸葛亮

诸葛瑾由于有诸葛亮的这层关系而获益。不过，这层关系，也为诸葛瑾带来了麻烦。但是由于诸葛瑾的小心谨慎，早就避于无形了。《三国志•诸葛瑾传》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这段故事，后来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刘备不信任诸葛亮的铁证之一。王夫之曾经在《读通鉴论》中说：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孙权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使公果与子瑜合而有裨于汉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况其用吴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对于这个评论，笔者不敢苟同。很多学者都把责任推到刘备身上，但是却忽略了这事情的另外一个主角---诸葛瑾。诸葛瑾的性格，同诸葛亮有一个共同之处：小心谨慎。这从上面谈过的诸葛瑾的生平已经可以得到一个佐证。而诸葛瑾的这种性格，到了诸葛瑾的晚年还是挥之不去、一直存在的。《三国志•诸葛瑾传》中就说“瑾子恪，名盛当世，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这种“忧戚”，正是其谨慎性格的一种体现。在这种谨慎性格的影响下，诸葛瑾自然也会采取一些常人所无法理解的行为。回头说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的这件事。当时刘备已经得到益州，正处于冉冉上升的时候，这个时候刘备怀疑诸葛亮，时机不对，要怀疑也应该是在赤壁之战诸葛亮出使东吴的时候，这才更加合乎情理；笔者认为：这次诸葛瑾的出使，没有对诸葛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对诸葛瑾带来了不便。因为几年之后，诸葛瑾就因为曾经出使过蜀汉，而且有个在蜀汉做丞相的弟弟，孙、刘交恶而受到孙吴部分人的怀疑。并且把小报告打到了孙权那里。为了这件事情，陆逊还亲自上表为诸葛瑾担保，孙权也不得不站出来公开辟谣：“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见《三国志•诸葛瑾传》）。看来这件事情在当时闹的还挺大的。从这里足见王夫之的评论是错的，把方向给弄颠倒了。说完对王夫之评论的看法，再说说诸葛瑾的这封信。笔者估计也正是因为此次出使的影响，诸葛瑾才写信给刘备劝和。这封信与其说是劝和，还不如说诸葛瑾向怀疑者们的一种公开表白。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先将《三国志•诸葛瑾传》中该信的原文列明如下： 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裴松之在作注的时候，就说这封信于理不合：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行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瑾以大义责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备、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对于裴松之之前的分析，笔者深感赞同，这封信的劝和内容从一个孙吴官员的笔下而出，实在是毫无道理（讲的是歪理），“实为辞章之费”，但对于诸葛瑾这个小心谨慎的人来说，却是很正常的，裴氏同样没有从诸葛瑾的身上寻找原因。基于同样的原因，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对裴松之的反驳也是毫无意义的：及昭烈之时，以达意讨贼，则人心尤易于耸动，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亏，何痛如之？顾可以先元首乎！后儒谓孙权亦汉贼也，则诚如裴氏所论。于此时也，责以犄角讨贼，同好弃恶，告诸天地，腾书远近，为文祭于羽，暗示士众，旋师北向，身出秦川。若克关中，汉业可复，权亦称藩矣。和裴松之一样，何焯仅仅是对文章的内容进行了一番辩解，却没有抓住这封信的本质。笔者认为：诸葛瑾通过这封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堵住了怀疑者的嘴，同时也获得了孙权的绝对信任。通过这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诸葛瑾的老谋深算。诸葛瑾能在孙吴政坛屹立不倒，一直身居高位，这与其性格上的小心谨慎、官场上的左右逢源、处事深谋远虑，都是密不可分的。

写给刘禅的 也就是刘备的儿子 当时打算再出祁山 而刘禅 也就是当时西蜀的皇帝觉得蜀国当时的情况不错 不想讨伐魏国 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叙述了他跟随刘备出山以来的情况 而且讲叙了许多道理并阐明了自己的决心 刘禅看了之后十分感动 决定再出兵讨伐魏国

　诸葛亮的性格特点

　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诸葛亮的轶事典故

　蜀主八剑

　据《古今刀剑录》记载，章武元年，刘备在金牛山采得铁矿，铸造八柄宝剑，一把刘备自己佩戴，其余七把分别赐予刘禅、刘永、刘理、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每把剑都取了好听的名字，并让诸葛亮在剑上铭字。

　蜀汉灭亡后，蜀主八剑一直下落不明。后来诸葛亮佩剑章武剑被李师古所得，李师古将此剑据为己有，并改名师古剑。

　相关发明

　诸葛亮在四川地区深得民心，四川很多地方的居民一直到近现代仍有头戴白布的习惯，据说就是为诸葛亮戴孝，历时一千多年。

　在高承《事物纪原》中，有记载诸葛亮南征班师时，正遇风起，不能渡河，孟获说这是猖神作怪，只要用人头和牲畜祭祀，便会风平浪静。但诸葛亮觉得用人头太残忍了，于是用面粉搓成人头状，混上牛、羊等肉去替代，名为馒头。（又有一说，馒头乃张飞征蜀时发明）。

　另外，相传诸葛亮担任军师中郎将时，因解决粮食问题，向百姓询问了当时名为“蔓菁”的野菜的种植方法，并下令士兵开始种蔓菁，补充军粮，后世便把这菜称为诸葛菜。

　亦有传说指诸葛亮另有一儿诸葛怀与一女诸葛果。在晋朝时曾召录汉代名臣之后裔到京城任职，但诸葛怀推辞，自给自足，在家终老。而诸葛果则相传在成都西南乘烟观修行和成仙升天。

　在山区的居民过去要放送消息，会施放孔明灯，相传是诸葛亮传下来的。在云南（三国时南中之地），佧佤族有传说指诸葛亮曾教他们祖先盖房子、编竹箩；傣族传说指当地的佛寺大殿屋顶就是仿照诸葛亮的帽子建造的，又有说诸葛亮南征时发明一种铜鼓，称为“诸葛鼓”，白天做饭，晚间可敲它作警报。而现有许多俚语，如“事后孔明”，意思是等到事情过后才发表各种高论，自以为先知；也有“三个臭皮匠，胜个诸葛亮”，意思是指形容集体智慧的伟大。

　诸葛亮的后世纪念

　武侯祠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和武侯祠，1991年，经政府批准，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正式成立，区名取自辖区内的武侯祠（原为汉昭烈庙，昭烈为刘备死后的谥号）。武侯祠因诸葛亮生前被封为武乡侯而得名，明初与昭烈庙合并，为蜀中著名的历史旅游名胜之一。

　南阳武侯祠，又名“诸葛亮庵”，位于河南南阳市卧龙区卧龙岗，始建于魏晋时期，是投魏之蜀汉故将黄权在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岗上修建而成的是纪念诸葛亮的大型祠堂群。

　陕西省汉中市武侯祠，位于勉县（沔县），始建于公元263年，为最早的武侯祠（早成都武侯祠约50年），故而被称为“天下第一武侯祠”。

　隆中景区

　隆中风景区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襄阳市襄城区，距襄阳市区13公里，总面积209平方公里，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中国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青年时期在这里隐居长达十年之久。脍炙人口的《隆中对》和刘备“三顾茅庐”的史事都发生在这里。

　诸葛亮墓

　诸葛亮之墓武侯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诸葛亮墓，在陕西省勉县（沔县）定军山脚下，每年，勉县的人在清明节的那天都要去拜谒诸葛亮游览定军山；2008年10月，在勉县还举行了三国文化节。

　纪念馆

　诸葛亮故里纪念馆，位于临沂市沂南县砖埠镇诸葛村，占地面积3360平方米，馆内有诸葛亮塑像，陈列着在阳都故城遗址出土的代表龙山文化、周代文化、汉代文化三个时期的重要文物5000余件和诸葛亮及其后裔的有关资料。

　诸葛亮广场

　诸葛亮广场是湖北省襄阳市人民为弘扬历史文化传统，纪念三代下一人诸葛亮而建。襄阳市标志性景观之一，襄阳市政府塑诸葛亮铜像于广场。既彰显我们中国人民智慧的象征，又是中国最大的人像雕塑工程。

〈出师表〉作于三国蜀后主（刘禅）建兴五年（227年）。是年诸葛亮驻军汉中（今陕西汉中），准备北伐曹魏。出发之前向刘禅上了这个奏疏，谆谆劝诫刘禅要尊贤纳谏，发扬刘备的品德。表中推荐了朝内可以倚重的文臣武将，并且说明了出征的目的和任务，表白了自己对蜀汉忠诚的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