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宗讲佛性实有如何理解

三论宗的佛性观

　　道证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土后，先是与黄老方技相通，至魏晋转而依附玄学，与玉柄尘尾之玄风相激扬，般若学至两晋遂蔚为大观。六家七宗虽以格义而释佛经义理，然难以准确把握般若的全貌。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佛教才渐渐摆脱格义的束缚，一批佛教界的大德脱颖而出，发挥佛经义理。于是义僧辈出，论师称雄，佛教界出现一种诸师异说，百家殊唱的局面。佛教的最终目的是成佛，而佛性涉及佛教真理的界定、成佛的方式、以及佛果的问题，在中国甚至是佛教分宗立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佛性问题是中国佛教的中心问题。

　　佛性思想是大乘佛教所独有的，谈及佛性的典藉主要有《楞伽经》、《涅槃经》、及世亲菩萨的《佛性论》等。但是影响最大还是《涅槃经》。吉藏大师说从摄山僧朗大师开始三论宗就只讲《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部论及《摩诃般若经》，不讲《涅槃经》、《法华经》，弟子们再三请求大师讲《涅槃经》，也只是讲了一个《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而没有逐字逐句的讲经文。自从兴皇法朗大师以后，才对《涅槃经》有所弘扬。欲明三论宗对佛性理解，先须了解吉藏大师以前对佛性的认识，就好象一个国家要开拓疆域，先要平定国内的叛乱。因为以前对佛性的理解不够全面或不够圆融，这样障碍正道，致使佛性不能显现。只有洗除偏执，才能显出佛性正理。

　　一、阐提有无佛性

　　佛性是至妙至善，断尽烦恼，自然就会现显，而一阐提人不具真信，善根断尽，不具佛性，所以不能成佛。自从法显法师译出六卷《泥洹经》后佛教徒皆遵此说。《泥洹经》卷三说：

　　如一阐提，懈怠懒惰，尸卧终日，言当成佛。若成佛者，无有是处。[①]

　　《泥洹经》卷六又说：“彼一阐提，于如来性，所以永绝。”[②]更明阐提不能成佛，遂使阐提无佛性说成为当时最为普遍的见解。但罗什法师的门下“四圣”之一的道生法师，深得罗什法师的真传，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也在众生之列，因此一阐提人也能成佛。道生法师首唱阐提成佛说，孤明先发，顿时法海波澜，遭到佛教界其他大德的批评，因无经证，甚至被讥为背经邪说，然道生法师在罗什法师处深得般若的心法，不为时论所动。为了证明他所说真实不虚，他发愿“如果他所讲是正确的，让他临命终时死在狮子座上”。后来昙无谶三藏所译北本《涅槃经》卷五说：

　　如一阐提，究竟不移，犯重禁，不成佛道，无有是处，何以故？是人于佛正法中，心得净信。尔时便灭一阐提。若复得作优婆塞者，亦得断灭。于一阐提犯重禁者，灭此罪已，则得成佛。是故言毕定不移，不成佛道，无有是处。[③]

　　此即阐提成佛的明证，道生法师一夜之间被人们称之为“涅槃圣”。然而当人们高兴地向道生法师汇报喜讯时，法师已经圆寂在庐山讲法堂的狮子座上。

　　难道佛所讲的同一部经前后都有矛盾吗？实际上两处经文并不矛盾，而执著文字的人在此上反而大做文章，反复考证。《泥洹经》所讲的阐提不能成佛，并没有错，阐提是断了善根的人，是无恶不作之人，这种人岂能与佛性相应。有恶就没有佛性，有佛性就没有恶。因为佛性与恶是截然相反的，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就好象大冶红炉不留片雪，没有雪中之火，也没有火中之雪。如《中观论》所讲“灯中自无暗，住处亦无暗”[④]有灯就没有暗，有暗就没有灯，是一个道理。因此阐提怎么能有佛性？吉藏大师在《大乘玄论》卷三中讲阐提有二种：一断善阐提，起大邪见而断一切之善根者。二，大悲阐提，菩萨有大悲心，欲度尽一切众生而成佛，众生无尽，故已毕竟无成佛之期者。所以《泥洹经》所讲的阐提不能成佛，是完全符合佛经义理的。而北本《涅槃经》所讲阐提能成佛，是说若是阐提破迷开悟，相信佛法，发菩提心，勤修六度诸善万行，当然就能成佛。因此当一个人起一念阐提心时便不能成佛，但转而又发大悲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又种了成佛之因，通过精进修行将来定能成佛。所以两部经并不矛盾，只是所谈的角度不同而已。阐提不能成佛是站在没发菩提心的角度而言，阐提能成佛是站在发菩提心，精进修行的角度而言的。

　　二、佛性本有始有

　　至北魏时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十地经论》，于是弟子们研习弘传《十地经论》，声势渐高，遂成地论学派，且对北朝佛教影响极大。由于二师对论中的“阿梨耶识”和佛性的解释各不相同，其徒遂分为地论学派的南北两道，佛教史上称为相州南道和相州北道。以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代表的北道，唱阿梨耶识依持说，主张佛性始有，即认为杂染的阿梨耶识并不具足一切功德，众生的佛性通过后天的修行功德圆满时才能显现。而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代表的南道，唱真如佛性依持说，主张佛性本有，即认为阿梨耶识法性（即真如佛性）本自具足一切功德，众生的佛性乃与生俱来，先天而有，修习只是将本有佛性得以显现而已。前者是“理性”，后者是“行性”。理性不是后天造作而成，故说是本有；德行是通过修行而成就的，所以说是始有。

　　吉藏大师说若是以有所得心观察，以前的这些解释似乎都有道理，然而仔细参究经典的玄义，并不全面。释迦佛一代教法都是善巧方便，依照众生的根机而应机施教，破除众生对宇宙人生的错误的看法、想法。哪一部经里说了理性本有，行性始有呢？从来没有这种提法。比如佛经中讲如来藏义时，在《楞伽经》中说“无我为如来藏”，而《涅槃经》中说“我为如来藏”，岂不又是矛盾？本有始有也是这样。若非要说理性本有非始，行性始有非本，则又成了执著。如来圣教并不是药，只是标月指，而世间顽质钝根之人，尽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三论一家相传明佛性义，非有非无，非本非始，亦非当现。这正如经上所讲以世俗文字故说有三世，并不是菩提有过去、未来、现在。因此《涅槃经·性品》前面说佛性本有，用贫女身中藏的宝贝作比喻。后面又说佛性始有。他在《大乘玄论》卷三说：

　　至论佛性，理实非本始。但如来方便，为破众生无常病故，说言一切众生佛性本来自有，以是因缘，得成佛道。但众生无方便故，执言佛性，性现相常乐，是故如来为破众生现相病故，隐本明始。至论佛性，不但非是本始，亦非是非本非始。[⑤]

　　至于谈到佛性的究竟处，是非本非始的，但如来为破众生的无常之病而说一切众生本有佛性，外道们在涅槃会上听佛陀讲有佛性（因为他们以前听佛陀说“无我”，而不愿意入佛门修行），而且涅槃也是常、乐、我、净的，他们立即发心跟随佛陀出家修行。这是佛陀度化众生的方便，因为对他们说的太深，他们也不可能与佛陀相应，所以先引导他们入佛门，然后告诉他们通过修行就能成就佛道。但后来的众生不体察佛陀说教的本意，而将佛性执著成了本有，岂不是学教起迷？因此佛陀又说佛性始有，这也不过是佛陀善巧，至于真正的佛性不是本有也不是始有，更不能定执为有个真实的“非本非始”。离言说相，离心缘相处，即有消息。

　　对于佛性之本、始二说，吉藏大师从理论上采用的是双遣的方法，给予全面的否定。他认为涅槃绝百非，超四句，佛性超世相，绝言表，不可言本，亦不可言其始。言本言始是方便说，非究竟义，是世俗见非真见。依真立言，佛性则非本非始。

　　三、草木能否成佛

　　欲明草木到底能不能成佛，先须分别佛性内外有无之义。吉藏大师说这种义理幽深微妙，最难体会。经典有时讲理外有佛性，理内无佛性；有时讲理内有佛性，而理外无佛性。这里说的理，是指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佛教以真如法性为真理，外道没有此理，故外道所说名为理外。就佛教内部来说，信解此理名为理内，不信解此理名为理外。这就是以前的大德判断内凡、外凡位以及内道、外道的标准。没有确立信、进、念、定、慧五根称之为理外行心，即是外凡。此五根坚固者称之为理内行心，即内凡位。所以便有理内行心和理外行心，也就有了理内、理外义。

　　有人问吉藏大师是理内众生有佛性还是理外众生有佛性呢？吉藏大师说众生皆是因缘和合而生，没有真实性，因此理外本来就没有真实不变的众生，哪里还问理外众生有没有佛性呢？就好象人问火焰中之水，水火是不相容的，有水就没有火，有火就没有水。哪里还有火中之水，就好象人说龟毛兔角一样。所以理外不但没有众生，而且也没有佛性，佛陀五眼也不能见。所以《金刚经》上说：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⑥]

　　由此可知我与众人都没有佛性，不但凡夫没有佛性，就是阿罗汉也没有佛性。按照这种义理推究不但草木没有佛性，就连众生也没有佛性。此正是《大品般若经》所讲的“法性外无法”。《仁王般若经》所讲的“入理般若名为住”。住即是十住位，十住也叫十解，也就是十住菩萨悟解真如之理，住在真如实相里，与实相相应了，即名理内。所以说理外众生没有佛性，理内众生有佛性。

　　若说一切众生有佛性者，则草木也应有佛性。《大般涅槃经·哀叹品》中有“失珠得珠”喻，这是比喻由于众生迷惑颠倒而失佛性，即无佛性；由于经人指点而明白，破迷开悟即有了佛性。其实佛性本来并没有什么得失之分，只是由于众生迷惑而方便说失了佛性，苦口婆心地劝众生通过修行开悟了，而又方便说得到了佛性。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得到。正如《金刚经》所讲：

　　须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⑦]

　　所以说佛性之得失无不体现出佛陀的善巧方便。《华严经》上说善才童子见弥勒楼阁，即得无量法门，岂不是观物见性，即得无量三昧！又《大集经》说“诸佛菩萨观一切诸法，无非是菩提”。这是说由于众生迷惑，使佛性也成了生死及森罗万象，若是开悟了生死及森罗万象等一切诸法无不是菩提。所以僧肇法师在《肇论》中说：

　　道远乎哉？即物而真；圣远乎哉？悟即是神也。[⑧]

　　既然一切法无不菩提，故一切法又何尝不是佛性。《大品》、《小品》都说“诸佛如一切如，一如无二如。”所以从众生有心识，有觉悟之义来讲，是佛性。而草木无心，没有迷不迷的说法，怎么会有觉悟成佛之事。但世间一切相同归于“空”，故空为诸法之性。又如黄石之中具有金之性质，一切世间法中皆具涅槃之法性，故说此诸法本然之实性为法性，此即《圆觉经》所谓“众生、国土同一法性”。所以“道”离我们不是很远，当下即是，正如禅宗所讲的“百草头上祖师意”；“圣”离我们也不是很遥远，悟了即是圣智。因此法性即是佛性，而无区别。唯识宗也讲“唯识无境”，即是说山河草木皆是唯心所现，心外无别法。这也说明一切诸法，依正不二。既然依正不二，众生有佛性，当然草木也有佛性。若是了悟诸法平等，则不见依正二相。所以真如、佛性里没有成不成佛之相，所谓真如界内绝生、佛之假名。为了度化众生而假言成佛，故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也得成佛。就如悉达多太子夜睹明星成佛时，他看见大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四、正因佛性

　　前面对佛性认识得不够圆融，吉藏大师都作了批判，并且将经典的种种异说作了会通。哪到底如何是正因佛性呢？吉藏大师为了让人体会正因佛性，先说了《涅槃经》对佛性二种解释：

　　（一）佛性无始无终，就好象车轮。依据《涅槃经》卷二十七说有四句，即“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⑨]

　　“有因”就是十二因缘，此十二因缘为所观境，所以名为“因佛性”。

　　“因因”就是智慧，因为十二因缘能生观智，即是此观智因“因”而有，故名此智慧为“因因佛性”。

　　“因”是相对于境界而言，“因因”是相对于智慧而言。

　　“有果”就是三菩提。谓由修观智，证得菩提果，名为“果佛性”。

　　“果果”就是大涅槃，即菩提已是果，由证菩提，得入涅槃，故涅槃名“果果佛性”。

　　菩提即是智，涅槃即是断，由于智慧故说断烦恼。

　　又所生观智，因因而有，故名因因。十二因缘也是因因而有，此又是因因。既然互为因与因因，所以此上因、果佛性是无始无终义。

　　（二）佛性有始有终，就好三世因果。吉藏大师用三句说明：1、是因非果，即是境界因，因为十二因缘是所缘境。《涅槃经》说“是因非果如佛性。”[⑩] 2、是果非因，即是果果性，《涅槃经》说“是果非因名大涅槃。”[11]3、是因是果，即如了因（智慧能照了理境故名了因）及三菩提。这是了因相对三菩提即是“因”，三菩提相对于了因即是“果”。

　　以上两种解释已经非常深奥难测了，但吉藏大师说这充其量不过是傍因、傍果。因为这里讲的因不同于果，果不同于因；因是因，果是果；因果不圆融。如《般若心经》所讲：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12]

　　这才能圆融无碍。所以前说四句：因、因因、果、果果，都不是正因，若说非因非果才是正因。后说三句：是因非果、是果非因、是因是果，都不是正因，若说非因非果才是正因。所以《涅槃经》说“非因非果名为佛性。”[13]故于四句中更加上第五句非因非果，于三句中更加上第四句非因非果才是正因佛性。

　　故佛性非因非果，是中道理体。《涅槃经》上说：

　　佛性者即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中道。[14]

　　从体起用，虽是非因非果，为度众生，以方便故作因果名说。不因而因，开境智，故有二因：谓因与因因，即境界因和观智因；不果而果，开智断，故有二果：谓果与果果，即菩提与涅槃。因此二因二果岂是正因，至于说到正因，岂是因果概念所能描述。所以非因非果即是中道，名为正因，故以中道为佛性。《涅槃经》上又说 “佛性者，即是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15]

　　五、结语

　　凡夫众生喜欢“有”，所以在印度中期大乘佛教以后对性空看得不是那么重要，认为只是方便法门而已。主张如来藏说的人认为如来藏是最究竟，唯识则讲圆成实性是了义。在印度人们习惯冥思，尚且对性空的讲法不能彻底接受，在中国人们不重玄谈，性空学就更难以接受了。因此性空学在中国始终难以弘扬，吉藏大师以后，具有中国特征的禅宗执了中国佛教的牛耳。禅宗虽然也讲“不思善，不思恶”，似乎当下空无所著了，但在不思善，不思恶的同时，又提出了一“本来面目”。空到最后又抓住了一个自我，觉得心里就比较踏实了，空去了烦恼等麻烦的东西，减去了精神上的千斤重担，抓回几两自我、自性、本性、佛性等，而且这些东西里具足万法，大可安心。净土宗也是如此，空了世间所谓五浊恶世的东西，觉得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放下它，空了这部分；然后到净土时，那里有亭台楼阁，黄金铺地，七宝为池，吃喝不愁，多美啊！给人一种具体可寻的东西，使将来的生命有所依靠，这也很适合中国人思想，也不能说其不好。

　　学三论要抓住三论的宗旨本义，不要夹杂了中国化的，不是三论的东西。要分清那些是三论的本义，那些是中国本有的文化。三论用遮诠的方法否定对名言的执著，经常有非有非无、非空非有等语言描述佛性，不懂佛法的人总认为三论言词闪烁，诡辩。其实佛法的究竟处是言语道断，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因为究竟处无名无相，所以用“空”描述比较贴切，此“空”是佛法究竟处的象征，而不能又执著空是最高，或认为有一个真实的“空”存在，若是这样则学教起迷。应该藉教悟理，才能与佛性相应。

　　二○○三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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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大正藏》卷12 第873下

　　[②] 《大正藏》卷12 第893上

　　[③] 《大正藏》卷12 第393中

　　[④] 《大正藏》卷30 第9下

　　[⑤] 《大正藏》卷45 第39下

　　[⑥] 《大正藏》卷8 第749上

　　[⑦] 《大正藏》卷8 第751下

　　[⑧] 《大正藏》卷45 第153上

　　[⑨] 《大正藏》卷12 第524上

　　[⑩] 《大正藏》卷12 第524上

　　[11] 同上

　　[12] 《大正藏》卷8 第848下

　　[13] 《大正藏》卷12 第524上

　　[14] 《大正藏》卷12 第524中

　　[15] 《大正藏》卷12 第523下

古代大门上的狮子的讲究：两只狮子一雌一雄，雄狮脚下踩着一只绣球，雌狮身下依偎着一只幼狮，皆庄严威武。门前摆灵兽无非也是保卫门户、驱鬼辟邪的作用。

古代建筑门前，大多都有一左一右两只石狮子。两只石狮一般是一雌一雄，按照中国古代男左女右的阴阳哲学，以人从里向外走出的方向为参照，一左一右摆放。

狮子在佛教当中很有地位，常被用来比喻最有威望的人。所以，将佛比喻成狮子，还是因为狮子“独步无畏，能伏一切。”随着佛教的盛行，狮子逐渐成了常见的雕刻题材。不但在寺院里雕刻狮子用以护法，朝廷官员的府邸门前也多雕刻石狮。两只石狮一般是一雌一雄，按照中国古代男左女右的阴阳哲学，以人从里向外走出的方向为参照，一左一右摆放。

佛也是如此，对于九十六种道中一切的邪魔都能制伏，故将其喻作狮。凡是佛坐过的地方，都称为“狮子座”。宣扬佛法的声音，也常被比喻为“狮子声”，有唐人诗为证：白发老僧听，金毛狮子声。同流有谁共,别著国风清。

唐宋时期，石狮的造型并不固定，狮子或坐或蹲。到了明清，狮子的造型便基本固定，都是蹲坐在石座上，头上布满卷鬃。而且，狮子头上的卷鬃也是很有讲究的，卷圈最多为十三个，一品官一下，少一级就少一个疙瘩。由此看来，狮子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的象征，而是一种权利与等级的指代。

东汉明帝时，释摩腾自西域用白马驮经，初宿洛阳鸿胪寺，于是以“寺”名之，创立“白马寺”。“寺”在白马寺创立之前，为官署之名，后来凡是僧众所居处，皆以“寺”为名。

在中国佛教寺庙的建筑中，殿堂是寺院建筑的主体。殿是供奉安置佛像以供礼拜祈祷的处所，堂是供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起居的地方。下面将就普通常见寺庙的格局作些介绍。

布局

院落式的寺院布局，一般是座北面南，从山门（寺字正门）起沿一条南北向中轴线，由南向北每隔一定距离布置一座殿堂，周围用廊屋或楼阁把它围绕起来。中轴线上由南向北的主要建筑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殿之后是法堂或藏经楼(阁)或毗卢阁、观音殿。

大雄宝殿前，左右配殿有枷蓝殿、祖师堂(或观音殿、药师殿等)相对。寺院的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主轴线东铡，包括僧房(居室)、香积厨(厨房)、斋堂(饭堂)、职事堂(库房)、荣堂(接待室)等。接待四方之来者的客房特设在中轴线西侧。

山门

佛寺的大门称为“山门”。由于“天下名山僧占多”，寺院多在山林之处，所以得名。山门一般有三个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中间一座常建成殿堂式。叫山门殿或三门殿。殿内塑两大金刚力士像，如同两个门卫护持寺院。

天王殿

进了山门往北，第一重殿是天王殿。在天王殿前两侧有钟楼和鼓楼。天王殿中间供坐北面南的大肚弥勒佛。东西两旁分塑四大天王像，弥勒佛背后神龛内供韦驮菩萨像。

大殿

天王再往北是“大雄宝殿”，俗称“大殿”，为寺庙的主殿、正殿。“大雄”是梵文筏那摩那的汉译，是对佛祖释迹牟尼的尊称，指佛有大力，能伏“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等四魔。

配殿

大殿的东西两侧配殿是枷蓝殿与祖师殿。

伽蓝是“僧伽蓝摩”的简称。是“僧园”之意。这里的伽蓝特指“祗树给孤独园”， 是释伽在舍卫国居住说法的场所。

伽蓝殿供波斯匿王和他的太子祗陀，还有给孤独长者。相传“祗树给孤独园”是给孤独长者用金钱购置波斯匿王太子祗陀的花园，建筑了“祗园精舍”，释迦说法的道场。除了这三位护持佛法建立枷蓝的善士外，殿内两侧还有供美音、效音、天鼓等十八位枷蓝神的，他们是寺院的守护神。

法堂

大殿的后面为法堂，也叫讲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的地方，它是佛寺中仅次于大雄宝殿的主要建筑。法堂也供佛像，但主要设法座。法座亦称狮子座，堂中设高台，中置坐椅，供法师演说佛法之用。法座后挂象征释迦说法传道的图像。法座前置讲台，台上供小佛像。下设香案，供置香花，两侧列置听法席位。

藏经阁

法堂之后是藏经阁，藏大量书籍，一般不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