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信咏怀诗的艺术特色

　　有一句话说是：虞信的痛，感觉他的诗，你就可以感觉到他的人，以下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希望能带给你一些启迪。

　　多重悲剧重压下的人格魅力

　　摘要：本文试着以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从生活经历、家学渊源和儒家思想的熏陶等方面来探讨庾信后期悲剧人格产生的原因。并通过作品创作中的自我灵魂的审判，来展示其人格的独特魅力。

　　放眼中国历史长河，古来许多历史人物身后所受到的评价，往往毁誉不一，众说纷纭，真可谓“盖棺亦难”定论。处于南北对峙，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纷乱的南北朝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而又身历南北二朝的庾信，其身后命运就更是如此，一般论者将庾信或者评作一个悲悲切切的“望乡诗人”，或者看成一个含诟忍辱的“北地羁臣”，有人甚至把他贬为变节仕敌的无耻小人。面对如此众说，笔者认为，对于文学史上作家的批评研究，应该采用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这种把握方式旨在使认识主体尽可能逼近认识对象，力图使对象在主体界限中的生成具有更为丰富的原初的色调，以尽力减低从历史的原初的存在向着人们理解中的存在转化时所必定会发生的简单化以至于歪曲化的程度。

　　原生态的把握方式是客观性要求的深化，对于文学史中作家、作品的研究，则要求：第一、展示文学活动的空间多样性。文学的发展是与众多其它因素伴生着的，文人们往往以块团的形式崛起。块团与块团间，依据于多重关系，构成一种既竞争又沟通的文化网络。而且文学的发展，正是因为和历史、哲学等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相通，而具有一种厚重的意蕴，如果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仅仅过于从纯粹文学的角度划出了自我王国的领地时，除了作琐碎的考证和苛细的文本解析以至老生常生常谈的技巧分析外，探讨规律云云也就大半成了空话。

　　第二、在文学史中的随机性发展里，偶然性因素和个人的作用应受到重视。任何个人，既是在自身中积累了社会——文化意义的存在，个性不仅是外界环境影响的产物，它还是个人在树立自我生活过程中自我选择的后果。我们应注目于个性、抱负、气质、学术路径与方法、审美情趣各不相同的个人，究竟将何种偶然性、特殊性带进了当时民族的精神生活中；而这种偶然性、特殊性又是如何在由于一定的历史氛围和价值期待而造成的社会性认同之反馈中，得到意义性张扬，从而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凝定下来的。

　　总之，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必然要求研究者在独特的认知中饱含一种强烈的感性生命体验。因为愈是逼近于历史的原初存在，我们便愈能切入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把握到文学家的心灵深处，从而必定激起研究者自身的生命体验，特别是当面对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世积乱离，家国罹乱的巨大灾难，就更会进而形成一种悲剧生存感。

　　悲剧性人格的成因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论庾信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指出了庾信后期集南北这大成的文学成就，其“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的文学理论主张，奠定了其人格的悲剧性色彩，笔者认为，探讨该现象的成因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社会生活的悲剧经历使之醒悟；二是家学渊源；三是儒家思想的熏陶。

　　一、生存悲剧

　　庾信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动乱，其中最大的动乱侯景之乱。这次战乱发生在梁武帝太清二年，梁都建邺陷落，庾信逃奔江陵，在这期间，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他的两子一女也死于这次战乱。其次是江陵之祸，承圣三年十月，西魏攻江陵，江陵失陷，庾信成了亡国之使。

　　南朝覆亡的悲剧，南方人民遭受掳掠流徙的现实，亡国的创痛，以及自己羁留北方，屈仕魏、周，忍垢含耻的遭遇，成为庾信心中不可抹杀的创伤记忆，一种永远的痛楚，也成了他后期作品中永远萦回的一个主题。而创伤记忆最直接的后果是情感的异常反应，认知外物的敏感性增加。庾信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介异乡之人，以这一视角观察外物，就使他的笔下带有了浓厚的“庾信视角”。当他看到南方特有的水果槟榔，立即产生怀念家乡之意，“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忽见槟榔》）；看着渭水，诗人都会恍惚见江南。“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望渭水》）；通过“庾信视角”，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后期中的鸟、雁、鱼、猿等动物意象的独特运用。他后期笔下的鸟是“惊弓之鸟”，“闻弦鸟自落”（《伏闻游猎》）；雁是“失群之雁”，“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秋夜望单飞雁》）；鱼是“干涸之鱼”，“涸鱼常思水”（《拟咏怀》）。庾信的创伤记忆通过伤禽意象得以流露，特别在与南方士人接触时最为强烈，当与友人音书来往时，如《寄徐陵》、《寄王琳》，短短小诗却包蕴了诗人心中的万千感慨；当送友人南归时，悲离别在即，伤自己不归，如《别周尚书弘正》等，情意缠绵悱恻，催人泪下，入北的辛酸与悲怆溢于言表，如“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小园赋》）

　　时代的苦难和个人的不幸，使庾信晚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他的视野，从个人转向时代、历史，投向整个梁王朝的盛衰兴亡；他的感情，从空虚苍白变为忧愤沉郁，充满着炽烈的身世之感和亡国之痛；他的创作题材，从宫廷的唱和应酬，激而一变，要求抒发“人生几何”的危苦和悲哀，艺术表现手法亦由单一的描绘性，转为浓重的抒情性，形成了深沉凄怆、苍凉激楚的风格。其《拟咏怀》诗代表了虞信晚期文学创作方面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庾信直言悉苦的悲剧形象的自我写照。

　　二、士族悲剧

　　庾信出身于东晋王、谢、陶、庾四大家族之一的庾氏家族。八世祖庾滔以世功著称，随晋室南渡，官到散骑常侍，举家迁至江陵。祖父庾易是个“志性恬静”的隐士。父亲庾肩吾长于诗赋，是萧纲的“高斋学士”。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书香兼官僚的家庭，庾信所受的影响有：其一是文学的熏陶；其二是门阀观念的影响。特别是门阀、士族的观念不可避免在庾信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梁朝的灭亡使门阀士族群体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也使附丽于群体之中的生命个体：庾信等门阀士族知识分子遭受了国破家亡，被迫由南入北而屈仕北朝的人生苦难。从更深层次看，庾信等所受的痛苦是南朝门阀士族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与北朝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冲突碰撞的产物，它给庾信的文学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使他前期在门阀士族价值观念体系指导下形成的创作思维方式和心理图式，随着门阀士族价值体系的坍塌而遭受破坏，这样后期的丰富人生经验与两大文化价值系统碰撞所产生的巨大矛盾痛苦很难运用旧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予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新的创作内容需要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可见，庾信后期的文学创作实际上面临着“转型”。庾信以独有的敏锐与直觉，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当生命本身成为悲剧的化身，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的庾信，其创作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使他自觉认同了屈原、宋玉的悲怨文学传统，否定了西晋南朝至梁时门阀知识分子充分愉悦人生，追求感官愉悦享受时的一缕淡淡的如云似烟，令赏鉴者心旷神怡的“愁疾”这样五种乐感文学创作方式。突出强调了文学创作以悲为主的重要价值意义，“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成为他后期文学创作的理论宣言。

　　因此，庾信自觉探讨梁代兴亡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的著名结论。并对梁代以至西晋南朝偏激的文化至上，轻忽实际生活的弊端进行深刻剖析。同时，庾信明确表示要为“穷者”达“言”，为“劳者”歌“事”，这实际上是要通过对个体生命悲剧的艺术表现，来探究个体生命的根源。“哀王室”与“悲身世”中所表现出来的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的悲剧命运，不仅艺术再现了门阀士族个体生命的苦难灵魂；而且再现了庾信的文学创作所自觉承担的对历史时代文化所担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哀江南赋》序看，这种对“身世”之“悲”与“王室”之“哀”的文化反思可以追溯到对西晋南朝以来门阀士族历史兴哀的反思。

　　综上可见，庾信后期着力于对“离乱”时代本质牲的把握，以及对群体生命悲剧的认识与反思这种对“哀怨”之情的深度挖掘，从而使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登上了时代文学的巅峰，更加促成了其悲剧人格的形成。

　　三、 世俗悲剧

　　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庾信从小即受其影响，“博览群书”，尢善《春秋左氏传》。庾信最精通的正是这种儒家经典。书中的“华夷之辩”、“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都为庾信所恪守。庾信接受了此种思想，就用它来作为衡量行为价值的标尺，既用它来衡量别人，也用它来要求自己，对于个人的仕北，他评价失节，“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枯树赋》）；对于在国难中献力效死的文臣武将，他标之为忠烈、“护军慷慨，忠能死节……主辱臣死，名存身丧”（《哀江南赋》），所以说引起庾信思想中的矛盾痛苦的根源无疑是深刻的。

　　“华夷之辩”这一民族意识，继孔子之后，就被视为“春秋大义”。从此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乃至中国人文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南北朝以来，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对中原或南方汉族政权的威胁日益严重，“华夷之辩”尤其成为文化观念上不断论争的题目，这种论争，在南方的汉族士人来说，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拒斥心态。在汉族士大夫们看来，“异族”入主中原，并非正统承续，而只是“神州陆沉”，一场民族灾难而已，而这恰恰构成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基石，像苏武等民族气节正是植根于华夷异类的民族意识上，而像庾信等南人仕北的行为，无疑会受到更多的讥评，或者在良心上受到更大痛苦的折磨，这其中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儒家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

　　几千年形成的人文传统，对庾信构成了一种无形的道义人格的威压，以至于再仕新朝的他无不有一种腼颜苟活的负罪心理，这种人格的悲剧性扭曲更加导致其矛盾的心态，为此庾信在北朝写了大量忏悔的诗文，用以对自我灵魂进行审判，希望借此走出那些困拢他的愁城。

　　人格魅力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幸能摆脱儒生心理模式的人可谓寥若晨星，庾信也不能幸免。他的悲剧性人格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知与行的矛盾，他的后期所作所为所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自我乃是一个内外方正、个性鲜明的“率真”人格，他“不从流俗”敢于解剖自我的人格力量，成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典型的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庾信人格的力量比他的早期诗更具有“史”的意义，不但在文学创作上，也在人格上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尚待修正的人格模式。

　　作为南人仕北的庾信，连同他那矛盾分裂的人格心理结构所构成一种超越时空的独特人格模式，显然不同于庄周、屈原、陶渊明等人所各形成的一种人格模式，但其对后代同类人物产生了涵盖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宋、元或明、清之际的二臣，哪个人心中没有庾信的影子？哪个有文集传世的人不提到他？于是庾信成为历代二臣的班首，南人仕北之先例。

　　作为二臣的早期代表，庾信的人格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身仕新朝而眷念旧国，否定自我而又不无回护，这种双重人格与矛盾心态，而这恰恰构成了士族知识分子的庾信，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作为文学家的庾信，其人格魅力又往往与对其文学品格的评价缠结在一起，虽然在中国“道德文章”合一的批评传统之下，往往会出现因人废人的“恶习”。但从历史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不仅对庾信的作品风格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也为庾信的人格给予辩护。就连唐代大诗人杜甫，提到庾信，更是特加青眼。在为数不多的论诗篇文中，如《戏为六绝名》中写庾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啮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其中对庾信暮年诗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因时人之啮点而为庾信打抱不平。作为历代文人中忠君爱国“每饭不忘君”的典范的杜甫，其笔下所认可欣赏的诗人，其人格的魅力应不可否认的。

　　庾信，他非凡的人格魅力，更多的来自于他作为士族知识分子对自身灵魂的真诚忏悔。

　　忏悔是人特有的心理活动，是意识到个体的行为与合理的道德要求发生背离，引发的缺失与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庾信不想文过饰非，原谅自己。他认为在立身之道上自己有了49条之非，“三十六水变，四十九条非”（《谨赠司寇淮南公》）。灵魂的失落，肉体的存在，使庾信产生了强烈的负疚之感，于是他毅然拿起忏悔这把利剑，无情地解剖自己。而那些坚持气节的崇高人格精神就成为他心目中的理想而不断加以张扬。伯夷、叔齐就因“不食周粟”而成为庾信笔下气节的代名词。庾信把自己的失节的行为主动展示出来，并且有意把自己放在伯夷、叔齐的反面进行极力鞭挞、反思。“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哀江南赋序》），他明确承认自己刚刚走出梁朝的宫廷，就又登上北朝，“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拟咏怀》九）；此种惭愧之辞在其他作品中亦屡有出现：“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庾信用近乎相同的造句，道出了一个他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成为“夷”朝的臣子。这一切都增添了庾信无限的哀愁，所以他经常把自己比作一株已经丧失生命活力的老槐树。“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拟咏怀》）二十一）。庾信以自己的灵魂悲歌吟唱出地老天荒无所归依的失落感与幻灭感。而这一切是庾信按照传统的儒学来规范自己，他自觉地背负起十字架，把自己的灵魂主动放在传统的道德法庭上进行反复拷问，自我放逐出忠义堂，宁愿让自己的灵魂去流浪，他坦率承认自己失节，不掩饰、不隐瞒，为自己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他形容自已屈仕失节有如“苦李无人摘，秋瓜不值钱”（《归田》），有时又认为自己已一失足成千古恨，“肮脏之马，无复千金之价”（《拟连珠》二十二），天和四年，齐国遣使臣至周，庾信却又作为北周大臣来接待齐国使者，这其中流露出的无疑是灵魂失落的悲哀。自感无颜再见帮人，“故人相借问，平生如所间”（《集周公处联句》）诗中自嘲自讽意味十分明显，这种忏悔，不仅仅是悔，更多的还是愧，是那种挥之不去的负罪与耻辱之感。

　　鲁迅称陀斯妥也夫斯基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庾信为自己设置了审判台，他历数自己的罪行，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过失，一方面又在为自己加以辩解，以表明自己的无意于入仕，有时又极力表白自己的忠心：“盖闻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内，芬芳可录，是以日南枯蚌，犹含明月之珠。龙门死树，尚抱咸池之曲。”（《拟连珠》三十一）。庾信身在北朝，心系南处，二十八年的北朝生活，他始终处在灵与肉分离的痛苦之中，无休止的忏悔和内疚时时啮咬着他的心灵，仿佛走进了一座愁城：“攻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门终不开……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

　　应该说，庾信的忏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心灵的自安，但庾信的入仕选择，决定了他将永远陷于矛盾之中而无以自拔。只要活着，他就无法摆脱自己生存的悲剧两重性，也就无法摆脱其人格的悲剧性，活着只能像梧桐那样半死半生。“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枯树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其忏悔本身是真诚的，庾信真诚地审视自己，勇于承担责任。现实中的苟生与传统理想人格的相悖，使庾信深刻地剖析自己，同时也使他的人格注入了深邃的意蕴。正是经历了那种较为艰难的灵魂炼狱的历程，那种灵魂的颤栗，那种精神的苦闷，那种情感的执着，才孕育了庾信暮年情动江关的作品，同时也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勇于审判、反省自己的心理历程，这无疑是他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伟大的人格魅力所在。

　　结束语

　　庾信的人生是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可悲的人生。然而，虽失去了自我的内心生活，却创造出杰出的作品。幸与不幸，往往相与俱来，刻骨铭心的苦楚遭遇，竟嫁接出兼具南北之长的文学硕果，似乎这是历史给予的一种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