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 后出师表是讲些什么？

　　后出师表

　　编辑本段原文

　　诸葛亮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驱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丛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编辑本段解析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曰：“汉晋春秋曰：‘……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十一月，上言曰……於是有散关之役’，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 ”。案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所载亮表，即世人传诵之后出师表也。此表既为亮集所无，复不见於亮传，其真伪遂为学者聚讼之点，兹分述各家之说於次：

　　何焯曰：“按赵云以建兴七年卒，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此表为伪，（表云：“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非也。以元逊（诸葛恪）传观之自明。第此表乃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於外。失之蜀而传之吴，或伯松（诸葛乔）写留箱箧，元逊钩致之於身后耳。集不载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陈寿）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字，当为“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再出，其必殁於是冬之前矣”。（义门读书记）此信兹表真为亮作者也。殿本考证即据何氏之说。

　　钱大昭曰：“按刘繇为豫章太守在兴平中，王朗为会稽太守在建安初，孙讨逆（策为讨逆将军）卒於建安五年，据魏春秋此疏上於孙权破曹休之时，盖建兴五年也，（原注：‘蜀建兴五年即魏太和元年’）。相隔二三十年，不必赘及。（表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又云，“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且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魏志亦无此人。窃疑此表后人伪撰，习凿齿（汉晋春秋著者）未之深考而载之耳。承祚(陈寿)不采此文，极有卓见”（三国志辨疑卷二）。

　　林国赞曰：“又注（蜀注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后出师表颇不可解。据“五攻昌霸不下”，案昌霸反东海惟一见先主传，陈志（指三国志）初无五攻事。又据云自到汉中丧赵云等，又云於是有散关之役，然则此表作於建兴五年，据云传云卒於七年，则此谬矣。是年冬春两出师，前此后此，均未有谓讨贼为非计者也，而此表聒强不舍，辄刺刺於未解者六，亦深可疑。陈承祚以蜀人而编亮集，亮文当无所遗，故本传於其集若干篇若干字皆著明。裴氏（裴松之）谓此表出张俨默记，亮集所无，张俨乃吴人，反记敌国文，宜未可信”（三国志裴注述卷一）。

　　李宝淦曰：“诸葛亮后出师表，传既不见，集亦不载，仅见於裴注（指三国志注）中。案承祚於亮最为心折，且如周鲂七笺胡综三文之类，无不全录，既取前表，岂独遗此？必出后人伪托，非亮文也”（三国志平义卷二）

　　钱大昭林国赞李宝淦等皆不信兹表真为亮作者也。外此如袁枚亦云此非孔明作也，枚之言徒涉空谈，有同策论，兹所不取。余公平衡众说略附己见於次：

　　何氏之说，要点凡四：⑴以诸葛恪传观之，足明此表之真。⑵此表乃剧论时势之尽，不便宣泄於外，故陈寿编亮集未见此表。⑶此表之流传於吴，或云诸葛乔写存，诸葛恪钩致之。⑷赵云当卒於建兴六年冬之前。以上四点，除第一点留待后论外，其馀三点均颇难成立。就第二点言之。此表果为亮作，亮家当有底稿，纵系密表不便宣泄，蜀亡之后，自当流传於外，何以陈寿未见此表？是何说此点难成立。就第三点言之。蜀志诸葛亮传谓诸葛乔‘年二十五，建兴元年卒’。建兴元年‘元’字，自系传写之误。盖建兴五年亮至汉中，乔尚随行，其没自在此后。且乔兄恪死於公元二五三年，年五十一（吴录），推知恪生於公元二○三年，乔若没於建兴元年（公元二二三），则应生於公元一九九年，断无此理。何焯云：“详‘元’字当作‘六’。”其说颇当。盖“元”字与“六”字形近，而乔较恪小一岁亦在情理之中。诸葛乔既有殁於建兴六年之可能，而散关之役即在是年，则亮纵有此表，乔究及见否殊为疑问，更无论写存其文与否也。是何说此点亦颇难成立。就第四点言之，吾人不能因赵云未参与散关之役，遽信表文，谓云已殁於斯役之前，而疑云本传有误，盖建兴六年冬云当已病困不能从征，故次年即殁也。何说此点亦属难以成立。

　　钱氏谓刘繇为豫章太守，又谓据魏春秋云云，又谓孙权破曹休在建兴五年，均属错误。刘繇但为扬州刺史，未尝为豫章太守，孙权之破曹休实在建兴六年，又所谓魏春秋实无此书名，据吾人所知，惟有孙盛之魏氏春秋，而钱氏所据，实即汉晋春秋，并非魏氏春秋也。此皆钱说之小误，惟尚无碍於论旨。

　　钱说要点有四：⑴刘繇王朗之事，距建兴六年不过二三十年，（实有三十馀年）不必赘及。⑵魏志并无李服其人。⑶此表疑为后人伪撰，习氏漫载之耳。⑷陈寿不采此文，极有卓见。案钱说第一点理由颇为薄弱，桓灵二帝之事，距建兴五年亦不过数十年耳，而陈志载亮建兴五年所上表，（即俗称前出师表者，此表学者公认真为亮作。）故有“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等语。胡三省通鉴注曰：“李服盖王服也，与董承谋杀操，被诛”。王服即王子服，见蜀志先主传及注引献帝起居注。胡氏谓李服盖即王服虽不过揣测之辞，钱氏未引胡说，是钱氏之疏也。钱说一二两点，殊不足令人疑此表为后人伪撰。至钱云陈寿不采此表极有卓见，是谓陈氏曾见此表，陈氏究见此表否，实为疑问，兹待后论。

　　林氏谓散关之役在建兴五年，亦属错误，散关之役，实在建兴六年，惟此乃小误，於其论旨并无妨碍。林说要点有四：⑴昌霸反东海，惟一见先主传，陈志初无五攻事。案胡三省通鉴注曰：“昌霸，昌浠也”。胡氏谓昌霸即昌浠，良确。蜀志先主传叙昌霸反为先主，在曹操击破先主前。魏志武帝纪叙昌浠叛为刘备，则在备败后。此非二事，浠叛为备实在备败前，而操攻浠则在备败后，魏志为叙述便利故列浠叛为备事於操破备后耳。魏志张辽传曰：“袁绍破，别遣辽定鲁国诸县，与夏侯渊围昌浠於东海”。尤足证昌霸与昌浠确为一人也。考陈志所记，曹操凡三攻浠。刘备既败，袁绍未破，操攻破昌浠，此第一次也。袁绍既破，操遣张辽夏侯渊围浠於东海，数月，浠降，此第二次也。冀州平，昌浠复叛，操遣于禁攻之，未克，复遣于禁与渊并力，浠诣禁降，禁遂斩浠，此第三次也。（参看魏志武帝纪又夏侯渊传又张辽传又于禁传林说此点实未经详考，惟兹表所谓五攻不下，究与事实不符，盖昌浠(即昌霸）终於授首，而操攻昌浠实仅三次也。⑵此表谓赵云已殁，实谬。案林说此点确具理由，惟前人已有此说，故何氏加以辩正，并非林氏创见。⑶是时未有谓讨贼为非计者。案林说此点颇当。蜀志李严传载亮表有云：“自先帝崩后，平（即严）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李严不过欲专断一方，故不肯至汉中为亮所制，未尝反对亮北伐也。果如世传后出师表（从俗称）所云“议者谓为非计 ”，则反对亮北伐之辞，陈志应有记载，如张翼反对姜维北伐，其事其辞均见翼本传，今陈志既未载有反对亮北伐者之辞，（廖立特空为大言耳，非反对亮北伐也）亦未记有反对亮北伐之事，可知世传后出师表所云有类无的放矢也。⑷陈寿编亮集，亮文当无所遗，张俨反记敌国文，宜未可信。案林说此点亦当。陈寿果见兹表，纵不信为亮作，亦当别加按语载入亮传或亮集，如吴志陆凯传之例，不当弃而不录。故钱大昭“承祚不过采此文”之语，颇觉未惬，盖亮集及亮传均无此表，知陈氏当未及见也。

　　李说与林说第四点大致相同，兹不具论。

　　本人对此表之内容亦认为颇多可疑之点，兹述本人所见及者於次：⑴前出师表（从俗称）已有“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二语，今此表复云“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武侯何自好表白如此？此可疑点一。(2)前出师表但云深入不毛而已，此表更云“并日而食”,亦属可疑。⑶前出师表云：“将军向宠，性情淑均，晓畅军事，试用於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此表云：“曹操智计，殊绝於人，其用兵也，彷佛孙吴。…… 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疑此为后人故袭前表语气以饰其伪。⑷此表横插入“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以下一段韵语，颇觉不伦。此可疑点之四。⑸前出师表谓后主“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今此表以刘繇王朗为喻，案刘繇名为刺史，所据不过一二郡，王朗则一太守耳，以繇为喻，真所谓引喻失义矣。此可疑之点五。 ⑹前出师表云：“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故街亭败后，亮即上书自贬，今此表博引曹操之事以自解，颇近护前。此可疑之点六。⑺此表云：“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案上述诸人，除赵云外，皆不见於陈志。阳群等若非重要将领，何必胪举其名，若为重要将领，何以陈志毫无记载，他书亦未述及？此可疑之点七。⑻孙策未定江东时，不过袁术之一将，未有寸土，势非甚强，当其渡江，众不过五六千，及既逐刘繇，势乃转盛。今此表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使孙策坐大”颇非事实，此可疑之点八。⑼假定李服确为王服，王服之地位殊难与夏侯渊比，又四越巢湖指讨孙权，昌霸之地位更难与孙权比。疑伪撰此表者习为排比，故摭拾不重要之事以入文耳。⑽此表云：“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又始曰“偏安”，继曰“偏全”始曰“逆见”，继曰“逆睹”，殊觉遣词之窘，不类武侯手笔。此可疑之点十。

　　吴志诸葛恪传载所著论有云：“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兴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何氏据此信兹表为真，似不无理由，惟此表恪究见及否，尚属疑问。或恪因同僚反对出师者众，遂漫谓见家叔父表陈云云，欲藉诸葛亮之名以增强己之意见，未必曾见此表也。余疑此表当系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恪所著论撰成。惟此种假设自难即成定论，本篇之作，实欲引起学人鉴定此表真伪之兴趣，有同抛砖引玉云尔。

　　二十三，三，七，武大。

　　余曩在武昌，曾撰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辨证及校注，并载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出版之武汉大学四川同学会会刊。时逾八稔。始於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得见傅孟真先生《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一文，论及同一问题。闻足音於空谷，喜可知也。孟真先生亦疑此表为伪，与余见颇合。惜其文仅引端绪，即因病搁笔，结论尚不可知。余原拟俟孟真先生全文发表，略陈所见，数月於兹，不闻续作，武大同学会刊，流传极少，余文孟真先生或未得读，因重刊辨证於经世，以供留心此问题者之参考，亦以就正於孟真先生。至余之意见，已较前更进一步。余意所谓后出师表，当即诸葛恪所伪撰。据吴志诸葛恪传，恪於孙亮建兴元年（二五三）十二月大破魏军於东兴，次年春复欲出军。吴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恪乃著论以谕众意。恪著论之外，当更伪撰此表，谬云亮作，以为己论根据。亮虽蜀臣，素为吴人所敬佩，假托亮之意见，足以折服众口，且亮死已久无对证，不忧众人不信也。恪所著论，大意可约为数点：⑴与敌不可两立，⑵不可任敌坐大致眙后悔，⑶应及己力尚强之时图敌，⑷不当惜目前劳费。此与所谓后出师表大意若合符节。如恪著论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此即后出师表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之意也。恪著论谓六国之於秦，刘表之於曹操，吴之於越，均以纵敌致败，此即后出师表所谓刘繇王朗，不事~征战，使孙策坐大之意也。恪著论若不及早用众，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此即后出师表所谓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之意也。恪著论谓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乃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即后出师表所谓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之意也。其出一手，至为显然。余曩撰辨证，疑此表�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恪所著论撰成，犹嫌未谛。张俨吴臣，卒於孙皓宝鼎元年（二六六）见吴志孙皓传。俨撰默记时，此表业已传布，故被载入。默记首载此表，东晋时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复载之，刘宋时裴松之撰三国志注，更据汉晋春秋引入注中，此表遂俨若真为亮作矣。余於己说，初不欲持为定见，甚盼孟真先生早竟前业，余文幸得为引玉之砖，诚不胜忻慕也。

　　三十一，四，五，三台陈家巷爽园。

　　一九四二, 经世季刊 二卷三期

　　译文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复兴王业不能偏安一方，所以他才把征讨曹贼的大事托付给我。凭着先帝的英明来衡量我的才干，本来他是知道我去征讨曹贼，我的才能是很差的，而敌人是强大的。但是不征伐曹贼，他所创建的王业也会丢掉，坐着等待灭亡，哪里比得上去讨伐敌人呢？因此先帝毫不迟疑地把讨伐曹贼的事业托付给我。

　　我接受遗命以后，每天睡不安稳，吃饭不香。想到为了征伐北方的敌人，应该先去南方平定各郡，所以我五月领兵渡过泸水，深入到连草木五谷都不生长的地区作战，两天才吃得下一天的饭。不是我自己不爱惜自己，只不过是想到蜀汉的王业决不能够偏安在蜀都，所以我冒着艰难危险来奉行先帝的遗意。可是有些发议论的人却说这样做不是上策。如今曹贼刚刚在西方显得疲困，又竭力在东方和孙吴作战，兵法上说要趁敌军疲劳的时候向他进攻，现在正是进兵的时候。我恭敬地把一些情况向陛下陈述如下：

　　高帝象日月一样英明，谋臣们智谋渊博深远，却是经历过艰险，受过创伤，遭遇危难以后才得到安全，现在陛下未韶赶得上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却想采用长期相持的策略来取得胜利，安然平定天下，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谈论如何才能安全、提出种种计谋时，动不动就引用圣贤的话，满腹都是疑问，胸中塞满了难题，今年不战，明年又不出征，使得孙策安然强大起来，于是吞并了江东。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慧计谋，远远地超过一般人，他用起兵来就好像孙膑、吴起一样，可是他却曾在南阳受困，在乌巢处于险境，在祁连山上遭到危险，在黎阳被逼，几乎在北山失败，差一点死在潼关，后来才在表面上稳定了一段时间。何况我的才力很弱，却打算不经历危险来安定天下。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没有获胜，四次渡过巢湖没有获得成功，任用李服，可是李服却图谋杀死他，委任夏侯渊，可是夏侯渊却战败身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是个有才能的人，他还有这些失误的地方，何况我才能平庸低下，哪里就一定能获胜呢？这是我不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我到汉中，其间不过一年罢了，可是却失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人，以及部曲中的首领、屯兵中的将官共七十多人，冲锋无前的将领，賨、羌民族将士以及散骑、武骑各路骑兵一千多人，这都是几十年来从四处聚合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所能具有的。如果再过几年，那就要损失全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兵力去消灭敌人呢？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五点。

　　现在百姓穷困、兵士疲惫，可是战争不能停止。战争不能停止，那军队驻扎下来和去攻打敌人，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正好是相等的。既是这样，不趁现在考虑攻取北方，却想用一州之地，去和曹贼长期相持。这是我不理解的第六点。

　　天下的事情是很难评论断定的。从前先帝在楚地打了败仗，在这时，曹操拍手称快，认为天下已被他平定了。以后先帝东边联合吴越，西边攻取巴蜀，发兵向北征讨，夏侯渊就被杀掉了，这是曹操未曾想到的，而复兴汉朝的大业将要成功了。后来东吴改变态度，违背了盟约，关羽兵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失误，曹丕称帝，所有的事情都象这样，很难预料。我小心谨慎地为国献出我的一切力量，直到死为止。至于事业是成功是失败，进行得顺利还是不顺利，那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够预见的了!

　　现在有人怀疑《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所写，只有《前出师表》才是他本人写的。不过，其内容还符合诸葛亮的为人，特别是那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传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这篇《后出师表》是否为诸葛亮所写历来看法不一。

　　东晋的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当然认为它是可靠的。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

　　》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近年有人提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

　　但较多的人恐怕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比较而言，这一种意见理由充分一些。

　　《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

　　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8)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七十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别的解释。

　　更主要的是，《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这时尽管揽蜀汉大权于一身，他也清楚地知道后主窝囊无能，但后主毕竟是他的君主，而且他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正是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画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同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不解，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料”，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不像是诸葛亮写的，张俨为什么又收进《默记》呢其实，张俨并不是一个严肃严谨的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周于礼仪、搞搞外交的人物，他的身份，他“博闻多识”的特点，使他能接触到很多别人不易见到的材料，但又不可能严格加以甄别。《后出师表》可能就是未加甄别就收入进去的一种。

　　不过，《后出师表》有一处却很可取，就是它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一生的精神品质。《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罗贯中把《后出师表》写入《三国演义》，大约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他抓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为世代人们景仰的艺术典型。

这是我找到的出师表的原文和翻译

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棉、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先帝：指刘备。因刘备此时已死，故称先帝。未半：此指没完成帝业。

(2)中道：犹言半路。崩殂(cú)：死。古代帝王死亡叫“崩”，也叫“殂”。

(3)盐州疲弊：指蜀汉力量衰微，处境艰难。益州，今四川省一带，这里指蜀汉政权。疲弊，困乏无力。

(4)诚：的确。秋：时候。

(5)侍卫之臣：服侍、保卫皇帝的臣下。

(6)忘身：不顾自身危难。

(7)盖：连词，表推断原因。殊遇：优异的待遇。殊，不一般，特异。

(8)开张圣听：扩大主上的听闻。意思是要后主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开张，扩大，与下文“塞”相对。

(9)光：发扬发大。遗德：留下的美德。

(10)恢弘：发扬扩大。恢，大。弘，大。

(11)妄自菲薄：随意看轻自己。妄，随意。菲薄，微薄，轻视。

(12)引喻失义：讲话不当。引喻，称引、比喻。失义，失当，违背大义。

(13)宫：指皇宫。府：指丞相府。

(14)陟(zhì)：提升。罚：惩罚。臧：表扬。否：批评。

(15)异同：不同。

(16)作奸犯科：干不正当的事违犯法令。作奸，干坏事。科，科条，法令。

(17)宣付有司论其刑赏：应交给主管官吏，判定他们受罚或受奖。有司，官吏，此指主管刑赏的官吏。论，判定。

(18)昭：显示。平明：人平，不昏庸。理：治。

(19)偏私：偏袒私情。

(20)内外：指官廷内外。异法：行不同的法度。这几句话，据《三国志·蜀志·董允传》可能是指刘禅偏袒宦官黄皓讲的。

(21)侍中、侍郎：官名，皇帝的亲臣。郭攸之：南阳人，当时任刘禅的侍中。费祎(yī)：字文伟，江夏人，刘备时任太子舍人，刘禅继位后，任费门侍郎，后升为侍中。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刘备时为太子舍人，刘禅继位，升任黄门侍郎，诸葛亮出师时又提升为侍中。

(22)志虑：志趣、思想。忠纯：忠诚纯洁。

(23)简：挑选。拔：提升。遗：留给。

(24)悉：全部。咨(zī)之：征求郭攸之等人的意见。咨，询问，征求意见。之，指郭攸之等人。

(25)裨(bì)：补。阙漏：同“缺漏”，缺点和疏漏。

(26)广益：增益。

(27)向宠：三国襄阳宜城人，刘备时任牙门将，刘禅继位，被封为都亭侯，后任中部督。

(28)性行淑均：性格品德善良平正。淑，善良。均，公正。

(29)晓畅：明达，通晓。

(30)试用于昔日：据《三国志·蜀志·向朗传》记载，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在秭归一带被东吴军队击败，而向宠的部队损失却甚少，“试用于昔日”指当此。

(31)督：指中部督。

(32)营：军营、军队。

(33)行(háng)陈：指部队。陈，“阵”的古字。

(34)优劣得所：能力好坏各得其所，即用人得当。

(35)先汉：前汉，即西汉。

(36)后汉：东汉。倾颓：倾覆，灭亡。

(37)桓、灵：指桓帝刘志、灵帝刘宏。这两个东汉末年的皇帝政治腐败，使刘汉王朝倾覆。

(38)侍中：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尚书：这里指陈震，南阳人，公元二二五年(建兴3年)任尚书，后升为尚书令。长史：这里指张裔，成都人，刘备时曾任巴湘乡人，当时任参军。诸葛亮出驻汉中，留下蒋琬、张裔统管丞相府事，后又暗中上奏给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39)死节：为国而死的气节。

(40)隆：兴盛。计日：计算着天数，指时日不远。

(41)布衣：平民。

(42)躬耕：亲自耕种。南阳：指隆中，在湖北省襄阳城西。当时隆中属南阳郡管辖。

(43)闻：有名望，闻名。达：通达，此指官运通达。诸侯：这里指当时割据一方的军阀。

(44)卑鄙：地位、身分卑下，见识鄙野。卑，身分低下。鄙，鄙野，粗野。

(45)猥(wěi)：屈辱。枉屈：枉驾屈就。诸葛亮认为刘备三顾茅庐去请他，对刘备来说是屈辱，自己不该受到刘备亲自登门拜请的待遇。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

(46)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顾”即指此事。顾，看，看望。

(47)许：答应，许允。驱驰：指奔走效力。

(48)后值倾覆：以后遇到危难。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败，退至夏口，派诸葛亮去联结孙权，共同抵抗曹操。本句，连同下句即指此事。

(49)尔来：从那时以来。即从刘备三顾茅庐到诸葛亮出师北伐以来。

(50)大事：指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临终前嘱托诸葛亮辅佐刘禅，复兴汉室，统一中国的大事。

(51)夙夜：日日夜夜。夙，清晨。

(52)五月渡泸：建兴元年(公元223年)云南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发动叛乱，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师南征，五月渡泸水，秋天平定了这次叛乱，下句“南方已定”即指此。泸，泸水，即金沙江。

(53)不毛：不长草木，此指不长草木的荒凉地区。

(54)奖率：激励率领。三军：古代诸侯国的军队分上、中、下三军，三军即全军。

(55)庶：庶几，希望。竭：尽。驽钝：比喻自己的低劣的才能。驽，劣马，指才能低劣。钝，刀刃不锋利，指头脑不灵活，做事迟钝。

(56)攘(ràng)除：排除，铲除。奸凶：此指曹魏政权。

(57)旧都：指东汉都城洛阳或西汉都城长安。

(58)斟酌：权衡。

(59)托臣以讨贼复之效：把讨伐曹魏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托，委托，交给。效，效命的任务。

(60)慢：怠慢，懈惰。

(61)彰：表明。咎：罪过。

(62)谘诹(zōu)善道：征求好的建议。诹，征询。

(63)察纳：考察采纳。雅言：正确意见。

(64)深追；深切地追念。遗诏：皇帝在临终时所发的诏令。刘备临死时曾对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5)临表涕零：面对着《表》落泪。涕零，落泪。

出师表（译文）

先帝开创的事业没有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裂成三个国家。蜀汉民力困乏，这实在是危急存亡的时候啊。然而朝中官员在首都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外面舍生忘死，是因为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殊厚待，想要在陛下身上报恩啊。实在应该广泛地听取意见，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有抱负的人们的志气，不应该随便看轻自己，说一些不恰当的话，以致堵塞人们忠言劝谏的道路啊!

皇宫中和丞相府中的人，都是国家的官员；升降官吏，评论人物，不应该因在宫中或在府中而异。如果有作奸邪事情、犯科条法令，或做了好事对国家有贡献的，都应该交给主管的官员判定他们受罚或者受赏，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而不应当有偏袒和私心，使朝廷内外刑赏的法令不同。

侍中侍郎敦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思虑都忠诚纯正，所以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以为宫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拿来跟他们商量，然后实行，就一定能够补救缺点，防止疏漏，得到更多的成效。

将军向宠，性格品行善良平正，通晓军事，过去任用他的时候，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拿来和他商量，就一定能够使军中团结和睦，才能高的和才能低的都得到合理安排。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旺发达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这些事情，没有不对桓、灵二帝的昏庸感到痛心遗憾的。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优秀、以死报国的大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朝的兴隆便为时不远了。

我本来是个平民，在南阳亲自种地，只希望在乱世里苟且保全性命，并不想在诸侯中做官扬名。先帝不嫌我身份低微，见识浅陋，不惜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来探望我，向我询问当代的大事，我因此有所感而情绪激动，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遇到挫折，在军事上失败的时候接受重任，在危难紧迫的关头奉命出使，从那时到现在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办事谨慎，所以临终的时候，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命令以来，早晚忧虑叹息，唯恐托付给我的大事做得没有成效，而有损于先帝的明察，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不长庄稼的荒凉地方。现在南方的叛乱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充足，应该勉励三军，率领他们北上平定中原。我希望能够奉献平庸的才能，去铲除那些奸邪凶恶的敌人，振兴汉朝，迁回旧都洛阳。这是我报答先帝、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考虑朝中政事是否可行，毫无保留地向陛下提出忠诚的劝谏，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任务交付给我，如果不能实现，就治我的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忠言，就应当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失职，指明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自行谋划，征询治国的良策，认识、采纳正确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命。我接受您的恩泽，心中非常激动。

现在我就要远离陛下了，面对这份奏表，禁不住流下泪水，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关于告诫的一方面我认为

至於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原陛下讬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这是告诫刘禅的话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曰：“汉晋春秋曰：‘……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十一月，上言曰……於是有散关之役’，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案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所载亮表，即世人传诵之后出师表也。此表既为亮集所无，复不见於亮传，其真伪遂为学者聚讼之点，兹分述各家之说於次：

何焯曰：“按赵云以建兴七年卒，散关之役乃在六年，后人或据此疑此表为伪，（表云：“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非也。以元逊（诸葛恪）传观之自明。第此表乃剧论时势之尽，非若发汉中时所陈，得以激励士众，不妨宣泄於外。失之蜀而传之吴，或伯松（诸葛乔）写留箱箧，元逊钩致之於身后耳。集不载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陈氏（陈寿）之疏。若赵云传“七年”字，当为“六年”，云本信臣宿将，箕谷失利，适由兵弱，既贬杂号将军以明法，散关之役，使其尚在，必别统万众使复所负，而不闻再出，其必殁於是冬之前矣”。（义门读书记）此信兹表真为亮作者也。殿本考证即据何氏之说。

钱大昭曰：“按刘繇为豫章太守在兴平中，王朗为会稽太守在建安初，孙讨逆（策为讨逆将军）卒於建安五年，据魏春秋此疏上於孙权破曹休之时，盖建兴五年也，（原注：‘蜀建兴五年即魏太和元年’）。相隔二三十年，不必赘及。（表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又云，“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且云‘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魏志亦无此人。窃疑此表后人伪撰，习凿齿（汉晋春秋著者）未之深考而载之耳。承祚(陈寿)不采此文，极有卓见”（三国志辨疑卷二）。

林国赞曰：“又注（蜀注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后出师表颇不可解。据“五攻昌霸不下”，案昌霸反东海惟一见先主传，陈志（指三国志）初无五攻事。又据云自到汉中丧赵云等，又云於是有散关之役，然则此表作於建兴五年，据云传云卒於七年，则此谬矣。是年冬春两出师，前此后此，均未有谓讨贼为非计者也，而此表聒强不舍，辄刺刺於未解者六，亦深可疑。陈承祚以蜀人而编亮集，亮文当无所遗，故本传於其集若干篇若干字皆著明。裴氏（裴松之）谓此表出张俨默记，亮集所无，张俨乃吴人，反记敌国文，宜未可信”（三国志裴注述卷一）。

李宝淦曰：“诸葛亮后出师表，传既不见，集亦不载，仅见於裴注（指三国志注）中。案承祚於亮最为心折，且如周鲂七笺胡综三文之类，无不全录，既取前表，岂独遗此？必出后人伪托，非亮文也”（三国志平义卷二）

钱大昭林国赞李宝淦等皆不信兹表真为亮作者也。外此如袁枚亦云此非孔明作也，枚之言徒涉空谈，有同策论，兹所不取。余公平衡众说略附己见於次：

何氏之说，要点凡四：⑴以诸葛恪传观之，足明此表之真。⑵此表乃剧论时势之尽，不便宣泄於外，故陈寿编亮集未见此表。⑶此表之流传於吴，或云诸葛乔写存，诸葛恪钩致之。⑷赵云当卒於建兴六年冬之前。以上四点，除第一点留待后论外，其馀三点均颇难成立。就第二点言之。此表果为亮作，亮家当有底稿，纵系密表不便宣泄，蜀亡之后，自当流传於外，何以陈寿未见此表？是何说此点难成立。就第三点言之。蜀志诸葛亮传谓诸葛乔‘年二十五，建兴元年卒’。建兴元年‘元’字，自系传写之误。盖建兴五年亮至汉中，乔尚随行，其没自在此后。且乔兄恪死於公元二五三年，年五十一（吴录），推知恪生於公元二○三年，乔若没於建兴元年（公元二二三），则应生於公元一九九年，断无此理。何焯云：“详‘元’字当作‘六’。”其说颇当。盖“元”字与“六”字形近，而乔较恪小一岁亦在情理之中。诸葛乔既有殁於建兴六年之可能，而散关之役即在是年，则亮纵有此表，乔究及见否殊为疑问，更无论写存其文与否也。是何说此点亦颇难成立。就第四点言之，吾人不能因赵云未参与散关之役，遽信表文，谓云已殁於斯役之前，而疑云本传有误，盖建兴六年冬云当已病困不能从征，故次年即殁也。何说此点亦属难以成立。

钱氏谓刘繇为豫章太守，又谓据魏春秋云云，又谓孙权破曹休在建兴五年，均属错误。刘繇但为扬州刺史，未尝为豫章太守，孙权之破曹休实在建兴六年，又所谓魏春秋实无此书名，据吾人所知，惟有孙盛之魏氏春秋，而钱氏所据，实即汉晋春秋，并非魏氏春秋也。此皆钱说之小误，惟尚无碍於论旨。

钱说要点有四：⑴刘繇王朗之事，距建兴六年不过二三十年，（实有三十馀年）不必赘及。⑵魏志并无李服其人。⑶此表疑为后人伪撰，习氏漫载之耳。⑷陈寿不采此文，极有卓见。案钱说第一点理由颇为薄弱，桓灵二帝之事，距建兴五年亦不过数十年耳，而陈志载亮建兴五年所上表，（即俗称前出师表者，此表学者公认真为亮作。）故有“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等语。胡三省通鉴注曰：“李服盖王服也，与董承谋杀操，被诛”。王服即王子服，见蜀志先主传及注引献帝起居注。胡氏谓李服盖即王服虽不过揣测之辞，钱氏未引胡说，是钱氏之疏也。钱说一二两点，殊不足令人疑此表为后人伪撰。至钱云陈寿不采此表极有卓见，是谓陈氏曾见此表，陈氏究见此表否，实为疑问，兹待后论。

林氏谓散关之役在建兴五年，亦属错误，散关之役，实在建兴六年，惟此乃小误，於其论旨并无妨碍。林说要点有四：⑴昌霸反东海，惟一见先主传，陈志初无五攻事。案胡三省通鉴注曰：“昌霸，昌浠也”。胡氏谓昌霸即昌浠，良确。蜀志先主传叙昌霸反为先主，在曹操击破先主前。魏志武帝纪叙昌浠叛为刘备，则在备败后。此非二事，浠叛为备实在备败前，而操攻浠则在备败后，魏志为叙述便利故列浠叛为备事於操破备后耳。魏志张辽传曰：“袁绍破，别遣辽定鲁国诸县，与夏侯渊围昌浠於东海”。尤足证昌霸与昌浠确为一人也。考陈志所记，曹操凡三攻浠。刘备既败，袁绍未破，操攻破昌浠，此第一次也。袁绍既破，操遣张辽夏侯渊围浠於东海，数月，浠降，此第二次也。冀州平，昌浠复叛，操遣于禁攻之，未克，复遣于禁与渊并力，浠诣禁降，禁遂斩浠，此第三次也。（参看魏志武帝纪又夏侯渊传又张辽传又于禁传林说此点实未经详考，惟兹表所谓五攻不下，究与事实不符，盖昌浠(即昌霸）终於授首，而操攻昌浠实仅三次也。⑵此表谓赵云已殁，实谬。案林说此点确具理由，惟前人已有此说，故何氏加以辩正，并非林氏创见。⑶是时未有谓讨贼为非计者。案林说此点颇当。蜀志李严传载亮表有云：“自先帝崩后，平（即严）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李严不过欲专断一方，故不肯至汉中为亮所制，未尝反对亮北伐也。果如世传后出师表（从俗称）所云“议者谓为非计”，则反对亮北伐之辞，陈志应有记载，如张翼反对姜维北伐，其事其辞均见翼本传，今陈志既未载有反对亮北伐者之辞，（廖立特空为大言耳，非反对亮北伐也）亦未记有反对亮北伐之事，可知世传后出师表所云有类无的放矢也。⑷陈寿编亮集，亮文当无所遗，张俨反记敌国文，宜未可信。案林说此点亦当。陈寿果见兹表，纵不信为亮作，亦当别加按语载入亮传或亮集，如吴志陆凯传之例，不当弃而不录。故钱大昭“承祚不过采此文”之语，颇觉未惬，盖亮集及亮传均无此表，知陈氏当未及见也。

李说与林说第四点大致相同，兹不具论。

本人对此表之内容亦认为颇多可疑之点，兹述本人所见及者於次：⑴前出师表（从俗称）已有“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二语，今此表复云“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武侯何自好表白如此？此可疑点一。(2)前出师表但云深入不毛而已，此表更云“并日而食”,亦属可疑。⑶前出师表云：“将军向宠，性情淑均，晓畅军事，试用於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此表云：“曹操智计，殊绝於人，其用兵也，彷佛孙吴。…… 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疑此为后人故袭前表语气以饰其伪。⑷此表横插入“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以下一段韵语，颇觉不伦。此可疑点之四。⑸前出师表谓后主“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今此表以刘繇王朗为喻，案刘繇名为刺史，所据不过一二郡，王朗则一太守耳，以繇为喻，真所谓引喻失义矣。此可疑之点五。⑹前出师表云：“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故街亭败后，亮即上书自贬，今此表博引曹操之事以自解，颇近护前。此可疑之点六。⑺此表云：“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案上述诸人，除赵云外，皆不见於陈志。阳群等若非重要将领，何必胪举其名，若为重要将领，何以陈志毫无记载，他书亦未述及？此可疑之点七。⑻孙策未定江东时，不过袁术之一将，未有寸土，势非甚强，当其渡江，众不过五六千，及既逐刘繇，势乃转盛。今此表云：“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使孙策坐大”颇非事实，此可疑之点八。⑼假定李服确为王服，王服之地位殊难与夏侯渊比，又四越巢湖指讨孙权，昌霸之地位更难与孙权比。疑伪撰此表者习为排比，故摭拾不重要之事以入文耳。⑽此表云：“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又始曰“偏安”，继曰“偏全”始曰“逆见”，继曰“逆睹”，殊觉遣词之窘，不类武侯手笔。此可疑之点十。

吴志诸葛恪传载所著论有云：“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兴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何氏据此信兹表为真，似不无理由，惟此表恪究见及否，尚属疑问。或恪因同僚反对出师者众，遂漫谓见家叔父表陈云云，欲藉诸葛亮之名以增强己之意见，未必曾见此表也。余疑此表当系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恪所著论撰成。惟此种假设自难即成定论，本篇之作，实欲引起学人鉴定此表真伪之兴趣，有同抛砖引玉云尔。

二十三，三，七，武大。

余曩在武昌，曾撰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辨证及校注，并载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出版之武汉大学四川同学会会刊。时逾八稔。始於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得见傅孟真先生《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一文，论及同一问题。闻足音於空谷，喜可知也。孟真先生亦疑此表为伪，与余见颇合。惜其文仅引端绪，即因病搁笔，结论尚不可知。余原拟俟孟真先生全文发表，略陈所见，数月於兹，不闻续作，武大同学会刊，流传极少，余文孟真先生或未得读，因重刊辨证於经世，以供留心此问题者之参考，亦以就正於孟真先生。至余之意见，已较前更进一步。余意所谓后出师表，当即诸葛恪所伪撰。据吴志诸葛恪传，恪於孙亮建兴元年（二五三）十二月大破魏军於东兴，次年春复欲出军。吴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恪乃著论以谕众意。恪著论之外，当更伪撰此表，谬云亮作，以为己论根据。亮虽蜀臣，素为吴人所敬佩，假托亮之意见，足以折服众口，且亮死已久无对证，不忧众人不信也。恪所著论，大意可约为数点：⑴与敌不可两立，⑵不可任敌坐大致眙后悔，⑶应及己力尚强之时图敌，⑷不当惜目前劳费。此与所谓后出师表大意若合符节。如恪著论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此即后出师表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之意也。恪著论谓六国之於秦，刘表之於曹操，吴之於越，均以纵敌致败，此即后出师表所谓刘繇王朗，不事~征战，使孙策坐大之意也。恪著论若不及早用众，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此即后出师表所谓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之意也。恪著论谓众人或以百姓尚贫，欲务闲息，乃不知虑其大危而爱其小勤，即后出师表所谓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之意也。其出一手，至为显然。余曩撰辨证，疑此表�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恪所著论撰成，犹嫌未谛。张俨吴臣，卒於孙皓宝鼎元年（二六六）见吴志孙皓传。俨撰默记时，此表业已传布，故被载入。默记首载此表，东晋时习凿齿撰汉晋春秋复载之，刘宋时裴松之撰三国志注，更据汉晋春秋引入注中，此表遂俨若真为亮作矣。余於己说，初不欲持为定见，甚盼孟真先生早竟前业，余文幸得为引玉之砖，诚不胜忻慕也。

三十一，四，五，三台陈家巷爽园。

一九四二, 经世季刊 二卷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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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辨证>重新发表时，先父正执教於东北大学。对日抗战后，多所大学迁川，东北大学择地三台。三台故潼川府治，而安岳县固潼川府所辖，此为先父任职地点离家最近之时；不仅暑假，寒假亦可归省先祖父母，除夕合家团聚，其乐融融，长留梦境，惜为时不久，次年即应张晓峰先生之聘，转赴迁於贵州之浙江大学矣。盖先父之任教东大，实因当时萧一山先生在此任文学院长、蓝孟博先生在此任史学系主任之故。次年两位先生均离开东大，而晓峰先生两度来邀，情不可却，遂不顾战时长途跋涉之劳，远走遵义。先父向以教育学术事业为重，复重友情，数十年如一日，於兹可见一斑。

案世传诸葛亮后出师表传诵已久，“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之语，尤为脍炙人口，然实系伪托；先父与孟真先生先后为之辨证，论据充足，别具只眼。先父始作此文时，尚为武汉大学史学系学生，斯时先父锐意治史，成果斐然，发表於《燕京学报》之“三国吴兵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三国食货志》，均在此时撰成。与此同时，复积极参加救国活动，与师友创办宣传爱国精神之刊物；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抗敌於上海时，武大学生会发表之“抗日救国宣言”亦出於先父之手。此盖非有过人之精力与才思，殆不可能。然诚如先父至交所言，“书生报国有志，而适应乏术”。终因国事蜩螗而致怔忡之疾，原有撰写张居正大传之愿，并已从明室档案中抄得不少珍贵材料，卒未能完成；先父对中国历史常有新解，间得聆听，顿时豁然开朗，而少有成文传世，惜哉！

先父重新发表“辨证”，盖有向孟真先生抛砖引玉之意，其后孟真先生是否又有论述，未能查知。而先父受知於孟真先生盖非一日，当年去台任教，即系孟真先生出长台大后电邀，检阅旧牍，来电尚在，而孟真先生亦已早归道山。翻阅旧籍，得此一段文字交往之记录，甚有感焉，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