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中建造文昌阁 风水塔能起到什么作用

　　一、文昌塔的两大风水作用

　　1、古人认为文昌塔可以旺文启智，利学业、旺读书、功名及事业。将文昌塔摆放在文昌位，则可立即令人头脑敏捷，思维发达。特别是文职工作人员，用此物，工作速度快，效率高，尤宜于小孩子学习。此法物为最常用之法器，利于读书、功名及事业。小孩可将文昌塔放于床头，成人则可将之放在书桌上，学者将它放在书柜中，有利于文思敏捷，考试名列前茅。

　　2、将塔放在人丁当旺之星可生贵子、旺贵气。

　　二、文昌塔的具体功效作用

　　1、会集中，学习、考试的运气自然也能提高。在文昌方位设置书屋或书斋，力量就会集中，学习、考试的运气自然也能提高。比如，中国古代的道教寺院在建文昌塔前都要先选定好文昌方位。诸多文人墨客在塔里研究学问，着书立撰。所以，文昌方位是专门为做学问而设立的地方。

　　2、有利于精神集中如果实在难以将书屋设在文昌方位的话，可以在自己的桌上放一座风水文昌塔以提高集中力。文昌塔有利于精神集中。

　　3、为脑力劳动者以强力支持。文昌塔的能量可以给做计划、创造、研究工作等脑力劳动者以强力支持，所以，要想成为创业家以及从事技术开发、文学、艺术等创造性工作的人，不妨使用文昌塔。

　　4、对于正在接受种种考试的学生，欲提高考试成绩，可将风水文昌塔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和水晶龙一起使用，效果会更胜一筹。

　　5、加快工作速度，提高工作效率，令头脑思维更敏捷。经常需要写作的撰稿人、作家、报社人员、记者、公司文员把文昌塔摆放在家里的文昌位或办公桌上，可加快工作速度，提高工作效率，令头脑思维更敏捷。

　　6、达到靠山牢固，社会地位稳定的功效。文昌塔在家居风水中还经常用来作靠山，以达到靠山牢固，社会地位稳定的功效。

　　7、利于帮助考生头脑清晰，文思敏捷。大学生或需要考试、考研的在读生，把文昌塔摆放在文昌位或书桌上，有利于头脑清晰，文思敏捷，考试名列前茅。

　　8、改变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的状况。家有小孩读书的家庭，把文昌塔摆放在文昌位或个人文昌位，可令小孩思维敏捷、学习突飞猛进，改变学习成绩不理想的状况。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国内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

三天后，5月13日，中新社发了条消息，简单至极。

14日，《文艺报》出了一篇报道，一共五十个字。

16日，上海《新民晚报》也发了一则报道——消息来源竟是香港。

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

他很疑惑：沈从文的讣告是不是来迟了呢？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呢？

有人说，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排定，找不到适当的头衔。确实，翻遍当年中国的文学史，你很难找到沈从文三个字。

也有人说，现在需要搞活经济，谁还会关心一个作家的死活？区区一支笔，就能把生产搞上去？

巴金无法回答。

所谓文学史，所谓经济，无非都是一个道理：时代向来是不会为个人停留的。

凤凰，位于湘西，是沈从文一生故事的起源。

读过沈从文的人，多半会想象这样一个凤凰：风景秀美、遗世独立、民风淳朴。

但一定想不到：这座小城的历史，充满了暴虐和血腥。

清朝为了镇抚苗族，曾派遣一队戍卒屯丁驻扎。在这座孤城周围，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密密麻麻，像一群巨兽监视、镇压着苗民。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起的反抗，染红过每一条官路，每一个碉堡。

到沈从文出生的1902年，碉堡大多已经毁掉了，军队的住所变成了民房，苗族也大半同化了。只有黄昏，站到那个巍然伫立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的碉堡，能够依稀想象当年的光景。

沈从文的祖父是军人，跟随湘军一起打过太平军，也打过回民、苗民，凭着军功为家族挣得了一份产业，随后却被沈从文的父亲败光。

沈父早年镇守大沽炮台，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炮台失守，断送了他的一生功名和大部分产业。民国成立后，他原想竞选进湖南省议会。竞选失败后，心中不平，赌气出门来到北京，参与刺杀袁世凯的密谋。没成想事情败露，只能逃走，此后改名换姓，流落天涯。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沈父这样寻找出头之路的人，不知凡几。

1911年，武昌起义，此后各地响应。凤凰也不例外，苗族群众开始反抗。然而，仅仅一夜的时间，起义军就被杀败了。

那一天，沈从文早晨醒来，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无处不是人头。

他发现了角落里串起来的人耳，有位年长的亲戚问他：“小东西，你怕不怕？”

沈从文回答得极好：“不怕。”

对于9岁的山城孩子来说，这些仅仅只是开始。

杀戮持续了一个月。城防军分头派兵下乡抓人，每天要杀一百人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像赶着牲口一样。杀到后来，杀人的一方似乎有点不忍了，想了个办法：委托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在神前掷竹筊，生死取决于一掷。

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童年都是玩水、打架、偷东西，而沈从文的童年就是看杀人。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大地被大大小小的军阀主宰，湘西也不例外。这时沈从文稍稍长大了些，也想走祖父的道路。混乱的时代，普通人唯有一身勇力可托付，这是年轻人的一条出路，或许也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于是他见过的杀人就更多了。

军队的营生主要是“清乡”“剿匪”，除了有个合法的名义之外，和土匪没有什么区别。

白天到街市去玩时，他常常可以看见这样可怖的场景：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

诡异，恐怖，稀松平常。

如果鲁迅看到这般场景，定要破口大骂刽子手，以及那些麻木的看客们，沉痛质问一句：“从来如此，便对么？”

而沈从文或许就是鲁迅笔下的看客，他不会质问或者怒吼，只是平静将其记录下来。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强悍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

见惯了如此多的杀戮之后，沈从文厌恶上了某些东西。

终其一生都没改变。

1922年，北京城来了一位青年，他提着一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坐到一个排车上，被拉进了西河沿一家小客店。

他在旅客簿上登记：“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生活对于这名“北漂”而言，并不算友好。

沈从文想要做学问，便一直在北大旁听。他又穷，又未上过新学校，自然考不上大学。他报考过北大等国立大学，均告失败；投考中法大学，录取后，宿膳费二十八元，想尽办法却筹措不出，过期只能放弃。

彼时的北京，像是一个漩涡，有人一遇风云便化龙，但更多的人被卷入河底。现实容不得他继续做这般愚蠢的梦了。他只能拿起笔，开始写作，另谋出路。

他玩了命似的写，四处投稿，基本都是碰一鼻子灰。

《晨报副刊》的著名编辑孙伏园，曾当众拿出沈从文投稿的作品，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罢，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穷途末路的时候，沈从文试着向郁达夫写信，寻求帮助。郁达夫看望了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他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从文；又请他吃午饭，拿出五块钱结账，剩下三块两毛几分，也留给了他。

当晚，郁达夫带着愤慨和不平，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中没有写出沈从文的名字，却可以看见一个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

在文中，他给沈从文出主意，上策是找点事情做——或者革命、制造炸弹。中策是回老家。下策是应募当兵，或者做贼。倘若做贼，“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有几本旧书，却是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调侃和讽刺，郁达夫指向的是残酷的、让青年没有出路的现实。但这赤裸裸的现实，满怀理想的沈从文接受起来未免太残酷。

来北京之前，沈从文对亲戚黄镜铭说：“我来北京寻找理想，想读点书。”

黄镜铭嘲讽道：“嗐，读书，你有什么理想，怎样读书？你不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只能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学教授薪水十折一，只36块钱一月，还是打躬作揖联合罢教，软硬并用争来的。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

沈从文反驳道：“可是我怎么做下去。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了对被杀的人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人越聪明也就越纵容愚蠢气质抬头，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以万物为刍狗。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

我们不知道沈从文熬了多久，只知道他熬了出来。从一个衣衫褴褛的湘西小伙子，阴差阳错变成了大家熟知的职业作家。

本该死去的做学问的梦想，依然在暗处发光。

北京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的街道都是“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而参观这些博物馆并不用买门票。在他来京时住的会馆西边，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厂。他原本不敢进去，可是一看见橱窗中陈列的唐宋破瓷器和明清画轴，他立马就走不动道了。

这也算一个命运的一个小小玩笑，当他看懂这个笑话的时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

即便成为了职业作家，生计依旧是大问题。

本就不高的稿酬和版税还常常被拖欠，加上之前出版倒闭而背着一身债务，沈从文带着生病的母亲和年轻的妹妹在京漂泊，压力日甚一日，难以为继。

最后他选择了教书，赚取生活费用。

然后，就遇见了张兆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也是他的学生。

大约是1930年，老师开始给学生写信，向她表白感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张兆和似乎没有惊慌，这种场面她见多了。她应对沈从文的方式就是沉默。不管沈从文写了多少封信，全都不予理会。

多次失败之后，沈从文心灰意冷，决定辞去教师一职。临走之前，他要一个说法，便找来了张兆和的同学王华莲。

王华莲进门后，沈从文说：“我有一事要问你，可是我说不出口，请你看这个。”

他递给她前一天先写好的两张纸，接着问她很多关于张兆和的问题。说到伤心处，竟然大哭；再说，又哭。

“我因为爱她，恐怕在此还反而使她难过，也不愿使她负何等义务，故我已决定走了。不过我愿意知道她的意见而走。”

从开始到现在，张兆和的态度一直很坚定，像石头一样顽固。但，沈从文同样顽固地给她写信，表示尊重她的顽固。或许在你来我往之间，她平静的内心早已泛起涟漪。

1933年的寒假，沈从文照例先写一封信给张兆和，信中婉转地说，要提亲。并且说，如果父母同意，求张兆和早日打电报通知他，让他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家给沈从文发电报，只用了一个字“允”，即表示婚事“允”了。

张兆和却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她一个人悄悄坐人力车到电报局，递上自己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那时的电文一般不用白话，没成想还加了“吧”字。

在汹涌的爱情面前，沈从文似乎有了新的感悟。

他愈发厌恶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权力、思想、历史……

1934年1月7日，他启程回凤凰。这是他离开湘西后第一次返乡。行前，向妻子张兆和许约，每天给她写信。他写了近五十封之多，回北平后整理，把“三三专利读物”转换为面向读者的文本，这就是后来的《湘行散记》。

十多年前的沈从文，孤孤单单，身无长物，搭坐一只船只上行，对于自己前途毫无把握。如今，再见故乡的吊脚楼，听见河边的小曲，在野性的自然面前，他想问问自己：人究竟为什么活着？

多数人庸庸碌碌地活着，该吃吃，该喝喝，少数人能够掌握自己乃至于国族的命运，使生命放光，这是五四运动印在他心底的想法。

此刻，他承认他错了。

“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

“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回乡没多久，《边城》问世了。很多年以后，这篇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沈从文跟随西南联大来到了昆明。

昆明的第一次轰炸，天空刚刚被点亮，爆炸声便在四周响起，窗子的玻璃碎了，一片片落下来，尘土飞扬，人群奔散……

沈从文却神色不变，望着不远的浓烟，喃喃着；“炸了哪一边？学校才迁来，不能再受损失了！”这是坚强的沈从文。

而脆弱的沈先生会因为喝了点酒，低落地说道：“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忽然把酒杯一放，哭了起来，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

童年的记忆，湘江的历史，还有昆明的巨雷，交织在他心里。在这种环境下，他写下了《长河》——一部本该是中国版《战争与和平》的小说。

“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他又想起了人们相互残杀的历史，以及被历史淹没的人群。

抗战以来，文人们想要献身报国，无奈只有一支笔可堪大用，于是想要以文章投身政治，为民族尽力。

沈从文瞥见背后的隐忧，害怕政治让文学堕落，专门发文反对作家从政。

左翼文坛反应激烈，一群人撰文反驳。误解越深，敌意越重，沈从文的原意越被简化，乃至被标签化。在外界看来，救亡已经如此迫切，沈从文却活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念着些不合时宜的老话。

直到1946年，针对沈从文的围攻开始了：“产生了一种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这种人的代表是沈从文。”

更多的人，斥责他的文章只有抽象，没有阶级。“帮凶”“帮闲”“诬蔑”“犯罪”，猛然间已成口诛笔伐之来势。

最为严厉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他将沈从文描述成“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

形势如此，孤单的沈从文几乎等同于被封杀。

时代往前走，他有些跟不上了。

1949年开春，沈从文自杀。

被救之后，他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宁静，他想到了翠翠——他在《边城》中塑造出来的少女。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

但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

他希望家人把他的作品烧掉，免得误人子弟。

他常常躺在床上听贝多芬，感觉人生悲悯。

此后，他给好友丁玲写了一封信。

“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

放弃多年来从事的文学，重拾起初到北京时的梦想，这是沈从文的选择与自我救赎。这个命运的玩笑，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他的文物研究与众不同，最关心那些当时不被当作文物的扇子、马鞍、镜子、衣物、杯子等日用品。他知道，这些物件背后，有劳动者的创造和故事。

后来，他耗尽心血写成了著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这是新的沈从文。

1982年5月8日，老迈的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

南华山、观景山、喜鹊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里面传来孩子们的晨歌。

在古街小巷走走，三转两转到了一座房子，房屋已经破旧，里面住着五户人家。沈从文扶着中堂的破门壁，说：“这里是我家，我就出生在这里……房屋早已卖给了别人。”

他想听傩堂戏，听听童年的声音。

艺人们在锣鼓伴奏声中，唱着：“正月元宵烟花光，二月芙蓉花草香……”当唱到“八月十五桂花香”时，沈从文也手舞足蹈地跟着唱了起来。

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送行，他那黄框镜片后的眼睛红红的，已经满是泪水。

时代一直在往前走，幸好还可以看见隐于历史背后的人类的哀乐。

不管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的面貌、恐惧和希望，都应该记录下来。

从一个热衷于看杀人的乡下少年，到如今处处伤情、常常流泪的老先生，他的心中早已长满了慈悲与哀悯。

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曾满怀感伤地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

但当荒诞的时代远去，他的作品却迎来了新生。

80年代以后，一些现代作家从以前被遮蔽的状态下重新出现在文学史中：张爱玲，钱钟书，以及沈从文。他们无一不坚持一种“日常叙事”来对抗“宏大叙事”，以涓涓细流对抗漫漫长河。

这算是一场迟来的证明：他从来都是中国一流的小说家。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说，沈从文的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

沈从文去世后数年，瑞典学者马悦然揭露了一个秘密，1988年，沈从文进入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

从来就没有完美的结局，这倒是“很沈从文”。

1988年5月18日，沈从文去世八天后，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有寥寥数人。

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现场响起他生前最爱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

这或许是沈从文希望的吧：不需要新闻的热闹，不需要时代的缅怀，不需要谁来给他定个“地位”，就这样静悄悄离开人世。

四年后，1992年，沈从文“回”到家乡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洒入绕城而过的沱江，一半直接埋入墓地泥土。墓碑是一块大石头，上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着四句话：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在湘西静静的河流里，很多东西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直到如今，我们依然阅读沈从文，依然想念他，依然为了翠翠、三三们流泪。

不为崇高的思想，不为宏大的历史，就只是因为，他带着悲悯的目光看着所有渺小的人们。

这世界有无数个湘西，却只有一个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