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朋友要我送两个水蜜桃和一把梳子给她 还要根据这猜两句诗 我闷！！哪位大侠帮帮我。。两句都是5个字的

二桃杀三士
一种意见认为，《梁父吟》表达诸葛亮感慨事业的艰辛。清张澍在《梁父吟》题解中说：…蔡邕琴颂，梁甫悲吟’，不知名为《梁父吟》何义？张衡《四愁诗》云：‘欲往从之粱甫艰。’注，泰山。东岳也，君有德则封此山。愿辅佐君王，致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梁甫，泰山下小山名。诸葛武侯为《梁甫吟》，恐取此意”（《诸葛亮集》54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诸葛亮作《梁父吟》是表达思乡之意。《水经注》：“隆中诸葛故宅，宅西背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甫吟》，因名此为乐山。”清张澍在这段话后面加了按语：“武侯之好为《梁父吟》，为思琅邪故乡，如庄舄之越吟耳”（《诸葛亮集》216页）。按，庄舄，亦称越舄，战国时越国人。出身贫寒，事楚，爵为执。楚王欲知他是否思越，当他患病时，中谢（待御之官）说：凡人思念故乡，病时必吟故乡之声。楚王派人往听，果然他在吟越声。
又有一种意见认为，《梁父吟》“寓意‘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历史教训”，“表现了诸葛亮早期渊源于儒道结合的思想意操”。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粱父吟》内容为齐地人民哀叹三勇士无辜被杀，对国相晏子气量狭小，挟私报复，表示不满，与诸葛亮在隆中所吟《梁父吟》无关。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梁父吟》本是歌谣，诸葛吟之遣兴耳”（《艺文类聚》七九引《陈武别传》），没有什么深意。
（3）从诗歌形式和音乐创作方面去研究《粱父吟》，因为资料不多，结论也难免相左。
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梁父吟》诗作者不是诸葛亮，《梁父吟》曲也不是诸葛亮所作。《梁父吟》本是一支很古老的曲子，是曾子所作。诸葛亮流寓隆中，面对军阀混战，又找不到明君，故借《粱父吟》曲来抒情寄志。又因《梁父吟》为齐地土风，即诸葛亮家乡曲调，所以他“好为《梁父吟》”，“至于是否有歌辞，是什么歌辞，因史无记载，就不好臆断了。”
这样，研究对象也就在研究中消失了。
一下于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办不到的。而继续沿着老路子考证和论争下去，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拓展一种新的思路，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让我们回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历史记载上来，回到《梁父吟》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历史事实和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上来，回到诸葛亮这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以及他隐居隆中10年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躬耕陇亩，好为粱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裴松之对这段话加注说：“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游邀，何必故乡邪？’”裴松之接着说：“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
读了上述这几段引文，至少可以明白两点：其一，诸葛亮隐居隆中，确实爱好写作（吟唱）《粱父吟》；《梁父吟》的思想内容，与“每自比管仲、乐毅”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言于其始矣”，就是最好的注释。其二，这里一丝一毫也找不到“思念故乡”之类的痕迹和悲凉情调。
然而，仅仅这样推论是远远不够的。让我们回到《梁父吟》中去，看看它到底反映什么样的思想内容。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荡阴里，地名，今山东临淄南。诗以“遥望”起兴，领起全章。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点出三坟，指出相似：坟相似，人相似，死也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治子。”承上联，以设问引出三人的名字：田开疆，古治子，还有一个公孙接。据记载：“古治子，春秋人，以勇力事齐景公。公尝济于河，鼋街右骖没。冶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卒杀鼋。右擎鼋头，左操鼋尾，鹤蹈而出，津人皆以为河伯。”《晏子·谏下》：“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请注意，这三人都是以勇力在齐景公朝廷奉职的武夫，没有一个是能文的。好多《梁父吟》的研究者忽略了这十分重要的一点，结果，下文读不通，解错了，并从此陷入迷途。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排南山，推倒南山；绝地理，穷尽山川地理之形势。这一联有实有虚，由实变虚，虚实相映。一方面写古冶子、公孙接、田开疆三人的“力”很大，大到能推倒南山的程度；另一方面，又用一个“文”字，提出文韬谋略的力量更大，大到能穷尽山川地理之形势的境地，“南山”不过是山川地理的一小部分而已。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文韬智谋”胜过“武夫勇力”。这两句，是准确理解全诗的关键所在。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尽管勇力过人的武夫令人生畏，但是，一旦被智谋的文才在景公面前说了几句坏话，两个桃子便把三个力能搏虎的武夫全部除掉。关于“二桃杀三士”，《晏子·谏下》作了如下记载：“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闻。晏子曰：‘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曰：‘不受桃，是无勇也。’援桃而起。开疆亦援桃而起。古冶子曰：‘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挚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取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虽然，二子同桃而节，冶专其桃不 宜。亦反其桃，挚领而死。”这个故事惊心动魄，充满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腾腾杀气，为什么要“杀三士”？因为他们已成了“危国之器”，不杀不足以安邦定国，所以，“不若去之”；用什么办法“杀三士”？只能智取，不可力擒。于是设计馈赠二桃，并有意让“三了”计功食桃。于是引发了这场既悲惨又丑恶的闹剧，活现了三子居功自傲的嘴脸。先是公孙接“援桃而起”，其后田开疆“亦援桃而起”，古冶子一看，自己功劳最大，桃却没有了，于是“抽剑而起”，动武了。以下公孙接，田开疆“皆反其桃，挈须而死”，说起来仁义道德，写起来温文尔稚，然而这可能吗？人们完全可以想见，那是经过一场浴血拼杀之后，垂死的失败者在利剑的威逼之下所作的最后招供！至于古冶子的下场，同样是情理之中的事。试想，计功食桃的结果是两人杀身，一人独占二桃，能解释得了罪责吗？再说，古冶子尽管功劳很大，勇力过人，却尚未羽翼丰满到足以与朝廷抗衡的程度。再说朝廷既然设计“计功食桃”，在武力上能不有所充分准备吗？这是一个非常周密的计谋，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真可谓运筹帷幄。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有谁能够作出如此天衣无缝的计谋呢？唯有齐国宰相晏子。
《梁父吟》通过“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强调文韬谋略胜过搏虎之勇，毫不掩饰地称赞晏子对齐景公的忠诚以及他的超群卓绝的胆识和智谋。诸葛亮“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余音在耳！
名垂宇宙，勋高管乐的一代宗臣诸葛亮，竟然毫不掩饰地称赞国相晏子其以计杀人的谋划，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不然。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它本身就是残酷的。只要我们把同为齐相的管仲和晏子所处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斗争背景，以及他们共同的忠诚、胆识和谋略稍作比较和对照，就可以看出，“好为《梁父吟》”和“每自比管仲乐毅”，所反映的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其实同出一辙。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梁父吟》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和主题倾向，同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卓越胆识和主张以智取胜的谋略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梁父吟》正是诸葛亮的明志之作。它同陈寿《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的记述，完全吻合，同裴松之对这段话所作的注完全一致。
这样，我们就甩掉了许多“包袱”。大可不必绕着弯子把《梁父吟》理解为“寓意‘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历史教训”，更不必不问情由地把“二桃杀三士”同《诗经·黄鸟》中滥杀三良相提并论，从而莫名其妙地自我束缚，徒增对诸葛亮写作（吟唱）《梁父吟》的真实性的怀疑，又从而使《粱父吟》研究走向“山穷水尽”，只好左冲右突，试图“另辟蹊径”而收效甚微的境地。
关于《梁父吟》研究，借此再谈几点想法：
（1）《粱父吟》是否为请葛亮所作的问题。如前所述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其中有些结论，值得怀疑。例如，《二十五史》1179页，“何焯曰，蔡中郎《琴颂》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乡之志，其有取于此乎？”紧接着说“今所传之词，盖非其作”。按，蔡中郎即蔡邕，生于132年，死于192年。他精于经术，因纠弹权贵遭流放和陷害。死前12年间，“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最后一年为董卓所迫，官至中郎将。董卓诛，他闻讯叹息，因而被捕，同年囚死狱中。他死的时候，诸葛亮还在山东，远未“好为《梁父吟》”。可见他的“粱父悲吟”与诸葛亮的《梁父吟》本无联系。而他所说的“周公越裳”同诸葛亮的《梁父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兹略举证如下：《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三：“周成王六年，赵裳氏（即今越南）来朝，重三译而来献白雉。周公日：‘德泽不加，君子不享其贽；政充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国之黄考曰：天无烈风*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中国有圣人乎？于是来朝。’周公致荐于宗庙。使者迷其归路，公锡车五乘，皆为指南之制。使者载之期年而至其国。”《后汉书·南蛮传》，交趾之南当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然而，恰恰是这位生于清康熙年代的何焊（1661—1722），竟硬是凭蔡邕的“梁父悲吟，周公越裳”两句话，作出了天方夜谭式的推测：“武乡之志，其有取于此乎？”紧接着又来了一个更莫名其妙的结论：“今此传之词，盖非其作，”逻辑混乱如此，令人吃惊！而何焯的这段话，赫然载在《二十五史》第2册第1179页《三国志·诸葛亮》的文后！这类例子，不可胜数。
以我拙见，既然无法以充分、确凿的理由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来否定《梁父吟》为诸葛亮所作这一结论，既然《梁父吟》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同诸葛亮的抱负、胆识和谋略思想完全一致，为什么非要否定不可呢？我们何不学一学对岳飞《满江红》的处理办法呢？那样更有利于推进对《梁父吟》的深入研究，从而实质性地丰富诸葛亮学术研究成果。
（2）《梁父吟》的思想内容问题。如前所说，不能离开历史，不能离开作品本身，不能离开诸葛亮这位特定的历史人物。对前人的某些结论，同样需要认真推敲。例如，清张澍在《诸葛亮集》54页《梁父吟》题解中说到，“张衡《四愁诗》云：‘欲往从之梁父艰。’……愿辅佐君王，致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诸葛武侯好为《梁父吟》，恐取此意。”这本来就不能令人信服，可就在同一本《诸葛亮集》216页里，同一个张澍却又说“澍按：武候之好为《梁父吟》，为思琅邪故乡，如庄周之越吟耳！姚宽所云，愿辅佐君王，为谗邪之所阻，侯取此意，未必然也。”前后矛盾，十分明显，又，张衡（78—139），比诸葛亮年长103岁，何必非牵扯到他的《四愁诗》不可？何况这么类比，与《诸葛亮传》和裴松之注的内容大相径庭。
（3）关于从诗歌形式和音乐创作方面研究《梁父吟》的问题。首先应当充分肯定，这无疑是会受益非浅的。但对前人某些结论，同样应当斟酌。例如唐人李勉《琴论》云：“《梁父吟》，曾子撰。”并引晋人孔衍《琴操》说：“曾子耕于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日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论者以此断言，《梁父吟》原为《梁山歌》，是曾子思念父母所作。这段话就未免有点牵强之嫌。哪个曾子？如果说是孔子的弟子那个曾子，则那时候还没有产生过象《梁父吟》这么严格的五言诗！五言诗起于西汉，发于东汉，而且先在民间出现和成熟，怎么能相信“《粱父吟》，曾子撰”呢？又怎么能相信《梁山歌》就是《粱父吟》呢？如此考证下去，必然离开《诸葛亮传》所述和裴松之所注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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