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评论诸葛亮的文章

一篇评论诸葛亮的文章,第1张

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这种表,或表明报国之心,或呈献攻城掠地之策。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惟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而且粲然于文苑。

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这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守昏庸,后表审量形势”,即出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这里谈的是《前出师表》。

诸葛亮自刘备于公元207年“三顾茅庐”后,即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以完成统一大业。经过长期奋战,使寄寓荆州的刘备,一跃而为与魏、吴对峙的蜀汉之主,雄踞一方,到公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后,刘备败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诸葛亮无比信赖。诸葛亮回答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吩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继位,即后主。刘禅黯弱昏庸,亲信宦者,远避贤能,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主张出兵击魏,侃侃陈词,力排众疑,申明大义以拯其愚,吐露忠爱以药其顽,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头脑,且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

《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时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刘禅虽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败,实系于诸葛亮之身,因而率众出征时,当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正确的观点,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前方顺利进军;同时表明自己忠贞死节之心,既是自勉自励,也是预防小人惑主。

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为了治愚医顽,作者在行文上颇费深思。

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嵘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惊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那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更要以理服人。说理应主次分明,先后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后主进言的,因而首揭“开张圣听”,以打开进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谏之路的前提下,再言执法公平、亲贤远佞两项。谈执讼公平,又先总提“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继而就宫中、府中两方面分述之。分述时,又切紧“开张圣听”的精神,宫中之事,向郭攸之、费、董允这些志虑忠纯之士请教,而且要“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则“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对于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最后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问题。三项建议,既可独立成项,又相互关联。广开言路,是开的忠谏之路,而非为谗邪开方便之门。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广纳郭攸之、向宠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让奸邪得势,造成内外异法,赏罚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于贪于私欲,蔽于视听,昧于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贤愚不辨,是非不清,赏罚不当。诸葛亮针对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无视创业勋臣的毛病,对症施药,又说得委婉深曲,入情合理。所列三项,广开言路是前提,执法公平是关键,亲贤远佞是核心。严密的说理,再愚的人也会得到启发。

由近及远,思路开阔。表文为了说明亲贤远佞的利弊,以先汉的“兴隆”和“倾颓”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并以先帝叹息痛恨桓帝、灵帝昏庸误国为告诫,促使后主亲信贤臣,并以“汉室兴隆,可计日而待”为鼓励,由近及远,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

诸葛亮因为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的昏庸之徒,理要说得明,语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势”使对方震动,明示已临“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励精图治,势必国破身亡;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国理政的具体办法,切实可行,行必有效;以“事业”励之,告诫后主要完成“先帝创业未半”的业,使天下归一,汉室兴隆,促使他有远大的抱负,完成千秋大业。表文从各个方面规箴后主,情真理足,词婉心切,因而虽属奏章表文,却感人至深。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

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份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像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衷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归纳前意,总绾全篇。表文结束之前,将出师与谏言两层意思拢合一起。一方面提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另一方面还提出“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诸葛亮主动领受任务,并表示如失职,甘愿受罚,以显示“平明之理”。最后还不放心,谆谆告诫,要后主“深追先帝遗诏”。先帝临终时训示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最后又回复到“开张圣听”的问题上来,可见修明内政与北伐胜败的关系。这也就将前面两部分内容,沟通了内在联系。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似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

“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惜诸葛亮此行未能如愿却先逝世,后人对此颇多惋叹。杜甫曾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宋代文天祥身陷囹圄,还高唱“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正气歌》)陆游更是多次提到《出师表》:“《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千载无”(《游诸葛武侯台》),“一表何人继出师”(《七十二岁吟》),“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感状》),“《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总之,这道《出师表》,因其深情厚意寄翰墨,忠肝义胆照简编,一直为人所乐道。

《出师表》能写到如此地步,决不是偶然的。文章皆有所为而发。时当北伐在即,作为主帅的诸葛亮要向君主上一道表文,他不是作为例行公事,而是从北伐的全局上考虑,只有后主修明政治,才能保证北征顺利,因而先进安后之言,再表夺胜决心。表文又极为注意收表对象的特点,因而决不是一般的上条陈,列述方策,而是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启愚矫顽。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尤其文中连称先帝,最为合宜。全文称先帝凡十三次,显得情词十分恳切。诸葛亮自叙“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确实“诸葛一生惟谨慎”,细玩本文,从虑事到措词,无不体现了“谨慎”精神,这也是此表被之为“至文”的重要原因。

诸葛亮的形象大体来说,分为这样几点:

1带有鲜明的悲剧性

水镜先生司马徽曾经就和刘备说过:“孔明虽得其主,不得其时。”这句话并不只是装逼范地随口一说,而是真正地表达了诸葛亮即将面临的悲剧。

在《三国演义》中,他是怎么着也不会篡夺蜀汉政权,即使阿斗在愚蠢,他也不会动丝毫歪脑筋,这就是他的悲剧所在。六出祁山,不断北伐,总是想要荡平中原,然而他忽视了曹魏政权以及后期司马政权的强大,他没有那种休养生息,让后来人完成霸业的打算。

更为悲催的是,诸葛亮还有着张良的心,希望在匡正汉室之后,再次回到隆中躬耕,可是他的性格又不会允许他半途而废,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强烈的正义感

这从他始终不愿在实力雄厚的曹操麾下效力,而是选择军力羸弱的刘备,就可见一斑了。有人说,诸葛亮太善于狡辩,不管是在东吴的“舌战群儒”,还是在北伐战场上的“骂死王朗”,都让他赢得了“天下第一骂”的名头。

可实际上,正是因为诸葛亮内心始终持有的正义感,才会让他势如破竹,无往不胜。“舌战群儒”能够一战成名,在于他认为孙刘应该结盟,而且必须结盟,他们属于正义的一;同样的,“骂死王朗”也在于,他始终认为汉室才是正统,曹氏才是篡汉。

3 无敌的智慧

可以说,在《三国志》中,诸葛亮还是一个智慧过人的辅国能臣,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早就不只是“智慧过人”这么简单,而是像鲁迅说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其实很能说明问题。

尤其是在火烧赤壁之战中,本来风向的变化只是因为诸葛亮观测到气候变化,然而他故意设坛做法,将自己神化成了仙人一般的人物,这明显就有些超越现实的变化了。

《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这种表,或表明报国之心,或呈献攻城掠地之策。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惟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而且粲然于文苑。

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这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守昏庸,后表审量形势”,即出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这里谈的是《前出师表》。

诸葛亮自刘备于公元207年“三顾茅庐”后,即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以完成统一大业。经过长期奋战,使寄寓荆州的刘备,一跃而为与魏、吴对峙的蜀汉之主,雄踞一方,到公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后,刘备败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诸葛亮无比信赖。诸葛亮回答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吩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继位,即后主。刘禅黯弱昏庸,亲信宦者,远避贤能,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主张出兵击魏,侃侃陈词,力排众疑,申明大义以拯其愚,吐露忠爱以药其顽,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头脑,且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

《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时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刘禅虽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败,实系于诸葛亮之身,因而率众出征时,当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正确的观点,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前方顺利进军;同时表明自己忠贞死节之心,既是自勉自励,也是预防小人惑主。

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为了治愚医顽,作者在行文上颇费深思。

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嵘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惊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那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更要以理服人。说理应主次分明,先后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后主进言的,因而首揭“开张圣听”,以打开进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谏之路的前提下,再言执法公平、亲贤远佞两项。谈执讼公平,又先总提“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继而就宫中、府中两方面分述之。分述时,又切紧“开张圣听”的精神,宫中之事,向郭攸之、费、董允这些志虑忠纯之士请教,而且要“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则“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对于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最后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问题。三项建议,既可独立成项,又相互关联。广开言路,是开的忠谏之路,而非为谗邪开方便之门。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广纳郭攸之、向宠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让奸邪得势,造成内外异法,赏罚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于贪于私欲,蔽于视听,昧于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贤愚不辨,是非不清,赏罚不当。诸葛亮针对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无视创业勋臣的毛病,对症施药,又说得委婉深曲,入情合理。所列三项,广开言路是前提,执法公平是关键,亲贤远佞是核心。严密的说理,再愚的人也会得到启发。

由近及远,思路开阔。表文为了说明亲贤远佞的利弊,以先汉的“兴隆”和“倾颓”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并以先帝叹息痛恨桓帝、灵帝昏庸误国为告诫,促使后主亲信贤臣,并以“汉室兴隆,可计日而待”为鼓励,由近及远,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

诸葛亮因为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的昏庸之徒,理要说得明,语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势”使对方震动,明示已临“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励精图治,势必国破身亡;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国理政的具体办法,切实可行,行必有效;以“事业”励之,告诫后主要完成“先帝创业未半”的业,使天下归一,汉室兴隆,促使他有远大的抱负,完成千秋大业。表文从各个方面规箴后主,情真理足,词婉心切,因而虽属奏章表文,却感人至深。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

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份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像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衷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归纳前意,总绾全篇。表文结束之前,将出师与谏言两层意思拢合一起。一方面提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另一方面还提出“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诸葛亮主动领受任务,并表示如失职,甘愿受罚,以显示“平明之理”。最后还不放心,谆谆告诫,要后主“深追先帝遗诏”。先帝临终时训示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最后又回复到“开张圣听”的问题上来,可见修明内政与北伐胜败的关系。这也就将前面两部分内容,沟通了内在联系。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似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

“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惜诸葛亮此行未能如愿却先逝世,后人对此颇多惋叹。杜甫曾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宋代文天祥身陷囹圄,还高唱“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正气歌》)陆游更是多次提到《出师表》:“《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千载无”(《游诸葛武侯台》),“一表何人继出师”(《七十二岁吟》),“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感状》),“《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总之,这道《出师表》,因其深情厚意寄翰墨,忠肝义胆照简编,一直为人所乐道。

《出师表》能写到如此地步,决不是偶然的。文章皆有所为而发。时当北伐在即,作为主帅的诸葛亮要向君主上一道表文,他不是作为例行公事,而是从北伐的全局上考虑,只有后主修明政治,才能保证北征顺利,因而先进安后之言,再表夺胜决心。表文又极为注意收表对象的特点,因而决不是一般的上条陈,列述方策,而是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启愚矫顽。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尤其文中连称先帝,最为合宜。全文称先帝凡十三次,显得情词十分恳切。诸葛亮自叙“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确实“诸葛一生惟谨慎”,细玩本文,从虑事到措词,无不体现了“谨慎”精神,这也是此表被之为“至文”的重要原因。

希望对你有帮助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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