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真的说过：「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吗？

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在多个领域都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郭沫若是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

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白话文学的鼻祖，说是创始人虽然有点夸张，但是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建设性成就，是同时代其他文学大家不能相提并论的。作为中国除旧立新的时代浪潮中，最耀眼的一颗星，鲁迅自然避免不了“人红是非多”这样的魔咒。在鲁迅的“战斗”生涯中，可以说是树敌不少，但是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还是鲁迅同郭沫若之间的对决。他们两个作为文坛的标志性人物，郭沫若和鲁迅没有见过面，郭沫若也曾经非常伤心的表示了这种遗憾。在同时代的中国作家里，这的确是一个意外。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相互都说过对方很难听的话，一个尖酸，一个刻薄，对对方都没有好感这是没有疑问的。

“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东洋狗，仔细一看，原来是郭沫若先生。”这句话确实是出自鲁迅先生之口。虽然郭沫若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但是他在做人方面委实不妥。他是个墙头草，郭沫若一开始在蒋那里很受器重，但当他感觉到苗头不对的时候，立马倒戈，这也就罢了，他还专门写文章骂以前的主子。他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成亲，在揭开妻子头纱后，郭沫若对长相普通的张琼华大失所望。结婚不到一星期，郭沫若便抛弃了张琼华，去了日本，追求了日本护士佐藤富子，并且同居生了五个子女。，后面却又抛弃了。鲁迅这么正直，直言不讳的人很看不惯，就会怼他。

千年前，初唐文坛的众多同行们，要给4位年轻人安排个很霸气的称号，叫“初唐四杰”。这本是好事，但却有人不服输，和王勃争起了第一，此人是杨炯。当时的排名是王杨卢骆，但杨炯却说“耻居王后”。后来，这段事也成了文坛的一段笑谈，多数人都认为杨炯不自量力，王勃有《滕王阁序》，他杨炯只能是第二。

而在现代文坛，其实也有个挺有名气的固定排名：鲁郭茅巴老曹。这个排名提出来有几十年了，这6位分别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虽然对于这个提名大家没什么争议，而且排出来时鲁迅先生也已经不在了。但是与初唐四杰头两位一样，这个现代排名中的前两位，也是斗了半辈子。

鲁迅和郭沫若其实根本没有见过面，对于两人之间的神仙打架，当时的众多文坛名人也都只能是看看热闹，毕竟两人都是当时的牛人。关于当时的情况，后来传出了很多轶事，半真半假，大家不可全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郭沫若先生在这件事上，其实挺有君子之风。

为何这么说？两人早前虽唇枪舌战，但在鲁迅先生离世后，郭老再也没有说过鲁迅半句不是，这就是他的原则，这一点是值得佩服的。甚至在鲁迅过世后，郭老是完全肯定了对方在文学上的地位，当时他曾用这样的挽联来纪念鲁迅：

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这个话，写得十分耐人寻味。为何他会说“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其实很有深意。

第一句是说孔子之前，诸子百家争鸣，大家各抒己见。而孔圣人的出现，将这些百家思想完美地总结出来了，让大家心悦诚服，从此以后，很多人便只知儒家的那一套了。而孔子之后，大家却无法在这些想法里再加入其它东西，也无法再达到他的高度，于是就再无孔子。

第二句，则是说鲁迅和孔子的不同。鲁迅的想法，是之前其他文人没有的，他的出现就像一把利刃，打破了从前的种种，这正是“鲁迅之前，一无鲁迅”。而在又像一个启明灯一样，照亮了很多人的创作方向，让很多迷茫的人看清了未来，所以说在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

通过两句话，我们就能看出郭沫若是真心地佩服鲁迅。虽然吵了这么多年，虽然没见过面，但他是很懂鲁迅的，也是打心底欣赏鲁迅的。

其实郭沫若对鲁迅的服气，从他常模仿鲁迅的诗作就看得出来。有人说人都逃不了真香定律，郭沫若其实也是一样，当年他是一面和鲁迅吵，一面却常模仿鲁迅的诗作，不过结果却打脸了。他的诗和鲁迅原诗，相差不小。大家请看这两首：

前一首是鲁迅写的，后一首是郭沫若仿写的。鲁迅的诗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是一首经典七律，其中有好几个名句。而郭沫若这首诗，知道的人应该要少一些。两首作品的相似度确实是挺大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后者是模仿的。

这两首诗的水平也是高下立判的。从遣词上来看，鲁迅原诗用了多处典故，不着痕迹，充分展现了他的文学功底。而郭沫若的诗，显然就写得直白了很多，用字上也不如原诗精准。而从意境上来看，鲁迅的诗作耐人寻味，多个意象完美融合。而郭沫若的诗，一直没有脱开口号式的语言。当然，就现代人写的七律来看，郭老这首诗也已经算是精品了，若不是和鲁迅比的话。

其实郭沫若之所以会陷真香定律，一方面是因为鲁迅的文学水平确实很高，他忽视不了，也否定不了。另一方面，郭老的其它方面咱们不说，在对一个同行的评价上，他是一位真君子。所以笔者一直认为，关于这二老生前的一些争论，我们真的看看就行了，神仙打架而已，两位都是文坛泰斗。

鲁迅与郭沫若在做事上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两人关系不好，经常接互骂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文人的世界总是让大家都不懂得，尤其是民国时期，在十分动荡的中国社会下，中国的每个文人都有这自己十分独特的想法

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都太过去奇葩了，因此他们经常看彼此特别的不顺眼，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人经常在公开场合互骂的原因。

其中那个时候对骂最厉害的两个人便是郭沫若与鲁迅了。我们先来看看郭沫若这个人，郭沫若是中国文坛上出了名的大作家

他写过的很多的文章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文章都特别受人瞩目，也正是因为这样，郭沫若在文坛上的地位一直是很高的。虽然他有这样的才华，但是郭沫若的风评一直不是很好。

原来那个时候的郭沫若的感情生活十分混乱，刚成年时候的郭沫若被家里强制性的安排了一门婚事，妻子对于郭沫若有情有义，照顾的特别细微周到，但是郭沫若却因为妻子外貌不太好看而十分讨厌自己的这个妻子，后来还一意孤行，娶了一个日本人作自己的第二任。

相比于郭沫若对待自己发妻的冷酷无情，鲁迅还是比较善良的。大家也都知道，鲁迅在那个时期到底有多么出名，身份地位如此高的人自然是少不了女人的仰慕还有追捧，其中许广平就是仰慕者之一，而鲁迅对于自己的这位仰慕者也是特别有好感，于是也是选择了放弃发妻。

照理说郭沫若与鲁迅的做事风格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那么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很好那？答案是否定的，不但不好反而是特别尴尬的，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时候的鲁迅是一个十分犀利的人，有一次郭沫若讽刺鲁迅衣冠禽兽。结果鲁迅直接回复：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之前间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更有甚者鲁迅还说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这是为什么呢？

事情还得从1927年说起，创造社和太阳社（当时的文学团体）的左翼青年们集体“围攻”鲁迅，说他是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是社会变革的落伍者，他的笔下没有光明，只会利用中国人的病态性格来混淆青年人的耳目。而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是骂鲁迅最狠的。1928年夏，他化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对鲁迅大家指责。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一个不得志的法西斯谛反革命人物。鲁迅看到之后什么反应？恼火，大为恼火。回他一句“才子加流氓”。这句话说得很贴切。

先说“才子”，郭沫若的确是位大才子，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之中他当仁不让堪称第一。他集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作家、剧作家、评论家等各类名号于一身，这可不是胡说的，都是实至名归。他的甲骨文研究非常有成效，“甲骨四堂”便有他一席之地；他的浪漫主义新诗，他的历史文化研究，他的戏剧作品，都是不可否认的实证。鲁迅在骂他流氓之前，也不得不先承认他是一个才子。

再说说“流氓”，鲁迅为什么说他是流氓呢？郭沫若出身于四川乐山，那个时候当地盛产土匪，当地人多少也沾了一点匪气。郭沫若后来也说过自己是天生的流氓痞棍。当然了，当时郭沫若还很年轻，多少有一些年少轻狂。当时那么多年轻的文坛小青年都在攻击鲁迅，只是他攻击得太厉害了而已。

近年来网络上有一些人在极力地贬低鲁迅、郭沫若，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只想说，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请不要只顾着咒骂，却忘了他们为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革命做出的成绩。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两人生前也曾有过相交、相见的愿望,可惜却由于双方在文学上的主张和政治态度的不同而屡屡失之交臂，竟至终生未谋一面。

郭沫若对鲁迅的印象，是读了鲁迅于1920年10月10日，发表在《时事新报》（“五四”时期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副刊《学灯》上的一篇小说《头发的故事》。据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的中国近代小说”，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但同时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笔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郭沫若还坦言，这种感觉“直到他的《呐喊》为止”。

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郭沫若再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就没有再去读了。由于当时《学灯》同时收刊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茅盾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他在表面上评价了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的译作，认为小说是创作的文章，为 “处女”，译文是翻译别人的东西，为 “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意思是鲁迅的小说应该得到尊重，不应排在周作人的译文后面。实际上是为将自己的文章放在第三位感到不满。

鲁迅不但不领这个情，还感到厌恶。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在谈到郭沫若的翻译风格时，鲁迅说:“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的“少壮派”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更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仍不失为纯文艺的杰作。

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

你成仿吾不是推崇《不周山》吗，因此在《呐喊》再版时，鲁迅就偏偏将《不周山》从中删除出去，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1924年，鲁迅在杂文《论照相之类》写道:“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刷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铜板而已。”这里的“三人”就是郭沫若、成仿吾和郁达夫。另外还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末‘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自然也包括他鲁迅。

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因受不了人事纠葛，萌生了去意。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希望他尽快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广州是创造社的基地，创造社的成员大多在被称为“左派学校”的中大任教。鲁迅给许广平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

随后又去信向许广平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可见鲁迅对创造社已有了些许好感，他告诉许广平，自己与郭沫若及创造社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和狂飙社的高长虹（曾追求过许广平） “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

直到1927年1月，鲁迅才离开夏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已“投笔从戎”，随国民革命军北伐，离开了广州。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离开广州到上海定居，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信李霁野的信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真成了沙漠了。”

他们终于想到了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1927年12月3日、4日，《时事新报》连续两刊登了一则广告，将鲁迅 列为周报的“特约撰述员”名单，排在首位，其次是化名为麦克昂的郭沫若；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报》上又刊发启事，公布了一长串的“特约撰述员”名单，鲁迅仍列在首位。眼看就要携手合作的好局面，动因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而宣告破产。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他和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创造周报》联合计划至此中止，而代之以《文化批判》，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第一次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概念，将矛头指向鲁迅，批评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在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成仿吾甚至撰文笔伐鲁迅“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堂鲁迅！”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心骨，自然要参加对鲁迅的思想倾向和文学观念大加挞伐。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连“绍兴师爷”的字眼都用上了：“词锋诚然刁滑得很，因为这是他们师爷派的最后的武器”甚至还拿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人身攻击的材料。他们称“鲁老爷子”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鲁迅曾以《“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等文章回应批评。郭沫若则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更猛烈地批评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

当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等人大打文笔仗时，郭沫若却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毫无原则地将鲁迅与陈、高之间的论战，说成是 “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逞一时之快，他甚至骂鲁迅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看他们如此以谩骂加人身攻击，郁达夫气愤不过，认为创造社和郭沫若等情绪化的行为，太令人失望，便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作了一首诗赠与鲁迅，以示声援:“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蚍蜉撼树不自量，不废江河万古流。”

面对青年人的围攻，鲁迅内心虽然感到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仅是只言片语，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始终保持着仁者风范和长者胸怀。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鲁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两人竟然未谋一面，此中缘由恐怕只他们自己最清楚。

内山完造曾将他们两人进行过比较，说:“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倾向，一个具有文化人的倔犟个性，当然都不会主动屈就对方，以弥合感情的缝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至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难以厘清的悬案。上世纪20年代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致鲁迅信，因寄到创造社而杳无音迅。1933年12月19日，鲁迅在写姚克的信中特意提及此事:“罗兰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就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

1936年，鲁迅的肺病日见严重，身体每况愈下，而此时，左翼阵营内部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周扬、夏衍等人最早提出的，并作为上海进步文艺界的统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口号，也有不甚了了之处，认为“国是蒋介石统治着”，所以，“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认为鲁迅等人“标新立异”所提出的口号，“是错误了的理论和举动”。鲁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本想和郭沫若商量，可正如鲁迅所说，由于“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问也不方便”。

8月上旬，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中，对两个口号之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应是广义上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明确表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

信中还谈到:“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长衣佩服”。8月30日，郭沫若发表了《蒐苗的检阅》一文，向鲁迅表示歉意:“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那篇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曙光就在眼前，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的误解原本是可以烟消云散的，只是天妒英才。1936年 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 鲁迅在上海的寓所不幸病逝。郭沫若和鲁迅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未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遗憾。鲁迅逝世后，郭沫若高度评价其为“中国之伟大人物”。

郭沫若是新人，而他想要展露头角最快的方法就是让前人成为自己的垫脚石，所以郭沫若选择了鲁迅。但是他却没有想到鲁迅也是一个龇牙必报的人，就这样你来我往互相讽刺伤害的不亦乐乎。

郭沫若和鲁迅根本就没有见过面，曾经两个人也没有很深的矛盾，但是郭沫若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作为新思想的代表人必须要抨击那些拥有者传统思想的老封建人。经过千挑万选，郭沫若选择了鲁迅，就这样，两个人没有硝烟的战争爆发了。

郭沫若直接甩给鲁迅三口锅，第一口就是称鲁迅其实就是一个封建残留，封建余孽。第二口就是鲁迅是一个反革命人员，第三口就是鲁迅其实就是法西斯蒂。这三口锅无论哪一口都是非常严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肯定非常生气。

文人的生气也比较文人，既然你是用语言来伤害我，那么我也利用语言来反驳你。就这样，鲁迅也开始疯狂的攻击郭沫若，无论是郭沫若的文章或者是郭沫若创造的创造社。特别是当创造社被人攻击之后，他更是不能抑制住自己的喜悦，直接说这个社就是流氓社。

其实刚开始鲁迅对郭沫若还是印象比较好的，甚至还想过既然他邀请自己那么自己也进入创造社。但是后来他才发现一切都是一个阴谋，所以他很是气愤。不过后来郭沫若居然说自己没有甩过这三口锅也是很好玩的事情了。

郭沫若和鲁迅的恩怨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了，而郭沫若就是因为想要让自己迅速成名就肆意伤害鲁迅这种做法也让人很是无语。不过郭沫若肯定没有想到这个鲁迅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就这样他们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