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侍中在汉朝有怎样的作用？

鄙人所知，最早在秦汉之时，侍中就出现了，因为那时的侍中，是少府（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 机构）属下，直接供皇帝指派的散职；换言之，当年章邯还没有功成名就，带着死囚军团，打着关东义军不能抬头时，他的手下就有不少侍中。但是汉代以后， 侍中干的工作逐渐发生变化，因为这些侍中，凡加此官号者，都便可出入宫禁，成为为皇帝左右侍从。

这些人除了成为皇帝的私人顾问，还在分管皇帝上到服用之物，下至溺器、痰盂之类的繁杂琐事。所以， 汉朝的侍中们，在人治社会下，他们的地位逐渐变高。工作内容，也围绕皇帝为中心。变得繁杂，人员构成也不再单调。

因为汉朝的侍中，内外朝官员，都可获得此种称号的机会，并无员额，多至数十人。换言之，干侍中的啥人都有。伴随汉帝国的高度封建集权化进程的。皇帝也当着越来越辛苦，所以侍中们，因为常在皇帝左右，也有了分担皇帝工作的一些授权，因此他们逐渐能参与决策。 而原先那些只是给皇帝私人。端茶送水的侍中们，也逐渐变得很不寻常！

尤其是西汉武帝以后，侍中的等级，直超过侍郎。特别是魏晋以后，侍中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唐宋该职得以沿置以至元。元以后废止。所以从侍中功能的逐渐升级的过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皇帝身边人正在逐渐的分化着，外朝的功能，大量的曾经被相权，制约的皇帝权力，正在被皇帝的身边人夺了过来，最终原先只是皇帝身边，服务皇帝的工作人员，以内朝人的身份，遥制着外朝，而这也为，后来权宦的崛起，提供着参考！

没能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并未把此事放在心上。残烛之年，讲究个清净。与世不争，内心清净；与人不争，心胸豁达。要名分有什么用？名分是个包袱。包袱越大，肩上责任就越重。名分在外，无数双眼睛盯着你。事情做好了，分内之事。事情做不好，就让居心叵测之人有了可乘之机，诬陷你、弹劾你。

太阳高高升起，耀眼的光芒普照大地。王安还在床上躺着，微微闭目。他在沉思，思忖着内廷的局势，思忖着大明王朝的将来。客氏和魏忠贤，正一步一步地渗透宫中的权力机构。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当今圣上绝非庸俗之辈，外廷有刘一璟、韩癀、孙如游等正直大臣，龌龊小人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大明王朝的危机在辽东，萨尔浒一战失败，大明的战略攻势转为战略防守，朝廷在辽东的军费支出日益剧增，深陷战争泥淖不能自拔。财政消耗最终分摊到劳苦大众身上，倘若遇上灾荒年，后果不堪设想。

“公公，该喝药了。”

小太监端药立在床前，王安才回过神来。“放在桌上吧。”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自古以来，君子斗不过小人。君子行事是侠义的，总认为世界上没有坏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用侠义可以感化任何人。小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仁义道德对小人来讲，根本起不到约束的作用。

王体乾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后，魏忠贤控制了人事任免权。若要权力牢固，必须培养自己的人。魏忠贤物色了一批能人，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听任于魏忠贤的梁栋、诸栋、史宾、裴升、张文远，被擢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成了魏忠贤的内府，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成了魏忠贤的幕僚，魏忠贤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是个文盲了。

客氏不止一次地催促魏忠贤：“什么时候对王安动手？”

“不急，等待时机。”

天启元年七月，辽东局势紧张，天启皇帝忙于国事，无心打理日常的琐事。天启皇帝让司礼监暂时自行处理一些不重要的奏疏，拿不定主意的奏疏再呈上来。司礼监被赋予这样的权力，无疑是给魏忠贤除掉王安提供了契机。

霍维华获得了不少好处，越发对魏忠贤恭维。受魏忠贤指使，霍维华上书弹劾王安，说王安是汉奸，勾结关外的鞑子。纯粹是无中生有，王安病恹恹的样子，哪里有精力去干卖国求荣的蠢事？

王安派人找魏忠贤说情，他认为自己曾是魏忠贤的主子，又三番五次地救过魏忠贤的命，魏忠贤总要卖他的人情。魏忠贤嘴上答应王安，一定要彻查，还老主子的清白，暗地里又指使“诸阉盗宝”的刘朝、田诏等上疏，为“盗宝”一案辩冤。陈年旧事翻出来，篡改当事人的口供，歪曲事实，刘朝、田诏成了蒙冤受害者。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权力面前，没有固定的答案。

魏忠贤矫诏，以王安滥用职权、勾结鞑子为由，革除了王安的大小职务，发配到南海子做最低等的“净军”，看守围墙和附近的商铺。

遭受如此大的陷害，王安也能看得开，心平气和地去了南海子。王安没有上疏为自己伸冤，他想着魏忠贤只不过觉得他在宫中碍眼，不至于对他痛下杀手，把他发配到南海子，是念在老主子的情份给他留了一条后路。他老了，活着的日子要用天来数了。看守的工作挺好，呼吸远离争斗的自由空气，岂不畅快！

王安到了南海子后，刚开始还有一批忠心的旧属跟着，照顾一下他的起居。

日子没过多久，客氏得知王安在南海子的生活特别惬意，她气急败坏地问魏忠贤：“为什么还留王安潇洒地活在世上？”

魏忠贤说：“王安已经丧失了权力，且年老体弱，对我们构不成威胁，没有必要杀死他。”

“哼，妇人之仁，”客氏乜斜魏忠贤，“妇人之仁难成事，难道你不晓得景帝朱祁钰的下场吗？”

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射出去的箭镞，永远别想着回头。

魏忠贤授意南海子提督太监宋晋，找个机会杀掉王安。宋晋是个正直的人，菩萨心肠，哪里干得出害人性命之事？宋晋非但没有伤害王安，还悄悄地把魏忠贤的授意透露给王安。

“逃吧！留下唯有等死，倒不如逃匿山林，隐姓埋名，方得善终。”旧属建议道。

王安摇了摇头。他自幼生长在皇宫，对皇宫的一草一木都产生了感情，自然不愿意离开京城。

魏忠贤见宋晋迟迟不肯动手，索性撤掉宋晋，把盗宝案中被王安修理过的刘朝调到南海子去管事。

刘朝当初挨了五十大棍，险些殒命，他对王安恨之入骨。盗宝案中，他的几个哥们儿被王安处死，他和田诏等人运气好，侥幸脱罪。小人复仇，不把仇人弄死不罢休。

刘朝到任的第一件事，遣散了王安的随从，并且禁止王安和外界联系。王安成了瓮中之鳖，只得任由其摆布。可怜的三朝老臣，从此落入暗无天日的境地。不是被派到某园劳动，就是被派到某商铺干活。整日从事着一刻也不能停歇的体力劳动，关键是还不给饭吃。刘朝就是想活活折磨死王安。

附近的百姓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送王安一块糕、一张饼，但是有一回被监视者发现，送食物的百姓遭到一顿鞭笞，监视者还加强了对王安的监视。

王安一连几日得不到食物充饥，饿得不行，趁监视者不注意，偷偷拔篱笆下的萝卜，藏进衣服里，晚上躲在房间内狼吞虎咽。就这样，又过了数日，王安还没死。

刘朝等不及了，为了尽快向魏忠贤表功，于天启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用了卑鄙的手段将王安杀死。这天，王安被遣到一个偏僻的院落扫地。院落无人居住，杂草丛生，王安满头雾水，怎么让他来此扫地？他问监视者安排到此为何意？监视者邪恶地笑了，“等会你就知道了，哈哈……”

监视者离开，从外面锁住了院门。王安的心悬着，预测到自己命不久矣。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将会死得何等凄惨。

院门打开了，从门外扑进来几条饿狗，凶残地朝王安扑过来。可怜的正直老臣，活活被狗咬死，场面不忍睹目。

王安死了！王安名下的一干太监，惠进皋、曹化淳、王裕民、杨公春等，也受到株连。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发配到南京鼓楼打更。王安手下的忠心旧属，则被魏忠贤一个不留的尽数害死。

魏忠贤得意道：“杀人必须斩草除根，否则后患无穷。”

对于王安被整死，天启皇帝一直不知内情。就算天启皇帝再糊涂，决不会把王安发配到南海子。王安死后的某一天，天启皇帝突然想起他来。天启皇帝询问客氏，王安最近身体是否安恙？客氏吞吞吐吐地回复道，王安已经病故。天启皇帝倍感心痛，命令魏忠贤重金体恤王安的家人。魏忠贤唯唯诺诺地点头同意，压根没去执行。王安就这样从历史的舞台谢幕。

王安一死，魏忠贤才意识到客氏的远见，内廷的敌手被摆平了。无敌便是寂寞，寂寞比什么都可怕，得找些事情做。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扬眉吐气的日子来临啦！

魏忠贤回忆着自己的前半生，饱受摧残与折磨，尤其刚入宫的那段日子，不堪回首。说起不堪回首的日子，最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四川之行了，原本以为跑到四川可以跟着邱承云捞点好处，谁曾想被徐贵先告了状，害得他差点死在异乡。想到徐贵，魏忠贤的牙恨得直痒痒，他随便找个名目，把徐贵杀掉了。

人一旦杀人，就不会停下来，也不愿意停下来，杀一人和杀无数人同为杀人，杀多杀少，都是造孽。魏忠贤开了杀端，就不会停手，更不会停手，杀人是打败敌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天启元年八月，朝廷撤销全国矿税，矿税总监邱承云也因此回了京城。时光荏苒，三十年河东转河西，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年的小人物，如今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邱承云是个明白人，在未动身返京之前，给魏忠贤写了一封阿谀的书信，以表忠心。

在邱承云返京的当日，魏忠贤派了一个外司房的太监李茂春去南郊迎接。邱承云顺手赏了李茂春三十两银子。

魏忠贤听说邱承云赏了李茂春三十两银子，老泪纵横，悲恸地说：“当年我在四川被他打发回京，他仅仅给了我十两路费！现在随便一赏，就是我当年的三倍。”

赏三十两银子的事情，其实很容易理解。其一，社会发展，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主观因素；其二，此时的魏忠贤已非彼时的魏忠贤，邱承云赏魏忠贤派来的人，客观上讲，赏少了不够诚意。然而时过不久，邱承云死在了魏忠贤手里。

人的性格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大明司礼监掌印太监——萧敬，明朝历代司礼监太监中，最长寿的一位。这位服侍过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六位君主的宦官，以九十一岁的高龄，见证了大明中期近一个世纪的兴衰荣辱。

严格来说，萧敬并不是我们常说的真正意义上权宦，因为不论在哪个时期，萧敬几乎都没有进入皇帝身边近侍的“核心圈”，对朝局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但萧敬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体，因为他代表了宦官中的另一种群体——老奴。

这个老，不单单指年纪，更强调的是经验与资历。 就像古代掌柜的，都知道一个老伙计对于买卖的重要性。大明的君主们也明白，一个累朝宦官存在的意义。

萧敬是自幼入宫的，但他前期的史料非常缺乏。考虑到明代对男童做阉割手术的难度与存活率，萧敬入宫的岁数一般不会超过十岁。

天顺二年他被任命为奉御时，刚好 二十一岁 。同时萧敬是进过司礼监下辖的内书堂学习过，一般学制是三年，那么我们往前倒推，跨过八年的景泰朝，萧敬入宫的时期大概是在正统后期。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以明英宗朱祁镇对明代宗朱祁钰的怨恨，他是绝对不会重用景泰年的人。

天顺五年，萧敬成为了御用监右少监，官秩从四品。鉴于英宗对萧敬的喜爱，又是谈论诗词，又是笔墨丹青，还特意让萧敬去拜名家学琴，二十四岁的萧敬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但这一切都在天顺八年戛然而止。

天顺八年，英宗驾崩，明宪宗朱见深登基。新帝上台，老人自然要先靠边站站，三十不到的萧敬被调派到了神宫监，说白了就是给天、地、祖先去烧香。为什么宪宗不用萧敬？

从文化素养来说，宪宗幼年介入到了父亲与叔叔的皇位之争，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学习这块确实没跟上。且宪宗在政务风格上颇为铁血，萧敬那套琴棋书画确实很难与皇帝产生共鸣。

但有趣的是，成化三年的时候，萧敬又被宪宗调回了内官监，成了皇家仓储的会计。

为什么说这事有趣？还记得后来宪宗的“小金库”被梁芳等人以修道祈福的名义败光时，宪宗的气急败坏吗？还记得成化年间皇帝在收没罪臣田产，肆意扩大皇庄时表现出的贪财吗？

宪宗因为好财，自然把自己的仓库也看得严。而当年萧敬之所以被英宗另眼相看，也是得益于萧敬在一次记账时突出表现。 所以宪宗让萧敬去内宫监，应该是听说了萧敬的财会能力。

萧敬做得很出色，宪宗表示很欣慰，一高兴就把萧敬调进了司礼监。

与皇帝的关系近了，做的事情份量也就不同了。成化年间的萧敬，经常被宪宗指派到地方处理一些宗藩大案，并替宪宗给一些近侍传奉升授官职。萧敬也一步步做到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但成化年的萧敬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成化二十三年，宪宗驾崩，明孝宗朱佑樘登基。

孝宗一上台，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父亲身边原先围绕的奸佞之徒统统赶走，包括那些非正常授官的宦官和方士。

当时已经倒台的提督东厂太监尚铭，又重新被朝臣捡起来清算，而萧敬因为曾经引荐尚铭进入司礼监，且多次为宪宗传奉升授，也一并被弹劾。

萧敬知道孝宗与朝臣的关系，此时虽得孝宗庇护，却仍坚持主动要求去裕陵司香。裕陵是朱祁镇的陵寝。这一年，萧敬 五十岁 。

萧敬选择去裕陵司香，再加上这个年纪，我们可以推知萧敬已经做好了在裕陵养老的准备。每每新帝即位，要职上宦官的更换往往是最直接最频繁的。萧敬已经历天顺，成化两朝，此时应该已经认命。

但是当弘治三年，司礼监出现了空缺，孝宗第一个想到的依然是萧敬。萧敬再次回到了司礼监。

孝宗的弘治朝，是明代皇帝与朝臣和谐相处的典范。这句话的背后意思是， 弘治年间，皇权不显，朝臣势大 。文官集团掌握着朝廷的话语权，那么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集团，自然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好在孝宗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朝臣屡屡弹劾萧敬等宦官，孝宗始终都护着。于是在弘治年的萧敬，也就做做传旨，审案，阅兵，安排典仪等工作。

弘治朝对于萧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从弘治三年他回到了司礼监，也就表示他获得了英宗，宪宗，孝宗三代爷孙皇帝的信任，一旦熬过三代主子且一直被放在重要衙门任职，萧敬皇家老奴的身份基本就被确认了，所有人潜意识里都会有这么一个： 萧敬是几代皇帝都认可的老宦官，对老朱家忠心耿耿。

但长寿的老家奴又面临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主子又要换人了。

弘治十八年，孝宗驾崩。临终前李东阳，谢迁，刘健等内阁大臣入宫接受顾命时，萧敬作为司礼监太监同样在场。很显然，孝宗是把司礼监托付给了萧敬，让好好辅佐新帝。

弘治十八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继位，改年正德。

武宗是出了名的贪玩。我们从弘治十八年到正德三年这段时期，很少见到萧敬的身影。理由也简单，武宗的东宫旧宦——“八虎”，太过强势。正德元年的那场刘瑾等人与朝臣的斗争，彻底对弘治旧年的政治格局进行了洗牌。

“八虎”占据了几乎宦官衙门中所有的重要职位。武宗来势汹汹的夺权之举，也让萧敬等这样的老宦官殃及池鱼。这段时期萧敬应该是在家闲住。

萧敬重新回到司礼监的时间是在正德七年。武宗给萧敬的职位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并附带了一系列的恩赏。这一年，萧敬 七十五岁 。

正德七年的时间点还是有说道的。 正德五年，刘瑾伏诛，武宗用宦官体系制衡朝臣的集权阶段已经过去。随着钱宁，江彬等人在武宗心中地位的上升，接下来正德的朝局方向就是用武将打压文官。

萧敬在这个过渡期的复职，也代表了这一政治重心的转移。

武宗要的是听话的宦官，却又不用在对朝臣的战斗中冲在第一线。 于是资历老道，经验丰富，为人谦逊的萧敬重新进入了皇帝的视线，也成为宦官与朝臣相对和解的代表人物。

老伙计的用处就是在这，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够顶上去，且不招人嫉恨。

正德时期，萧敬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和朝臣的关系走近了。这个也正常，武宗是把内阁和六部都看作了自己的行政执行部门，弱化了内阁的权重。有什么事情，基本和钱宁，江彬，勉强算上宦官张永商量着就做了。

内阁的弱化，其实也代表了司礼监的边缘 ，因为武宗连“票拟”的过场都懒得走了，司礼监代为“批红”的职能也就可有可无。事实上，这一阶段的萧敬，都很难见到皇帝的面，做的也多是些传旨，看摊的工作。

老伙计嘛，不就是用着顺手听话嘛。

日子就这么混着，皇帝在忙自己的事情，朝臣嘟囔着不满却始终无法改变现状，萧敬发现自己也不用怎么干活，安安稳稳守着司礼监就行，时间一晃又到了正德十六年。

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无子。杨廷和与张太后最后选择了湖广安陆州的兴王朱厚熜入继大统，即明世宗嘉靖帝。

历史 又开始重演。借着新帝上台的机会，杨廷和等人牢牢把控着朝局，并对当年这些武宗近侍发起了清洗。江彬是绝对跑不掉的，连诛杀刘瑾有功，与朝臣关系暧昧的张永也被世宗一并撸下台。

但这次萧敬没走，世宗留用了萧敬。

因为世宗没有自己强大的班底，仍然需要这些前朝旧宦帮自己干活；同时，刚刚入京两眼一抹黑的世宗，明显感受到了朝臣给予的强大压力，他还是需要这么几个忠心耿耿的老宦官，来为自己分担压力。

萧敬这位老伙计再次被新掌柜选中，这一年，萧敬 八十四岁 。

正德十六年，萧敬就一直跟在世宗旁边，帮助世宗熟悉宫中各种事物，陪着世宗参加各种典仪，视察各个机构。但这个蜜月期很短。聪明绝顶的世宗很快就熟悉了新的居家和办公场所，逐渐冷落萧敬。

与此同时，弹劾萧敬的各种奏章依旧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皇帝的案头。虽然世宗并未明确表态，但萧敬知道这次真的是变天了。为什么？ 因为世宗是武宗的堂弟，而非儿子，之前祖孙几代人传下来的那点恩情，在世宗看来，并不值钱。

嘉靖元年，萧敬主动上书请辞。世宗准许了，并给予了丰厚的赏赐。仅仅六年后，嘉靖七年，萧敬在家中病逝，享年九十有一。

萧敬的人生并不传奇，却也几起几落。上文说过， 萧敬虽然一直身居要职，却始终没有进入任何一位皇帝的“核心圈子” 。

天顺初年，有“夺门之变”的功勋宦官曹吉祥；成化时期，太监怀恩和汪直都是宪宗最信任的人，连梁芳等人都压着萧敬；弘治年，孝宗后期迷恋方术，宦官李广趁势崛起；正德朝，“八虎”中刘瑾，张永，谷大用，随便谁都妥妥比萧敬更有权势；至于嘉靖年，世宗基本对萧敬的态度是用了就扔，皇帝对于萧敬的赏赐也远远不及后来的黄锦，戴义等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老宦官，却以九十一岁的高龄，历仕六朝，在五位皇帝的治下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得不说是萧敬的本事。

讲讲萧敬的几件事情吧，看完也许会对这个老宦官有不一样的感悟。

天顺五年，端午节有射箭的习俗。英宗玩闹地问萧敬，除了写文章，还会射箭吗？萧敬二话不说，在马上连发三箭，例无虚发。英宗大喜，马上奖赏了萧敬。

在皇帝身边当差需要什么要求？要随时能够迎合帝皇的喜好。最好什么都懂一点，要是都能做到中上水准就更好了。

萧敬本身在内书堂读书的时候成绩优异，且经常泡在宫内的藏书处博览群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下萧敬的诗词，水准还是不错的。同时萧敬也不忘武事，以致英宗需要的时候，萧敬随时能露一手。

萧敬这是两手准备啊。因为明代的宦官的最高点，要么是进入司礼监，要么进入御马监。前者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后者常常要出任地方守备太监，随军出征。年轻的萧敬，为自己日后的前程打下了牢牢基础。

弘治年间，张皇后的外戚张氏兄弟多有不法之举。有人举报张家兄弟抢占民产，扩充私田。孝宗就让萧敬携同三法司核查案情。

这种事情其实都不用查，张家兄弟当时有多混蛋，朝里没一个人不知道的。萧敬把结果回禀给孝宗的时候，张皇后也在场。张皇后马上就暴起，对着萧敬就是一顿辱骂，大概意思是外臣对付我们皇家也就算了，连你个奴才都帮着外人。

孝宗惧内，居然跟着皇后一起教训起萧敬。直到皇后发完火起身离开，孝宗才换了副嘴脸，一个劲地安抚萧敬，还偷偷赏了几十两金银给萧敬压惊。

这件事情很小，但我们看得出在皇家当差的不易。谁都知道当时的张家，只要张皇后在世，谁都动不了，可孝宗依旧让萧敬去查，明显是打算让萧敬背锅。然后和张皇后一起教训萧敬，这妥妥的丢车保帅。

但萧敬忍着。不要觉得这份委屈是个宦官就该受着，脾气大的太监多了去，顶撞皇帝的也不是没有。但老伙计就是老伙计，只要东家没什么麻烦，自己挨顿训就不算什么，这份觉悟不是谁都有的。

当然，后来张家兄弟倒台的时候，听说萧敬是偷偷加了一把火的。

还有正德九年一件事。当时武宗基本上就躲在豹房里了，也不见朝臣。一天朝臣们听说皇帝被豹子伤了，就来打探消息。可什么都没问到。内阁大臣杨廷和直接火了，要发飙。

对接的人把事情告诉了萧敬。萧敬拉上谷大用，去了趟豹房。武宗没见萧敬，但是隔着门给萧敬下了一道口谕，意思是我没事，让外面那些大臣别瞎操心。

萧敬得了口谕，命令司礼监的下级文书以书面形式把口谕发给了内阁。朝臣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这才作罢。

这件事有两个地方值得关注。

第一，萧敬去见武宗的时候，拉上了“八虎”之一的谷大用；第二，得到口谕的萧敬，并不直接与朝臣接触，而是让文书以书面形式传递消息。

这恰恰是萧敬的高明所在。 拉上谷大用以请安的名义去汇报外朝情况，可以避免武宗觉得萧敬多管闲事；以书面形式传达口谕，可以打消皇帝觉得近侍与外臣走得过近的顾虑。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萧敬老道的处事方式与对皇帝心思的独特揣摩。 事实上，司礼监的太监与内阁阁臣接触，本身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嘉靖元年，萧敬请辞回家，世宗给了一系列的优待奖赏。当时这份殊荣，是让很多人眼红的。但嘉靖七年萧敬去世，司礼监原来萧敬的下属们，集体联名上书，请求世宗给萧敬的兄侄荫恩授赏，却遭到了世宗的断然拒绝。

世宗的理由是，萧敬作为宦官，得到的殊荣已经足够了，再给就过分了。而事实上世宗后来给自己王府旧宦的赏赐，要比给萧敬的要多得多。

而嘉靖二十年，世宗革除各地镇守太监，收没宦官田产的时候，顺便也把萧敬遗留下来的田产给没收了，价值二十余万两。萧敬的这些田产加上其他宦官的，一起被世宗重新分配了皇帝身边的近侍，少量拿出给佃农耕种，顺便还解决了西北宗藩的欠俸问题。

对了，嘉靖初年内阁首辅杨一清的倒台，有一条罪名就是结交近侍，指的就是萧敬。

什么叫最是无情帝王家。

作为大明 历史 上，最长寿的司礼监太监，萧敬的一生几起几落，却屡屡能够得到君王的信任与重用。他是大明朝当之无愧的老家奴，老伙计。

对萧敬而言，他不需权倾朝野，也不用恩赐无边，他只是在每个时间段做好自己的事情，谦逊，隐忍，事上意，回报着英宗的知遇之恩。萧敬的存在，比起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更富有人生教导意义。

毕竟， 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权宦第80章两人开始互动。权宦中两人开始互动前傅双林低调求存和其他人不交往，第80章阴差阳错到了太子楚昭身边，自己求生存努力辅佐太子登上了那九五至尊之位。权宦是陈灯写的一本都市小说，内容丰富，富有遐想。

童贯战败后又重振旗鼓与宋江等人再战，最后，童贯等人被宋江手下的梁山好汉杀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童贯（1054年-1126年），字道夫（一作道辅），开封人，北宋权宦，“六贼”之一，性巧媚。

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京荐其为西北监军，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宣和四年，攻辽失败，乞金兵代取燕京，以百万贯赎燕京等空城而回，侈言恢复之功。

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他由太原逃至开封，随徽宗南逃。宋钦宗即位，童贯被处死。

童贯握兵权二十年，权倾一时，发号施令超过了皇帝的制敕。曾有人弹劾他，宋徽宗命方劭去调查，方劭的一举一动都被童贯侦得，他先到宋徽宗那告状，并陷害方劭，方劭反而获罪被处死。

童贯体貌魁梧，穿戴讲究，腮下生有胡须，皮骨坚硬如铁，不像宦官。他有度量，能散发财物。后宫中从妃嫔以下他都用财物结纳，每天都能听到后宫中人称赞他的话。他恩宠显赫，门庭若市，岳牧、辅弼多出自他的门下，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达数百人。他极尽邪恶，招致祸乱，天下遭殃，即使把他剁成肉酱也不能抵偿他的罪责。

咱们都知道在土木堡之变中，明军数万主力军全军覆没，扈从上百位文武官员也陪葬于此。

当然，造成土木堡惨败的罪魁祸首，司礼监太监王振也葬身于此，算是恶有恶报了。

但关键的问题是，王振是怎么死在土木堡的呢？他到底是死在谁手里了呢？

1、流传最广的樊忠锤死说

在零几年的初中 历史 书教科上，就讲述的有土木堡之变时，护卫将军樊忠知道大势已去。于是举起战锤将王振砸死，并且说出他那一句名言：“ 我为天下杀此贼！ ”

按说有教课书站台的话，那权宦王振指定是被樊忠干掉了，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但我在查找《明英宗实录》《明史》后，发现里面压根没有樊忠的记载。别说是樊忠怒锤王振了，就连樊忠这个名字都不存在。

这看的我是心头一惊。

奇怪不奇怪？《明英宗实录》是明朝钦定的正史；《明史》是清朝钦定的正史。

这么经典的锄奸行动，明清两部重头史书，居然都心有灵犀的没有记载。

那樊忠锤爆王振的说法，到底是出自哪里呢？

这种说法还真不是出自官方，而是出自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方志史学家何乔远的著作。何乔远在万历年间，曾担任过礼部的中级官员，一生文章等身著作颇丰。

其在代表作《名山藏》中载：

“（土木堡之变时） 护卫将军樊忠者，安州人，从上旁以所持瓜捶死振，护驾突围，复棰死虏百余人，死之。 ”

《名山藏》是一部私人编撰的纪传体史书。 这应该是樊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资料中 ，而且故事与后世传颂的一样。

土木堡之战时，眼见大势已去，护卫将军樊忠手持瓜锤，在经过明英宗身边时，把王振给砸个脑门开花。 樊忠这瓜锤砸的，怎么看怎么有偷袭的意思，不是那么的大义凛然。

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樊忠，还没有配上那句著名的杀贼口号。

但这已经勾勒出原型了：尔后樊忠护驾突围，一口气锤死一百多个瓦剌兵，最后才慷慨战死。

至于何乔远编撰这段故事时，是否参考了其他类似的资料，那就不得而知了。

那樊忠那句震人心魄的口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最早出自顺治年间，清代史学家谷应泰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樊忠第一次说上了台词：

“ 八月，师溃于土木，帝北狩。护卫将军樊忠者，从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曰：“吾为天下诛此贼！”遂突围杀数十人，死之。 ”

其后樊忠锤死王振的故事彻底成型，不但有经典场景，而且配上了经典台词。

比如清代康熙年间，史学家姚之骃编撰的《元明事类钞》，就收集有“为世诛贼”的典故：

“ 王振挟帝亲征，师溃于土木，帝北狩。将军樊忠从帝旁，以所持锤，捶死振曰：“吾为天下诛此贼！ ”

而且明确指出，来源就是《明史纪事本末》，然后此说就越传越广了。

清代人补录的明朝才子杨慎的《廿一史弹词》，清朝康熙时创作 历史 小说《历代兴衰演义》《林兰香》等，基本上都采用了此说，演绎出樊忠锤杀奸贼的场景。

可问题是，王振真的是被樊忠锤死的吗？正史又是给出了什么说法呢？

2、最有可能死于乱军之中

土木堡惨败之时，明军处于异常混乱的状态，随从的文武官员，基本全部被瓦剌兵杀死。

那王振应该也是这个下场。

《明史·王振传》载：“ 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 ”

这里明确说王振被乱兵所杀，至于是被明军所杀，还是被瓦剌兵所杀，那就不清楚了。

反正是被乱军所杀了，多半就是被瓦剌兵杀了，毕竟明军不是忙着逃命，就是跪地受死。

没人有心情去杀王振。

《明史》的诞生远远晚于《明史纪事本末》，但是并没有采用樊忠锤杀说，显然官方觉得不靠谱。

那作为《明史》蓝本的《明英宗实录》，是怎么说王振之死呢？说得也是很模糊：

“ 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 。”

《明英宗实录》是支持乱军杀死说的，因为《实录》明确说是瓦剌冲杀过来后，明英宗当时就被俘虏了。 一直陪侍在朱祁镇身边的宦官，只有喜宁一个侥幸逃生，王振等人全部被杀。

这里多半就是被瓦剌所杀。

而且英宗朝的史官刘定之，在最早系统记录土木堡经过的《否泰录》中，明确记载瓦剌杀入中军的过程：

“ 虏丛入中军，宦侍、虎贯矢被体如猬。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虏拥以去。 ”

瓦剌兵突破明军脆弱的外围后，直接就冲入朱祁镇所在的中军了， 朱祁镇身边的“宦侍”太监们，被瓦剌骑兵射的像刺猬一样。 然后朱祁镇趁机突围，结果不能杀出去，直接被瓦剌兵俘虏。

结合《明实录》中英宗被俘时，只有喜宁一个太监随行，可以推断这些被射死的太监中，必然就有王振了。

《否泰录》的可信度是极高的，因为撰写的时候离土木堡之变没几年，而且刘定之询问过，亲身经历事变的袁彬、哈铭等人，这些都是很难得的一手资料。

而亲身经历土木堡惨败，并且侥幸逃出生天的文官李贤、锦衣卫校尉袁彬、使者哈铭等人，在各自所著记录实况的《天顺日录》《北征事迹》《正统临戎录》等， 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中，全部没有提及樊忠杀王振的事。

尤其是哈铭的《正统临戎录》，他一直陪侍在朱祁镇身边，记录有朱祁镇口述的惨败经历，著名英宗被俘时灵魂四问：

“ 你是也先么？你是伯颜帖木儿么？你是赛刊王么？你是大同王么？ ”

（朱祁镇原话，其实明朝说话基本都是大白话，只不过写出来又成文言文了）

就是出自这里。

朱祁镇口述被俘的情形是这样的：“ 也先来将我营乱了。我下马，蟠膝面向南坐。有一达子（指瓦剌兵）来剥我衣甲，我不服他剥，达子要伤害我。 ”

朱祁镇被俘的时候，就是孤身一个，他自己坐在地上等死了，身边一个太监都没有。那指定是被瓦剌兵杀光了。 而且多半是朱祁镇，亲眼看着王振被瓦剌兵干掉的。

要不然朱祁镇能不提王振的事？

朱祁镇被俘后，出使瓦剌去迎接他的礼部右侍郎李实，在自己所著的《北使录》中，记载有他与朱祁镇总结教训的对话。

朱祁镇承认：“ 不意被留在此，实因王振、陈友、马清、马云所陷。 ”自己能被瓦剌俘虏，的确是王振这几个货不干好事。但您主意朱祁镇总结的祸首排名，王振是排在陈友前面的。

后文说到喜宁这个叛徒被除掉时，朱祁镇高兴的嘱托李实：“ 喜宁既凌迟了，陈友等不要饶他。 ”

这里又变成陈友打头阵了，那就只能说明王振的确被瓦剌杀了，所以不再惩办清算之列了。

而据明朝宪宗年间，长乐知县黄瑜所著的《双槐岁钞》载，朱祁镇的确看见王振被瓦剌杀了：

“ 振为虏所杀，朕亲见之！ ”

这可以跟上边的推测照应，至于黄瑜说法的出处，或者他所参考的资料，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基本断定，王振就是被瓦剌兵干掉了。

3、朱祁镇钦定的王振自刎说

本来嘛，按照诸多第一手史料推测，王振应该就是被瓦剌干掉的。

但是朱祁镇在复辟后，偏偏不承认这个说法，而是硬生生的杜撰出：王振自刎说。

明英宗复辟的第一年，就下旨为王振翻案：

“ 振恭勤事上，端谨持身，左右赞襄，始终一德，陷没土木，岁久未沐招葬。 ”

于是下诏恢复王振的原官职，用香木雕刻出王振的样子，借此为他招魂厚葬。而且还在智华寺塑像祭祀，而且敕赐额曰旌忠祠。

朱祁镇觉得这样还不过瘾，还亲自写了一篇碑文——《皇明恩典》，现在一般称为《明英宗谕祭王振碑》。

在明英宗亲自操刀的碑文里，他是这么为王振之死定性的：

“ 将臣失律，并以陷没，即引刀自刎。 ”

朱祁镇说斩钉截铁的说王振是拔刀自刎了。

当然这肯定不是实情，这只是给王振留个体面，因为上面朱祁镇自己说了，他亲眼看见王振被杀了。

而他之所以出面作证，说王振是被瓦剌所杀，是因为土木堡之变后，有言官弹劾王振说：

“ 今陷虏中，反为虏用。 ”

也就是王振被瓦剌俘虏后，就成了瓦剌的舔狗，这应该是“抹黑”了。

他们想说的可能是喜宁。

后来这个乌龙还闹得挺大，据《明实录》载，朱祁钰在午门当代理皇帝时，群臣气氛的上奏清算王振一党。而且特意提到：

“ 复恐此贼潜匿偷生，乞令诸司缉捕得获，万锉其尸以伸天下之愤，以释神人之怒 。”

他们确实怀疑王振没死，而是担心他潜逃存命，所以要提前下通缉令，抓住就碎尸万段。

所以才有了朱祁镇复辟后，现身说法自己亲眼看见王振战死的事，为王振投敌的污名辩白。

当然，朱祁镇觉得王振被瓦剌所杀，还是不够高大上，所以干脆自我了断，省的被杀受辱了。

王振自杀说的可信程度，基本等同于樊忠锤杀说了，一个是过褒，一个是太贬。

还是死于瓦剌乱军最切合实际。

（一家之言，求同存异，感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