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四大美女是谁？等问题还有什么？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西施

西施出生在“春秋无义战”的如磐年代，一位16岁少女，锐身赴难，在吴越两国宫廷内之外，一场绵延十年的腥风血雨之中，上演了一个扭转乾坤、使一代霸主终成剑下魂的泣天恸地的故事。

西施的形象以及她在吴越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被稗官野史、民间故事和近代文艺塑造得除了极度神话的“美”之外，其中有些描写显得十分的浮躁，有些描写甚至是乱七八糟，根本没有揭示西施内心世界的真谛。有人把她描绘成用作“美人计”的香饵，有人把她说成是打进吴国的“高级色情间谍”、春秋时代的“克格勃”，甚至有人把她说成是“女色亡国”的祸水。我却认为西施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巾帼，具有高超智慧和纯朴的绝色女子，美得真，美得善，美在内，美在精、气、神。应当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西施委曲求全、十分痛苦的悲剧命运，引发人们对历史教训的思考。

史料记载：西施之父，业采薪，其母纺绩以佐之。终日辛劳，仅供三餐粥饭。西施不肯坐食，父母为其选择了浣纱的轻活。一家人虽不十分富足，倒也过得安逸温馨。

西施入越宫以后，“与家人永别，回肠百折，情怀忧郁，万种伤心。清晨对镜，恒顾影而徘徊；日夕凭阑，时临风而雪涕。”西施在越王宫中被授以机宜，教授宫廷礼仪，熟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锦衣美饰后，被送到了吴王宫中。她入吴十载，夕无虚度，含辛茹苦，曲意逢迎，在吴国上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吴国朝廷大乱。西施在越国做准备工作的半年中和范蠡产生了恋情，但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而要去陪伴异国君主，身病、心病，身累、心更累。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越王交给她的“复国”使命。西施对于自己的祖国确是忠心耿耿的。为了祖国，西施割舍了双亲和个人情爱。从个性的角度来看，西施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吴王夫差对其十分宠爱，真情无假，恩爱备至。直到勾践打到吴国，逼得吴王夫差引剑自刎时，还在为西施的安危呼叫哀伤，使西施大为动情，一阵恸哭，然而西施最终没有和吴王夫差同归于尽，而是回到了越国。本来，西施是应该作为越国最大功臣受到隆重礼遇的，而后让其和亲人团聚，同她的情人重叙旧情。像梁辰鱼的《浣纱记》和黑龙江朝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施全传》中描写的随范蠡泛舟五湖，同恋人出走他乡异水，来自民间回归于自然，倒是很有人情味也不失为圆满的归宿和结局。然而史实结果，正如杨佩在《浣纱王后》和张铮在《东岳论丛》中所述的那样，越王勾践丧尽天良，竟在西施归国当晚，就要她“伴寝”，把西施作为自己的“玩物”，对她进行蹂躏和摧残。这时的西施不是比沦落在吴王夫差手中更为痛苦万分吗赴汤蹈火地为越王勾践的政权赴难，完成任务回国后却受到得恩自己的越王勾践的侮辱，最后以“不能伴寝”的“抗君之罪”判处死刑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不正是西施的悲哀之处吗这一违背人们心愿的史实，人们往往不甘于接受，宁信其无，不信其有。越王勾践，你为什么要去践踏和杀害为你立了大功的一个小女子呢

王昭君

王昭君的故事，代代相传，妇孺皆知。《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昭君字婧，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为掖庭。”作为四大美女的王昭君，我从小喜爱听她的故事，但对她的爱情了解不多。一个女人的爱情往往会令人着迷，一个公认美人的爱情更会让人心动。在历史书籍，古典著作中描述王昭君爱情不多。我看了部份资料，认为她的爱情是凄美的，与她漂亮美丽的美貌是不相匹配，她没有那种只教人生死相许的壮举，只有一个女人不安份的心，将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

历史上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比较有名气的是文成公主，最被人传诵的是美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的赞誉多是传播民主文化，而王昭君却多是为她的美丽而凄凉的故事倾倒天下男人。其实不然，王昭君是一位在封建社会争取爱情的化身，人们在赞美她的美丽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同时，还写了她主动嫁单于，并后来嫁给单于的儿子。

一个貌美天仙的女人，老单于和他儿子复株累怎会对她如此情有独衷。主要还是她的美征服了人们。总体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她的美是鬼斧神工，天地之灵秀结晶。更难能可贵的是昭君出塞和亲是出于自愿。自愿是自己对和亲心甘情愿，可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边塞哪还有什么比爱情更会让一个女孩心动，然而，封建社会的好丈夫，树立的是夫贵妻荣爱情观，最好的丈夫也就是皇帝。王昭君的理想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呢从她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是嫁皇帝。

残酷的现实却不能让她如愿以偿，毛延寿的索贿不成，故意将王昭君的花容月貌，绘成泥塑木雕的平庸女人。在王昭君出塞时，有人评说：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王昭君以一个少女怀春的心，默默地想：我在这里只是等死，如何才见君王面，直教红颜伴枯灯。王昭君住在汉宫里的时候，每天都这样告诉自己。可是王昭君无计可施，直到听见皇帝要选宫女嫁给呼韩邪单于的消息。她那棵向往和追逐爱情的心被重新点燃，不嫁王候嫁君王，汉元帝你不是不选我吗我要走出这片郁闷的天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昭君凝视着铜镜里自己的面容，专心地抹上鲜艳的胭脂，灿烂如同汉宫中缤纷绽放的桃花，美若出水芙蓉。出塞前，精心打扮后的王昭君被带去见曾经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怀着一丝期望和祈祷。直到后来，当王昭君听到汉元帝驾崩的消息时，虽然很久以后才传到的，但王昭君的心情很奇特。她想那曾经是自己日思夜盼的男人啊，于是感到一点点感伤。面对汉使：“满面胡沙满鬃风，眉销殊熏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这也许是王昭君当时心情的表白。

“昭君拂玉鞭，上马啼多颊。近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这是真实的写照。既然王昭君出塞既是自愿，那就说明对出塞和亲有一定的认识，既然有认识，那就不会以远嫁为悲了。我认为她是诗人们“伶其远嫁”的思想，可能来源于安土重迁和对“红颜薄命”的同情。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故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指责，但它究竟和历史上的王昭君的精神相去甚远，没有如实地反映了昭君的内在心情。我想王昭君只所以被人传颂，这与她追逐爱情和向往自由是分不开的，也与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封建社会里的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那时，人们生活“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的年代，爱情是由别人主栽的，自己渴望的爱情，大多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的。当王昭君挣脱绳索，过上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先嫁老单于，后嫁老单于儿子，这在华夏闻所未闻，罕见。人们把自己的幻想与王昭君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精神寄托。

书写王昭君的故事言语过多，我不想重叙，我只是想到那个年代的女子，压迫的爱情，甚至是扭曲的爱情，如何不动容。我非凭空捏造，据葛亮在2004年第5期《河北学刊》上说，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弭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而非什么民族“和亲”，汉代史籍中也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

貂蝉

貂蝉，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尽雁之容”。 “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是一个个精彩故事组成的历史典故。 “闭月”，是述说貂婵拜月的故事。 “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观花时的故事。“沉鱼”，讲的是西施浣沙时的故事。 “落雁”，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据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貂蝉，任姓，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被选人宫中，执掌朝臣戴的貂蝉（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冠，从此更名为貂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貂蝉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和描写，后经民间互相传诵，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美人。她先戏吕布，引吕杀董卓，成为美谈。更令人折服的是当曹操将她送与关羽时，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将人性发挥到极点。后有人传说貂蝉没死当了尼姑。

“美人计”中貂蝉成为传世佳话，貂蝉素有“闭月”之称，容俊貌美绝非一般人可比。三国演义有词赞曰：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宛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还有：一点樱桃启绛唇，两行碎玉喷阳春。丁香舌衠钢剑，要斩奸邪乱国臣。

美女沦为政治的工具在历史上绝不貂蝉一个，四大美女都与政治有关。我感觉貂蝉在四大美女中，被世人赞叹，与她传奇故事相辅相成。她自幼被选入宫中，后在王允家歌妓，身份地位低下，如无与吕布、董卓纠葛，且美人计一举成名，笼罩在她身上的光环和美丽的躯壳，将沦落尘埃之中，埋于世俗之间，更无人知晓，即便是国色天香，倾城倾国，美貌无比，妖艳照人，也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已，历史上名妓比比皆是，可挤身四大美女的，仅此一女。

在民间貂蝉的故事流传也是比较早的。如：《锦云堂暗定连环记》、《夺戟》、《关公月下斩貂蝉》等，使 美丽的貂蝉栩栩如生，。《关公月下斩貂蝉》的故事，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曹操阴险狡诈地将貂蝉送给了刘备，关羽为了不重蹈董草、吕布的覆辙，闭目竟将她斩于月下。关公月下斩貂蝉——关于貂蝉，正史上没有记载。《三国演义》在吕布死了以后，也未对貂蝉作交代。对于关公月下斩貂蝉，大多史学家认为是虚构。如果是真事，关羽也太不配做男人了。如果真有关公斩貂蝉，我是相信是貂蝉扑向刀，是扑剑自戕的。

你想貂蝉为国家而嫁董卓，引吕布杀之，后从吕布多年。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为国为民的女子，为不让曹操阴谋得逞，挺身赴难，顺应人物的发展。

由此，貂蝉是刚烈的，她人如花美貌，但内心燃烧着刚阳之火，怎不令人赞叹至今。

杨玉环

启封历史厚重的卷宗，四大美人的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把四大美女形容的美仑美奂。同时历史的正史野传在述说着她们的酸甜苦辣，在众说纷纭中，她们如一个个耀眼的明珠，璀璨闪烁。杨玉环在四大美女中独树一旗，前人们形容她美艳无比，风情万种，而且能歌善舞，智慧过人，聪颖异常。

杨玉环是薄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她是隋梁郡汪氏的四世孙，父亲杨玄琰。16岁时，她被聘为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后被玄宗不贪色忘礼，横刀夺爱，成为自己的贵妃。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杨玉环专宠后宫，玄宗在宫中称她为娘子，仪体规制等同皇后。天宝初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何以如此迷人，令玄宗神魂颠倒，这当然有原因。杨玉环不仅姿容出众，体态丰腴，肌肤细腻，且面似桃花，是个令人谗涎欲滴的美女。杨玉环还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善解人意。玄宗极为喜欢，渐渐迷恋，不能自拔。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杨玉环如何使玄宗如此迷恋于她呢一种是她的天生丽质，肌肤白皙如"凝脂"；不有是她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迷人媚态；再有就是她的羽服霓裳，能歌善舞。玄宗熟悉音律，会作曲，能舞蹈，杨玉环身美体丰，娇艳若花，又擅长旋律快速的西域舞蹈，有记载说杨玉环是个琵琶名手，古书记载：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5种乐器齐奏，当时玄宗兴致勃勃，手持羯鼓，杨玉环弹奏琵琶，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于玄宗而言，当然精于音律的杨玉环就显得格外有魅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玄宗会迷恋上杨玉环，固然有杨玉环的一些魅力在起作用，而更主要的应是当时社会环境与皇家小家庭的变化在起决定作用。值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当朝皇帝骄纵奢侈，温饱思*欲，难免以声色代替求治世之心。玄宗当上皇帝大权在握，对政治逐渐失去兴趣，对政事也产生厌倦怠慢，在宰相与宦官的迎合和奉承下，很快就“高忱无忧”倦怠政事，后来玄宗就任由李林甫等专权擅政，自己落得清闲。同时他这样就有了时间纵欲享乐声色犬马了。

我认为，最能使玄宗如痴如狂地迷恋杨玉环的，应是她有过人的聪颖，善于掌握男人的心理，又善解人意，更是貌比天仙。例如在她被赐死时也毫无怨言，这又怎能不使玄宗皇帝日后此恨绵绵无绝期，直至抑郁而死呢!杨玉环每每执板吟咏轻歌曼舞的时候，总要眼送秋波，向玄宗传达万种风情，直引得这个声色皇帝爱欲不尽，情不绝。如果玄宗和杨玉环是爱神情圣，我看不尽然。杨玉环先嫁寿王李瑁，可谓青梅竹马，郎才女貌，地设地配一双。后嫁玄宗之时，却了极尽奢侈，贵妃池里展丰姿。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有证：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面对这样的现实。以至人们盼望多生女儿，而不想生男儿。玄宗即位前，任潞州驿驾，喜欢赵丽妃。随后，又移爱于钱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直至武惠妃等等，可谓对爱情不专。后能宠杨玉环，这与杨氏美貌不无关系。还有就是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天香国色，也应召人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十万钱。可以说玄宗爱的是色，而不是情。这也更说明杨玉环美貌绝非一般。

评书是中国民间优秀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学术界对评书的研究相当有限。相对于诗歌、小说、戏曲的研究，评书研究显得更加寥落。正统的学术界和艺术界并没有给它应有的地位，偶有学者涉及，也是在研究小说、戏曲、曲艺时顺便提及。如倪钟之的《中国曲艺史》①，蔡源莉、吴文科的《中国曲艺史》②，姜昆等主编的《中国曲艺通史》③、《中国曲艺概论》④，他们在梳理源远流长而又纷杂旁乱的曲艺的起源、发展、流变、分类时，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涉及曲艺中的评书这一较大的门类。

　　早在20世纪30年代，连阔如发表了《评书的起源》一文，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1934年8月9日《新北平报》文艺版刊登了署名金禅雨的文章《与阔如先生研讨“评书”的发源》，在一个月内分五次连载，连阔如又以《答禅雨先生研讨的“评书发源”》为题，也分五次在报纸上连载，给予回应。他们的辩论，使评书艺术的起源研究走向深入。“这是距今整整70年前，媒体上第一次公开探讨、争论评书理论问题，可以说开了中国评书理论研究、探讨之先河。”⑤但这种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引发评书研究的热潮，之后，学术界对评书的理论研究依然冷寂。

　　笔者搜罗各种和评书有关的研究，发现只有几部专著：

　　孙楷第在1953年《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一文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⑥，收入了五篇论文，其中《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对从唐代“转变”、宋代“说话”到明代“短篇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其艺术特点作了系统的论述与分析；《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讨论了宋代说话四家的门类；《说话考》、《词话考》论述了宋代说话、元明词话的渊源、沿革以及因承关系，点明元明词话即宋代说话，并论述了词话的体制和词话之“词”的三种解释。《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主要探讨了唐代讲唱经文中的唱经、吟词、吟唱与说解之人、押座文与开题、表白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此书对后人研究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发展、沿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郑振铎在此书第一版《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序言中称赞此书：“许多见解是很精辟的，许多材料是第一手的，足以供研究者作为依据的。”⑦

　　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⑧，1957年出版。宋元明讲唱文学在曲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唐代的俗讲，下开近代说唱艺术的先河。该书对宋元明讲唱文学的系统论述，受到后代曲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全文分“讲唱文学的一般情形”、“乐曲系讲唱文学”、“诗赞系讲唱文学”三个大部分。“讲唱文学的一般情形”说明了乐曲系和诗赞系讲唱文学的特点，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乐曲系讲唱文学》论述了乐曲系讲唱文学的发展和流变，介绍了宋元以来的小说、叙事鼓子词、覆赚和诸宫调、驭说、说唱货郎儿的情况，也分析了当时流行的陶真、叙事乐曲道情、叙事莲花落等的特殊情况。《诗赞系讲唱文学》论述了诗赞系讲唱文学的发展和流变，介绍了宋代的涯词和陶真，并以主要篇幅论述了词话的体裁特点，以及从词话到弹词、鼓词的发展过程，指出明代诗赞系讲唱文学主要是南北通行的词话和流行于南方的陶真，陶真一系嘉靖年间改名为弹词，词话一系在明清之际的北方称为鼓词。

　　陈汝衡早在1936年用文言文写过《说书小史》⑨，1958年在《说书小史》的基础上用现代汉语写成《说书史话》⑩，本书和《说书小史》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和提高。陈汝衡的主要贡献在于详尽地描述了说书艺术的历史轨迹，从先秦到隋代做了简要的勾勒，但对于“唐代说书”、“北宋说书”、“南宋说书”、“元明说书”、“清代说书”则有较为详尽的说明，脉络清楚，论证严密，在很多地方都有独到的见解，后世学者凡要阐述说唱艺术的历史和发展轨迹的，大都要参照此书。不过这里的说书不单包含现代意义上只说不唱的评书，更包含只唱不说或又说又唱的弹词、鼓词、子弟书、快书、河南坠子、道情、四川竹琴、广东的龙舟和南音等。1979年陈汝衡又出版了《宋代说书史》B11，按照《说书史话》划分的几个阶段“断代”去写，原计划分别写成《宋代说书史》、《元明说书史》、《清代说书史》之类，可惜只完成了《宋代说书史》。陈汝衡还关注说书艺人，写成《大说书家柳敬亭》B12、《说书艺人柳敬亭》B13两书。作为几十年来一直对说书艺术倾心研究的理论家，陈汝衡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

　　程毅中于1964年出版了《宋元话本》B14一书，该书介绍了说话的渊源、宋元的说话、话本的编写和流传；对“讲史”的名目、体制、题材、主题思想、讲史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小说”的题材、篇目、本制、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说经”的诸多问题作了精当的分析，本书还从话本的历史意义、话本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话本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诸方面来强调宋元话本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80年出版的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B15追溯了说话的起源和演变，辨析了“话”、“说话”、“话本”的概念，说明了话本与小说、话本与平话、话本与诗话、话本与词话的关系，唐传奇、通俗文学与话本的关系，元、明的说书与话本的关系，清代说书与拟话本的关系。该书也考证了宋代说话的家数，点明了宋代话本的政治倾向和艺术特色，对公案小说和讲史也有专章论述。该书作者从六十年代起四易其稿，至1980年才出版，可谓精心结撰。全书十八章，作者旁搜博引，资料翔实，研究透彻，使得内容非常丰厚，赵景深先生曾评价此书是“研究话本的百科全书”。

　　以上介绍的几位学人在评书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就其研究的对象来说，基本上是“古代说书”，用广义的说唱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还不是对现代意义上的评书的研究。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的“评书”研究只有以下三部专著：

　　一是谭达先的《中国评书（评话）研究》B16。

　　谭达先是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他自1953年开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1982年出版了《中国评书（评话）研究》。他一生出版专著40余部，《中国评书（评话）研究》一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探讨“评书的特点”，“评书的作用”，“评书的产生、发展”，“评书的种类”，“评书的传统艺术形式：无韵评书”，“评书的新创艺术形式：有韵评书”，“评书的情节结构”，“评书的人物描写”，“评书的语言特色”，“评书的表现手法”，“评书的套语、赞赋、韵语”共11个部分；下篇收有中国近代评书传统作品选：《武松大闹石家庄》（山西有韵评书）、《李太白赶考》（四川评书）、《古城相会》（苏州评话《三国志》的一回）、《打黄盖》（扬州长篇评话《三国》的一回）、《天波府比武》（苏州长篇评话《杨家将》的一回）、《武松打虎》（扬州评话）、《西门豹治邺》（吉林评书）等，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南北方评书、评话作品的基本面貌。书中还附录了八个城市评书（评话）的活动资料选：1914年北平的书馆和艺人简况、20年代北平的评书和唱曲、20年代的江苏无锡书场、20年代苏州书场和名家一览、30年代上海说书场、30年代的福州说书场、30年代的山西太原说书场、30年代安徽芜湖说书简况、20年代以来广州粤语说书简介等。这些资料虽为一鳞半爪，但勾勒了当时书场说书的概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北评书和南方评书的演出状况。作者还介绍了扬州评话的流派，广州粤语说书的“十忌”、“十要”、“八法”、“七情”。作者用功甚勤，搜集颇细，资料翔实，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把评书归为有韵评书和无韵评书两大类似有不当。比如狄来珍是著名的竹板书演员，他的《武松大闹石家庄》乃是竹板书作品，竹板书和评书乃是两个不同的曲艺曲种，不宜把竹板书和评书混为一谈。

　　二是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评书艺术论》B17。

　　该书侧重于北方评书，对于南方评书和南方评话则不作论述。全书用十二章——“历史源流”、“发展过程”、“美学意蕴”、“艺术特色”、“龙蛇笔法”、“结构手段”、“表演手段”、“杰作赏析”、“书目评介”、“名家评点”、“新人点将”、“前景展望”——来论述北方评书艺术。全书最有分量的是对“梁子”、“柁子”、“扣子”、“开脸”、“赋赞”、“摆砌末子”、“拨口”、“定场、收场”的结构手段的具体论述，对“说”、“演”、“评”、“噱”、“学”等表演手段也有具体分析。此书还挖掘了评书的美学意蕴，把评书的艺术特色归结为细腻、逼真、传神、幽默。对《岳飞传》、《三国演义》、《兴唐传》、《三侠五义》、《聊斋》等著名书目也有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此书是迄今为止评书研究中比较有分量的著作。

　　三是张啸涛于2008年出版的《评书——中国国粹艺术读本》。

　　全书分为“可溯之源长——评书溯源篇”、“遗失的龙票——形成发展篇”、“江山代有才人出——繁荣兴盛篇”、“吐故纳新——改革创新篇”、“评书界的新生代——晨光熹微篇”、“评书艺术的传播与发展——历久弥新篇”六大部分，以时代发展为线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评书艺术的形成、发展、繁荣、革新和现状，线索清晰，简单明了；以说书艺人为重点，介绍了莫后光、柳敬亭、双厚坪、石玉昆、潘诚立、连阔如、王少堂、王杰魁、陈士和、袁杰英、品正三、固桐晟、陈荫荣、马连登、袁阔成、李鑫荃、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连丽如、何祚欢、田战义、刘朝、张少佐等各个时代杰出的评书艺人。“中国国粹艺术读本”旨在“向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播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粹”B18，因此，该书也就带有介绍性、描述性和普及性的特点，学术性不足。

　　相隔十年甚至二十年才出一本专著，可见评书研究的寥落。这种局面相对于诗文、戏曲、小说的研究不能不令人慨叹。

　　近年来有关评书的论著很少有对评书的本质特征、评书的文本文学、评书的表演技巧等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研究者的目光集中在对评书艺术家的关注上，成果则多为传记，如宫钦科的《刘兰芳说书的故事》B19、李微的《刘兰芳评传——中国说唱艺术丛书》B20、萨仁图娅的《声贯九州田连元》B21、徐勍的《口舌人生：评书艺术家徐勍自述》B22、单田芳口述、奚青汶编的《单田芳说单田芳：磨难篇》B23、邢绍忠、王成禄的《单田芳评书艺术研究》B24、簔笠翁的《醒木惊天连阔如》B25、张继合的《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B26和《评书大师单田芳的传奇一生》B27等。

　　专著如此，有关评书的单篇论文也集中在对评书艺术家的生平介绍或艺术评价上，如王满仓、牛双喜的《叛逆者——访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B28、郝衞群的《连氏父女的评书缘》B29、李小娟的《著名评书家何祚欢笑说人生》B30、徐勍的《评书少年闯江湖》B31、崔金生的《评书大家连阔如》B32、陈连升的《献身曲艺无怨无悔——忆恩师王决》B33、苏运生的《刘兰芳：曲艺幽兰声名流芳》B34、马岐的《忆恩师——评书艺术家陈荣启》B35、程汪红的《献身评书痴情不悔——徐勍从艺60周年研讨会综述》B36、王池良的《南北评书评话交流的使者——我的老师刘兰芳》B37等。当然，对评书演员本身的关注是应该的，对他们的研究有助于让我们了解他们如何成长为著名的评书艺术家。他们的出身、经历、对人生磨难的正确对待等，都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启示；他们对评书事业的执着追求、在艺术上的转益多师、精益求精，更值得后人学习。不过，对评书艺术本身研究的缺乏却是不应该的。

　　对评书作品本身、评书的内容和风格的研究比较少，只有下列论文有所涉及：杨佩琴的《单田芳评书的艺术风格》B38从干净利落的快节奏、融汇情理的知识、跌宕起伏的情节、通俗简练的语言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单田芳的艺术才华。方珍平、詹秀华的《单田芳说书艺术风格——兼谈评书的特征》B39从语言艺术独具的魅力、声情并茂的现场表演、借今说古的时代色彩三个方面细致分析了单田芳说书的高超的艺术造诣。潘伊川的《民本思想与民族意识是传统评书的底色——与曲艺专家戴宏森一席谈》B40以对话的形式探讨了评书的起源、评书题材的变化、怎样看待传统评书“脸谱化”、评书怎样表现老百姓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评书中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以及评书对国民价值体系的建构的影响等，虽然涉及问题很多，但因是谈话形式，显得不够深入和透彻。吴文科的《刘兰芳评书说演的声韵美及其当下意义》B41多方面分析了刘兰芳激情洋溢、豪迈雄浑的声韵美特点，认为这种特点对目前不够重视声韵美的曲艺舞台是一个启示，并能给更多从事评书表演的女评书演员增添信心。

　　2000年后，探讨评书传播的文章逐渐增多。史艳芳的《电视评书的形式开拓》B42以大型电视评书《辽沈战役》为例，说明“三说一评”和声画结合的形式使得电视和评书达到了双赢，这是拓展电视评书表现功能的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蔡连卫的《“杨家将”故事传播情况综述》B43从历史上的杨家将到正史、野史中的杨家将，从通俗小说中的杨家将到戏曲、评书中的杨家将，再到电视、**乃至网络中的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资料作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并认为目前杨家将故事的传播相对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张扬个性的功利时代，使得人们不再关注杨家将故事承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李春瑜的《单田芳“三卖”评书与商业模式》B44虽然是站在经济管理的立场上谈商业模式，但对评书如何与市场经济挂钩、评书如何适应现代传媒手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评书表面“火爆”的背后，评书艺术的濒危，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他们把评书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王晨波的《当评书成为往事》B45描述了评书危机的现状，现在的评书演员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评书工作，有的评书演员甚至改行，冲进影视圈，评书的断层不只断了一代，而且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执着态度也很罕见。王晨波的另一篇文章《田连元：“评书不会死”》B46则让人稍微有点乐观，田连元认为评书主要通过一个人、一人多角的形式讲述故事，这是其它艺术形式所没有的，因而评书具有不可取代性，评书自有它固定的受众群，只要人类存在，评书就会存在，因为人不能不听故事。吴文科的《中国曲艺——当下困境与发展对策》B47认为缺少具有经典品格的新节目、缺少高素质的创演人才、艺术传承的传统机制被破坏、对曲艺传统的误读和专业知识的缺失、对曲艺基础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不够、曲艺理论和评论的薄弱等是包括评书在内的曲艺目前面临的大问题，并提出了国家政策扶持、兴办各级各类曲艺学校、营造正确舆论等一系列的措施。吴文科的《按照文化事象的自身规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曲艺曲种的保护为例》B48、庆遂增的《学会念曲艺生意经——曲艺走向市场之我见》B49、冯光钰《曲艺学学科建设与曲艺音乐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成立20周年感言》B50、蒋慧明的《传播与传承——略谈如何有效利用现代传媒促进传统曲艺的保护与发展》B51都在为曲艺的保护和发展出谋划策，不过这大多是就整个曲艺而言，并非针对评书。

　　至于评书与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更是少有人关注。翁偶虹的《北京话旧》B52一书中有《评书与戏曲》一文，认为评书的“最忠实的听众，当属戏曲演员。他们对于听书的爱好，不仅是娱乐消遣，而是汲取营养、解疑求知。”B53他还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评书与戏曲，可以说是血缘相依的姊妹艺术。戏曲演员能于评书中吸取营养，而评书艺人也能于戏曲中吸取营养。”B54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唯一一篇把戏曲和评书相提并论的文章。作者本身是戏曲剧作家，所述之事均为自己亲身经历，此文有很重要的价值。蒋方才的《论评书与小说的联系及区别》B55认为：小说与评书有相同的渊源，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评书艺术，评书从明末清初的小说中分离出来；小说与评书又是两个不同的艺术概念，它们在欣赏方式、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方法、环境描写、语言等方面都有区别。无论他的论述是否准确，都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样的文章数量极少。

　　总之，曲艺理论的研究非常薄弱，全国只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所一个专门研究曲艺的机构，曲艺所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只有蔡源莉和吴文科两个人，况且蔡源莉已经退休。专门发表曲艺文章的刊物也只有《曲艺》一家。大学校园里也很少有开设曲艺课的。曲艺如此，评书更是如此。评书作为曲艺中比较大的曲种之一，虽然依然活跃，但面临很多困境。对它的研究，除了评书演员的传记之外，专著只有三部，单篇论文也不很多，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不过，这种局面也让我们后学者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空间。

　　在我们对评书的研究现状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才能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评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一）可以增进对社会史、文化史、曲艺史的认识和了解。

　　评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条件，对评书的研究，自然有助于对社会史的了解。在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中，“雅”与“俗”始终扭结在一起，既对立又互相渗透，雅文化经常接纳俗文化中的雅化部分，俗文化时时转化为雅文化。评书是通俗文学，小说是被雅化了的俗文学，但它们一开始是扭结在一起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大多由文人在“说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而这些小说形成之后，又影响着“说书”艺术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反应着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关系。评书作为曲艺中的一个大的门类，它的发展、变迁反映着曲艺史的发展变迁。因此，研究评书有助于对社会史、文化史、曲艺史的认识和了解。

　　（二）有助于推动评书艺术理论的建设。

　　目前，导致评书低迷的原因很多，其中学术界对评书艺术关注不够，是重要原因之一。学术领域的“缺席”和“失语”使得评书理论自身建设不足。评书艺术发展的不自觉和理论的不自觉不无关系。笔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学界高度关注评书理论的建设。

　　（三）有助于评书艺术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评书长时间以来吸引着众多的听众，让人们如痴如醉，这和评书自身的优秀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但是，目前评书却遭遇了寒流。通过对评书的研究，尽可能多地发现评书艺术的优长，寻找它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对于评书的保护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四）可以树立并坚定评书艺术在未来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信心。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新的科学技术不断产生，也不断催生新的艺术样式，人们的审美情趣也有变化和提高。作为传统文化的评书艺术在客观上受到严峻的挑战，评书目前的低迷状态，让人们怀疑它的生命力。评书是否可以长期存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成了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评书要想生存，就必须认识到时代的特征和自身的不足。评书如何充分表现自身的审美内涵，如何更好地跟上时代的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口头文学是评书最本质的特征，它以讲故事为己任，通过对评书本质特征的挖掘，我们应该坚定评书可以继续存在的信心。评书是口头语言，只要人们用以交流和交际的口头语言不消失，评书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还有听故事的愿望，评书就有存在的必要。

　　（五）可持续开发的研究项目。

　　对评书以及评书研究的现状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以后，可以拓展研究的视野，并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个时代的评书有一个时代的面貌，如“清末民初的评书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评书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评书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书研究”等，都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做深刻的挖掘。对具有代表性的评书作品本身也可以作深入、细致、具体、系统的探讨，如对《聊斋志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可以对比评书和小说的关系，发现它们的相同和差异，在对比中揭示评书与小说两种文学样式的内部特征以及它们的本质区别。而对《三侠五义》、《岳飞传》、《杨家将》等评书可以结合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探讨它们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对评书演员的研究、对戏曲和曲艺的关系等问题，也有必要继续深入。

　　注释：

　　①倪钟之《中国曲艺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蔡源莉、吴文科《中国曲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③姜昆、倪钟之（主编）《中国曲艺通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姜昆、戴宏森（主编）《中国曲艺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簑笠翁《醒目惊天连阔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⑥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⑦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⑧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后又被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收入，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⑨陈汝衡《说书小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⑩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B11陈汝衡《宋代说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B12陈汝衡《大说书家柳敬亭》，上海四联书店，1954年版。

　　B13陈汝衡《说书艺人柳敬亭》，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B14程毅中《宋元话本》，中华书局，1964年版。

　　B15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

　　B16谭达先《中国评书（评话）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版。

　　B17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中国评书艺术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B18白庚胜（主编）、张啸涛（编著）《评书——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B19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B20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B21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B22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B23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B24中国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B25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B2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B27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

　　B28《当代电视》，1996年第5期。

　　B29《中华儿女》（海外版），1997年第7期。

　　B30《今日湖北》，1999年9月号。

　　B31《红岩春秋》，2002年第5期。

　　B32《北京档案》，2005年第11期。

　　B33《曲艺》，2007年第11期。

　　B34《党员干部之友》，2007年第12期。

　　B35《曲艺》，2008年第2期。

　　B36《曲艺》，2008年第2期。

　　B37《曲艺》，2009年第2期。

　　B38《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B39《阅读与写作》，1997年第2期。

　　B40《曲艺》，2008年第3期。

　　B41《曲艺》，2009年第3期。

　　B42《中国电视》，2000年第8期。

　　B43《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B44《中外管理》，2005年第8期。

　　B45《新闻周刊》，2002年11月4日。

　　B46《新闻周刊》，2002年11月4日。

　　B47《北京观察》，2004年第3期。

　　B48《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B49《曲艺》，2007年第1期。

　　B50《曲艺》，2007年第2期。

　　B51《曲艺》，2008年第4期。

　　B52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B53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B54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B55《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作者：李小红 来源：《艺术百家》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西施

　　西施出生在“春秋无义战”的如磐年代，一位16岁少女，锐身赴难，在吴越两国宫廷内之外，一场绵延十年的腥风血雨之中，上演了一个扭转乾坤、使一代霸主终成剑下魂的泣天恸地的故事。

　　西施的形象以及她在吴越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被稗官野史、民间故事和近代文艺塑造得除了极度神话的“美”之外，其中有些描写显得十分的浮躁，有些描写甚至是乱七八糟，根本没有揭示西施内心世界的真谛。有人把她描绘成用作“美人计”的香饵，有人把她说成是打进吴国的“高级色情间谍”、春秋时代的“克格勃”，甚至有人把她说成是“女色亡国”的祸水。我却认为西施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巾帼，具有高超智慧和纯朴的绝色女子，美得真，美得善，美在内，美在精、气、神。应当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西施委曲求全、十分痛苦的悲剧命运，引发人们对历史教训的思考。

　　史料记载：西施之父，业采薪，其母纺绩以佐之。终日辛劳，仅供三餐粥饭。西施不肯坐食，父母为其选择了浣纱的轻活。一家人虽不十分富足，倒也过得安逸温馨。

　　西施入越宫以后，“与家人永别，回肠百折，情怀忧郁，万种伤心。清晨对镜，恒顾影而徘徊；日夕凭阑，时临风而雪涕。”西施在越王宫中被授以机宜，教授宫廷礼仪，熟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锦衣美饰后，被送到了吴王宫中。她入吴十载，夕无虚度，含辛茹苦，曲意逢迎，在吴国上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吴国朝廷大乱。西施在越国做准备工作的半年中和范蠡产生了恋情，但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而要去陪伴异国君主，身病、心病，身累、心更累。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越王交给她的“复国”使命。西施对于自己的祖国确是忠心耿耿的。为了祖国，西施割舍了双亲和个人情爱。从个性的角度来看，西施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吴王夫差对其十分宠爱，真情无假，恩爱备至。直到勾践打到吴国，逼得吴王夫差引剑自刎时，还在为西施的安危呼叫哀伤，使西施大为动情，一阵恸哭，然而西施最终没有和吴王夫差同归于尽，而是回到了越国。本来，西施是应该作为越国最大功臣受到隆重礼遇的，而后让其和亲人团聚，同她的情人重叙旧情。像梁辰鱼的《浣纱记》和黑龙江朝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施全传》中描写的随范蠡泛舟五湖，同恋人出走他乡异水，来自民间回归于自然，倒是很有人情味也不失为圆满的归宿和结局。然而史实结果，正如杨佩在《浣纱王后》和张铮在《东岳论丛》中所述的那样，越王勾践丧尽天良，竟在西施归国当晚，就要她“伴寝”，把西施作为自己的“玩物”，对她进行蹂躏和摧残。这时的西施不是比沦落在吴王夫差手中更为痛苦万分吗赴汤蹈火地为越王勾践的政权赴难，完成任务回国后却受到得恩自己的越王勾践的侮辱，最后以“不能伴寝”的“抗君之罪”判处死刑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不正是西施的悲哀之处吗这一违背人们心愿的史实，人们往往不甘于接受，宁信其无，不信其有。越王勾践，你为什么要去践踏和杀害为你立了大功的一个小女子呢

　　王昭君

　　王昭君的故事，代代相传，妇孺皆知。《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昭君字婧，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为掖庭。”作为四大美女的王昭君，我从小喜爱听她的故事，但对她的爱情了解不多。一个女人的爱情往往会令人着迷，一个公认美人的爱情更会让人心动。在历史书籍，古典著作中描述王昭君爱情不多。我看了部份资料，认为她的爱情是凄美的，与她漂亮美丽的美貌是不相匹配，她没有那种只教人生死相许的壮举，只有一个女人不安份的心，将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

　　历史上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比较有名气的是文成公主，最被人传诵的是美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的赞誉多是传播民主文化，而王昭君却多是为她的美丽而凄凉的故事倾倒天下男人。其实不然，王昭君是一位在封建社会争取爱情的化身，人们在赞美她的美丽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同时，还写了她主动嫁单于，并后来嫁给单于的儿子。

　　一个貌美天仙的女人，老单于和他儿子复株累怎会对她如此情有独衷。主要还是她的美征服了人们。总体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她的美是鬼斧神工，天地之灵秀结晶。更难能可贵的是昭君出塞和亲是出于自愿。自愿是自己对和亲心甘情愿，可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边塞哪还有什么比爱情更会让一个女孩心动，然而，封建社会的好丈夫，树立的是夫贵妻荣爱情观，最好的丈夫也就是皇帝。王昭君的理想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呢从她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是嫁皇帝。

　　残酷的现实却不能让她如愿以偿，毛延寿的索贿不成，故意将王昭君的花容月貌，绘成泥塑木雕的平庸女人。在王昭君出塞时，有人评说：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王昭君以一个少女怀春的心，默默地想：我在这里只是等死，如何才见君王面，直教红颜伴枯灯。王昭君住在汉宫里的时候，每天都这样告诉自己。可是王昭君无计可施，直到听见皇帝要选宫女嫁给呼韩邪单于的消息。她那棵向往和追逐爱情的心被重新点燃，不嫁王候嫁君王，汉元帝你不是不选我吗我要走出这片郁闷的天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昭君凝视着铜镜里自己的面容，专心地抹上鲜艳的胭脂，灿烂如同汉宫中缤纷绽放的桃花，美若出水芙蓉。出塞前，精心打扮后的王昭君被带去见曾经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怀着一丝期望和祈祷。直到后来，当王昭君听到汉元帝驾崩的消息时，虽然很久以后才传到的，但王昭君的心情很奇特。她想那曾经是自己日思夜盼的男人啊，于是感到一点点感伤。面对汉使：“满面胡沙满鬃风，眉销殊熏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这也许是王昭君当时心情的表白。

　　“昭君拂玉鞭，上马啼多颊。近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这是真实的写照。既然王昭君出塞既是自愿，那就说明对出塞和亲有一定的认识，既然有认识，那就不会以远嫁为悲了。我认为她是诗人们“伶其远嫁”的思想，可能来源于安土重迁和对“红颜薄命”的同情。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故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指责，但它究竟和历史上的王昭君的精神相去甚远，没有如实地反映了昭君的内在心情。我想王昭君只所以被人传颂，这与她追逐爱情和向往自由是分不开的，也与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封建社会里的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那时，人们生活“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的年代，爱情是由别人主栽的，自己渴望的爱情，大多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的。当王昭君挣脱绳索，过上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先嫁老单于，后嫁老单于儿子，这在华夏闻所未闻，罕见。人们把自己的幻想与王昭君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精神寄托。

　　书写王昭君的故事言语过多，我不想重叙，我只是想到那个年代的女子，压迫的爱情，甚至是扭曲的爱情，如何不动容。我非凭空捏造，据葛亮在2004年第5期《河北学刊》上说，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弭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而非什么民族“和亲”，汉代史籍中也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

　　貂蝉

　　貂蝉，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尽雁之容”。 “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是一个个精彩故事组成的历史典故。 “闭月”，是述说貂婵拜月的故事。 “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观花时的故事。“沉鱼”，讲的是西施浣沙时的故事。 “落雁”，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据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貂蝉，任姓，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被选人宫中，执掌朝臣戴的貂蝉（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冠，从此更名为貂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貂蝉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和描写，后经民间互相传诵，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美人。她先戏吕布，引吕杀董卓，成为美谈。更令人折服的是当曹操将她送与关羽时，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将人性发挥到极点。后有人传说貂蝉没死当了尼姑。

　　“美人计”中貂蝉成为传世佳话，貂蝉素有“闭月”之称，容俊貌美绝非一般人可比。三国演义有词赞曰：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宛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还有：一点樱桃启绛唇，两行碎玉喷阳春。丁香舌衠钢剑，要斩奸邪乱国臣。

　　美女沦为政治的工具在历史上绝不貂蝉一个，四大美女都与政治有关。我感觉貂蝉在四大美女中，被世人赞叹，与她传奇故事相辅相成。她自幼被选入宫中，后在王允家歌妓，身份地位低下，如无与吕布、董卓纠葛，且美人计一举成名，笼罩在她身上的光环和美丽的躯壳，将沦落尘埃之中，埋于世俗之间，更无人知晓，即便是国色天香，倾城倾国，美貌无比，妖艳照人，也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已，历史上名妓比比皆是，可挤身四大美女的，仅此一女。

　　在民间貂蝉的故事流传也是比较早的。如：《锦云堂暗定连环记》、《夺戟》、《关公月下斩貂蝉》等，使 美丽的貂蝉栩栩如生，。《关公月下斩貂蝉》的故事，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曹操阴险狡诈地将貂蝉送给了刘备，关羽为了不重蹈董草、吕布的覆辙，闭目竟将她斩于月下。关公月下斩貂蝉——关于貂蝉，正史上没有记载。《三国演义》在吕布死了以后，也未对貂蝉作交代。对于关公月下斩貂蝉，大多史学家认为是虚构。如果是真事，关羽也太不配做男人了。如果真有关公斩貂蝉，我是相信是貂蝉扑向刀，是扑剑自戕的。

　　你想貂蝉为国家而嫁董卓，引吕布杀之，后从吕布多年。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为国为民的女子，为不让曹操阴谋得逞，挺身赴难，顺应人物的发展。

　　由此，貂蝉是刚烈的，她人如花美貌，但内心燃烧着刚阳之火，怎不令人赞叹至今。

　　杨玉环

　　启封历史厚重的卷宗，四大美人的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把四大美女形容的美仑美奂。同时历史的正史野传在述说着她们的酸甜苦辣，在众说纷纭中，她们如一个个耀眼的明珠，璀璨闪烁。杨玉环在四大美女中独树一旗，前人们形容她美艳无比，风情万种，而且能歌善舞，智慧过人，聪颖异常。

　　杨玉环是薄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她是隋梁郡汪氏的四世孙，父亲杨玄琰。16岁时，她被聘为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后被玄宗不贪色忘礼，横刀夺爱，成为自己的贵妃。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杨玉环专宠后宫，玄宗在宫中称她为娘子，仪体规制等同皇后。天宝初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何以如此迷人，令玄宗神魂颠倒，这当然有原因。杨玉环不仅姿容出众，体态丰腴，肌肤细腻，且面似桃花，是个令人谗涎欲滴的美女。杨玉环还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善解人意。玄宗极为喜欢，渐渐迷恋，不能自拔。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杨玉环如何使玄宗如此迷恋于她呢一种是她的天生丽质，肌肤白皙如"凝脂"；不有是她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迷人媚态；再有就是她的羽服霓裳，能歌善舞。玄宗熟悉音律，会作曲，能舞蹈，杨玉环身美体丰，娇艳若花，又擅长旋律快速的西域舞蹈，有记载说杨玉环是个琵琶名手，古书记载：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5种乐器齐奏，当时玄宗兴致勃勃，手持羯鼓，杨玉环弹奏琵琶，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于玄宗而言，当然精于音律的杨玉环就显得格外有魅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玄宗会迷恋上杨玉环，固然有杨玉环的一些魅力在起作用，而更主要的应是当时社会环境与皇家小家庭的变化在起决定作用。值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当朝皇帝骄纵奢侈，温饱思*欲，难免以声色代替求治世之心。玄宗当上皇帝大权在握，对政治逐渐失去兴趣，对政事也产生厌倦怠慢，在宰相与宦官的迎合和奉承下，很快就“高忱无忧”倦怠政事，后来玄宗就任由李林甫等专权擅政，自己落得清闲。同时他这样就有了时间纵欲享乐声色犬马了。

　　我认为，最能使玄宗如痴如狂地迷恋杨玉环的，应是她有过人的聪颖，善于掌握男人的心理，又善解人意，更是貌比天仙。例如在她被赐死时也毫无怨言，这又怎能不使玄宗皇帝日后此恨绵绵无绝期，直至抑郁而死呢!杨玉环每每执板吟咏轻歌曼舞的时候，总要眼送秋波，向玄宗传达万种风情，直引得这个声色皇帝爱欲不尽，情不绝。如果玄宗和杨玉环是爱神情圣，我看不尽然。杨玉环先嫁寿王李瑁，可谓青梅竹马，郎才女貌，地设地配一双。后嫁玄宗之时，却了极尽奢侈，贵妃池里展丰姿。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有证：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面对这样的现实。以至人们盼望多生女儿，而不想生男儿。玄宗即位前，任潞州驿驾，喜欢赵丽妃。随后，又移爱于钱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直至武惠妃等等，可谓对爱情不专。后能宠杨玉环，这与杨氏美貌不无关系。还有就是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天香国色，也应召人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十万钱。可以说玄宗爱的是色，而不是情。这也更说明杨玉环美貌绝非一般。

　　西施

　　西施出生在“春秋无义战”的如磐年代，一位16岁少女，锐身赴难，在吴越两国宫廷内之外，一场绵延十年的腥风血雨之中，上演了一个扭转乾坤、使一代霸主终成剑下魂的泣天恸地的故事。

　　西施的形象以及她在吴越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被稗官野史、民间故事和近代文艺塑造得除了极度神话的“美”之外，其中有些描写显得十分的浮躁，有些描写甚至是乱七八糟，根本没有揭示西施内心世界的真谛。有人把她描绘成用作“美人计”的香饵，有人把她说成是打进吴国的“高级色情间谍”、春秋时代的“克格勃”，甚至有人把她说成是“女色亡国”的祸水。我却认为西施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巾帼，具有高超智慧和纯朴的绝色女子，美得真，美得善，美在内，美在精、气、神。应当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西施委曲求全、十分痛苦的悲剧命运，引发人们对历史教训的思考。

　　史料记载：西施之父，业采薪，其母纺绩以佐之。终日辛劳，仅供三餐粥饭。西施不肯坐食，父母为其选择了浣纱的轻活。一家人虽不十分富足，倒也过得安逸温馨。

　　西施入越宫以后，“与家人永别，回肠百折，情怀忧郁，万种伤心。清晨对镜，恒顾影而徘徊；日夕凭阑，时临风而雪涕。”西施在越王宫中被授以机宜，教授宫廷礼仪，熟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锦衣美饰后，被送到了吴王宫中。她入吴十载，夕无虚度，含辛茹苦，曲意逢迎，在吴国上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吴国朝廷大乱。西施在越国做准备工作的半年中和范蠡产生了恋情，但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而要去陪伴异国君主，身病、心病，身累、心更累。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越王交给她的“复国”使命。西施对于自己的祖国确是忠心耿耿的。为了祖国，西施割舍了双亲和个人情爱。从个性的角度来看，西施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吴王夫差对其十分宠爱，真情无假，恩爱备至。直到勾践打到吴国，逼得吴王夫差引剑自刎时，还在为西施的安危呼叫哀伤，使西施大为动情，一阵恸哭，然而西施最终没有和吴王夫差同归于尽，而是回到了越国。本来，西施是应该作为越国最大功臣受到隆重礼遇的，而后让其和亲人团聚，同她的情人重叙旧情。像梁辰鱼的《浣纱记》和黑龙江朝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施全传》中描写的随范蠡泛舟五湖，同恋人出走他乡异水，来自民间回归于自然，倒是很有人情味也不失为圆满的归宿和结局。然而史实结果，正如杨佩在《浣纱王后》和张铮在《东岳论丛》中所述的那样，越王勾践丧尽天良，竟在西施归国当晚，就要她“伴寝”，把西施作为自己的“玩物”，对她进行蹂躏和摧残。这时的西施不是比沦落在吴王夫差手中更为痛苦万分吗？赴汤蹈火地为越王勾践的政权赴难，完成任务回国后却受到得恩自己的越王勾践的侮辱，最后以“不能伴寝”的“抗君之罪”判处死刑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不正是西施的悲哀之处吗？这一违背人们心愿的史实，人们往往不甘于接受，宁信其无，不信其有。越王勾践，你为什么要去践踏和杀害为你立了大功的一个小女子呢？

　　王昭君的故事，代代相传，妇孺皆知。《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昭君字婧，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为掖庭。”作为四大美女的王昭君，我从小喜爱听她的故事，但对她的爱情了解不多。一个女人的爱情往往会令人着迷，一个公认美人的爱情更会让人心动。在历史书籍，古典著作中描述王昭君爱情不多。我看了部份资料，认为她的爱情是凄美的，与她漂亮美丽的美貌是不相匹配，她没有那种只教人生死相许的壮举，只有一个女人不安份的心，将爱情演绎的淋漓尽致。

　　历史上和亲的女子比比皆是，比较有名气的是文成公主，最被人传诵的是美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的赞誉多是传播民主文化，而王昭君却多是为她的美丽而凄凉的故事倾倒天下男人。其实不然，王昭君是一位在封建社会争取爱情的化身，人们在赞美她的美丽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同时，还写了她主动嫁单于，并后来嫁给单于的儿子。

　　一个貌美天仙的女人，老单于和他儿子复株累怎会对她如此情有独衷。主要还是她的美征服了人们。总体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女，云鬟雾鬓，光彩照人，两道黛眉轻颦微蹙，微露一丝幽怨。她的美是鬼斧神工，天地之灵秀结晶。更难能可贵的是昭君出塞和亲是出于自愿。自愿是自己对和亲心甘情愿，可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边塞哪？还有什么比爱情更会让一个女孩心动，然而，封建社会的好丈夫，树立的是夫贵妻荣爱情观，最好的丈夫也就是皇帝。王昭君的理想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呢？从她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是嫁皇帝。

　　残酷的现实却不能让她如愿以偿，毛延寿的索贿不成，故意将王昭君的花容月貌，绘成泥塑木雕的平庸女人。在王昭君出塞时，有人评说：曾闻汉主斩画师，何由画师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王昭君以一个少女怀春的心，默默地想：我在这里只是等死，如何才见君王面，直教红颜伴枯灯。王昭君住在汉宫里的时候，每天都这样告诉自己。可是王昭君无计可施，直到听见皇帝要选宫女嫁给呼韩邪单于的消息。她那棵向往和追逐爱情的心被重新点燃，不嫁王候嫁君王，汉元帝你不是不选我吗？我要走出这片郁闷的天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昭君凝视着铜镜里自己的面容，专心地抹上鲜艳的胭脂，灿烂如同汉宫中缤纷绽放的桃花，美若出水芙蓉。出塞前，精心打扮后的王昭君被带去见曾经日思夜想魂牵梦绕的最有权势的两个男人，怀着一丝期望和祈祷。直到后来，当王昭君听到汉元帝驾崩的消息时，虽然很久以后才传到的，但王昭君的心情很奇特。她想那曾经是自己日思夜盼的男人啊，于是感到一点点感伤。面对汉使：“满面胡沙满鬃风，眉销殊熏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这也许是王昭君当时心情的表白。

　　“昭君拂玉鞭，上马啼多颊。近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这是真实的写照。既然王昭君出塞既是自愿，那就说明对出塞和亲有一定的认识，既然有认识，那就不会以远嫁为悲了。我认为她是诗人们“伶其远嫁”的思想，可能来源于安土重迁和对“红颜薄命”的同情。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封建社会里，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故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指责，但它究竟和历史上的王昭君的精神相去甚远，没有如实地反映了昭君的内在心情。我想王昭君只所以被人传颂，这与她追逐爱情和向往自由是分不开的，也与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封建社会里的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那时，人们生活“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的年代，爱情是由别人主栽的，自己渴望的爱情，大多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的。当王昭君挣脱绳索，过上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先嫁老单于，后嫁老单于儿子，这在华夏闻所未闻，罕见。人们把自己的幻想与王昭君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精神寄托。

　　书写王昭君的故事言语过多，我不想重叙，我只是想到那个年代的女子，压迫的爱情，甚至是扭曲的爱情，如何不动容。我非凭空捏造，据葛亮在2004年第5期《河北学刊》上说，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弭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而非什么民族“和亲”，汉代史籍中也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

　　历史的长河洗刷掉多少悲喜，但我是不会否认昭君出塞所作出的贡献，因为她为当时的人们创造了和平，王昭君将名垂青史！

　　貂蝉，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是一个个精彩故事组成的历史典故。“闭月”，是述说貂婵拜月的故事。“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观花时的故事。“沉鱼”，讲的是西施浣沙时的故事。“落雁”，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据学者孟繁仁先生考证：貂蝉，任姓，小字红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县木耳村，15岁被选人宫中，执掌朝臣戴的貂蝉(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冠，从此更名为貂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对貂蝉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和描写，后经民间互相传诵，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美人。她先戏吕布，引吕杀董卓，成为美谈。更令人折服的是当曹操将她送与关羽时，貂蝉为不祸及桃园兄弟，“引颈祈斩”将人性发挥到极点。后有人传说貂蝉没死当了尼姑。

　　“美人计”中貂蝉成为传世佳话，貂蝉素有“闭月”之称，容俊貌美绝非一般人可比。三国演义有词赞曰：原是昭阳宫里人，惊鸿宛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按彻梁州莲步稳，好花风袅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还有：一点樱桃启绛唇，两行碎玉喷阳春。丁香舌衠钢剑，要斩奸邪乱国臣。

　　美女沦为政治的工具在历史上绝不貂蝉一个，四大美女都与政治有关。我感觉貂蝉在四大美女中，被世人赞叹，与她传奇故事相辅相成。她自幼被选入宫中，后在王允家做歌妓，身份地位低下，如无与吕布、董卓纠葛，且美人计一举成名，笼罩在她身上的光环和美丽的躯壳，将沦落尘埃之中，埋于世俗之间，更无人知晓，即便是国色天香，倾城倾国，美貌无比，妖艳照人，也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已，历史上名妓比比皆是，可挤身四大美女的，仅此一女。

　　在民间貂蝉的故事流传也是比较早的。如：《锦云堂暗定连环记》、《夺戟》、《关公月下斩貂蝉》等，使美丽的貂蝉栩栩如生，。《关公月下斩貂蝉》的故事，更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曹操阴险狡诈地将貂蝉送给了刘备，关羽为了不重蹈董草、吕布的覆辙，闭目竟将她斩于月下。关公月下斩貂蝉——关于貂蝉，正史上没有记载。《三国演义》在吕布死了以后，也未对貂蝉作交代。对于关公月下斩貂蝉，大多史学家认为是虚构。如果是真事，关羽也太不配做男人了。如果真有关公斩貂蝉，我是相信是貂蝉扑向刀，是扑剑自戕的。

　　你想貂蝉为国家而嫁董卓，引吕布杀之，后从吕布多年。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为国为民的女子，为不让曹操阴谋得逞，挺身赴难，顺应人物的发展。

　　由此，貂蝉是刚烈的，她人如花美貌，但内心燃烧着刚阳之火，怎不令人赞叹至今。

　　杨玉环的红颜

　　启封历史厚重的卷宗，四大美人的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把四大美女形容的美仑美奂。同时历史的正史野传在述说着她们的酸甜苦辣，在众说纷纭中，她们如一个个耀眼的明珠，璀璨闪烁。杨玉环在四大美女中独树一旗，前人们形容她美艳无比，风情万种，而且能歌善舞，智慧过人，聪颖异常。

　　杨玉环是薄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她是隋梁郡汪氏的四世孙，父亲杨玄琰。16岁时，她被聘为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后被玄宗不贪色忘礼，横刀夺爱，成为自己的贵妃。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杨玉环专宠后宫，玄宗在宫中称她为娘子，仪体规制等同皇后。天宝初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何以如此迷人，令玄宗神魂颠倒，这当然有原因。杨玉环不仅姿容出众，体态丰腴，肌肤细腻，且面似桃花，是个令人谗涎欲滴的美女。杨玉环还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善解人意。玄宗极为喜欢，渐渐迷恋，不能自拔。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杨玉环如何使玄宗如此迷恋于她呢？一种是她的天生丽质，肌肤白皙如“凝脂”；还有是她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迷人媚态；再有就是她的羽服霓裳，能歌善舞。玄宗熟悉音律，会作曲，能舞蹈，杨玉环身美体丰，娇艳若花，又擅长旋律快速的西域舞蹈，有记载说杨玉环是个琵琶名手，古书记载：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5种乐器齐奏，当时玄宗兴致勃勃，手持羯鼓，杨玉环弹奏琵琶，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于玄宗而言，当然精于音律的杨玉环就显得格外有魅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玄宗会迷恋上杨玉环，固然有杨玉环的一些魅力在起作用，而更主要的应是当时社会环境与皇家小家庭的变化在起决定作用。值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当朝皇帝骄纵奢侈，温饱思*欲，难免以声色代替求治世之心。玄宗当上皇帝大权在握，对政治逐渐失去兴趣，对政事也产生厌倦怠慢，在宰相与宦官的迎合和奉承下，很快就“高忱无忧”倦怠政事，后来玄宗就任由李林甫等专权擅政，自己落得清闲。同时他这样就有了时间纵欲享乐声色犬马了。

　　我认为，最能使玄宗如痴如狂地迷恋杨玉环的，应是她有过人的聪颖，善于掌握男人的心理，又善解人意，更是貌比天仙。例如在她被赐死时也毫无怨言，这又怎能不使玄宗皇帝日后此恨绵绵无绝期，直至抑郁而死呢！杨玉环每每执板吟咏轻歌曼舞的时候，总要眼送秋波，向玄宗传达万种风情，直引得这个声色皇帝爱欲不尽，情不绝。如果玄宗和杨玉环是爱神情圣，我看不尽然。杨玉环先嫁寿王李瑁，可谓青梅竹马，郎才女貌，天设地配一双。后嫁玄宗之时，却极尽奢侈，贵妃池里展丰姿。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有证：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面对这样的现实。以至人们盼望多生女儿，而不想生男儿。玄宗即位前，任潞州驿驾，喜欢赵丽妃。随后，又移爱于钱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直至武惠妃等等，可谓对爱情不专。后能宠杨玉环，这与杨氏美貌不无关系。还有就是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天香国色，也应召人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十万钱。可以说玄宗爱的是色，而不是情。这也更说明杨玉环美貌绝非一般。

　　对于杨玉环的美，由李白写成清平调三阕为证：

　　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向汉家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美女，从文献最少的夏代起计，每一个朝代，大抵都有些美貌的女人。她们以本身的姿色美丽再加上和政治的关连，成为人们饭前茶后的闲言碎语，广为流传。四大美女无不与政治有关。还有就是任何一个朝代的美丽女人，倘若没有强烈的政治陪衬，便不会享大名，流传后世。如夏代末代帝王桀的妻子妹喜，商殷的纣王妻子妲己，周幽王之妻褒姒，被列为亡国祸水，可谓红颜薄命。

　　红颜薄命正是杨玉环的写照。她美若羞花，却其兄祸国殃民。她虽不参与政治，却被白绫吊死，怨谁？谁能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