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古代抒情诗 词 的大作家都有谁

　　欧阳修 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江西）人。天圣进士。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有《欧阳文忠集》，词集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

　　周邦彦 1056～1121年，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漂水县等。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兴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吴文英 1212～1272年，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人。一生未仕，但平生所交，皆一时显贵，作词较多，是一位重要词人。其词典丽而工，多雕琢，音律合谐。今传有《梦窗词》。

　　李清照 1084～？，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反映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于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词调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性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王灼云：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阁巷荒谣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

　　史达祖 1163～1220？年，字邦卿，号梅溪，汴（河南）人。韩侂胄当国时，他是最亲信的堂吏，负责撰拟文书。韩败史受黥刑，死于贫困中。今传有《梅溪词》。其词工于咏物。

　　王安石 1021～1086年，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能够“一洗五代旧习”，境界醒豁。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王沂孙 ？～约1290年，南宋词人。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宋亡，归隐，在西湖结社唱和。有《花外集》、一名《碧山乐府》。碧山词多咏物，寄托遥深，哀婉动人。

　　晏几道 约1040～1112年，北宋词人。字叔原，号小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晏殊第七子。历任颖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有《小山词》。

　　晏殊 991～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人。北宋景德中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庆历中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其词擅长小令，多表现诗酒生活和悠闲性致，语言婉丽，颇受南唐冯延巳的影响。原有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及清人所辑《晏元献遗文》。又编类书《类要》，今存残本。后人称之为“词人宰相”。

　　苏轼 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人。嘉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在政治上属旧党，累遭贬黜。其文汪洋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词属豪放一派，意境开阔。其书画也自成一家。

　　柳永 ？～约1053年，北宋词人。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排名第七，故名柳七，宗安（今福建）人。景佑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有《乐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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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姜夔 1155～1121？年，字尧章，鄱阳人。号白石道人，庆元中，曾上书乞正太常雅乐，一生布衣，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有《白石道人歌曲》。

　　四库全书提要：夔诗格高秀，为杨万里等所推，词亦精深华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一时。

　　秦观 1049～1100年，北宋词人。字少游、一字太虚，号少游淮海居士，扬州商邮（今江苏）人。历官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馆编修等职。坐元佑党籍。绍圣后累遭贬调。文辞为苏试所赏识，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工词诗，词多写男女情爱，伤感身世之作，是婉约词人中一大家。诗风与词相近。有《淮海集》、《淮海�士长短句》。

　　贺铸 1052～1125年，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今河南辉县）人。孝惠皇后族孙。元佑中通判泗州、太平州，后退居吴下。其词题材较丰富，风格也多所变化，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善于融化前人成句。守格律、重用韵。今传《东山词》一卷、《贺方回词》二卷。

　　张先 990～1078年，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都官郎中。晚年往来于杭州、吴兴间，过着优游的生活。词作与柳永齐名，号称“张三影”。今传《安陆词》、又名《张子野词》。

　　张炎 1248～？年，字叔夏，号玉田，晚又号乐笑翁，临安（今杭州）人。张俊六世孙，宋亡，落拓而终。他的词尤以咏物词名重当时，其作词圣“清空”之说，词有《山中白云》及词学专著《词源》传世。

　　陆游 1125～1210年，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为南宋四大家诗人之一。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著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

　　李煜 （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后主前期词作风格绮丽柔靡，还不脱“花间”习气。国亡后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软禁生涯中，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人。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朱淑真 宋女作家。号幽栖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歙州（州治今安徽歙县），南宋初年时在世。生于仕宦家庭，相传因婚嫁不满，抑郁而终。能画，通音律。词多幽怨，流于感伤。也能诗。有诗集《断肠集》、词集《断肠词》。

　　李之仪 （公元1080看前后在世），北宋无棣（今属山东省）人。考取进士后，做过编修官（编写史书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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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

　　冯延巳 （903--960），字正中，五代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人。在南唐做过宰相，生活过得很优裕、舒适。他的词多写闲情逸致辞，文人的气息很浓，对北宋初期的词人有比较大的影响。

　　陈与义 （1090--1139），别号简斋，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同时也工于填词。其词存于今者虽仅十余首，却别具风格，尤近于苏东坡，语意超绝，笔力横空，疏朗明快，自然浑成。

　　朱敦儒 （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靖康、建炎间，屡召不起。绍兴三年（1133）以荐补右迪功郎，五年（1135）赐进士出身守秘书省正字。历兵部郎中、临安府通判、秘书郎、都官员外郎、两浙东路提点刑狱，致仕，居嘉禾。晚落致仕，除鸿胪少卿，秦桧死，依旧致仕。绍兴二十九年（1159）卒。有词三卷，名《樵歌》。

　　刘辰翁 （1231--1297），别号须溪，南宋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进士出身。做过濂溪书辽（当时讲学的地方）院长。他对专权误国的贾似道不满。后来坚决不肯担任官职。宋亡后，埋头著书。在南宋遗民里面，他的词反映的爱国思想是比较强烈的。

　　岳飞 （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贫寒，二十岁应募为“敢战士”，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是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绍兴十年（1140）统率岳家军大破金兵于郾城，进军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中原失地。但朝延执行投降政策，勒令其退兵。后被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都是充满爱国激情的佳作。有《岳武穆集》，为后人所编。

　　周密 （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祖籍济南，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宋德右间为义乌县（今年内属浙江）令。入元不仕。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志雅堂要杂钞》等杂著数十种。善书画音律，能诗，尤好藏弃校书。其词远祖清真，近法姜夔，风格清雅秀润，与吴文英并称“二窗”，词集名《频洲渔笛谱》、《草窗词》。

　　范成大 （1126-1193），字至能，自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官司至参知政事。以诗著称。有《石湖集》。

　　叶梦德 （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居乌程（今浙江湖州）。绍圣四年（1097）进士。徽宗时，累官司龙图阁直学士。南渡之初，官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总四路漕计，为支援抗金作过重要贡献。词风简淡，感怀国事之作有雄杰之气。

　　张泌 字子澄，淮南人。生卒年不详。初官句容尉上书陈治道，南唐后主征为监察御史，累官至内史舍人。随后主归宋，仍入史馆，迁虞部郎中。后归家毗陵（今江苏常州）。现存词二十七首。其作大多为艳情词，风格介乎温庭筠、韦庄之间而倾禹于韦庄。用字工炼，章法巧妙，描绘细腻，用语流便。

　　范仲淹 （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宋真宗大中祥八年（1015）进士。官司至参知政事。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庆历新政”的主要主持者。也是有名的文学家，有《范文正公集》，词只存五首。

　　张孝祥 （1132-1169） 字安国，号于湖居士，简州（今属四川）人，卜居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廷试第一。曾因触犯秦桧，下狱。孝宗时，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隆兴元年，为建康（今南京市）留守，因赞助张浚北伐而被免职。后任荆南湖北路安抚使，治水有政绩。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其词早期多清丽婉约之作，南渡后转为慷慨悲凉，多抒发爱国思想，激昂奔放，风格近苏轼；但有些词作也有不够清新生动，远离生活之弊。其中代表作有《西江月》（一）、《念奴娇》、《浣溪沙》（一）、（二）、《水调歌头》（十一）等，其作与张元干的爱国词章一起，对后来辛派词人的创作很有影响。作品有《于湖集》，词集为《于湖词》。

　　赵佶 （1082-1135） 即宋徽宗，神宗之子，哲宗时封端王。1100-1125年在位。任用蔡京、童贯等人主持国政，穷奢极欲，兴建苑囿宫观，滥增捐税，以致国政日堕，河北、两浙等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下，年底，传位与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被金兵所俘，后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倡导作用。吹弹、书画、声歌、词赋无不精擅。书法方面自创“瘦金体”。平生著作极多，都散佚无存。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等图。有词集《宋徽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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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楼

　　万俟咏 （万俟读作mo qi莫齐，是复姓） （？-？） 字雅言，里居不详。哲宗元佑间，即以词著名。绍圣中废科举，以三舍法取士，遂绝意进取，纵情歌酒，自号大梁词隐。每制一腔，哄传京中。徽宗崇宁年间召试补官，为大晟乐府制撰。高宗绍兴五年（1120），补下州文学。其词多颂谀、风月之作，注重音律，构思新颖，风格淡婉工雅，其中《长相思》，《诉衷情》等词皆有名。原著《大声集》已佚。近人赵万里辑得其词二十九首。

　　吕本中 （1084-1145）原名大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初授承务郎。徽宗宣和六年（1124），为枢密院编修官。后迁职方员外郎。高宗绍兴六年（1136），召赐进士出身，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因忤秦桧罢官。江西诗派著名诗人。其诗颇受黄庭坚、陈师道影响，又学李白、苏轼，继承和发展了江西诗派的风格，诗风明畅灵活。其词以婉丽见长，也有悲慨时事、渴望收复中原故土的词作。感情浓郁，语意深沉。代表词作有《采桑子》、《蝶恋花》、《减字木兰花》、《生查子》（一）等，其中《采桑子》描写一女子的刻骨相思，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西江月”，恨恋人“不似”和 “却似”，比喻巧妙，写法新颖别致，又饶有民歌风味，令人回味无穷，堪称妙手天成的上乘之作。词《蝶恋花》结句中的“眉尖一点”的指代也十分新巧，值得一提。东莱著有《东莱诗集》、《紫微诗话》、《江西诗社宗派图》。后人辑有《紫微词》。

　　王观 （？-？）字通叟，如皋（今属江苏）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进士。历任大理寺丞、江都知县等，官至翰林学士。相传曾奉诏作《清平乐》一首，描写宫廷生活，高太后认为亵渎了神宗赵顼，第二天便被罢职，遂自号逐客。其词学柳永，情景交融，生动风趣，近于俚俗，却又谑而不虐。代表作有《卜算子》、《临江仙》、《高阳台》等，其中《卜算子》一词以水喻眼波，以山指眉峰；设喻巧妙，又语带双关，写得妙趣横生，堪称杰作。《红芍药》词写人生短暂，从而提出人生应追欢及早，写法亦颇有特色。著《冠柳集》，不传；今有赵万里辑本。

　　周紫芝 （1082-1155）字小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今属安徽）人。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为右迪功郎敕令所删定官。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右司员外郎。绍兴二十一年（1151）出知兴国军。诗著名，无典故堆砌，自然顺畅。也能词，风格与诗近，清丽婉曲，无刻意雕琢痕迹。譬如《踏莎行》（一）写离人别情：游丝飞絮，斜阳烟渚，愁情无数。给人的感觉是情深意切，景物迷离。堪称难得的上乘之作。其中“泪珠阁定空相觑”一句的用词尤其巧妙，最后这一问更是催人泪下。其他如《生查子》（一）、（三）、（四），《西江月》（二）、（五）、（七），《菩萨蛮》，《谒金门》、《卜算子》等都是佳作。著有《太仓稊米集》、《竹坡诗话》、《竹坡词》。

　　胡铨 （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进士，授抚州事军判官。绍兴七年（1137）任枢密院编修官。因坚持抗金，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遭秦桧迫害，谪吉阳军。桧死，始得内迁。孝宗时，起为工部员外郎、端明殿学士。能文工词。词作不多，但风格较为多样，其中反对和议的愤世之作都笔墨酣畅，意气雄迈。代表作有《好事近》、《菩萨蛮》、《醉落魄》、《玉楼春》等。其中在《好事近》里词人对“豺狼当辙”的现实进行了怒斥，表明自己“处涸辙以犹欢”的志向情操，写得一气呵成，慷慨激昂。而词《菩萨蛮》则是另一种风格，写情人恨别，竟至于发痴愿，希望老天垂怜，使“今宵长似年”，真是良宵苦短，离恨绵长，令人不禁同情感伤。原著《澹庵集》多散佚；今有《澹庵文集》、《澹庵词》。

　　黄公度 （1109-1156） 字师宪，莆田（今属福建）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第一，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后被秦桧诬陷，罢归。桧死复起，仕至尚书考功员外郎。其咏梅词有好几首，盖是欣羡梅傲雪凌霜之高洁品性故也。公度作品多运用朴词造感人之深境，可谓深得“词浅意深”之妙，艺术造诣很高。代表作有《菩萨蛮》（[一]、[二]）、《卜算子》（二）、《浣溪沙》、《一剪梅》、《千秋岁》、《眼儿媚》、《朝中措》（一）等。其中《菩萨蛮》（一）写离人愁思，“愁绪促眉端，不随衣带宽”，人因愁而渐瘦，衣带渐宽，而眉头却依旧紧锁，不见有渐宽的迹象，写得妙趣横生。《卜算子》（二）中“薄宦各东西，往事随风雨”，“愁共落花多，人逐征鸿去”都是词浅意哀的佳句。类似的佳句在各词作中还能找出不少，此足见公度素有潘江陆海之高才也。有《知稼翁集》，词集为《知稼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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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阆 （？-1009）字逍遥，大名（今属河北）人，一说广陵（江苏扬州）人。太宗至道元年（995）召对，赐进士第，授四门国子博士。后以“狂妄”罪名被斥，飘泊江湖，以卖药为生。真宗时释其罪，出任滁州（今安徽滁州）参军。与寇准、王禹偁、林逋等交游唱和。尝往来于苏杭，现存词几乎皆是歌咏杭州西湖景色，颇具浪漫色彩，笔调清新，多有佳句，其中以《酒泉子》（一）、（二）、（三）为最著名。《酒泉子》（二）描写钱塘江潮，气势宏大，惊心动魄，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堪称古今“潮诗第一”；诗中的弄潮儿形象激励人勇往直前，充满了力度，极其令人振奋。有《逍遥集》，词集为《逍遥词》。

　　朱熹 （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诗人、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黄裳 （1044-1130） 字勉仲，延平（今福建南平）人。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第一。历官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卒赠少傅。其词语言明艳，如春水碧玉，让人心醉，观赏把玩不已。代表作有《卖花声》、《永遇乐》（[一]、[二]）、《宴琼林》（一）、《喜迁莺》（二）、《减字木兰花》、《渔家傲》（三）、《蝶恋花》（[五]、[十三]）等，其中以《减字木兰花》为最著名，流传很广。该词写龙舟竞渡夺标的场景，以红旗、绿柳、烟波、金碧西楼等富有特色的景物和鼓击、欢声等震耳欲聋的声响来渲染热烈的气氛和紧张的行动，再现了当时的火暴场面：“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其震动人心的效果可与潘阆那首著名的描写钱塘江潮的《酒泉子》相媲美。有《演山先生文集》，其词结为《演山词》。

　　张耒（1054-1114） 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江苏清江）人。神宗熙宁进士，历任临淮主簿、著作郎、史馆检讨。哲宗绍圣初，以直龙阁知润州。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后被指为元佑党人，数遭贬谪，晚居陈州。苏门四学士之一。诗学白居易、张籍，平易舒坦，不尚雕琢，但常失之粗疏草率；其词流传很少，语言香浓婉约，风格与柳永、秦观相近。代表作有《少年游》、《风流子》等。《少年游》写闺情离思，那娇羞少女的情态跃然纸上，让人羡煞爱煞，那份温情美妙真是有点“浓得化不开”。著有《柯山集》、《宛邱集》。词有《柯山诗余》，赵万里辑本。

　　阎选的词流传的相当少，而且从前也少有称道。其实他的词作象秀竹青翠，十分赏心悦目，读起来相当有味，真是有“粉而不腻，浓而不艳”的妙处，很值得仔细吟味研究。以下所录的几首都是不错的词作，譬如《虞美人》描摹闺中之美人的娉婷风姿和“柳夭桃艳”的娇态，写得尽态极妍，令人心仪神往，为之倾倒。

　　徐俯（1075-1141） 字师川，号东湖居士，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黄庭坚之甥。因父死于国事，授通直郎，累官右谏议大夫。绍兴二年（1132），赐进士出身。三年，迁翰林学士，擢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官至参知政事。后以事提举洞霄宫。工诗词，语言秀丽，意境开阔。代表作有《念奴娇》、《卜算子》（[二]、[三]）、《踏莎行》（[一]、[三]）、《鹧鸪天》（一）等，其中以《念奴娇》为最著名。该词联想丰富，意象纷呈，浩气弥漫，颇有李白《月下独酌》和苏轼《水调歌头中秋》的那般放荡不羁和雄迈气象。有《东湖集》，不传。

　　孙光宪，字孟文，陵州人。为荆南高从诲书记，历检校秘书，兼御史大夫。其词以情景交融、婉约缠绵见长。代表作有《浣溪沙》、《菩萨蛮 》、《虞美人》、《酒泉子》、《清平乐》、《更漏子 》、《上行杯》、《南歌子》、《应天长》等。其中《清平乐》写一青春少女因为“连理分枝鸾失伴”而产生的春恨愁思，“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凄凄”，写得极其哀婉，令人同情。有集五十馀卷。

　　顾夐（音xiong,第四声），蜀王建时，给事内庭，擢茂州刺史。后复事孟知祥，官至太尉。善填各种结构上迥然不同的词，词风绮丽却不浮靡，意象十分清新生动，情致极其悱恻缠绵，有些词作（如《荷叶杯》）还化用口语，琅琅上口，增加了谐趣和可读性。顾夐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词工巧匠，其填词之用语和手法都很值得研究借鉴。所录各词尽是佳作。

散文诗作家的才胆识力和文化机遇

　紫藤山

　才胆识力，是中国清代诗人、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提出的创作主体论理念，《原诗》是中国继《文心雕龙》之后另一部独具体系完整性的诗学著作，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独立不移的学术价值。我们认为以叶燮提出的才胆识力四要素来观察历史上的散文诗大家，可谓互为圆照，因果明晰，以叶燮提出的才胆识力四要素评论当代诸家，则判断不致失衡，以叶燮提出的才胆识力四要素提醒、警示青年散文诗作家，则可以呼唤人才，开启未来。

　叶燮认为创作是主客观因素的相与融合、生发和创化，创作主体不外四要素，也就是每个诗人内在的才、胆、识、力，创作所要表现的对象有三者，曰理、曰事、曰情——理、事、情。

　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矫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

　以在我者四，衡在物者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

　这与刘勰《文心雕龙 原道》篇中所说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章生成方式同一旨趣，刘勰认为天地人(三才)统一于道之文，人类群体中的圣人(才胆识力超出众人之上的圣贤豪杰)，辨察天文、人文，傍及万品，“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27]从创作主体这方面来讲，诗人人品、学问、见识、意志力形共同构成诗品诗格，《原诗》：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

　看起来好像“才”(天生才能，才情，文学艺术的顿悟能力和表现能力)最为重要，居第一，可是紧接着叶燮又明确指出“识”最为紧要——要在先之以识。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

　所谓“四者无缓急”，是说四者都很紧要，而且交相为济，不可缺一，否则不能登作者之坛。叶燮在创作主体论方面拈出“才、胆、识、力”四者，将“才”置第一，是从生命发生学和诗歌教育学视角来看待诗歌创作的，人之初，不可能识见超迈，有的人天生颖悟，胆气过人，可是高超的见识必待后天的读书学习和阅历积累，才可以有所成就，所谓“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文心雕龙 神思》)，“力”——突破前人的想象力、大胆冲破禁区的颠覆力、别开生面的创化能力，必须以前三力为基础，没有前三力为奠基，则这个力可能就是区区体能而已。就诗歌本体论而言，“理、事、情”与刘勰“道之文”统一旨趣，“理”对应于“道”，“事、情”对应于“文”，文章诗歌暗含“道”、“理”，可是绝不是几条光杆道理而已，“道”、“理”要在“事貌”、“情状”——“文章”里面至虚而实、至渺而近，冥漠恍惚而又真切如在眼前。[28]就创作主体而言，“识”固然经纬“才、识、力”三者，可是“识”有所经纬的前提是能写出来——有心思，能表达出来，否则仅有其“识”，几条光杆道理罗列出来，就变成了哲学教条，而绝不是诗文(近年格言警句散文诗遭到质疑原因即在于此)，对照文坛大家、名家包括散文诗大家、名家的创作情形，此言不虚，大作家大诗人才情超人，可是成熟之作大都成就于中年、壮年或晚年，中年、壮年或晚年，思想见识已然升华，可以对天生才情进行必要的平衡冲和，达到刘勰所说的 “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文心雕龙 体性》)的情理互济并茂的理想境界，叶燮将这种境界描述为“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理至、事至、情至”。莎士比亚重要作品成就于中、晚年(1590～1612)，曹雪芹晚年著《红楼梦》卓绝寰宇，泰戈尔《园丁集》、《新月集》、《吉檀迦利》成就于中年之后，纪伯伦的《先知》、《先知园》成就于中年之后，鲁迅壮年写作《野草》成为中国散文诗一座丰碑。被韩作荣称为“诗人中的诗人”、“用榔头一样古老的汉字，敲击未曾泯灭的诗心”的昌耀(王昌耀)[29]，晚年创作了一批掷地有声的散文诗，在他晚年出版的《昌耀的诗》的后记中，谈及诗的分行与否，他写道：

　我并不贬斥分行，只是想留予分行以更多珍惜与真实感。就是说，务使压缩的文字更具情韵与诗的张力。随着岁月的递增，对世事道德洞明、了悟，激情每会呈沉潜趋势，写作也会变得理由不足——固然内质涵容并不一定变得更单薄。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不分行”的文字会是诗人更为方便、乐意的选择。但我仍要说，无论以诗的形式写作，我还是渴望激情——永不衰竭的激情，此于诗人不只意味着色彩、线条、旋律与主动投入，亦是精力、活力、青春健美的象征，而“了悟”或“世事洞明”既可能是智性成熟的果实，也有可能是意志蜕变的前因，导向冷漠、惰性、无可无不可。我希望自己尚未走到这样一个岔路口。[30]

　昌耀认为他晚年创作不分行的文字(散文诗)，完全是见识增长，情感沉潜之后的自然选择，虽然晚年理性力量有压倒感情活力的趋势，但是“永不衰竭的激情”相对于“了悟”或“世事洞明”来说，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昌耀这儿所说的“永不衰竭的激情”实际上相当于叶燮所说的才胆识力之“才”(才情、天分)，昌耀晚年的散文诗境界高远，存在主义式的悲剧意识笼天罩地，沉潜着诗人历经苦难、洞明世事之后的一番“了悟”，但是，他的这些不分行的文字，绝不徒为说理，文本里涨溢着情感的激流，生动的意象和依然鲜活的想象触角，试看《划过欲海的夜鸟》：

　我被憨厚的一声鸟鸣唤醒。这是高远的夜天中一只独飞的夜鸟。我为这发现喜悦之极。如果描摹那声息，似可写作“嚯尔——，嚯尔——”有一种低音铜管乐器发出的亮丽。同时，让我不无感觉滑稽的是在听到的每一声啼鸣之后，必有地面某处棚户煞有介事地两声朝天的狗吠附丽，像是从善如流的对答。我品味着这鸟兽的歌吟。说实话，我一向敏于捕捉这纯然的天籁。在听腻了歇斯底里的人声喧嚣之后，这样充溢着天趣的音响，让人产生一种认同感。但是，我已隐隐感觉到凌晨早班车的胶轮正碾压过附近的街市，城市的局部正在重新启动。我同时惊异地发现凌飞于这片欲海之上的大鸟已正确感受到这种信息，悄然噤声，小心地远去了。而那狗吠也随之哑然。我闭拢双眼，追思划过欲海的夜鸟如此神异通灵好生奇怪。复又感受到袭来的倦意并意识到自己雷霆大作的鼾声，最终也未明白自己是否有过昏睡中的短暂苏醒。

　这篇散文诗中的中心意象“夜鸟”具备多重象征寓意，首先它飞过现代都市的上空，让读者直接联想到夜航班机，但是它是憨厚的，所以这个裹夹着现代意识的夜航班机，在广大的时空背景之下，超越了现代都市感受——尖锐、焦虑、烦躁，这是一个安静下来的老人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感受，经过了人生多重磨难，连苦难以及连接着苦难的现实，都显得不怎么清晰和尖锐了。这只夜鸟当然可以看做是诗人昌耀的化身，庄生梦蝶，昌耀梦见自己化为夜航机，庄生向往自由梦蝶翩飞，昌耀品味孤独梦见夜航机独飞夜空。这只飞鸟当然也让人联想到鲁迅散文诗《秋夜》里面“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那只恶鸟，狗吠附丽，从善如流的对答，都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看出诗人对于他们以及其关系的判断完全超越了二分式思维模式，如认为恶鸟叫声和狗吠附丽充溢天趣，犹如天籁，最后充满激情的想象落实为意识清醒过来的昏睡酣眠，鼾声大作，复又沉入宇宙混沌般得潜意识深处，整个“事件”的经过(叶燮所说的理、事、情三者之中的事)涵容着宇宙“闭—合—闭”的自然逻辑，整篇诗章表达作者经过人生的忧患之后对于生命、历史、宇宙和个体命运的无可奈何的“洞察”和“省悟”。

　可是我们丝毫不觉得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高深的见解，它的感情自始至终回旋激荡在散文语句的节奏、语气、音韵和旋律之中，使我们读者欲罢不能，必须读至最后一个音节，方才如释重负，因此“理、事、情”三者混融为一，所谓“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所谓“理至、事至、情至”，唤叶燮于地下评读一番，亦当会心认同，引为知音，叶燮说“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不恨臣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臣法”。(《原诗》)准之以昌耀的这篇散文诗，并无不妥。另外，隐含在这篇散文诗中诗人主体的“才”(天生才情，对于语言的直觉感受捕捉能力)、“胆”(破坏俗谛，树立正见的勇气)、“识”(对于本体性存在铁律的洞见和了悟)、“力”(雷霆大作的鼾声所体现出来的身体力量和意志力量)四善并举，相与周济圆活。耿林莽评昌耀的散文诗指出：“我觉得，他的经验，值得某些忽视内容，忽视生活体验与思想追索只在技巧上兜圈子的散文诗作者借鉴。他的经验，对于过分拘泥于散文诗的文体模式，固有规范的束缚，诸如抒情精品、轻型美文、空灵纤巧之类的“优势”等等，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很有启发的。[31]也是在说在为数众多的当代散文诗作家之中，缺少有胆有力的作手。

　外国散文诗大家名家如波德莱尔、马拉美、纪德、雅可布、佩斯、彭热、米修、夏尔、阿佐林、希梅内斯、黑塞、尼采、里尔克、米沃什、博格扎、西曼佗、梅特林克、基兰德、屠格涅夫、梭罗古勃、柯罗连柯、斯米尔林斯基、高尔基、普里什文、邦达列夫、梭罗、惠特曼、杜波依斯、桑德堡、比肖普、布莱、金斯堡、玛丽·格里娜、斯苔茵、威廉姆斯、阿舍贝利、布洛克、王尔德、史密斯、毛姆、伍尔芙、博尔赫斯、米斯特拉尔、帕斯、卢本·达里奥、塞萨·瓦叶霍、泰戈尔、纪伯伦、东山魁夷、德富芦花、大冈信等，衡之以“才、胆、识、力”创作主体四要素，约之以“理、事、情”文本三要素，个个不堪示弱，典范文本篇篇周全，各呈其能，因而可以巍然独立于世界散文诗诗坛。

　各民族文化在长期衍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模式(露丝·本尼迪克特)，因此，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32]但是文化又是一个广义上的生命实体，文化是一棵根茎叶脉俱全，含苞带蕾花果飘香的“通天树”,文化自产生之日起，便不断地依照自身的逻辑吸收阳光雨露，成长发育，每个民族的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森林中的一颗树，常言独木不成林，人类文化森林因为林木众多，品类繁富，从而使得人类文化彼此不断竞争、互补、完善、完美，在人类的文化森林中，有些文化生命力强大持久，有些文化短命夭折，汤因比将人类文化(文明)的演化历史概括为挑战——应战过程，凡在异质文化的挑战之下，能够及时调整自身的结构肌理，以应对变动、变局、变化，并适时增强自身的创造能力的弱势文化，则可绝处逢生，处弱化强，反之，或死亡或夭折，四大文明古国，四存其二，巴比仑、埃及早已沦亡，中国、印度由强而弱，复由弱而强，印度文化以宇宙论淡化人生论、国族论，因此印度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之下，其自身的对接应变能力较为孱弱，中国文化立足人生论、国族论推而至于宇宙论，面对实用主义、人生主义的西方文化的强力挑战，以儒家积极入世，用世的一面容而纳之，以道、释超越自在的一面大而化之，因此，它由积弱积贫迅速崛起，发展速度总的来说超过印度，如此国际态势则早于文化胎迹中埋下了伏笔。

　民族文化必须不断调适自己以适应人类文化大环境，文化(文明)内部每

　遇改朝换代、战争动乱、天灾人祸等重大事件发生时，新旧文化激烈交锋，文化必发生强烈震荡，文化(文明)与异质文化(文明)相遇，通常会引发生文化的强烈震荡，表现为由于外来影响所引发的新旧文化激烈交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激烈交锋，异质文化相与震荡的结果为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文化变迁的涵化途径为：1、直接征服;2、间接威胁。两种涵化过程产生各种可能的结果——文化的结构性的变化，其中如果两种文化丧失了它们各自的认同而形成一种单一的文化，就发生了合并或融合。[33]不管是文化自身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如春秋战国、文艺复兴)，还是文化因外来因素的影响产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如魏晋南北朝、晚晴五四)，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说，都是一种文化机遇，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动乱频仍，出现诸子散文高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文化发生革命性的观念更新，出现“文坛三杰”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艺术三杰” 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魏晋南北朝因佛教传入中国加之社会动荡不安，引发中国文化的观念变革，出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羲之、顾恺之等文学艺术巨人，晚清五四西学国学相与激荡，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苏曼殊等文艺精英应运而生，引领一代风骚。

　散文诗历史证实了这样一种现象，每当民族文化内部发生文化变革、革命之时，散文诗大家、散文诗精品应运而生的可能性远比和平年代要大，1901年前后俄国革命所带来的新旧文化、本土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在散文诗诗人高尔基的《海燕》里面找到了观念和情感的突破口，《海燕》一举成功成为散文诗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精品杰作，后人评价《海燕》，认为《海燕》不止是反映了1901年前后俄国革命力量和沙皇专制进行斗争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从1895年开始到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为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动期——革命运动的艺术概括。金斯伯格幸逢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文化大革命——嬉皮士运动，嬉皮士运动以反抗颠覆当时美国主流价值为己任，当时的民主人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运动，奥秘哲学，东方宗教，另类宗教等生活方式，掀起不大不小的文化风潮，嬉皮士运动在才、胆、识、力俱优的金斯伯格以及其散文诗《嚎叫》里面找到了文化的宣泄出口，《嚎叫》一举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标本和观念能指，所以它经得住历史的淘洗挺立为美国以至世界散文诗中的经典作品。阿舍贝利生活于当代美国现代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推换转移的文化过渡时代，现代价值与后现代价值的耳鬓厮磨，使得阿舍贝利欲罢不能，结果他用一种高度融合性的诗性文本《诗三篇》(包括《新精神》、《制度》、《诵诗》三个独立散文诗文本)揭示当代美国文化的精神底蕴，《诗三篇》广为传颂并得到批评界的强烈关注，成为当代美国散文诗的代表作。郭风、柯蓝生逢新中国乌托邦主义盛行一时的20世纪50年代，也是中国文化试图弃旧迎新的一个特殊时期，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激烈的跳动，他们几乎同时挥笔为散文诗，《早霞短笛》、《叶笛集》、《鲜花的早晨》、《早霞短笛》取材生活，社会意识强烈，昂扬向上，欢乐纯真，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因此它们成为中国散文诗历史上的重要作品。

　当异质文化狭路相遇，强烈的文化震荡同样引发作家思想情感的强烈震荡，

　西方人称泰戈尔诺奖作品《吉檀迦利》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 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实际上泰戈尔生前恰逢大英帝国殖民统治时期，泰戈尔信奉“梵我合一”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同时并不排斥西方的物质主义，他的散文诗里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神”的挚爱和膜拜确实有类于基督徒对于上帝的挚爱和膜拜，这当然与泰戈尔本人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有关，但是泰戈尔的神又绝不是基督教的人格神，《吉檀迦利》里面的那个神既是人格神，也是物格神，人格神与物格神平起平坐，皆是诗人永生追慕的心象，因此他的诗是“用西方文学普遍接受的形式对于美丽而清新的东方思想之绝妙表达”。[34]表面上，泰戈尔的诗具有西方式的宗教狂迷情怀，但是内质是东方思想，泰戈尔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又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维护印度传统文化，但是又激烈抨击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的散文诗里激荡着一个孟加拉文化精英内在的思想矛盾和现代焦虑，试看《吉檀迦利》第102篇：

　我在人前夸说我认得你。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到了你的画像，他们走来问：“他是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真的，我说不出来。”他们斥责我，轻蔑地走开了。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我把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心中涌出。他们走来问我：“把所有的意思都告诉我们罢。”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说：“呵，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哂笑了，鄙夷之极地走开。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这里鄙夷之极地走开了的众人既可能是在殖民环境中丢失了文化之根的印度民众，更有可能是西方殖民者，因为文化的失落和文化的隔膜，泰戈尔向我们表达的是一个业已接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印度文化精英的一份现代焦虑。

　与泰戈尔并列，被称作“站在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两位巨人”之一的纪伯伦(1833—1931)，和泰戈尔一样，因为站在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上，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夹缝间生存感悟，从而产生了观照性的对比思维，运筹于散文诗文本建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文学业绩。纪伯伦人生轨迹：1883年生于黎巴嫩北部山乡卜舍里，天然传承了伊斯兰教的文化道统，12岁随母去美国波士顿，两年后回到祖国，学习阿拉伯语、法文和绘画。学习期间，曾创办《真理》杂志，态度激进，1908年发表小说《叛逆的灵魂》，激怒当局，作品遭到查禁焚毁，本人被逐，再次前往美国。后去法国，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曾得到艺术大师罗丹的奖掖。1911年重返波士顿，次年迁往纽约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直至逝世。当代专研纪伯伦的青年学者马征在《文化间性视野中的纪伯伦研究》一书中指出，纪伯伦在东西方宗教折冲迂回，最终创立他自己的“新宗教”，纪伯伦早年深受基督教救赎观的影响，创作中期明显的以语言消解各种文化和宗教的本质差别，后期的成熟作品中，纪伯伦以“无宗教”表达了他的宗教统一性思想，他的“新宗教”即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爱、美与生命”，这个新宗教没有一般宗教统一性的外壳，却包含了每一种宗教的实质——终极实在的超越性。纪伯伦在他的散文诗《人之歌》中激情表白：[35]

　“你们的思想称什么 ‘犹太教、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我的思想确认为：‘只有一个绝对抽象的宗教，它有多种表象，却一直是一种抽象。他的途径虽有分歧，却如同一只手掌伸出的五指。’”

　“我受过孔子的教诲;听过梵天的哲理;也曾坐在菩提树下，伴随过佛祖释迦牟尼……我曾在西奈山上看到过耶和华面谕摩西;曾在约旦河边见过基督显示的奇迹;还曾在麦地那听到过阿拉伯先知的教义……我记得降在印度的哲理、格言;能背诵出自阿拉伯半岛居民心中的诗篇;也懂得那些体现西方人情感的音乐……”

　“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而我认为自己却既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地。因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真个人类都是我的兄弟……”

　纪伯伦所谓的“绝对抽象的宗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感性(性情、性海)，不过这个感性本体蕴含着理性逻辑——它的多种表象，它(一只手掌)，可以称之为 “情意合一实相”，即以情为根，在情感的敞露过程中自然呈现理性光辉，情理浑融，相洽无间的一种抽象。[36]这个感性本体是活的，又可以称之为“活感性”，当代学者王岳川在《艺术本体论》一书中，提出一个可以包举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现象的新的艺术本体论——人的活感性(或人的活感性生成)。其立论的前提是：艺术与人类一样随着历史与文化的演化而演化，实践证明由哲学普遍性逻辑推理去把握艺术内在特性的做法在艺术新现实面前已然失效，因此必须寻绎出一种可以诠释从古典到后现代艺术的“超越性的本体论”，这就是人类的生成性活感性。“活感性”一词是王氏从德语和英语借用来的一个新范畴，(德文Lebende Sensibilitat，英文Live Sensibility)，其中Lebende意即生命的，活力的，鲜活的，勃发的，Sensibilitat既有感官、感觉、判断力之意，又有意识，观念、知觉、理性、意指等意思，是感觉和意识、感性和理性的整合。[37]

　王氏所说的“感性”，“感性之根”有类于中国古代哲学里的“性情”，在人类本然的性情(自性)里裹挟着、蕴藏着宇宙的生成法则和自然秩序，谓之真如、法性、道体皆无不可，“感觉，是人的生命本身的能力表达性或表达能力，它比言说更根本、更本源。感觉不是思想，但是比思想更沉实，更混朴，更难以捉摸，因而内在于人的根本生存域，人靠这种此在自身的感受力，使那些根本说不出来的东西仿佛获得了一种自我显示性。”[38]虽然人的感性(自性、性情、感情、情绪)一直以来变化不大，但是人毕竟要随着文化的演变和环境的变迁自愿或非自愿地领受新的生活经验和新的意象刺激，这样人类的感性就不可能保持在原始自然的状态，人类的感性在不断接受新的意象刺激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生成性的系统，这就是王氏所谓的“活感性”，尤其是在现代异化社会里，“活感性使人失落了的生命活动、节律、气韵回到个体，从而避免了物性和神性的异化，使人的感性有普遍必然性的历史社会的超生物素质，并不断生成完美的感觉和感性的反思”。[39]“活感性”又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所谓“离散性”、“飘移性”，“活感性”依然是含蕴着真理和智慧的人类的自性，“因此，活感性与那种否定理性的纯感性本能的后现代艺术判然有别，它是生命总体升华中所达到的理性与感性的整合，是包括认识、情感、意志、想像、直觉等意识向度的总体结构。”[40]

　纪伯伦折冲迂回于犹太教、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最终通过情感直觉将它们统一为一种新宗教——情感与爱、美、生命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是理性与感性的整合，是是包括认识、情感、意志、想像、直觉等意识向度的总体结构。马征指出，纪伯伦作品中建立在具体感性基础上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生命观有相通之处，但二者也有根本不同。西方现代生命观强调“身体”与“感性”，纪伯伦的生命观强调的是神圣。西方现代审美是一种剥除了神圣内涵的审美观。而纪伯伦作品中的泛神论思想，却表现出神意统治下的宇宙万物的“普遍的和谐”，他作品中的“美”具有建立在普遍生命存在之上的绝对超越性，蕴涵着“神圣”的审美体验，这使他的作品与西方“语境化”的苏菲主义分道扬镳，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思想，又区别于“语境化”的苏菲主义的审美特质，[41]这是纪伯伦整个文学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是纪伯伦散文诗取得成功的原因。

亲爱的楼主

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

缘分，让世界充满无数意外、惊喜、缘分，让"一见钟情"这个词出现，

缘分，让两个人相遇，邂逅，恋爱、让一切唯美的事情发生。

然而，最爱捉弄人的，也是缘分。它让两人相遇、相爱；却无法让深爱的人们无法美满。瞬间相遇的快乐，相爱的幸福，甚至于可爱的人们对未来的憧憬都变成回忆。

可这最具缺陷的东西，却最能感动人。以至于人们对上天赐予这份难得的缘分格外珍惜。这，或许是上帝最想看到的吧！

所以，亲爱的人们，请珍惜身边所有的缘分：

两人相遇是缘分，邂逅是缘分。同坐一辆车是缘分，邻居是缘分，打错电话的两个人是缘分。同学是缘分，师生是缘分，父与子是缘分，同胞是缘分。

身边的一切一切都拥有缘分，而缘分是短暂的，幸福只能靠自己。

把握良机吧，朋友！一切，皆在你手上！

缘分，曾经让两人相遇，可却擦肩而过；缘分，让两人认识，可却因一时的犹豫而错过幸福；缘分，让两人堕入爱河，却因误会而告终、这些在荧屏上不少见，可确实，在我们身边也不少。

或许，你在这读我写的心情，也是缘分吧。（掌握缘分）

祝福所有拥有缘分的人。得到了丘比特的帮助，虽然是别人的话，但我觉得蛮对~你看呢？

茫茫人海中两人从相遇，相识，相知，或是相亲相爱，这就是缘分，缘分无需等待

，缘分是人争取的，是人创造的，只有懂得努力创造缘分的人，才是最理智的，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在缘分来的时候，抓得住它，珍惜它呢！缘分是美丽的，缘分和爱情一样，是个古老的话题，同时缘分也需要精心呵护的，缘分不是诗，但它比诗更美丽，缘分不是酒，但它比酒更香浓。爱是不分距离不分地域的，在缘分的天空里，缘分并不是永远都不会远逝的，珍惜你的缘分，善待你的爱情。莫等失去空遗恨缘是什么为什么人们总喜欢把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用缘来作借口。在几千万人中，能遇到另一个人并不奇怪，也不是奇迹，就像我们每天上下班、坐车、逛街……一样能碰到很多人一样，只要我们放下防备，多一份热忱，就有可能结识很多人。只是因为一部分人不正的心理，而害大家出门必须戴上面具，装成酷酷的，给人一种不可接近的感觉。也因为这一部分人，导致善良的人们不知在何时出手相助，稍一迟疑，相识的机会就会溜走。再加上社会脚步的加快，人们总是行色匆匆的，一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心理。我不知道是社会的进步影响人们的热忱，还是人们的冷漠导致社会的进步？

份是什么呢？常听人说有缘无份，那么有缘无份又是什么呢？两个人能够相识却不能在一起，这就是有缘无份。

在我看来缘份都是人为的。相识是份的起点，不管你最初抱着什么心态，好奇心也好，同情心也罢……只要两个人都有那份心--理解、包容心就有可能在一起。

不管你们赞不赞成我的观点，如果还没有机会相识的朋友，不要再抱撼无缘无份，请放下你的那一份戒备心，与他（她）相识，不要犹豫，不要迟疑；只要有机会相识，那就请你抓牢了，不要轻言放弃，也不要说什么有缘无份的话。

如果本人的回答有不准确的请见谅！

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生于尼日尼·诺 夫戈罗德城（现名高尔基城），父亲是细木工，早逝。高尔基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 祖母家贫，十一岁的高尔基就不得不出外谋生。他曾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在轮 船上帮厨，做过脚夫、锯木工、园丁、面包师等等以维生计，少年时期曾参加倾向民 粹派的大学生秘密团体；这一切就是高尔基的“大学”。二十岁后，高尔基开始在祖 国各地流浪，目的在于“了解一下俄罗斯”，“看一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在长期 的流浪期间，他一面做工，一面组织秘密小组，进行革命宣传。一八九二年九月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马加尔·楚德拉》，从此，一颗光芒夺 目的明星升上了俄国文坛。九十年代高尔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底层”社会（如《马尔华》、《柯诺瓦洛夫》、《切尔卡斯》等）。在高尔基早期作品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和寓言式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如《伊则吉尔婆婆的故事》、《鹰之歌》、《海 燕之歌》（1901年）；其中《海燕之歌》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向革命进军的号角。九十年代末，高尔基的创作思想臻至成熟，这时期高尔基发表了第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接着，《三人》(1900)也问世了。此外，高尔基还写了许多具有极大社会意义的剧本，如《小市民》(1901)、《底层》(1902)、《消署客》(1904)、《太阳的孩子》(1905)、《野蛮人》(1905)、《仇敌》(1906)等等。 一九0六年高尔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高尔基在许多作品中无情地抨击了作为旧制度支持力量之一的小市民意识（如中篇小 说《奥古罗夫镇》，1909；《马特威·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1）。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夕高尔基发表的重要作品有《意大利的故事》、《俄罗斯漫游记》等。在准备十月革命的年代里，高尔基完成了自传性的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 (1914)和《在人间》(1916)，第三部《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三年写成。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完成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1925)，同时又创作了几个剧本，其中著名的有《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1932)等。高尔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史诗式的不朽巨著。 高尔基不仅是语言艺术家，同时还是评论家、政论家和学者。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是对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贡献。此外高尔基还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曾担任《红色处 女地》杂志的编辑工作，组织“世界文学出版社”，领导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 代表大会工作，同时他还是国内战争史和工厂史写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他的关怀 下，培养出整整一代的苏联作家。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他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俄罗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中，发现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关作家艺术家的大量秘密档案，皆属苏联政权的高度机密，多年被封锁，申塔林斯基把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书，1993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95年英国伦敦出版克罗福特译自俄文的英文节译本《克格勃文学档案》，对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艺术家遭受的种种迫害实情以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赞扬、地位首屈一指的高尔基，虽未被监禁过，同样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监视，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档案室存有大量关于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 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 这套。”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难堪的晚年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著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 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深思。他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

一八六八年俄历三月十六日，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即马克西姆·高尔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五岁时，做木匠的父亲去世，于是他寄居开设染坊的外祖父家。幼年的高尔基常常陷入日渐衰微的家庭小私有者们凶狠的争吵斗殴中。后来，破了产的外祖父把老房子卖掉，在卡那特街另买了一所房子。“这是一条没有铺装、长满了草，然而却很清洁而且安静的街，它穿过两排色彩斑斓的小屋，一直通到田野。新房子比从前那所漂亮、可爱；正面涂着令人感觉温暖恬静的深红的颜色；三个天蓝色的窗扉和一扇带栅栏的顶楼白叶窗鲜亮得耀眼；靠左边的屋顶遮掩着榆树和菩提树的美丽的浓荫。”———《童年》

在高尔基的童年，曾是织花边女工的外祖母是他“最亲近的人”。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这所老木屋里，外祖母常常坐在炕炉沿上，望着被小洋灯的亮光照耀着的小外孙，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勇士伊凡和悲哀的强盗母亲等许多童话。外祖母的疼爱和那些如现实生活一般不幸又闪烁着善良和理想光芒的童话，使过早就饱尝底层生活艰辛的高尔基获得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同时，这些童话正如高尔基后来回忆的，“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外祖母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正是这些记忆给了作家以最初的丰赡的滋养。

高尔基童年故居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并已辟为作家纪念馆，当地人依高尔基原姓亲切地称其为“彼什科夫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