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山水的现代诗

《乡村里的音籁》

现代-徐志摩

小舟在垂柳荫间缓泛，

一阵阵初秋的凉风，

吹生了水面的漪绒，

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音籁

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

静看着一河的波泛，

静听着远近的音籁，

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

这是清脆的稚儿的呼唤，

田野上工作纷纭，

竹篱边犬吠鸡鸣，

但这无端的悲鸣与凄婉！

白云在蓝天里飞行，

我欲把恼人的年岁，

我欲把恼人的情爱，

托付与无涯的空灵——消泯，

回复我纯朴的，美丽的童心，

像山谷里的冷泉一勺，

像晓风里的白头乳鹊，

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鲜明。

扩展资料：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浙江嘉兴海宁硖石人，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xù]，字槱[yǒu]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同年，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

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1923年成立新月社。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1926年任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1930年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再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

驾车路线：全程约4471公里

起点：封丘县大佛寺

1新乡市内驾车方案

1) 从起点向西北方向出发，行驶110米，左转

2) 行驶16公里，右前方转弯

3) 行驶270米，左前方转弯

4) 行驶330米，右前方转弯

5) 行驶14公里，右转进入S227

6) 沿S227行驶134公里，朝大广高速方向，右转

7) 行驶390米，朝濮阳/大庆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2沿匝道行驶240米，直行进入大广高速

3沿大广高速行驶1059公里，朝濮阳北/范县/S26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

4沿匝道行驶14公里，直行进入范辉高速

5沿范辉高速行驶539公里，稍向右转上匝道

6沿匝道行驶13公里，直行进入德上高速

7沿德上高速行驶787公里，朝济南方向，稍向右转进入聊城西立交

8沿聊城西立交行驶850米，直行进入济聊高速

9沿济聊高速行驶922公里，朝青岛/淄博/国际机场/G20方向，稍向左转进入济南绕城高速

10沿济南绕城高速行驶144公里，朝青岛/淄博方向，稍向右转进入表白寺枢纽立交

11沿表白寺枢纽立交行驶850米，直行进入青银高速

12沿青银高速行驶126公里，直行进入京沪高速

13沿京沪高速行驶104公里，过荷花立交，朝青岛/淄博/国际机场方向，稍向右转进入青银高速

14沿青银高速行驶68公里，朝青岛/淄博方向，直行上匝道

15沿匝道行驶350米，过唐王立交约900米后，直行进入青银高速

16沿青银高速行驶463公里，在邹平/周村出口，稍向右转上匝道

17沿匝道行驶580米，左转进入邹周路

18滨州市内驾车方案

1) 沿邹周路行驶200米，右转进入鹤伴一路

2) 沿鹤伴一路行驶1000米，过右侧的凤翔家电商场山南旗舰店约300米后，左转进入广场东路

3) 沿广场东路行驶140米，右转

4) 行驶10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右侧)

终点：邹平县

唐太宗登基后生过一场重病，缠绵床榻累年，长孙皇后悉心照料，昼夜不离左右。唐太宗和长孙皇后自少年结发，共同进退十多年，即使武德末年生死攸关之际都互不离弃。因感念丈夫对自己付出的真心实意，长孙皇后将毒药系在腰间，准备“若有不讳，亦不独生”。

贞观八年（634年），帝后生死相依的情景再度出现。在九成宫的某夜，柴绍突来告变，太宗立刻穿上盔甲，同房就寝的长孙皇后，见丈夫全副武装准备，不顾自己病体虚弱，立即紧跟太宗而出。左右竭力劝说她应以身体为重，然而长孙皇后只顾念着丈夫，不惜自身病情加重，执意随从丈夫，直至此事完结。

无须誓言表白，多少次危难中的生死相随，增进了李世民与长孙氏在相知相守岁月中的浓情深意。无论夫妻俩身份如何改变，始终不渝。

当太宗面对长孙皇后的遗作，悲痛欲绝，亲口对侍臣说出“我岂不知道皇后之崩是天命而不能割情？只是想到失去贤妻良佐，仍然克制不住悲伤啊”时，太宗和长孙皇后夫妻二人的情深意笃已然昭显。 太宗对长孙皇后的宠爱同样惠及到了长孙皇后的亲族身上。太宗对长孙无忌的宠遇众所周知，自太宗登基开始便一再加恩，委以腹心，群臣莫及。 长孙皇后父亲早丧，后来由舅舅高士廉抚养，她与李世民的婚事也是由高士廉促成。因此，太宗一生对于高士廉都非常感激，极其敬重。 贞观二十年（646年）高士廉病重，太宗亲临其家探望，并和他述说生平往事，感慨流涕。

二十一年（647年）高士廉去世，太宗因着“故旧情深，姻戚义重”，不顾自身病体和大臣劝谏执意要去临丧。后来在陪葬诏中太宗又不忘强调“朕爰在弱龄，早敦姻戚，绸缪眷遇，多历年所”可见对高士廉的感念。 类似“地兼贤戚”，“地兼姻戚”“椒掖之亲”的词语在下达给长孙无忌和高士廉的诏书中比比皆是。当然长孙无忌和高士廉除了长孙皇后的原因之外还有自身的才干，可是其他人却是实实在在的“以后亲”了。

长孙皇后的族子长孙祥，他的父亲长孙安世曾经是王世充部署，但因为长孙皇后的缘故，长孙祥得以在唐廷做官，并最终做到刑部尚书。 长孙敞因受贿被免官后，太宗却因为他是皇后的亲叔叔，常常赏赐给他大量丝绢，不久不仅重新任命还升他宗正卿。

比起私惠后亲，还有更明显的事，贞观初年，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长孙安业（名无宪，字安业）参与谋反，按律当诛，却因为长孙皇后的求情，太宗免除了他的死罪。唐律谋反本十恶之首，最后不仅活命还官拜兵部尚书，封薛国公。 亲兄弟谋反，皇后没有跪着请罪，担心自己被株连，反而以“释憾于兄”这个牵强的理由直接要求太宗网开一面饶恕这位异母兄长，能有如此的自信，可见“恃宠”之言非虚。

长孙皇后临终前之所以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当一个皇后不去忧虑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太好了。　　其实唐太宗对长孙皇后亲族的好也就是和普天下所有爱妻子的丈夫一样，爱她所爱，亲其所亲，身为帝王在自己力所能及又无伤大雅的范围里给予妻子最好的。 李世民爱重长孙皇后，尊重她的看法，即使朝政大事也毫不避讳。经常向长孙皇后询问朝中赏罚之事，长孙皇后不想回答时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由拒绝干涉朝政。李世民却一定要和她讨论，再三询问，长孙皇后无奈之下决定不理踩丈夫，以沉默应对，对此李世民对妻子也毫无办法。

朝政之外，长孙皇后和唐太宗的相处颇有有闲情逸趣。有一日春景正盛，长孙皇后在内苑游玩，见桃花灿烂，嫩柳抽芽，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便乘兴赋诗，名曰《春游曲》。太宗听闻后，“见而诵之，啧啧称美”。 贞观二年，幼子李治诞生，洗儿礼时，长孙皇后赠给幼子一个吉祥之物玉龙子。这本来是李世民于晋阳宫所得，看它“虽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便作为礼物送给了妻子，长孙皇后一直将它放在衣箱里，乘着这次幼子诞育，才又转赠。后来李唐皇帝“以为国瑞，帝帝相传”。

九成宫作为避暑度假佳地，深得唐太宗的青睐。贞观六年，他和长孙皇后一起去九成宫避暑，兴之所至便拉着妻子在九成宫中散步，历览台观。帝后二人走到西城背阴处时，突然发现所处位置的泥土异常湿润。太宗放开妻子，拿起手杖朝地上深础，不多久，便冒出了泉水，帝后二人十分欣喜。太宗特地让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刻《九成宫礼泉铭》，以作纪念。

太宗与长孙皇后还常常奉养高祖，诚心尽孝。贞观六年十月（632年），太宗和长孙皇后回到京师，侍奉太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贞观八年三月（632年），高祖在两仪殿摆宴，宴请西突厥使者，因贞观以来，功业极盛，四夷臣服，高祖十分高兴。太宗与长孙皇后互进御膳，又献服御衣物，长孙皇后执栉为高祖理发戴冠，看到高祖发已花白，心中感怀，与太宗皆不禁流泪，如同家人常礼。 唐太宗最宠爱的儿女皆为长孙皇后所出或收养。即便最是冰冷客观的史书里，也依然能感受到那一腔由对妻子切切之情演化而来的拳拳父爱。翻开史书，唐太宗对长孙皇后儿女的宠爱比比皆是。

长孙皇后的长子李承乾，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对于长子太宗夫妇寄予了厚望。 在李承乾年幼时就给他找了侍读，又让魏徳明，孔颖达教授承乾儒家典籍。 太宗登基后便立李承乾为太子，十二岁时，太宗就开始有意识的锻炼承乾身为储君的政治能力了，下诏令承乾“宜令听讼”，还说“自今以后，诉人惟尚书省有不伏者，於东宫上启，令承乾断决。” 后来又为他开设学馆并先后派遣房玄龄魏征等重臣加以辅佐。 李承乾身体不好，太宗舍不得让他多读书，但承乾并不因此放纵，反而在太宗问他治国策略时显示了才能。对此太宗非常高兴，特地对群臣炫耀了一把。 贞观年间李承乾两次生病，太宗先后请道士，高僧入宫为太子祈福，承乾病愈后，又度了三千人出家，为他建造普光寺、西华观， 并赦囚徒。 长孙皇后去世后李承乾渐渐长大，开始不修徳业，行为叛逆，太宗却依然对他宠爱纵容，直到李承乾谋反事败。 然而太宗却不忍心依律将他处死，最终只是将李承乾废黜。在废太子诏中，太宗感叹“况乎冢嫡，宁不钟心”。虽然李承乾的作为伤了唐太宗的心，但在后来重新选立太子时，太宗却仍然念着他的安危，竭力保全。

长孙皇后的次子李泰，聪敏绝伦，“宠冠诸王”。 太宗登基后改封越王，李泰所获封地多达二十二州，其他同时受封者却只有八州。 后又加封其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余官如故。 雍州即长安京几之地。因为太宗宠爱，李泰迟迟没有出阁之藩，连带李泰的儿子也被带入宫中抚养，长孙皇后亲自给其赐名“欣”。 除了王府之外，太宗还将芙蓉园和东都洛阳一个坊及此坊所在之地，一并赐予了李泰。 李泰喜好文学，太宗便为他设文学馆。李泰编写《括地志》成，太宗多次赏赐，以至用度超过了太子。 因李泰体胖，未免儿子上朝辛苦，太宗特意赐给他小辇。 类似这种私爱不胜枚举。以至史官感叹“其宠异如此”。 后来李泰夺嫡被贬，太宗却仍然认为“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后来又对大臣表示自己“钟心念泰”只是为了社稷不能不忍痛割爱。 没过多久，便又重新进封了李泰。

长孙皇后的幼子李治，太宗对他十分钟爱。为庆贺李治出生，太宗下令赐天下是日生者粟。 李治封号晋王，为并州都督。之后又加封右武侯大将军。长孙皇后去世时，李治年幼，在母亲的葬礼上，哀慕甚深，太宗见状，对他更是怜爱， 后来便亲自抚养李治， 在长孙皇后去世后多年，仍然舍不得他出阁，于是李治一直没有出宫到晋王府居住，一直到被立为太子。 虽然住在宫中，但李治在宫外却有一座占一坊之地的王府。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承乾被废，太宗开始想立李泰，大臣认为要先安置晋王，不然难以保全。李世民听后涕泪交下说“我不能”于是便找来大臣定计立了李治。 李治成为太子后，太宗对他的宠爱丝毫不减，即便李治已经纳妃生子，也不愿和爱子远离。导致大臣多次上书要求太宗让太子回东宫，不要总是留在身边过分溺爱，然而收效甚微。 征辽期间，因为李治担心前线战事，太宗为他创飞表奏事， 因为李治担忧太宗打仗不爱惜身体，太宗便不再身先士卒。 一次李治久久没有回信，太宗在终于接到信后非常激动，回信写道“忆奴欲死，“少顷忽得手书，忧惶一时顿解”。 足见爱子之深。

太宗和长孙皇后另有四个女儿，长女长乐公主李丽质。美丽聪慧，太宗和长孙皇后“并所钟爱”，并在她出嫁时嫁妆逾制。 长乐公主还曾协助长孙无忌等劝说太宗打消了分封功臣的想法。 长乐公主因病去世，太宗非常悲痛，将她葬在了离元宫很近的地方。并打破皇子、妃嫔、公主只设一道石门的制度，设了三道石门，是昭陵已发掘的陪葬墓中仅此一例。

城阳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太宗对她也非常喜爱，将她嫁给了杜如晦的嫡子杜荷，因为尚公主，杜荷得封郡公。后来因参与李承乾谋反案被赐死。 太宗再次为她指婚，由于前段婚姻不顺，太宗特命人婚事占卜，欲破例黄昏行吉礼的婚制而改由白天行吉礼，以期女儿有一段良缘。

晋阳公主李明达是唐太宗极其喜爱的女儿，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亲加鞠养”。 年仅五岁的晋阳公主开始思念起了母亲。唐太宗外出巡幸都会带上晋阳公主，每次经过妻子生前到过的所游之地，都会告诉女儿，孝顺的晋阳公主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哀哀地痛哭起来。晋阳公主和李治感情亲厚。李治上朝之前，晋阳公主哭着不舍哥哥离开。唐太宗见此情景也泪流满面。晋阳公主常常在太宗发怒时为大臣求情，晋阳宫中常常临摹父亲的飞白体，久而久之写字时便有了太宗的风格。将太宗和晋阳公主的字出示大臣，大家都无法辨别。然而晋阳公主未及出嫁就去世了，太宗万分悲痛，连续一个月没法进食，身形消瘦，大臣见状纷纷进谏，但唐太宗却对来劝勉的臣子叹道：“你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我都明白。我也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再怎样的悲伤都与事无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控制不住这种悲伤啊。”最后太宗下令用晋阳公主汤沐之资，在公主墓旁修建佛寺，给早夭的女儿追福。

新城公主，初封衡山公主，打破了名山大川不得作为封号的规定。 公主墓志记载其册封后便“汤沐增赋”，可知新城公主和姐姐晋阳公主一样小小年纪就有了实封。 新城公主先是许婚魏征之子魏叔玉， 后来因事婚约被解除，太宗又在妻子生日那天宣布将女儿许配给皇后的侄子。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感到自己大限将至，担心耽误女儿的婚事，便开始张罗新城公主出嫁事宜，由于程序繁琐，最终没能来的及，还是留下了遗憾。

除却嫡出儿女，长孙皇后还收养了庶女豫章公主。 因为被长孙皇后收养，太宗对豫章公主的感情也十分不同。豫章公主死后，太宗非常悲伤，长期穿着素服，以至群臣惊恐，纷纷上书劝谏，要求皇帝克制悲伤。

唐太宗对长孙皇后所生子女的溺爱事迹还有很多，古人云“母爱者子抱”太宗对于长孙皇后子女的宠爱即便在长孙皇后过世后也丝毫不变，反而更加依赖，怜子而思母。男人总会爱他所爱之人生的孩子，这一点，即使帝王明主也不例外。

戴

云南傣族与古傣族的百越人有亲缘关系。主要从事农业，主要种植水稻，信仰小乘佛教。人口约1025128人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人有自己的语言。傣族不仅能歌善舞，还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尤其是傣历、傣药和叙事诗。

自定义：

禁止外人骑马、赶牛、挑担、披头散发进入寨子；进入傣家竹楼，要在门外脱鞋，往里轻走；不能坐在火塘上方或对面，不能进主人的内室，不能坐在门槛上；不能在火池上动鼎，不能蹬火；在家禁忌吹口哨、剪指甲；不要用衣服当枕头，也不要坐在枕头上；晾衣服时，上衣要在高处，裤子和裙子要在低处；进入佛寺时，应脱鞋，避免触摸小和尚头像、佛像、猫哥、旗帜等一系列佛教圣物。

婚姻习俗：

“抓黄鸡”是西双版纳青年男女通过吃谣言来寻求爱情的一种方式，即姑娘把黄鸡拿到集市上去卖。如果买家是女生的意中人，女生会主动拿出凳子让它坐在自己身边。通过交谈，如果双方相爱，就会抱着鸡，拿着凳子到树林里互相表白；如果买家不是女孩的心上人，女孩会加倍要价。

“吃点酒”。一男一女订婚，男方收拾酒菜，去女方家请客。客人散了，男的由三个男同伴陪着，女的和她的三个女同伴，摆了一桌饭。“吃点酒”就是吃三道菜：第一道是辣的；二是盐要多；第三，要有甜食。它意味着热情、深沉和甜蜜。新房落成时，是小伙子先上楼，扛着牛头，唱着祝福歌，成熟的男人扛着箱子，已婚的女人扛着被褥，姑娘们依次扛着粮食，然后在火塘上支起三脚架，摆酒菜，唱着新房歌，村民们还要给主人送些吉祥的礼物。

婚礼当天，双方都会在家里举行婚礼，大部分都是先在女方家举行。婚宴上，桌上要铺上绿色的芭蕉叶，菜肴有血旺(百旺)、年糕和各种菜肴，象征吉祥如意。宴会开始前，新娘和新郎要做一个绑线仪式，即主婚人用一根白线绕过双方的肩膀，然后在新娘和新郎的手腕上分别绑上两根白线，象征纯洁。然后，老人将糯米揉成三角形，蘸上盐，放在火塘上的鼎顶上，燃烧后让其自然脱落，象征着爱情坚如铁。

饮食习惯：

大米和糯米是主食。德宏傣族的主食是粳米，西双版纳傣族的主食是糯米。一般都是当场吃。人们认为，粳米、大米只有在现场食用时才需要米饭，所以不吃或很少吃隔夜饭，习惯用手揉米。所有配菜和小吃都以酸为主，如酸笋、酸豌豆粉、酸肉、野酸果；我喜欢吃酸菜干。据说傣族人经常吃酸菜是因为他们经常吃不容易消化的糯米，酸的食物有助于消化。

日常肉类包括猪、牛、鸡鸭，不含或少含羊肉。生活在大陆的傣族人喜欢吃狗肉，擅长烤鸡、烧鸡，喜欢鱼、虾、蟹、螺、苔等水产品。苔是傣族特有的风味菜肴。做鱼的时候可以做成酸鱼或者烤成香茅鱼，也可以做成鱼排(即烤好后捣碎的鱼，拌上香菜等。)、鱼冻、烧鱼、白酱鳝鱼等。吃螃蟹时，螃蟹一般连壳带肉剁成蟹酱，和米饭一起吃。傣族人称这种蟹酱为“蟹布丁”。

苦瓜是产量最高、含co最多的日常蔬菜

傣族地区湿热，昆虫种类繁多。昆虫制成的风味菜肴和小吃是傣族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见的食用昆虫有蝉、竹虫、奥库莫、田龟、蚁卵等。傣族人嗜酒，但酒精度不高。是他们自己酿的，味道很甜。茶是当地特产，但傣族人只喝不加香料的大叶茶。喝的时候只在火上翻炒至焦烂即可。冲泡时，口感微焦。嚼槟榔，混烟草和石灰，一天到晚。典型的食物有狗肉汤锅、干猪肉、腌鸡蛋、干鳗鱼等。

服装：

傣族的女装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就像骄傲的孔雀一样，五彩缤纷，惊艳全场。只要了解情况的人觉得这一点都不夸张。傣族女性一般身材苗条，清纯美丽，容貌婀娜，有“金孔雀”之称。她们不仅漂亮，而且善于打扮，用独特的服饰把自己打扮得如花似玉。傣族妇女普遍喜欢穿短袖和短裙，以充分展示她们苗条的身材。上面穿白色或深红色内衣，外面穿紧身上衣，窄袖有领，大翻领和双翻领，颜色有粉色、浅黄、浅绿、雪白、天蓝等。现在多采用乔其纱、丝绸、涤纶等材料缝制。袖上衣紧紧包住手臂，几乎没有缝隙。很多人还是喜欢用肉色的料子缝。不仔细看，是看不出袖子的。前后裙刚好齐腰，紧紧裹住身体，再用银带系上短袖上衣和制服裙，配齐脚踝的制服裙。腰部纤细小巧，下摆宽大。傣族妇女的这种服饰，充分展现了女性的胸、腰、臀之美，所用面料柔软，色泽鲜艳，无论走路还是做事，都给人一种雍容华贵、雍容华贵的感觉。

傣族男子一般穿无领双排扣或大排扣小袖衫、长袖长裤，头戴白布、绿布或绛布，有的戴花呢帽，显得雍容华贵。

傣族人，无论男女，出门总喜欢在肩上背一个用棉花织成的挎包(手帕)。挎包颜色鲜艳，款式简单，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和民族特色。有珍禽异兽、树木花草或形象生动的几何图形。每个图案都包含特定的内容，如：红色和绿色是为了纪念祖先；孔雀图案预示好运；大象图案象征丰收、美好生活；充分展现了傣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节日：

庆祝傣族新年是中国最著名的民族节日之一。一般在公历4月13日到15日之间。届时，人们会去附近的佛教寺庙为佛像沐浴，然后互相泼水，以表达真诚的祝愿，关于泼水节的起源。这里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在游览过程中你会听到导游的介绍。泼水节期间，将举行斗鸡、跳孔雀舞、扔钱包、赛龙舟、放灯笼等丰富多彩的民间娱乐活动。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河南新郑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六世祖北齐五兵尚书白建迁居韩城，曾祖又迁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袷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

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

扩展资料：

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轶事典故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白居易

五大景点，意大利风情街、天津之眼、盘山、黄崖关长城、独乐寺

1、意大利风情街

意大利风情街是意大利本土之外面积较大的意大利建筑群，地方不大，却值得您走走逛逛。因欧式风情与名人古宅的相间融合，漫步其中，仿佛置身国外，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围。在意大利老租界里，还有梁启超的饮冰室、曹禺故居、意大利兵营旧址等。

2、天津之眼

天津之眼，全称天津永乐桥摩天轮，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海河畔，是一座跨河建设、桥轮合一的摩天轮，兼具观光和交通功用。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是天津的地标之一。

3、盘山

盘山风景名胜区，位于天津市蓟县西北15公里处，有“京东第一名山”之誉。盘山是 燕山山脉南缘的一段，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10公里，雄伟多姿，景色优美。山上有乾隆皇帝所建行宫，名“静寄山庄”。

4、黄崖关长城

历史上，蓟州城共有守营墩台十八座，黄崖关为其一，也是最为重要的关隘。始建于公元556年，明代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曾重新设计、包砖大修。黄崖关长城是明代蓟镇长城的重要关隘，也是境内唯一的一座关城。

5、独乐寺

独乐寺，又称大佛寺，位于中国天津市蓟州区，是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也是中国现存著名的古代建筑之一。独乐寺虽为千年名刹，而寺史则殊渺茫，其缘始无可考，寺庙历史最早可追至贞观十年(公元636年)。

独乐寺为国家AAAA景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的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智者大师，即智顗（538-597），是我国陈、隋之际的著名佛教领袖和佛学思想家，被天台宗人尊为四祖（中国佛教天台宗高推龙树为初祖，以慧文、慧思为二祖、三祖），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真正创始人，所以常被成为天台智者大师。

　　天台智者大师在佛教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自隋唐以来，为其树碑立传者，代有其人。在这些有关智者大师的传记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智者的高足章安灌顶（公元561-632年）为乃师所撰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以及初唐沙门道宣（公元596-667年）所撰的《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后来的各种智顗传记，无不是以此二者为蓝本而有所益损。然而，关於智者大师的世寿年岁，《别传》与《续高僧传•智顗传》所载并不统一：《别传》载智者世寿六十，《续高僧传•智顗传》则谓智者世寿六十七。由于智者卒於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多传并载，均无异议，故智者世寿年岁的多少实直接影响到对其生年的推定。这无论是对天台宗传人而言，还是对一般的佛学研究者来讲，都不能不说是一个亟须澄清的大问题。

　　对於这个问题，近世的著名学者如陈垣先生、汤用彤先生等，都曾给予关注，并厘定智者“世寿六十”之说为正，“世寿六十七”之说乃系误传。如陈垣先生谓：“《续僧传》、《弘赞法华传》作年六十七，《智者大师别传》、《景德录》、《释门正统》作年六十，与《佛祖统纪》九《法喜传》‘陈光大元年智者年三十’之说合，今从之。”（注：陈垣《释氏疑年录》卷三，中华书局，1964年，61页。）汤用彤先生在所作“智者年表”中亦谓：“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智顗姓陈氏，字德安，生於荆州之华容”，“卒时……年六十，僧腊四十”，“《续僧传》谓卒时六十七岁，当误”（注：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129-131页。）。

　　陈垣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这种说法，已为现今的佛教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因此，关於智者的世寿和生年问题，本不必再辨。然《续高僧传•智顗传》影响巨大，“智者世寿六十七”之说为《弘赞法华传》、《天台九祖传》、《佛祖历代通载》等唐宋以来的多种佛教史传所袭用，至今仍时或见。1997年秋，笔者赴天台国清寺参加纪念智者大师圆寂一千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回程途经智者圆寂处之新昌大佛寺，见寺中有近人所立智者大师碑，仍依《续高僧传•智顗传》，谓智者世寿六十七。可见谬种误传，影响及于今日。再者，陈垣、汤用彤诸先生虽订正《续高僧传•智顗传》之误，然其所举史料亦有未尽处。兹将有关智者世寿与生年之重要史料，依历史年代之先后顺序条列如下，并略加考辨：

　　（一）智顗《遗书与晋王》中谓：“贫道在世六十年（注：灌顶《国清百录》卷三，《大正藏》卷四六，810页中。）。”此《遗书》乃智者去世前三日，即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亲口所述。智者卒后，其弟子智越遣僧使灌顶、普明奉《遗书》与隋晋王杨广，杨广於开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作《答遗旨文》。智者《遗书》与晋王《答文》，具载於灌顶所编之《国清百录》卷三。这是关於智者世寿年岁的最早、最直接、最权威的记载，惜乎学者多未加注意。

　　（二）隋•柳顾言《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谓：智者“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回身西向，端坐迁神，春秋六十（注：灌顶《国清百录》卷四，《大正藏》卷四六，818页中。）。”此《碑文》乃隋秘书监、开府仪同三司柳辩（字顾言）於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奉炀帝之敕而作，其可靠性与权威性自不待辩矣。

　　（三）隋•灌顶《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谓：智者“以大隋开皇十七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入灭，春秋六十，僧夏四十（注：《大正藏》卷五十，196页中。）。”

　　（四）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按：宋、元、明本“二十二”均作“二十四”）日也（注：《大正藏》卷五十，567页中。）。”若依此推算，智者当生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

　　（五）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真观传》有言：“天台智者，名行绝伦，先世因缘，敦猷莫逆，年腊既齐，为法兄弟。”（注：《大正藏》卷五十，702页中。）所谓“年腊既齐”者，谓智者与真观二人年龄、僧腊皆同。同《传》又谓，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真观卒时，年七十四。依此推算，真观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此亦当为智者之生年，反合智者世寿六十之说。以此反证《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所谓智者世寿六十七之说，其矛盾昭然可见。

　　（六）唐•惠详《弘赞法华传》卷四《智顗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按：宋、元、明及续藏经本“二十二”均作“二十四”）日也（注：《大正藏》卷五一，23页上。）。”此说显然源自《续高僧传•智顗传》，即其文句亦全同於彼矣。

　　（七）唐•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第一之一述智者行迹，谓：“初梁太平二年，魏主令宇文泰破梁元帝二十万众，大师时年十八，至襄州果愿寺依乎舅氏而出家焉。至陈太平三年，时年二十，进受具足，依慧旷律师通於律藏。至陈乾明元年，始入光州依思禅师禀受禅法，时年二十三岁。至陈光太元年，辞师入邺（按：宫本“邺”作“业”），时年三十。至陈太建七年，初入天台，时年三十八。……至陈贞明三年，即隋开皇十一年，旋荆置寺，以答地恩。……至十四年，时年五十七，於彼玉泉而说止观。”（注：《大正藏》卷四六，142页下。）湛然此段叙述，年代多有谬误，如谓“初梁太平二年，魏主令宇文泰破梁元帝二十万众”云云，实则西魏破梁元帝在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梁虽有“太平”年号（梁敬帝），然梁太平二年当公元557年，距西魏破梁元帝已有数载。又如“至陈太平三年，时年二十”，实则陈无“太平”年号，当为梁太平二年。再如“至陈乾明元年，始入光州依思禅师禀受禅法，时年二十三岁”，其中“陈乾明元年”之说亦误，陈无“乾明”年号，实当为陈天嘉元年，即北齐乾明元年也。又，“至陈贞明三年，即隋开皇十一年，旋荆置寺，以答地恩”云云，亦有误：陈贞明三年当隋开皇九年而非十一年，是年隋灭陈，智者虽欲西游荆湘，然至匡庐而止，开皇十一年始入荆湘以答地恩。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中的上述错误，后为南宋志磐之《佛祖统纪》所修正。湛然所述虽有如是之谬误，然其所言“陈光太（按：“太”当为“大”）元年，辞师入邺，时年三十”、“陈太建七年，初入天台，时年三十八”及（隋开皇）十四年，时年五十七，於彼玉泉而说止观”等，均与智者世寿六十之说合。

　　（八）北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七《智顗传》谓：智者“命笔作《观心偈》，唱诸法门纲要讫，趺坐而逝，寿六十，腊四十”（注：《大正藏》卷五一，432页下。）。此即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所引征者。

　　（九）南宋•净梵《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禅师一岁。……六十岁，赴召至新昌石像前，端坐入灭，当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也。”（注：《大正藏》卷四六，823页上、下。）该《年谱事迹》附於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乙巳苏州北禅无量寿院传天台祖教沙门净梵校刻之《国清百灵》后，未注明作者，然其末句谓“自（智者）入灭至宋淳熙十二年乙巳，得五百九十二岁矣”，其后有净梵及白莲住山戒应於同年所题之《题〈百录〉后序》，据此推测《年谱》的作者或当为净梵。近人引用此《年谱事迹》，亦有以作者为戒应者。为行文方便计，该《年谱》作者姑作净梵。此为现存最早直接明确记载智者生年之史料。

　　（十）南宋•士衡《天台九祖传•四祖天台教主智者大师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注：《大正藏》卷五一，100页下。）。此说亦据《续高僧传•智顗传》。

　　（十一）南宋•士衡《天台九祖传•四祖天台教主智者大师传》虽谓智者卒时“春秋六十有七”，然甚可注意者，该《传》宋嘉定四年辛未（公元1211年）刻本夹注有云：“本朝翰林学士扈蒙《序》云：大师梁大同四年戊午秋七月生。”（注：《大正藏》卷五一，100页上。）扈蒙字日用，北宋初迁翰林学士，太祖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以工部尚书卒，年七十二。《宋史》卷二六九《扈蒙传》谓：蒙好释典，多著述，有《鳌山集》二十卷。依《天台九祖传》夹注所引扈蒙《序》之言，智者生於梁大同四年戊午，则卒时当年六十，与《别传》合，而与《天台九祖传》正文相背。扈蒙此说，本是比南宋净梵《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更早明确记载智者生年之史料，惜乎扈蒙文集散佚，仅存残篇，不知此所谓“扈蒙《序》”究何所指矣。

　　（十二）南宋•宗鉴《释门正统》卷一《天台教主智者灵慧大师世家》谓：智者“世寿六十，僧腊四十”（注：《续藏经》第130册，738页上。）。此说与《别传》同。

　　（十三）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六《四祖天台智者纪》述智者行迹，除於本文中明言智者“春秋六十，僧夏四十”（注：《大正藏》卷四九，185页上。）外，於夹注中亦多附年岁，如：“诞灵之夕，神光发屋”，夹注云：“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上。）；“年十七，值元帝江陵失守”，夹注云：“据历推之，应年十七，《别传》作‘十五’者，误”（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上。）；“年十八，辞兄求去”，夹注云：“梁敬帝绍泰元年也”（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上。）；“二十进受具戒”，夹注云：“梁太平二年也，是年九月，禅位於陈武帝”（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中。）；“陈文帝天嘉元年，时思禅师止光州大苏山，即往顶拜”，夹注云：“《辅行》作‘乾明’者，误，时年二十三岁”（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中。）；“以陈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人初于金陵”，夹注云：“此陈废帝时，师年三十”（注：《大正藏》卷四九，181页下。）；“止瓦官前后八载，……秋九月，遂入天台”，夹注云：“《辅行》谓此年三十八岁”（注：《大正藏》卷四九，182页上。）。又，《佛祖统纪》卷九《法喜传》亦谓“陈光大元年，与同学二十七人从智者至金陵游化”，夹注云“时智者年三十”（注：《大正藏》卷四九，197页上。），此即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所引征者。以上所列之正文及夹注，皆与“智者世寿六十”之说合。《佛祖统纪》述智者行迹，多据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国清百录》及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故於智者世寿年岁，依《别传》而不依《续高僧传•智顗传》。同时，《佛祖统纪》还对《别传》及《止观辅行传弘决》中的个别年代错误作了订正。

　　（十四）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天台智者禅师传》谓：智者“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注：《大正藏》卷四九，560页中。）。此说亦据《续高僧传•智顗传》。

　　由上引隋唐至元代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出，不但与智者同时代的隋秘书监柳顾言奉敕所撰的《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智者高足灌顶所撰的《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之《止观辅行传弘决》、宋初翰林学士扈蒙之《序》、北宋禅宗传人道原之《景德传灯录》、南宋天台传入净梵之《智者大禅师年谱事迹》、南宋天台传人宗鉴之《释门正统》、南宋天台宗人志磐之《佛祖统纪》等所言，均可证成智者世寿六十之说，而且智者本人在临终的《遗书》中亦自谓“贫道在世六十年”。而智者世寿六十七之说的始作俑者，则为初唐沙门道宣之《续高僧传•智顗传》，稍后惠详之《弘赞法华传》、南宋士衡之《天台九祖传》、元代念常之《佛祖历代通载》等因之。道宣虽广闻博识，然其为前代众高僧立传之时，於传主之生平年历事迹等未必皆知之详确，难免错谬，此例非一。如前引其所撰之《智顗传》与《真观传》，关於智者世寿与生年的说法便不能统一。若依《真观传》，则恰可证成智者世寿六十之说，反与灌顶之《别传》相合，而与其自撰之《智顗传》相违。惜乎后人不辨，盲目因从，致使谬种误传，逾千年而不息。今所以不惮烦琐，详举史料者，冀使学者知正说之根苗，辨误传之源流，不复以讹传讹也。

　　综上所论，可以确知：智者卒於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世寿六十，僧腊四十，其生年当在梁武帝大同四年（依宋初扈蒙之说，在秋七月）。若以西历计，梁武帝大同四年当公元538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当公元597年，故一般史家皆以公元538-597年为智者生卒年。晚近杨曾文先生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定智者卒日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实为公元598年1月7日，故应以公元598年为智者卒年（注：杨曾文《关於中日天台宗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78页。）。然杨先生据此推断智者生年为公元539年，则有所未妥。当以智者卒年隋开皇十七年上推六十年至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为其出生之年，而不应以公元598年上推至公元539年（梁武帝大同五年）。总之，智者生卒年当为梁武帝大同四年（秋七月）至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若以西历计，则为公元538-5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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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者大师名号由来一说

　　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开创了中国佛教最早宗派之一的天台宗，创立一代教观，智慧出众，颖悟过人，确实是一位不世出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智者。

　　关于智者名号由来，早就有明确的解释。隋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扬州总管杨广请智顗为菩萨戒师，智顗赐名“总持”，杨广上尊号“智者”。对此《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有所记载：“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金城殿设千僧会，敬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宗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师云：“大王纡遵圣禁，名曰‘总持’。”王曰：“大师传佛法灯，称为‘智者’。”杨广请智者东下扬州，为其授菩萨戒，智者本不情愿，再三推托，杨广执意不肯，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妥协，智者答应为杨广授戒，杨广也不得不被迫接受了相当苛刻的四项条件。在双方相互致敬的面纱下，上演了二人最初的一场交锋。

　　《别传》的记载还给人一种假象，似乎“智者”的名号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授戒时杨广给予智顗的，有的学者也是这么认为。其实不然，当时授戒时并无此事，而是此后不久所发生。据《天台国清寺智者碑》：既而龙斿龛难，仍代孝王，爰届邦域，洁诚延请。顺流背风，数日遄到，亦既觏止，便定师资。等善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傅说。再三固辞，无可与让。以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月旅黄钟二十三日辛丑，于杨州大听寺设无碍大斋，夤受菩萨戒法。……法事云毕，七珍备舍。出居于城外禅众之精林，四事供养。睿情犹疑未满，以为师氏礼极，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吕望之称“尚父”。检《地持经》“智者”师目，谨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顶礼。虽有熊之登具茨，汉文之适河上，方之蔑如也。

　　这表明授“智者”之号是“法事云毕”之后的事。那么究竟是何时呢据《国清百录》卷二，《王谢书第二十七》、《王参书第二十八》、《王请留书第二十九》都没有提到“智者”之号，只有附在《王请留书》之后的柳顾言所宣的“口敕”才明确提及：

　　开府柳顾言，宣口教云：智者为当长去，更有还期弟子意不欲相去辽远，脱能旋回，不敢留停。镇下近山，随乐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镇，仍共至栖霞履行，于彼送别。

　　此口敕宣于何时不详，要之当在开皇十二年初。对于智者的辞别，杨广是很不乐意的，因而千方百计，尽量拖延。从一心“请留”到无奈许行，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既言“二月”十八日送行，暗示此口敕宣于一月，非在当月，故特言之。另据作于开皇十二年(592)二月八日的《蒋州僧论毁寺书第三十二》，奉诚寺慧文等高僧称智顗为“智者禅师”，这表明“智者”之号始自二月八日以前。依照情理推断，杨广奉智顗尊号当在开皇十一年十二月或次年一月。

　　杨广为什么称智顗为“智者”呢柳顾言奉敕而撰的《国清寺碑》给了一个官方的解释，即是依《菩萨地持经》戒品之中的“智者”之名目，此说事实上出自杨广本人，而且确实有所依据。据《菩萨地持经》卷五戒品之余：

　　菩萨欲学菩萨律义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者，……于智者前，谦下恭敬，长跪曲身，于佛像前，作是言：“唯愿大德，授我菩萨戒。”……如是受菩萨戒竟。

　　这里详细说明了授菩萨戒的仪式，而有授戒资格的当是“有智有力，善语善义，能诵能持”的“智者”，智顗作为天台宗的一代大师，当然有资格号称“智者”，担任菩萨戒师。

　　既然这一解释出自当事人，又确有经典依据，自然不必怀疑。然而这一解释颇有掩人耳目之嫌，杨广的受戒与其说是一个宗教活动，不如说是一个政治事件，确切来说，是一场宗教外衣掩饰下的政治交易。智顗授杨广法名为“总持”，绝不仅仅是受持大乘戒法、止一切恶、持一切善的意思，其政治含义一目了然，是杨广夺嫡备储、觊觎东宫的政治宣言。这一法名的由来，未必是智者的本心，极有可能是出自杨广的授意。

　　杨广之所以授智顗智者之号，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国清寺碑》有所表白，杨广既然尊智者为伊尹、吕望，当然以商汤、周武自期；以智顗为大隗、河上，足表白视为黄帝、汉文。这对于炀帝来说，可以说是理所当然，而对于晋王来言，可说是大逆不道。杨广欲奉智者为国师，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国主。因而智者之号，大有深意。

　　据《续高僧传》卷六慧约(452—535)本传：

　　皇帝斯雕文璞，信无为道，发菩提心，构重云殿。以戒业精微，功德渊广，既为万善之本，实亦众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长，若须弥群山之最；三果四向缘此以成，十力三明因兹而立。帝乃博采经教，撰立戒品。条草毕举，仪式具陈。制造圆坛，用明果极。以为道资人弘，理无虚授；事藉躬亲，民信乃立。且帝皇师臣，大圣师友，遂古以来，斯道无坠。农轩周孔，宪章仁义，况理越天人之外，义超名器之表!以约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阇梨之尊，属当“智者”之号。逡巡退让，情在固执；殷勤劝请，辞不获命。天监十一年始敕引见。事协心期，道存目击。自尔去来禁省，礼供优给。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发弘誓心，受菩萨戒。乃幸等觉殿，降雕玉辇。屈万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暂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净仪，曲躬诚肃。于时日月贞华，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庆。自是入见，别施漆榻。上先作礼，然后就坐。皇储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

　　梁武帝对戒法十分重视，亲自采集经教，撰立《戒品》，制造戒坛，他尤其重视大乘戒律，欲以断食酒肉的大乘戒取代小乘戒，这也符合他的“皇帝菩萨”的身份和治理国家的需要。因为佛法重视传承，不可虚授，故礼请慧约为师，因为他道德高尚，“允膺阇梨之尊，属当智者之号”，这才是“智者”之号的真正来历，时在天监十一年(512)。天监十八年(519)，又为武帝授菩萨戒。“大同一年，又敕改所居竹山里，为智者里”，这也是难得的殊荣。

　　梁代名僧辈出，其中以庄严僧曼、光宅法云、开善智藏地位最高，号称“三大士”，慧超则为大僧正，是佛教界的最高领袖，然而他们的地位在当时都不及慧约， 因为慧约是武帝之师，是唯一的国师。慧约既为武帝之师，因而自皇储以下，道俗争请其为师，就连年腊高于慧约者也拜在门下，正式的弟子竟然有四万八千人，其中既有攀龙附凤之徒，又有迫于威势而不得不从者。据《法云传》：

　　帝抄诸方等经，撰受菩萨法，构等觉道场。请草堂寺慧约法师以为智者，躬受大戒，以自庄严。自兹厥后，王侯朝士，法俗倾都，或有年腊过刁：智者，皆望风奄附，启受戒法。

　　慧约被尊为“智者”，为梁国师，这一事件距杨广受戒不过数十年，智顗为梁遗民，对梁王朝很有感情，这一故事二人肯定都是心照不宣。杨广利用授戒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是以智顗为工具，但在客观上却使智者大师这一称号千古流传，而慧约最早号称智者之事却被历史淹没，此亦是杨广始料未及的侥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