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三词《渡汉江》）

宋之问诗《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译文：我离开家乡到了五岭之外，经过了一个冬天，又到了春天。因为交通不便，我和家人没有联系，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我渡过汉江赶回家乡去，怎知离家越近，心情就越紧张。因为怕伤了美好愿望，以致遇到同乡，也不敢打听家乡情况。

赏析：这首诗是宋之问（此诗作者一说是李频，此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写的一首诗。诗意在写思乡情切，但却正意反说，写愈近家乡，愈不敢问及家乡消息，担心听到坏的消息，而伤了好的愿望。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事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作者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作者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宋之问的家乡一说在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一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离诗中的“汉江”都比较远。所谓“近乡”，只是从心理习惯而言，正像今天家居北京的人，一过了黄河就感到“近乡”一样（宋之问这次也并未逃归家乡，而是匿居洛阳）。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作者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作者贬居岭外，又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越向两极发展，形成既切盼音书，又怕音书到来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由贬所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透过“情更怯”与“不敢问”，读者可以强烈感触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这种抒写，是真切、富于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人们爱拿杜甫《述怀》中的诗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和这首诗作类比，这正说明性质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时可以用类似方式来表现，而它们所概括的客观生活内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宋之问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712年），并没有显赫的门第家世。父亲宋令文起自乡闾，矢志于学，交友重义，“比德同道。理阃探索词源论讨”，多才多艺，不仅“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唐高宗时做到左骁卫郎将和校理图书旧籍的东台详正学士，饶著声誉。在父亲的影响下，宋之问和弟弟宋之悌，宋之逊自幼勤奋好学，各得父之一绝；宋之悌骁勇过人，宋之逊精于草隶，宋之问则工专文词，成当时佳话美谈。上元二年（675年），长得身材高昂、仪表堂堂的宋之问进士及第，登临“龙门”，踏上了仕进正途。　

宋之问春风得意之日，已是武则天皇后实际把握朝政之时。武后承应“贞观”，励精图治，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宋之问以才名与杨炯被召分直内文学馆，不久出授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参军。永隆二年（681年），又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天授元年（690年）秋，武后称帝，改国号为周，敕召宋之问与杨炯分直于洛阳西入阁。15年间，宋之问很快由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为世人钦慕。唐朝学士之职，以文学言语被天子顾问，出入侍从，礼遇尤宠。家世低微的宋之问以此更是感恩耀荣，视为得秩于禄的捷径与保障。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典型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武后雅好文词乐章，宋之问巧思文华取幸。一次游洛阳龙门，武后命群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后赏赐锦袍。及宋之问《龙门应制》诗成奉上，“文理兼美，左右称善”武后夺东方虬锦袍转赐给他。这样的予夺，既反映了武后对靡丽颂德诗风的提倡，也表现了宋之问这时的创作方向，对他的声名和地位都有很大的影响。武周时期，宋之问不仅扈从武后朝会游豫，而且奉承武后近幸的媚臣外戚宴乐优游，自感“志事仅得，形骸两忘。”这样的追求和生活使他逐渐沉溺和堕落，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 宋之问在武后晚年先后转任尚书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媚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雅爱其才”，召他与好友杜审言、阎朝隐、沈佺期、王无竞、尹元凯及李适、富嘉谟、刘允济等文士预修。宋之问与阎士隐等多代工张赋篇入集，倾心媚附。书成，于长安二年（ 703年）迁司礼主簿。神龙元年（ 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太子典膳郎王同皎等逼武后退位，诛杀二张，迎立唐中宗，宋之问与杜审言等友皆遭贬谪。宋之问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诸事艰难，慕念昔荣，次年春便秘密逃还洛阳，探知友人张伸之与王同皎等媒诛宰相武三思（时张柬之被贬），后使人告密，擢任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景龙元年（ 707年）七月，太子杀武三思父子后死事，宋之问上表歌颂武氏父子功德，请造唐中宗神武颂碑，探获赏识，于次年迁考功员外郎，并与杜审言、武平一、沈佺期、阎朝隐等首选修文馆直学士，“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其时朝廷朋党争立，由于他倾附安乐公主，遭太平公主忌恨，进言中宗．于景龙三年（ 7O9年）将他下迁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长史。　

唐中宗年间的政治动荡及个人宠辱无常的经历，使宋之问感触良深，而由朽烂陈腐的宫廷来到清新秀丽的水乡，也使他开始涤净心灵，境界升华。他在越州写的《祭禹庙文》，在真诚歌颂了大禹治水、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写道：“先王为心，享是明德。后之从政，忌斯好佞。酌镜水而励清，援竹箭以自直；谒上帝之休佑，期下人之苏息。”反映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转变。因此，他在越州登山涉险，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诗歌创作也开始转入了健康清新的轨道，“流布京师，人人传讽。”但是，就在宋之问开始走上“新生”之路的时候，又一次宫廷政变将他逼上了绝境。景云元年（ 710年）六月，临海郡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以宋之问尝附二张及武三思诏流钦州（今广西钦州市东北），后以赦改桂州。先天元年（ 712年）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结束了最后的人生旅程。　

宋之问政治上无足称道，品行也多有可讥，但却是知名当世的诗人。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他的诗文不少是歌颂功德、粉饰太平、浮华空泛之作，但随着颠簸人生，接触社会，历练生活，他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杨炯死后写的《祭杨盈川文》，采用四四制式，字字有声，句句华歆，内容言简辞切，悲凉真挚，催人泪下，与他代笔写的《为宗尚书祭梁宣王文》、《为宗尚书兄弟祭鲁忠王文》等相比，文华情感，殊若天壤。　

作为文人，宋之问也因其低劣的人品而遭人唾弃，不仅表现在其对待政治趋炎附势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一桩广为流传的命案上。自古凡是文人都爱好文字，一日宋之问见其外甥刘希夷的一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颇有妙处，便想占为己有，刘希夷不从，宋之问于是用装土的袋子将刘希夷压死，被称作“因诗杀人”。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作来看，他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歌《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皆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他与沈佺期在齐、梁沈放、庾信到初唐四杰创作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践和总结，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并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

父名宋令文，唐高宗时为左骁郎将，东台详正学士，善文辞，工书法，膂力过人，时称“三绝 ”。宋之问受其父影响，亦善诗文，与“善剖决”的韦善心并称户部“二妙 ”，与沈佺期齐名，并称“沈宋”。公元675年（高宗上元二年）进士及第，初与杨炯分直内教，历任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等职，常扈从游宴，写过不少应制诗。宋之问在创作实践中使六朝以来的格律诗的法则更趋细密，使五言律诗的体制更臻完善，并创造了七言律诗的新体，是律诗的奠基人之一。

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今山西汾阳县）人。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宋之问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 656年），并没有显赫的门第家世。父亲宋令文起自乡闾，矢志于学，交友重义，“比德同道。理阃探索词源论讨”，多才多艺，不仅“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唐高宗时做到左骁卫郎将和校理图书旧籍的东台详正学士，饶著声誉。在父亲的影响下，宋之问和弟弟之悌，宋之逊自幼勤奋好学，各得父之一绝；宋之悌骁勇过人，宋之逊精于草隶，宋之问则工专文词，成当时佳话美谈。上元二年（ 675年），长得身材高昂、仪表堂堂的宋之问进士及第，登临“龙门”，踏上了仕进正途。

宋之问春风得意之日，已是武则天皇后实际把握朝政之时。武后承应“贞观”，励精图治，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宋之问以才名与杨炯被召分直内文学馆，不久出授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参军。永隆二年（ 681年），又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天授元年（ 69O年）秋，武后称帝，改国号为周，敕召宋之问与杨炯分直于洛阳西入阁。15年间，宋之问很快由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为时人钦慕。唐朝学土之职，以文学言语被天子顾问，出入侍从，礼遇尤宠。家世低微的宋之问以此更是感恩耀荣，视为得秩于禄的捷径与保障。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典型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武后雅好文词乐章，宋之问巧思文华取幸。一次游洛阳龙门，武后命群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后赏赐锦袍。及宋之问《龙门应制》诗成奉上，“文理兼美，左右称善”武后夺东方虬锦袍转赐给他。这样的予夺，既反映了武后对靡丽颂德诗风的提倡，也表现了宋之问这时的创作方向，对他的声名和地位都有很大的影响。武周时期，宋之问不仅扈从武后朝会游豫，而且奉承武后近幸的媚臣外戚宴乐优游，自感“志事仅得，形骸两忘。”这样的追求和生活使他逐渐沉溺和堕落，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

宋之问在武后晚年先后转任尚书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媚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雅爱其才”，召他与好友杜审言、阎朝隐、沈（亻全）期、王无竞、尹元凯及李适、富嘉谟、刘允济等文士预修。宋之问与阎士隐等多代工张赋篇入集，倾心媚附。书成，于长安二年（ 703年）迁司礼主簿。神龙元年（ 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太子典膳郎王同皎等逼武后退位，诛杀二张，迎立唐中宗，宋之问与杜审言等友皆遭贬谪。宋之问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诸事艰难，慕念昔荣，次年春便秘密逃还洛阳，探知友人张伸之与王同皎等媒诛宰相武三思（时张柬之被贬），后使人告密，擢任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景龙元年（ 707年）七月，太子杀武三思父子后死事，宋之问上表歌颂武氏父子功德，请造唐中宗神武颂碑，探获赏识，于次年迁考功员外郎，并与杜审言、武平一、沈（亻全）期、阎朝隐等首选修文馆直学士，“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其时朝廷朋党争立，由于他倾附安乐公主，遭太平公主忌恨，进言中宗．于景龙三年（ 7O9年）将他下迁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长史。

唐中宗年间的政治动荡及个人宠辱无常的经历，使宋之问感触良深，而由朽烂陈腐的宫廷来到清新秀丽的水乡，也使他开始涤净心灵，境界升华。他在越州写的《祭禹庙文》，在真诚歌颂了大禹治水、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写道：“先王为心，享是明德。后之从政，忌斯好佞。酌镜水而励清，援竹箭以自直；谒上帝之休佑，期下人之苏息。”反映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转变。因此，他在越州登山涉险，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诗歌创作也开始转入了健康清新的轨道，“流布京师，人人传讽。”但是，就在宋之问开始走上“新生”之路的时候，又一次宫廷政变将他逼上了绝境。景云元年（ 710年）六月，临海郡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以宋之问尝附二张及武三思诏流钦州（今广西钦州市东北），后以赦改桂州。先天元年（ 712年）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结束了最后的人生旅程。

宋之问政治上无足称道，品行也多有可讥，但却是知名当世的诗人。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他的诗文不少是歌颂功德、粉饰太平、浮华空泛之作，但随着颠簸人生，接触社会，历练生活，他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杨炯死后写的《祭杨盈川文》，采用四四制式，字字有声，句句华歆，内容言简辞切，悲凉真挚，催人泪下，与他代笔写的《为宗尚书祭梁宣王文》、《为宗尚书兄弟祭鲁忠王文》等相比，文华情感，殊若天壤。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作品来看，他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歌《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皆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他与沈（亻全）期在齐、梁沈放、庾信到初唐四杰创作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践和总结，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并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试读《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露，江方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诗人遭贬南溪，怀土思乡，忧伤度岭，置词比兴，情景文融，含蓄婉转，幽怨沉郁，对仗工整，形式完美，深化主题，情挚动人，表现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他与沈（亻全）期在这方面的倡导与成就，为人们乐赞“丰蔚”，誉称“新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宋之问所处在的初唐，是唐诗盛世的准备时代。当时的趋势，一方面是以虞世南、上官仪等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绪余齐、梁诗风，讲求辞藻，排比格律，绮错媚婉，风格卑弱。一方面则是以四杰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诗人，力图挣脱旧风束缚，走向健康与创造。在这样的大趋势中，处在盛唐门槛的宋之问当然得置身其中，抉择方向。对于包括益友杨炯在内的四杰，宋之问是同情其不幸而称道其成就的。

但是，宋之问既没有四杰那样高远的抱负，又缺乏四杰那样磨难的人生，似水年华多在宫廷纸醉金迷中流逝，即或流贬追悔，也多不出个人荣枯宠辱、悲欢离别的狭小范围，因而只能望叹四杰那样的格调豪壮，难以在创作上取得本可与之相埒的成就。然而他与沈（亻全）期等人在诗歌创作特别是对诗律定型的贡献，完结了齐、梁以来的新体诗运动，使后辈诗人得以循辙运斤佳作泉涌。以此而论，他仍堪称当时承先启后、继往迎来的一位诗人。

沈全期：（656年 —约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青少年时代曾事漫游，到过巴蜀荆湘。上元中进士及第，后任考功员外郎，预修《三教珠英》，任通事舍人，转给事中。中宗复帝位，杀张易之，其幕僚被流放岭南。经儋州，过交趾，达州流放地。遇赦量移台州录事参军。景龙中入修文馆为学士，作文学侍从。其诗多属应制，带六朝绮靡文风，然前期模山范水之作，及流放中感时伤怀之章，尚有骨力。与宋之问齐名，世称“沈宋”。唐代五七言律体至沈宋而定型。

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今山西汾阳县）人。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宋之问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 656年），并没有显赫的门第家世。父亲宋令文起自乡闾，矢志于学，交友重义，“比德同道。理阃探索词源论讨”，多才多艺，不仅“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唐高宗时做到左骁卫郎将和校理图书旧籍的东台详正学士，饶著声誉。在父亲的影响下，宋之问和弟弟之悌，宋之逊自幼勤奋好学，各得父之一绝；宋之悌骁勇过人，宋之逊精于草隶，宋之问则工专文词，成当时佳话美谈。上元二年（ 675年），长得身材高昂、仪表堂堂的宋之问进士及第，登临“龙门”，踏上了仕进正途。

宋之问春风得意之日，已是武则天皇后实际把握朝政之时。武后承应“贞观”，励精图治，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宋之问以才名与杨炯被召分直内文学馆，不久出授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参军。永隆二年（ 681年），又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天授元年（ 69O年）秋，武后称帝，改国号为周，敕召宋之问与杨炯分直于洛阳西入阁。15年间，宋之问很快由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为时人钦慕。唐朝学土之职，以文学言语被天子顾问，出入侍从，礼遇尤宠。家世低微的宋之问以此更是感恩耀荣，视为得秩于禄的捷径与保障。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典型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武后雅好文词乐章，宋之问巧思文华取幸。一次游洛阳龙门，武后命群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后赏赐锦袍。及宋之问《龙门应制》诗成奉上，“文理兼美，左右称善”武后夺东方虬锦袍转赐给他。这样的予夺，既反映了武后对靡丽颂德诗风的提倡，也表现了宋之问这时的创作方向，对他的声名和地位都有很大的影响。武周时期，宋之问不仅扈从武后朝会游豫，而且奉承武后近幸的媚臣外戚宴乐优游，自感“志事仅得，形骸两忘。”这样的追求和生活使他逐渐沉溺和堕落，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

宋之问在武后晚年先后转任尚书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媚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雅爱其才”，召他与好友杜审言、阎朝隐、沈（亻全）期、王无竞、尹元凯及李适、富嘉谟、刘允济等文士预修。宋之问与阎士隐等多代工张赋篇入集，倾心媚附。书成，于长安二年（ 703年）迁司礼主簿。神龙元年（ 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太子典膳郎王同皎等逼武后退位，诛杀二张，迎立唐中宗，宋之问与杜审言等友皆遭贬谪。宋之问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诸事艰难，慕念昔荣，次年春便秘密逃还洛阳，探知友人张伸之与王同皎等媒诛宰相武三思（时张柬之被贬），后使人告密，擢任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景龙元年（ 707年）七月，太子杀武三思父子后死事，宋之问上表歌颂武氏父子功德，请造唐中宗神武颂碑，探获赏识，于次年迁考功员外郎，并与杜审言、武平一、沈（亻全）期、阎朝隐等首选修文馆直学士，“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其时朝廷朋党争立，由于他倾附安乐公主，遭太平公主忌恨，进言中宗．于景龙三年（ 7O9年）将他下迁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长史。

唐中宗年间的政治动荡及个人宠辱无常的经历，使宋之问感触良深，而由朽烂陈腐的宫廷来到清新秀丽的水乡，也使他开始涤净心灵，境界升华。他在越州写的《祭禹庙文》，在真诚歌颂了大禹治水、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写道：“先王为心，享是明德。后之从政，忌斯好佞。酌镜水而励清，援竹箭以自直；谒上帝之休佑，期下人之苏息。”反映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转变。因此，他在越州登山涉险，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诗歌创作也开始转入了健康清新的轨道，“流布京师，人人传讽。”但是，就在宋之问开始走上“新生”之路的时候，又一次宫廷政变将他逼上了绝境。景云元年（ 710年）六月，临海郡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以宋之问尝附二张及武三思诏流钦州（今广西钦州市东北），后以赦改桂州。先天元年（ 712年）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结束了最后的人生旅程。

宋之问政治上无足称道，品行也多有可讥，但却是知名当世的诗人。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他的诗文不少是歌颂功德、粉饰太平、浮华空泛之作，但随着颠簸人生，接触社会，历练生活，他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杨炯死后写的《祭杨盈川文》，采用四四制式，字字有声，句句华歆，内容言简辞切，悲凉真挚，催人泪下，与他代笔写的《为宗尚书祭梁宣王文》、《为宗尚书兄弟祭鲁忠王文》等相比，文华情感，殊若天壤。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作品来看，他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歌《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皆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他与沈（亻全）期在齐、梁沈放、庾信到初唐四杰创作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践和总结，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并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试读《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露，江方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诗人遭贬南溪，怀土思乡，忧伤度岭，置词比兴，情景文融，含蓄婉转，幽怨沉郁，对仗工整，形式完美，深化主题，情挚动人，表现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他与沈（亻全）期在这方面的倡导与成就，为人们乐赞“丰蔚”，誉称“新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宋之问所处在的初唐，是唐诗盛世的准备时代。当时的趋势，一方面是以虞世南、上官仪等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绪余齐、梁诗风，讲求辞藻，排比格律，绮错媚婉，风格卑弱。一方面则是以四杰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诗人，力图挣脱旧风束缚，走向健康与创造。在这样的大趋势中，处在盛唐门槛的宋之问当然得置身其中，抉择方向。对于包括益友杨炯在内的四杰，宋之问是同情其不幸而称道其成就的。

但是，宋之问既没有四杰那样高远的抱负，又缺乏四杰那样磨难的人生，似水年华多在宫廷纸醉金迷中流逝，即或流贬追悔，也多不出个人荣枯宠辱、悲欢离别的狭小范围，因而只能望叹四杰那样的格调豪壮，难以在创作上取得本可与之相埒的成就。然而他与沈（亻全）期等人在诗歌创作特别是对诗律定型的贡献，完结了齐、梁以来的新体诗运动，使后辈诗人得以循辙运斤佳作泉涌。以此而论，他仍堪称当时承先启后、继往迎来的一位诗人。

宋之问巧遇骆宾王，武则天夺袍赐宋的故事广为流传，但历史上的宋之问却因仕途上的追求而陷入了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并因此历经宠辱，最终在他有所醒悟、精神世界重获新生之时被李隆基赐死。

关于他们的相同、不同，你自己看吧！

宋之问诗《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译文：我离开家乡到了五岭之外，经过了一个冬天，又到了春天。因为交通不便，我和家人没有，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我渡过汉江赶回家乡去，怎知离家越近，心情就越紧张。因为怕伤了美好愿望，以致遇到同乡，也不敢打听家乡情况。

赏析：这首诗是宋之问（此诗作者一说是李频，此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从泷州（今广东罗定县）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指襄阳附近的一段汉水）时写的一首诗。诗意在写思乡情切，但却正意反说，写愈近家乡，愈不敢问及家乡消息，担心听到坏的消息，而伤了好的愿望。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事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作者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作者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宋之问的家乡一说在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一说在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离诗中的“汉江”都比较远。所谓“近乡”，只是从心理习惯而言，正像今天家居的人，一过了黄河就感到“近乡”一样（宋之问这次也并未逃归家乡，而是匿居洛阳）。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作者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作者贬居岭外，又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越向两极发展，形成既切盼音书，又怕音书到来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由贬所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透过“情更怯”与“不敢问”，读者可以强烈感触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这种抒写，是真切、富于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人们爱拿杜甫《述怀》中的诗句“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和这首诗作类比，这正说明性质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时可以用类似方式来表现，而它们所概括的客观生活内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宋之问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年～年），并没有显赫的门第家世。父亲宋令文起自乡闾，矢志于学，交友重义，“比德同道。理阃探索词源论讨”，多才多艺，不仅“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唐高宗时做到左骁卫郎将和校理图书旧籍的东台详正学士，饶著声誉。在父亲的影响下，宋之问和弟弟宋之悌，宋之逊自幼勤奋好学，各得父之一绝；宋之悌骁勇过人，宋之逊精于草隶，宋之问则工专文词，成当时佳话美谈。上元二年（年），长得身材高昂、仪表堂堂的宋之问进士及第，登临“龙门”，踏上了仕进正途。　

宋之问春风得意之日，已是武则后实际把握朝政之时。武后承应“贞观”，励精图治，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宋之问以才名与杨炯被召分直内文学馆，不久出授洛州（今河南洛阳东北）参军。永隆二年（年），又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天授元年（年）秋，武后称帝，改国为周，敕召宋之问与杨炯分直于洛阳西入阁。15年间，宋之问很快由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为世人钦慕。唐朝学士之职，以文学言语被天子顾问，出入侍从，礼遇尤宠。家世低微的宋之问以此更是感恩耀荣，视为得秩于禄的捷径与保障。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典型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武后雅好文词乐章，宋之问巧思文华取幸。一次游洛阳龙门，武后命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后赏赐锦袍。及宋之问《龙门应制》诗成奉上，“文理兼美，左右称善”武后夺东方虬锦袍转赐给他。这样的予夺，既反映了武后对靡丽颂德诗风的提倡，也表现了宋之问这时的创作方向，对他的声名和地位都有很大的影响。武周时期，宋之问不仅扈从武后朝会游豫，而且奉承武后近幸的媚臣外戚宴乐优游，自感“志事仅得，形骸两忘。”这样的追求和生活使他逐渐沉溺和堕落，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漩涡之中。 宋之问在武后晚年先后转任尚书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媚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雅爱其才”，召他与好友杜审言、阎朝隐、沈佺期、王无竞、尹元凯及李适、富嘉谟、刘允济等文士预修。宋之问与阎士隐等多代工张赋篇入集，倾心媚附。书成，于长安二年（ 年）迁司礼主簿。神龙元年（ 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太子典膳郎王同皎等逼武后退位，诛杀二张，迎立唐中宗，宋之问与杜审言等友皆遭贬谪。宋之问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诸事艰难，慕念昔荣，次年春便秘密逃还洛阳，探知友人张伸之与王同皎等媒诛宰相武三思（时张柬之被贬），后使人告密，擢任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景龙元年（ 年）七月，太子杀武三思父子后死事，宋之问上表颂武氏父子功德，请造唐中宗神武颂碑，探获赏识，于次年迁考功员外郎，并与杜审言、武平一、沈佺期、阎朝隐等首选修文馆直学士，“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其时朝廷朋党争立，由于他倾附安乐公主，遭太平公主忌恨，进言中宗．于景龙三年（ 7O9年）将他下迁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　

唐中宗年间的动荡及个人宠辱无常的经历，使宋之问感触良深，而由朽烂陈腐的宫廷来到清新秀丽的水乡，也使他开始涤净心灵，境界升华。他在越州写的《祭禹庙文》，在真诚颂了大禹治水、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写道：“先王为心，享是明德。后之从政，忌斯好佞。酌镜水而励清，援竹箭以自直；谒上帝之休佑，期下人之苏息。”反映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转变。因此，他在越州登山涉险，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诗创作也开始转入了健康清新的轨道，“流布京师，人人传讽。”但是，就在宋之问开始走上“新生”之路的时候，又一次宫廷将他逼上了绝境。景云元年（ 年）六月，临海郡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以宋之问尝附二张及武三思诏流钦州（今广西钦州东北），后以赦改桂州。先天元年（ 年）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结束了最后的人生旅程。　

宋之问上无足称道，品行也多有可讥，但却是知名当世的诗人。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他的诗文不少是颂功德、粉饰太平、浮华空泛之作，但随着颠簸人生，接触社会，历练生活，他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杨炯死后写的《祭杨盈川文》，采用四四制式，字字有声，句句华歆，内容言简辞切，悲凉真挚，催人泪下，与他代笔写的《为宗尚书祭梁宣王文》、《为宗尚书兄弟祭鲁忠王文》等相比，文华情感，殊若天壤。　

作为文人，宋之问也因其低劣的人品而遭人唾弃，不仅表现在其对待趋炎附势的态度上，也表现在一桩广为流传的命案上。自古凡是文人都爱好文字，一日宋之问见其外甥刘希夷的一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颇有妙处，便想占为己有，刘希夷不从，宋之问于是用装土的袋子将刘希夷压死，被称作“因诗杀人”。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作来看，他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卜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皆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他与沈佺期在齐、梁沈放、庾信到初唐四杰创作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践和总结，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并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

父名宋令文，唐高宗时为左骁郎将，东台详正学士，善文辞，工书法，膂力过人，时称“三绝 ”。宋之问受其父影响，亦善诗文，与“善剖决”的韦善心并称户部“二妙 ”，与沈佺期齐名，并称“沈宋”。公元年（高宗上元二年）进士及第，初与杨炯分直内教，历任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等职，常扈从游宴，写过不少应制诗。宋之问在创作实践中使六朝以来的格律诗的法则更趋细密，使五言律诗的体制更臻完善，并创造了七言律诗的新体，是律诗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