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文化征文赛

三国魏晋南北朝三峡盐业与移民及移民文化述论

摘 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井盐业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从峡江流域城镇建设与变迁的状况即可窥知这一点。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而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战争；移民；盐业经济；三峡城镇；文化大融合

三峡地区井盐业，在历经秦汉数百年稳步发展之后，及至东汉后期，其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巫县(辖今重庆市巫山、巫溪和湖北巴东、建始等县地)、朐忍(辖今重庆市云阳、开县及万州和湖北利川部分县地)、临江(辖今重庆市忠县、梁平、垫江及万州部分县地)、涪陵(辖今重庆市彭水、武隆、酉阳、黔江及贵州沿河县地)等县井盐业的产、运、销均纳入到国家正常运转体系之中。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居民居住亦相对稳定，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不复出现。

但自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社会却进入到一个漫长的政治大分裂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割据政权林立，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以致久已消歇的移民大潮，又因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再次在华夏大地涌动不止，地控人蜀长江黄金水道的渝东三峡地区，则又成为军事进攻以及峡内峡外移民进出的主要通道，由此而使峡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受到猛烈地冲击。作为该地区社会经济主要支撑的井盐业，在战争频仍、移民进出不断的过程中，亦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时期的面貌，并带来了整个三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自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到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据蜀之际，全国各地的官僚、百姓纷纷避乱人蜀。史载：“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人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①南阳一带流民势必多取峡江水道人蜀，其中当亦不乏滞留峡江地区者。

兴平元年，刘焉卒，朝廷下诏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接替其父刘焉领益州牧；而当时控制朝廷的董卓旧将李催、郭氾，又以朝廷名义，直接任命赵韪(原为益州帐下司马)为征东中郎将，要他带兵去攻打荆州。时“巴郡沈弥、娄发、甘宁(《三国志·吴志·甘宁传》云：‘甘宁，巴郡临江人也。’)反，击璋不胜，走人荆州”②。甘宁等人率众沿江而下，实际上投奔了东吴政权。而赵韪接到诏书后，却另有图谋。虽然立即带兵沿江东下，但却屯兵朐忍(其故城在今云阳新县城东二十余里大江北岸旧县坪)，不再前行③；是年，赵韪又向刘璋建议“分巴”：以垫江以上(今合川以北嘉陵江、渠江流域)为巴郡，以江州(重庆)至临江(忠县)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奉节)为固陵郡。“巴遂分焉”④。赵韪屯兵朐忍，并分巴郡新置固陵郡，统朐忍、鱼复两县地，大有借助是地井盐之利以养精蓄锐、扩充军事实力之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赵韪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遂起兵回攻成都，结果兵败身亡。赵韪屯兵朐忍长达六年多时间，其所率军士部属长驻朐忍、鱼复等地，可谓一种短暂性的军事移民，而且与朐忍、鱼复两县地井盐之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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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范哗：《后汉书·刘焉传》卷一0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②陈寿：《三国志·蜀志·刘焉传》卷三十一(注引《英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刘璋又改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原巴郡为巴西郡，“是为三巴”。参见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主荆州之际，将盐泉涌流之地(今巫溪县地)从巫县分出，设置为北井县①，由此可看出尚未建立蜀汉政权的刘备军事集团，为获取盐泉之利以资军用而对是地盐业生产及其管理的高度重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数万人经峡江水道至江州(今重庆)，“北由垫江水诣涪(今四川绵阳)”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沂流，定白帝(今重庆奉节)、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惟关羽留镇荆州”③。可见，诸葛亮等也是经峡江水道入川的。刘备、诸葛亮等分别两次率军人川，亦势必有不少荆州人马留守峡江地区。此可视为一种军事性的移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刘备人益州，分朐忍西南部分县地置羊渠县，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与此同时，刘备还将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等六县再次置为固陵郡④。刘备这一分县置郡的举措，除了说明蜀汉政权由于军政上的需要而强化同为产盐重镇之六县的盐业管理外，还表明当时朐忍等地，随着过境移民和军事性移民的连续不断，居民已大为增加，其中，从事盐业生产与运输的民众必当相应增多，为加强对三峡地区东部的控制，故而继分巫县置北井县之后将该地区县级单位行政区划范围再次缩小。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朐忍徐虑、鱼腹蹇机以失‘巴’名，上表白讼”，刘备为笼络地方势力，乃将固陵郡名恢复为巴东郡⑤。是年，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七月，遂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蜀)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⑥。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六月，东吴大将陆逊，火攻蜀军营寨，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备于归州獍亭，死者万数⑦。其后，刘备“自犹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秋八月，(蜀)收兵还巫”⑧。当此之际，“巴西郡太守阎芝，遣马忠将五千人至永安”⑨，以增强永安驻防兵力。从蜀、吴交战之史实，尤可见当时鱼复、巫县、秭归一带，由于军事原因，过境移民之繁多。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其后蜀人又大规模外迁，“并三万家于东及

关中”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经渝东峡江水道东下的。是年冬，时已把持曹魏大权的司马氏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的控制，又分益州置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涪陵、巴、巴西、巴东”七郡⑾，时属巴郡、涪陵郡、巴东郡的三峡地区即已划置梁州以内。人晋以后，北方战乱不息，大量北方流民南迁入川，而四川西部也战乱酷烈，又迫使四川人口大量东移，三峡地区人口呈现出从三峡地区西部向东部移民的趋势。而李特、李雄父子大成政权的建立，则更导致巴蜀地区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史载：“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益州流民十余万户徙荆州。李特之乱，三蜀民流并南人东下，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其人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镇南江军刘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才授用，流民稍安。”⑿以上东下荆州的人口中即有很大一部分滞留在三峡地区东部从事经济开发，本为流民，而实际上已成移民；其中，亦不乏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之人。由于战争的需要，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及至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北魏郦道元(—公元527年)，其生卒年代大致相当于南朝宋齐梁之际，所著<水经注》一书即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三峡地区腹心地带北井县、朐忍县、南浦侨县以及临江县等处井盐生产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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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杨守敬《三国郡县志补正》云：“北井，《郡国志》无此县，据《华阳国志》，县故属宜都，先主复置固陵时移来，疑先主领荆州时所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汉末，刘备分南郡西部置宜都郡，治夷陵。同时分巫之北境为北井县．与巫还属巴东。”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北井，《续汉志》无，疑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时置。”杨、任、刘三位先生看法基本一致，均推测北井自巫县分出置县在建安十五年刘备主荆州之时，而非刘备人益州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本文采取此说。

②⑦⑨⑿郭允蹈：《蜀鉴》卷三，巴蜀书社《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影印》，1985。

③⑤⑧陈寿：《三国志·蜀志·蜀先主传》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⑤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⑩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刘琳校注本)卷八，巴蜀书社，1984。

⑾《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水经注·江水》载曰：

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即今之重庆市忠县[洽 甘]井河)，有盐井菅户，溪水沿注江①。

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入江，谓之南集渠口，亦曰阳溪口②。

(江)左则汤溪水(今云阳境内汤溪河)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③。

江水又东，巫溪水(即流经重庆市巫溪、巫山二县于今巫山县城东侧流入长江的大宁河)注之。溪水……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④。

又，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所撰《荆州图记》则对当时巴东郡治所在地鱼复县⑤有记云：

八阵图下东三里，有一碛，东西一百步，南北广四十步。碛上有盐泉，井五口，以木为桶，昔常取盐。即时沙壅，冬出夏没⑥。

从郦道元所云北井县所产井盐为“建平一郡之所资”、朐忍县汤溪水滨“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三口，修煮不绝”和临江县“自县北人盐井溪，有盐井营户”，以及盛弘之所记鱼复县八阵图下碛坝“昔常取盐”等等情况来看，三峡地区腹心地带的井盐业并未因蜀中战乱而衰减，相反却因外来移民的增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从巫县、北井、鱼复、朐忍以及南浦侨县等县地城镇的建设与变迁亦可窥知到这一点。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巫县故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溪深谷，南临大江”⑦。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对巫县故城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1997—1998年，又对巫县故城北城墙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通过综合前一次的调查发掘情况后，已得出结论，巫县故城，其城址基本座落或重合在现代巫山县旧城区巫峡镇范围内，并进一步推断巫山故城的始建年代当在西晋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还在今巫山县大昌坝双堰塘遗址的西南部大宁河东岸的河滩地上，发现了一处分布范围较大的汉晋时期墓地，并发掘清理出汉晋时期砖、石室墓十余座，获得了包括铜、陶、铁、银、琉璃等质地的一大批随葬精品，表明此处在汉晋时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家族墓葬区，亦暗示了汉晋时期的双堰塘很可能存在一繁华生活区⑧。由此可探知，始于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设置的泰昌县古城的早期城址，很有可能即置于该处。而北井县，则于汉末由刘备自巫县分置，及至南北朝时期，其县北盐井所产食盐，已为“建平一郡之所资”，由此亦可知，时北井县治(即今巫溪县城)，由于县北盐泉涌流之地(即今巫溪县宁厂古镇)盐业生产的兴旺发达，实际上已成为人口较为集中的城镇。巫县古城建筑及大昌、北井等处城镇在峡江中出现并不偶然，它说明自入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其方便的水路交通位置，古代的巫县城已成为盐业管理与贩运的中心城镇，这势必出现相对繁荣的商业集市；而背离大江的北井县和泰昌县，其古城镇虽处在支流上，但其主要也是由于当时盐业经济的活跃而自然集结成镇的。这两个古城镇由于皆位于大宁河畔，宁河峡江一水相通，由此可想见当时该地区及峡江东部一带盐业生产与贩运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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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④⑦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⑤据《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案：鱼复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

⑥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⑧郑若葵：《重庆市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景象。宋人祝穆引《荆州记·建平》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一语以证“郡少农桑”之古俗①，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晋以后归属建平郡之巫县、北井、泰昌、建始、秭归、兴山等地，从事盐业经济活动及由此而生发的其他商贸活动的人员之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云朐忍县汤溪水滨有“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之地，即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所在处。由于汤溪水经由此地南流三十里即于汤口注入大江，盐运出井甚为方便，故而到了北周后期，为加强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的管理，有效的实施官营专卖，朐忍县治即由“跨其山阪、南临大江”的朐忍故城(今云阳新县城东去二十余华里之旧县坪)东迁40多华里至汤口右侧(今云阳旧县城)，并逐渐建设成为一座新的县城，且改朐忍县名为“云安县”②。自隋唐以降迄至今日县城西迁彭溪河口东侧以前，将近1500年时间，均一直是该县县治所在地。由朐忍县治东迁汤口建城，亦可得知，当时汤溪水滨及大江口岸盐业生产和运输业已繁盛多年，随着外来移民的滞留，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的人员也已逐渐增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记“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之地，即今重庆市万州江南五十多里处的长滩镇。发源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杉树坪的磨刀溪，流经长滩镇，于今重庆市云阳县江南新津口(即郦道元所说之“阳溪口”)注入长江。迄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由长滩至新津口绝大部分河段尚可通行木船，船运基本可连通大江。笔者根据实地调查得知，自1957年后，因改土造田或因建房挖基，曾连续在该镇磨刀溪两岸生基坪、水井包、刘家螃、瓦窑坝、石龙门、官林、瓦庄屋等处挖出二十余座东汉砖拱墓，墓向全都坐南朝北，并出土了大量有几何形图案的青色榫卯砖和釜、罐、钵、豆等青铜器、陶器、铁器工具及五铢钱等文物，这很可能说明，东汉末年，随着长滩井盐的开发，此地已逐渐成为经济开发较早、人口亦较为集中的地区。故刘备人益州后，分朐忍置羊渠县，县治即设于今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晋平吴后，省羊渠置南浦县，徙治所于湖北利川南坪镇。其后，蜀中大乱，流民逃亡羊渠故地，又于此置南浦侨县。羊渠县及所谓南浦侨县，其县治均设在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至今河东故城区西侧磨刀溪两岸山麓水畔仍有多处古盐井遗址，而在磨刀溪西岸山麓水畔尤为集中。笔者认为，长滩古镇能成为当时渝东万州江南人口集中的地区并两次置为县治③，不仅仅是由于水上交通较为方便，更关键的原因却在于此处溪硖侧有盐井而“修煮不绝”!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长滩古镇正因为有“修煮不绝”的井盐之利，方才成为不少移民逃亡迁徙的聚居之地；由于人口的增加，此处城镇建设亦势必相应地得到发展，由上述该地墓葬出土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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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祝穆：《方舆胜览·归州》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案：据《晋书·地理志》卷十五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合原吴、晋各有之建平郡为同一建平郡，统“巫、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八县，计13200户。时巴东县尚未自巫县分置。

②《隋书·地理志》卷二十九“巴东郡云安县”下注云：“旧曰朐忍，后周改焉。”案：元代及其以后，方更名“云阳”。

③杨守敬认为：“蜀先主置羊渠县，晋省羊渠，置南浦，属巴东郡，宋、齐、梁因，即今万县治，在江北。南浦侨县在江南，未详何时置。”其门人熊会贞疏“南集渠”及“阳溪口”曰：“今渡口溪西北流。至万县东南人江。” (见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笔者认为，杨、熊二人所说，与笔者实地考察所知和万县置县沿革出入甚大。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方省江南南浦侨县，又分朐忍县大江北岸西北部分县地，共置为鱼泉县，并徙治于江北苎溪河(即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所说之“北集渠”)口左侧，即今万州老城区环城路南门口一带，此为今万州建城并置为县治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年间(公元566--571年)，鱼泉县又改名为安乡县，旋改称万川县，后又置为万川郡。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借江南原置南浦侨县专名又改县名为“南浦县”。自唐以后，或为州治，或设为县治、市治。方多带有“万”字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羊渠“故城在今万县”，又用括号注为“《蜀鉴》谓盖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纪要》谓即今万县市治”。引宋人郭允蹈《蜀鉴》说羊渠故城“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与笔者所考察认定的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所在方位大致相合。今由重庆市万州城区到长滩镇计有58华里车程，但需说明的是，长滩不在万州西南而在其东南。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羊渠县治即今万县市治(今万州老城区)则误矣。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羊渠“故城在今龙驹坝”。但龙驹坝尚在长滩以南60里。

刘备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汉丰县故城即今重庆开县治，井盐产地就在其北面五十余华里的温汤峡谷中。温汤峡谷地处南流人江的彭溪河上游清水河段(今属开县温泉镇)，此即郦道元所说之“巴渠水”。巴渠水“西南流至其县，又西人峡，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峡，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彭溪水又南，迳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位于今云阳县新县城西头)①。经实地考察得知，温汤峡谷全长不足4华里，古盐井即分布在峡谷东西两岸，至今亦有遗址可寻。当地有民间传说云：“古时一猎者见白羊于河边舔食盐泉，尝而味咸，遂刨砂为坑，取其盐卤。”②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朐忍县东汤溪河畔早在西汉初年即已开始凿井取卤煮盐，朐忍县亦因此而置有盐官，而刘备却将同样拥有井盐产地的朐忍县西北彭溪河上游地区又划置为汉丰县，很明显，这一举措亦完全是出于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进行强化管理的实际需要。正由于该地盐业的兴旺与发展，不但所建汉丰县治成为了该地人口集中的城镇，而且在檀井溪与清水交汇的地方(即紧靠温汤峡谷之处)亦由于人口的增多而逐渐集结成镇。

至于巴东郡郡治所在之鱼复县，由《荆州图记》所记“昔常取盐”一语可知，该地井盐业的开发并非始于南北朝时期。由于其地夔门天险“当全蜀之口、控荆楚上游”，故自远古以来此地即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秦汉之际，已置为鱼复县。及至东汉末年置为巴东郡治以后，随着军事性移民的增多，军用需求量的增大，该处井盐业已逐步得到了开发。而巴东郡郡治所在之白帝城，更是成为了三峡地区腹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其城镇规模亦相应得以扩大。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里许，江山迂阔，人峡所无，城周十余里……”③由此已能说明，刘备兵败退还鱼复并改鱼复县曰“永安”之际，白帝故城业已扩展到其西面平旷地带(即今奉节县旧城区，现已撤迁)了。

峡江水路，自远古以来即是四川盆地连通峡外广大地区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随着战争的需要，造船业已大为发展，及至三国以后，方舟可直下荆吴，完全可为食盐运销峡外提供方便的水运条件。北井、大昌、朐忍、汉丰、羊渠、临江等县井盐产地虽然地处群山之中，但由于与大江相去不远，且有支流相与连通，这实际上为盐运出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巫县、鱼复、朐忍、临江等县治所在地更是地处各支流入江口岸，扼控着本地盐运出境之咽喉，随着盐业的发展，／这些地方势必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如果说，三峡井盐之利与峡江水路，在先秦时期是引发战争与移民迭起的缘由，那么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和水道运输却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相争，实际上既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较量，也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互抗。尽管秦汉时期上述三大文化已基本融合，但由于长期的政治大分裂，再加上地方自我中心观念的存在，故自东汉末年以后，又渐次显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来。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峡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险峻陡峭的地形地貌，再加上一直为各个王朝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盐业经济，它不但成为了历代王朝用兵过境之通道，而且也为迫于战乱而逃亡迁徙的中原及蜀中移民提供了一块较为理想的避乱谋生的滞留之地。也正是由于战争而引发的这种涌动不止的移民潮，再加上各统治集团军政上的需用，故而使该地区的盐业经济能长期活跃不息，并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倒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质直、素朴、神秘而诡谲的巴文化不仅与秀美、绚丽的蜀文化以及具有雄厚、谨严、清奇、灵巧风格的楚文化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气势磅礴、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亦进一步渗入其中，这既充分地层示出三峡文化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质，同时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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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陈桥驿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②参见拙文：《渝东古盐井探访录》，载《今日重庆》，2002(4)。

A Study of Salt Industry and Immigrants’ Culture in the Three

Gorges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Ren Guiyu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warfare and immigrant, salt industry in the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was farther developed and it in reverse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of the towns beside the river, we can find it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view, uninterrupted migration resulting in warfare made three great cultures of Zhongyuan, Jinchu and Bashu impacting and mixing each other Among them, salt played an very important role

姚枢，字公茂，本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后迁洛阳（今河南洛阳） 。其先祖作为后唐的使者出使契丹，不知什么缘故留居其地，遂落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100多年后，姚枢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金国中下级官吏，其家辗转回到中原。姚枢生长于洛阳， 金末，他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

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倍加赏识，认为他有“王佐略”。

这个时候，在蒙古军队长鞭的频频抽打下，金朝已是风雨飘摇。公元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被迫出逃。这时，宋九嘉已出任蒙古官职，姚枢就到燕京（今北京）投靠他，宋九嘉将他推荐给了名臣杨惟中。

所谓“英雄惜英雄”，当时姚枢32岁，杨惟中只有27岁，两个青年才俊相互欣赏，杨惟中很快推荐姚枢前往漠北，觐见窝阔台。那会儿漠北没有汉人士大夫，窝阔台“喜其来，甚重之”，留他在身边数年，姚枢因此熟知了蒙古的风俗和文化。 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这是姚枢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可说极其成功，他以睿智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对历史的演变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姚枢深知自己此行的意义，在血腥而无序的战争中，他敏锐而专注地履行使命。蒙古军破枣阳，主将欲坑杀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这些人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不久，蒙古军又打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其时，姚枢还没有能力制止滥杀，但他拿着窝阔台的诏书四处奔走，尽力解救身着儒服的人，其中一位叫赵复的人言谈不俗，慧眼独具的姚枢当即将赵复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为“传继道学之绪”，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协助杨惟中在燕京创立太极书院及周子（周敦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由是，理学在北方传布日广。而姚枢“首受其学”，成为赵复的第一个学生，精心研读“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很快成为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理学产生于北宋，但随着大宋南迁，该学派主要人物流落江南，传承到朱熹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理学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但这种新兴的学术，在北方却没有多少回响。金和南宋对峙百年，导致南北“声教不通”，金朝的儒士崇尚汉代经学的章句注疏，“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

而在公元1235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姚枢发现、保护、推荐了赵复，瞬间打开一扇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门，程朱理学由此在北方广泛传播，令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学术空气中。当时人评价说：“北方知程朱之学，自（赵）复始。”而黄宗羲之子、明末清初经学家黄百家回望历史烟云，也曾感慨道：“自赵江汉（赵复号江汉先生）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由于姚枢、窦默、许衡等人的努力，元朝尊信程朱，将理学定为官学。此后，明清承续元代，也以程朱之学为官学。当初，姚枢发现、救护赵复，只是一点灿烂的星火，但因缘际会，这点星火竟成燎原之势。 公元1241年，40岁的姚枢命运发生一次重大转折，这成就了他与辉县百泉的一段缘分，也成就了他与许衡、窦默等大儒之间的情谊。有时候，生活的转变来得出人意料。40岁，大笔的贿赂摆在姚枢面前，因无法拒绝，他只好选择了转身离开。

那年，窝阔台任命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也叫“中州断事官”，是蒙古汗国总理汉地政务的官职，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花剌子模人牙鲁瓦赤，此人经商出身，性喜货贿，为了不得罪他，各地官员和掌握兵权的“世侯”竞相往燕京送银子。大约为了堵住姚枢的嘴，牙鲁瓦赤常把贿赂分一份送给他。姚枢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想要，但顶头上司又得罪不起，洁身无门，只好放弃一切，挂冠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辉县北苏门山，百泉即在该山下）隐居。

来到苏门后，姚枢的生活是简朴的，没有了燕京城的高堂华屋，他“诛茅为堂”，盖起了茅草屋，然后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灌溉，让自己的生活有了基本的着落。随后置家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自己“终日危坐”，潜心研读程朱之书，如醉如痴。那时北方长期战乱，各种书籍相当缺少，刚刚从南方传来的理学典籍更是匮乏。苏门山下，姚枢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还动员朋友出资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

这时，“江汉先生”赵复已彻底从人间隐匿。出生于南方的赵复，与杨惟中、姚枢等人不同，他的“华夷之辨”观念十分强烈，心向南宋，不愿事元。忽必烈曾召见他，问道：“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答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虽然在姚枢的劝说下，他前往燕京传授程朱理学，但一年后就隐居起来。没有了赵复，执著的姚枢就成了北方理学传播的核心人物，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大儒的许衡和窦默。

姚枢隐居苏门山时，许衡已30多岁，也是一位老师了，他闻讯前来拜访，读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顿觉眼界大开，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遂敬信如神。回去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去我教你们的都不对，现在我才知道了进学之序！”不久，许衡就带着家人和学生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

另一位饱学之士窦默也前来隐居，与姚枢、许衡等人“慨然以道为己任”。他们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从学者甚众，辉县一时星光闪耀，成为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北方名声极为响亮，名士王磐受窝阔台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生转至姚枢处从学。

这段研读岁月长达十年，姚枢、许衡、窦默后来都卓然而成大家，并且都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姚枢隐居辉县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在苏门山下，他“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终老于林泉。

公元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来征召，50岁的姚枢慨然允诺，走下苏门山，走出百泉，再次前往漠北。

初到漠北，忽必烈“时召与语”。这是一种试探，姚枢没有错过机会，他上书数千言，总的要领是劝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

姚枢首先谈形而上的，“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然后是形而下的，谈改革时弊的要务，多达三十条，包括立省部、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重农桑、修学校等。各种建议都论及具体实施的方略，“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大感惊奇，“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姚枢在忽必烈跟前一出手，很快赢得了信任。这一点很重要，与君王交往，信任是第一位的，韩非子在《说难》中，曾以“智其子而疑其邻”等一系列故事，反复地说明这个道理。再有能耐的人，也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获得施展的空间。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姚枢到达漠北时，他还只是位普通的藩王，但此人胸有大志，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智谋之士，这是姚枢毫不犹豫地应他征召的重要原因。以后，在蒙古汗国的大舞台，他凭借着杰出的洞察力，一次次让忽必烈避开灾难，走上坦途。

一年后，在蒙古王族的权力之争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

对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说，这是多年梦想一朝得圆的时候。他大喜过望，大张筵宴，与幕府众多谋士、名流庆贺。对于整个忽必烈利益集团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众人都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奉觞称贺”，独姚枢坐于席中，默然无语。

待至席散，众人皆出，忽必烈让人留住姚枢，问道：“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什么缘故？”姚枢等的就是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枢继续说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隙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这番话，估计令忽必烈听得一头冷汗，他肃然答道：“虑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后，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权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今开封）、关中自择一处，以为封地。忽必烈与众谋士商议，大家计议不定，姚枢道：“开封一带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四处有盐碱地，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遂愿处关中。

过了一段时间，蒙哥汗对忽必烈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忽必烈招纳人才，精心治理，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他的根基。

这一年，姚枢再次上书忽必烈，分析了公元1235年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种种失误，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这不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这决不是安邦定国之策。他建议，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等到边备充实，方可有大的作为。

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施行姚枢的这一策略。当时立经略司于开封，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去则耕种。随后，又接受姚枢建议，置都运司于卫地，通过黄河转运粮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为蒙古军日后进攻襄樊的根据地，也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

忽必烈奉命征讨大理，在一次军中宴会上，姚枢讲了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委婉地劝谏忽必烈不要滥杀。忽必烈当时没有说话，第二天出发时，在马上大声对姚枢、也是对全军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忽必烈将“屠城令”改为“止杀令”。

忽必烈在汉地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他率军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使他的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便有了“功高镇主”、“尾大不掉”之嫌。

蒙哥汗身边的贵族，逐渐有人表示担忧，称“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发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公元1256年，蒙哥把看不顺眼的堂叔、堂婶、堂兄弟拾掇完毕，听着越来越多的闲话，开始对亲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亲信阿蓝答儿到忽必烈封地，设置专门机构“钩考局”，借经济问题开始说事。倚仗蒙哥汗声威，阿蓝答儿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这两位是最为著名的汉将，在朝廷有强硬的后台）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

这一切，显然是冲着忽必烈来的。忽必烈与蒙哥的关系顿时令人猜测万端。姚枢对此洞若观火，深知个中险恶，关键时刻，他为忽必烈条分缕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这事没法儿计较，远离朝廷本来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大汗疑忌，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他向忽必烈建议，请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里长期定居，以表明忠诚心迹，这样，蒙哥汗的疑忌自然会解除。

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边，彻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

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使觐见蒙哥，表白自己愿意“归牧”漠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端一杯酒站着敬献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礼退回座位，然后再次敬献一杯酒，再退下来。等他第三次去献酒，蒙哥汗的眼泪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为自己告白，蒙哥汗却伸手制止了，两兄弟张开双臂相拥在一起。随即，蒙哥汗下令撤销“钩考局”。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漠北。

在漠北闲居一年后的公元1258年，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连连失利，蒙哥想到那个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干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其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公元1259年，蒙哥汗战死于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县）钓鱼城。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闻听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南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公元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得到各路蒙古贵族拥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随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再次显示了姚枢惊人的洞察力。称帝后，忽必烈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也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这时，用兵山东的世侯李璮发动兵变。在兵变前一个多月，李璮送到燕京当人质的李彦简悄悄逃走，忽必烈闻讯马上召姚枢商议，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姚枢认为，对方兵变后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使乘吾北征之隙，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

事态的发展证实，姚枢的预见极其敏锐、准确，为忽必烈的及时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曲折地暗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

忽必烈的潜邸（即位前的府邸）时期，姚枢是他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但在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却始终没有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没有显著政绩。这不太符合人之常情，原因何在呢？

有史家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根本在于姚枢是一个“儒者”，“以道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使他不愿追逐“功利成效”，更注重安定天下，节用爱民。 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文人具有的正直的品格和道德操守与东汉末年曹操的大谋士荀彧如出一辙，他们的晚年竞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为了与弟弟阿里不哥抗衡，忽必烈亟须增扩中原财赋。这个时候，倡言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理学派儒臣，就不是他眼中最合适的大臣人选了。他起用了汉人王文统，此人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却善于理财，“敷对明敏”。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忽必烈对他十分宠信。

1261年（中统二年），王文统请奏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同时任命姚枢的朋友窦默和许衡为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对三人非常尊崇，实际上是把他们捧到不能再任平章政事之类职位，三公三孤，照例职位高于丞相之上，却无实权。姚枢与窦默、许衡一齐恳辞，对元世祖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我门当谁的太师？谁的太傅、太保？”忽必烈就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

不过，王文统是李璮的岳父，李璮之乱发生后，他因有牵连被诛。王文统死后，元世祖诏任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同商议中书省事。实际上是任命姚枢参议中书省的机密与决策。一年后， 姚枢又任中书省左丞(左丞相的地位虽然低于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却有实权，比同商议中书省事升职一级)。

因李璮之乱，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他虽然任命姚枢为中书左丞，但同时提拔出生在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主持工作。

姚枢官至左丞相，似无赫赫之功，但实际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姚枢作了不少很有建设性的事，如设立枢密院，建议元世祖诏令将汉军分为十个“奥鲁”。每一个“奥鲁”设一个总管府；从此不再隶属“万户”，敕令凡奥鲁内有“万户”的“弟男”及“私人”皆罢除。所谓“弟男”、“私人”就是因战争被俘虏而成的奴隶。这一敕令，也是一大德政。　姚枢还策成了多件要事，如设立新条格(标准)、省并州县、核定官吏员数、品级、职务。改燕京为中都，与上都开平同为京城、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诏蒙兀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掌印官)，汉人为总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儿与其它各国家回族人)充同知，“永如制”等等。　可惜，之后不久，姚枢因敌不过阿合马的恶势力被外调，“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阳等处。” 就是带相衔先后到河南、山西等地主持地方工作。随后，元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费用浩繁，长期需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大背景下，讳于言利、主张节用爱民的理学派儒臣更加不合时宜，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因此得到重用。

除了“不识事机”，姚枢还有一点颇招忽必烈烦。他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招致忽必烈反感，这很可能是他被逐渐疏远的原因。

不过，已做了中原王朝皇帝的忽必烈还是离不开姚枢。他先后任用姚枢主持修订典章制度和各种礼仪，在元朝基本建设层面上，姚枢仍然贡献巨大。

1268年（至元五年）姚枢才被调回京城，任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事：“同议中书省事”。1273年（至元十年）才被任为“昭文殿大学士”。

姚枢晚年得了心脑血管病，大约在公元1275年的一天，他正在朝廷说事，突然倒在忽必烈面前。经太医紧急救治，他缓了过来。

公元1278年，姚枢病逝于大都（今北京），谥曰文献。 遗命子孙将辉县作为他永久安息的地方。为了守护祖先的墓茔，他的一支后裔生活在这里。元成宗即位后，加赠嘉猷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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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养弃婴组奇特家庭 合川市古楼镇档子村的大山里，住着一对夫妻，丈夫谢永全45岁，正值壮年;妻子雷星玉73岁，白发苍苍，到2005年12月，两人已结婚了15年，并收养了一个已13岁的女儿。当年，20岁的谢永全在第二次表白遭到拒绝后，并没有死心。隔了两个月，谢永全再次找到57岁的雷星玉，说的还是那句同样的话，并分析了他们两人在一起的好处。雷星玉有些心动了，但还是有些犹豫，毕竟她比谢永全要大近30岁呀。“最后终于想通了，我脸皮就厚一回嘛，我要堂堂正正地嫁给他。”1990年7月6日，两人到镇上照了张结婚照。当天下午，两人就到政府办理了结婚证。 网景创始人克拉克迎娶28岁泳装模特 2009年3月，64岁的网景创始人吉姆·克拉克迎娶28岁的澳大利亚泳装模特克丽丝蒂·辛泽(Kristy Hinze)。这将是这位互联网先行者的第四次婚姻。克拉克与辛泽相识于2006年，也就是他与第三任妻子、《福布斯》前记者南希·鲁特(Nancy Rutter)离婚前后。

　奥巴马52岁哥哥娶19岁学生当三房

　2010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肯尼亚的同父异母哥哥马利克娶了年仅19岁的高中女生希拉为妻。一夫多妻制在肯尼亚是合法的，奥巴马的这个哥哥现年52岁，已有两个妻子，尽管女方家庭反对，马利克还是娶了这个年龄可以做他女儿的高中生当他的“三太太”。这位少女的母亲玛丽·乌马告诉记者，女儿高中辍学与岁数大这么多的老男人结婚，她非常不满。乌马女士说丈夫在1996年过世后，她含辛茹苦地把六个孩子送到学校上学，现在希拉中途辍学去结婚让她很失望。 28岁AV女优朝美穗香将嫁60岁前辈艺人志村健 2010年9月，60岁前辈艺人志村健近日被日本周刊杂志曝光了他有望闪婚的消息，而且结婚对象曾经是人气AV女星朝美穗香，现在日本的互联网上很多人为他们祝福，也有人很吃惊他们会走到一起。今年60岁的日本喜剧演员志村健被很多晚辈称为“日本的喜剧之王”，除了日本，在泰国、印度以及欧美等地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他结婚的对象，是过去曾经做过AV女星，现在在电视和舞台剧等方面十分活跃的女星MIHIRO朝美穗香。

　英国69岁发明家娶33岁脱衣舞女

　2010年，69岁的克里夫 辛克莱爵士是英国著名发明家，曾在1970年发明当时世界上最小的袖珍计算器。令人想不到的是，智商高达160的他竟在14年前迷上了比自己小36岁的脱衣舞女安吉 鲍尼斯。过去十几年来，辛克莱一直没有放弃追求鲍尼斯。2009年，鲍尼斯终于答应了辛克莱的求婚。2010年4月，两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秘密举行了婚礼。

　英72岁老翁娶26岁妻子

　得双胞胎后欲再生子 72岁的英国老人理查德·罗登(Richard Roden)与26岁的妻子丽萨结婚，去年2月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罗登被评为英国“最老的双胞胎父亲”。他们表示想为双胞胎女儿再添弟弟妹妹。这一梦想在2010年5月实现了，妻子丽萨检查身体时发现已经怀孕2个月。罗登曾经是一名焊接工。26岁的丽萨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而她肚子中的婴儿已经是罗登的第13个孩子。罗登说：“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总是说我还想再要个孩子，我想要个男孩。72岁做孩子的老爸是比我20多岁时累多了，不过快乐可没有减少。”

　苦恋八年结婚 彭水35岁男子娶回60岁老太

　彭水一名35岁小伙颜家凡与60岁的老太陶成碧，在成都相恋8年后办理了结婚登记。2008年4月，成都成华区青龙街道东林社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得知两人结婚，为他们送去了米、油等礼物。 当着工作人员的面，陶成碧追忆爱情故事。她说，9年前，她家的一个音响坏了，背到镇上没修好，无奈找到村里会修电视机、音响的颜家凡。当时26岁的颜家凡因患过小儿麻痹症，手脚不便。但他还是很快将音响修好了。陶成碧给他工钱，他分文不收。陶说，此后她对颜另眼相看：颜兄弟虽然身带残疾，但头脑聪明，为人不错。而颜认为，陶大姐关心人，心地善良。可是两人年龄相差太大。并且陶成碧的丈夫去世之后，已找了一个男朋友，并已同居。但年龄不是天河，两人爱情的种子发芽了，往来频繁。

　印度老翁80岁时娶儿媳当老婆生育7个孩子

　2007年6月，时年90岁高龄的印度农民纳努-拉姆-约吉喜得第21个孩子，抱着孩子的他兴奋地表示：“我很招女人的喜欢，而且我还想要更多的孩子，我觉得我可以活到100多岁，未来10年我会再要几个孩子。”约吉儿女众多，这归功于他“复杂”的婚姻史——早在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前，25岁的约吉迎娶第一任老婆。一年后，夫妻俩生下了第一个女儿。50岁时，约吉与第二任妻子普尼结婚。1987年，古稀之年的约吉第三次步入婚姻的殿堂。1990年，80岁的他又与现任妻子萨布里结婚。说起萨布里，她的身份非常特殊：她曾是约吉的儿媳妇。10年前，萨布里的丈夫，也就是约吉的儿子去世，悲痛欲绝的她打算搬回娘家生活，此时，约吉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迎娶萨布里。10年时间里，萨布里给约吉生育了7个孩子。

　英国一位60岁老爸娶儿子19岁小女友

　英国南约克郡巴恩斯利市60岁男子弗兰克·敦尼尔前妻几年前死于癌症，他有5个儿女和6个孙儿。2006年前，他和小儿子罗伯特的19岁女友萨米产生感情并结婚，还生了一个男婴。此举导致几乎所有亲戚和他断绝联系。这对夫妻接受电视节目秀采访时，也遭到了一些观众的嘲笑和炮轰。然而这对年龄悬殊的老夫少妻仍然决定将爱情继续下去。

　英16岁女孩欲嫁50岁老师

　英国康沃尔郡彭冉市的16岁女孩杰西卡曾是英国康沃尔郡彭冉市蒙茨湾中学的一名女学生，聪明伶俐的她还曾当过班级副班长。2007年4月，杰西卡迷恋上了学校中教授宗教研究课的50岁男教师克利夫·理查兹，6个月前，她竟然和理查兹同居到了一起，并且还计划在明年9月结婚。 79岁“世界最美女人”要嫁45岁情郎 2006年，79岁的吉娜·洛罗布里吉达曾被人誉为“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当年10月，这位年近8旬的老太竟通过一本西班牙杂志宣称，她将于今年年底和一名45岁的情郎结婚! 欧洲媒体纷纷称，尽管女名人嫁给比自己小的男人此前早有先例，但一个年近8旬的“祖母级人物”嫁给一个可当自己儿子的情郎，显然让其他“姐弟恋”女星们全都黯然失色。

　脱衣舞女嫁89岁亿万富翁 丈夫死后争夺遗产

　1994年，26岁的脱衣舞女、《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安娜下嫁89岁的美国亿万富翁、“石油大亨”马歇尔，震惊全美。婚后仅1年，富翁便撒手人寰，留下多达16亿美元遗产。从此，安娜与富翁儿子皮尔斯展开一场持续近10年的“遗产争夺战”。马歇尔1991年与安娜认识时，他已是一名86岁高龄的老头。尽管如此，他依然被小得足以当他孙女的安娜给迷住了。1994年，26岁的安娜与89岁的马歇尔终于结婚。马歇尔此时已经中风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不幸的是，仅一年后，1995年初，马歇尔就因病重去世，身后留下多达16亿美元遗产。马歇尔死后不久，安娜立即要求继承丈夫的巨额遗产。她的这一行为立即引起了马歇尔的儿子皮尔斯·马歇尔强烈不满。皮尔斯也向法庭提出起诉，与继母安娜开打激烈的“遗产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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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艺森系的网络昵称

，浅浅的记忆轻如鸿毛是因为太想念江南的烟雨了。我因相思而醉了。单纯简单的很难被深深的拥抱。一壶月光当茶，强心，全世界向你表白。回家的路，疯狂的纸，什么都不管，别欺负年轻人的心。要看演技，要看孤独，要看酒馆，要看悲伤难过，要看一个人等待，看懂他们内心的能力。薄荷浅绿转淡墨柚124为什么不是那个夏天？你笑得像朵花。王若伊Xi莫Xi爱你胜过爱他自己。我会在原地等你，但是我的心很无力。12即使转身，天涯哲也只喝半杯茶。旧时代，不习惯中国人的人，只是为了遇见你而在记忆中徘徊。都是叹气。以上是森系干净单纯男生网名好运首选。希望你能喜欢。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王斯然的微博名字叫做Wangsiran-，因为不是公众人物，所以网上有关于gai女朋友的消息少之又少，大多数的网友都是通过gai知道王斯然的。

歌手gai爷在录制央视春晚彩排时，隔空表白女朋友王斯然，很多网友好奇gai女朋友王斯然多大，据悉，gai比女友大8岁，而王斯然今年才21岁，两人交往3年了。现在gai爷表白女友疑似要结婚，两人好事将近。

扩展资料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教发函[2004]41号文件)成立，由重庆邮电大学举办的独立学院，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三本院校），面向全国招生。

学院新校区现已投资6亿元，位于风景优美、文化厚重、交通便捷的重庆合川大学城。校园依山傍水，规划用地1350亩，总建筑面积近35余万平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755243余万元，图书资料96万余册，经过五年的持续建设，已形成环境优美、功能完善，配套设施设备先进的人文化、数字化、生态化、国际化的现代化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