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出师表》全文、解释

《前出师表 》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臣诸葛亮上言：先帝创立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吴三国，我们蜀国人力疲惫，物力又很缺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卫大臣们在宫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身作战，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效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们的气概；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看轻自己，言谈中称引譬喻不合大义（说话不恰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劝告的道路。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皇宫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宫吏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处分、表扬、批评，不应该因人而有什么差别。如果有营私舞弊、违犯法律和尽忠行害的人，陛下应交给主管的官吏，由他们评定应得的处罚或奖赏，用来表明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方针。不应偏袒徇私，使得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法则。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都是忠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陛下都应征询他们，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求欠缺疏漏的地方，获得更好的效果。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军事，从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应与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将士才干高的差的、队伍强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感到叹息、惋惜痛心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

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复兴王业不能偏安一方，所以他才把征讨曹贼的大事托付给我。凭着先帝的英明来衡量我的才干，本来他是知道我去征讨曹贼，我的才能是很差的，而敌人是强大的。但是不征伐曹贼，他所创建的王业也会丢掉，坐着等待灭亡，哪里比得上去讨伐敌人呢？因此先帝毫不迟疑地把讨伐曹贼的事业托付给我。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我接受遗命以后，每天睡不安稳，吃饭不香。想到为了征伐北方的敌人，应该先去南方平定各郡，所以我五月领兵渡过泸水，深入到连草木五谷都不生长的地区作战，两天才吃得下一天的饭。不是我自己不爱惜自己，只不过是想到蜀汉的王业决不能够偏安在蜀都，所以我冒着艰难危险来奉行先帝的遗意。可是有些发议论的人却说这样作不是上策。如今曹贼刚刚在西方显得疲困，又竭力在东方和孙吴作战，兵法上说要趁敌军疲劳的时候向他进攻，现在正是进兵的时候。我恭敬地把一些情况向陛下陈述如下：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高帝象日月一样英明，谋臣们智谋渊博深远，却是经历过艰险，受过创伤，遭遇危难以后才得到安全，现在陛下未韶赶得上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却想采用长期相持的策略来取得胜利，安然平定天下，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谈论如何才能安全、提出种种计谋时，动不动就引用圣贤的话，满腹都是疑问，胸中塞满了难题，今年不战，明年又不出征，使得孙策安然强大起来，于是吞并了江东。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的智慧计谋，远远地超过一般人，他用起兵来就好象孙膑、吴起一样，可是他却曾在南阳受困，在乌巢处于险境，在祁连山上遭到危险，在黎阳被逼，几乎在北山失败，差一点死在潼关，后来才在表面上稳定了一段时间。何况我的才力很弱，却打算不经历危险来安定天下。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没有获胜，四次渡过巢湖没有获得成功，任用李服，可是李服却图谋杀死他，委任夏侯渊，可是夏侯渊却战败身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是个有才能的人，他还有这些失误的地方，何况我才能平庸低下，哪里就一定能获胜呢？这是我不理解的第四点。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驱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丛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自从我到汉中，其间不过一年罢了，可是却失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人，以及部曲中的首领、屯兵中的将官共七十多人，冲锋无前的将领，賨、羌民族将士以及散骑、武骑各路骑兵一千多人，这都是几十年来从四处聚合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所能具有的。如果再过几年，那就要损失全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兵力去消灭敌人呢？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五点。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现在百姓穷困、兵士疲惫，可是战争不能停止。战争不能停止，那军队驻扎下来和去攻打敌人，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正好是相等的。既是这样，不趁现在考虑攻取北方，却想用一州之地，去和曹贼长期相持。这是我不理解的第六点。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天下的事情是很难评论断定的。从前先帝在楚地打了败仗，在这时，曹操拍手称快，认为天下已被他平定了。以后先帝东边联合吴越，西边攻取巴蜀，发兵向北征讨，夏侯渊就被杀掉了，这是曹操未曾想到的，而复兴汉朝的大业将要成功了。后来东吴改变态度，违背了盟约，关羽兵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失误，曹丕称帝，所有的事情都象这样，很难预料。我小心谨慎地为国献出我的一切力量，直到死为止。至于事业是成功是失败，进行得顺利还是不顺利，那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够预见的了。

赏析

《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这种表，或表明报国之心，或呈献攻城掠地之策。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惟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而且粲然于文苑。

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这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守昏庸，后表审量形势”，即出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这里谈的是《前出师表》。

诸葛亮自刘备于公元207年“三顾茅庐”后，即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以完成统一大业。经过长期奋战，使寄寓荆州的刘备，一跃而为与魏、吴对峙的蜀汉之主，雄踞一方，到公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后，刘备败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诸葛亮无比信赖。诸葛亮回答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吩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继位，即后主。刘禅黯弱昏庸，亲信宦者，远避贤能，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主张出兵击魏，侃侃陈词，力排众疑，申明大义以拯其愚，吐露忠爱以药其顽，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头脑，且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

《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时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刘禅虽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败，实系于诸葛亮之身，因而率众出征时，当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正确的观点，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前方顺利进军；同时表明自己忠贞死节之心，既是自勉自励，也是预防小人惑主。

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为了治愚医顽，作者在行文上颇费深思。

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嵘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惊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那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更要以理服人。说理应主次分明，先后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后主进言的，因而首揭“开张圣听”，以打开进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谏之路的前提下，再言执法公平、亲贤远佞两项。谈执讼公平，又先总提“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继而就宫中、府中两方面分述之。分述时，又切紧“开张圣听”的精神，宫中之事，向郭攸之、费、董允这些志虑忠纯之士请教，而且要“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则“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对于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最后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问题。三项建议，既可独立成项，又相互关联。广开言路，是开的忠谏之路，而非为谗邪开方便之门。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广纳郭攸之、向宠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让奸邪得势，造成内外异法，赏罚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于贪于私欲，蔽于视听，昧于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贤愚不辨，是非不清，赏罚不当。诸葛亮针对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无视创业勋臣的毛病，对症施药，又说得委婉深曲，入情合理。所列三项，广开言路是前提，执法公平是关键，亲贤远佞是核心。严密的说理，再愚的人也会得到启发。

由近及远，思路开阔。表文为了说明亲贤远佞的利弊，以先汉的“兴隆”和“倾颓”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并以先帝叹息痛恨桓帝、灵帝昏庸误国为告诫，促使后主亲信贤臣，并以“汉室兴隆，可计日而待”为鼓励，由近及远，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

诸葛亮因为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的昏庸之徒，理要说得明，语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势”使对方震动，明示已临“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励精图治，势必国破身亡；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国理政的具体办法，切实可行，行必有效；以“事业”励之，告诫后主要完成“先帝创业未半”的业，使天下归一，汉室兴隆，促使他有远大的抱负，完成千秋大业。表文从各个方面规箴后主，情真理足，词婉心切，因而虽属奏章表文，却感人至深。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

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份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像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衷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归纳前意，总绾全篇。表文结束之前，将出师与谏言两层意思拢合一起。一方面提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另一方面还提出“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诸葛亮主动领受任务，并表示如失职，甘愿受罚，以显示“平明之理”。最后还不放心，谆谆告诫，要后主“深追先帝遗诏”。先帝临终时训示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最后又回复到“开张圣听”的问题上来，可见修明内政与北伐胜败的关系。这也就将前面两部分内容，沟通了内在联系。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似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

“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惜诸葛亮此行未能如愿却先逝世，后人对此颇多惋叹。杜甫曾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宋代文天祥身陷囹圄，还高唱“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正气歌》）陆游更是多次提到《出师表》：“《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千载无”（《游诸葛武侯台》），“一表何人继出师”（《七十二岁吟》），“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感状》），“《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总之，这道《出师表》，因其深情厚意寄翰墨，忠肝义胆照简编，一直为人所乐道。

《出师表》能写到如此地步，决不是偶然的。文章皆有所为而发。时当北伐在即，作为主帅的诸葛亮要向君主上一道表文，他不是作为例行公事，而是从北伐的全局上考虑，只有后主修明政治，才能保证北征顺利，因而先进安后之言，再表夺胜决心。表文又极为注意收表对象的特点，因而决不是一般的上条陈，列述方策，而是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启愚矫顽。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尤其文中连称先帝，最为合宜。全文称先帝凡十三次，显得情词十分恳切。诸葛亮自叙“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确实“诸葛一生惟谨慎”，细玩本文，从虑事到措词，无不体现了“谨慎”精神，这也是此表被之为“至文”的重要原因。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

三国魏晋南北朝三峡盐业与移民及移民文化述论

摘 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井盐业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从峡江流域城镇建设与变迁的状况即可窥知这一点。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而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战争；移民；盐业经济；三峡城镇；文化大融合

三峡地区井盐业，在历经秦汉数百年稳步发展之后，及至东汉后期，其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巫县(辖今重庆市巫山、巫溪和湖北巴东、建始等县地)、朐忍(辖今重庆市云阳、开县及万州和湖北利川部分县地)、临江(辖今重庆市忠县、梁平、垫江及万州部分县地)、涪陵(辖今重庆市彭水、武隆、酉阳、黔江及贵州沿河县地)等县井盐业的产、运、销均纳入到国家正常运转体系之中。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居民居住亦相对稳定，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不复出现。

但自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社会却进入到一个漫长的政治大分裂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割据政权林立，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以致久已消歇的移民大潮，又因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再次在华夏大地涌动不止，地控人蜀长江黄金水道的渝东三峡地区，则又成为军事进攻以及峡内峡外移民进出的主要通道，由此而使峡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受到猛烈地冲击。作为该地区社会经济主要支撑的井盐业，在战争频仍、移民进出不断的过程中，亦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时期的面貌，并带来了整个三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自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到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据蜀之际，全国各地的官僚、百姓纷纷避乱人蜀。史载：“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人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①南阳一带流民势必多取峡江水道人蜀，其中当亦不乏滞留峡江地区者。

兴平元年，刘焉卒，朝廷下诏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接替其父刘焉领益州牧；而当时控制朝廷的董卓旧将李催、郭氾，又以朝廷名义，直接任命赵韪(原为益州帐下司马)为征东中郎将，要他带兵去攻打荆州。时“巴郡沈弥、娄发、甘宁(《三国志·吴志·甘宁传》云：‘甘宁，巴郡临江人也。’)反，击璋不胜，走人荆州”②。甘宁等人率众沿江而下，实际上投奔了东吴政权。而赵韪接到诏书后，却另有图谋。虽然立即带兵沿江东下，但却屯兵朐忍(其故城在今云阳新县城东二十余里大江北岸旧县坪)，不再前行③；是年，赵韪又向刘璋建议“分巴”：以垫江以上(今合川以北嘉陵江、渠江流域)为巴郡，以江州(重庆)至临江(忠县)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奉节)为固陵郡。“巴遂分焉”④。赵韪屯兵朐忍，并分巴郡新置固陵郡，统朐忍、鱼复两县地，大有借助是地井盐之利以养精蓄锐、扩充军事实力之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赵韪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遂起兵回攻成都，结果兵败身亡。赵韪屯兵朐忍长达六年多时间，其所率军士部属长驻朐忍、鱼复等地，可谓一种短暂性的军事移民，而且与朐忍、鱼复两县地井盐之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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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范哗：《后汉书·刘焉传》卷一0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②陈寿：《三国志·蜀志·刘焉传》卷三十一(注引《英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刘璋又改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原巴郡为巴西郡，“是为三巴”。参见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主荆州之际，将盐泉涌流之地(今巫溪县地)从巫县分出，设置为北井县①，由此可看出尚未建立蜀汉政权的刘备军事集团，为获取盐泉之利以资军用而对是地盐业生产及其管理的高度重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数万人经峡江水道至江州(今重庆)，“北由垫江水诣涪(今四川绵阳)”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沂流，定白帝(今重庆奉节)、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惟关羽留镇荆州”③。可见，诸葛亮等也是经峡江水道入川的。刘备、诸葛亮等分别两次率军人川，亦势必有不少荆州人马留守峡江地区。此可视为一种军事性的移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刘备人益州，分朐忍西南部分县地置羊渠县，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与此同时，刘备还将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等六县再次置为固陵郡④。刘备这一分县置郡的举措，除了说明蜀汉政权由于军政上的需要而强化同为产盐重镇之六县的盐业管理外，还表明当时朐忍等地，随着过境移民和军事性移民的连续不断，居民已大为增加，其中，从事盐业生产与运输的民众必当相应增多，为加强对三峡地区东部的控制，故而继分巫县置北井县之后将该地区县级单位行政区划范围再次缩小。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朐忍徐虑、鱼腹蹇机以失‘巴’名，上表白讼”，刘备为笼络地方势力，乃将固陵郡名恢复为巴东郡⑤。是年，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七月，遂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蜀)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⑥。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六月，东吴大将陆逊，火攻蜀军营寨，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备于归州獍亭，死者万数⑦。其后，刘备“自犹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秋八月，(蜀)收兵还巫”⑧。当此之际，“巴西郡太守阎芝，遣马忠将五千人至永安”⑨，以增强永安驻防兵力。从蜀、吴交战之史实，尤可见当时鱼复、巫县、秭归一带，由于军事原因，过境移民之繁多。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其后蜀人又大规模外迁，“并三万家于东及

关中”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经渝东峡江水道东下的。是年冬，时已把持曹魏大权的司马氏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的控制，又分益州置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涪陵、巴、巴西、巴东”七郡⑾，时属巴郡、涪陵郡、巴东郡的三峡地区即已划置梁州以内。人晋以后，北方战乱不息，大量北方流民南迁入川，而四川西部也战乱酷烈，又迫使四川人口大量东移，三峡地区人口呈现出从三峡地区西部向东部移民的趋势。而李特、李雄父子大成政权的建立，则更导致巴蜀地区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史载：“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益州流民十余万户徙荆州。李特之乱，三蜀民流并南人东下，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其人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镇南江军刘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才授用，流民稍安。”⑿以上东下荆州的人口中即有很大一部分滞留在三峡地区东部从事经济开发，本为流民，而实际上已成移民；其中，亦不乏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之人。由于战争的需要，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及至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北魏郦道元(—公元527年)，其生卒年代大致相当于南朝宋齐梁之际，所著<水经注》一书即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三峡地区腹心地带北井县、朐忍县、南浦侨县以及临江县等处井盐生产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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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杨守敬《三国郡县志补正》云：“北井，《郡国志》无此县，据《华阳国志》，县故属宜都，先主复置固陵时移来，疑先主领荆州时所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汉末，刘备分南郡西部置宜都郡，治夷陵。同时分巫之北境为北井县．与巫还属巴东。”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北井，《续汉志》无，疑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时置。”杨、任、刘三位先生看法基本一致，均推测北井自巫县分出置县在建安十五年刘备主荆州之时，而非刘备人益州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本文采取此说。

②⑦⑨⑿郭允蹈：《蜀鉴》卷三，巴蜀书社《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影印》，1985。

③⑤⑧陈寿：《三国志·蜀志·蜀先主传》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⑤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⑩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刘琳校注本)卷八，巴蜀书社，1984。

⑾《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水经注·江水》载曰：

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即今之重庆市忠县[洽 甘]井河)，有盐井菅户，溪水沿注江①。

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入江，谓之南集渠口，亦曰阳溪口②。

(江)左则汤溪水(今云阳境内汤溪河)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③。

江水又东，巫溪水(即流经重庆市巫溪、巫山二县于今巫山县城东侧流入长江的大宁河)注之。溪水……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④。

又，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所撰《荆州图记》则对当时巴东郡治所在地鱼复县⑤有记云：

八阵图下东三里，有一碛，东西一百步，南北广四十步。碛上有盐泉，井五口，以木为桶，昔常取盐。即时沙壅，冬出夏没⑥。

从郦道元所云北井县所产井盐为“建平一郡之所资”、朐忍县汤溪水滨“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三口，修煮不绝”和临江县“自县北人盐井溪，有盐井营户”，以及盛弘之所记鱼复县八阵图下碛坝“昔常取盐”等等情况来看，三峡地区腹心地带的井盐业并未因蜀中战乱而衰减，相反却因外来移民的增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从巫县、北井、鱼复、朐忍以及南浦侨县等县地城镇的建设与变迁亦可窥知到这一点。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巫县故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溪深谷，南临大江”⑦。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对巫县故城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1997—1998年，又对巫县故城北城墙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通过综合前一次的调查发掘情况后，已得出结论，巫县故城，其城址基本座落或重合在现代巫山县旧城区巫峡镇范围内，并进一步推断巫山故城的始建年代当在西晋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还在今巫山县大昌坝双堰塘遗址的西南部大宁河东岸的河滩地上，发现了一处分布范围较大的汉晋时期墓地，并发掘清理出汉晋时期砖、石室墓十余座，获得了包括铜、陶、铁、银、琉璃等质地的一大批随葬精品，表明此处在汉晋时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家族墓葬区，亦暗示了汉晋时期的双堰塘很可能存在一繁华生活区⑧。由此可探知，始于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设置的泰昌县古城的早期城址，很有可能即置于该处。而北井县，则于汉末由刘备自巫县分置，及至南北朝时期，其县北盐井所产食盐，已为“建平一郡之所资”，由此亦可知，时北井县治(即今巫溪县城)，由于县北盐泉涌流之地(即今巫溪县宁厂古镇)盐业生产的兴旺发达，实际上已成为人口较为集中的城镇。巫县古城建筑及大昌、北井等处城镇在峡江中出现并不偶然，它说明自入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其方便的水路交通位置，古代的巫县城已成为盐业管理与贩运的中心城镇，这势必出现相对繁荣的商业集市；而背离大江的北井县和泰昌县，其古城镇虽处在支流上，但其主要也是由于当时盐业经济的活跃而自然集结成镇的。这两个古城镇由于皆位于大宁河畔，宁河峡江一水相通，由此可想见当时该地区及峡江东部一带盐业生产与贩运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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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④⑦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⑤据《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案：鱼复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

⑥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⑧郑若葵：《重庆市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景象。宋人祝穆引《荆州记·建平》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一语以证“郡少农桑”之古俗①，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晋以后归属建平郡之巫县、北井、泰昌、建始、秭归、兴山等地，从事盐业经济活动及由此而生发的其他商贸活动的人员之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云朐忍县汤溪水滨有“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之地，即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所在处。由于汤溪水经由此地南流三十里即于汤口注入大江，盐运出井甚为方便，故而到了北周后期，为加强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的管理，有效的实施官营专卖，朐忍县治即由“跨其山阪、南临大江”的朐忍故城(今云阳新县城东去二十余华里之旧县坪)东迁40多华里至汤口右侧(今云阳旧县城)，并逐渐建设成为一座新的县城，且改朐忍县名为“云安县”②。自隋唐以降迄至今日县城西迁彭溪河口东侧以前，将近1500年时间，均一直是该县县治所在地。由朐忍县治东迁汤口建城，亦可得知，当时汤溪水滨及大江口岸盐业生产和运输业已繁盛多年，随着外来移民的滞留，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的人员也已逐渐增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记“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之地，即今重庆市万州江南五十多里处的长滩镇。发源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杉树坪的磨刀溪，流经长滩镇，于今重庆市云阳县江南新津口(即郦道元所说之“阳溪口”)注入长江。迄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由长滩至新津口绝大部分河段尚可通行木船，船运基本可连通大江。笔者根据实地调查得知，自1957年后，因改土造田或因建房挖基，曾连续在该镇磨刀溪两岸生基坪、水井包、刘家螃、瓦窑坝、石龙门、官林、瓦庄屋等处挖出二十余座东汉砖拱墓，墓向全都坐南朝北，并出土了大量有几何形图案的青色榫卯砖和釜、罐、钵、豆等青铜器、陶器、铁器工具及五铢钱等文物，这很可能说明，东汉末年，随着长滩井盐的开发，此地已逐渐成为经济开发较早、人口亦较为集中的地区。故刘备人益州后，分朐忍置羊渠县，县治即设于今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晋平吴后，省羊渠置南浦县，徙治所于湖北利川南坪镇。其后，蜀中大乱，流民逃亡羊渠故地，又于此置南浦侨县。羊渠县及所谓南浦侨县，其县治均设在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至今河东故城区西侧磨刀溪两岸山麓水畔仍有多处古盐井遗址，而在磨刀溪西岸山麓水畔尤为集中。笔者认为，长滩古镇能成为当时渝东万州江南人口集中的地区并两次置为县治③，不仅仅是由于水上交通较为方便，更关键的原因却在于此处溪硖侧有盐井而“修煮不绝”!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长滩古镇正因为有“修煮不绝”的井盐之利，方才成为不少移民逃亡迁徙的聚居之地；由于人口的增加，此处城镇建设亦势必相应地得到发展，由上述该地墓葬出土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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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祝穆：《方舆胜览·归州》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案：据《晋书·地理志》卷十五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合原吴、晋各有之建平郡为同一建平郡，统“巫、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八县，计13200户。时巴东县尚未自巫县分置。

②《隋书·地理志》卷二十九“巴东郡云安县”下注云：“旧曰朐忍，后周改焉。”案：元代及其以后，方更名“云阳”。

③杨守敬认为：“蜀先主置羊渠县，晋省羊渠，置南浦，属巴东郡，宋、齐、梁因，即今万县治，在江北。南浦侨县在江南，未详何时置。”其门人熊会贞疏“南集渠”及“阳溪口”曰：“今渡口溪西北流。至万县东南人江。” (见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笔者认为，杨、熊二人所说，与笔者实地考察所知和万县置县沿革出入甚大。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方省江南南浦侨县，又分朐忍县大江北岸西北部分县地，共置为鱼泉县，并徙治于江北苎溪河(即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所说之“北集渠”)口左侧，即今万州老城区环城路南门口一带，此为今万州建城并置为县治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年间(公元566--571年)，鱼泉县又改名为安乡县，旋改称万川县，后又置为万川郡。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借江南原置南浦侨县专名又改县名为“南浦县”。自唐以后，或为州治，或设为县治、市治。方多带有“万”字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羊渠“故城在今万县”，又用括号注为“《蜀鉴》谓盖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纪要》谓即今万县市治”。引宋人郭允蹈《蜀鉴》说羊渠故城“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与笔者所考察认定的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所在方位大致相合。今由重庆市万州城区到长滩镇计有58华里车程，但需说明的是，长滩不在万州西南而在其东南。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羊渠县治即今万县市治(今万州老城区)则误矣。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羊渠“故城在今龙驹坝”。但龙驹坝尚在长滩以南60里。

刘备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汉丰县故城即今重庆开县治，井盐产地就在其北面五十余华里的温汤峡谷中。温汤峡谷地处南流人江的彭溪河上游清水河段(今属开县温泉镇)，此即郦道元所说之“巴渠水”。巴渠水“西南流至其县，又西人峡，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峡，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彭溪水又南，迳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位于今云阳县新县城西头)①。经实地考察得知，温汤峡谷全长不足4华里，古盐井即分布在峡谷东西两岸，至今亦有遗址可寻。当地有民间传说云：“古时一猎者见白羊于河边舔食盐泉，尝而味咸，遂刨砂为坑，取其盐卤。”②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朐忍县东汤溪河畔早在西汉初年即已开始凿井取卤煮盐，朐忍县亦因此而置有盐官，而刘备却将同样拥有井盐产地的朐忍县西北彭溪河上游地区又划置为汉丰县，很明显，这一举措亦完全是出于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进行强化管理的实际需要。正由于该地盐业的兴旺与发展，不但所建汉丰县治成为了该地人口集中的城镇，而且在檀井溪与清水交汇的地方(即紧靠温汤峡谷之处)亦由于人口的增多而逐渐集结成镇。

至于巴东郡郡治所在之鱼复县，由《荆州图记》所记“昔常取盐”一语可知，该地井盐业的开发并非始于南北朝时期。由于其地夔门天险“当全蜀之口、控荆楚上游”，故自远古以来此地即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秦汉之际，已置为鱼复县。及至东汉末年置为巴东郡治以后，随着军事性移民的增多，军用需求量的增大，该处井盐业已逐步得到了开发。而巴东郡郡治所在之白帝城，更是成为了三峡地区腹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其城镇规模亦相应得以扩大。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里许，江山迂阔，人峡所无，城周十余里……”③由此已能说明，刘备兵败退还鱼复并改鱼复县曰“永安”之际，白帝故城业已扩展到其西面平旷地带(即今奉节县旧城区，现已撤迁)了。

峡江水路，自远古以来即是四川盆地连通峡外广大地区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随着战争的需要，造船业已大为发展，及至三国以后，方舟可直下荆吴，完全可为食盐运销峡外提供方便的水运条件。北井、大昌、朐忍、汉丰、羊渠、临江等县井盐产地虽然地处群山之中，但由于与大江相去不远，且有支流相与连通，这实际上为盐运出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巫县、鱼复、朐忍、临江等县治所在地更是地处各支流入江口岸，扼控着本地盐运出境之咽喉，随着盐业的发展，／这些地方势必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如果说，三峡井盐之利与峡江水路，在先秦时期是引发战争与移民迭起的缘由，那么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和水道运输却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相争，实际上既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较量，也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互抗。尽管秦汉时期上述三大文化已基本融合，但由于长期的政治大分裂，再加上地方自我中心观念的存在，故自东汉末年以后，又渐次显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来。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峡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险峻陡峭的地形地貌，再加上一直为各个王朝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盐业经济，它不但成为了历代王朝用兵过境之通道，而且也为迫于战乱而逃亡迁徙的中原及蜀中移民提供了一块较为理想的避乱谋生的滞留之地。也正是由于战争而引发的这种涌动不止的移民潮，再加上各统治集团军政上的需用，故而使该地区的盐业经济能长期活跃不息，并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倒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质直、素朴、神秘而诡谲的巴文化不仅与秀美、绚丽的蜀文化以及具有雄厚、谨严、清奇、灵巧风格的楚文化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气势磅礴、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亦进一步渗入其中，这既充分地层示出三峡文化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质，同时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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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陈桥驿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②参见拙文：《渝东古盐井探访录》，载《今日重庆》，2002(4)。

A Study of Salt Industry and Immigrants’ Culture in the Three

Gorges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Ren Guiyu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warfare and immigrant, salt industry in the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was farther developed and it in reverse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of the towns beside the river, we can find it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view, uninterrupted migration resulting in warfare made three great cultures of Zhongyuan, Jinchu and Bashu impacting and mixing each other Among them, salt played an very important r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