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由宁波赴上海,入读上海爱国女子中学。中学期间热衷于戏剧和表演,曾扮演曹禺话剧《雷雨》中的人物四凤。
1936年,始结识巴金。并在巴金鼓励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有处女作《在伤兵医院》,并发表于《烽火》(茅盾主编的杂志)。
当时的萧珊由于饰演话剧《雷雨》中的四凤,并与“进步人士”交往过密而被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开除。像那个年代许多热血但迷惘的年轻人一样,《家》的出现点燃了萧珊追求爱情与自由的信念。在萧珊的眼中,巴金犹如一盏照耀自己生命的航灯,她不停地给巴金写信,迫切地想从巴金那里得到人生方向的指点。 由于有着13岁的差距,每次给萧珊回信,巴金总是称她为“我的小友”。在巴金的眼里,萧珊还是个孩子,这个小女生不过是千万个给他写信的读者中的一员。
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外文系。
巴金曾经翻译过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在四川老家时也参加过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但他自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所以,于巴金而言,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年轻人的束缚。并且,在这样的乱世里,处在革命新思想之风口浪尖上的巴金,也不想在某一时刻,世事出现风吹草动时,连累他人。正因如此,当时的巴金虽然已是32岁,却依旧孑然一身。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用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1944年5月,恋爱八年之后,与巴金在贵阳共结连理。
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1945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1949年,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1949年,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曾任《上海文学》、《收获》等刊物的编辑,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1950年七月,儿子李小棠出生。
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1968年,频繁遭到批斗。
1972年8月13日,身患癌症,手术后病逝于上海。
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28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
1972年7月底,萧珊患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
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夫妻相差12岁,妻子病逝他将骨灰放枕边33年,晚年明白长寿非福
人们一直以长寿为人生最高目标,对于那些百岁老人更是极为羡慕吹捧。但活到101岁的巴金却不是这样想,在晚年他甚至提出活够了的想法,想要注射安乐死。
在九十岁高龄之时,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让大家摸不着头脑的话:“长寿是对我的折磨。”其实仔细想来也很容易理解,巴金之所以觉得“长寿是折磨”,其实是受对早逝妻子的思念折磨之苦。
巴金青年成名,20多岁就成为著名作家,这时有很多读者给他写信,有一个女学生写的信很有见地,十分吸引他,于是他就和这个女学生成为笔友,互相通信。这个女学生就是萧珊。有一天,萧珊给巴金的信中写道:“相谈如此甚欢,为何不见面?”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自己的相片。巴金一看相片,果然是一个清秀可爱的姑娘,于是他就按照萧珊信中写的时间地点来和萧珊见面。
巴金来到了饭店,没过一会儿,萧珊就来了。萧珊比相片上还漂亮,她秀发乌黑,明眸皓齿,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闪亮,十分可爱。巴金对萧珊一见钟情,萧珊早就爱上巴金,于是两人开始了恋爱。
而这场见面,是他们8年恋爱的开端。这个比巴金小了13岁的女孩,是巴金一生第一个爱上的也是唯一一个爱过的女孩。两人的恋爱和婚姻都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可以说是从战火中一路走来。可他们有彼此相伴,那许多苦便也不觉得苦了。
1944年,两人结束了8年的恋爱长跑,喜结连理。巴金原本想与妻子一起白头,没想到妻子却先他而去。1972年7月,萧珊被确诊患有肠癌,此时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药石无医。在医院治疗的那段日子里,夫妇二人总是“执手相看泪眼”,互诉衷肠。可爱情无法抵御病痛,8月13日萧珊与世长辞,只留下巴金一人在这人世间继续前行。
萧珊去世之后,巴金没有将爱妻的骨灰入土安葬,而是把她的骨灰盒放在床头,就这样一直持续到2005年10月17日巴金去世。巴金先生到了晚年时接受采访时表示:年少时期总觉得长寿是福,但在我痛失爱妻之后,才发现漫漫岁月一个人孤单走过,这种痛苦和寂寥让我甚至痛恨自己为什么要长寿。长寿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福气,而是一层又一层的枷锁和牢笼。
遵照巴金的遗嘱,子女将他和萧珊的骨灰一起洒进了大海里,并为他们送上象征爱情的红色玫瑰花瓣。在经过长达33年的分离之后,巴金和萧珊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一年巴金101岁,萧珊还是55岁。
全文: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
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
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
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
我想,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
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
“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
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出处:出自巴金的《怀念萧珊》。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1936年,巴金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陈当时是巴金作品的喜爱者,两人由通信讨论作品开始认识。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后追随巴金来到广州。直到1944年,已经40岁的巴金才在桂林花溪与萧珊结婚,两人的婚礼极其简朴,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一桌宴席。1945年,抗战胜利,女儿李小林出生。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受到残酷的迫害,萧珊也因为与巴金的关系受到非人的待遇。1972年7月萧珊因患癌症住院,而巴金在干校劳动不被允许探望,于是萧珊只得独自在医院接受治疗,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
在萧珊去世的3年之后,巴金才获许把萧珊的骨灰捧回,巴金将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边,每夜与之共眠,三年之后,巴金写了《怀念萧珊》一文。2005年,巴金去世。
巴金的妻子是萧珊。
一、萧珊简介萧珊原名陈蕴珍,浙江鄞县人。1936年至上海,入爱国女子中学读书。同年始认识巴金,在巴金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毕业后考取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4年5月,在贵阳与巴金结婚。1949年后曾任《上海文学》、《收获》编辑,兼文学翻译。
二、俩人的爱情故事萧珊和巴金的初识在上海,是18岁的读者“迷妹”和已经30出头畅销书作家的“读者见面”,随后,在上世纪30-40年代那个动荡时期,他们相聚又分离,最后1944年结婚,并且相濡以沫、携手一生。
三、巴金多爱他妻子萧珊去世后,巴金伤心不已。后来,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这样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呀……”现在,妻子再也露不出高兴或忧伤的面容了,再也发不出亲切柔和的声音了。
萧珊去世多年后,巴金仍然没有从失去萧珊的悲痛中醒来,在他的写字台上,放着萧珊的照片,在他的卧室里放着萧珊的骨灰盒,在他的床头柜上,放着萧珊翻译的几部作品,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萧珊的音容笑貌每一天都会浮现在他深情的怀念中。
有人曾经劝巴金把萧珊的骨灰安葬,但巴金说,“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多年后,还有人想给巴金再介绍一个老伴,但都被巴金一一谢绝,在他的心中只有萧珊才是他的妻子。
曾经有些好心的人,对巴金先生说过,是不是要给萧珊开一次追悼会,巴金却说:“不必了,现在还不是萧珊的结局,将来萧珊的骨灰要和我的骨灰掺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一起的,那才是她的结局。”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遵从巴金生前的愿望,两人的骨灰被混合在一起,撒入东海。对这对相伴一生、相爱一世的知心爱人来说,33年的离别,这一天是他们重逢的日子。从此以后,他们长眠在那片海域永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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