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陆游的<书愤>与杜甫的<蜀相>

　　书愤》是陆游的七律名篇之一，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显然得力于杜甫。中两联属对工稳，尤以颔联“楼船”、“铁马”两句，雄放豪迈，为人们广泛传诵。这样的诗句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摛藻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春陆游居家乡山阴时所作。陆游时年六十有二，这分明是时不待我的年龄，然而诗人被黜，只能赋闲在乡，想那山河破碎，中原未收而“报国欲死无战场”，感于世事多艰，小人误国而“书生无地效孤忠”，于是，诗人郁愤之情便喷薄而出。“书愤”者，抒发胸中郁愤之情也。

　　“国仇未抱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当英雄无用武之地时，他会回到铁马金戈的记忆里去的。想当年，诗人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壮心豪气，有如山涌，何等气魄！诗人何曾想过杀敌报国之路竟会如此艰难？以为我本无私，倾力报国，那么国必成全于我，孰料竟有奸人作梗、破坏以至于屡遭罢黜？诗人开篇一自问，问出多少郁愤？

　　“楼船”二句，写宋兵在东南和西北抗击金兵进犯事，也概括诗人过去游踪所至。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主完颜亮南侵，宋军在瓜洲一带拒守，后金兵溃退。上句指此。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陆游正在南郑参加王炎军幕事，诗人与王炎积极筹划进兵长安，曾强渡渭水，与金兵在大散关发生遭遇战。下句指此。这两句概括的辉煌的过去恰与“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眼前形成鲜明对比。“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想今日恢复中原之机不再，诗人之心何啻于泣血？从诗艺角度看，这两句诗也足见陆游浩荡诗才。“楼船”（雄伟的战舰）与“夜雪”，“铁马”与“秋风”，意象两两相合，便有两幅开阔、壮盛的战场画卷。意象选取甚为干净、典型。

　　“塞上长城”句，诗人用典明志。南朝时刘宋名将檀道济曾自称为“万里长城”。皇帝要杀他，他说：“自毁汝万里长城。”陆游以此自许，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捍卫国家，扬威边地，舍我其谁？然而，如今呢？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空”字。大志落空，奋斗落空，一切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衰鬓先斑，皓首皤皤！两相比照，何等悲怆？再想，这一结局，非我不尽志所致，非我不尽力所致，而是小人误我，世事磨我！我有心，天不予。悲怆便为郁愤。

　　再看尾联。亦用典明志。诸葛坚持北伐，虽“出师未捷身先死”，但终归名满天宇，“长使英雄泪满襟”。千载而下，有谁可与相提并论呢？很明显，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名世”。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这自然是无奈之举。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

　　回看整首诗歌，但见句句是愤，字字是愤。愤而为诗，诗便尽是愤。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译文：

　　何处去寻找武侯诸葛亮的祠堂？在成都城外那柏树茂密的地方。

　　碧草照映台阶呈现自然的春色，树上的黄鹂隔枝空对婉啭鸣唱。

　　定夺天下先主曾三顾茅庐拜访，辅佐两朝开国与继业忠诚满腔。

　　可惜出师伐魏未捷而病亡军中，长使历代英雄们对此涕泪满裳！

　　沉郁顿挫 统体浑成

　　——杜甫《蜀相》赏析

　　《蜀相》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七律中的名作。

　　公元二二一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蜀，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诗题《蜀相》，写的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为刘备制定了一系列统一天下的方针、策略，辅佐刘备振兴汉室，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赢得了后世人们的景仰和推崇。

　　杜甫虽然怀有“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但他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他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民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备加敬重。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十二月，杜甫结束了为时四年的寓居秦州、同谷（今甘肃省成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定居在浣花溪畔。第二年（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O年）的春天，他探访了诸葛武侯祠，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蜀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和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映阶”，映照着台阶。古代的祠庙都有庭院和殿堂。人们要进入殿堂，要拾级而上。“好音”，悦耳的声音，这里指鸟鸣。

　　这颔联两句，有如特写镜头，由远写到近，从祠堂的外部说到祠堂的内部，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内景。“映阶碧草自春色”，是承接第一句的丞相祠堂。碧草映阶，足见草深，表明祠堂缺人管理和修葺，游人也很少来到这里。“隔叶黄鹂空好音”，是承接第二句的古柏森森。黄鹂隔叶，足见树茂；黄鹂空作好音，表明武侯呕心沥血所缔造的一团糟，已被后人遗忘。这两句诗衬托出了祠堂的荒凉冷落，并含有诗人感物思人、追怀先哲的情味。它同时还含有碧草与黄鹂并不理解人事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这一层意思。特别是诗句中的“空”和“自”两个字的巧妙运用，使这一联的含义更加丰富。对于这两句，杜诗的评注者们有的认为是写景，有的认为是“真正抒情，而非实在写景”，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确切些说，应当把这两句看成是“景语含情，情语寓景”。这正如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一书中所说的“情景相融而莫分也”。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杜甫在夔州时所写的《武侯庙》一诗，开篇两句：“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写出了庙外景色的荒芜，寄托着诗人对诸葛武侯身后凄凉的哀惋，就是生动的一例。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杜甫的写景抒情诗句，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境地。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是，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搞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国，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清代沈德潜曾经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杜诗的议论正由于有情韵，不仅没有冲淡诗的气氛和完整形象，反而使诗的抒情气氛更为浓重，形象更为丰满。仇兆鳌说这两句诗写得“沉挚悲壮”；浦起龙认为这个联语“句法如兼金铸成，其贴切开侯；亦如镕金浑化。”都是很有见地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澿。

　　“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今陕西省d县西南），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

　　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这两句诗是叙事兼抒情�吹们檎嬉庵浚�苡懈人的力量；再加上前面六句有力铺垫，使读者感到收束得既有精神，又有余味。清代王渔洋曾经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沈德潜也认为“宕出远神”是诗歌结尾的一种好方法。所有这些妙处，都在本诗的结句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凭吊古迹的作品非常多，有的人到一处名胜古迹，照例做一首诗，里面有没有感情呢？多少有一点，但谈不上深厚。我们说杜甫是抒情的对手，在凭吊古迹的诗中，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也抒发了他内心的情感。《蜀相》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前半首写景，后半首抒情。前后两个部分以一个“自”字，一个 “空”字为纽带。诗人看到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伟人的祠庙竟变得如此破落，荒凉，从而引起种种感慨。些诗看似抒的吊古之情，实际上也是作者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

　　《蜀相》一诗的艺术形式也是很完美的。

　　古代诗歌跟古代散文一样，很讲究起承转合的章法。所谓“起承转收，一法也”。《蜀相》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紧扣诗题，写专程寻访丞相祠堂，这是“起”；第三、四两句，直承上文，写祠堂内的春色，这是“承”；第五、六句，推开一层，写对诸葛武侯评价，这是“转”；第七、八句，收束全诗，写对诸葛武侯的悼念，这是“ 合”。在短短的八句当中，有叙事，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笔墨淋漓，感情深挚，统体浑成，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这着诗的另一个写作特点是：成功地写出了丞相祠堂的特定情境，准确地摄取了森森的古柏、映阶的春草和隔叶的黄鹂这些最能表现典型环境特征的景物，用来烘托一种寂静、肃穆的氛围，借以表达在这种氛围中诗人所产生的凭吊古人的特定心境。此外，诗句还具有非凡的概括力，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五、六句对诸葛亮的为人和一生功业的表述上。

　　“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杜陵豪。”杜甫的律诗的确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尤其是夔州以后的诗作，更加成熟。他的律诗对仗工妥，用字精当，声音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律诗的这些长处，我们在细读《蜀相》这首诗时，是能够领悟得出的。

　　这首诗是杜甫在漂泊西南时，为追怀诸葛亮所作。这首诗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一是抓住祠堂典型环境的特征，来渲染寂静、肃穆的气氛，把诗人对诸葛亮的怀念表现得十分真切。二是对诸葛亮的政治活动作概括的描述，勾画出了一个有为的政治家的形象。结尾两句，更从诸葛亮功业未遂留给后人无限怀念，表达了对诸葛亮的赞美和惋惜之情。这两句苍凉悲壮，是千古传诵的名句。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力扶王室，志清宇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形象，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们崇拜学习的榜样。每逢国家动荡之秋或偏安之时，总有一些诗人们将诸葛亮形诸笔墨，通过热切地呼唤英灵来寄寓自己希望当代英豪站出来平定天下的理想。杜甫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初到成都之时。这时持续了五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命运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甫到成都郊外的武侯祠去凭吊，写作此诗，自然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含有忧时忧国的深心的。读着这首诗，我们脑际浮现的，决不只是往古英雄诸葛亮的形象。还有抒情主人公伤时感事、叹息哭泣的荧荧泪光。这是一首感情极为浓烈的政治抒情诗，它的悼惜英雄、感伤时事的悲痛情绪渗透在每一句每一字之间，但表现手法却颇有奇特之处。它既不直言抒情，也不婉转托意，而是采取前半描写景物，后半纯乎用事与议论的办法，以写景时的心理活动线索开启出对于凭吊对象的精当评论，从中自然透发出诗人满腔的激情。诗的前四句，描写祠堂之景，在描写中隐然流露出同样是忠君爱国者的杜甫对于诸葛亮的迫切仰慕之情。首联二句，自为问答，记祠堂之所在，但目的不是为了交代地理位置，而是为了寄寓感情，故用“何处寻”以显访庙吊古心思的急切。次联二句，写祠庙荒凉之景，“自”、“空”两个虚字是此联之眼，其作用有二：一是感叹碧草娇莺无人赏玩，显出英雄长逝，遗迹荒落；二是惋惜连与英灵作伴的草木禽鸟不解人事代谢，不会凭吊那位伟大的古人。“白春色”“空好音”的叹息，流露出对诸葛亮的深沉悲痛。以此景中含情的描写，过渡到后半篇作者自己站出来对诸葛亮进行评论与哀悼，便显得前后紧密呼应，感情十分真挚强烈。宋代以后，有不少诗话家不主张诗中发议论。认为诗以不犯本位为高，议论便落言筌，不是诗的本色。明清有些论者，甚且以为老杜的包括《蜀相》在内的许多名篇是“纯乎议论”之作。我认为，诗既然要表达作者喜怒哀乐之情，就免不了有时要议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议论，而在于议论得好不好，有没有分寸，是否有助于深化作者的感情和篇中的意境。此诗后半的四句议论，就是可为后世诗人效法的成功范例。首先，这段议论从生动的写景中自然地引发出来，丝毫也不生硬枯燥，而是饱含情韵。既切合吟咏对象的形象内涵，又带着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强烈感情，它精辟而凝炼，将全篇的主题思想升华了。其次，议论中用的就是诸葛亮本人的故事，它们具有极高的概括性，本身便含有形象思维，能够唤起读者对于渚葛亮一生的联想。“三顾”句令人想起三顾茅庐和隆中决策，“两朝”句与“出师”句更令人怀念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两朝，取两川、建蜀汉， 白帝托孤、六出祁山和病死五丈原等等感人事迹。这与一般抽象议论绝然不同，是既能寄托作者感情、又能启发读者激情的诗化的议论。从全诗抒情层次来讲。“天下计”推崇其匡时雄略，“老臣心”赞扬其报国忠忱。老杜本人的忧国之心也隐隐然寄托其中。有这两句的沉挚悲壮，末联再作痛心酸鼻的哀哭之语，才显得全篇精神振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末联二句，道出千古失意英雄的同感。唐代永贞革新的首领王叔文、宋代民族英雄宗泽等人在事业失败时都愤然诵此二语，可见这首诗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所铸成的悲剧美是如何历久不衰了。

一、二者的基本概念。

1、生活真实。生活真实是文学理论概念。文学作品中“狭义的生活真实”，主要指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和事，即人物和事件合乎生活的常情常理，也就是合乎客观生活的规律和法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生态”，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是没有经过加工提练，没有经过人的大脑主观意识过滤的生活。它是自然的，原始的，粗犷的，真实的。广义的“生活真实”包括狭义的生活真实、历史真实和科学真实。文学作品中的科学性，即科学真实，指的是用自然规律来检验文学作品中的某些叙述和描写，要考虑作品中所写的景物、器物、人物的活动是否符合科学性，是否符合人与物的自然发展规律以及科学史实，对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严密性的思考不能不包含着对科学性的思考。历史真实就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人与事，乃至历史事件。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可以采用生活真实呢？从创作实践来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历史题材，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等作品要求用生活真实，如果脱离了生活真实就不符合题材要求和写作要求，观众欣赏时就会说胡编乱造，弄虚作假。但是，即便这些题材和手法可以表现生活真实，但也与原始真实生活有距离。文学概念的生活真实，即真实性原则，不是模拟和照录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而是概括和开掘其中具有生活意义的真实事件。即便是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也不可能把一个人一生的言行都全部写上。“自然主义” ，是文艺思潮的一种。形成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要求艺术家冷静观察，单纯地记录，以追求作品的绝对客观和准确，并拒绝在作品中分析，评判，还试图用自然科学规律特别是生物学的规律来解释人和人类社会，故往往忽视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艺术概括。“写实主义”一词早在十九世纪初的哲学领域即已出现，但直至一八三六年新闻记者蒲朗许使用这个名词，才确立了写实主义的美术基础，写实主义要求正确、完全、忠实地描写当下生活的社会环境，譬如库尔贝等画家利用写实的技法，描绘当时不太被重视的农民和劳动者，所代表的理念恰巧与学院理念反其道而行，成为具有革命性的开创之举。超写实主义又称超级写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照相写实主义，源自并兴盛于美国，其后波及世界各地。60年代末至70年代，作为世界现代艺术的中心，美国艺坛出现了莱斯利、克洛斯(绘画)、安德烈、汉森(雕塑)等人，其作品的逼真程度让人如面对照片或真人。日益发达的科技和丰富的材料为这种风格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新写实主义　Neorealism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一个**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罗贝多．罗赛里尼、狄西嘉、鲁奇诺．维斯康堤等。这类的**的主题大都围绕在大战前后，意大利的本土问题，主张以冷静的写实手法呈现中下阶层的生活。在形式上，大部分的新写实主义**大量采用实景拍摄与自然光，运用非职业演员表演与讲究自然的生活细节描写，相较于战前的封闭与伪装，新写实主义**反而比较像纪录片，带有不加粉饰的真实感。

生活真实的意义。生活真实是基础，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任何艺术都来自于生活真实。没有生活真实作基础，一切文学艺术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何文学艺术如果脱离了生活真实，靠主观臆想，胡编滥造，就没有了真实性，也就谈不上艺术真实。这就是生活真实的意义。

2、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是指艺术家从生活真实中提炼、加工、概括和创造出来的，通过艺术形象集中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本质、规律的社会生活的真正面貌。艺术真实是艺术作品应具备的重要品格，是艺术职能得以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是作家艺术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它是艺术作品善和美的前提条件，也是艺术作品艺术生命力的保障。艺术真实直接来源于社会生活。艺术家以生活真实为基础，按照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自己的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提炼加工和集中概括，以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净化、深化和美化，它比生活真实更集中，也更能深刻地显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比如《红楼梦》，它就做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是艺术真实的最高典范。

艺术真实的意义。艺术真实是艺术家主观思想和客观生活真实辩证统一的结晶。它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它可以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基础，也可以以生活中可能有的人和事为基础进行艺术创造，达到艺术的真实。也可以采用典型化方法，把一类人一类事集中到某一人或某一事上，完成典型塑造。艺术真实并不要求照像式地复制生活，也反对照搬生活的某些现象。艺术真实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比如李白的诗歌，丰富的联想，极度的夸张，组成了他诗歌艺术的独特风格。因此，艺术真实并不排斥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它允许虚构，允许写想念或幻想的事物。但是，任何想象与幻想，都还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生活中虽然不一定有其事，但它却符合生活逻辑。它的真谛在于艺术形象与社会生活内在规律和内在逻辑的艺术吻合。在艺术创作中，不管运用何种艺术方法和手段，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是其共同的原则和要求。能否从生活真实达到艺术真实，取决于艺术家是否具有进步的思想、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娴熟的艺术技巧。

二、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及联系。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虽然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简单地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1）生活真实是自然形态的、纯客观的东西，艺术真实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主、客观的统一。比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就不是生活真实中的人，他是一个猴子，但又具备人的性格与特点，有人的思维和行为。因此，说孙悟空是一个艺术典型。（2）艺术真实是生活真实典型化和审美化的反映。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生活真实是基础，就是说，艺术真实必须以生活真实为基础，脱离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是虚假和编造，不能引起人们的喜爱与共鸣。艺术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提练和升华。艺术真实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是文学艺术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先谈谈它们之间的具体区别。举个例子，广大农村在新时期的生活是生活真实，一年到头，春播夏种，秋收冬藏，辛勤劳动。过去要交农业税，国家从前年取消了农业税，作家张中把这一事件写成电视剧本《喜耕田的故事》，搬上了银幕，就成了艺术真实作品。在中央一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反响很好，收视率很高。这就是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

再谈谈它们之间的联系：

1、生活真实是基础。这是因为，所有艺术都来源于生活。文学艺术既不是作家头脑中固有的，主观臆断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世界上所有艺术都是生活的反映，没有不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不管是文学艺术还是绘画雕塑艺术，还是**电视艺术。不过反映的形式有所区别而已，有的直接鲜明，有的曲折隐晦，有的则错误地或歪曲地反映罢了。《天下粮仓》热播的时候，主创人员被邀请到影视俱乐部录了一期节目。海燕好象没去。吴子牛以一个极为不雅的姿势坐在那里畅谈创作感言。有观众提意见说，卢焯和蝉儿坐在城外三天就不去厕所么？许多电视剧被老百姓骂为不真实，假。骂得好，骂得对。在宾馆里憋出来的瞎编乱造的剧本应该直接扔进垃圾箱。大家比较喜欢《亮剑》，为什么？因为《亮剑》写得真实，符合生活逻辑。大家还喜欢《高山下的花环》，也是因为它的一些细节非常真实，比如梁三喜临死时掏出的帐单，就符合八十年代初农村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王玉梅演的梁三喜的妈，也就是广大农村老太太的典型。

反映生活是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即便是原始社会的陶碗陶罐上的图案和花纹，也是来源于原始生活的。由于生活的原始与简单，其图案和花纹也很简单。我在淄博看到一些汉代的瓦当，那上面有水的图案，有花草的图案，还有一人牵一只羊的图案。其实这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中国画历来强调“以自然为师”。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来源，而且是唯一的源泉，这是全部艺术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我们在阅读作品时，经常见到有读者回贴说：“不真实，是虚构的”。这就是违背了生活真实性原则。

2、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社会生活是庞杂的，混乱的，原始的，粗糙的。如果完全照搬生活，必然是不讨好的。因此，要把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还必须要一番加工提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再造功夫。作家的头脑就是加工机，就是蒸溜器，就是过滤器。“生活真实”是艺术反映的对象，并且是“艺术真实”赖以形成的客观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材料，但“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它是典型化了的“生活真实”。

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是艺术创作的典型化过程。作家、艺术家只有在先进的世界观指导下，对生活材料进行认识、分析、选择、概括，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才能进而完成由个别到整体，由特殊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的飞跃。正因为此，“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真实。这里举一首诗歌，是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网黑岩的作品《乡泥》：乡泥

把乡路背得滚瓜烂熟的不是书生

也不是寂寞开无主的蝴蝶

而是乡泥。这些不仅仅是穷乡僻壤才有的

乡泥，都不是燕子为筑巢而衔来的

而是和苦菜花、青青菜一样土生土长的

因为怀乡，它把家乡揣在怀里

把家乡的路揣在怀里

把路两旁的乡野揣在怀里

不留一点点寂寞。

这些乡泥，一生要读多少书

摘取多少句子，才把自己醉在这里

它的亲昵，固然没人理睬

可它能记住多少位父老乡亲的名字

从它怀里走出的人

都要从那一点一滴的乡泥里摘取记忆

至到长成奇葩，开成花蕊，让夜雨

打湿芭蕉。

难免，从这里经过的车轮

都要从它怀里陷下去，越陷越深

用多大的引擎，也难以从胶住的思念里

拔出来。本乡本土的，城里的，熟悉的，

陌生的人，几乎都被它养育过

难怪，从这里经过时

他们的裤腿，都要被它的热情粘住，

他们的裤脚，都要被他的朴实染湿

不论染湿一点点，还是濡湿一大片

都是一种认人为亲，都不得不让你

以双足作印，揽下对乡泥的大片情怀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由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变化过程。

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这是因为：

第一、生活与艺术之间总有一段距离的，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要经过作家头脑的加工提炼，要有艺术实践活动。再举一个例子，咱们的会员诗人李丹平的诗歌。同样是在孟良崮参观，他却写下了这样的艺术作品：《孟良崮》“不是这里最高的山，却是这里最高的碑。枪声撤了，坟茔驻扎了下来。满山坡的石头，都朝山头，跪着 。”《蒙山竹》：“清瘦的，几乎只剩下骨头了。 砍了， 也有节。”

第二、生活本身也不能说都反映了本质。社会生活频繁复杂，有些生活是琐碎的，粗糙的，细微的，不连贯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混杂在一起。有些生活是表象而根本不反映生活本质。所以，对生活素材要做分析鉴别，由表及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加工。这就是典型化过程。作者选材不能剜到篮里就是菜，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要有所区别，有所鉴定，有所选择。只有那些反映了生活本质的材料，才算得上是合格的、真实的。否则，只不过是素材，是毛坯。我在网络上看到许多散文作者在描摹生活方面很卖力，有点近乎自然主义的描写。但总感到个人色彩太浓，不够典型化，与艺术真实相差悬殊。这样的作品就达不到公开发表的水准，只能在网上传阅。这方面的例子也有，苏铁的《鳌山湾的金桂山庄》

临海的群山是滋润的

山里的村庄是滋润的

村乡的秋雨是滋润的

雨中的聚会是滋润的

满眼的绿怎样构图都是绿

满地的蓝怎样创意都是蓝

满天的雨怎样取景都是雨

满怀的情怎样感动都是情

他们从不同地方来

带来了丰沛的雨水

两天下了三百八十毫米

有座水库要鼓坝

防洪形势紧

是不是诗人中间有属龙的

快签署一道命令

停止了这场连绵不休的暴雨

他们从不同单位来

带来了丰收的作物

十二人出了二十本书

有位老兄荣获冰心文学奖

创作形势好

是不是作家中有属牛的

快振臂一喝

终止那文学界喧嚣的浮躁

我带着眼睛来

我带着耳朵来

我要带着心去

沉甸甸的作物画满了眼睛

看着我 看着我

一句话也不说

我得对着眼睛说好多好多话

不要让青春冷了场

这首诗也不能说不好，而是太写实，缺少概括，缺少艺术加工。同样是参加笔会，写出来的诗歌大相径庭。

第三、必须深入生活，加强生活实践，才能获得生活本质。经历过的就是实践过的。试想，如果朱自清没有小时候家庭生活的经历，又怎么能够写出《背影》那样感人的散文呢？这就是真与实践的关系。这里的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真，是反映生活本质的真；这里的实践，是艺术实践。当然作者不可能把所有生活都体验，有些不是作者亲历亲为，是所见、所闻，这也算是实践。把这些原始的材料提练加工的过程，反复修改的过程，也是艺术实践过程。散文不允许虚构，不能象小说那样，可以虚构一些情节。但是，不允许虚构不等于不容许艺术加工。散文如果没有艺术加工，照抄照搬生活，那也必定是不讨好的，也是劳而无功的。这个道理与照像和摄影一样，照像是复制生活，而摄影则要剪辑和蒙太尔。也就是说，要有后期制作的艺术加工。有些初学者不懂散文的写作过程和原理，老是将生活原封不动地照搬上来，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读者不买帐。因为作者没有搞清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把一些个别现象当作了生活本质。而有些作者虽然把自己经历的最悲惨、最痛苦的事写上来，也没引起读者的共鸣，比如自己的兄弟打架斗殴被人家砍了一刀，真实倒没人怀疑，但这件事有啥社会意义呢？还是因为那仅是生活的个别现象，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所谓生活的本质，是指那些典型的、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东西。

3、艺术真实总是高于生活真实的。第一，艺术真实是带着作者主观倾向性的生活真实。由于艺术是经过作者头脑加工提炼生活得来的，这里边已经有了作者的思想意识活动和意识形态。作家往往是从生活真实的原则出发，高度概括了一类人和事，是杂取了许多同类的生活，然后加上自己的思想观点，再写到作品里。而这种倾向性是通过细节缓缓流露出来的，不是那种口号式的表白。若不是这样，那就是作者偷懒或不懂艺术。这也是写手与艺术家的区别。第二，艺术真实是经过作者加工提炼后的生活真实。它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这里的素材已经成为题材，这里的细节已经是典型化了的细节，这里的语言已经是标准规范化的语言。借用数学上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差”，这“差”往往就是作家、艺术家所鼓吹推崇的一种道德境界，或是一种开掘的思想深度。“差”越大，演绎的难度自然也越大；反之，“差”越小，艺术真实太接近或等同于生活真实，作品也就越是缺乏深度，缺乏感染力。综上所述，我们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任何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记叙必须牢记一句话：“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4、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活真实是基础，艺术真实是追求的目标。谁也离不开谁，不能把它们搞成两张皮。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度，是一个创作难题。中国文学史上有“形似”与“神似”的争辩，形似太过，则会产生自然主义，太强调神似又容易脱离实际。齐白石有一段著名的说法：“作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则媚俗。”后来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以形似为基础，重在神似。艺术真实以不脱离生活真实为原则，脱离生活真实的东西如空中楼阁，如沙滩上的建筑。但盲目地追求生活真实，而忽略了文学创作的目标，也会迷失方向。

三、如何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生活真实，什么是艺术真实，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那么，接下就要探讨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是把二者完美结合的艺术家，既有深厚的生活阅历，又有高超的艺术概括能力，善于从生活真实中提练加工出富有本质意义的创作素材，从而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前人总结了很好的经验，谈创作体会的文章也很多，但根据我的研究，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什么搞文学创作也要懂哲学，因为哲学是指导一切科学的科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难以写出真正的艺术品。比如，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你要反映或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指导，可能就会歪曲历史，违背历史真实性原则。再比如，你写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如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作指导，你对现实的把握可能就要走样，因为你的思想不正确，你没有把握住现实生活的主流和本质，抓住了一点支流末节，就大做文章，结果犯了政治上的错误，或者说主题思想不过关。反映现实生活，如果没有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不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就有可能滑向反现实主义的泥坑。因此，作家要多学点哲学，不断开阔眼界和思想，成为生活的思想家。有的作者告诉我，老是觉得个人写的东西缺乏思想和深度。什么原因呢？我看主要是读哲学太少，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不够。除了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我建议多读点中国儒家、道家和禅学，或者印度传来的佛教，这对文学创作是很有益处的。不读儒家著作，就不知道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为人处事方法；不读道家即老庄的著作，就不知道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就会陷入人生的种种苦恼；不读禅学和佛教，就不知道人生六道轮回之说，就难以理解禅意人生，禅是一种境界，一种机锋，一种棒喝。读了禅学，诗歌的品位就上升一个台阶。孔孚的新田园诗大家都喜欢，他的诗好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好在他的诗歌有一种禅学的意蕴。

第二，坚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提练生活，把生活真实当基础和源泉。深入生活，是老生常谈，有的会员会说，我们整天都在生活，吃喝拉撒睡一样也不少，怎么还要俺深入生活？但是，我敢肯定，即便你天天都在生活，却不一定发现生活中的美，也不一定认识了生活的本质。作家就是要从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美，开掘生活的本质。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因此，深入观察生活，是写作的一项基本功。一是要善于观察。作家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繁杂琐碎的事物中发现美，即便是别人观察过写过的事物，也能找到新的角度和能成为艺术的东西。艺术家总是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某些人和事中蕴涵的艺术特质。怎么样使艺术真实不脱离生活真实？古今中外不少文学艺术家都作了探索。苏格拉底说：“看来我们对于写作这些故事的人，应该加以监督，……因为他们所讲的既不真实，对于未来的战士又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应该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再现生活是艺术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二是要高度概括，典型化就是高度概括的手法。杂取各种人共同的性格特点，然后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比如《阿球正传》，就是杂取了众多农民的性格，然后集中到阿球身上，把中国农民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三是模拟现实生活。这是允许的，性格塑造可以高度概括，但细节却要模拟生活。我最近看到一个留学生写的文章，里边谈到三种方法，即直接的感官刺激、语言同调、思维同步。我是比较赞同这个观点的。散文也好，小说也好，要想获得艺术真实的巨大感染力，就必须在细节上模仿生活，在语言上做到同生活中的原型人物一样的语言语调。在思维上也要同步，一个农民的思想不可能有市民的思想，一个将军也不同于一个士兵。有些作品叫小孩子说大人话，就有点滑稽可笑。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必竟原来有雪花，就含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那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可就变成笑话了。”

不仅要善于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而且要主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去提炼、挖掘、概括本质性的东西。有的作者觉得没的写，我看主要就是缺少生活积累，生活的底子不够。那么，深入生活就成了补课的第一任务。有的作者不是没有生活，他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但还是写不出，肚子里有货倒不出，这就是善不善表达的问题。还有的作者有了一段生活，也写了一些东西，但再写下去，就感到捉襟见肘，没多少写头。这说明他已经透支了生活，需要赶快深入生活，补充养料。我曾劝一位作者多出去走走，见多识广才有写头。老是身边的人和事，等把亲朋好友都写完啦，还写什么呢？有的作者说，我有生活，也有观察生活的能力，也掌握了一些艺术技巧，那为什么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受欢迎呢？这是因为缺少创造，你写的东西，人家也写了，你没有超过人家的地方，所以就雷同，就一般化。艺术具有不可模拟性，是这一个。即个人风格、个人气派，独立思考、独出心裁、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三是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要把艺术真实作为追求的目标。文学艺术说到底是意识形态范畴，既然是意识形态，是精神产品，那么，精神产品就有精神产品的创作规律。从哲学上讲，是逐步深化自己的认识，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样的认识规律。因为任何作家对客观存在和客观真理的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都有一个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有的老作家劝青年作家要沉得住气，不要看到一点就写，有一点小感想就写大部头，要多读书，多积累，思考成熟再写。写诗歌要遵循诗歌的创作规律，诗歌是高度概括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讲究意境和意象的创造。有的作者写的诗歌，没有诗味，把分行的诗歌连在一起就是散文，就在于对诗歌这门艺术还不了解，对其创作规律还没有把握。写小说讲究人物塑造，一篇小说，人物塑造任务完成了，性格突出了，血肉丰满了，人物写活了，小说就成功了。有的作者小说只讲故事，不塑造人物，故事讲完了，人物还是没有站立起来，那么这篇小说就是失败的。有的作者注意了塑造人物，但由于对生活观察不够，写的人物雷同化，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也不算成功。还是对生活真实没有体验好。有的作家受文革“三突出”的影响，写出来的人物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还是因为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缺乏深入了解，不能把这一个与那一个区别开来。写散文，要讲究思想、在场和诗意，这是我这几年在网络上学到的新散文理论。所谓思想，就是思想到位，一篇散文如果没有思想，就像白开水，那是没有味道的，读者是不买账的。那种无主题散文更是误人子弟的提法。思想是散文的神，所谓形散神不散，这个神就是思想。自古以来，我们中国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是唐代韩愈提出来的。我国先秦散文的巨大成就，就在于思想深刻。所谓在场，就是要求作者在生活现场，不是现场办公，而是现场体验，写出你的感受，写出你的亲历亲为，写出你的思考。这一点与写小说不同，小说要求作者退场，要退避三舍，退得越远越好。散文却要求作者在场，现场感强的散文，必定是有真情实感的散文，有深厚的生活阅历，有高兴或痛苦挫折的亲身体验。所谓诗意，就是富有激情，用诗的语言写散文，整篇散文充满了浓厚的诗的意境。

关于虚构问题。这是文学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手法。即作家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为了创造艺术形象，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对于观察积累的生活素材，予以调整安排，加工提练，集中概括，并运用丰富的想象，创造意境，塑造人物的整个过程。除了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等不能虚构外，各种小说和诗歌都是可以虚构的。但是，虚构绝不是脱离生活的随心所欲的凭空捏造，而是借助分析综合，联想想象，对现实生活的加工改造。使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既像现实生活那样真实可信，又比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更强烈、更集中，更具有艺术感染力。这就是说，我们在运用虚构手法时，一定不要凭空编造，要以生活真实为依据，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善于发现美，做到“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要让读者在你所塑造的人物中看到自己或某类人的影子，这样的文学作品才算是成功的作品。

有人向我提出散文能不能虚构的问题，我认为，在总体上来说，散文是不允许虚构的，散文的生命在于其真实性。但是，如果照像般地复制或模拟生活，那就谈不上艺术真实。既然散文是经过加工创造出来的艺术，那么，在一些细节上就应当允许虚构，人名地名也可以虚构，其中的人物也不必受真名实姓的限制，只要符合生活逻辑，虚构就是允许的。如果说散文注重艺术真实了，那必定是遵循了这一创作规律的，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就是说，散文的基本材料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散文的意境和情景是虚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