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由宁波赴上海,入读上海爱国女子中学。中学期间热衷于戏剧和表演,曾扮演曹禺话剧《雷雨》中的人物四凤。
1936年,始结识巴金。并在巴金鼓励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有处女作《在伤兵医院》,并发表于《烽火》(茅盾主编的杂志)。
当时的萧珊由于饰演话剧《雷雨》中的四凤,并与“进步人士”交往过密而被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开除。像那个年代许多热血但迷惘的年轻人一样,《家》的出现点燃了萧珊追求爱情与自由的信念。在萧珊的眼中,巴金犹如一盏照耀自己生命的航灯,她不停地给巴金写信,迫切地想从巴金那里得到人生方向的指点。 由于有着13岁的差距,每次给萧珊回信,巴金总是称她为“我的小友”。在巴金的眼里,萧珊还是个孩子,这个小女生不过是千万个给他写信的读者中的一员。
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外文系。
巴金曾经翻译过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在四川老家时也参加过反对军阀刘存厚的请愿及集体罢课活动,但他自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所以,于巴金而言,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年轻人的束缚。并且,在这样的乱世里,处在革命新思想之风口浪尖上的巴金,也不想在某一时刻,世事出现风吹草动时,连累他人。正因如此,当时的巴金虽然已是32岁,却依旧孑然一身。
1936年的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青年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他却没看上任何人。在给他写信的爱国学生中有一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大半年之久,却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约定的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用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于是,18岁的萧珊开始介绍自己。两人开始了8年的恋爱。
姑娘的挚爱帮助巴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巴金为维持生计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1944年5月,恋爱八年之后,与巴金在贵阳共结连理。
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的一间木板房当新房,他们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1945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1949年,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1949年,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曾任《上海文学》、《收获》等刊物的编辑,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1950年七月,儿子李小棠出生。
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
1968年,频繁遭到批斗。
1972年8月13日,身患癌症,手术后病逝于上海。
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28年的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
1972年7月底,萧珊患了直肠癌。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肝胆欲裂。
1972年8月13日中午,萧珊与世长辞。她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夫妻相差12岁,妻子病逝他将骨灰放枕边33年,晚年明白长寿非福
人们一直以长寿为人生最高目标,对于那些百岁老人更是极为羡慕吹捧。但活到101岁的巴金却不是这样想,在晚年他甚至提出活够了的想法,想要注射安乐死。
在九十岁高龄之时,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让大家摸不着头脑的话:“长寿是对我的折磨。”其实仔细想来也很容易理解,巴金之所以觉得“长寿是折磨”,其实是受对早逝妻子的思念折磨之苦。
巴金青年成名,20多岁就成为著名作家,这时有很多读者给他写信,有一个女学生写的信很有见地,十分吸引他,于是他就和这个女学生成为笔友,互相通信。这个女学生就是萧珊。有一天,萧珊给巴金的信中写道:“相谈如此甚欢,为何不见面?”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自己的相片。巴金一看相片,果然是一个清秀可爱的姑娘,于是他就按照萧珊信中写的时间地点来和萧珊见面。
巴金来到了饭店,没过一会儿,萧珊就来了。萧珊比相片上还漂亮,她秀发乌黑,明眸皓齿,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闪亮,十分可爱。巴金对萧珊一见钟情,萧珊早就爱上巴金,于是两人开始了恋爱。
而这场见面,是他们8年恋爱的开端。这个比巴金小了13岁的女孩,是巴金一生第一个爱上的也是唯一一个爱过的女孩。两人的恋爱和婚姻都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可以说是从战火中一路走来。可他们有彼此相伴,那许多苦便也不觉得苦了。
1944年,两人结束了8年的恋爱长跑,喜结连理。巴金原本想与妻子一起白头,没想到妻子却先他而去。1972年7月,萧珊被确诊患有肠癌,此时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药石无医。在医院治疗的那段日子里,夫妇二人总是“执手相看泪眼”,互诉衷肠。可爱情无法抵御病痛,8月13日萧珊与世长辞,只留下巴金一人在这人世间继续前行。
萧珊去世之后,巴金没有将爱妻的骨灰入土安葬,而是把她的骨灰盒放在床头,就这样一直持续到2005年10月17日巴金去世。巴金先生到了晚年时接受采访时表示:年少时期总觉得长寿是福,但在我痛失爱妻之后,才发现漫漫岁月一个人孤单走过,这种痛苦和寂寥让我甚至痛恨自己为什么要长寿。长寿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福气,而是一层又一层的枷锁和牢笼。
遵照巴金的遗嘱,子女将他和萧珊的骨灰一起洒进了大海里,并为他们送上象征爱情的红色玫瑰花瓣。在经过长达33年的分离之后,巴金和萧珊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一年巴金101岁,萧珊还是55岁。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有着成都小伙的真诚善良,他一生痴爱读书,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就跟妻子萧珊的认识也是以书结缘。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巴金夫妇的故事。
以书信为使,开启爱恋之路。
1936年,巴金的《家》出版后,迅速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热捧和喜爱,巴金也一度成为了青年学生心中的文学偶像。《家》的出版不仅带给巴金事业上的成功,更让他收获了一生的挚爱——萧珊。
那个时候有很多青年女生给巴金写信告白,巴金都会给他们回信委婉拒绝,并且告诉她们要好好学习,以学业为重。在他看来这些女学生也不过是"慕强心理"罢了,只是一时的狂热,等到狂热散去冷静下来就会明白那不是爱情。
他的妻子萧珊那个时候也经常给他写信,巴金起初被萧珊的一手娟秀字体吸引,后被她对自己作品的独特理解彻底打动,于是时常跟她讨论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一来二去两人慢慢的熟悉了起来,成为了文友。萧珊书信的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而巴金也亲切地称呼她也"小友"。
直到有一天,萧珊主动提出见面。通信半年,却从未见面,于是萧珊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萧珊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可以约出来见面了,要不然自己真要跟他当一辈子朋友不成?于是在萧珊的热情主动邀请下,巴金准时赴约了。
两人约在咖啡馆见面,巴金看着这个梳着学生头,穿着校服的小女孩,觉得异常亲切。而萧珊也对戴着眼镜,说话轻声慢语的巴金更加喜欢。两个人仿佛像认识了很久的朋友,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并不觉得生疏,两个人相谈甚欢。见面结束后,两个人的书信来往也多了起来,内容也从刚开始的作品讨论转换成了生活中的细碎琐事。
以言语相激,情人终成眷属。
萧珊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的女学生,所以她并不觉得女追男有什么难为情的,她觉得男欢女爱,情投意合都是非常正常的。1936年,巴金的朋友托其帮忙看家,萧珊便经常和巴金待在一起。巴金很小心,一直避免把萧珊放在自己的另一半的位置上。因为一方面他觉得两个人的年龄差距有点大,另一方面他觉得萧珊对自己的只是读者对作家的单纯喜欢而不是女人对男人的喜欢。
直到1938年的一天,萧珊穿了一件轻熟风的旗袍,打扮得很摩登时尚,富有女人味。她找到巴金并且对他说,她的父亲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要让她嫁人,但是她喜欢的人是巴金,她不愿意嫁给其他人。
可是巴金的态度浇灭了萧珊那颗满怀期待的心,巴金知道这件事只说了一句"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听到喜欢的人这样说,萧珊再也忍不住了,她委屈地跑了出去。刚跑出去,巴金就追了出来,解释说:"你现在的年纪还很小,应该去读书,如果你读完书,还是想跟我在一起的话,我愿意等你。"
就这样在萧珊的主动下俩人正式在一起了,萧珊也把自己的恋情告诉了母亲,并且言明非巴金不嫁。萧珊的母亲于是决定会一会这个让女儿非卿不嫁的人是一位怎样的翩翩公子?
于是萧母约巴金见面,初次见面觉得成熟稳重,为人可靠,便将这场饭局变成了二人的"订婚席"。有了亲人的支持与祝福的萧珊与巴金在1944年5月结束了八年的恋爱长跑,他们在贵阳一个小饭馆里,点上一桌酒菜,没有举行婚礼,没有宴请宾朋,就只是简单地跟双方家长及当事人吃了一顿便饭,就正式结婚了。
虽然他们的婚礼在外人看来不够气派,甚至有点略显寒酸,可是在两个新人心里觉得并不碍事,婚礼只是一个爱的形式,而他们的爱不需要用这种形式来给彼此安全感。
以温柔坚定,度过艰难时光。
婚后的生活很甜蜜,在这28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人从没有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相濡以沫相互扶持。抗战期间,战事吃紧,巴金的同事们都先后离开了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顿感悲寂,不知所措。是萧珊一直鼓励他对他说自己永远会陪在他身边,她一直在,她从未食言。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事业繁忙经常顾不上家庭,萧珊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她支持丈夫事业,默默操持家务,打理亲戚朋友间的人际关系,从没有让巴金因为这些事烦心过。
如果日子一直这样平静的话该有多好,平平淡淡,岁月安好。
特殊时期来了。巴金被下放到牛棚改造,萧珊也因为巴金受到牵连遭受着非人的待遇。每到巴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说"日子难过啊。"萧珊就会重复他的话而后接着说一句"要坚持下去。"两个人苦中作乐,相互鼓励,慢慢地也适应了这种生活。
可是1972年,萧珊被查出肝癌晚期。巴金在干校劳动不被允许探望,虽然做了手术但是却在术后第五天与世长辞。去世前她生平第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萧珊去世三年后,巴金才被允许拿回萧珊的骨灰,他将妻子的骨灰放在枕边,将妻子的翻译的作品放在床头柜,仿佛这样妻子就不曾离去,一直在他身边。晚年,巴金经常念叨着"长寿于我是一种折磨"。他无数次的翻读自己撰写的《回忆萧珊》、《再忆萧珊》等作品,一解相思之苦,并且临终留下遗言让家人在他去世后将自己与妻子的骨灰盒在一起撒入东海。
妻子去世后的30多年里,巴金觉得生活再也没有了鲜活的朝气,因为妻子不在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都无人分享,索然无味。所以他才会留下那样的遗言,虽然生不能同穴,但死要同裘。2005年,101岁的巴金逝世,希望巴金先生和妻子萧珊在另一个世界能相遇,幸福的生活。
全文: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
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
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
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
我想,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小纸牌,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
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
“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
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出处:出自巴金的《怀念萧珊》。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1936年,巴金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陈当时是巴金作品的喜爱者,两人由通信讨论作品开始认识。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后追随巴金来到广州。直到1944年,已经40岁的巴金才在桂林花溪与萧珊结婚,两人的婚礼极其简朴,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一桌宴席。1945年,抗战胜利,女儿李小林出生。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受到残酷的迫害,萧珊也因为与巴金的关系受到非人的待遇。1972年7月萧珊因患癌症住院,而巴金在干校劳动不被允许探望,于是萧珊只得独自在医院接受治疗,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
在萧珊去世的3年之后,巴金才获许把萧珊的骨灰捧回,巴金将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边,每夜与之共眠,三年之后,巴金写了《怀念萧珊》一文。2005年,巴金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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