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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之盟誓（与影片有关的日本历史） 这本书很全面对你有帮助

　　《菊花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最著名的著作，也是世界范围内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本。他用“菊”与“刀”作实物象征来阐述日本文化中“崇美”与“尚武”这两种典型文化类型。但不知道本尼迪克特知否“菊花”还有“男性之爱”这样的一重指代意义呢？

　　由于古人的做爱方式中“后庭之乐”比较普遍，而出于形似的缘故（？），菊花多用来喻指人体的“后庭”；这应该是“菊花”在物象方面对“男性之爱”的指代，而感情上最著名也最源远流长的故事，应该是日本《雨月物语》（上田秋成着，一七七六年刊行）中的《菊花之约》（《菊花の契》）一篇。

　　故事讲述军学者赤穴宗右卫门在旅途中病倒，得到丈部左门的帮助，两人因此熟识，并结成义兄弟，即“众兄弟之契”。离别之时，两人约定来年九月九日重阳佳节再会。一年之后，左门如期出现在宗右卫门的面前，只是，已经成为幽灵──左门由于政治陷害而被困，为了履约，只好自尽，以便让自己魂魄能及时赶去赴约。这种感情，正如日本《古今集》里的一首和歌所唱：“此身如朝露，惟惜与君缘。相逢如可换，不辞赴黄泉。”因为这个故事，菊花在日本又称为“契草”。

　　左门为的究竟是“义”还是“爱”？记得在日本**《御法度》末尾，英气逼人的冲田总司在樱树落英缤纷的唯美气氛中，对着土方吟咏了一次这个故事，在他看来，这就是男性之爱的极至体现吧？而这一情节也让《菊花之约》的故事更广为人知。

　　据说在司马辽太郎的原著《新选组血风录》中并无此情节（《御法度》剧本以司马辽太郎《新选组血风录》之《前发的总三郎》和《三条迹乱刃》改编；附带一句，到底是“新选组”还是“新撰组”，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分歧，书名《新选组血风录》从原文。），大岛渚强加的这一情节，恐怕是为了强化、坐实片中的“男性之爱”吧。

　　可以说，作为产生“菊花の契”的国度，日本一直不乏“男性之爱”的悠久传统。

　　二

　　相比日本在诸多方面的虚伪态度，古代日本在面对个人肉欲的时候，倒颇有平等相视的态度和直面的勇气。在标志异性间的“爱”或“恋爱”的这个词在日本普遍流行以前（明治时代作家北村透谷、坪内逍遥二人于一八九二年译自英文的“love”），无论是男欢女爱、同性相好、一夜鱼水情（甚至柏拉图之恋），日本统统用一个词来概括：“色”。（附带想到，中国古代也一般很少用“爱”字，用的是“情”字 。）

　　日本人井原西鹤有两本著名的著作，题名直书《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在古代的日本，这个“色”字当然是男女通吃的。异性间的恋爱称为“女色”，男男同性间的爱恋就是“男色”。而且男色比起女色来毫不逊色，既非禁忌，也非败德，甚至在日本江户时代武士社会中男色大有凌驾之势，蔓延到庶民社会中，男色则成为一种雅癖。就舆论倾向来说，江户时期和中国魏晋时代男色明显胜于女色的社会舆论倒是大可比肩。

　　本文要说的是日本古代的男色现象，这里的日本古代时期，大致是指战国时代前后、统一后的江户时代到倒幕、维新的明治时代。在这漫长的四、五百年当中，最突出的男色现象即“众道”。

　　按照人类学家R．巴莱的说法，文化中的大部份内容都是幻觉，而仪式的全部目的和功能则是幻化现实的一种群体愿望。所以说“仪式”乃是文化的外现，也是保证文化实现的形式。日本文化正是世界上最重视“仪式”的一种文化，从日本古代凡事必冠以“某道”之名可证明之。自江户时代以来，诸般万事，日本人皆坚持“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于是乎就有“禅道”、“茶道”、“花道”、“香道”、“极道”（黑道）、“色道”（妓女）……等门道。“众道”，简单点说，就是好男色。

　　日本男性少年在二十岁以前额前留前发（即“浏海”），这种少年正是被称为“若众”。但一般来说，能够参与修习众道并得到青睐的“若众”，首要的条件是要有仿如《御法度》中加纳一般的美好姿色，也就是貌美如花的美少年——并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当的。

　　这种少年多为将军、大名乃至武士身边的侍童（记得游戏《太阁立志传》、《信长の野望》等中文版中即以“侍童”来翻译），也称“小姓”。其实质地位即男宠，或用中国古代古雅的说法就是“娈童”。

　　三

　　日本这种娈童风习的流传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据说这种现象的发生，最早是平安时代（《源氏物语》的时代背景就是平安时代，但书中似乎没有对娈童的描写。可见当时娈童风习还只是青萍之末）日本僧侣来大唐取经时，从大唐学去的。十二世纪末期镰仓幕府树立起了武士中央集权制，当时娈童还只是山门（即僧侣特权阶级）、贵族公卿间的上流时髦风气，是一件“风雅”的物事，可说是某种身份象征；普通武士是玩不起的，上层阶级享有实际上的专利权。从日本著作《平家物语》和《徒然草》中可见一斑。

　　到十五世纪中期狼烟四起的战国年代，处处刀光剑影，血冷风清，在这样一个全然男性色彩的特定时空中，男色之风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时候的娈童，不仅仅是一种风习，更成为必要。

　　由于当时的男人（从大名到武士）大部份的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而女眷不被允许参战，金戈铁马之际性欲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转嫁到了这些男人身边的娈童身上。这是当时男风发生的一个很实际的客观条件。

　　与此同时，为了构建一个牢不可破的武士集团，武士之间、主仆之间的礼义忠贞观念被空前强调，主仆间的绝对忠诚信赖十分必要。娈童这时候已经成为了主将身边最亲近的侍卫，也可以说是最后一道防线。倘若两军对垒、白刃加身之时，能最后护卫主将的，只有身边的娈童了，这就要求娈童们必有“视死忽如归”的勇迈与决绝，而平时的宠幸之恩情、鱼水之欢愉，怕都要在这一刻得到最激烈的体现──娈童必要誓死保护主将。所以战国时代的娈童和早期流行于公卿山门身边的娈童不同，还要求有高超的武艺。说实话，这不能不说是很有人情味的体现，在这里的娈童，也可称得上“情人”般的表现吧！（不由让人联想到古希腊军队中流行男同性恋，男人们为了在爱人面前表现勇敢而奋勇作战。真是提高士气和战斗力的绝妙法门。）而且，娈童也是日本忍术中的一种，即用男色来对付敌人──翻译一下应该称为“美男计”吧。

　　于是在战国时代，娈童之风可说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株万株菊花开”，娈童之风极普遍到了大名身边甚至有十几、二十个娈童也不希奇。当时号称“军神”的上杉谦信好娈童的名气就极高（甚至有人为此提出了“上杉女性说”），织田信长和森兰丸同葬本能寺的故事传唱至今，德川四天王里就有两个（井伊直政和本多忠胜）嗜好此调。

　　当然，这种作为娈童的侍童，身份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战争中获得战功从而提升为武士甚至战将的事例也并不少见。娈童只是身份的一个阶段罢了，并不妨碍升迁、成家立业。织田信长身边的大将前田利家，在他十四岁之时，作为乡童（乡下武士的庶子，出仕当地的守护）出仕斯波家（其实就是织田家），成为了织田信长的贴身侍童，由于年纪相仿、长相英武，与信长性格相近的缘故，利家很受信长的宠爱；后来利家由于屡立战功，而成为织田信长手下的大将，终成为万人之上的大名。

　　四

　　残酷的战争之后，随着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统一天下，德川家康于一六Ο三年在江户开设了幕府，江户时代开始了。在这段历史上，战国时代发达的特殊男色现象，自然也登堂入室成为一种流行的普遍风习。

　　这种现象在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下，也正式发展出了“众道”这一概念，并且逐渐卓然成家，无形中增添了种种束身自修的条规。在众道精神中，强调的“忠”，这个“忠”的对象正是“盟兄盟弟”。武士道的代表作《叶隐》（山本常朝着，一七一六年）就强调说，这种关系至少要相处五年以上，才能正式敲定“盟兄盟弟”的关系──真可谓要求严格。

　　在此时期，上层最有名的众道将军是三代家光和五代纲吉将军，家光直到二十二岁为止，始终对女人不屑一顾；而纲吉身边的家童据说多达一百三十人。（在一六三五年三代将军制定了“参勤交代”法度，全国各大名均必须率领众多藩士到江户单身赴任，这不是摆明了要助长男色之风或妓院之盛吗？）

　　随着天下一统的来临，经济力量代替战争力量成为时代的主流，日本社会中普通庶民的经济力量慢慢强盛起来，于是武士社会中的娈童之风便流传到庶民社会。此时的娈童现象，已经不象战国时代军中的特殊癖好，正式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的“风雅”时尚。井原西鹤甚至说：“没有盟兄的若众，等同于没人来提亲的姑娘。”当时的开化社会风气，倒是对这种对同性恋行为与男女欢爱一视同仁，男色之风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了一种社会习俗。看来井原西鹤所说的“好色一代男”所好的“色”中，是绝对少不了“男色”的了。而且据说当时男人想“横刀夺爱”时，通常会演变为情杀事件，反倒是去偷人家老婆比较不会有事──这也应该是众道“忠”的精神之体现吧！

　　五

　　此时的男色现象，已经绝不局限在主仆之间，井原西鹤的那段话就证明当时随便哪个普通少年都是男色的对象了罢。甚至高至大名和大名之间也是可以发生这种同性恋感情的。在日本《宁固斋谈丛》（一六一四年刊行）中就记载了两个大名之间的求爱故事。这两个大名间的求爱故事很是有趣，这里把看到的故事引过来给大家看看。

　　两位主角一位是有“天下无双美少年”美誉的出云国（岛根县）松江城城主地位的堀尾忠晴（1599－1633，祖父是跟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立下战功的堀尾吉晴，奉禄十二万石），当时正是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一位是加贺金泽百万石城主前田利常（1593－1658，前田利家四男，青史流芳的名主），时年如狼似虎的二十三、四岁。

　　话说前田利常老兄久慕忠晴之美，垂涎已久之后，秉以倾慕之心，他托了某位幕府旗本当“红娘”，向忠晴转达他的情意。

　　面对大名之托，旗本自然是殷勤不已，于是终有一日，设了宴席，为双方把酒传情。宴席之中，旗本和另两位十分识趣，主动告退让利常有机会向忠晴表白。没想到两个人居然都很羞涩，呆了半晌，两个人谁也没说话。利常没办法，他既是年长者，又是主动方，于是憋出了一句话来打破僵局：“今晚月亮很美。”──没什么话好说只好谈天气了，看来东西皆然也。不过想想，这话虽然平庸，也算是个不错的开始吧。

　　猜猜这位“天下无双美少年”忠晴是怎么回应的？

　　忠晴冷着脸，立刻回答道：“看来尊兄特别喜欢月亮，那就让尊兄独自畅意地观赏明月吧。在下先告辞了，免得干扰尊兄吟风弄月的闲情逸致。”竟然把利常晾在当场，弄了个大红脸！然后忠晴不顾旗本等人劝阻，拂袖而去。

　　显然利常碰了钉子后对这朵刺玫瑰反而更加欣赏和倾慕，忠晴走后，他正是“辗转反侧，寤寐思服”，良人难求啊！

　　终于忠晴那边有信了，说为了答谢上次的款待，要择日回访。利常狂喜，马上命人修筑迎宾室，提前三个月就开始望穿秋水。

　　等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利常一切准备就绪，满怀企望地盼着忠晴早点来。哪想到上午十点左右，突然使者来报：忠晴突然生病，不能践约。利常顿时近乎绝望，气急败坏地躲进被子里，连饭也不吃，对着送饭来的家童大声呵斥：“吃不下！”

　　到了晚上六点左右，忠晴的使者又来了，这回使者表示，要当面向利常传递主君（忠晴）的消息。接待使者的家臣一看，这使者连马都没骑，衣着也寒碜的很，估计是个低微的武士，立刻起了轻视之心，就没让使者马上进去，但又不能不报，于是奏禀利常。

　　利常一听，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下来，急急忙忙冲向玄关，家臣纷纷拦阻，一国之主怎能亲自到玄关接见一个低微的使者？利常根本不管，快步跑到玄关，大喊：“使者在哪里？”结果使者身后跃出一位美少年，答道：“在这里！”──原来一切都是忠晴想试探利常心意的把戏！接下来──“金风玉露一相逢”、“春宵一刻值千金”……恐怕就是限制级的了。

　　六

　　在古代日本武士社会中，男人间相恋爱和男人的妻室之间是没有什么冲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妻子是有其固定的职能，其地位也是很少被动摇的；另一方面，男色更多是被作为一种爱好、风习，而且随着充当“契弟”一方的长大和社会角色的变动，这种感情也会发生转变。

　　从现有的资料看，武士社会中的男人普遍不喜欢妻子。好像在战国时代就有个传统，男人死的时候是不允许女子接近的，历史上明确记载水户黄门和德川家康临死前就都严禁所有女性接近病床。是被视为不祥吗？究其原因，当时的男人是把妻子主要作为“生育工具”和“社交角色”看待的，娶老婆为的是传宗接代──最朴素的目的和政治、社会地位──最功利的目的，一般而言对感情倒并不非常看重。因为武士婚姻是不允许个人感情掺杂其中的，越高级的武士，其个人婚姻越不是自己（包括自己的感情）能做主的。而且娶进门的老婆，对于武士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如果娘家发生什么变故，很难不影响武士的地位乃至升迁，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生死。在战乱频繁、变故迭生的战国时代尤其明显，弄的武士们一个不小心就得为了老婆的身份而赔上性命。

　　与此对照的，众道在日本当时极为流行，而男性之间“盟兄盟弟”之情反而是情比金坚，山盟海誓敢情大半跑这里来了。要知道，“众道”的核心精神正是一个“忠”字，为了对方，那是披肝沥胆、甘愿为此舍弃生命的。真正的众道，正是蘸着男儿热血的滂沱之爱。当时的殉情之风中，很多人正是为此不惜殉死。比如前田利常过世时，纵使生前下令不准任何家臣家童殉死，却依然有五位家臣家童义不容辞地切腹了，想来如果仅仅是君臣之道恐怕是没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吧。直到一六六三年，幕府才明令全面禁止殉死的风习。

　　与此同时，在武士社会中，各种角色的分工是很明确的，而且戒律森严。大名和高级的家臣宅第中，“里”、“外”的分别泾渭分明。“里”是女性社会，凡事都由夫人和女官作主，身分再高的武将或家臣也不能无故闯进去。“外”则是男性社会，将军、大名的身边琐事都由十四岁到十八岁左右的家童包办。在家“里”，夫人的地位是不容被动摇的，而外的世界则更有利于男色的发达。

　　另一方面，这种男色现象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阶段性恋爱。作为娈童、契弟的一方，随着年龄和社会地位的改变，不会一辈子沉溺于这种恋爱当中，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是想当然的事情──这时候这些男人恐怕免不了也会开始新的爱恋吧。

　　七

　　到了幕府统治后期，武士社会的黄金时代走到了尾声，众所周知武士阶层的经济实力普遍下降，幕府时代慢慢走向了衰败（所以才有后来的倒幕、维新吧）。因为养家臣家童是需要极大的经济实力的，只有那些高门望族的武士们还可以继续维持娈童习惯，而在娈童方面，由于需要大大减少，男子们一到十五岁就剪掉若众的象征──浏海（变成野郎头），束发成家。于是娈童的风习就渐渐开始偃旗息鼓了。

　　直到幕末至明治时代初期，这种娈童风习才一度又盛行开来。但此时的娈童之风已经是末世之微音了。这个时候之所以重新流行，是因为幕末那些讨幕志士以及明治新政府的高级官员，很多都是九州人。而九州地方，尤其是熊本、鹿儿岛那一带，正是日本众道的发祥地。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进入近现代社会，在对传统封建行为进行批判的同时，人们似乎也将自己的道德心膨胀了许多，在大众公开层面，都似乎活在了性道德的忏悔中（当然表面和实际是有大差别的），“众道”不复如古代一般流传。只是，我们不应忘记，耿耿丹青之中，“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男色激励出之义与爱，永在汤汤激勃。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那遥远的激荡年代，埋藏着多少生死契阔的男人间的传说。

　　八

　　细细观照日本古代的娈童现象，你倒很难说它究竟能否归到同性恋大营里。

　　日本向来高蹈标榜的是男人与男人间的情义，在武士道精神的数百年浸渍下，男人与男人间（姑且不论其阶层如何）的奇特情义是超乎外人想像的。异姓兄弟之情、主仆忠诚之义乃至众道精神，往往和同志之情混淆不清。这种感情在日本男人眼中似乎向来不被称为“爱”，而更多的表示为“忠”、“义”。就好像外国人看三国，总把刘备当同性恋，就是因为这家伙看到他欣赏的人物（当然是男人），为了表示亲密和尊敬，往往就“同榻而眠”。

　　而在男色舞台上扮演主角的娈童，其实大多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成为娈童，推本溯源，本身未必就好这口，算是谋生之业、进取之阶吧。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经济制度和社会风习下的牺牲者。但既承恩泽，甘之如饴者也大有人在，这到底是弄假成真的传奇，还是本性使然的佳话，几百年后的我们绝不可能起娈童于地下来个“口授实录”，恐怕就无从探究了。

　　再退一步，即使那些钟情于男人之爱的娈童，其身份大都是仆从（家臣、家童），地位的不平等就很难真正称得上“爱情”。娈童身份某种程度上讲乃是副业，只是把庙堂上主仆的戏顺理成章地演到了床上。这也算是晋身之阶的一步吧。发生点感情戏也是理所应当，当然无伤大雅，应该说更加平添风情、锦上添花吧。

　　那么，历史上好男色、娈童的将军、大名乃至武士这些大男人又如何自处呢？我们很难以今天的情欲实践方式，来判断他们是同志，还是叛徒。当时这种娈童风潮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早期战国时代风云诡谲的战争气氛，加之当时妇女在大男人眼中更多是实现“生育”职能和社会价值，感情的游戏和性的愉悦快感很大程度上分流到娈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身上。历史把娈童推到了这个位置，以后不过是时尚风气的延续。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在这两者的游戏中真有同性恋者存在，恐怕也是如鱼得水，闷头蒙被大做特做吧！又何必怀春似的大叫“我只爱男人”呢。毕竟当时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是正途。

　　九

　　文化现象上有时候总是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日本、中国、希腊等国家在古代都很盛行男性之间的爱恋（据说古印度也很盛行，但我不太了解），算是比较典型的国家。这里简单做一个比较。

　　西方的古希腊流行成年男子与青春少男之间的爱恋，被王尔德称为“一位长者对一个青年的一种伟大感情”，比如说苏格拉底和阿西比德──据说后者是当时雅典最美貌的男子。“花儿般的年青”的十七岁少年。而古希腊军营中盛行的这种同性恋情也起到了激励军心的作用。古希腊曾有过一支“神圣军团”，就全部由一对一对的男性同性恋人组成──因为人们相信爱情能够激发男人们的勇气。

　　而教了日本娈童之风习的老师──中国，古代的娈童之风也是很盛行的。电视剧《大明宫词》中就正面描写过唐代的娈童风习：写的是太子弘与其娈童合欢间的爱情，后来合欢为太子弘殉情而死。至于明清之际，男色之风尤盛。明末清初的世家子、著名文学家张宗子在《自为墓志铭》中即称“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金瓶梅》中写西门庆身边也有琴、棋、书、画四书童，用来做什么的不问可知了吧。（不过有清一代男风的兴盛倒很大程度上出自法律规范的误导。当时朝廷严禁命官绅仕族出入妓户青楼，憋急了的好色之徒只好转向美貌的童伶下手。）

　　究其共性，很明显的有三点，一是三个国家当时都是把男同性恋当作一种时尚而趋之若鹜，社会舆论也并不认为丑恶；二是感兴趣的大多为年轻貌美的男子；三，往往男男之爱与男女之爱是并行不悖的，且一般而言男人都是要娶妻成家的。或者还可补充一个共同点：三个国家当时的妇女地位都不高。

　　但现象上的相似并不等于实质上的一致。

　　日本的男风现象大都以“娈童”的形式表现出来，到后来江户时期则体现为一种社会喜好／风习，相互之间存在着感情、存在着性，在社会承认的模式中被定位为主／仆、盟兄盟弟，而且是有着特定阶段性的。（附带一句，看“若众”的画像，画得的确是很像女人──貌美如花。只是不知道是否只有像女人才能吸引男人呢？应该不完全是。在这里娈童可能在床上被当作女人，而且样貌的要求也很高，但从心理认同乃至外在体现，都并不像中国某些娈童（如某些旦角会发生性别错位）真的把自己／被别人当女人对待。）

　　中国明清之际“相公”兴盛（中国古代男性同性恋最为兴盛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这里引明清时期，是因为这段时期的男风现象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对待同性恋的态度的时期），但多颓废狎弄之情。中国是假男伶为女色，玩的是假凤虚凰的故事，套弄和抄袭的是从异性恋那里搬来的现成资源，视男色为二奶，想“扶正”是不大可能的。（突然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但在日本，男人相互之间最重要的感情恐怕就是“忠”、“义”的感情了。）

　　古希腊的情形就好得多了，首先大家的主体地位是相互平等的，长／幼的定位是理想模式，但并非绝对。而且，在当时的希腊，人们把爱情分为尘世之爱与天国之爱，前者仅仅是肉欲的，可以用女人来满足，也可用少年来满足；而后者主要是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的融合，仅仅限于男性之间。男女之间仅仅是为了肉欲和抚育后代，是不存在爱情的。在古希腊人眼中，作为女性的阿芙罗蒂忒并非爱神，而是美神，更是欲望之神，她所激发的，并非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爱情，而是人类本能的欲望。

　　作为西方思想的重要源头，古希腊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男女爱情观念，那要一直等到中世纪，在那些尊贵的骑士和贵夫人之间，才玩起了男女恋爱的游戏（还往往都是婚外恋），并直到此时，才渐渐由此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男女爱情观念。

　　回过头看一下三个国家的同性恋现象，概括一下，或者可以说，古希腊的男子同性恋情是最神圣的，中国古代的同性恋情是最狭邪的（只有魏晋时期相对比较接近古希腊男人的同性恋文化一些），而日本古代的同性恋情是最暧昧的。

　　关于日本男色中的特殊现象，还有一个方面恐怕应该说是“歌舞伎”，准确说是男歌舞伎。由于并没有什么资料，仅仅揣测一下吧！

　　歌舞伎兴起于十七世纪，即德川幕府时代初期，最早是“游女歌舞伎”时期，在日本，游女就是指妓女。宽永六年，幕府以伤风败俗为由，下令禁止了游女歌舞伎及所有的女性艺能。代之而起的是“若众歌舞伎”，若众歌舞伎主要都是美少男，他们以表演舞蹈和惊险的杂技为主，但也兼有娈童卖*，所以承应六年，以和女歌舞伎相同的理由遭禁止。后来，因接受了剪掉若众的象征──浏海（变成野郎头），以及不跳煽情舞蹈而以对白代替等两项条件，于次年才被允许继续上演，此后则被称为“野郎歌舞伎”。

　　以后歌舞伎又经过了由舞蹈到戏剧的诸多发展，到今天歌舞伎和能、文乐相同，在日本古典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演员完全是男性的习惯则一直保留了下来，这点与中国京剧等很相似，但歌舞伎在古代日本是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艺术家一类吧），所以并不象中国一样有很多恩客狎昵年轻男戏子；但由于这种社会角色的培养（歌舞伎剧团的全部男性、男性扮演女角等等），这其中应该也会发生许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