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成就

　　原始社会时，我国已有了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由于奴隶阶级的辛勤劳动，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代时，在农牧业生产的推动下，开始了对天文和数学的研究，制定了较好的历法，并已使用十进位记数法。商代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统治，严重

　　地阻碍了奴隶社会后期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生物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许多农作物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早从野生植物培植选育而成的。我国至少在六、七千年前已经种植粟和蔬菜。四千七百年前已有了粳稻、籼稻等不同品种，而且当时可能已应用了中耕、施肥和人工灌溉等技术。商代甲骨文中有黍、稷（谷子的一种，谷子粘的叫黍，不粘的叫稷）、菽（豆类）、麦、稻、禾等多种农作物的名称。西周的《诗经·大雅·生民》中有种植大豆的记载。西方到十九世纪才开始种植大豆。 五、六千年前我国已有原始畜牧业，饲养猪、牛、羊、鸡、犬等家畜和家禽，当时的养猪技术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养蚕是我国古代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四千多年前我国已经养蚕。商代蚕桑业已有较大的发展。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技术于二世纪传入日本，六世纪传入欧洲。 商代已经使用牛耕田，牛耕的发明是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但是由于当时奴隶主大量役使奴隶耕田，牛耕得不到推广。 商代畜牧业已较发达，周代已设有专职官员管理马政，已把马按不同用途分为几种，还有了马的饲养、管理技术的记载，并已发明了马的去势技术。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去势技术的国家。 周代我国劳动人民已掌握利用微生物和酶加工食品的技术。当时已能用淀粉糖化的方法来制造饴糖，也掌握了制曲酿酒的技术，这是世界酿酒史上的重要发明，另外还掌握了制醋和酱的方法。

　　气象

　　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天气现象的记载，有晴、昙（云彩密布）、阴、霾（天气混浊）、雾、虹、霓（副虹）、霜、雪、雷、电、雹等字。

　　西周初年的《诗经》记载七个月中的自然现象和农事活动的内容，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物候记载。

　　物理学

　　西安半坡村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尖底汲水陶罐。这种陶罐两侧系绳，空时倾斜，将满时直立，水盛满时自动倾覆，表明当时在实践中对于物体的重心与平衡已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商代我国人民已能制造石磬和成套的铜铙等乐器，经过对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商代后期的铜铙的研究，推测当时已具有十二音律中的九律，并已有了五度谐和的观念。商周间我国已有"五行说"和"阴阳说"。"五行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元素所组成，"阴阳说"认为万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是"阴"、"阳"两种相对抗的力量，这是我国古代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的关于物质构成和变化学说。周代我国人民已使用"阳燧"（亦称"夫燧"，即凹面镜）聚焦阳光取火，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太阳能的一种方法。

　　水利

　　传说公元前二千多年前，夏代大禹曾***民进行治水，整理黄河河道，疏导洪水入海。这一传说表明我国人民在很早以前就进行过治河工作。

　　四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已会凿井取水，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水井的遗迹。

　　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许多种病的名称，如疥、疟、耳病、眼病等。

　　周朝设置了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医生已有食医（营养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和兽医之分，我国医学开始分科。

　　地学

　　《竹书纪年》载有夏代帝发七年（约公元前1590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我国古代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为地震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国人民在商周之际可能已发现天然油气苗的燃烧现象。

　　周初为了选建洛阳城址，曾经绘制了洛邑一带的地图。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生动地记载了公元前780年陕西一带地震引起的山崩及地壳变化等现象。。

　　化工化学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有彩陶。约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采用快轮制陶技术，制成的黑陶表面光亮，有的黑陶厚度仅1-2毫米，被称为蛋壳陶。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陶制的专用酒器成组随葬，表明当时已会酿酒。

　　河南郑州二里冈、安阳小屯以及江西清江县吴城村等地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青釉器，经研究，是用高岭土制坯，经过1200℃左右的高温焙烧而成，表面施釉，吸水性低，质地坚硬，其胎质和釉的化学成分同宋、明的瓷器十分接近，已是原始青瓷器。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建筑工程

　　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木结构建筑遗迹，其中的木结构已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并采用了榫卯结构，形式复杂，反映了当时营造技术的水平。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木结构框架建筑遗迹中，有些夯土墙已经过火烧硬化处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已能烧制石灰作建筑材料。商代已有城市、宫殿、宗庙等建筑，对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商代宫殿遗址的发掘表明，当时在建筑设计和营造技术方面已有相当的水平。据《诗经·大雅·大明》记载，西周初周文王时曾在渭河上架设浮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梁即桥）。"

　　西周初我国人民已会制瓦，陕西省沣西客省庄出土了西周初期的瓦。

　　天文

　　我国古代有世界上最丰富、最系统的天象观测记录。《竹书纪年》中载有夏桀十年（约公元前1580年）"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流星雨的记载。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月食和新星等的记载。

　　商代甲骨文中已采用干支记日法。商代制定的历法中已有闺月。

　　周代我国已用圭表观测日影来确定季节，用刻漏（亦称漏刻）来记时。这两种仪器在我国古代沿用了很长时期。

　　西周时我国已用二十八宿（我国古代把天上某些星的集合体称为宿）来划分周天。

　　数学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器上，绘有多种几何图形，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六角和九角形的陶环，说明当时已有一些简单的几何知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制记数的国家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十进制记数，最大数字为三万。

　　商和西周时已掌握自然数的简单运算，已会运用倍数。

　　冶金

　　在河北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红铜制造的铜器。在稍晚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单范铸造和经过冷锻的红铜器，表明当时已能冶铜。商代的青铜冶铸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河南安阳、郑州等地发现了商代的大规模青铜冶铸作坊遗迹。各地的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早商青铜器的研究表明，当时在铸造中已采用了多合范。商代的许多青铜器形制宏伟，造型复杂，制作十分精巧。湖南宁乡沩山出土的商代四羊尊可能已采用"失腊铸法"。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商代墓葬中还出土了镀锡的铜器和锡、铅、金器。公元前十五-前十三世纪的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铁刃青铜钺（古代的一种兵器，形似斧），刃部是经过锻打的陨铁薄片，表明当时已有一定水平的锻造技术，并且对铁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其它技术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大量陶制纺轮和骨针，有的陶器上有麻布纹的痕迹，表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和原始织机。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四千七百年前的大量精细的丝麻织品，麻布的细密程度约与现代细布相当，表明当时纺织技术已有较高水平。商代丝织技术有进一步的发展，出土的商代丝织物残片已有斜纹、花纹等比较复杂的纹样，有了象绫织这样相当高水平的织物。西周早期已有了斜纹提花织物，表明商周时已有了原始的提花织机。漆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之一。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漆器残片已是薄板胎，色彩鲜明，花纹精细，表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相当发达。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玉器玉饰，制作十分精致，已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和抛光等多种琢制技术，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分析，当时已应用旋转的圆形工具（可能是安装在简单的原始车床上）琢磨复杂花纹，用"杆钻"和"管钻"来钻孔。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玉、石工艺品已能巧于运用玉料上的各种自然色泽，雕琢成造型和颜色绝妙配合的"俏色"产品。这些都表明商代的琢玉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代甲骨文中有不少"车"、"舟""帆"字，说明在商代我国已有车和船，并会使用帆。河南安阳殷墓中有驾四匹马的战车的遗迹。周代已使用动物油脂作车轴的润滑剂。周代我国劳动人民已掌握了丝帛的染色技术，把染色分为煮、曝、染等步骤，已使用矿物及植物染料，能染出深浅不同的色彩层次和用几种染料套染得到间色和复色的织物。《诗经·郑风·出其东门》等记载了当时已有多种色彩的织物。周代劳动人民已能利用天然冰来进行冷藏，在冬季储藏天然冰，到夏季用来冷藏食物和保存尸体。

　　第五章 覆、商、西周的精神与文化成就

　　第一节 三代的文字

　　与典籍《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说我国商代

　　始有典籍或文书档案。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虽然我国文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夏代甚至更前一些时候，但作为运用于档案记录和文学创作的文字体系，仍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两种文字体系最早都出现在商代中期，沿用于商周两代。但商代主要以使用甲骨文著称，西周则除早期发现有甲骨文字外，主要以金文著称。不过这两个朝代都不仅限于有甲骨文和金文，还应有竹简、帛书、陶文、石刻等。所谓"殷先人"的"典"、"册"，大约主要是用竹木书写的，特因竹帛一类物质易朽未能保存至今而已。我们今天只能主要依据甲骨文、金文研究当时的文字制度。至于保存至今的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诗经》等，亦相当多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字制度。

　　一，甲骨文

　　二、金文

　　三、《尚书》、《诗经》、《周易》

　　第三节 三代的科技、文学与艺术

　　二、文学的产生及《诗经》的艺术成就

　　文字的发明，为书写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但早期史字词汇贫乏，且受书写条件限制，还不可能对语言作进一步润色和加工。商代甲骨文字绝大多数属于这种性质，只有少数记事之辞使用了简单的修饰词语，写出了事情的规模和气氛，它们可视作书写文学的萌芽。

　　《周易》中的卦爻辞比卜辞更多地运用了文学表现手段，它里面被用来喻示人事吉凶的短歌民谣、格言警语之类，便充满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描写，如《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呸人，凶。"言一位瞎而跛之人，不顾自身条件的限制，非要勉强行路，结果踩着虎尾，被虎吃掉。此描写事情的凶险，可谓形象而生动。又如《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以羝羊触藩作比喻，将人之轻举妄动以至进退失据之窘状，刻画得惟妙惟肖。此外，卦爻辞中还广泛使用了对照、对偶、层递、警语等文学修辞手段，不烦一一列举。就其使用的这些文学手段而言，《周易》可称得上是我国书写文学的开山。

　　在书写文学产生的基础上，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散文。所谓散文，即是具有文学意味的记叙文或论说文。在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及西周金文中，都有这样一些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其中《尚书•盘庚》篇最值得注意，它通过商王盘庚迁殷时向臣民发布的一番话语，反映了商代社会的现实，同时塑造了一位具有政治眼光及开拓精神的统治者形象。盘庚的讲话辞情恳切，为了表白迁都之举是"视民利用迁"，他反复申明王室与臣民休戚与共的道理。他用纲和网的关系喻示臣民应该服从自己的命令："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他告诫煽动浮言反对迁都的人，指出浮言对于人心的蛊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他还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作比喻，告诉不愿迁都者将自食恶果。以上比喻、警语都用得十分贴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起到了很好的文学效果。周初其他一些诰词也往往使用这样的比喻和警语，如《大诰》喻后人应继承前人事业："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蕾，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梓材》亦以"稽田"、"作室家"、"作梓材"诸事作譬喻，告诫后人应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完成未竞的事业。西周金文中也有少数长篇使用了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如共王时的《墙盘》铭文，上下篇分别追记历代周王及自己祖先的业绩，层次清楚，言简意赅，韵散并用，其中对每一位周

　　王的颂扬，采用排比句式，语多形容与夸饰，可以认为是一篇有相当造诣的历史散文。

　　韵文的产生大约在此同时或稍后。其产生的途径，一是对民间短歌民谣的整理。《周易》中的卦爻辞或被称作"繇"，繇即谣的借字，这是因为《周易》卦爻辞不少借用短歌民谣的缘故。其另一个来源，当是祭祀用的乐歌。这些用于祭祀鬼神的祝祷之辞多数都是有韵律的。西周金文中便有不少这类祭祀祖先的祝祷之辞。学者辑录的西周金文中的韵读，合计已达200篇之多，如王国维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指出的，这些金文的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当然，韵文不一定都有文学色彩，韵文而再加上文学色彩，那就是诗歌了。

　　如前所述，《诗》三百篇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反映了我国上古时期，特别是西周文学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诗经》按其内容的不同又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又称《国风》，是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是周朝大小贵族所作的诗歌；《颂》则是西周王室和鲁、宋两国公室在庙堂祭祀祖先所用的乐歌。《诗经》在文学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这主要指它深刻而广泛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画面：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包括他们所受剥削和奴役之苦，他们的劳动、家庭、婚姻、爱情和各种习惯风俗，也反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各种状况，包括他们的家族生活，他们在政治上的各种际遇，他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各种礼仪，其中也涉及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及民族矛盾。文学史家给予《诗经》很高的评价，称它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石，这种评价是不为过的。

　　《诗经》的艺术表现方法，前人归纳，主要有赋、比、兴三种。其中，赋之言铺，是直接铺陈事物的写作方法。为了铺陈生动，往往大量使用形容与刻画。如《小雅•车攻》描述周王狩猎场面之壮观：

　　浃拾既饮，弓矢既调。射夫既同．助我举柴。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又《雅•采芑》叙宣王南征所命大臣方叔车马仪容之盛：

　　其车三千．旃旒央央。方叔率止，约牟氏错衡。八鸾沧跄。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殓葱珩。以上描写，皆极尽形容铺饰之能事。学者认为，汉魏时期的许多赋作，便明显受此创作方法的影响。

　　比言比喻。这在《诗经》中是运用得更广泛的艺术手段。其中最常见的是明喻，如《小雅•甫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小雅•小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有一类不用"如"字的隐喻，也较常见，如《豳风•东山》"仓庚于飞，熠耀其羽"，喻新婚妇人之鲜丽；《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喻用贤治国。还有一种拟人化的比喻，如《豳风•鸱鸦》一篇，以吞食小鸟的鸱鹗比拟凶残之人，以小鸟比拟家中子女，以大鸟比拟家长自己，抒发歌词作者不避辛劳维护家族利益的感情。以上各种比喻都很自然贴切，说明《诗经》使用比的表现手法是很成功的。

　　兴的手法在《风》诗中最常见，《雅》诗中抑或用之。所谓"兴"，据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引起诗歌正题的"开头"或"引子"。它可以与正题有关，也可以无关。其有关者，多数是起譬喻或象征作用。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以伐柯之事起兴，同时以伐柯用斧喻取妻用媒。也有的兴句起烘托气氛，点缀环境的作用，如《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此为弃妇诗，以山谷中的风起兴，渲染其忧患的心情。至于与正文内容无关的兴句，则可能只起着声调上的起韵作用，如《小雅•鹿鸣》："呦呦鹿呜，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此外，《诗经》在语言运用(如重言和双声叠韵)及章句结构(复沓章法)等方面也很有特色，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诗的感染力，使《诗经》臻于文学艺术的高峰。

　　三、美术、音乐

　　美术，即造型艺术，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及装饰艺术三者。三代的绘画本自主要图绘于白色布帛之上，即孔子所谓的"绘事后素"。上世纪50年代曾在洛阳东郊摆驾路

　　口一座商周之际的墓葬中发现有布质画幔的痕迹，其上有用红黄黑白四种颜色画成的几何图形，证明当时确有使用多种色彩进行绘画之事。特因布帛年久易腐，使我们今日很难再见到其他具体的彩绘实物，故于三代绘画一事，目前实不能多说。所可考者，一为三代的青铜器装饰艺术，一为三代用各种材质塑造的雕塑艺术品。

　　从艺术角度来讲青铜器，一在于它精美的纹饰，二是它特殊的艺术造型。青铜纹饰的产生在夏商之际，但其发展的高峰却在商末周初。其时一些最精致的花纹采取了类似浅浮雕的三叠花纹的表现方法，即在凸起的用作纹饰主体的粗线条外雕刻上云雷纹作为底纹，复在这些粗线条上再作勾勒，使整个纹饰繁复而又主次分明。在布局上讲究对称。在表现题材上，则以动物纹饰为主。这些动物，一部分是写实性的，包括象、虎、牛、羊、兔、蛇、龟、鱼、蝉、蟾蜍和各种鸟的形象；另一部分是虚拟的神兽或怪物，主要表现为一种被称作饕餮纹的有首无身的凶兽的形象、一种被称作夔纹或夔龙纹的侧视的龙的形象，以及被加上华丽花冠和羽毛的凤鸟的形象。这些纹饰总的看来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显示了那个时代宗教神权对于社会的主宰。所谓青铜器的特殊艺术造型，主要指一部分铸造成各种动物形象的酒器，包括各种鸟兽形尊、鸟兽形觥和鸟兽形卣。其所表现的动物主要为象、牛、羊、豕、虎、鹗等。许多器形构思巧妙，如《商周彝器通考》图697收录的一件商末象尊，躯体比例适当，象鼻高举、通体饰夔纹、饕餮纹及四瓣花纹，在象背上又立有一同样形象的小象作为盖纽，整个造型显示出庄重典雅的气质。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商末帝辛时之小臣赊犀尊，犀角宛然，犀腹浑圆，四蹄粗短，颇显出犀牛躯体的特征及行动迟缓的神情。

　　此期雕塑首可举出殷墟安阳发现的各种玉、石、骨、牙等雕刻艺术品。过去在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中就曾发现过不少圆雕的石刻，包括石鹗、石虎、石鸟、石牛头、石蟾蜍及石对尾双兽等，其雕工古朴简洁，动物形象多有夸饰而颇具神态。在武官村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巨型石磬上，则用复线勾勒出一张牙舞爪的蹲虎，亦使用夸张手法，大其头，裂其口，张其目，显示出虎的气势。近年在小屯发掘的妇好墓中，更出土了大批用玉、石、骨、牙雕刻的艺术l品。其中十余件人物雕像比例适当，或跽坐，或站立，其中一些衣服冠带俨然，可以看出商代不同阶级人物的衣冠发l式。玉雕中的动物种类尤多，包括写实性的虎、熊、象、马、l牛、羊、猴、兔、鹤、鹰、鹗、鹦鹉、鸟、鸽、鸬鹚、燕、鹅、鱼、蛙、龟、鳖、蝉、螳螂之类，亦有非写实性的龙、凤、怪鸟等。 另一批值得重视的雕塑艺术品是近年在l匹lJ11广汉三§星堆发掘出的为数颇多的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及各1种动物(包括神化动物)形象，其时代约在商周之际。其中1-尊身高170厘米、底座90厘米的青铜立人像，身着衣冠，§表情严肃，似为方国首领的身份。另一些直径134厘米到l数十厘米不等的大型青铜人面像则以夸张的造型见长，l有的目睛凸出，有的耳如张翼，似强调其具有类似神话中l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特征。这些作品，无疑显示了古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代的音乐艺术，一则表现在当时所具有的各种乐器上。商代的乐器，见于考古发掘的已有鼓、铙、磬、埙数种，见于甲骨文字的还有龠、言、稣等。至于笛子之类，则早已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其中鼓有用木质、陶质或青铜制成的三种，鼓面则蒙以皮革。铙为青铜铸造，像倒置的钟形，柄朝下而中空，可插入木橛，用手执之，以木槌敲击发声。一般3或5件组成一组，大小相次，声音亦高低相次，称为编铙。1993年湖南宁乡师古寨出土一组9件的编铙，经测定，发现敲击每件的正鼓和侧鼓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磬为石制之打击乐器，上有孔，可悬挂，亦以槌敲击发声，分特磬与编磬两种，特磬一般形制较大，单个使用，编磬一般3至5枚，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小而厚者音高，薄而大者音低。埙为陶土制作之吹奏乐器，出现甚早，但早期之埙音孔数少，商代之埙，如安阳、辉县等地出土的埙皆有5个音孔，前面3个，后面2个，用各种不同的按孔方法，每个埙可发出11个音。龠，据甲骨文此字的写法，乃像编管吹奏乐器之形，一般认为可能是后世的排箫。稣即和的古字，据《尔雅•释乐》，乃是一种小形的笙。言，据《尔雅•释乐》，是一一种大箫，即单管吹奏乐器。

　　西周讲究礼乐，乐器种类大增。《周礼•春官》提到当

　　时各种乐器可按8种不同的制作材料进行分类，它们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合称八音。有人统计，仅见于《诗经》的周代乐器就有20多种，除旧时所有之外，新增加的比较重要的有青铜钟、鳟，弦乐器琴、瑟，竹制乐器篪、箫、笙等。其中的琴，据《诗经•小雅•车摹》"六辔如琴"句，知为六弦琴。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主要是钟和缚。它们都是口朝下悬置的打击乐器。鳟的体形较大，用以节奏乐队；钟则相对较小，然每枚钟可敲击出两个音。二般几枚钟按声音高低排列在一起使用，称为编钟。西周前期的编钟一般3枚成组，以后发展成5枚、8枚。由于钟的音量较大，表现力亦丰富，使之成为周代最重要的乐器。

　　商周时期的乐律知识，可由上述乐器的实测知之。大致在商代，人们就已有了绝对音高的观念，此由安阳和辉县两地出土陶埙都具有相同的基音这一点得以证明；同时，也已具有一定的对于音程组合或音阶结构的知识，如妇好墓所出5枚一套的编铙及辉县所出陶埙，都可奏出四声或六声音阶的序列。西周后期的编钟，既有按四声音阶(宫、角、徵、羽)排列者，如《仲义钟》及《柞钟》，亦有按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排列者，如新发现之《晋侯苏编钟》。其中晋侯苏编钟共两组(肆)16枚，出土于一墓之中，经对第1组8枚编钟的测定，知其具有两N8度音。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七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及十二律，在西周亦已形成，1979年陕西扶风出土之《南宫乎钟》上有无射的律名，传世《郑井叔钟》上有妥宾的律名，殆可作为这方面的佐证。

彝族

中国的少数民族。（见彩图）有诺苏、纳苏、罗武、 米撒泼、 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 广西四省、区。人口为5453448人(1982)。彝族属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彝语支,分为6个方言。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史称爨文，也有人认为它是音节文字；1975年制定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

族源及历史发展 对于彝族的渊源，除了西方所谓“彝族人种外来”这一类全然虚构之说以外，中国学术界长时期以来有不同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有卢人、卢戎人、古濮人、马来人、僚人等不同说法。建国以来，随着民族研究的深入开展，认为古羌人（见羌）某些支系同彝族存在渊源关系的见解日益为更多学者所采纳。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古羌人亦称氐羌或西羌，分布在陕、甘、青一带。约在4～5千年以前，羌人早期南下支系与当地土著部落融合为僰（濮）。僰系“羌之别种”,因其所居平坝地区自然条件之优越,早已发展了农耕。西汉时期及其以前，活动于今西昌地区的“邛僰”和滇池地区的“滇僰”,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4世纪初，羌人无弋爰剑之后自甘、宁、青一带河湟地区南下，到岷山以东至金沙江畔，发展为武都、广汉、越嶲诸羌，与《史记》所载的嶲、昆明相接，是羌人南下的较晚支系。

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僰的基础上，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是形成彝族过程中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见僚）的融合。 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 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各地彝族都有出自仲牟由的同一传说，据传世较完整的水西安氏谱系计算，至清康熙初年已历传85代，约可上溯至战国前期，所生6子发展为“六祖”部落。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 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游牧部落就是嶲、昆明，定居农业部落就是夜郎、滇、邛都，各自分布于今贵州安顺、云南晋宁、四川西昌一带。与此同时，彝族传说自“六祖”后十余代约当西汉中、后期，已有兹、莫、毕、革、卓五种等级的分化。其中兹、莫、毕为统治者，革、卓为被统治者。彝文著作则有“六祖”畜牧部落征服濮人农业部落的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或“六祖”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源）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他们“衔冤则累代相酬”，各部落间进行频繁的冤家械斗。据汉文史籍记载，部落统治者仍沿用唐代以来就已流行的“鬼主”称号。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 自 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从元代前期到后期的近百年间，由于战争的频繁与瘴气即恶性疟疾的猖獗，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某种繁荣转向日趋凋零。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 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 3个等级。 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 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奴隶主贵族除对所属群众进行赤裸裸的奴隶制占有与掠夺外，对外则“肆出盗马偷牛，绑虏人口”，借以不断补充奴隶的来源。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如在东川、乌蒙等地，乾隆十一年(1746)，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 社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包括云南大部、贵州部分以及广西的全部彝族地区，以土地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封建地主经济早已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最主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对佃农一般还进行额外劳役剥削，雇工与高利贷剥削也十分普遍。部分地区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土司仍得到保存，或在“改土归流”时保全了大量的土目与中小奴隶主，因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较长。如在乾隆初年，贵州威宁地区的彝族群众仍然“半为夷目家奴”。及至建国以前，所属百姓仍然保留某些农奴的特点，奴隶主的剥削虽以实物地租为主，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奴隶制的痕迹。云南武定、禄劝以及红河南岸等地当时也保存不少大小彝族土司，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地主经济已有取代领主经济的发展趋势。 彝族地区有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发展农、牧、林、副业,从事多种经营很有利。各地彝族主要从事农业,建国以前，作物主要有玉米、稻谷、荞麦、马铃薯及其他麦类和豆类等。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广大彝族农民都经营一点家庭副业，如饲养禽畜、蜜蜂以及狩猎、捕鱼、打草鞋、挖药材等，以补家用的不足。手工业基本上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采取定期赶集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换。 反帝反封建斗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入彝族地区。1884～1885年，英、法两国就对西南各省包括彝族地区，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展开侵略活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云南更成为英、法帝国主义的角逐场所。一些帝国主义“传教士”深入各彝族地区进行各种阴谋活动。随着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日益加深与反动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各地彝族人民不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反奴隶制的斗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56～1876年云南哀牢山区爆发的彝族雇农李文学领导的农民起义；1895年云南元阳、金平等地彝族、哈尼族人民多次抗击侵入滇南边疆的法国侵略军；1903年云南个旧锡矿彝族矿工和农民参加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 自1912年开始的云南武定环州地区彝、 僳僳等族人民进行的长期反土司斗争；1914～1916年四川冕宁、越嶲一带彝族爆发的一次有组织的反奴隶制起义，提出了“废除抽子女制度”、“取消无偿劳役”、“取消‘杂布达’（强制性高利贷）”等口号，参加者万余人，给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影响十分深远。

1921年7月1日中国***成立后，在川、 滇、 黔等省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西南地区的各族人民从此在中国***的领导和影响下，直接开展新的革命斗争。1934年，四川越嶲彝、汉等族人民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斗争。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同年5月下旬,刘伯承将军率领红军先遣队由冕宁北上抵达拖乌彝族聚居区，在海子边与黑彝果基家头人小约丹按照彝族传统习惯，杀鸡喝血酒，拜为结盟兄弟，并把绣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给小约丹的武装（见彩图）。小约丹的武装在完成护送红军通过彝区的任务之后，和国民党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随着各地群众反蒋介石反内战斗争的深入，彝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在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作战和缔造新中国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地彝族流传许多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已发现的有上千种之多，现已陆续翻译、整理出版。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及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医药学方面，彝文著作中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 彝族普遍采用夏历。 近年以来，有人认为古代彝族先民曾使用过十月历，有人则持不同看法。彝族音乐独具特点，舞蹈从来与歌唱相伴。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见彩图）

风俗习惯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 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见父子连名制),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土葬。传统节日以火把节最为隆重。（见彩图）彝族服饰，各地不尽一致。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彝族饮料主要是酒和茶，部分彝区还保留木质食用器皿。住房一般和周围汉族相同，凉山彝族居民住房多用板顶、土墙；广西和云南东部彝区有形似“干栏”的住宅。

彝族过去流行多神崇拜，祭司多称毕摩，另有巫师称师娘或苏业。由于历史上长时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佛教传入彝区已有长久历史。清代初年，道教在一些彝族地区盛行。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天主教与基督教也于19世纪末年先后传入彝区。

现在各彝族地区兴修了许多小型水利工程，农牧业生产有很大发展，一些地区林业建设有显著成绩。已经建立起钢材、 生铁、 煤炭、采矿、发电、伐木、化肥、农机、食品加工等工矿企业，形成了一支本民族的工人阶级队伍。特别是云南个旧的云锡公司，已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一个重要企业;贵州西部的六盘水特区,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煤炭工业基地；四川渡口也成为著名的新兴钢铁工业城市。在交通运输方面，彝族地区交通闭塞的情况已完全改观，不仅各地普遍修建了公路，成昆、贵昆等铁路干线也通过了彝族地区。（见彩图）民族商业与对外贸易有很大发展，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日新月异。经过中国***和人民政府的培养，一批彝族干部和彝族知识分子已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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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

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人口6572万人（1990）。使用彝语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原有一种表意文字。1975年制定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 ，确定819个规范彝字 ，并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彝族地区的经济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地主经济。主要从事农业，种植玉米、稻谷及其他麦类和豆类。有饲养家禽、蜜蜂以及狩猎、捕鱼、打草鞋、挖药材等家庭副业。彝文典籍浩繁，叙事长诗《阿诗玛》最有名。彝族在天文、历法、气象、医药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创造和贡献。婚姻为一夫一妻制。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人死多行火葬。传统节日以火把节最为隆重。服装形式很多，常见的是男子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头顶留二、三寸头发一小块，裹以数丈长的青蓝布包头。男子以无须为美。女子穿镶边或绣花大襟右衽上衣和多褶长裙，外出时男女都穿“擦尔瓦”，形如斗篷。一般信多神、毕摩，亦有人信基督教、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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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分布于云南、四川、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约为776万（2000年）。

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六种方言。彝族有自已的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音节文字，其中比较通用的有一千多个。1957年通过了彝文规范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开始试行。

彝族文化艺术源远流长，用彝文记载的历史、文学、医学、历法等著作中，不乏价值极高的珍贵文献。

目录 [隐藏]

1 习俗

2 婚俗

3 食俗

4 节庆

5 外部链接

6 补充

[编辑]习俗

民间素有“打羊”、“打牛”迎宾待客之习。

[编辑]婚俗

男女青年订婚之后，便要进行婚宴的准备。

[编辑]食俗

大多数彝族习惯于日食三餐，以杂粮面、米为主食。肉食以猪、羊、牛肉为主。彝族日常饮料有酒、茶，以酒待客。

彝族常吃的典型食品有：荞粑，彝族风味主食；面糊酸菜肉，彝族农家常菜；白水煮乳猪，云南彝族传统佳肴，用乳猪水煮后蘸食；锅巴油粉，云南彝族风味名小吃，用豌豆面制成。

[编辑]节庆

彝族过去崇拜万物有灵和崇拜祖先。民间传统节日很多，主要节日有十月年、火把节等。

[编辑]外部链接

彝族服饰论坛

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划分）

阿昌族 - 白族 - 保安族 - 布朗族 - 布依族 - 朝鲜族 - 达斡尔族 - 傣族 - 德昂族 - 东乡族 - 侗族 - 独龙族 - 俄罗斯族 - 鄂伦春族 - 鄂温克族 - 仡佬族 - 哈尼族 - 哈萨克族 - 赫哲族 - 回族 - 高山族 - 汉族 - 基诺族 - 京族 - 景颇族 - 柯尔克孜族 - 拉祜族 - 黎族 - 僳僳族 - 珞巴族 - 满族 - 毛南族 - 门巴族 - 蒙古族 - 苗族 - 仫佬族 - 纳西族 - 怒族 - 普米族 - 羌族 - 撒拉族 - 畲族 - 水族 - 塔吉克族 - 塔塔尔族 - 土家族 - 土族 - 佤族 - 维吾尔族 - 乌兹别克族 - 锡伯族 - 瑶族 - 彝族 - 裕固族 - 藏族 - 壮族

[编辑]补充

人口为7762286人。

民族概况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农业是广大彝族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荞麦、土豆、小麦、水稻、大麦、燕麦、元根等。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

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风俗习惯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彝族宗教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主要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中，最主要是对精灵和鬼魂的信仰。

彝族的节日主要有“火把节”、“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跳歌节”等。“火把节”是彝族地区最普遍而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般多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夜晚，手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火，翩翩起舞。

彝族是六七千年前中国古代生活于西北氏羌族群的后裔。彝族以大分散、小聚居为特点，与其他民族交错而居。彝族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

彝族属山地民族，主要以种植玉米、马铃着、养麦等农作物为生。云南的彝族约有470．57万人，其中位于云南西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和南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云南境内彝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

来源广，历史久，分支多，造就了彝族文化的丰富性；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广，铸就了彝族文化的差异性。崇虎、尚黑、敬火、爱武，是彝族文化的几个明显特点。而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可与闻名于世的玛雅文明相媲美。

火把节－－彝族的狂欢节："火把节"一般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晚上举行，是彝族盛大的节日。

当夜幕降临后，人们挥动火把，成群结队绕村串寨，翻山过田，互相往对方的火把上撒松香粉，打火把仗，满山遍野照耀得如同白昼。照彝族的习俗，在火把上撒松香粉，使火把"嘭"地腾起一团绚丽的火花，并扬起一股香气，是表示一种美好心愿：后辈对老辈撒，是尊敬，祝 福长寿；长辈对晚辈撒，是爱抚，祝愿吉利； 同辈互撒，是亲密友爱；青年男女互撒，则是恋爱的开始。

路南、圭山等地的彝族，节日期间，人们弹着大三弦，跳起"阿细跳月"，同时举行摔跤、斗牛等活动；楚雄、弥勒等地的彝族，也举行传统的"祭火"仪式。节日之夜，在彝族聚居的大山深处，到处是"火树银花不夜天"，景象十分壮观。

赛装节－－彝族少女的时装表演：楚雄彝州有两个地方有赛装节。一个是永仁县直苴村的赛装节，时间为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日。一个是大姚县三台乡的赛装节，时间为每年的三月二十八日。

赛装节为居住分散，平时很难有机会相聚相识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表白爱情的机会。而姑娘们最能显示自己的，就是看谁的衣服最漂亮。彝族女子的服装，全靠手工桃花和刺绣，做一套衣服往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因此，谁的衣服多、花样好，谁就会被看作是勤劳能干、心灵手巧的人。

与过去的赛装方式不同、现在，人们已不再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而是不停地更换新衣，有的姑娘一天要换五六套衣服。于是，赛装节上也就多了一个景致：在山管边、青树下，老人们搭起无数帐棚，烹煮着食物，忠实地为自己的姑娘守护着服装。

赛装节从一开始就有比赛的性质，这可谓是最早的时装表演。所不同的是，彝族少女既是服装的设计者，也是制作者，更是表演中的"时装模特"。

打歌－－最受欢迎的全球民间舞蹈：每逢收获、婚嫁或节庆，生活在云南的彝族，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围着一堆堆熊熊的烈火，以四周沉寂肃穆的青山和深邃神秘的天幕为背景，合着芦笙、短笛、月琴和树叶吹奏的音乐节拍，男女手拉手，围成圆圈，逆时针方向踏足而歌，通宵达旦，兴尽方休。

1986年，美国国际民间艺术组织曾把这种民间自娱性的歌舞列为最受欢迎的"全球十大民间舞蹈"之一。

"打歌"遍及云南，不仅彝族，就连白族、纳西族等民族中都盛行这种歌舞形式，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如有"打歌"、"左脚舞"、"踏歌"、"跳芦笙"等名称。

据考证，"打歌"系"踏歌"转音而来。早在汉唐之际，"踏歌"就曾是我国中原及南方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俗性歌舞。而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形贮贝器上所铸的"滇族羽舞"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18个垂尾人连臂环舞的铜扣饰以及凝固在云南沧源等地崖画上的舞蹈图纹，其舞蹈图案都与彝族的"打歌"形象相同，这也许可作为彝族"打歌"起源古老悠久的佐证。

至今，在云南巍山县巍宝山龙谭殿的壁画上还保留着一幅清代人绘制的"踏歌图"，其情形与今天巍山彝族的打歌非常相似。

与玛雅文明相媲美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历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闻名世界的玛雅文化其精髓之一便是历法。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通行农历。但在我国的彝族，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古老的历法---彝族十月太阳历。据推测，此种历法源渊于远古伏羲，大约有上万年的历史。它把中国的文明史追溯到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文明古国之前。

彝族十月太阳历以12届相轮回纪日，3个属相周期为一个时段(月)，即36日为一月，30个属相周为一年。1年10个月，360日，10个月终了，另加5日"过年日"，习称"过十月年"，全年为365天。每隔3年多加1天，即闰年(闰日)，为366天。

据考证，彝族的向天坟，其实就是古人用以观天象星斗的天文台，与彝族太阳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彝族十月太阳历是悠久神秘的古老历法，它与中国儒、道、阴阳学说有深厚的渊源关系，至今还有许多"密码"有待破译和研究。

"爬花房"－－彝族男女的婚恋："爬花房"是楚据彝族特有的风俗。姑娘年满16岁，父母就为她另盖一间小草楼，让其单独在其中过夜，而年满20岁的男青年，可以在夜晚爬上心爱姑娘的草楼谈情说爱。他们在一起吹响蔑，对调子，互诉爱恋之情。即使同时有几对青年男女也是如此，大家并无拘束。一旦爱情成熟，男女双方只要征得父母同意就可以结婚，双方父母一般不会干涉儿女们的选择。

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婚礼相当别致。结婚时，男方要备马，携带酒、布、肉、养面等礼物去迎新娘。女方村里的姑娘，可使出浑身本事向迎亲的客人泼水，捉住拼命戏乐。送亲的人全要男子，新娘至男方门前，要到太阳落山方可进门。进门前，由一人托着装有羊肉、养把把和酒的木碗，在新娘头上绕一圈，以示婚后生活富裕。然后，新娘由表兄弟背进屋去。

"跳菜"－－彝族的歌舞伴餐："跳菜"，即舞蹈着上菜。它是云南无量山、哀牢车山彝族民间一种独特的上菜形式和宴宾时的最高礼仪，是舞蹈、音乐与杂技完美结合的历史悠久的传统饮食文化。

宴宾时，通常用方桌沿两则一溜摆开，宾客围坐三方，中间留出一条"跳菜"通道。三声大锣 拉开"跳菜"序幕：大锣、芦笙、三弦、闷笛、树叶等民乐齐奏；在姑娘小伙"呜哇哩---噻噻"的吆喝声中，只见顶着托盘的彝家男子双手拱揖，脚步忽高忽低，忽急忽缓，另一个人头顶和双臂各撑一菜盘(共24碗)紧随其后入场。他们合着古朴纯厚的民乐协奏曲，脸上作着滑稽州怪相，跳着歪来复去而又轻松、优美、流畅、连贯的舞步，一前一后登场。两位手舞毛巾的搭档，则怪态百出，形如彩蝶戏花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为其保驾护航。

一对托菜手要上菜四桌，搭档把32碗菜摆成回宫八卦阵，每碗菜都像一粒"棋子"。自有定位，全按古已有之的规矩逐一落桌，丝毫不乱。

土掌房---彝族独特的民居建筑：彝族的"土掌房"与藏式石楼非常相似，一样的平顶，一样的厚实。所不同的，是它的墙体以泥土为料，修建时失用夹板固定，填土夯实逐层加高后形成土墙(即所谓"干打垒")。平顶的制作也与石楼相似，也具备晒场的功能。土掌房分布在滇中及滇东南一带。这一带土质细腻，干湿适中，为土掌房的建造提供了大量方便易得的材料和条件。

彝族住房多为三间或五间。正中一间为堂屋，是家庭成员聚会之所，亦为接待客人之所。靠墙壁左侧，设一火塘，火塘边立石三块成鼎状，锅支其上，称为"锅庄"。锅庄严禁人踩踏跨越，否则认为不吉。锅庄上方，以蔑索吊一长方形木架，上铺竹条，作烘烤野兽干肉或蒜头、花椒、辣子之用。火塘用以煮饭、烧茶、取暖和照明。彝族一家老幼，常围火塘而坐，叙天伦之乐，火塘成为彝族传递文化的场所。一般彝族人家，则在火塘边铺一草席，身裹披毡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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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四川、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约657�9万人(1990年)。用彝语、彝文。创制中国最早历法--彝族太阳历。信仰多神，崇拜祖先。传统节日有彝年、火把节、密枝节。主要从事农业，兼事畜牧。

成都→杭州南列车共有3趟：

1 K1273 成都 杭州 08:40 11:44 51:04 成都 杭州 快速 有 -- -- -- -- -- 789/825 500/518/536 471 296

2 K530 成都东 杭州 11:53 22:05 34:12 成都东 杭州 快速 有 -- -- -- -- -- 735/764 468/484/500 -- 273

3 K352 成都 杭州南 23:34 10:54 35:20 成都 上海南 快速 有 -- -- -- -- -- 746/777 477/491/508 -- 277

青白江区共有3个代售点：

青白江区城厢镇上北街93号

青白江区清泉镇平安路25号

表白江区青江北路30号

广汉共1个代售点

中山大道北三段2号

，谢谢

古代历史上最浪漫的一道圣旨由汉朝帝王刘询下发的，具体内容是表达了朕在无助年少时一把旧剑陪伴我成长，我不能舍弃它，希望众大臣能帮我找到，暗示了用爱相互陪伴的妻子许平君才是我最珍贵的，所以发下圣旨表明是不会让没有感情只有权力欲望霍光女儿为皇后，这是不可能的事。许平君爱刘询之心没有任何条件，她用爱情陪伴的时光里使刘询无比幸福温暖。刘询因为遇见妻子许平君生命变得完整。

当时出生仅几个月的刘询因为被宫内的巫蛊之祸遭受牵连，尚在襁褓之中就成了狱中囚徒，后来长期在民间生活，刘询见识了民间的疾苦，培养了他质朴的个性和亲民的思想。直到汉武帝下诏，将刘询收养在掖庭，刘询的宗室地位才总算得到确认。掖庭令张贺原是刘询父亲的老部下，他待刘询如亲生儿子一样，不但出钱供刘询读书，还在刘询长大后，为他迎娶了当地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许平君为妻。

妻子许平君是位勤劳贤惠又内心善良的女子，在刘询没有归属感的日子里，与他相依相守，用自己柔情的呵护使刘询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爱的力量。到后来在朝中有左右重要权利的霍光想让自己女儿做皇后，这时刘询身边的位置自然是要留给心里最珍贵的人。

由此看出刘询是一位有担当有聪慧才智专一的好皇帝，他们两人都互相滋养着付出爱的人与被爱人的心灵，彼此成为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故剑情深成语典故的由来。

《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这种表，或表明报国之心，或呈献攻城掠地之策。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惟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而且粲然于文苑。

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这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守昏庸，后表审量形势”，即出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这里谈的是《前出师表》。

诸葛亮自刘备于公元207年“三顾茅庐”后，即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以完成统一大业。经过长期奋战，使寄寓荆州的刘备，一跃而为与魏、吴对峙的蜀汉之主，雄踞一方，到公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后，刘备败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诸葛亮无比信赖。诸葛亮回答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吩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继位，即后主。刘禅黯弱昏庸，亲信宦者，远避贤能，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主张出兵击魏，侃侃陈词，力排众疑，申明大义以拯其愚，吐露忠爱以药其顽，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头脑，且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

《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时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刘禅虽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败，实系于诸葛亮之身，因而率众出征时，当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正确的观点，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前方顺利进军；同时表明自己忠贞死节之心，既是自勉自励，也是预防小人惑主。

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为了治愚医顽，作者在行文上颇费深思。

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嵘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惊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那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更要以理服人。说理应主次分明，先后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后主进言的，因而首揭“开张圣听”，以打开进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谏之路的前提下，再言执法公平、亲贤远佞两项。谈执讼公平，又先总提“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继而就宫中、府中两方面分述之。分述时，又切紧“开张圣听”的精神，宫中之事，向郭攸之、费、董允这些志虑忠纯之士请教，而且要“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则“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对于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最后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问题。三项建议，既可独立成项，又相互关联。广开言路，是开的忠谏之路，而非为谗邪开方便之门。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广纳郭攸之、向宠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让奸邪得势，造成内外异法，赏罚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于贪于私欲，蔽于视听，昧于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贤愚不辨，是非不清，赏罚不当。诸葛亮针对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无视创业勋臣的毛病，对症施药，又说得委婉深曲，入情合理。所列三项，广开言路是前提，执法公平是关键，亲贤远佞是核心。严密的说理，再愚的人也会得到启发。

由近及远，思路开阔。表文为了说明亲贤远佞的利弊，以先汉的“兴隆”和“倾颓”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并以先帝叹息痛恨桓帝、灵帝昏庸误国为告诫，促使后主亲信贤臣，并以“汉室兴隆，可计日而待”为鼓励，由近及远，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

诸葛亮因为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的昏庸之徒，理要说得明，语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势”使对方震动，明示已临“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励精图治，势必国破身亡；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国理政的具体办法，切实可行，行必有效；以“事业”励之，告诫后主要完成“先帝创业未半”的业，使天下归一，汉室兴隆，促使他有远大的抱负，完成千秋大业。表文从各个方面规箴后主，情真理足，词婉心切，因而虽属奏章表文，却感人至深。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

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份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像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衷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归纳前意，总绾全篇。表文结束之前，将出师与谏言两层意思拢合一起。一方面提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另一方面还提出“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诸葛亮主动领受任务，并表示如失职，甘愿受罚，以显示“平明之理”。最后还不放心，谆谆告诫，要后主“深追先帝遗诏”。先帝临终时训示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最后又回复到“开张圣听”的问题上来，可见修明内政与北伐胜败的关系。这也就将前面两部分内容，沟通了内在联系。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似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

“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惜诸葛亮此行未能如愿却先逝世，后人对此颇多惋叹。杜甫曾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宋代文天祥身陷囹圄，还高唱“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正气歌》）陆游更是多次提到《出师表》：“《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千载无”（《游诸葛武侯台》），“一表何人继出师”（《七十二岁吟》），“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感状》），“《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总之，这道《出师表》，因其深情厚意寄翰墨，忠肝义胆照简编，一直为人所乐道。

《出师表》能写到如此地步，决不是偶然的。文章皆有所为而发。时当北伐在即，作为主帅的诸葛亮要向君主上一道表文，他不是作为例行公事，而是从北伐的全局上考虑，只有后主修明政治，才能保证北征顺利，因而先进安后之言，再表夺胜决心。表文又极为注意收表对象的特点，因而决不是一般的上条陈，列述方策，而是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启愚矫顽。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尤其文中连称先帝，最为合宜。全文称先帝凡十三次，显得情词十分恳切。诸葛亮自叙“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确实“诸葛一生惟谨慎”，细玩本文，从虑事到措词，无不体现了“谨慎”精神，这也是此表被之为“至文”的重要原因。

刘病已选择了许平君。起初想去找霍水仙的，可是见了面后也没有后续发展，最后还是去找许平君的。

由于从小就认识，两人算是青梅竹马，对彼此非常了解，所以刘病已对许平君的爱是很难察觉的，尤其是共患难以后，这份爱转化成了更牢固的亲情。虽然不知道许平君有什么优势，但是刘病已知道，自己离不开她。

霍水仙和许平君都是他爱的女人，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许平君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霍水仙。尤其是在许平君默默离开以后，刘病已才真正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许平君，或许这就是患难见真情。

扩展资料：

简介：

《乌龙闯情关》是由广东巨星影业、海南菲尔姆影业联合摄制的古装喜剧，由高力强、德喜执导，孙耀威、宋妍、曹颖、李姝、林心如、柯受良等联袂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了汉武帝太子刘据被奸臣陷害，全家处斩。太子长媳唯一血脉得以逃脱，刘询改名病已，从此流浪江湖。最终，在忠臣及爱人的帮助之下，终于得报家仇并一登大统的一段传奇故事。

—乌龙闯情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