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

首先，不能把启蒙运动理解为一种教育。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信仰主义危机的产物，是在人们对基督教信仰发生了动摇的时候，各种不同于信仰主义的权威语言(霸权语言)或权威思想的新语言或新思想多元纷呈所造成的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启蒙运动是新时代的思想或价值体系的创造及形成发展的过程。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启蒙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新语言的创造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人们有成熟的思想或体系，并按一定的步骤进行的教育活动。其实并没有所谓成熟的思想存在在那里，在这个过程中，各类思想蜂拥而出，各自努力表现自己，场面无比热闹，这些思想中，有属于反对信仰主义的，也有维护信仰主义的。最后，有些思想最终获得了主导的地位，并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认为是启蒙思想。但即使这些思想成为了主流，也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人人参与这个时代的思考，参与选择的结果。因此，启蒙运动并不是“教育”，其中并没有谁是概念意义下的“教育者”。

其次，启蒙所针对的黑暗是否愚昧既然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指信仰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因此，启蒙对信仰主义有诸多批判自不待言，但是，就其思想内容和许多的思考或反思的方式来说，并没有脱离这种信仰主义的文化氛围。启蒙思想作为西方历史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外来的东西，它其实是从传统的信仰主义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我们把对信仰主义的批判就等同于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放出来，把信仰主义就直接理解为愚昧，除非诉诸天启式的天才论——这又回到把启蒙看成教育——我们就无法解释其中为什么会生长出启蒙思想这么一个问题了。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化或思想与现代相比而言更原始，更粗略，处于比较低的阶段等等，但说那是“愚昧”却不可以，这个概念与历史发展的概念不相容。

有人会说，西方启蒙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理性主义。就此而言，说它是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通俗地说，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而愚昧就是不懂道理。因此，这里所说的愚昧，可以理解为基督教教会实行的“愚民政策”之类的东西。

把启蒙看成教育而把中世纪的黑暗理解为愚昧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流行，也非常权威的看法。把启蒙运动视为教育，和说启蒙面对的黑暗是愚昧是一体相关的。当我们把中世纪的黑暗就理解为信仰主义造成的愚昧之后，启蒙就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传播批判信仰主义本身的各种新思想。因此，理性主义就被直接看成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思想”，而人本主义则被简单地看成无神论或类似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之类的精神。但是，其实这正是把对启蒙的理解引向歧途的原因之一。这种思想离启蒙思想有多么遥远，我们在后面分析启蒙思想的本质时会看得更清楚。

要认识启蒙的概念，先必须弄清楚启蒙所面对的中世纪的黑暗具体指的到底是什么。

既然西方的启蒙运动面对的是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则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这种黑暗就来自这种信仰主义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家，除了十八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几乎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启蒙所要反对的，其实并不是这种信仰主义本身，尤其不是对上帝的信仰本身。

对于启蒙思想中往往包容着信仰主义的某些思想方式或内容，启蒙思想家往往保留着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是以“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来解释的。也就是说，按这种看法，我们的确只能说，启蒙思想家大部分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愚昧；心里存留着某种程度的黑暗。这种解释不仅很难让人信服，而且会把对启蒙概念的理解引向歧途。

我们知道，承认上帝的存在，在启蒙思想家的体系中，往往是出于理论体系的逻辑需要，出于理论“彻底性”的需要。把彻底性说成是“妥协性”不是太奇怪了吗所谓西方资产阶级具有某种所谓“妥协性”或“软弱性”的结论，是根据“力量对比”和它与封建阶级同属剥削阶级因此具有相同的本性而作出的。这其实也并不合逻辑。力量不够需要妥协，是一种斗争策略，说不上是软弱，而且，即使这可以说是妥协，也不能说是妥协“性”。而如果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有相同的属性因此妥协，就更说不上是妥协性和软弱性，而只能说是一种类似“统一战线”的思想，只能说它非常明智。

说启蒙不彻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人的观念形态既然已经被认为是最经典的“现代”思想，所谓“彻底”或“不彻底”之类就根本是没有意义的说法，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找到现代西方思想之外的另外一种“彻底”的或理想化的现代思想。除非我们把在某种意义下保留自己的传统——而且是刻意地保留—— 就叫做不彻底。而我以为，这与保守无关，这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人类文明成果的态度。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种所谓妥协性和软弱性是否存在英国人保留了他们的王室被看成这种妥协性和软弱性是典型实例。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就不“彻底”了吗法国的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有法国大革命对贵族采取屠杀的政策作前导，因而就更彻底吗

总之，“妥协说”和“软弱说”是要以此认定启蒙的“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信仰主义没有完全摈弃。“不彻底”是说启蒙者向信仰主义的“妥协”就是向愚昧和“黑暗”的妥协吗向信仰主义妥协，还可以理解，向愚昧和“黑暗”妥协，如果真的就把启蒙看成理性向愚昧的挑战，那可真是不合逻辑到极点了。

这种对启蒙的“批判”反而从反面给了我们认识启蒙概念的真正含义的途径。这种“批判”立论的前提，是它的无神论和“彻底革命”的思想，它表现出一种表达出无神论才是正统意识的强烈愿望，一种表达无神论才是绝对真理的强烈愿望，甚至说是一种对宗教信仰的歧视也并不过分。也就是说，它即使能够消除一种专制，也至多只是取而代之，即以自己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启蒙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排斥或抛弃上帝信仰，这恰恰是启蒙思想是彻底的一个最有力的说明：启蒙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主义的专制”，而且尤其是专制主义本身。大部分西方启蒙者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这个事实给了我们许多启示，除了说明启蒙所面对的黑暗不是信仰主义的“愚昧”之外，它还让我们注意到启蒙时代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启蒙思想对于宗教或信仰的态度，从基本的倾向上来说不是反对，而是提倡信仰自由或宗教宽容。近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为什么通常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就启蒙关于信仰的主张并不是反对信仰，而是主张信仰自由而言，是根本用不着做什么解释的。人们之所以会那么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么一个虚假的问题，是由于预设了信仰就是愚昧，就是启蒙所面对的黑暗。如果我们理解了，黑暗并不是存在着信仰或信仰主义，而是这种信仰主义不允许反对者的存在，那么问题其实就变得很清楚了。

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启蒙思想家们为什么对信仰或信仰主义做所谓“妥协”了。那种“打倒×××”的方式是不可能消除语言霸权本身的。启蒙的这种貌似妥协，其实正说明这种语言的反专制主义或霸权主义的本质，因此正是它的彻底之处。西方的启蒙所面对的，是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一种专制主义的统治来说，思想专制是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思想专制，我倾向于按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方式称之为语言霸权。

一个专制的政权当然都希望有一种有利于它的语言霸权。但是，一种专制者的语言并不一定都能变成霸权语言。而一旦语言霸权形成，“传统”就变得相当牢固了，这时专制政权就变成相当能长治久安了。反过来说，一种新的思想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总得反对当时的霸权语言。但反对霸权语言与反对语言霸权并不是一回事。基督教早期曾被罗马帝国严格禁止，基督徒曾受到残酷的迫害，也就是说，它自己也曾受到语言霸权的迫害。但是，当公元五世纪左右它确定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之后，自己成为了新的霸权语言。基督教信仰主义在争取自己合法存在的权利的时候，在反对旧的霸权语言的时候，并没有反对语言霸权本身，它没有走出以暴易暴、以恶抗恶的怪圈，它对异教和异端的敌视和迫害比它以往的敌人更厉害。基督教占据西方正统地位的一千年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它攻伐异教和迫害异端的历史。但是，就语言霸权的意义上说，思想方面的专制和迫害更多地是针对着异端的。这种迫害的极至，就是所谓“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它是可以用思想罪(类似中国传统中的“腹非”罪)的名义把人活活烧死的。基督教的语言霸权，比西方历史上任何时代的语言霸权都更专制。这种语言霸权特别严厉，与基督教的信仰主义本身的特点是有密切关系的， “信仰”，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就具有排他性，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在历史上非常常见——虽然也有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各种宗教和平共处的情况，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多神教，而且，信仰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意识——儒学——的主导思想。而基督教是一种严格的一神教，这就使得对上帝的信仰更具有了专制的或排他的特性。

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所指的，正是这种严酷的语言霸权或思想专制，它压抑了人的自由，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因此严重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启蒙思想批判真正的矛头所指向的，其实正是语言霸权本身。启蒙面对的是基督教信仰的语言霸权。因此，启蒙思想的批判当然总是会直接地指向基督教的霸权语言，它对上帝的信仰的，这与基督教初期向罗马人要求存在的权利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启蒙思想只是停留在这里，它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有着百家争鸣状态的时代——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初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有过百家争鸣的景观——的思想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

就启蒙是“光明”来说，就启蒙所面对的黑暗是语言霸权来说，启蒙所反对的，就不仅是一种霸权语言，而是通过反对这种霸权语言而反对语言霸权本身，而且我们应该说，也只有是反对语言霸权本身的思想，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启蒙思想。

启蒙不是要以自己的语言霸权“取而代之”，而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发表的宽松气氛，是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只有有了这种精神，人类才有可能走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也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永远沐浴着“光明”——这个词就是中文翻译成启蒙的。而且只要有了这样一种开放的环境，人类就有了不断进步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在人类或至少在西方历史上，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反对某一种语言霸权，而是把语言霸权本身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在政治的领域，尤其是国际政治的领域，民族利益的问题仍然是放在首位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应该以政治语言，尤其是国际政治的语言来代替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语言，精神生活的语言，代替了自由这个基本的价值。这将会把我们导入西方中世纪一样的黑暗——不是说愚昧，而是说专制和霸权。

当然，我也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启蒙有反抗愚昧的意义，就启蒙的根本目标是要让人类的期限保持永远的开放，就理性主义是要造就人类心智的永远进步而言，启蒙当然也正是要反对愚昧的。但我以为，造成愚昧状态的，与其说是对上帝的信仰或信仰主义，还不如说是它的那种语言霸权。如果我们离开了自由主义和宽容精神，对于理性主义的理解也只能是狭隘的，片面的。就正如我们总是单纯地把理性主义理解为“科学”，而忘记了，理性主义最根本的本质，其实是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是人本主义的精神。理性，是人的理性——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否定理性，它只是把理性看成上帝的附庸——因此，科学虽然也是理性主义的成果，是它的一个部分，但是决不是它的全部。

启蒙运动的意义

首先，不能把启蒙运动理解为一种教育。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信仰主义危机的产物，是在人们对基督教信仰发生了动摇的时候，各种不同于信仰主义的权威语言(霸权语言)或权威思想的新语言或新思想多元纷呈所造成的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启蒙运动是新时代的思想或价值体系的创造及形成发展的过程。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启蒙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新语言的创造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人们有成熟的思想或体系，并按一定的步骤进行的教育活动。其实并没有所谓成熟的思想存在在那里，在这个过程中，各类思想蜂拥而出，各自努力表现自己，场面无比热闹，这些思想中，有属于反对信仰主义的，也有维护信仰主义的。最后，有些思想最终获得了主导的地位，并在历史的发展中被认为是启蒙思想。但即使这些思想成为了主流，也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人人参与这个时代的思考，参与选择的结果。因此，启蒙运动并不是“教育”，其中并没有谁是概念意义下的“教育者”。

其次，启蒙所针对的黑暗是否愚昧既然西方的启蒙运动是指信仰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因此，启蒙对信仰主义有诸多批判自不待言，但是，就其思想内容和许多的思考或反思的方式来说，并没有脱离这种信仰主义的文化氛围。启蒙思想作为西方历史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外来的东西，它其实是从传统的信仰主义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我们把对信仰主义的批判就等同于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放出来，把信仰主义就直接理解为愚昧，除非诉诸天启式的天才论——这又回到把启蒙看成教育——我们就无法解释其中为什么会生长出启蒙思想这么一个问题了。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化或思想与现代相比而言更原始，更粗略，处于比较低的阶段等等，但说那是“愚昧”却不可以，这个概念与历史发展的概念不相容。

有人会说，西方启蒙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理性主义。就此而言，说它是把人们从愚昧中解放出来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通俗地说，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而愚昧就是不懂道理。因此，这里所说的愚昧，可以理解为基督教教会实行的“愚民政策”之类的东西。

把启蒙看成教育而把中世纪的黑暗理解为愚昧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流行，也非常权威的看法。把启蒙运动视为教育，和说启蒙面对的黑暗是愚昧是一体相关的。当我们把中世纪的黑暗就理解为信仰主义造成的愚昧之后，启蒙就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传播批判信仰主义本身的各种新思想。因此，理性主义就被直接看成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思想”，而人本主义则被简单地看成无神论或类似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之类的精神。但是，其实这正是把对启蒙的理解引向歧途的原因之一。这种思想离启蒙思想有多么遥远，我们在后面分析启蒙思想的本质时会看得更清楚。

要认识启蒙的概念，先必须弄清楚启蒙所面对的中世纪的黑暗具体指的到底是什么。

既然西方的启蒙运动面对的是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则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这种黑暗就来自这种信仰主义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家，除了十八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几乎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启蒙所要反对的，其实并不是这种信仰主义本身，尤其不是对上帝的信仰本身。

对于启蒙思想中往往包容着信仰主义的某些思想方式或内容，启蒙思想家往往保留着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是以“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来解释的。也就是说，按这种看法，我们的确只能说，启蒙思想家大部分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愚昧；心里存留着某种程度的黑暗。这种解释不仅很难让人信服，而且会把对启蒙概念的理解引向歧途。

我们知道，承认上帝的存在，在启蒙思想家的体系中，往往是出于理论体系的逻辑需要，出于理论“彻底性”的需要。把彻底性说成是“妥协性”不是太奇怪了吗所谓西方资产阶级具有某种所谓“妥协性”或“软弱性”的结论，是根据“力量对比”和它与封建阶级同属剥削阶级因此具有相同的本性而作出的。这其实也并不合逻辑。力量不够需要妥协，是一种斗争策略，说不上是软弱，而且，即使这可以说是妥协，也不能说是妥协“性”。而如果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有相同的属性因此妥协，就更说不上是妥协性和软弱性，而只能说是一种类似“统一战线”的思想，只能说它非常明智。

说启蒙不彻底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人的观念形态既然已经被认为是最经典的“现代”思想，所谓“彻底”或“不彻底”之类就根本是没有意义的说法，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找到现代西方思想之外的另外一种“彻底”的或理想化的现代思想。除非我们把在某种意义下保留自己的传统——而且是刻意地保留—— 就叫做不彻底。而我以为，这与保守无关，这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人类文明成果的态度。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种所谓妥协性和软弱性是否存在英国人保留了他们的王室被看成这种妥协性和软弱性是典型实例。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就不“彻底”了吗法国的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有法国大革命对贵族采取屠杀的政策作前导，因而就更彻底吗

总之，“妥协说”和“软弱说”是要以此认定启蒙的“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信仰主义没有完全摈弃。“不彻底”是说启蒙者向信仰主义的“妥协”就是向愚昧和“黑暗”的妥协吗向信仰主义妥协，还可以理解，向愚昧和“黑暗”妥协，如果真的就把启蒙看成理性向愚昧的挑战，那可真是不合逻辑到极点了。

这种对启蒙的“批判”反而从反面给了我们认识启蒙概念的真正含义的途径。这种“批判”立论的前提，是它的无神论和“彻底革命”的思想，它表现出一种表达出无神论才是正统意识的强烈愿望，一种表达无神论才是绝对真理的强烈愿望，甚至说是一种对宗教信仰的歧视也并不过分。也就是说，它即使能够消除一种专制，也至多只是取而代之，即以自己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启蒙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排斥或抛弃上帝信仰，这恰恰是启蒙思想是彻底的一个最有力的说明：启蒙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主义的专制”，而且尤其是专制主义本身。大部分西方启蒙者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这个事实给了我们许多启示，除了说明启蒙所面对的黑暗不是信仰主义的“愚昧”之外，它还让我们注意到启蒙时代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启蒙思想对于宗教或信仰的态度，从基本的倾向上来说不是反对，而是提倡信仰自由或宗教宽容。近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为什么通常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的问题，就启蒙关于信仰的主张并不是反对信仰，而是主张信仰自由而言，是根本用不着做什么解释的。人们之所以会那么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么一个虚假的问题，是由于预设了信仰就是愚昧，就是启蒙所面对的黑暗。如果我们理解了，黑暗并不是存在着信仰或信仰主义，而是这种信仰主义不允许反对者的存在，那么问题其实就变得很清楚了。

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启蒙思想家们为什么对信仰或信仰主义做所谓“妥协”了。那种“打倒×××”的方式是不可能消除语言霸权本身的。启蒙的这种貌似妥协，其实正说明这种语言的反专制主义或霸权主义的本质，因此正是它的彻底之处。西方的启蒙所面对的，是中世纪基督教信仰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一种专制主义的统治来说，思想专制是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思想专制，我倾向于按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的方式称之为语言霸权。

一个专制的政权当然都希望有一种有利于它的语言霸权。但是，一种专制者的语言并不一定都能变成霸权语言。而一旦语言霸权形成，“传统”就变得相当牢固了，这时专制政权就变成相当能长治久安了。反过来说，一种新的思想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总得反对当时的霸权语言。但反对霸权语言与反对语言霸权并不是一回事。基督教早期曾被罗马帝国严格禁止，基督徒曾受到残酷的迫害，也就是说，它自己也曾受到语言霸权的迫害。但是，当公元五世纪左右它确定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之后，自己成为了新的霸权语言。基督教信仰主义在争取自己合法存在的权利的时候，在反对旧的霸权语言的时候，并没有反对语言霸权本身，它没有走出以暴易暴、以恶抗恶的怪圈，它对异教和异端的敌视和迫害比它以往的敌人更厉害。基督教占据西方正统地位的一千年的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它攻伐异教和迫害异端的历史。但是，就语言霸权的意义上说，思想方面的专制和迫害更多地是针对着异端的。这种迫害的极至，就是所谓“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它是可以用思想罪(类似中国传统中的“腹非”罪)的名义把人活活烧死的。基督教的语言霸权，比西方历史上任何时代的语言霸权都更专制。这种语言霸权特别严厉，与基督教的信仰主义本身的特点是有密切关系的， “信仰”，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就具有排他性，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在历史上非常常见——虽然也有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各种宗教和平共处的情况，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宗教基本上都是多神教，而且，信仰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意识——儒学——的主导思想。而基督教是一种严格的一神教，这就使得对上帝的信仰更具有了专制的或排他的特性。

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所指的，正是这种严酷的语言霸权或思想专制，它压抑了人的自由，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因此严重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启蒙思想批判真正的矛头所指向的，其实正是语言霸权本身。启蒙面对的是基督教信仰的语言霸权。因此，启蒙思想的批判当然总是会直接地指向基督教的霸权语言，它对上帝的信仰的，这与基督教初期向罗马人要求存在的权利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启蒙思想只是停留在这里，它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有着百家争鸣状态的时代——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初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曾有过百家争鸣的景观——的思想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

就启蒙是“光明”来说，就启蒙所面对的黑暗是语言霸权来说，启蒙所反对的，就不仅是一种霸权语言，而是通过反对这种霸权语言而反对语言霸权本身，而且我们应该说，也只有是反对语言霸权本身的思想，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启蒙思想。

启蒙不是要以自己的语言霸权“取而代之”，而是要求一种让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发表的宽松气氛，是一种自由和思想宽容的精神。只有有了这种精神，人类才有可能走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也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永远沐浴着“光明”——这个词就是中文翻译成启蒙的。而且只要有了这样一种开放的环境，人类就有了不断进步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在人类或至少在西方历史上，是唯一的。这种唯一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反对某一种语言霸权，而是把语言霸权本身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自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在政治的领域，尤其是国际政治的领域，民族利益的问题仍然是放在首位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应该以政治语言，尤其是国际政治的语言来代替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语言，精神生活的语言，代替了自由这个基本的价值。这将会把我们导入西方中世纪一样的黑暗——不是说愚昧，而是说专制和霸权。

当然，我也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启蒙有反抗愚昧的意义，就启蒙的根本目标是要让人类的期限保持永远的开放，就理性主义是要造就人类心智的永远进步而言，启蒙当然也正是要反对愚昧的。但我以为，造成愚昧状态的，与其说是对上帝的信仰或信仰主义，还不如说是它的那种语言霸权。如果我们离开了自由主义和宽容精神，对于理性主义的理解也只能是狭隘的，片面的。就正如我们总是单纯地把理性主义理解为“科学”，而忘记了，理性主义最根本的本质，其实是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是人本主义的精神。理性，是人的理性——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否定理性，它只是把理性看成上帝的附庸——因此，科学虽然也是理性主义的成果，是它的一个部分，但是决不是它的全部。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7月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共经历了5年历程。这场革命的意义有四个方面：

其一，就其规模而言，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其二，人民群众在三次起义中都显示了伟大力量，每当在革命的转折关头，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其三，大革命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它“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至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

其四，这场大革命还震撼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给它们以沉重的打击。

这场大革命的彻底性更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具有世界意义。正如列宁所说：“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

普遍认为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词就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意为再生或复兴），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16世纪达到鼎盛。1550年，瓦萨里在其《艺苑名人传》中，正式使用它作为新文化的名称。此词经法语转写为Renaissance，17世纪后为欧洲各国通用。19世纪，西方史学界进一步把它作为14至16世纪西欧文化的总称。西方史学界曾认为它是古希腊、罗马帝国文化艺术的复兴。

14世纪时，随着工场手工艺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已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

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城市林立的状态，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14世纪后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独裁者耽于享乐，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大力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此同时圣方济各会的宗教激进主义力图屏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罗马教廷也在走向腐败，历届教皇的享乐规模比世俗独裁者还要厉害，他们也在保护艺术家，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哲学、科学都在逐渐地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发展，也酝酿着宗教改革的前奏。

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北部，一般认为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彼特拉克，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

文艺复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受到东方文化影响，还保留古罗马帝国精神的人才逃往意大利，带回许多新鲜思想和艺术，在罗马开办教授希腊语的学校，促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形成。

文艺复兴的作品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其中，代表性作品有：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拉伯雷的《巨人传》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歌颂了人体的美，主张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并把它应用到建筑上，一系列的虽然仍然以宗教故事为主题的绘画、雕塑，但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场景，将神拉到了地上。

人文主义者开始用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研究圣经，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

人文主义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启，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倡个性自由，因此在历史发展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

不同范畴中的文艺复兴：

自然科学 ：

天文学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在其中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不同的日心说体系。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在《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论原因、本原和统一》等书中宣称，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只是太阳系而非宇宙的中心。伽利略1609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1610年出版了《星界信使》，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通过对其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观测数据的研究，在1609年的《新天文学》和1619年的《世界的谐和》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判定行星绕太阳运转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进行的，而且这样的运动是不等速的。

数学

代数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重要发展，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被发现。意大利人卡尔达诺在他的著作《大术》中发表了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但这一公式的发现实应归功於另一学者塔尔塔利亚。四次方程的解法由卡尔达诺的学生费拉里发现，在《大术》中也有记载。邦贝利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三次方程不可约的情形，并使用了虚数，还改进了当时流行的代数符号。符号代数学是由16世纪的法国数学家韦达确立的。他於1591年出版了《分析方法入门》，对代数学加以系统的整理，第一次自觉地使用字母来表示未知数和已知数。韦达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论方程的识别与订正中，改进了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还建立了二次和三次方程方程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现代称之为韦达定理。 三角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德国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的《论各种三角形》是欧洲第一部独立於天文学的三角学著作。书中对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还有很精密的三角函数表。哥白尼的学生雷蒂库斯在重新定义三角函数的基础上，制作了更多精密的三角函数表。

物理学

在物理学方面，伽利略通过多次实验发现了落体、抛物体和振摆三大定律，使人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他的学生托里拆利经过实验证明了空气压力，发明了水银柱气压计。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尔发现液体和气体中压力的传播定律。英国科学家波义耳发现气体压力定律。

生理学和医学

比利时医生维萨留斯发表《人体结构》一书，对盖伦的“三位一体”学说提出挑战。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系统，证明血液从右心室流向肺部，通过曲折路线到达左心室。英国解剖学家哈维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实验，发表《心血运动论》等论著，系统阐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和心脏的工作原理。他指出，心脏是血液运动的中心和动力的来源。这一重大发现使他成为近代生理学的鼻祖。

“地理大发现”

航海技术产生了一次革命性地飞跃，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探险家们开始了一系列远程航海活动。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在地理方面的发现，为地圆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印刷术在欧洲的再发现，以及从东方传过来的造纸、指南针、火药（中国的四大发明），促使科学思想的迅速传播。

文学

各地的作家都开始使用自己的方言而非拉丁语进行文学创作，带动了大众文学，替各种语言注入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散文、民谣和戏剧等。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出现了“文坛三杰”。但丁一生写下了许多学术著作和诗歌，其中著名的是《新生》和《神曲》。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的鼻祖，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第一个发出复兴古典文化的号召，提出以“人学”反对“神学”。彼特拉克主要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代表作是抒情十四行诗诗集《歌集》。薄伽丘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是他的代表作。

在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明显地形成两派，一是以“七星诗社”为代表的贵族派，二是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民主派。“七星诗社”以龙沙和杜贝莱为代表，在语言和诗歌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最早提出统一民族语言的主张，促进了法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然而，他们排斥民间诗歌，只为少数贵族服务。拉伯雷是继薄伽丘之后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是法国文艺复兴民主派的代表。他用20年时间创作的《巨人传》是一部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欧洲文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英国，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和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1516年他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作品。莎士比亚是天才的戏剧家和诗人，他同荷马、但丁、歌德一起，被誉为欧洲划时代的四大作家。他的的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丰富精炼，人物个性突出，集中地代表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在西班牙，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塞万提斯和维加。塞万提斯是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诗人。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其中以长篇讽刺小说《堂·吉诃德》最著名，它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维加是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被誉为“西班牙戏剧之父”。 他是世界上罕见的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两千多个剧本，留传至今的有600多个，有宗教剧、历史剧、神话剧、袍剑剧、牧歌剧等多种形式，深刻反映了西班牙的社会现实，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羊泉村》。

文艺复兴建筑是在公元14世纪在意大利随着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而诞生的建筑风格。基于对中世纪神权至上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肯定，建筑师希望借助古典的比例来重新塑造理想中古典社会的协调秩序。所以一般而言文艺复兴的建筑是讲究秩序和比例的，拥有严谨的立面和平面构图以及从古典建筑中继承下来的柱式系统。

特色

对建筑的比例有强烈的追求，例如必须是3和2的倍数

使用对称的形状，集中式

恢复“自然”，以尺规作图制图，以圆形和正方形为主

反对哥德式建筑

义大利与其代表人物

义大利佛罗伦萨作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在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各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佛罗伦萨著名的美弟奇家族是当时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

著名的文艺复兴三杰全部诞生在意大利。

代表人物：

诗人：但丁、彼特拉克；

作家：薄伽丘、马基雅维利;

画家：乔托、波提切利、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提香；

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建筑师：伯鲁涅列斯基；

音乐家：帕莱斯特里那、拉索等。

西班牙与其代表人物

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初西班牙文艺复兴进入“黄金时期”，在小说和戏剧方面成绩显著。

代表人物：作家塞万提斯、戏剧家洛卜·德·维加

德国与其代表人物

在德国：主要成就则表现在宗教改革、农民战争、讽刺文学以及科学技术发明等方面。

代表人物：马丁·路德、丢勒等。

法国与其代表人物

在法国：自由思想和怀疑思想相当发达。

代表人物：散文家：蒙田、小说家：拉伯雷等。

英国与其代表人物

在英国：诗歌和戏剧空前的繁荣。

代表人物：作家莎士比亚等。

文艺复兴的重要意义

有好一段时间，文艺复兴被认为是简单地恢复了古典文化。其实，文艺复兴并不是真正要“恢复”古典的文化，而是借此抨击当时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新的文化，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体系造舆论。

文艺复兴是一次逐渐发展的时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和事件。但文艺复兴使当时的人们思想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宗教改革和激烈的宗教战争。后来的启蒙运动以文艺复兴为自己的榜样。19世纪的历史学家认为后来的科学发展、地理大发现、民族国家的诞生都是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前提。文艺复兴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前奏曲。

关于文艺复兴的不同意见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在1855年为法国历史学家Michelet首次提出，用以概括16世纪时“对世界与人类的探索”;自此以后历史学家们就对它的解释有很多不同意见。

大部分观点认为文艺复兴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然后向整个欧洲扩展。文艺复兴代表了西方和古代（中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化连接，是对阿拉伯人的知识（尤其是数学知识）的吸收。文艺复兴使人们开始专注于现世生活质量（如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同时也是知识由于印刷和在艺术，诗歌，建筑等领域新技术的应用而导致的知识爆炸。这些新技术引起了艺术和文学在格式和内容上根本的变化。这个时期，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交流和探索的兴起，文艺复兴代表了欧洲从很长时期的一潭死水转变成了汹涌的江河。因此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常常认为是现代开端。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在艺术，文学还有哲学等方面的“类革命”（pseudo-revolution ）。这些变化仅仅影响了为数很小的富有的少数人，而欧洲人口的大部分的生活相对于中世纪基本没有改变。因此他们不承认文艺复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文艺复兴代表了理性思考和思想的巨大变化，而不是物质上的巨大变化。或许，对于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观点是那些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一个与中世纪彻底决裂的时代。

Johan Huizinga (1872–1945)承认文艺复兴，但是质疑它是否带来有益的变化。他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从中世纪衰落的时代，并且毁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例如，那时在教会和其他一些人使用的拉丁语，从古典时代以来获得了很大发展，是一个活着的语言。但是，文艺复兴中痴迷于古典纯洁性的人们认为拉丁语与它的古典形式相抵触，于是拉丁语的自然进化停止了。Robert S Lopez 认为文艺复兴是一个经济萧条时期。 然而George Sarton 和 Lynn Thorndike 认为文艺复兴使科学的进步速度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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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最初产生在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与俄国，此外，荷兰、比利时等国也有波及。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

从字面上讲，启蒙运动就是启迪蒙昧，反对愚昧主义，提倡普及文化教育的运动。但就其精神实质上看，它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并非单纯是文学运动。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直接为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启蒙思想家们从人文主义者手里把反封建、反教会的旗帜接过来，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从而提出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沦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他们就用这些思想启发教育群众，去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上述的这种思想，称为启蒙思潮，宣传这种思想的话动，就称为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既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 会斗争的继续和深化，也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阶段。如果将它同文艺复兴运动作一比较，那就更为清楚了。首先，从反封建方面说，文艺复兴运动的反封建，主要是反对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要求建立民族统一的君主专制政 体，以便在王权保护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在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进一步提出要求获得政权，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艺复兴时代的反封建侧重于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范畴；而启蒙运动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方面。

其次，从反教会方面说，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揭露中世纪天主教会的贪污腐化，谴责修道院戕害人性的罪恶，要求进行宗教改革，废除烦琐的宗教仪式，提倡比较简便的礼仪。在启蒙运动时，由于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在反教会方面就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为彻底，它已把反教会提高到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高度。

再次，从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上说，文艺复兴时代强调的是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到了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重点，就转移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由于启蒙运动具有政治思想革命运动的性质，因此启蒙运动的参加者决不限于文学家。除法国的盂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等等，均属启蒙思想家的行列。

还有，从文艺的风格和方法上说，启蒙时期的现实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的继续，但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征不在于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不在于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在于具有更多的政论性，作家们都有意识地把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贯穿在文学作品之中。这些启蒙著作，成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精神武器，是传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百科全书"。作品中的语言不是诗化，而是流畅的雄辩的政论性散文，富有逻辑性，启发性和战斗性。有些作品，由于哲学意义的深刻、强烈，使它们变成小说化了的哲学沦文。启蒙作家的作品都具有纯理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