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鸿章正面的故事

李鸿章，1823年生，安徽合肥人，世人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　　1900年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携光绪帝西逃，失踪一段时间后出现，命洋务大臣李鸿章与列强代表议和。谈判结束后，双方共同举行记者会。忽然，日本钦差大臣小村寿太郎使出一个损招，用汉字来炫耀武力，意在羞辱清廷。这个钦差大臣得意洋洋地说：“日本一楹联大师早就出了上联，向公众诚征下联，然而久久不得，今天只好求教于楹联发祥国的大师了。”他随即对李鸿章说：“大人乃当今国学名士，恳盼赐联。”之后他亮出一张白绢，上面用汉字写着：“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独战！”这是拆字联，意思为：日本驾神马，张满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光“大王”就有八个，且个个举世无双，单枪匹马就能踏平中国！

李鸿章用余光瞥了一眼这二十一个字，怒不可遏。他强压怒火，思忖片刻就令人端出笔墨，又命这个日本钦差大臣研墨铺绢，旋即带着一副鄙夷的神态，大笔落素绢，一气呵成，回敬道：“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合手擒拿！”　此下联也是拆字联，与上联针锋相对，接得严丝合缝：日本萎靡不振，却欲抢我大清龙衣，其实不过是“魑魅魍魉”四种小鬼。这些东洋鬼子屡屡犯边，如斗胆进犯我中原，即合手将其擒拿！李鸿章的文才、急才，及其爱国情怀跃然绢上。在场的中国人见此奇联，无不拍手称绝，深感中堂大人为他们出了一口恶气！日本钦差大臣“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好悻悻走开。

毛泽东曾说：“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美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把他与伊藤博文、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列为“世界三杰”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还算中肯。李鸿章对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功大于过的。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据说当时外国对大清的外交只认“李鸿章”三个字呢！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李鸿章去世半个世纪了，关于他身上的非议还没有盖棺定论，但借着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来中堂大人其实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有没有很期待呢？进来了就点一个关注吧，每天都有更新哟~！

李鸿章是一个闻名天下的人物，同时他也极具争议，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历史的罪人，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接受了洋人的贿赂，在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是一个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贼，也有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功臣，做一个裱糊匠，修修补补一手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大清朝。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他其实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懂得知恩图报，在李鸿章晚年的时候，他每次谈起自己的曾国藩，开口就是我老师如何如何，在李鸿章青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件事情，足以体现李鸿章重感情之恩。

在1847年，李鸿章，参加会试，这种考试一共分为三场，在第一场结束之后，李鸿章突然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连手都在颤抖，于是他连忙去医院诊治，看过大夫之后，才发现自己患了急性痢疾，大夫给他开了几天药，叮嘱他，注意休息，只要不过分焦虑，病就可以痊愈，李鸿章在返回考场的途中，遇到了一名同考的考生。他们两人聊了几句。李鸿章知道此人叫杨延俊，杨延俊家里世代经商。但是没有出过考取功名的人，于是整个家族都着力培养他，想让他考取功名。李鸿章不尽对他产生了好感，因为他自己从小也就，被家人寄予厚望。

杨延俊得知李鸿章身体不适之后，决定帮助李鸿章熬药，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李鸿章大为感动，两个人素昧平生，杨延俊能够腾出这么宝贵的时间来照顾自己，李鸿章暗暗在心中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忘记这个汤药恩，过了15天，考完了整个三场之后，李鸿章提出了要和杨延俊把酒言欢，但是杨延俊看在李鸿章刚刚痊愈，就拒绝了这个要求，两人于是便雇了一辆马车，在京城一边游览，一边畅谈。

再后来，几十年之后李鸿章，得知了杨延俊去世的消息，他心痛不已长叹道，几十年的交情，我就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不过你放心，自此以后我帮你杨家一世荣华。当时的李鸿章已经官至中堂，他将杨延俊的三个儿子全部接到了自己的身边，然后扶持他们，并委以重任，后来他们三个人都，升了官职，家世显赫。正所谓滴水之恩，必当牢记，李鸿章，那一句在心中的，保杨家一世繁荣的话，也可以称作报恩之典范。

民间传说故事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民众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李鸿章“撞钟”的故事：

“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众人将孙狗带到间刑房里，只见里面绑着名男子，原来正在审讯犯人。这人虽被打得遍体鳞伤，就是不承认自己谋反。郭弘霸说："就看你的手段了。"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李鸿章还是决定北上。

在刘学询的陪同下，他于1900年7月17日(农历六月二十)动身。广东官员们在巡抚德寿的率领下，到天字码头日近亭为李鸿章送行。

登船之后，因要等候涨潮，船并未启动。李鸿章的安徽同乡、南海知在燧明国（今河南商丘带）发明了钻木取火，开启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县裴景福被李鸿章召入船舱单独谈话。日后，裴景福在其回忆录《河海昆仑录》中，作了详细的记载。

这天，天气极为炎热，李鸿章穿着蓝丝短衫和“鲁风履”，倚一小藤榻。坐定后，李鸿章对裴景福说：“广州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取信于民，此正可有为，为地方弭患。督抚诚不若一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召外侮尔其勉之矣。”这是表彰裴景福在安抚外商方面的成效。

此前的6月10日，总税务司赫德曾紧急密电粤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庆丕(Paul Henry King)，请他“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北京)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 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奏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

庆丕立即将电报送给李鸿章，李鸿章次日就致电盛宣怀：“国事太乱，政出多门”，要求盛宣怀向他通报北京的变化。同时，李鸿章立即致电荣禄，力言“外衅不可开，拳党不可信”，也没收到荣禄的回电。先生来。之后，李鸿章的信息主要依靠山东巡抚袁世凯的通报。随着危机加深，主要聚集在南海沙面的洋商们，相率赴香港避乱，李鸿章命令裴景福等前去会晤各国领事，表示中国 有决定和能力保护外商的安全，这才遏制了外商们逃亡香港。

6月中旬，中央就下令李鸿章北上，但他却足足拖延了一个月才从广州动身。原因之一，是列强与广东地方官绅们的阻力。在这危险而不明朗的局势为了求得上品，律例中甚至有这样条规定：刑徒如能捕捉到只并进贡朝廷，死罪可免。李善诚削尖猎袋要进京做官，便命宁古塔的囚徒张网捕捉海东青。不想，裕泰根本不尿他这壶：碰上捉鹰者，就往死里揍！中，有李鸿章在，广东的维稳工作就能得到保障。庆丕在6月18日给赫德的报告说：“李鸿章宣布立刻遵旨北上的意思后，立即引起驻广州的各国领事和香港总督以及上海等各方面的纷纷责难”。广东官绅更是“呼吁攀留”，“其这天，高祖在沛宫摆宴，款待乡亲父老，乡亲们都为本乡出了个皇爷而高兴，正当尽兴之时，门外忽然传来阵吵嚷，高祖好生奇怪，忙放下酒杯问道："门外为何如此吵嚷？"高祖话音落，县令旁"刷"地站起，伸过头去往外侧耳听，才慢慢安下心来，转身跪在地下向高祖叩头道："皇爷恕罪。令早卑职来拜皇爷，遇乡民拦路喊冤，状告本城店主霸鹅。因奉皇诏，卑职不敢耽搁，不想他们闹了上来，使皇爷受惊，卑职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情恳切，竟至遮道”。

坏财主的儿子被这些假土匪扔到了个山沟里，有幸被位老乞丐捡了回去，饥顿饱顿的把他养大，沦为遂信口撰出下联，联曰："冬虫夏草重皮。"了个小乞丐。 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央虽然命李鸿章北上，却没有明确他的职务和头衔。且不说作为被“贬”到广东来的“前总理”，李鸿章绝不会在“名不正言不顺”下北上，自跌身价。更为关键的是，几股势力的缠斗还在进行。中央就有以慈禧及光绪为一方的老“核心”，及以端郡王、刚毅等为另一方的新“核心”，加上庞大的义和团;而地方上刘坤一、张之洞等，虽然一片声地呼吁李鸿章站出来收拾局面，自己必将惟命是从，但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谁都不可轻信;海外的孙党和康党，也联合各自的列强后盾，积极运动;至于11国之间，更是勾心斗角。在此波云诡谲之时，李鸿章绝不会在天色破晓之前，贸然踏进漆黑的三岔口，于事无补，于已则有大害。

他的策略就是拖，态度上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行动上则找出种种理由，拖延启程。先是提出“先定内乱，再弭外侮”，而后又拒绝服从对列强开战的“乱命”，积极倡导“东南互保”，最后则是“先生寻到户人家，只见门前上书：水陆梗阻，万难速达”的婉转理由，甚至干脆是“ 悖谬如此，断难挽救，鸿去何益”的强硬理由。总之，因局势“变"什么你是赵管家？"态百出，暂不能许”。

待到他在7月17日终于“能许”时，正是任命他出任直隶总督和"不用解了，你输了！"北洋大臣的圣旨，刚刚到达1天。经过5年的蛰伏，李鸿章终于收回了因甲午战争而失去的地位和尊严。

在送行的船上，裴景福向李鸿章进言说：“内乱为外侮之媒，东南之安危，视乎上海;上海之安危，视乎香港;香港之安危，视乎广州;广州之安危，则视乎沙面。领事洋商聚集于此，而匪人日思暴动，以沙面为她比两个妹妹话多。发难之基。沙面不保，香港受其牵动，东南大局，不可问矣。某既为地方官，自当与共存亡。公过港时，盍将此意告知港督，同心协力，以保东南危局”

李鸿章说：“我虽离粤督任，然缺尚未开。若有大事，仍当与静山一力主持。”静山是广东巡抚德寿的字。

裴景福说：“公已调补北洋矣。”

李鸿章问：“何以知之”

裴景福说：“外洋有电，诸领事额手相庆，当不妄。”

李鸿章自负地说：“舍我其谁也!”

两人于是谈及大局，李鸿章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天早上，部落里的男人都出去打猎了，女人和小孩儿也都出去挖充饥用的树根了，只剩下男孩个人待在营地里。他处玩了会儿，很快就觉得口渴极了。于是他来到往常放水壶的地方，却发现水壶都不见了。他处寻找，最后在矮树丛下发现了水壶，就坐下来喝了个痛快。喝饱之后，男孩的脑袋里忽然冒出个淘气的念头。"我要把这些水壶藏到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这样我就随时都可以喝到水了。"他自言自语道。于是，男孩把这些盛满了水的水壶个个地搬到棵小橡树下，然后他敏捷地爬上橡树，把这些水壶藏到了树叶中间。他刚把最后只水壶放到树枝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突然出现了股强大而奇特的魔法，它使橡树不停地长大。橡树越长越高，变得非常高大。在整个过程中，树上的男孩始终紧紧地抓着树枝。最后，橡树终于停止了生长，而这时男孩和水壶已经到了树顶上。晚上，大家都回到了营地。他们口渴了，就来到矮树丛下喝水。可是，他们只找到几只空空的水壶。"肯定是那个小鬼干的，他又开始恶作剧了！他现在在哪里？"大家忿忿不平地说道。他们开始处寻找，很快就发现燎棵高大的橡树。早晨他们离开的时候，它还只是棵很小的树呢。在树顶上，他们发现燎个男孩，还有他们盛满了水的水壶。"赶快把我们的水壶拿下来！"愤怒的人们向男孩大喊道。"你们如果想要水，就自己上来拿吧！"男孩回答道。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摇动，然袁慰亭(袁世凯)w拄山东，香涛(张之洞)岘庄(刘坤一)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不至一蹶不振……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聂士成)以阵亡，马(马玉昆)宋(宋庆)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人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

谈话至此，李鸿章潸然泪下，以杖触地，说：“内乱如何得止!”

在严家几代医生中，要数严武的医术最高，内科、外科都行，尤其是外科，最为出色。他曾经给个年过旬的老太太拿掉了肚子里的个十斤重的肿瘤；他曾经救活了个停止呼吸达个小时的渔民；他曾经把个已经装进棺材里的昏迷的孕妇救醒；他曾经治好了个已被大医院下了死亡通知书的危重病人他创造了许多医学上的奇迹。他的医术闻名遐迩，方圆十里，只要有人生了大病、重病的，没有不来求他医治的。人们看见他，没有个不尊敬地叫他声"严医生！"裴景福说：“论各国公法，敌兵即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

李鸿章道：“然，但恐无人主持，先自摇动。”

裴景福说：“公何不讲此意陈奏。”

李鸿章说：“我到沪后当具折，恐亦无济。”

裴景福将辞出，李鸿章问左右是否已经涨潮，左右答说潮水还没来。李鸿章岳廷依然神情自若："大人，这是我家酿制的果酒，请品尝冰镇后的滋味吧！"说着，他取来个杯子，将"冰核桃"里的酒液倒入其中，递上前去。主审官饮而尽，顿觉股清凉甘甜润入心脾，不禁大声赞道："好酒！好雕功！"就示意裴景福多谈一会儿，自己喝了杯牛奶，命左右给裴景"青山葬谪仙，背江立阆仙。"福上了“荷兰水”。

裴景福再问：“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当如何办法”

李鸿章说：“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 ，惩罪魁以泄忿，先以此二者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此势所必至也。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话音未落，李鸿章已经“涕出如縻”。裴景福亦怆然，遂辞出。李鸿章吩咐仆人取乐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裴景福，送至舱口，仍执手再三嘱咐：“地方要紧。”

李鸿章乘坐的轮船招商局“安平”号客轮，并未直航向北，而是转道香港。在这里，“老和尚”李鸿章将向港督通报自己的决定。

最后的钟声，即将敲响。

李鸿章“撞钟”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李鸿章

清末李鸿章的女婿是谁？

他是中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北洋大臣。他一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李菊嫁给了晚清名臣张佩纶。

李鸿章的女婿张培伦

张佩伦是李鸿章亲自为女儿挑选的女婿。由于张培伦比李_大近二十岁，加上张培伦长相粗犷，李鸿章的妻子赵小莲当时并不同意将女儿嫁给张培伦，但李鸿章非常赏识张培伦，所以没有听从妻子的建议，促成了这段婚姻。事实证明，李鸿章很有眼光，张培伦思维敏捷，学识渊博，一心想当官。在李鸿章的举荐下，他成为了清朝的领袖，名声大振。与此同时，他与妻子李鸿章长女李菊结婚的故事广为流传。

张培伦能嫁给李菊，确实是运气问题。李菊的耦合不是张培伦的第一任妻子。张培伦一生娶了三任妻子，李鸿章的女儿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当时张培伦从边疆回来投靠李鸿章，李鸿章知道他是个人才，所以很赏识他。就在这时，张培伦的妻子去世了，于是李鸿章把大女儿许配给他做第二任妻子。此事第一次收到。张培伦成为李鸿章女婿后，两人在政局上有了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而且，张培伦和妻子虽然相差二十岁，却相处得很好。可惜张培伦58岁就去世了，留下李举做了鳏夫，而李举当时才38岁。

李鸿章很有眼光。虽然张培伦年事已高，相貌不佳，但李鸿章看到了他的能力和学识，于是不顾妻子的反对，决定将女儿嫁出去。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张培伦不仅是个好臣子好丈夫，也是个好女婿。

李鸿章的功绩有哪些？

李鸿章是清末清政府的重要大臣，在清朝复兴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到了晚年，他又与政府和洋人扯上关系，代表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所以人们对其批评甚多。

李鸿章剧照

但在现代，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应该是客观的，一个人的功过应该得到正确的评价。李鸿章做到了，但他的工作也应该为我们所知。在他去世后的100多年里，李鸿章一直是人们研究的对象。中外学术界

李鸿章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因为他从事的活动范围之广，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行业，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那时，他参与了所有重要的事件。

总的来说，李鸿章的成就是：他是一位学识卓越的清政府要员，在晚清传播新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死后，有新知的人聚集在他身边，利用他向全社会传播启蒙思想。

其次，是他的行业。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所以他开创了中国的现代重工业。他涉足的行业包括机械制造、煤矿、铁路、电信、船舶运输等。同时，他还涉足纺织、面粉等轻工业和民用行业。可以说这些贡献都很大。李鸿章做到了，但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功绩。

李鸿章的官职是什么？

李鸿章是清朝的大臣。曾国藩去世后，他成为清朝最著名的大臣，也是清朝与列强沟通的最有效渠道。那么李鸿章都服务过哪些官员，他的官位是如何变化的呢？

李鸿章剧照

于是，从1847年李鸿章第一次上任开始，李鸿章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上了二年级第十三名进士，于是清政府授予他翰林院庶吉士。我

1855年，李鸿章被授予按察使军衔，当时已经是地方官。这时，李鸿章开始步入高级官员的行列。1862年，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次年2月，出任通商大臣。

1865年，李鸿章出任两江总督。他是一个真正的地方官员，能够管理两省的事务。1867年，为表彰他的贡献，封他为太保，并授予湖广总督助理大学士。

到1870年，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是当时最大最重要的官员。直隶总督保证了北京的安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而北洋大臣与洋人打交道，几乎涵盖了当时清廷最重要的两个职位。

李鸿章从来没有当过宰相，很多人叫他李汤种，是因为李鸿章有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有这个头衔的人当时叫正厅。李鸿章一直被提拔。虽然晚年因某些原因被罢官，但后来一直受聘，直至病逝。

100年前的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李鸿章，相信对仍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人不无助益。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 “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 “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 “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当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对每一位他见到的美国人都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纽约时报》记者接着报道说：“没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问过这三个问题。”

而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

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 “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 “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最后一次出场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 “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 “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 “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 “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 “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几种评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 、“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和约上签字后不久，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是非得失如何？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需要认真梳理。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你挑些有用的吧。

如果没有“毛氏之乱”，李鸿章充其量也就是个地方二等官，永远升不到朝廷大员的位置。他、曾国藩、左、“中兴之官”都是通过不正当渠道提拔起来的，应该有一定的水平和活力。但即便是这样的人物，到了官场中心之后，也成了一只无助的动物。可见，决定一个官员好坏的，是空旷的生存空间和官场环境。

李鸿章和曾国藩在国内都是一等官员，但一旦出国就失去了优越感。充其量是利益集团里的精英，不会成为信仰集团里的精英。因此，这对于挽救垂死的清政府并无帮助。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威特对李的印象是：“从中华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人的角度看，他是没有教养的，是不文明的。"

和李鸿章接触后，俄国人认为中国的素质很低，李鸿章是中国的上层阶级，俄国人认为李鸿章代表中国。在中国，具有这种品质的官员被视为“杰出”和“优秀”。可见当时清政府的“人才”在世人面前是垃圾级别的。

李鸿章和袁世凯是清政府中的“优秀”官员。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官员相比，他们在西方或东方都不在同一水平上。

李鸿章属于伊藤博文。他们是中国和日本的“首相”。甲午战争前还是平等的，但到了《马关条约》，后者只对前者说“是”。为了少得几两银子，李鸿章甚至告诉伊藤博文，他愿意过“干儿子”的生活，恳求他。

一旦出现对手，突然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天敌。原因是什么？

这个国家的方式和宰相的哲学决定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征服者。

1895年《马关条约》签约前，清政府特命全权公使李鸿章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忍对李鸿章嗤之以鼻：我看nave厉害到不行就想开战。现在他真的做到了。结果如何呢？我曾经给成年人一个建议，希望你们国家尽快改革内政，否则我们国家肯定落后。十年过去了，我的话实现了吗？

李鸿章叹了口气，道：“我想改革内政，可是我们国家太大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人心不一样，不像你们。如果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会发生什么？

伊藤想了想说，如果你是我，你在日本会比我做得更好。如果我是你，我可能不会在中国做得比你好。

这段对话可以为李鸿章的“冤案”开脱。——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李鸿章的罪。这是一个“国家太大，执政党和在野党人民不平等”造成的问题，个人似乎无法解决。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分别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1869年正式的明治维新早了8年，但结果是日本落后了。洋务运动的领袖向明治维新的领袖鞠躬，签下了清朝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李鸿章抱怨中国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势力阻碍和破坏了现代化运动，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李鸿章究竟是一股怎样的进步力量？

我们不能把敌人的谗言当成“事实”。梁启超对李鸿章做出了恰当的评价。他不了解人民，不了解世界，不了解政治的起源。他在沙滩上建了一座塔，但他只知道如何修复一座破房子，却不会改造它。

在世界局势被破坏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国的“宰相”，他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致力于做一名造纸工人。这种“杰出的人”，正如齐超所说，是普通人中的杰出者，而所谓“普通人中的杰出者”，终究只是平庸之辈。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作为“变法总纲”，只研究技术，不研究政治制度。这充其量只是一个贴着“破房子”的半成品工程。必然会被世界潮流淹没。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给了“平庸的改革”最响亮的一记耳光，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国太大，民不聊生。”——这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公开进步的原因吗？这只是庸官无所作为的借口。

看看明治维新前的伊藤博文。反对改革的幕府军有多猖狂。他们打败了改革派西乡隆盛，自杀了。日本维新派总是担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困难是洋务运动的数倍。但西乡隆盛死后，伊藤博文毅然加入昌州藩军，继续追随久保严俊的改革阵营，反对德川时代，主张“开拓进取”。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伊藤用自己的生命推动了政治改革。所以日本在亚洲迅速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彻底性能和慢条斯理的李鸿章相比吗？

纵观《马关条约》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在改革方面的见识和魄力比伊藤博文低了一个档次。以李鸿章的胆识，就算放在日本，又怎么可能比得过伊藤博文？谁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推动彻底的改革呢？

在胜利者面前，我们必须指出失败者的缺点。喜欢胜利者贬义词的失败者，除了自欺欺人和自圆其说，只能留给下一个——的失败周期！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不同，固然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他们的思想所决定的不同“物种”之间的巨大差异。

一个是封建官僚，一个是近代政治家，一个是旧地主阶级，一个是新资产阶级。如果有这样的差距，是不是所有的天敌都存在？

伊藤博文从一个开明的“附庸”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发生了质的变化。可以说明治时期日本所有的进步设施都是他发起并完成的。他是明治政府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他就有了“新文化思想”，木户隆吉称赞他“想在日本创造新的文明”。1872年，他与特使岩仓留美期间，在他的长篇意见书《使臣必读》中说：“中国目前的外国政治习俗，不足以使我们的国家完善。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教育、商业和生产都优于东方国家。所以把明朝的风吹到我们国家，会使我们的人民迅速进步到平等的领域。”

在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上，伊藤特别揭示了与李鸿章完全不同的新伯乐思想：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反对“仁忠孝为基础，知识人才为最后”的儒家复古思潮，主张将“知识人才”置于所谓“道德”之前。

20世纪80年代，伊藤支持井上馨外相提出的“欧洲化政策”，大力倡导“文明与文明”，在日本开辟了“欧洲化时代”，试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欢洋气”，甚至带领大臣举办化装舞会，把自己打扮成威尼斯商人。这件事虽然在城中引起轩然大波，一度被当做笑话流传，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勇往直前，不遗余力地宣传“文明”，改变社会习俗。

当时世界的竞争不是在国家，而是在人民，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国家方式。但在晚清，国道只是被动的改变，既缺乏现代民族思想，也缺乏现代民族观念。这种国民方式培养出来的官员，哪怕是洋务派，充其量也就是带点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维新派没什么区别。

虽然伊藤博文也有一定的封建意识，但他大力推行的“天皇制宪政”，虽然与欧美现代民主政府相去甚远，却促进了日本的质变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而清末造纸家李鸿章致力于“一言不发，万变不离其宗”，仍然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延续。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勇气。其思想的局限性使得李鸿章继续做荒唐事。

关于李鸿章的生存哲学和外交行为，常常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

有人把自己的母亲卖了，买家说：“这是我的母亲，请善待她。”

哇！已经丧失了荣誉感，想要完成这一部分，但是？

李鸿章作为卖母的，已经丧失了大义，什么都想做。他是怎样的一个优秀的人？

在封建官僚体制下，宰相的哲学，除了固步自封的哲学，只能是狗的哲学。业主永远是对的，这是他们的价值观和真理。当时清朝末年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李灿的洪章和她争论过一次国家大事？她让他去战斗，她让他背叛他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个师傅才能保证他的官位。

当时垂死的旧帝国最需要的不是一个造纸工人，而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家。没落王朝，国家和统治者的需求不在一个轨道上。

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需要的是“事务性奴才”，也就是“大勤务兵”。她不指望任何人替她决定国家。

李鸿章的出现只是满足了慈禧太后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

最懂慈禧太后心思的李鸿章，是“裱糊”一流的“大人物”。李鸿章一直主张对外和平，避免战争，这与他的鹰派同僚和顽固“保守”的刚毅大臣不同。他们生存和战斗都是一流的，最配得上太后的心。太后需要他处理朋友，忍受国家的屈辱，承受强大的压力。

这是清朝官员被奴役最多的时期，他们在皇帝面前自称是“奴才”。朝廷重视《我的奴隶》。一个奴隶所做的是为他的主人服务。无论什么样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都可以不顾。就像直隶总督李鸿章签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赔了一个又一个赔款。你以为他是“为国分忧”，其实他只是“为太后分忧”。他是“老佛爷唯一教主”的奴才，升迁之路与大太监李并无本质区别。

乐的眼光和需求决定了自己喜欢的马的平庸。如果慈禧太后的“大哥”死的时候优柔寡断或者前途无量，那么她可能需要真正的人才来为她创造一个世界。但实际上，慈禧太后的“大哥”既不是有为之人，也不是优柔寡断之人，而是一个“宁做朋友，不做奴隶”的倔强老太婆，所以她自然最需要的是奴隶，然后才是人才。在天赋面前做奴隶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再敬业，也成不了“大宰相”。

一个真正优秀的总理，一般不是那么‘听话’，而是更‘专横’。这是李最担心的，也是平庸与才华的又一大界限。李鸿章为了做官可以不顾一切的放弃自己所有的尊严。他侍奉慈禧太后，按照主人的意愿行事，分担主人的忧虑，却不敢越雷池一步。

付娜一生都在拼命追求“做官”，他把做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他看来，政治信仰什么都不是。他绝不会拿自己满意的权力去冒险“加强政治改革”。做事要么当官要么护官，要么干坏事。这就是李鸿章的“官场哲学”。

官僚和政客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做官，后者是做官。前者没有精神追求，后者有坚定的政治信仰。

除了客观的政治形势，伊藤成了李的天敌。最根本的区别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封建官僚的距离。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决，是一个成熟的封建官僚与一个杰出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较量。这是一场老狼和郊狼之间的游戏。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下，土狼打败羊圈狼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