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宦 （23）

没能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并未把此事放在心上。残烛之年，讲究个清净。与世不争，内心清净；与人不争，心胸豁达。要名分有什么用？名分是个包袱。包袱越大，肩上责任就越重。名分在外，无数双眼睛盯着你。事情做好了，分内之事。事情做不好，就让居心叵测之人有了可乘之机，诬陷你、弹劾你。

太阳高高升起，耀眼的光芒普照大地。王安还在床上躺着，微微闭目。他在沉思，思忖着内廷的局势，思忖着大明王朝的将来。客氏和魏忠贤，正一步一步地渗透宫中的权力机构。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当今圣上绝非庸俗之辈，外廷有刘一璟、韩癀、孙如游等正直大臣，龌龊小人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大明王朝的危机在辽东，萨尔浒一战失败，大明的战略攻势转为战略防守，朝廷在辽东的军费支出日益剧增，深陷战争泥淖不能自拔。财政消耗最终分摊到劳苦大众身上，倘若遇上灾荒年，后果不堪设想。

“公公，该喝药了。”

小太监端药立在床前，王安才回过神来。“放在桌上吧。”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自古以来，君子斗不过小人。君子行事是侠义的，总认为世界上没有坏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用侠义可以感化任何人。小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仁义道德对小人来讲，根本起不到约束的作用。

王体乾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后，魏忠贤控制了人事任免权。若要权力牢固，必须培养自己的人。魏忠贤物色了一批能人，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听任于魏忠贤的梁栋、诸栋、史宾、裴升、张文远，被擢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成了魏忠贤的内府，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成了魏忠贤的幕僚，魏忠贤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是个文盲了。

客氏不止一次地催促魏忠贤：“什么时候对王安动手？”

“不急，等待时机。”

天启元年七月，辽东局势紧张，天启皇帝忙于国事，无心打理日常的琐事。天启皇帝让司礼监暂时自行处理一些不重要的奏疏，拿不定主意的奏疏再呈上来。司礼监被赋予这样的权力，无疑是给魏忠贤除掉王安提供了契机。

霍维华获得了不少好处，越发对魏忠贤恭维。受魏忠贤指使，霍维华上书弹劾王安，说王安是汉奸，勾结关外的鞑子。纯粹是无中生有，王安病恹恹的样子，哪里有精力去干卖国求荣的蠢事？

王安派人找魏忠贤说情，他认为自己曾是魏忠贤的主子，又三番五次地救过魏忠贤的命，魏忠贤总要卖他的人情。魏忠贤嘴上答应王安，一定要彻查，还老主子的清白，暗地里又指使“诸阉盗宝”的刘朝、田诏等上疏，为“盗宝”一案辩冤。陈年旧事翻出来，篡改当事人的口供，歪曲事实，刘朝、田诏成了蒙冤受害者。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权力面前，没有固定的答案。

魏忠贤矫诏，以王安滥用职权、勾结鞑子为由，革除了王安的大小职务，发配到南海子做最低等的“净军”，看守围墙和附近的商铺。

遭受如此大的陷害，王安也能看得开，心平气和地去了南海子。王安没有上疏为自己伸冤，他想着魏忠贤只不过觉得他在宫中碍眼，不至于对他痛下杀手，把他发配到南海子，是念在老主子的情份给他留了一条后路。他老了，活着的日子要用天来数了。看守的工作挺好，呼吸远离争斗的自由空气，岂不畅快！

王安到了南海子后，刚开始还有一批忠心的旧属跟着，照顾一下他的起居。

日子没过多久，客氏得知王安在南海子的生活特别惬意，她气急败坏地问魏忠贤：“为什么还留王安潇洒地活在世上？”

魏忠贤说：“王安已经丧失了权力，且年老体弱，对我们构不成威胁，没有必要杀死他。”

“哼，妇人之仁，”客氏乜斜魏忠贤，“妇人之仁难成事，难道你不晓得景帝朱祁钰的下场吗？”

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射出去的箭镞，永远别想着回头。

魏忠贤授意南海子提督太监宋晋，找个机会杀掉王安。宋晋是个正直的人，菩萨心肠，哪里干得出害人性命之事？宋晋非但没有伤害王安，还悄悄地把魏忠贤的授意透露给王安。

“逃吧！留下唯有等死，倒不如逃匿山林，隐姓埋名，方得善终。”旧属建议道。

王安摇了摇头。他自幼生长在皇宫，对皇宫的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感情，自然不愿意离开京城。

魏忠贤见宋晋迟迟不肯动手，索性撤掉宋晋，把盗宝案中被王安修理过的刘朝调到南海子去管事。

刘朝当初挨了五十大棍，险些殒命，他对王安恨之入骨。盗宝案中，他的几个哥们儿被王安处死，他和田诏等人运气好，侥幸脱罪。小人复仇，不把仇人弄死不罢休。

刘朝到任的第一件事，遣散了王安的随从，并且禁止王安和外界联系。王安成了瓮中之鳖，只得任由其摆布。可怜的三朝老臣，从此落入暗无天日的境地。不是被派到某园劳动，就是被派到某商铺干活。整日从事着一刻也不能停歇的体力劳动，关键是还不给饭吃。刘朝就是想活活折磨死王安。

附近的百姓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送王安一块糕、一张饼，但是有一回被监视者发现，送食物的百姓遭到一顿鞭笞，监视者还加强了对王安的监视。

王安一连几日得不到食物充饥，饿得不行，趁监视者不注意，偷偷拔篱笆下的萝卜，藏进衣服里，晚上躲在房间内狼吞虎咽。就这样，又过了数日，王安还没死。

刘朝等不及了，为了尽快向魏忠贤表功，于天启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用了卑鄙的手段将王安杀死。这天，王安被遣到一个偏僻的院落扫地。院落无人居住，杂草丛生，王安满头雾水，怎么让他来此扫地？他问监视者安排到此为何意？监视者邪恶地笑了，“等会你就知道了，哈哈……”

监视者离开，从外面锁住了院门。王安的心悬着，预测到自己命不久矣。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将会死得何等凄惨。

院门打开了，从门外扑进来几条饿狗，凶残地朝王安扑过来。可怜的正直老臣，活活被狗咬死，场面不忍睹目。

王安死了！王安名下的一干太监，惠进皋、曹化淳、王裕民、杨公春等，也受到株连。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发配到南京鼓楼打更。王安手下的忠心旧属，则被魏忠贤一个不留的尽数害死。

魏忠贤得意道：“杀人必须斩草除根，否则后患无穷。”

对于王安被整死，天启皇帝一直不知内情。就算天启皇帝再糊涂，决不会把王安发配到南海子。王安死后的某一天，天启皇帝突然想起他来。天启皇帝询问客氏，王安最近身体是否安恙？客氏吞吞吐吐地回复道，王安已经病故。天启皇帝倍感心痛，命令魏忠贤重金体恤王安的家人。魏忠贤唯唯诺诺地点头同意，压根没去执行。王安就这样从历史的舞台谢幕。

王安一死，魏忠贤才意识到客氏的远见，内廷的敌手被摆平了。无敌便是寂寞，寂寞比什么都可怕，得找些事情做。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扬眉吐气的日子来临啦！

魏忠贤回忆着自己的前半生，饱受摧残与折磨，尤其刚入宫的那段日子，不堪回首。说起不堪回首的日子，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四川之行了，原本以为跑到四川可以跟着邱承云捞点好处，谁曾想被徐贵先告了状，害得他差点死在异乡。想到徐贵，魏忠贤的牙恨得直痒痒，他随便找个名目，把徐贵杀掉了。

人一旦杀人，就不会停下来，也不愿意停下来，杀一人和杀无数人同为杀人，杀多杀少，都是造孽。魏忠贤开了杀端，就不会停手，更不会停手，杀人是打败敌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天启元年八月，朝廷撤销全国矿税，矿税总监邱承云也因此回了京城。时光荏苒，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年的小人物，如今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邱承云是个明白人，在未动身返京之前，给魏忠贤写了一封阿谀的书信，以表忠心。

在邱承云返京的当日，魏忠贤派了一个外司房的太监李茂春去南郊迎接。邱承云顺手赏了李茂春三十两银子。

魏忠贤听说邱承云赏了李茂春三十两银子，老泪纵横，悲恸地说：“当年我在四川被他打发回京，他仅仅给了我十两路费！现在随便一赏，就是我当年的三倍。”

赏三十两银子的事情，其实很容易理解。其一，社会发展，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主观因素；其二，此时的魏忠贤已非彼时的魏忠贤，邱承云赏魏忠贤派来的人，客观上讲，赏少了不够诚意。然而时过不久，邱承云死在了魏忠贤手里。

人的性格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咱们都知道在土木堡之变中，明军数万主力军全军覆没，扈从上百位文武官员也陪葬于此。

当然，造成土木堡惨败的罪魁祸首，司礼监太监王振也葬身于此，算是恶有恶报了。

但关键的问题是，王振是怎么死在土木堡的呢？他到底是死在谁手里了呢？

1、流传最广的樊忠锤死说

在零几年的初中 历史 书教科上，就讲述的有土木堡之变时，护卫将军樊忠知道大势已去。于是举起战锤将王振砸死，并且说出他那一句名言：“ 我为天下杀此贼！ ”

按说有教课书站台的话，那权宦王振指定是被樊忠干掉了，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但我在查找《明英宗实录》《明史》后，发现里面压根没有樊忠的记载。别说是樊忠怒锤王振了，就连樊忠这个名字都不存在。

这看的我是心头一惊。

奇怪不奇怪？《明英宗实录》是明朝钦定的正史；《明史》是清朝钦定的正史。

这么经典的锄奸行动，明清两部重头史书，居然都心有灵犀的没有记载。

那樊忠锤爆王振的说法，到底是出自哪里呢？

这种说法还真不是出自官方，而是出自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方志史学家何乔远的著作。何乔远在万历年间，曾担任过礼部的中级官员，一生文章等身著作颇丰。

其在代表作《名山藏》中载：

“（土木堡之变时） 护卫将军樊忠者，安州人，从上旁以所持瓜捶死振，护驾突围，复棰死虏百余人，死之。 ”

《名山藏》是一部私人编撰的纪传体史书。 这应该是樊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资料中 ，而且故事与后世传颂的一样。

土木堡之战时，眼见大势已去，护卫将军樊忠手持瓜锤，在经过明英宗身边时，把王振给砸个脑门开花。 樊忠这瓜锤砸的，怎么看怎么有偷袭的意思，不是那么的大义凛然。

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樊忠，还没有配上那句著名的杀贼口号。

但这已经勾勒出原型了：尔后樊忠护驾突围，一口气锤死一百多个瓦剌兵，最后才慷慨战死。

至于何乔远编撰这段故事时，是否参考了其他类似的资料，那就不得而知了。

那樊忠那句震人心魄的口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最早出自顺治年间，清代史学家谷应泰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樊忠第一次说上了台词：

“ 八月，师溃于土木，帝北狩。护卫将军樊忠者，从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曰：“吾为天下诛此贼！”遂突围杀数十人，死之。 ”

其后樊忠锤死王振的故事彻底成型，不但有经典场景，而且配上了经典台词。

比如清代康熙年间，史学家姚之骃编撰的《元明事类钞》，就收集有“为世诛贼”的典故：

“ 王振挟帝亲征，师溃于土木，帝北狩。将军樊忠从帝旁，以所持锤，捶死振曰：“吾为天下诛此贼！ ”

而且明确指出，来源就是《明史纪事本末》，然后此说就越传越广了。

清代人补录的明朝才子杨慎的《廿一史弹词》，清朝康熙时创作 历史 小说《历代兴衰演义》《林兰香》等，基本上都采用了此说，演绎出樊忠锤杀奸贼的场景。

可问题是，王振真的是被樊忠锤死的吗？正史又是给出了什么说法呢？

2、最有可能死于乱军之中

土木堡惨败之时，明军处于异常混乱的状态，随从的文武官员，基本全部被瓦剌兵杀死。

那王振应该也是这个下场。

《明史·王振传》载：“ 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 ”

这里明确说王振被乱兵所杀，至于是被明军所杀，还是被瓦剌兵所杀，那就不清楚了。

反正是被乱军所杀了，多半就是被瓦剌兵杀了，毕竟明军不是忙着逃命，就是跪地受死。

没人有心情去杀王振。

《明史》的诞生远远晚于《明史纪事本末》，但是并没有采用樊忠锤杀说，显然官方觉得不靠谱。

那作为《明史》蓝本的《明英宗实录》，是怎么说王振之死呢？说得也是很模糊：

“ 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 。”

《明英宗实录》是支持乱军杀死说的，因为《实录》明确说是瓦剌冲杀过来后，明英宗当时就被俘虏了。 一直陪侍在朱祁镇身边的宦官，只有喜宁一个侥幸逃生，王振等人全部被杀。

这里多半就是被瓦剌所杀。

而且英宗朝的史官刘定之，在最早系统记录土木堡经过的《否泰录》中，明确记载瓦剌杀入中军的过程：

“ 虏丛入中军，宦侍、虎贯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虏拥以去。 ”

瓦剌兵突破明军脆弱的外围后，直接就冲入朱祁镇所在的中军了， 朱祁镇身边的“宦侍”太监们，被瓦剌骑兵射的像刺猬一样。 然后朱祁镇趁机突围，结果不能杀出去，直接被瓦剌兵俘虏。

结合《明实录》中英宗被俘时，只有喜宁一个太监随行，可以推断这些被射死的太监中，必然就有王振了。

《否泰录》的可信度是极高的，因为撰写的时候离土木堡之变没几年，而且刘定之询问过，亲身经历事变的袁彬、哈铭等人，这些都是很难得的一手资料。

而亲身经历土木堡惨败，并且侥幸逃出生天的文官李贤、锦衣卫校尉袁彬、使者哈铭等人，在各自所著记录实况的《天顺日录》《北征事迹》《正统临戎录》等， 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中，全部没有提及樊忠杀王振的事。

尤其是哈铭的《正统临戎录》，他一直陪侍在朱祁镇身边，记录有朱祁镇口述的惨败经历，著名英宗被俘时灵魂四问：

“ 你是也先么？你是伯颜帖木儿么？你是赛刊王么？你是大同王么？ ”

（朱祁镇原话，其实明朝说话基本都是大白话，只不过写出来又成文言文了）

就是出自这里。

朱祁镇口述被俘的情形是这样的：“ 也先来将我营乱了。我下马，蟠膝面向南坐。有一达子（指瓦剌兵）来剥我衣甲，我不服他剥，达子要伤害我。 ”

朱祁镇被俘的时候，就是孤身一个，他自己坐在地上等死了，身边一个太监都没有。那指定是被瓦剌兵杀光了。 而且多半是朱祁镇，亲眼看着王振被瓦剌兵干掉的。

要不然朱祁镇能不提王振的事？

朱祁镇被俘后，出使瓦剌去迎接他的礼部右侍郎李实，在自己所著的《北使录》中，记载有他与朱祁镇总结教训的对话。

朱祁镇承认：“ 不意被留在此，实因王振、陈友、马清、马云所陷。 ”自己能被瓦剌俘虏，的确是王振这几个货不干好事。但您主意朱祁镇总结的祸首排名，王振是排在陈友前面的。

后文说到喜宁这个叛徒被除掉时，朱祁镇高兴的嘱托李实：“ 喜宁既凌迟了，陈友等不要饶他。 ”

这里又变成陈友打头阵了，那就只能说明王振的确被瓦剌杀了，所以不再惩办清算之列了。

而据明朝宪宗年间，长乐知县黄瑜所著的《双槐岁钞》载，朱祁镇的确看见王振被瓦剌杀了：

“ 振为虏所杀，朕亲见之！ ”

这可以跟上边的推测照应，至于黄瑜说法的出处，或者他所参考的资料，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基本断定，王振就是被瓦剌兵干掉了。

3、朱祁镇钦定的王振自刎说

本来嘛，按照诸多第一手史料推测，王振应该就是被瓦剌干掉的。

但是朱祁镇在复辟后，偏偏不承认这个说法，而是硬生生的杜撰出：王振自刎说。

明英宗复辟的第一年，就下旨为王振翻案：

“ 振恭勤事上，端谨持身，左右赞襄，始终一德，陷没土木，岁久未沐招葬。 ”

于是下诏恢复王振的原官职，用香木雕刻出王振的样子，借此为他招魂厚葬。而且还在智华寺塑像祭祀，而且敕赐额曰旌忠祠。

朱祁镇觉得这样还不过瘾，还亲自写了一篇碑文——《皇明恩典》，现在一般称为《明英宗谕祭王振碑》。

在明英宗亲自操刀的碑文里，他是这么为王振之死定性的：

“ 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 ”

朱祁镇说斩钉截铁的说王振是拔刀自刎了。

当然这肯定不是实情，这只是给王振留个体面，因为上面朱祁镇自己说了，他亲眼看见王振被杀了。

而他之所以出面作证，说王振是被瓦剌所杀，是因为土木堡之变后，有言官弹劾王振说：

“ 今陷虏中，反为虏用。 ”

也就是王振被瓦剌俘虏后，就成了瓦剌的舔狗，这应该是“抹黑”了。

他们想说的可能是喜宁。

后来这个乌龙还闹得挺大，据《明实录》载，朱祁钰在午门当代理皇帝时，群臣气氛的上奏清算王振一党。而且特意提到：

“ 复恐此贼潜匿偷生，乞令诸司缉捕得获，万锉其尸以伸天下之愤，以释神人之怒 。”

他们确实怀疑王振没死，而是担心他潜逃存命，所以要提前下通缉令，抓住就碎尸万段。

所以才有了朱祁镇复辟后，现身说法自己亲眼看见王振战死的事，为王振投敌的污名辩白。

当然，朱祁镇觉得王振被瓦剌所杀，还是不够高大上，所以干脆自我了断，省的被杀受辱了。

王振自杀说的可信程度，基本等同于樊忠锤杀说了，一个是过褒，一个是太贬。

还是死于瓦剌乱军最切合实际。

（一家之言，求同存异，感谢你的阅读）

童贯战败后又重振旗鼓与宋江等人再战，最后，童贯等人被宋江手下的梁山好汉杀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童贯（1054年-1126年），字道夫（一作道辅），开封人，北宋权宦，“六贼”之一，性巧媚。

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京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宣和四年，攻辽失败，乞金兵代取燕京，以百万贯赎燕京等空城而回，侈言恢复之功。

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他由太原逃至开封，随徽宗南逃。宋钦宗即位，童贯被处死。

童贯握兵权二十年，权倾一时，发号施令超过了皇帝的制敕。曾有人弹劾他，宋徽宗命方劭去调查，方劭的一举一动都被童贯侦得，他先到宋徽宗那告状，并陷害方劭，方劭反而获罪被处死。

童贯体貌魁梧，穿戴讲究，腮下生有胡须，皮骨坚硬如铁，不像宦官。他有度量，能散发财物。后宫中从妃嫔以下他都用财物结纳，每天都能听到后宫中人称赞他的话。他恩宠显赫，门庭若市，岳牧、辅弼多出自他的门下，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达数百人。他极尽邪恶，招致祸乱，天下遭殃，即使把他剁成肉酱也不能抵偿他的罪责。

一、《法门寺》的困扰

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看过晋剧折子戏《拾玉镯》，那是太原市戏曲学校大班毕业汇报演出的曲目之一。

《拾玉镯》的剧情是这样的：明朝，陕西孙家庄少女孙玉姣坐在门前绣花，被富家子弟傅朋看见。傅朋见孙玉娇貌美，有爱慕之情，便借买鸡为名，和孙玉姣搭话。傅朋潇洒多情也打动了孙玉姣。他们互相倾心，但束于礼教，不便当面明言，于是傅朋故意将玉镯掷地，假作失落，料玉娇会拾去，果然玉娇含羞地拾了起来，表示愿意接受傅朋的情意。两个人的心愿都被刘媒婆看出了，她便出头来撮合这件好事，完成了这幕喜剧。

当时的主角儿花旦田桂兰和小生郭彩萍，还都是豆蔻年华的小女孩，她们一个扮演的孙玉娇，一个扮演傅朋。那天，大拿的父亲与我父亲坐在一起，我坐在父亲身后的一排。席间，刘叔叔不时地给我父亲讲解：看她羞涩、不好意思，可是又欲罢不能、犹豫矛盾的心态…… 我侧耳听着，同时看着台上细腻生动的表演，好似懂了那么一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市京剧团到太原演出京剧《法门寺》，我随父亲去观赏。《法门寺》与《拾玉镯》是连本戏，故事情节相连贯。剧情是：明朝正德年间，傅朋到孙家庄孙寡妇家买鸡，看上孙的女儿孙玉姣，遗下玉镯为信物，孙玉娇拾起。刘媒婆在旁窥见，讨去孙的绣鞋，为其说媒。绣鞋被其子恶棍刘彪偷去，在大街讹诈傅朋，被刘公道拦挡。刘彪不忿，欲当晚行凶。误将孙玉姣房中孙的舅父舅母杀死，将人头丢在刘公道院中。刘公道派宋国士之子宋兴儿掩埋，又怕宋兴儿泄露为其惹来祸事，就将宋兴儿杀死在井内。案发。郿坞县令赵廉根据绣鞋线索将傅朋缉拿到案，傅被屈打成招。宋兴之父宋国士控告，也被押入狱。宋国士之女宋巧姣自幼许配傅朋为妻，尚未过门。不服县令判决。她灌醉刘媒婆，得知事实原委。萌生越级拦轿喊冤想法。

皇太后要到佛门上香朝拜。命太监总管刘瑾操办。刘瑾将任务交贴心跟班贾桂具体安排。这日，太后进香队伍来到《法门寺》外，听到年轻女子宋巧姣拦轿喊冤，问明缘由，太后命刘瑾审理。进香结束，刘瑾唤郿坞县令赵廉当堂问案，在佛殿中，巧姣将前因后事细说一遍，刘瑾对质案情，发现疑点多多，一时兴起又为太后所嘱，命赵廉复查此案，并发银五十两给宋巧姣回家听候消息。赵廉此时恍然大悟，并抓到刘公道等一干人犯审问明白。最后，刘瑾将一干人犯处决，并撮合傅朋、孙玉姣完婚，好像太后认宋巧姣为干女儿（我记忆不清结尾了）。

京剧《法门寺》，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是生、旦、净、丑各展所长的合作戏。是有名的群戏。那天演出的角儿都是全国顶尖一流的京剧著名演员，但是是些谁人我却全不记得。只是有几点很深的印象：一是感到孙玉娇年纪偏大一些（不怪她们，文 哥把演员的青春都耽误了），不如当年田桂兰们情窦初开那样的芳龄吻合；二是刘瑾与下人贾桂的一段京腔对话：“贾桂：咋。咱们爷这个脸露的不小。刘瑾：咱爷们这笏部可够瞧了吧。贾桂：本来够瞧的。刘瑾：太后老佛爷要上法门寺拈香，銮驾备齐了没有？贾桂：齐备多时。刘瑾：候着。待咱家请驾。贾桂：咋。刘瑾：得啦，别磕啦！哈哈哈！说是县太爷！桂儿呀！你看他们三人打扮起来好象一堂供花似的！……”道白用的是纯粹地道的北京话，京腔京调，油腔滑调的，简直啦！三是贾桂用大白京腔在佛殿念了一大段状子，几乎是一口气念了下来，又快又长又均匀吐字又清晰，听得我都替他憋气，念完全场掌声大作！……

我不懂戏曲，对戏曲的兴趣也不大，可是戏看完了，我却有了疑问。一直想搞清楚：刘瑾不是个很坏的太监吗？这里刘瑾为什么要做好事。

二、刘瑾其人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生于明朝景泰年间，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改姓刘，再净身入宫当了宦官，直到1487年期间，刘瑾在宫中一直是个普通的没有任何权势宦官。

弘治年间，刘瑾37岁时掌管教坊司出错而获罪，被打发去侍奉太子朱厚照。孝宗朱佑樘有两个儿子，一个早夭，只剩下太子朱厚照。朱佑樘对他百般宠爱、溺爱。于是，朱厚照自小顽劣，不喜读书学习，只亲近哄他开心的太监。刘瑾善于哄顾，得到了朱厚照的喜欢和信任。

公元1505年，朱佑樘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这一年，刘瑾56岁。朱厚照即位后，即重用自己信得过的刘瑾和另外几个出自东宫的太监，合称“八虎”。 他们是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也称为“八党”。初期刘瑾只排列第七。

朱厚照将京城内‘五千营’的指挥权交给刘瑾。五千营负责操练天子亲卫，同时还负责火器的使用，相当于护卫明朝皇帝的最核心力量。刘瑾天天进献鹰犬、歌舞、角抵等戏法、玩艺，又常常引诱武宗“微服”出宫游玩，向明武宗邀宠；并怂恿朱厚照在京城周边广置“皇庄”，达三百多所，夺人土地，侵民害物，从民间捞钱；还要那些在外监军的宦官每人上交“万金”的“承包费”。看到几个太监怂恿皇帝做坏事，朝中大臣担心，于是整个文官集团向朱厚照施压，六部九卿纷纷上奏弹劾，要求处死八虎。16岁的朱厚照看到奏章，都被吓哭了。

刘瑾作为年长者，狡黠地告诉朱厚照，文官们是想来个下马威，要架空皇帝。朱厚照听后大怒，把众人贬往南京充军，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一夜间局势大变。

文官集团遭受重创，刘瑾开始迅速在一些重要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人手。他专作威福，把亲信宦官派往各边塞镇守；他一次提升官校达一千五百六十余人；还传圣旨给数百人授予锦衣官；逐渐成了当朝权宦。从东宫太子府上陪太子玩乐的底层宦官，到权倾朝野手握大权的权宦，刘瑾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每次奏事，刘瑾总是趁明武宗正在玩游戏的时候。明武宗心烦，挥手让他走开：“我用你干什么？别来打扰我！”从此刘瑾便独断专行，不再汇报明武宗。

刘瑾得志后，日益嚣张。他吹毛求疵地挑官员们的细微过失，四处派出校尉，远近侦探，不许别人相救说情，当时，自公侯、勋臣、外戚以下，都不敢与他分庭抗礼，每次私下谒见刘瑾，都相继跪拜。大臣的奏章要写两份，先具红皮揭帖投给刘瑾，称红本，然后交通政司称白本，再转给皇帝。章奏都得称他为刘太监而不书其名。

刘瑾没文化，批答章奏文书，都要拿回家中，与妹夫等一起商议决定，辞句粗俗冗长，内阁大学士焦芳焦芳则到刘瑾家中去为他们润色。

刘瑾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乘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之机，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五千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借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

当时东厂、西厂侦缉人员四出，道路上人心惶惶。刘瑾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上，又建立特务组织“内行厂”，监督官吏和百姓，制造恐怖气氛，借法律细微之处伤人，尤为残酷。

注意：他还把在京城客居和当佣工的人全部驱逐出去，令寡妇全部再嫁，停殡还不下葬的将其焚烧掉，以致京城纷扰，几乎酿出祸乱。

他急于索贿，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还更改旧制，命令天下巡抚入京接受敕令，给他献贿。后来，他的党徒张彩向他建议：“如今天下所馈送给您的，并不都是私财。他们往往先在京师借贷，回去后再拿府库金钱来偿还。您何必敛怨恨而遗下祸患呢？”刘瑾听懂了，赞同他的意见。正好御史等十余人照老规矩来献贿，刘瑾把他们全部揭发治了罪。

他又派给事中、御史十四人分道巡察，有关官员争相聚敛钱财填补府库。派出的人都迎合刘瑾的心意，专务打击，他们弹劾了尚书以下数十人。

在地位上面，他也是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人们“只知有太监，不知有天子”。北京城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朱皇帝”、“刘皇帝”；或者叫“坐皇帝”（武宗）、“立皇帝”（刘瑾），可谓风光无限。他的财富急剧累计，成了当时的世界首富。2001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他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

刘瑾打压文官集团上位，众多大臣们对他恨之入骨，这是与和文官集团的矛盾。他本人此时虽然是权力最大的宦官，但同时，宦官集团内部有很多人嫉妒他、不服他，这是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就是皇帝朱厚照本人，也开始感觉到了他对权利的威胁。同时被这三股政治力量抛弃，刘瑾的日子到了。

正德五年，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的太监张永达成了共识，决定联手除掉刘瑾。此时杨一清代表的是整个文官集团。而张永代表的是与刘瑾站在对立面的宦官集团。

张永向朱厚照揭发了刘瑾的诸多罪状，一共有十七条大罪。其中，尤以谋反罪名最大。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事发突然，刘瑾来不及转移家产，从他家中查出黄金多达250万两，白银5000万余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当中，发现了两把隐藏的匕首（有人分析此物证有点像栽脏）。刘瑾坐实了贪污、谋反等诸多罪名，武宗下诏将刘瑾凌迟处死，这一年，刘瑾60岁。距离朱厚照即位，刘瑾开始掌权，仅仅过去了不到五年时间。

据史书记载，刘瑾被凌迟的时候，第一天就被割了357刀，然后吃下了人生的最后一顿饭：两碗粥。第二天再次行刑的时，刘瑾开始当众说出很多朝中的秘密，随即被刽子手堵住嘴巴。不久即疼死。刘瑾死后，围观的百姓蜂拥而至，将他的肉抢走食之，告慰那些被他迫害而死的人。这样的死法，凄惨至极。

三、释疑解惑

上世纪八十年代观赏《法门寺》以后，我翻阅了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明朝宦官》、《中国戏剧史》以及“徽班进京二百年纪念文集”等等的书刊资料，甚至通过恩师、长兄郭士星借到一簿山西中路梆子《法门寺》手抄稿本作参考（据说此稿本抄录自清末手抄本，这簿稿抄本现在应该还在我这里，就是不知道塞到哪个箱柜里了）。

虽然浏览了一堆资料，做了一沓子笔记，终因那时年轻事繁，忙于奔波生计，沉不下心来，加之功力浅显，也摸不着头绪，疑惑搁置于一边了，过目的历史与戏曲知识，到现在也记不得许多了，总归是对戏剧兴趣不大所致吧。现在可好，有了闲暇时间，有了网络海量的资源，可以释疑解惑。

京剧的发展，就是博采吸呐、兼收并蓄的过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秦腔艺人魏长生由四川进京后，他所在双庆班被誉为“京都第一”。自此，京腔开始衰微，京腔班底纷纷搭入秦腔班谋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以魏长生的表演有伤风化，明令禁止秦腔在京城演出，将魏长生逐出京城。程长庚“徽班进京”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京城以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的名声最盛。“四大徽班”除演唱徽调外，昆腔吹腔、四平调、梆子腔亦用，可谓诸腔并奏。在表演艺术上广征博采，吸取诸家剧种之长，融于徽戏之中。兼之演出阵容齐整，上演的剧目丰富，受到京城观众欢迎。自魏长生被迫离京，秦腔不振，秦腔艺人为了生计，纷纷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过程中，徽班广泛取纳秦腔的演唱、表演之精和大量的剧本移植，为徽戏艺术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京剧是融会贯通地汲取秦腔、徽剧和汉剧等剧种的艺术精华逐渐发展成熟的。

那么，《法门寺》是如何衍变的呢？

经查得京剧《拾玉镯》等剧目在下述资料中有载：京剧《拾玉镯》（《戏考》第十六册）、《法门寺》（《戏考》第五册）、《郿邬县》（《戏考》第十六册）、《双玉镯》（《京剧汇编》第四十集：李万春藏本）、《法门寺》（《京剧汇编》第四十集：潘侠风藏本）、《刘瑾逛花园》（《京剧汇编》第四十集：侯喜瑞口述本）、《法门寺》（《京剧丛刊》第四十六集）、《法门寺》（《经典京剧剧本全编》）、《拾玉镯》（《京剧集成》第二集）、《法门寺》（《京剧集成》第二集）、《刘瑾逛花园》（《京剧集成》第二集）、《法门寺》（《戏考大全》）、《法门寺》（《戏典》第三集）剧目，但是可惜现在只有目录，找寻不到剧本。晋剧《法门寺》又只有单本，还一时参考不上。

好在寻找到陕西省文化局1960年编印的《陕西传统剧目汇编同州梆子》（第一集）和秦腔（同州梆子）的有关资料，得以简要地把早期的刻本、最早的抄本（道光元年）和1954年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姜炳泰本加以比较，大致捋捋《法门寺》衍变发展的脉络。

《法门寺》剧本自刻梓成书后以来，近二百多年，其间几经重定、删节、修改。早期的刻本主要唱出了县官赵廉人臣的苦衷，“自幼儿读诗书心血用尽，受尽了寒窗苦才入黉门”。结果一时疏忽，错断一案，惹恼千岁（刘瑾），限三日重新审明，否则便会“听参掩门”，甚或“找你那颗人头来见”。于是赵廉感叹道：“劝世人休读书耕种为本，你看我七品官不如黎民。”表现出对赵廉的同情。同时，刻本也透出对阉宦不满：“刘瑾贼他专权霸占朝政”，“素行挟势凌人”。

道光元年的抄本，在刻本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初步的艺术加工。编者说明：“这个抄存本系清道光元年老本，距今已一百四十多年。主旨在揭露明代阉宦专权的气焰，与现在流行的歌颂刘瑾的本子不同，”艺术加工后的《法门寺》，揭露和抨击阉宦专权气焰的主旨愈加明显和突出。这不仅表现在傅朋母子对刘瑾的不满，宋国士劝宋巧姣别去告状时所表现出的对刘瑾的惧怕及赵廉对刘瑾的畏惧。更突出的是表现在刘瑾的自我表白中，比如：“世间似我甚稀少，那个见了不心跳。手掌大权定招讨，呼兄唤弟（与皇帝）披蟒袍。呼王道寡心弗满，立地只想步云霄。”“内管五府六部十三科道，执掌生杀大权，满朝文武在我掌握，随我者存，逆我者亡。”“心中无有圣上，目中焉有咱家。（对赵廉）我这是跟你闹着玩哪！”从这目空一切、气势凌人的话中，活脱地使人们看清楚了刘瑾号为“八虎”、“瑾尤狡狠”的炽烈气焰。

后来的《法门寺》则突出时代色彩。通过调整删改情节，削弱了同情赵廉的戏份。尤其1949年后，姜炳泰改编的《法门寺》，一方面保留了原本的主题，但更有力地暴露县官赵廉的“学疏才浅”及其无能，告诫当代的“赵廉”，切不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制造冤案冤狱；一方面他又另辟蹊径，“萌发新意”：“人们喜爱那个天真纯洁的拾玉镯的小姑娘孙玉姣。更称赞那个冒死告御状的宋巧姣英勇反抗的性格。”姜本通过这两个小姑娘形象，为观众传播着新的自由恋爱的爱情伦理观和道德观。

从刻本到抄本再到姜本，后者总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淘有选，有取有弃，根据自己剧本所要的表现，重新组织剧情结构。《法门寺》就是这样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改编者的笔下多次发展和光大。

究竟是哪个剧种最先编篡推出出《法门寺》剧本，现在无从考证了。但《法门寺》中那么多陕西元素，好似应为秦腔率先推出，无论谁家为先，其他不同剧种都会对优秀曲目有个兼收并蓄的过程。《法门寺》就是各路剧作家们编辑、移植、改变成京剧、秦腔、同州梆子、昆曲、桂剧等多样剧种的典范。

《法门寺》的许多版本，故事的基本情节大致相同，众多的改编者在故事及前人剧作架构的基础上，站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经过淘选、取弃、增舍和删改，突出各自的要阐发的主题主旨。虽然该剧有不少剧名，如《法门寺》、《拾玉镯》、《双姣记》、《双玉镯》、《郿坞县》，《朱砂井》、《宋巧姣告状》、《法门寺降香》、《双姣奇缘》等等，那是不同的演出者为了强调自己的主旨，为吸引更多的观众，而不断更换名称，遂使该剧剧名增多。

众多剧种中，以京剧《法门寺》的影响最大，演了200多年，抗战时期在延安都演出过。《法门寺》原来含有封建以及色情成分，尤其后来的结局，以孙玉娇和宋巧姣一并赐婚傅鹏，显然是糟粕。1953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参考桂剧的剧本，加以修改。并吸收了桂剧的表演手法，在情节上把刘媒婆处理为一个正面人物，成为一折单出的小喜剧。1957年杜近芳在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京剧折子戏《拾玉镯》获了奖。

变来变去，《法门寺》的情节结构更加集中精练，主要矛盾更加突出，其它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生动鲜活，主审官刘瑾则被忽视，他保持原来形象甚至还有点戏份萎缩，成为一个客观公正的“裁判”，于是“坏人办好事”的形象就出现了。

现在，《法门寺》这出戏恐怕是不会演出了吧！

四、刘瑾是怪人

明朝宦官当政一拨又一拨，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他们只是皇帝对抗文官集团的工具。

刘瑾确实是一个坏权宦，掌权之后，搞得朝堂乌烟瘴气。但另一方面，刘瑾又很看中自己的名声，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种名留青史的好宦官。

为了达成后面这个目标，刘瑾掌权之后，开始做几件事情。其中第一，“查盘”审计整顿明朝各项财政收支。他组织科道官员，对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等进行核查。第二，清丈军队屯垦的土地。清丈土地是大工程，明朝只有朱元璋、张居正主持开展过，一般人不敢干，清丈暴露问题，得罪人太多。这次清丈，发现被军官侵吞的军田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意味着朝廷可以征收的赋税少了三分之二还多。第三，整治官僚体系。调整官员考核制度，把京官三年一考、地方官六年一考，改为随时抽查、轮换考察；南方富庶省份官员不得由本省和邻省人担任，漕运官员不得由沿河省份官员担任。官员们尤其是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如坐针毡。

有人做过统计，刘瑾掌权的时候，总共对人事、民事、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八十五项改革，很多政令，也都有好的目的。比如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腐败；降低赋税，减轻农民负担；在边境军区设文职大臣，节制边疆武官。除此之外，还包括减免赋税、限制东西厂权力、改变民风民俗等等，……这样规模的变革，放眼整个明朝，都是极为罕见的。如此大的动作，显然不会是他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其中有他的私货，也还应有皇帝的旨意。朱厚照试图通过变革，和整个官僚系统争夺权力，实现乾纲独断。

但是，打压官员，得罪了整个官僚集团；降低赋税，得罪了整个地主阶级；节制武将，得罪了武将体系；限制西厂权力，得罪了其他宦官……刘瑾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武宗下诏处死刘瑾，并废除刘瑾变法的一切举措，表面上看是被人揭发，其实是朱厚照的丢卒保车，因为此时牢固的文官体系，朱厚照已感不易撼动了。有专家说，如果正德皇帝不是突然死亡，大明王朝或许还会改革下去，不知会振兴到什么程度。

五、故事发生地

到陕西几次参观法门寺，每次心中都要嘀咕：刘瑾就是在这里审问的案子！？可是京剧的影响对我太大了，——总是难以置信京腔京韵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

陕西人当仁不让。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1987年在法门寺塔下发现有地宫，除藏有佛骨之外，还有唐皇室施舍的大量金银珠宝，法器，锦缎衣饰等供品。现在作为旅游点，并在寺内佛殿里推出了一块上面有轻微凹痕的石头，说是宋巧姣当年告御状长时间下跪导致留有双膝印痕的石头。而故事的发生地孙家庄（园）至今仍在！

可是法门寺离北京二千余里。当年正德皇帝让自己白发苍苍的老太君到那里去礼佛降香，是不是有点舍近求远，不近人情了？正德年间皇帝也没有到过陕西，那么剧中以陕西扶风为背景，是因为故事真的发生在陕西扶风郿坞县孙家庄呢？还是因为刘瑾是陕西延安原籍人？剧中刘瑾的开场白自报家门中：“咱家姓刘名瑾，表字春华，乃陕西延安府的人氏，……”抑或是因为《法门寺》剧目是秦腔首创，其他剧种都是移植改编而来的所致？

最近，北京方面也有人通过查阅史料书籍和走访，考证找出了在海淀高粱桥旁有法门寺的原形“法王寺”。高粱桥在北京西直门外一公里远的地方，高粱桥畔当年曾有一座建于元圣元初年的古寺法王寺，明代以后有出宫养老的太监到此居住颐养天年，因此与皇宫的联系从未间断。刘瑾随太后降香时仍名法王寺，虽然寺名只有一字之差，但时间地点非常吻合。法王寺在明嘉靖三十五年(1560)，由内官监太监和御门圈太监出资重修，更名广通寺。清朝以后，清康熙和雍正都曾重修庙宇。广通寺毁于“问 个”初期，寺址后来成了北下关小学的校址。海淀区地名志特注明：京剧《法门寺》降香地亦为此处。

我呢，从感情上觉得故事地点倾向于京城，在理智上还是认可陕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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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司礼监掌印太监——萧敬，明朝历代司礼监太监中，最长寿的一位。这位服侍过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六位君主的宦官，以九十一岁的高龄，见证了大明中期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荣辱。

严格来说，萧敬并不是我们常说的真正意义上权宦，因为不论在哪个时期，萧敬几乎都没有进入皇帝身边近侍的“核心圈”，对朝局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但萧敬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体，因为他代表了宦官中的另一种群体——老奴。

这个老，不单单指年纪，更强调的是经验与资历。 就像古代掌柜的，都知道一个老伙计对于买卖的重要性。大明的君主们也明白，一个累朝宦官存在的意义。

萧敬是自幼入宫的，但他前期的史料非常缺乏。考虑到明代对男童做阉割手术的难度与存活率，萧敬入宫的岁数一般不会超过十岁。

天顺二年他被任命为奉御时，刚好 二十一岁 。同时萧敬是进过司礼监下辖的内书堂学习过，一般学制是三年，那么我们往前倒推，跨过八年的景泰朝，萧敬入宫的时期大概是在正统后期。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以明英宗朱祁镇对明代宗朱祁钰的怨恨，他是绝对不会重用景泰年的人。

天顺五年，萧敬成为了御用监右少监，官秩从四品。鉴于英宗对萧敬的喜爱，又是谈论诗词，又是笔墨丹青，还特意让萧敬去拜名家学琴，二十四岁的萧敬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但这一切都在天顺八年戛然而止。

天顺八年，英宗驾崩，明宪宗朱见深登基。新帝上台，老人自然要先靠边站站，三十不到的萧敬被调派到了神宫监，说白了就是给天、地、祖先去烧香。为什么宪宗不用萧敬？

从文化素养来说，宪宗幼年介入到了父亲与叔叔的皇位之争，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学习这块确实没跟上。且宪宗在政务风格上颇为铁血，萧敬那套琴棋书画确实很难与皇帝产生共鸣。

但有趣的是，成化三年的时候，萧敬又被宪宗调回了内官监，成了皇家仓储的会计。

为什么说这事有趣？还记得后来宪宗的“小金库”被梁芳等人以修道祈福的名义败光时，宪宗的气急败坏吗？还记得成化年间皇帝在收没罪臣田产，肆意扩大皇庄时表现出的贪财吗？

宪宗因为好财，自然把自己的仓库也看得严。而当年萧敬之所以被英宗另眼相看，也是得益于萧敬在一次记账时突出表现。 所以宪宗让萧敬去内宫监，应该是听说了萧敬的财会能力。

萧敬做得很出色，宪宗表示很欣慰，一高兴就把萧敬调进了司礼监。

与皇帝的关系近了，做的事情份量也就不同了。成化年间的萧敬，经常被宪宗指派到地方处理一些宗藩大案，并替宪宗给一些近侍传奉升授官职。萧敬也一步步做到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但成化年的萧敬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成化二十三年，宪宗驾崩，明孝宗朱佑樘登基。

孝宗一上台，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父亲身边原先围绕的奸佞之徒统统赶走，包括那些非正常授官的宦官和方士。

当时已经倒台的提督东厂太监尚铭，又重新被朝臣捡起来清算，而萧敬因为曾经引荐尚铭进入司礼监，且多次为宪宗传奉升授，也一并被弹劾。

萧敬知道孝宗与朝臣的关系，此时虽得孝宗庇护，却仍坚持主动要求去裕陵司香。裕陵是朱祁镇的陵寝。这一年，萧敬 五十岁 。

萧敬选择去裕陵司香，再加上这个年纪，我们可以推知萧敬已经做好了在裕陵养老的准备。每每新帝即位，要职上宦官的更换往往是最直接最频繁的。萧敬已经历天顺，成化两朝，此时应该已经认命。

但是当弘治三年，司礼监出现了空缺，孝宗第一个想到的依然是萧敬。萧敬再次回到了司礼监。

孝宗的弘治朝，是明代皇帝与朝臣和谐相处的典范。这句话的背后意思是， 弘治年间，皇权不显，朝臣势大 。文官集团掌握着朝廷的话语权，那么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集团，自然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好在孝宗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朝臣屡屡弹劾萧敬等宦官，孝宗始终都护着。于是在弘治年的萧敬，也就做做传旨，审案，阅兵，安排典仪等工作。

弘治朝对于萧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从弘治三年他回到了司礼监，也就表示他获得了英宗，宪宗，孝宗三代爷孙皇帝的信任，一旦熬过三代主子且一直被放在重要衙门任职，萧敬皇家老奴的身份基本就被确认了，所有人潜意识里都会有这么一个： 萧敬是几代皇帝都认可的老宦官，对老朱家忠心耿耿。

但长寿的老家奴又面临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主子又要换人了。

弘治十八年，孝宗驾崩。临终前李东阳，谢迁，刘健等内阁大臣入宫接受顾命时，萧敬作为司礼监太监同样在场。很显然，孝宗是把司礼监托付给了萧敬，让好好辅佐新帝。

弘治十八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继位，改年正德。

武宗是出了名的贪玩。我们从弘治十八年到正德三年这段时期，很少见到萧敬的身影。理由也简单，武宗的东宫旧宦——“八虎”，太过强势。正德元年的那场刘瑾等人与朝臣的斗争，彻底对弘治旧年的政治格局进行了洗牌。

“八虎”占据了几乎宦官衙门中所有的重要职位。武宗来势汹汹的夺权之举，也让萧敬等这样的老宦官殃及池鱼。这段时期萧敬应该是在家闲住。

萧敬重新回到司礼监的时间是在正德七年。武宗给萧敬的职位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并附带了一系列的恩赏。这一年，萧敬 七十五岁 。

正德七年的时间点还是有说道的。 正德五年，刘瑾伏诛，武宗用宦官体系制衡朝臣的集权阶段已经过去。随着钱宁，江彬等人在武宗心中地位的上升，接下来正德的朝局方向就是用武将打压文官。

萧敬在这个过渡期的复职，也代表了这一政治重心的转移。

武宗要的是听话的宦官，却又不用在对朝臣的战斗中冲在第一线。 于是资历老道，经验丰富，为人谦逊的萧敬重新进入了皇帝的视线，也成为宦官与朝臣相对和解的代表人物。

老伙计的用处就是在这，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够顶上去，且不招人嫉恨。

正德时期，萧敬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和朝臣的关系走近了。这个也正常，武宗是把内阁和六部都看作了自己的行政执行部门，弱化了内阁的权重。有什么事情，基本和钱宁，江彬，勉强算上宦官张永商量着就做了。

内阁的弱化，其实也代表了司礼监的边缘 ，因为武宗连“票拟”的过场都懒得走了，司礼监代为“批红”的职能也就可有可无。事实上，这一阶段的萧敬，都很难见到皇帝的面，做的也多是些传旨，看摊的工作。

老伙计嘛，不就是用着顺手听话嘛。

日子就这么混着，皇帝在忙自己的事情，朝臣嘟囔着不满却始终无法改变现状，萧敬发现自己也不用怎么干活，安安稳稳守着司礼监就行，时间一晃又到了正德十六年。

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杨廷和与张太后最后选择了湖广安陆州的兴王朱厚熜入继大统，即明世宗嘉靖帝。

历史 又开始重演。借着新帝上台的机会，杨廷和等人牢牢把控着朝局，并对当年这些武宗近侍发起了清洗。江彬是绝对跑不掉的，连诛杀刘瑾有功，与朝臣关系暧昧的张永也被世宗一并撸下台。

但这次萧敬没走，世宗留用了萧敬。

因为世宗没有自己强大的班底，仍然需要这些前朝旧宦帮自己干活；同时，刚刚入京两眼一抹黑的世宗，明显感受到了朝臣给予的强大压力，他还是需要这么几个忠心耿耿的老宦官，来为自己分担压力。

萧敬这位老伙计再次被新掌柜选中，这一年，萧敬 八十四岁 。

正德十六年，萧敬就一直跟在世宗旁边，帮助世宗熟悉宫中各种事物，陪着世宗参加各种典仪，视察各个机构。但这个蜜月期很短。聪明绝顶的世宗很快就熟悉了新的居家和办公场所，逐渐冷落萧敬。

与此同时，弹劾萧敬的各种奏章依旧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皇帝的案头。虽然世宗并未明确表态，但萧敬知道这次真的是变天了。为什么？ 因为世宗是武宗的堂弟，而非儿子，之前祖孙几代人传下来的那点恩情，在世宗看来，并不值钱。

嘉靖元年，萧敬主动上书请辞。世宗准许了，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仅仅六年后，嘉靖七年，萧敬在家中病逝，享年九十有一。

萧敬的人生并不传奇，却也几起几落。上文说过， 萧敬虽然一直身居要职，却始终没有进入任何一位皇帝的“核心圈子” 。

天顺初年，有“夺门之变”的功勋宦官曹吉祥；成化时期，太监怀恩和汪直都是宪宗最信任的人，连梁芳等人都压着萧敬；弘治年，孝宗后期迷恋方术，宦官李广趁势崛起；正德朝，“八虎”中刘瑾，张永，谷大用，随便谁都妥妥比萧敬更有权势；至于嘉靖年，世宗基本对萧敬的态度是用了就扔，皇帝对于萧敬的赏赐也远远不及后来的黄锦，戴义等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老宦官，却以九十一岁的高龄，历仕六朝，在五位皇帝的治下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得不说是萧敬的本事。

讲讲萧敬的几件事情吧，看完也许会对这个老宦官有不一样的感悟。

天顺五年，端午节有射箭的习俗。英宗玩闹地问萧敬，除了写文章，还会射箭吗？萧敬二话不说，在马上连发三箭，例无虚发。英宗大喜，马上奖赏了萧敬。

在皇帝身边当差需要什么要求？要随时能够迎合帝皇的喜好。最好什么都懂一点，要是都能做到中上水准就更好了。

萧敬本身在内书堂读书的时候成绩优异，且经常泡在宫内的藏书处博览群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下萧敬的诗词，水准还是不错的。同时萧敬也不忘武事，以致英宗需要的时候，萧敬随时能露一手。

萧敬这是两手准备啊。因为明代的宦官的最高点，要么是进入司礼监，要么进入御马监。前者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后者常常要出任地方守备太监，随军出征。年轻的萧敬，为自己日后的前程打下了牢牢基础。

弘治年间，张皇后的外戚张氏兄弟多有不法之举。有人举报张家兄弟抢占民产，扩充私田。孝宗就让萧敬携同三法司核查案情。

这种事情其实都不用查，张家兄弟当时有多混蛋，朝里没一个人不知道的。萧敬把结果回禀给孝宗的时候，张皇后也在场。张皇后马上就暴起，对着萧敬就是一顿辱骂，大概意思是外臣对付我们皇家也就算了，连你个奴才都帮着外人。

孝宗惧内，居然跟着皇后一起教训起萧敬。直到皇后发完火起身离开，孝宗才换了副嘴脸，一个劲地安抚萧敬，还偷偷赏了几十两金银给萧敬压惊。

这件事情很小，但我们看得出在皇家当差的不易。谁都知道当时的张家，只要张皇后在世，谁都动不了，可孝宗依旧让萧敬去查，明显是打算让萧敬背锅。然后和张皇后一起教训萧敬，这妥妥的丢车保帅。

但萧敬忍着。不要觉得这份委屈是个宦官就该受着，脾气大的太监多了去，顶撞皇帝的也不是没有。但老伙计就是老伙计，只要东家没什么麻烦，自己挨顿训就不算什么，这份觉悟不是谁都有的。

当然，后来张家兄弟倒台的时候，听说萧敬是偷偷加了一把火的。

还有正德九年一件事。当时武宗基本上就躲在豹房里了，也不见朝臣。一天朝臣们听说皇帝被豹子伤了，就来打探消息。可什么都没问到。内阁大臣杨廷和直接火了，要发飙。

对接的人把事情告诉了萧敬。萧敬拉上谷大用，去了趟豹房。武宗没见萧敬，但是隔着门给萧敬下了一道口谕，意思是我没事，让外面那些大臣别瞎操心。

萧敬得了口谕，命令司礼监的下级文书以书面形式把口谕发给了内阁。朝臣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这才作罢。

这件事有两个地方值得关注。

第一，萧敬去见武宗的时候，拉上了“八虎”之一的谷大用；第二，得到口谕的萧敬，并不直接与朝臣接触，而是让文书以书面形式传递消息。

这恰恰是萧敬的高明所在。 拉上谷大用以请安的名义去汇报外朝情况，可以避免武宗觉得萧敬多管闲事；以书面形式传达口谕，可以打消皇帝觉得近侍与外臣走得过近的顾虑。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萧敬老道的处事方式与对皇帝心思的独特揣摩。 事实上，司礼监的太监与内阁阁臣接触，本身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嘉靖元年，萧敬请辞回家，世宗给了一系列的优待奖赏。当时这份殊荣，是让很多人眼红的。但嘉靖七年萧敬去世，司礼监原来萧敬的下属们，集体联名上书，请求世宗给萧敬的兄侄荫恩授赏，却遭到了世宗的断然拒绝。

世宗的理由是，萧敬作为宦官，得到的殊荣已经足够了，再给就过分了。而事实上世宗后来给自己王府旧宦的赏赐，要比给萧敬的要多得多。

而嘉靖二十年，世宗革除各地镇守太监，收没宦官田产的时候，顺便也把萧敬遗留下来的田产给没收了，价值二十余万两。萧敬的这些田产加上其他宦官的，一起被世宗重新分配了皇帝身边的近侍，少量拿出给佃农耕种，顺便还解决了西北宗藩的欠俸问题。

对了，嘉靖初年内阁首辅杨一清的倒台，有一条罪名就是结交近侍，指的就是萧敬。

什么叫最是无情帝王家。

作为大明 历史 上，最长寿的司礼监太监，萧敬的一生几起几落，却屡屡能够得到君王的信任与重用。他是大明朝当之无愧的老家奴，老伙计。

对萧敬而言，他不需权倾朝野，也不用恩赐无边，他只是在每个时间段做好自己的事情，谦逊，隐忍，事上意，回报着英宗的知遇之恩。萧敬的存在，比起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更富有人生教导意义。

毕竟， 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鄙人所知，最早在秦汉之时，侍中就出现了，因为那时的侍中，是少府（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 机构）属下，直接供皇帝指派的散职；换言之，当年章邯还没有功成名就，带着死囚军团，打着关东义军不能抬头时，他的手下就有不少侍中。但是汉代以后， 侍中干的工作逐渐发生变化，因为这些侍中，凡加此官号者，都便可出入宫禁，成为为皇帝左右侍从。

这些人除了成为皇帝的私人顾问，还在分管皇帝上到服用之物，下至溺器、痰盂之类的繁杂琐事。所以， 汉朝的侍中们，在人治社会下，他们的地位逐渐变高。工作内容，也围绕皇帝为中心。变得繁杂，人员构成也不再单调。

因为汉朝的侍中，内外朝官员，都可获得此种称号的机会，并无员额，多至数十人。换言之，干侍中的啥人都有。伴随汉帝国的高度封建集权化进程的。皇帝也当着越来越辛苦，所以侍中们，因为常在皇帝左右，也有了分担皇帝工作的一些授权，因此他们逐渐能参与决策。 而原先那些只是给皇帝私人。端茶送水的侍中们，也逐渐变得很不寻常！

尤其是西汉武帝以后，侍中的等级，直超过侍郎。特别是魏晋以后，侍中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唐宋该职得以沿置以至元。元以后废止。所以从侍中功能的逐渐升级的过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皇帝身边人正在逐渐的分化着，外朝的功能，大量的曾经被相权，制约的皇帝权力，正在被皇帝的身边人夺了过来，最终原先只是皇帝身边，服务皇帝的工作人员，以内朝人的身份，遥制着外朝，而这也为，后来权宦的崛起，提供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