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所记的思想核心是什么

孔子思想核心的问题，是孔子研究中的最大问题。理论界对此的说法已不下十种，几乎穷尽了孔子思想的全部范畴，如：“礼”说，“仁”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的影响较大。

一、“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之商榷

“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蔡尚思先生，这里就想以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蔡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孔子生长于鲁国，‘周礼在鲁’。孔子从少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成为名闻天下的礼教家”；孔子还常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等；“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教育宗旨最重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以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乃至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并主张“克己复礼”等；许多后儒如司马迁、柳宗元、张载、朱熹、顾炎武、王船山、颜元、阮元、章学诚、陈沣、张謇等，“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1）

笔者认为，以上蔡先生所言均属事实，但这都值得商榷。第一，“孔子从小学礼，知礼，立于礼”与其思想的核心无因果关系。孔子生当重礼时代，他不学礼学什么？他从小学礼，难道将来其思想核心就一定是礼吗？

第二，“以礼治国”不是孔子的发明。这里先要解决几个问题：1、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孔子，有现实存在的孔子和被后人加工了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应当是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2、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至少又要一分为三：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和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又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只能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3、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那么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标准是什么？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什么思想呢？还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回答显然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说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应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那么蔡先生所引孔子对礼的全部论述都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这些观点均不出自孔子，都是他前人的思想。如以《左传》为例：1、“礼让为国”。桓公二年载：师服说：“礼以体政”；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等；2“教育宗旨最重礼”。昭公七年载：当年孟僖子办学时，教育宗旨就是礼；他只开一门课，就是教礼；还告戒学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3、“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批评他人不守礼”。如僖公三十二年载：王孙满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5、“克己复礼”。昭公十二年载：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主要思想无不来自前人，它根本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能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三，“许多后儒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不等于此说已成定论。这里蔡先生所举的人虽多，但笔者只想举一个人，即能说明问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孟子。孟子是公认的亚圣，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只有他最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在于他压根儿就没有发展孔子的礼，而是发展了“仁”，“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果蔡先生硬要将礼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又该作何解释？

二、“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以往论证之献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匡亚明先生，这里就想以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匡先生认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孔子的仁包含哪几层意义？最通常的意思仍然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另一层意思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这是仁的第三层意思，是作为孔子人本哲学核心概念的仁的涵义”；“在《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除爱人之外，其他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然而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关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时，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2）

应当指出，匡先生的论证并不充分。第一，关于《论语》中仁、礼频数问题。应当肯定，这种频数统计对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再将《左传》、《国语》中仁、礼的频数与之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但是，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特定的学术范畴，学术范畴必须要用揭示其内涵的方法来证明，仅用频数统计来证明欠妥。

第二，对孔子的仁的内涵揭示不确。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论证，只局限于伦理道德领域。应当说，把仁作为伦理道德，也是孔子前人的思想成果，不是孔子的新发明。如以《国语》为例：《周语》说：“爱人能仁”；“言人必及人”；《晋语》说：“为仁者，亲爱之谓仁”等。前引孔子自己的话也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些谈的都是仁的伦理道德。匡先生所论孔子的仁，与蔡先生所论孔子的礼，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欠妥。

第三，关于孔子对仁的升华。首先，匡先生对《国语》与《左传》中仁的频数的统计不准，仁在《国语》中，至少62见；在《左传》中，至少39见；其次，在《左传》与《国语》中，仁虽都主要是伦理道德，但有时也有向政治领域跃进的趋向。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国语·周语》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等。这是企图用仁来治国理民的思想萌芽，不能说这里的仁的思想内涵都“比较肤浅”。再次，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思想内涵之揭示，全都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这种“人本哲学”本质上仍是伦理哲学，还不是政治思想，而孔子思想的本质是一种治国学说。

三、“孔子思想核心的其他说法”之一瞥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论界还有许多其他说法。笔者认为，这亦值得商榷。如：

第一，“礼、仁”说。“礼、仁”说的主要坚持者，据说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想回避与调和孔子思想核心的“礼”说与“仁”说的矛盾，但冯先生这样做显然不合适：1、作为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只能有一个学术范畴，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否则岂不成多核心了吗？2、冯先生将“礼”作为孔子的政治纲领，将“仁”作为其最高道德原则。这样，事实上还是承认“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要从属于礼，与“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本质相同。因此，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说不通。

第二，“忠君”说。“忠君”说的主要坚持者是梁启超、易白沙、陈独秀诸先生，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很盛行。事实上，“五四”时期所有因反孔而成名的青年学者，他们无一懂得历史上的真孔子是什么样子，他们所砸碎的孔家店，严格说来是南宋朱熹开的朱家店。孔子代后人受过，冤哉，屈哉！忠君思想亦不是孔子的发明，如《左传》成公十年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相反，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也就是说，孔子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不“使臣以礼”，而臣只单方面“事君以忠”，那么“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4）。怎么能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君呢？

第三，“三纲”说。“三纲”说与“忠君”说实质相同，宋明理学即本于此。我们知道：“三纲”之为“三纲”，非孔子所发明，孔子至多是有点三纲思想的萌芽（当然笔者对此仍有异议，拟另文商榷）。“三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后西汉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三纲”，如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东汉的白虎观会议上，一些学者正式用“三纲”来解经。因此，将“三纲”说成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自我作古。

第四，“孝”和“仁孝”说。本于前者者，据说是钱穆先生；本于后者者，据说是李石岑先生。应当指出：“孝”，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并且有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倾向，孔子对此曾持肯定态度。但如何将“孝”升华为政治思想，孔子未有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孝”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之后提出来的，即出自《孝经》。《孝经》虽假托孔子所作，但《孝经》所引的孔子的语录，却在《论语》、《国语》、《左传》等枣记载孔子言行最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所以，“孝”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孝”说。该说的侧重点在“仁”，但李先生对“仁”的论证与匡亚明先生一样，也不充分。同时，亦有陷入“多核心”说之嫌。

第五，“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忠恕”说的代表者是清初陈锡嘏。“忠恕”与“孝”一样，孔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并且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忠恕”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中庸”说亦然，孔子只有中庸思想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孔子之前亦可找到，并且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把“中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以后的事。“仁恕”说与“仁孝”说一样，实质是仁，宗此说的是焦循，但他对“仁”的论证亦落俗套。因此，“忠恕”说、“中庸”说和“仁恕”说等，也均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之我见

笔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以往关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论证，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一，把“仁”作为治国思想是孔子的新发明。孔子是怎样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论语》为例（下同）：如《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继承了前人“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的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卫灵公》说：“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是对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的思想的升华，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仁已被当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还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假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5）其说基本正确。正如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以此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样，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确是前无古人的，它标志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家的诞生。

第二，孔子对“仁”比对其他范畴都重视。从统计频数上来看，在《论语》中，仁的频数最多，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这与问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林放问礼之本”（6）一则。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在《左传》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而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在《论语》中，仁对礼在频数上的首次胜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个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三，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始终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长》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宪问》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产也是这样，孔子先前受别人影响，认为其“不仁”，后听说他“不毁乡校”，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

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具有统帅作用。特别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阳货》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道理很简单：如《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五、如何正确理解孔子的“克己复礼”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人，经常援引《论语·颜渊》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提出来的，目的是复礼，要害是复辟倒退。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克己复礼”的发明权不在孔子。从上文可知，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第二，“克己复礼”的目的不是“复礼”，而是归仁。因为孔子之前的人就说“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讲的就更清楚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么能说“‘克己复礼’的目的是‘复礼’”呢？

第三，孔子的“克己复礼”也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倡导“以仁治国”。《颜渊》中的这段语录分三层意思：1、“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复述前人的“克己复礼，仁也”。2、“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不是对上句话的简单重复，或语气上的加重，而是对“克己复礼，仁也”的升华。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天下”。古往今来，凡是解释这句话的人，之所以没解释通或解释对，原因都在对天下一词作了今文意义上的理解，即普天之下。事实上，“天下”在春秋以前是个专有名词，与今天的“国家”同义。那时的国，只相当于今天的省、自治区；家，只相当于县、乡，都是中央政权下属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国与家根本不并称。以西周为例，周的王称天子，其整个统治区域称天下（即今之国家）；周天子分封诸侯建国（即今之省、自治区）；分封大夫立家（即今之县、乡），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统治系统。如《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其证。如果将天下释为今之国家，那么，这句话的仁就再也不是伦理道德上的仁，而是政治上的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有一天在政治上做到了“克己复礼”，整个国家就实现仁的政治了。或者换句话说，礼的政治的尽善尽美就是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这样，“克己复礼”就是由礼的政治过渡到仁的政治的桥梁。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讲，作为政治的仁统帅下的伦理道德，包括了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礼是仁德的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六、关于孔子的“仁”的几点补充说明

要科学地理解孔子的仁，还应对仁的政治的基本内涵、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由仁的伦理道德过渡到仁的政治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孔子的仁的政治的基本含义。应当指出，孔子虽将仁从伦理范畴升华成了政治范畴，首次提出了仁的政治的概念，但孔子始终没有使用“仁政”一词，“仁政”是后来孟子概括出来的。尽管孔子、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们对仁政的基本含义却未阐释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扑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8）如同培根的物质内涵“在相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又“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一样，孔、孟都仍只用“仁者爱人”，或“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来说明仁政。这是不科学。那么，升华为政治范畴的仁的基本含义究竟应是什么？回答是“爱民”。爱人”与“爱民”虽一字之差，但真正搞清楚却是孔、孟以后的事。后来，中国的封建皇帝几乎都将“爱民如子”当作口头禅，事实上，就是在向人民表白：他们所实行的是孔、孟的仁政。不过，在《论语》中，孔子确有将“爱人” 转化为“爱民”的倾向，如《学而》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是怎样由仁的伦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的？仁作为伦理道德，在春秋后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概括成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的。孔子的概括方式有二：一是把政治伦理化，同时把国家人格化。如《阳货》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的“天下”即今之国家；“仁”，即仁政；孔子在用伦理道德的恭、宽、信、敏、惠等概念来说明仁政，二是把个人群体（国家）化，把伦理政治化。如《尧曰》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也许因为子张问的是“从政”的缘故，孔子在跟他谈个人的修养时，一下子就转到了治国的问题上，把个人置于国家的角度，把仁的伦理道德也理性化为政治，这里的第一个仁是伦理道德，第二个仁是政治思想。

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如《雍也》说：“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仁的政治要由仁德的统治者来实现，但又不是所有仁德的统治者都能做到仁政，象尧、舜那样的仁人君主尚且“病诸”。也就是说，仁的政治的要求远比仁人高，从仁人到仁政还有相当的距离，要实现仁政必须花大力气才行。

七、从“仁”反思孔子的历史地位

过去，理论界有人虽曾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由于他们对仁的内涵揭示得不准，未能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相反，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理论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观点，即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历史倒车。”这种看法不对。

正如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重要命题一样，孔子的“克己复礼”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实质上也是革命的。黑格尔的命题曾“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9），而孔子的命题亦受到了近视的封建领主的感激与同样近视的自由隐士的愤怒。如《颜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又《微子》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不要忘记：“克己复礼”的落脚点是“归仁”，仁是孔子的新世界观，所以“克己复礼”不是向旧礼治的简单回复，而是向更高的政治枣仁政跃进；“克己复礼”只是手段，而达到仁政才是目的；孔子是想在吸取旧礼治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推进其仁政的改革。所以，“克己复礼”不仅不是要开历史倒车，而是变革社会的政治宣言。

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出发，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孔子的历史地位，最恰当的语言莫过于类比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0）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最初一位思想家。（11）作为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孔子曾惋惜封建领主制，曾赞同当时流行的“礼让为国”、“周礼百世不变”等理论；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制最初一位思想家，孔子则痛斥当时已腐败了的封建领主制是“天下无道”，并创立了新的、适合未来封建社会发展的统治思想枣仁政。中国古代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长期将孔子奉为圣人，岂虚然哉？

注：

（1）这里所引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一生都尚礼》一文，见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平装本。

（2）这里所引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3月第1版，平装本，第181——183页。

（3）（4）（6）《论语》：《八佾》；《八佾》；《八佾》。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137页。

（7）《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8）（9）《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第1卷，第2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11）关于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与统一中央集权制问题，请参见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纵观论语，仁字是对夏商周的德字的继承和创新，“德”的古字，左边是“彳”，小走之意；右边上面是“直”，下面是“心”； 心直，就是心怀坦荡。

人之初，性本善。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就是善。以快的方式直抒胸臆就得到了善，得到了自然也就不用求人求天了，这就是 “德”！突出的是个人的天性。所以，《论语•述而》中，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赋予我德，追杀的桓魋能把我怎样）？”

所以，这个“德”在古老的观念中，也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善，所谓《周礼•地官•师氏》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

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在私有观念的包围中，人性却变异成了恶。

铁器和牛耕的推广，商品生产扩大，市场经济繁荣，周人的社会规范体系瓦解。尤其是周朝晚期，诸侯经济发展、实力增强。

到了春秋时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无义战，礼坏乐崩，血缘宗法社会制度正在瓦解。

正因如此，孔子在中连连发出感叹，《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由，知德者鲜矣（仲由啊，理解德的人太少了呀）。”

子曰：“己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完了吗？我没见过喜欢美德如同喜欢美色的人）。”

此时此刻，若是再奢谈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就显得幼稚了。

失去了自觉的“德”，就只有威逼利诱，以强大的法制为后盾，以切身利益为诱惑，才能巩固礼教，保证社会秩序，恢复社会和谐。

这样，强调为自己而爱人的“仁”之作用就突出了，“仁”置换“德”也就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仁字在我的理解，就是指美德，但是由于孔夫子处于特殊的时期，所以他也赋予了仁特殊的含义，看论语中对仁的解释，包括克己复礼，有爱心等内涵，但是总而言之，可以把仁字翻译成“仁爱”或者是“爱人”

3举例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乌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富和贵，人人向往，不以正当的方法得到的，不要享受；贫和贱，人人厌恶，不以正当方法摆脱的，不要逃避。君子扔掉了仁爱之心，怎么算君子？君子时刻不会违反仁道，紧急时如此，颠沛时也必须如此）”（《论语•里仁》）。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中，没有贪生怕死出卖正义的人，却有舍生忘死维护正义的人）”（《论语•卫灵公》）。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做爱人的事自然是不必同老师相互谦让）（《论语•卫灵公》）。

4

据《论语》中记载，当时就至少有9人次直接向孔子问仁，孔子针对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多数都是在解答怎样具体的“为仁”，只有一个才是孔子给“仁”的定义呢。

《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也就是说，孔子对“仁”的定义就是爱人，这是取了“仁”字团结友爱的本义。

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仁”就是爱人呢？

关于为什么将“仁”定义为爱人，孔子他自己没说明，可稍后比他小70多岁的墨子〔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原是手工工匠，善于制造守城器械等，学过儒学，后创墨家学派，是战国时代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却是在《墨子•兼爱上》中阐述的一清二楚：

“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对它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进行治理（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医治。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医治。治理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就不能治理（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试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呢？起于人与人不相爱（当察乱何自起？ 起不相爱）。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就是所谓乱。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因而损害父亲以自利；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因而损害兄长以自利；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因而损害君上以自利，这就是所谓混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反过来，即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上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的所谓混乱（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

“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所以损害儿子以自利；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弟弟以自利；君上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以自利。这是为什么呢？都是起于不相爱（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即使在天底下做盗贼的人，也是这样。盗贼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盗窃别人的家以利自己的家；盗贼只爱自身，不爱别人，所以残害别人以利自己。这是什么原因呢？都起于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

“即使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也是这样。大夫各自爱他自己的家族，不爱别人的家族，所以侵扰别人的家族以利他自己的家族；诸侯各自爱他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攻伐别人的国家以利他自己的国家。天下的乱事，全部都具备在这里了。细察它从哪里产生呢？都起于不相爱 (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象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视父兄与君若 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看待父亲、兄弟和君上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呢？还会有不慈爱的吗)？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看待弟弟、儿子与臣下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慈的事呢)？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所以不孝不慈都没有了。还有盗贼吗)？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看待别人的家象自己的家一样，谁会盗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 (看待别人就象自己一样，谁会害人)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所以盗贼没有了, 还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吗)？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谁会侵犯？看待别人的封国就象自己的封国，谁会攻伐？所以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都没有了)。

“假若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国家与国家不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不相互侵扰，盗贼没有了，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象这样，天下也就治理了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所以圣人既然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怎么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鼓励相爱呢？因此天下的人相亲相爱就会治理好，相互憎恶则会混乱。所以墨子说：“不能不鼓励爱别人”，道理就在此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

原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坏乐崩的根源“皆起不相爱”！所以，孔子才强调并定义了“爱人”的“仁”，孟子则强调“仁者爱人”。

正是因为“仁”是爱人，所以，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乌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富和贵，人人向往，不以正当的方法得到的，不要享受；贫和贱，人人厌恶，不以正当方法摆脱的，不要逃避。君子扔掉了仁爱之心，怎么算君子？君子时刻不会违反仁道，紧急时如此，颠沛时也必须如此）”（《论语•里仁》）。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中，没有贪生怕死出卖正义的人，却有舍生忘死维护正义的人）”（《论语•卫灵公》）。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做爱人的事自然是不必同老师相互谦让）（《论语•卫灵公》）。

4这些是《论语》全文 出现的仁字

学而第一

”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八佾第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这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公冶长第五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雍也第六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子曰：“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述而第七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泰伯第八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颜渊第十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曰：“其言也仞，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仞乎？”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吾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椁，犹犬羊之椁。”

哀公问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以祗以异。”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推，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路第十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宪问第十四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卫灵公第十五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子张第十九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尧曰第二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思想核心的问题，是孔子研究中的最大问题。理论界对此的说法已不下十种，几乎穷尽了孔子思想的全部范畴，如：“礼”说，“仁”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的影响较大。

一、“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之商榷

“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蔡尚思先生，这里就想以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蔡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孔子生长于鲁国，‘周礼在鲁’。孔子从少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成为名闻天下的礼教家”；孔子还常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等；“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教育宗旨最重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以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乃至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并主张“克己复礼”等；许多后儒如司马迁、柳宗元、张载、朱熹、顾炎武、王船山、颜元、阮元、章学诚、陈沣、张謇等，“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1）

笔者认为，以上蔡先生所言均属事实，但这都值得商榷。第一，“孔子从小学礼，知礼，立于礼”与其思想的核心无因果关系。孔子生当重礼时代，他不学礼学什么？他从小学礼，难道将来其思想核心就一定是礼吗？

第二，“以礼治国”不是孔子的发明。这里先要解决几个问题：1、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孔子，有现实存在的孔子和被后人加工了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应当是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2、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至少又要一分为三：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和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又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只能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3、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那么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标准是什么？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什么思想呢？还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回答显然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说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应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那么蔡先生所引孔子对礼的全部论述都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这些观点均不出自孔子，都是他前人的思想。如以《左传》为例：1、“礼让为国”。桓公二年载：师服说：“礼以体政”；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等；2“教育宗旨最重礼”。昭公七年载：当年孟僖子办学时，教育宗旨就是礼；他只开一门课，就是教礼；还告戒学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3、“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批评他人不守礼”。如僖公三十二年载：王孙满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5、“克己复礼”。昭公十二年载：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主要思想无不来自前人，它根本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能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三，“许多后儒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不等于此说已成定论。这里蔡先生所举的人虽多，但笔者只想举一个人，即能说明问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孟子。孟子是公认的亚圣，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只有他最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在于他压根儿就没有发展孔子的礼，而是发展了“仁”，“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果蔡先生硬要将礼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又该作何解释？

二、“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以往论证之献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匡亚明先生，这里就想以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匡先生认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孔子的仁包含哪几层意义？最通常的意思仍然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另一层意思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这是仁的第三层意思，是作为孔子人本哲学核心概念的仁的涵义”；“在《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除爱人之外，其他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然而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关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时，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2）

应当指出，匡先生的论证并不充分。第一，关于《论语》中仁、礼频数问题。应当肯定，这种频数统计对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再将《左传》、《国语》中仁、礼的频数与之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但是，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特定的学术范畴，学术范畴必须要用揭示其内涵的方法来证明，仅用频数统计来证明欠妥。

第二，对孔子的仁的内涵揭示不确。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论证，只局限于伦理道德领域。应当说，把仁作为伦理道德，也是孔子前人的思想成果，不是孔子的新发明。如以《国语》为例：《周语》说：“爱人能仁”；“言人必及人”；《晋语》说：“为仁者，亲爱之谓仁”等。前引孔子自己的话也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些谈的都是仁的伦理道德。匡先生所论孔子的仁，与蔡先生所论孔子的礼，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欠妥。

第三，关于孔子对仁的升华。首先，匡先生对《国语》与《左传》中仁的频数的统计不准，仁在《国语》中，至少62见；在《左传》中，至少39见；其次，在《左传》与《国语》中，仁虽都主要是伦理道德，但有时也有向政治领域跃进的趋向。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国语·周语》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等。这是企图用仁来治国理民的思想萌芽，不能说这里的仁的思想内涵都“比较肤浅”。再次，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思想内涵之揭示，全都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这种“人本哲学”本质上仍是伦理哲学，还不是政治思想，而孔子思想的本质是一种治国学说。

三、“孔子思想核心的其他说法”之一瞥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论界还有许多其他说法。笔者认为，这亦值得商榷。如：

第一，“礼、仁”说。“礼、仁”说的主要坚持者，据说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想回避与调和孔子思想核心的“礼”说与“仁”说的矛盾，但冯先生这样做显然不合适：1、作为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只能有一个学术范畴，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否则岂不成多核心了吗？2、冯先生将“礼”作为孔子的政治纲领，将“仁”作为其最高道德原则。这样，事实上还是承认“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要从属于礼，与“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本质相同。因此，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说不通。

第二，“忠君”说。“忠君”说的主要坚持者是梁启超、易白沙、陈独秀诸先生，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很盛行。事实上，“五四”时期所有因反孔而成名的青年学者，他们无一懂得历史上的真孔子是什么样子，他们所砸碎的孔家店，严格说来是南宋朱熹开的朱家店。孔子代后人受过，冤哉，屈哉！忠君思想亦不是孔子的发明，如《左传》成公十年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相反，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也就是说，孔子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不“使臣以礼”，而臣只单方面“事君以忠”，那么“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4）。怎么能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君呢？

第三，“三纲”说。“三纲”说与“忠君”说实质相同，宋明理学即本于此。我们知道：“三纲”之为“三纲”，非孔子所发明，孔子至多是有点三纲思想的萌芽（当然笔者对此仍有异议，拟另文商榷）。“三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后西汉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三纲”，如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东汉的白虎观会议上，一些学者正式用“三纲”来解经。因此，将“三纲”说成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自我作古。

第四，“孝”和“仁孝”说。本于前者者，据说是钱穆先生；本于后者者，据说是李石岑先生。应当指出：“孝”，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并且有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倾向，孔子对此曾持肯定态度。但如何将“孝”升华为政治思想，孔子未有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孝”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之后提出来的，即出自《孝经》。《孝经》虽假托孔子所作，但《孝经》所引的孔子的语录，却在《论语》、《国语》、《左传》等枣记载孔子言行最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所以，“孝”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孝”说。该说的侧重点在“仁”，但李先生对“仁”的论证与匡亚明先生一样，也不充分。同时，亦有陷入“多核心”说之嫌。

第五，“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忠恕”说的代表者是清初陈锡嘏。“忠恕”与“孝”一样，孔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并且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忠恕”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中庸”说亦然，孔子只有中庸思想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孔子之前亦可找到，并且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把“中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以后的事。“仁恕”说与“仁孝”说一样，实质是仁，宗此说的是焦循，但他对“仁”的论证亦落俗套。因此，“忠恕”说、“中庸”说和“仁恕”说等，也均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之我见

笔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以往关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论证，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一，把“仁”作为治国思想是孔子的新发明。孔子是怎样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论语》为例（下同）：如《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继承了前人“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的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卫灵公》说：“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是对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的思想的升华，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仁已被当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还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假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5）其说基本正确。正如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以此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样，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确是前无古人的，它标志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家的诞生。

第二，孔子对“仁”比对其他范畴都重视。从统计频数上来看，在《论语》中，仁的频数最多，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这与问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林放问礼之本”（6）一则。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在《左传》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而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在《论语》中，仁对礼在频数上的首次胜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个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三，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始终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长》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宪问》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产也是这样，孔子先前受别人影响，认为其“不仁”，后听说他“不毁乡校”，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

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具有统帅作用。特别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阳货》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道理很简单：如《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五、如何正确理解孔子的“克己复礼”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人，经常援引《论语·颜渊》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提出来的，目的是复礼，要害是复辟倒退。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克己复礼”的发明权不在孔子。从上文可知，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第二，“克己复礼”的目的不是“复礼”，而是归仁。因为孔子之前的人就说“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讲的就更清楚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么能说“‘克己复礼’的目的是‘复礼’”呢？

第三，孔子的“克己复礼”也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倡导“以仁治国”。《颜渊》中的这段语录分三层意思：1、“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复述前人的“克己复礼，仁也”。2、“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不是对上句话的简单重复，或语气上的加重，而是对“克己复礼，仁也”的升华。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天下”。古往今来，凡是解释这句话的人，之所以没解释通或解释对，原因都在对天下一词作了今文意义上的理解，即普天之下。事实上，“天下”在春秋以前是个专有名词，与今天的“国家”同义。那时的国，只相当于今天的省、自治区；家，只相当于县、乡，都是中央政权下属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国与家根本不并称。以西周为例，周的王称天子，其整个统治区域称天下（即今之国家）；周天子分封诸侯建国（即今之省、自治区）；分封大夫立家（即今之县、乡），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统治系统。如《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其证。如果将天下释为今之国家，那么，这句话的仁就再也不是伦理道德上的仁，而是政治上的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有一天在政治上做到了“克己复礼”，整个国家就实现仁的政治了。或者换句话说，礼的政治的尽善尽美就是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这样，“克己复礼”就是由礼的政治过渡到仁的政治的桥梁。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讲，作为政治的仁统帅下的伦理道德，包括了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礼是仁德的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六、关于孔子的“仁”的几点补充说明

要科学地理解孔子的仁，还应对仁的政治的基本内涵、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由仁的伦理道德过渡到仁的政治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孔子的仁的政治的基本含义。应当指出，孔子虽将仁从伦理范畴升华成了政治范畴，首次提出了仁的政治的概念，但孔子始终没有使用“仁政”一词，“仁政”是后来孟子概括出来的。尽管孔子、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们对仁政的基本含义却未阐释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扑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8）如同培根的物质内涵“在相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又“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一样，孔、孟都仍只用“仁者爱人”，或“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来说明仁政。这是不科学。那么，升华为政治范畴的仁的基本含义究竟应是什么？回答是“爱民”。爱人”与“爱民”虽一字之差，但真正搞清楚却是孔、孟以后的事。后来，中国的封建皇帝几乎都将“爱民如子”当作口头禅，事实上，就是在向人民表白：他们所实行的是孔、孟的仁政。不过，在《论语》中，孔子确有将“爱人” 转化为“爱民”的倾向，如《学而》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是怎样由仁的伦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的？仁作为伦理道德，在春秋后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概括成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的。孔子的概括方式有二：一是把政治伦理化，同时把国家人格化。如《阳货》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的“天下”即今之国家；“仁”，即仁政；孔子在用伦理道德的恭、宽、信、敏、惠等概念来说明仁政，二是把个人群体（国家）化，把伦理政治化。如《尧曰》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也许因为子张问的是“从政”的缘故，孔子在跟他谈个人的修养时，一下子就转到了治国的问题上，把个人置于国家的角度，把仁的伦理道德也理性化为政治，这里的第一个仁是伦理道德，第二个仁是政治思想。

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如《雍也》说：“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仁的政治要由仁德的统治者来实现，但又不是所有仁德的统治者都能做到仁政，象尧、舜那样的仁人君主尚且“病诸”。也就是说，仁的政治的要求远比仁人高，从仁人到仁政还有相当的距离，要实现仁政必须花大力气才行。

七、从“仁”反思孔子的历史地位

过去，理论界有人虽曾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由于他们对仁的内涵揭示得不准，未能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相反，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理论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观点，即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历史倒车。”这种看法不对。

正如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重要命题一样，孔子的“克己复礼”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实质上也是革命的。黑格尔的命题曾“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9），而孔子的命题亦受到了近视的封建领主的感激与同样近视的自由隐士的愤怒。如《颜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又《微子》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不要忘记：“克己复礼”的落脚点是“归仁”，仁是孔子的新世界观，所以“克己复礼”不是向旧礼治的简单回复，而是向更高的政治枣仁政跃进；“克己复礼”只是手段，而达到仁政才是目的；孔子是想在吸取旧礼治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推进其仁政的改革。所以，“克己复礼”不仅不是要开历史倒车，而是变革社会的政治宣言。

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出发，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孔子的历史地位，最恰当的语言莫过于类比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0）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最初一位思想家。（11）作为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孔子曾惋惜封建领主制，曾赞同当时流行的“礼让为国”、“周礼百世不变”等理论；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制最初一位思想家，孔子则痛斥当时已腐败了的封建领主制是“天下无道”，并创立了新的、适合未来封建社会发展的统治思想枣仁政。中国古代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长期将孔子奉为圣人，岂虚然哉？

注：

（1）这里所引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一生都尚礼》一文，见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平装本。

（2）这里所引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3月第1版，平装本，第181——183页。

（3）（4）（6）《论语》：《八佾》；《八佾》；《八佾》。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137页。

（7）《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8）（9）《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第1卷，第2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11）关于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与统一中央集权制问题，请参见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

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于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扩展资料：

作品赏析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后世影响

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

一、“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之商榷

“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蔡尚思先生，这里就想以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蔡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孔子生长于鲁国，‘周礼在鲁’。孔子从少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成为名闻天下的礼教家”；孔子还常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等；“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教育宗旨最重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以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乃至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并主张“克己复礼”等；许多后儒如司马迁、柳宗元、张载、朱熹、顾炎武、王船山、颜元、阮元、章学诚、陈沣、张謇等，“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1）

笔者认为，以上蔡先生所言均属事实，但这都值得商榷。第一，“孔子从小学礼，知礼，立于礼”与其思想的核心无因果关系。孔子生当重礼时代，他不学礼学什么？他从小学礼，难道将来其思想核心就一定是礼吗？

第二，“以礼治国”不是孔子的发明。这里先要解决几个问题：1、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孔子，有现实存在的孔子和被后人加工了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应当是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2、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至少又要一分为三：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和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又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只能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3、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那么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标准是什么？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什么思想呢？还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回答显然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说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应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那么蔡先生所引孔子对礼的全部论述都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这些观点均不出自孔子，都是他前人的思想。如以《左传》为例：1、“礼让为国”。桓公二年载：师服说：“礼以体政”；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等；2“教育宗旨最重礼”。昭公七年载：当年孟僖子办学时，教育宗旨就是礼；他只开一门课，就是教礼；还告戒学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3、“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批评他人不守礼”。如僖公三十二年载：王孙满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5、“克己复礼”。昭公十二年载：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主要思想无不来自前人，它根本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能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三，“许多后儒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不等于此说已成定论。这里蔡先生所举的人虽多，但笔者只想举一个人，即能说明问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孟子。孟子是公认的亚圣，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只有他最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在于他压根儿就没有发展孔子的礼，而是发展了“仁”，“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果蔡先生硬要将礼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又该作何解释？

二、“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以往论证之献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匡亚明先生，这里就想以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匡先生认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孔子的仁包含哪几层意义？最通常的意思仍然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另一层意思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这是仁的第三层意思，是作为孔子人本哲学核心概念的仁的涵义”；“在《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除爱人之外，其他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然而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关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时，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2）

应当指出，匡先生的论证并不充分。第一，关于《论语》中仁、礼频数问题。应当肯定，这种频数统计对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再将《左传》、《国语》中仁、礼的频数与之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但是，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特定的学术范畴，学术范畴必须要用揭示其内涵的方法来证明，仅用频数统计来证明欠妥。

第二，对孔子的仁的内涵揭示不确。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论证，只局限于伦理道德领域。应当说，把仁作为伦理道德，也是孔子前人的思想成果，不是孔子的新发明。如以《国语》为例：《周语》说：“爱人能仁”；“言人必及人”；《晋语》说：“为仁者，亲爱之谓仁”等。前引孔子自己的话也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些谈的都是仁的伦理道德。匡先生所论孔子的仁，与蔡先生所论孔子的礼，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欠妥。

第三，关于孔子对仁的升华。首先，匡先生对《国语》与《左传》中仁的频数的统计不准，仁在《国语》中，至少62见；在《左传》中，至少39见；其次，在《左传》与《国语》中，仁虽都主要是伦理道德，但有时也有向政治领域跃进的趋向。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国语·周语》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等。这是企图用仁来治国理民的思想萌芽，不能说这里的仁的思想内涵都“比较肤浅”。再次，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思想内涵之揭示，全都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这种“人本哲学”本质上仍是伦理哲学，还不是政治思想，而孔子思想的本质是一种治国学说。

三、“孔子思想核心的其他说法”之一瞥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论界还有许多其他说法。笔者认为，这亦值得商榷。如：

第一，“礼、仁”说。“礼、仁”说的主要坚持者，据说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想回避与调和孔子思想核心的“礼”说与“仁”说的矛盾，但冯先生这样做显然不合适：1、作为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只能有一个学术范畴，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否则岂不成多核心了吗？2、冯先生将“礼”作为孔子的政治纲领，将“仁”作为其最高道德原则。这样，事实上还是承认“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要从属于礼，与“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本质相同。因此，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说不通。

第二，“忠君”说。“忠君”说的主要坚持者是梁启超、易白沙、陈独秀诸先生，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很盛行。事实上，“五四”时期所有因反孔而成名的青年学者，他们无一懂得历史上的真孔子是什么样子，他们所砸碎的孔家店，严格说来是南宋朱熹开的朱家店。孔子代后人受过，冤哉，屈哉！忠君思想亦不是孔子的发明，如《左传》成公十年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相反，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也就是说，孔子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不“使臣以礼”，而臣只单方面“事君以忠”，那么“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4）。怎么能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君呢？

第三，“三纲”说。“三纲”说与“忠君”说实质相同，宋明理学即本于此。我们知道：“三纲”之为“三纲”，非孔子所发明，孔子至多是有点三纲思想的萌芽（当然笔者对此仍有异议，拟另文商榷）。“三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后西汉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三纲”，如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东汉的白虎观会议上，一些学者正式用“三纲”来解经。因此，将“三纲”说成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自我作古。

第四，“孝”和“仁孝”说。本于前者者，据说是钱穆先生；本于后者者，据说是李石岑先生。应当指出：“孝”，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并且有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倾向，孔子对此曾持肯定态度。但如何将“孝”升华为政治思想，孔子未有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孝”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之后提出来的，即出自《孝经》。《孝经》虽假托孔子所作，但《孝经》所引的孔子的语录，却在《论语》、《国语》、《左传》等枣记载孔子言行最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所以，“孝”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孝”说。该说的侧重点在“仁”，但李先生对“仁”的论证与匡亚明先生一样，也不充分。同时，亦有陷入“多核心”说之嫌。

第五，“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忠恕”说的代表者是清初陈锡嘏。“忠恕”与“孝”一样，孔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并且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忠恕”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中庸”说亦然，孔子只有中庸思想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孔子之前亦可找到，并且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把“中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以后的事。“仁恕”说与“仁孝”说一样，实质是仁，宗此说的是焦循，但他对“仁”的论证亦落俗套。因此，“忠恕”说、“中庸”说和“仁恕”说等，也均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之我见

笔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以往关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论证，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一，把“仁”作为治国思想是孔子的新发明。孔子是怎样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论语》为例（下同）：如《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继承了前人“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的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卫灵公》说：“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是对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的思想的升华，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仁已被当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还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假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5）其说基本正确。正如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以此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样，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确是前无古人的，它标志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家的诞生。

第二，孔子对“仁”比对其他范畴都重视。从统计频数上来看，在《论语》中，仁的频数最多，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这与问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林放问礼之本”（6）一则。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在《左传》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而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在《论语》中，仁对礼在频数上的首次胜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个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三，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始终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长》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宪问》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产也是这样，孔子先前受别人影响，认为其“不仁”，后听说他“不毁乡校”，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

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具有统帅作用。特别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阳货》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道理很简单：如《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五、如何正确理解孔子的“克己复礼”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人，经常援引《论语·颜渊》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提出来的，目的是复礼，要害是复辟倒退。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克己复礼”的发明权不在孔子。从上文可知，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第二，“克己复礼”的目的不是“复礼”，而是归仁。因为孔子之前的人就说“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讲的就更清楚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么能说“‘克己复礼’的目的是‘复礼’”呢？

第三，孔子的“克己复礼”也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倡导“以仁治国”。《颜渊》中的这段语录分三层意思：1、“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复述前人的“克己复礼，仁也”。2、“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不是对上句话的简单重复，或语气上的加重，而是对“克己复礼，仁也”的升华。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天下”。古往今来，凡是解释这句话的人，之所以没解释通或解释对，原因都在对天下一词作了今文意义上的理解，即普天之下。事实上，“天下”在春秋以前是个专有名词，与今天的“国家”同义。那时的国，只相当于今天的省、自治区；家，只相当于县、乡，都是中央政权下属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国与家根本不并称。以西周为例，周的王称天子，其整个统治区域称天下（即今之国家）；周天子分封诸侯建国（即今之省、自治区）；分封大夫立家（即今之县、乡），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统治系统。如《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其证。如果将天下释为今之国家，那么，这句话的仁就再也不是伦理道德上的仁，而是政治上的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有一天在政治上做到了“克己复礼”，整个国家就实现仁的政治了。或者换句话说，礼的政治的尽善尽美就是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这样，“克己复礼”就是由礼的政治过渡到仁的政治的桥梁。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讲，作为政治的仁统帅下的伦理道德，包括了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礼是仁德的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六、关于孔子的“仁”的几点补充说明

要科学地理解孔子的仁，还应对仁的政治的基本内涵、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由仁的伦理道德过渡到仁的政治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孔子的仁的政治的基本含义。应当指出，孔子虽将仁从伦理范畴升华成了政治范畴，首次提出了仁的政治的概念，但孔子始终没有使用“仁政”一词，“仁政”是后来孟子概括出来的。尽管孔子、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们对仁政的基本含义却未阐释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扑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8）如同培根的物质内涵“在相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又“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一样，孔、孟都仍只用“仁者爱人”，或“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来说明仁政。这是不科学。那么，升华为政治范畴的仁的基本含义究竟应是什么？回答是“爱民”。爱人”与“爱民”虽一字之差，但真正搞清楚却是孔、孟以后的事。后来，中国的封建皇帝几乎都将“爱民如子”当作口头禅，事实上，就是在向人民表白：他们所实行的是孔、孟的仁政。不过，在《论语》中，孔子确有将“爱人” 转化为“爱民”的倾向，如《学而》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是怎样由仁的伦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的？仁作为伦理道德，在春秋后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概括成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的。孔子的概括方式有二：一是把政治伦理化，同时把国家人格化。如《阳货》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的“天下”即今之国家；“仁”，即仁政；孔子在用伦理道德的恭、宽、信、敏、惠等概念来说明仁政，二是把个人群体（国家）化，把伦理政治化。如《尧曰》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也许因为子张问的是“从政”的缘故，孔子在跟他谈个人的修养时，一下子就转到了治国的问题上，把个人置于国家的角度，把仁的伦理道德也理性化为政治，这里的第一个仁是伦理道德，第二个仁是政治思想。

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如《雍也》说：“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仁的政治要由仁德的统治者来实现，但又不是所有仁德的统治者都能做到仁政，象尧、舜那样的仁人君主尚且“病诸”。也就是说，仁的政治的要求远比仁人高，从仁人到仁政还有相当的距离，要实现仁政必须花大力气才行。

七、从“仁”反思孔子的历史地位

过去，理论界有人虽曾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由于他们对仁的内涵揭示得不准，未能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相反，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理论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观点，即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历史倒车。”这种看法不对。

正如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重要命题一样，孔子的“克己复礼”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实质上也是革命的。黑格尔的命题曾“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9），而孔子的命题亦受到了近视的封建领主的感激与同样近视的自由隐士的愤怒。如《颜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又《微子》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不要忘记：“克己复礼”的落脚点是“归仁”，仁是孔子的新世界观，所以“克己复礼”不是向旧礼治的简单回复，而是向更高的政治枣仁政跃进；“克己复礼”只是手段，而达到仁政才是目的；孔子是想在吸取旧礼治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推进其仁政的改革。所以，“克己复礼”不仅不是要开历史倒车，而是变革社会的政治宣言。

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出发，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孔子的历史地位，最恰当的语言莫过于类比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0）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最初一位思想家。（11）作为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孔子曾惋惜封建领主制，曾赞同当时流行的“礼让为国”、“周礼百世不变”等理论；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制最初一位思想家，孔子则痛斥当时已腐败了的封建领主制是“天下无道”，并创立了新的、适合未来封建社会发展的统治思想枣仁政。中国古代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长期将孔子奉为圣人，岂虚然哉？

注：

（1）这里所引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一生都尚礼》一文，见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平装本。

（2）这里所引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3月第1版，平装本，第181——183页。

（3）（4）（6）《论语》：《八佾》；《八佾》；《八佾》。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137页。

（7）《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8）（9）《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第1卷，第2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11）关于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与统一中央集权制问题，请参见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孔子思想核心的问题，是孔子研究中的最大问题。理论界对此的说法已不下十种，几乎穷尽了孔子思想的全部范畴，如：“礼”说，“仁”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的影响较大。

一、“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之商榷

“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蔡尚思先生，这里就想以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蔡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孔子生长于鲁国，‘周礼在鲁’。孔子从少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成为名闻天下的礼教家”；孔子还常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等；“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教育宗旨最重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以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乃至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并主张“克己复礼”等；许多后儒如司马迁、柳宗元、张载、朱熹、顾炎武、王船山、颜元、阮元、章学诚、陈沣、张謇等，“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1）

笔者认为，以上蔡先生所言均属事实，但这都值得商榷。第一，“孔子从小学礼，知礼，立于礼”与其思想的核心无因果关系。孔子生当重礼时代，他不学礼学什么？他从小学礼，难道将来其思想核心就一定是礼吗？

第二，“以礼治国”不是孔子的发明。这里先要解决几个问题：1、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孔子，有现实存在的孔子和被后人加工了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应当是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2、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至少又要一分为三：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和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又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只能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3、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那么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标准是什么？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什么思想呢？还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回答显然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说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应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那么蔡先生所引孔子对礼的全部论述都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这些观点均不出自孔子，都是他前人的思想。如以《左传》为例：1、“礼让为国”。桓公二年载：师服说：“礼以体政”；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等；2“教育宗旨最重礼”。昭公七年载：当年孟僖子办学时，教育宗旨就是礼；他只开一门课，就是教礼；还告戒学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3、“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批评他人不守礼”。如僖公三十二年载：王孙满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5、“克己复礼”。昭公十二年载：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主要思想无不来自前人，它根本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能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三，“许多后儒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不等于此说已成定论。这里蔡先生所举的人虽多，但笔者只想举一个人，即能说明问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孟子。孟子是公认的亚圣，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只有他最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在于他压根儿就没有发展孔子的礼，而是发展了“仁”，“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果蔡先生硬要将礼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又该作何解释？

二、“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以往论证之献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匡亚明先生，这里就想以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匡先生认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孔子的仁包含哪几层意义？最通常的意思仍然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另一层意思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这是仁的第三层意思，是作为孔子人本哲学核心概念的仁的涵义”；“在《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除爱人之外，其他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然而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关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时，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2）

应当指出，匡先生的论证并不充分。第一，关于《论语》中仁、礼频数问题。应当肯定，这种频数统计对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再将《左传》、《国语》中仁、礼的频数与之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但是，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特定的学术范畴，学术范畴必须要用揭示其内涵的方法来证明，仅用频数统计来证明欠妥。

第二，对孔子的仁的内涵揭示不确。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论证，只局限于伦理道德领域。应当说，把仁作为伦理道德，也是孔子前人的思想成果，不是孔子的新发明。如以《国语》为例：《周语》说：“爱人能仁”；“言人必及人”；《晋语》说：“为仁者，亲爱之谓仁”等。前引孔子自己的话也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些谈的都是仁的伦理道德。匡先生所论孔子的仁，与蔡先生所论孔子的礼，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欠妥。

第三，关于孔子对仁的升华。首先，匡先生对《国语》与《左传》中仁的频数的统计不准，仁在《国语》中，至少62见；在《左传》中，至少39见；其次，在《左传》与《国语》中，仁虽都主要是伦理道德，但有时也有向政治领域跃进的趋向。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国语·周语》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等。这是企图用仁来治国理民的思想萌芽，不能说这里的仁的思想内涵都“比较肤浅”。再次，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思想内涵之揭示，全都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这种“人本哲学”本质上仍是伦理哲学，还不是政治思想，而孔子思想的本质是一种治国学说。

三、“孔子思想核心的其他说法”之一瞥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论界还有许多其他说法。笔者认为，这亦值得商榷。如：

第一，“礼、仁”说。“礼、仁”说的主要坚持者，据说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想回避与调和孔子思想核心的“礼”说与“仁”说的矛盾，但冯先生这样做显然不合适：1、作为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只能有一个学术范畴，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否则岂不成多核心了吗？2、冯先生将“礼”作为孔子的政治纲领，将“仁”作为其最高道德原则。这样，事实上还是承认“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要从属于礼，与“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本质相同。因此，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说不通。

第二，“忠君”说。“忠君”说的主要坚持者是梁启超、易白沙、陈独秀诸先生，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很盛行。事实上，“五四”时期所有因反孔而成名的青年学者，他们无一懂得历史上的真孔子是什么样子，他们所砸碎的孔家店，严格说来是南宋朱熹开的朱家店。孔子代后人受过，冤哉，屈哉！忠君思想亦不是孔子的发明，如《左传》成公十年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相反，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也就是说，孔子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不“使臣以礼”，而臣只单方面“事君以忠”，那么“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4）。怎么能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君呢？

第三，“三纲”说。“三纲”说与“忠君”说实质相同，宋明理学即本于此。我们知道：“三纲”之为“三纲”，非孔子所发明，孔子至多是有点三纲思想的萌芽（当然笔者对此仍有异议，拟另文商榷）。“三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后西汉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三纲”，如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东汉的白虎观会议上，一些学者正式用“三纲”来解经。因此，将“三纲”说成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自我作古。

第四，“孝”和“仁孝”说。本于前者者，据说是钱穆先生；本于后者者，据说是李石岑先生。应当指出：“孝”，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并且有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倾向，孔子对此曾持肯定态度。但如何将“孝”升华为政治思想，孔子未有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孝”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之后提出来的，即出自《孝经》。《孝经》虽假托孔子所作，但《孝经》所引的孔子的语录，却在《论语》、《国语》、《左传》等枣记载孔子言行最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所以，“孝”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孝”说。该说的侧重点在“仁”，但李先生对“仁”的论证与匡亚明先生一样，也不充分。同时，亦有陷入“多核心”说之嫌。

第五，“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忠恕”说的代表者是清初陈锡嘏。“忠恕”与“孝”一样，孔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并且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忠恕”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中庸”说亦然，孔子只有中庸思想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孔子之前亦可找到，并且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把“中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以后的事。“仁恕”说与“仁孝”说一样，实质是仁，宗此说的是焦循，但他对“仁”的论证亦落俗套。因此，“忠恕”说、“中庸”说和“仁恕”说等，也均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之我见

笔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以往关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论证，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一，把“仁”作为治国思想是孔子的新发明。孔子是怎样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论语》为例（下同）：如《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继承了前人“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的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卫灵公》说：“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是对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的思想的升华，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仁已被当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还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假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5）其说基本正确。正如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以此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样，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确是前无古人的，它标志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家的诞生。

第二，孔子对“仁”比对其他范畴都重视。从统计频数上来看，在《论语》中，仁的频数最多，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这与问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林放问礼之本”（6）一则。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在《左传》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而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在《论语》中，仁对礼在频数上的首次胜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个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三，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始终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长》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宪问》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产也是这样，孔子先前受别人影响，认为其“不仁”，后听说他“不毁乡校”，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

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具有统帅作用。特别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阳货》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道理很简单：如《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五、如何正确理解孔子的“克己复礼”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人，经常援引《论语·颜渊》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提出来的，目的是复礼，要害是复辟倒退。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克己复礼”的发明权不在孔子。从上文可知，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第二，“克己复礼”的目的不是“复礼”，而是归仁。因为孔子之前的人就说“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讲的就更清楚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么能说“‘克己复礼’的目的是‘复礼’”呢？

第三，孔子的“克己复礼”也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倡导“以仁治国”。《颜渊》中的这段语录分三层意思：1、“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复述前人的“克己复礼，仁也”。2、“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不是对上句话的简单重复，或语气上的加重，而是对“克己复礼，仁也”的升华。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天下”。古往今来，凡是解释这句话的人，之所以没解释通或解释对，原因都在对天下一词作了今文意义上的理解，即普天之下。事实上，“天下”在春秋以前是个专有名词，与今天的“国家”同义。那时的国，只相当于今天的省、自治区；家，只相当于县、乡，都是中央政权下属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国与家根本不并称。以西周为例，周的王称天子，其整个统治区域称天下（即今之国家）；周天子分封诸侯建国（即今之省、自治区）；分封大夫立家（即今之县、乡），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统治系统。如《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其证。如果将天下释为今之国家，那么，这句话的仁就再也不是伦理道德上的仁，而是政治上的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有一天在政治上做到了“克己复礼”，整个国家就实现仁的政治了。或者换句话说，礼的政治的尽善尽美就是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这样，“克己复礼”就是由礼的政治过渡到仁的政治的桥梁。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讲，作为政治的仁统帅下的伦理道德，包括了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礼是仁德的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六、关于孔子的“仁”的几点补充说明

要科学地理解孔子的仁，还应对仁的政治的基本内涵、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由仁的伦理道德过渡到仁的政治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孔子的仁的政治的基本含义。应当指出，孔子虽将仁从伦理范畴升华成了政治范畴，首次提出了仁的政治的概念，但孔子始终没有使用“仁政”一词，“仁政”是后来孟子概括出来的。尽管孔子、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们对仁政的基本含义却未阐释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扑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8）如同培根的物质内涵“在相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又“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一样，孔、孟都仍只用“仁者爱人”，或“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来说明仁政。这是不科学。那么，升华为政治范畴的仁的基本含义究竟应是什么？回答是“爱民”。爱人”与“爱民”虽一字之差，但真正搞清楚却是孔、孟以后的事。后来，中国的封建皇帝几乎都将“爱民如子”当作口头禅，事实上，就是在向人民表白：他们所实行的是孔、孟的仁政。不过，在《论语》中，孔子确有将“爱人” 转化为“爱民”的倾向，如《学而》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是怎样由仁的伦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的？仁作为伦理道德，在春秋后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概括成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的。孔子的概括方式有二：一是把政治伦理化，同时把国家人格化。如《阳货》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的“天下”即今之国家；“仁”，即仁政；孔子在用伦理道德的恭、宽、信、敏、惠等概念来说明仁政，二是把个人群体（国家）化，把伦理政治化。如《尧曰》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也许因为子张问的是“从政”的缘故，孔子在跟他谈个人的修养时，一下子就转到了治国的问题上，把个人置于国家的角度，把仁的伦理道德也理性化为政治，这里的第一个仁是伦理道德，第二个仁是政治思想。

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如《雍也》说：“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仁的政治要由仁德的统治者来实现，但又不是所有仁德的统治者都能做到仁政，象尧、舜那样的仁人君主尚且“病诸”。也就是说，仁的政治的要求远比仁人高，从仁人到仁政还有相当的距离，要实现仁政必须花大力气才行。

七、从“仁”反思孔子的历史地位

过去，理论界有人虽曾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由于他们对仁的内涵揭示得不准，未能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相反，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理论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观点，即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历史倒车。”这种看法不对。

正如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重要命题一样，孔子的“克己复礼”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实质上也是革命的。黑格尔的命题曾“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9），而孔子的命题亦受到了近视的封建领主的感激与同样近视的自由隐士的愤怒。如《颜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又《微子》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不要忘记：“克己复礼”的落脚点是“归仁”，仁是孔子的新世界观，所以“克己复礼”不是向旧礼治的简单回复，而是向更高的政治枣仁政跃进；“克己复礼”只是手段，而达到仁政才是目的；孔子是想在吸取旧礼治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推进其仁政的改革。所以，“克己复礼”不仅不是要开历史倒车，而是变革社会的政治宣言。

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出发，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孔子的历史地位，最恰当的语言莫过于类比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0）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最初一位思想家。（11）作为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孔子曾惋惜封建领主制，曾赞同当时流行的“礼让为国”、“周礼百世不变”等理论；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制最初一位思想家，孔子则痛斥当时已腐败了的封建领主制是“天下无道”，并创立了新的、适合未来封建社会发展的统治思想枣仁政。中国古代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长期将孔子奉为圣人，岂虚然哉？

注：

（1）这里所引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一生都尚礼》一文，见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平装本。

（2）这里所引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3月第1版，平装本，第181——183页。

（3）（4）（6）《论语》：《八佾》；《八佾》；《八佾》。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137页。

（7）《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8）（9）《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第1卷，第2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11）关于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与统一中央集权制问题，请参见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