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1张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

  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

  关键词:

  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

  有汉一代,辞赋盛行,诗坛一度冷落。及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出现,使文坛为之一新,大放异彩。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崭新的形式,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光彩,并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它是汉末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其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诗最早见于南朝诗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后人常以诗的篇首句“孔雀东南飞”作为篇名)。这首代表汉乐府民歌艺术高峰的长篇叙事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广泛传诵,交口赞颂,被誉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的“双璧”之一,不少学者专家的许多文章的观点,以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为原则,切中肯綮,为后代学习研究者所认同,皆已形成共识。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

  1余冠英选注 1953 《乐府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李因笃、陈祚明等 19876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孔雀东南飞》

  3 孙志凌 20017 《孔雀东南飞》中的三个问题 河北《语文教学之友》

  4游国恩等 19895 《中国文学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5金伟源 19895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

古代诗人因为才华得以流芳百世,如今很多现代人都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偶像。殊不知古代诗人其实也有自己的偶像,而且他们“追星”的样子还很独特,我有个朋友是学习汉语言文学的,他们就曾经专门开了一堂课聊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今天我就聊聊古人到底是怎样追星的。

                                          苏轼:白居易!我的知己!我的偶像!

首先是苏轼追星白居易,世人皆知的是苏轼是个弟控,却不知苏轼也有作为追星人的一面

苏轼在诗词方面的成就一流,粉丝自然少不了,不过苏轼也有自己的偶像——白居易,苏轼特别欣赏偶像淡泊平和的态度,多次将自己比作偶像,还多次化用偶像的诗词,由此看来苏轼真的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

                                       白居易:我为偶像举大旗!看谁敢与他为敌!

白居易的“爱豆”就是李商隐啦,白居易欣赏李的才华,认为他的作词巧妙极具创造力(这里还有一个冷知识,李商隐居然比白居易小41岁哦!)作为一位长辈能够虚心向晚辈学习真的是很让人敬佩啦!

                                       李商隐:其实我是杜甫的“小迷弟”啦!

李商隐也有自己的偶像,那就是杜甫,别人都只盲目追星,而李商隐则是向偶像看齐,学习杜甫组织严密的七律,并用在自己的诗作里,作为粉丝他认为,天地万象都能在偶像的笔下呈现偶像就是最厉害的,杜甫爱豆yyds!

                                                  杜甫:李白!你是我的神!

要说李白最大的粉丝头子,肯定是杜甫啦!,杜甫和李白一见如故如同知音,此后的许多年,杜甫时常想起李白,就情不自禁地写下许多诗,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

《冬日有怀李白》、《赠李白》等等

总结起来大概就是“把你藏在心头~每天每夜想你~哪里都是你~”

                                                   李白:我为孟夫子打call!

没想到“追星”也是环环相扣的,李白也是别人的“脑残粉”,他还疯狂“追星”过孟浩然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最明显的“证据”。除此之外,他甚至明目张胆地写诗“表白”偶像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像极了饭圈小粉丝追星的时候,疯狂碎碎念:“孟浩然我爱你!”

由此看来,古人“追星”也是很有特点的,他们在自己崇拜的人面前,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

丝毫不亚于如今的粉丝们,其中真挚之情,可见一斑。

人物生平 早而聪敏

庾信出身于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家庭,为东晋时期文学家庾阐的后人。他的祖父庾易,在南齐时不应朝廷征聘;父亲庾肩吾,曾任南梁散骑常侍、中书令,为当时著名文学家。

庾信自幼聪敏,博览群书,特别通晓《春秋左氏传》。他身高八尺,腰长达十围,形貌举动疏慢而不拘礼法,有不同常人之处。

恩礼隆盛

大通元年(527年),十五岁的庾信入宫为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直至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去世。此时晋安王萧纲(梁简文帝)被立为太子,而庾信之父庾肩吾任太子中庶子,主管文书,十九岁的庾信也担任东宫抄撰博士。父子均在东宫,出入宫禁之中,恩宠礼遇无人可比。他和徐陵才华横溢,文风绮靡浮艳,被世人称为“徐庾体”。当时的后学之士,争相模仿他们的文章。他们每写成一篇文章,都受到京师的传诵。其后,庾信出任湘东王萧绎的常侍,转任安南府参军。之后经多次升迁,庾信担任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

大同八年(542年),庾信出任郢州别驾。

大同十一年(545年),庾信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他的文章和言谈,被邺下高度赞美。回朝后,庾信任东宫学士,兼任建康令。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东魏降将侯景率军反叛。萧纲命庾信率领宫中文武官员千余人,在朱雀航北扎营。侯景赶到时,庾信匆忙率军撤走。

台城失陷后,庾信逃往江陵,被湘东王萧绎(梁元帝)承制任命为御史中丞。

屈节敌国

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后,庾信转任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并加散骑常侍衔。

承圣三年(554年)四月,庾信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后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庾信因而被留在长安,被西魏任命为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随即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北周孝闵帝宇文觉登基后,封庾信为临清县子,食邑五百户,任司水下大夫。又出任弘农郡守,升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晋爵义城县侯。不久后又被任命为洛州刺史。庾信通晓旧时的不少典章制度,为政简要清静,使官民皆获安宁,字文称赞道:“德藏褰帷,才膺刺举,吏不敢贿,人不忍欺。上洛童儿,如迎郭常簧躺焦世希似值刘弘。”

当时陈朝与北周互通友好,寄居他乡的南北人士,都允许回归故里。陈朝就请求放还王褒、庾信等十余人,周武帝宇文邕只放还王克、殷不害等人,留住庾信、王褒不放。不久后,庾信被征调为司宗中大夫。

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很喜好文学,庾信因而受到特殊的恩宠礼遇。至于赵王宇文招、滕王字文等,更是与庾信诚挚交往,如同布衣之交。北周公卿的墓碑墓志,大多拜托庾信撰写。当时只有王褒与庾信文才相当,其余的文人,没有能比拟的。

乡关之思

庾信虽然身居显贵,但常有思乡之情,便作《哀江南赋》以抒发自己的心意。

周静帝大象(579年—580年)初年,庾信因病离职。

开皇元年(581年),庾信去世,享年六十九岁。隋文帝深为哀悼,追赠庾信原职,并加赠荆、淮(《北史》作雍)二州刺史,由其子庾立世袭爵位。

主要成就 文学

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朝,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

前期

庾信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他的《哀江南赋》中描述为“五十年中,江表无事”。他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他在梁时的作品,特别是19岁至36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题材基本上不出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的范围。如《和咏舞》、《奉和初秋》、《鸳鸯赋》等题,属于萧纲率领周围文人同题共作的篇章。这种富于游艺气氛的创作活动,要求作者适应宫廷的趣味,在应酬捷对中显露个人的学养与文才。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加上“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使他很快获得与徐陵齐名的称誉。

但是,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不易表达个人的信念或情操。例如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图》一诗,与萧纲《望同泰寺浮图》相唱和,诗中所表白的对佛教的倾心,其实是着眼于皇太子的心情,不应据此而得出庾信信佛的简单判断。这一情形,也适用于同时的其他东宫文学侍从。

由于萧纲等人力主新变,影响所及,促使当时的创作争奇斗巧,打破陈规,开启了唐诗、律赋发展的道路。庾信前期的创作,在这方面颇有贡献,如《乌夜啼》中的七言八句,声调铿锵,已基本符合律诗的平仄。再如《燕歌行》拓展了七言古诗的体制,不但篇幅变长以便铺叙,而且配合感情的起伏,变逐句押韵为数句一转韵。他早期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值得珍视,明代的杨慎及清代的刘熙载都承认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庾信在梁朝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经营,还包括美感内容上的体认。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庾信前期已具有“流连哀思”的审美趣味,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庾信后期的生活经历,使这种美学追求得到充分实现的土壤,从而达到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境界。

后期

梁朝因侯景之乱而濒于破碎。梁元帝试图在江陵复振,却很快毁于西魏。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长安,因江陵陷落而不得南归,历仕西魏及北周,先后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据《周书》本传记载,他“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他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充满深切的情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评论其“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种特色。

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庾信遭适亡国之变,内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这种沧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如同 “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因此,他在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归咎于当权者内部的倾轧与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风景:“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忽见槟榔,也会勾起思乡的惆怅:“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在《寄王琳》中,庾信接到南方故人的来信后,更禁不住悲慨万端,《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从《寄王琳》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为浑成的高超艺术。

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虽然他北迁以后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但内心深处感到无异于“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责备自己的羁留为“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他的羁旅之恨与忧生之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以“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的意象致概于个人生存的软弱。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作注解时借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

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从多种角度抒发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怀》组诗的抒情传统,尤称杰作。如其七中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隐恨与南归的渴望,真挚感人。又如其十八中所表达的忧思,不只是仕途不达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为国建勋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馀地。此诗中“残月”四句写景,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诗人独有的心境,可见诗人精切浑成的笔力。

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饰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政治

庾信在北周担任洛州刺史时,为政简要清静,使官民皆获安宁,颇著政绩。字文在《庾信集序》中将其受爱戴的程度与东汉名吏郭臣拔鹘名臣刘弘相提并论。

个人作品

庾信有《庾开府集》传世,清人倪[座注,改称为《庾子山集注》。今本《庾子山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代屠隆本为最早。《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到明有汪刊本,共十二卷;还有朱曰藩刊本,仅六卷,有诗无文。此外还有明代张溥所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称《庾开府集》。清代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周文》中录其作品十一卷( 卷8~卷18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录其诗三卷( 卷2~卷4 )。

人物评价 总评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鲍照之后的齐、梁、陈三朝和北朝,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当时曾有“徐庾体”之说,时人将徐陵与其并列,其实徐陵成就在其之下。庾信兼善众体、诗赋,文都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多产的作家之一。

他的诗赋在中国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同于前人骚赋,也不同于后人的律赋。他将两汉以散文入赋变为以骈文入赋,使赋更具有形式美,将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庾信还开唐人以诗入赋的先河,唐代王勃、骆宾王的骈作皆受其影响。六朝骈文盛极,而庾信可谓集大成者。

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却结出“穷南北之胜”的文学硕果。他的文学成就,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

历代评价

宇文护:庾信南人羁士,至孝天然,居丧过礼,殆将灭性,寡人一见,遂不忍看。

王通: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

李延寿:①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萧纲)、湘东(萧绎)启其*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②王褒、庾信、颜之推、虞世基、柳\、许善心、明克让、刘臻、王贞、虞绰、王胄等,并极南土誉望,又加之以才名,其为贵显,固其宜也。

令狐德保憾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备器用于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张说: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

杜甫:①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③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杨慎: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

夏完淳:苏属国(苏武)之旄节终留, 庾开府之江关永弃。

王夫之:文章之体,自宋、齐以来,其滥极矣。人知其*艳之可恶也,而不知相率为伪之尤可恶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与徐、庾而相仿佛。悬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则弗论其为骈丽、为轻虚、而皆伪。人相习于相拟,无复有繇衷之言,以自鸣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贞也,非贞也;其*也,亦非*也;而心丧久矣。

纪昀: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四六宗匠。

刘熙载: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林纾: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

刘师培:庾子山等哀艳之文用典最多…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

钱基博:雕画奇辞,日竞于繁采;而能者为之,殊别在气,干以风力,藻耀高翔,大雅不群,是则庾信、徐陵其人也。然其才华富有,绮丽之作,本自青年渐染南朝数百年之靡。及其流转入周,重以飘泊之感,调以北方清健之音,故中年以后之作,能湔洒宫体之绮艳,而特见苍凉。随事著色,善于敷扬,流连篇章,感慨兴废,景自衰飒,语必清华;发愀怆之词,擅雕虫之功。尤善用事,据古况今,属辞比事,而出之以沉郁顿挫,所以堆砌化为烟云。才藻宏富,自然健举,植骨不高而气则雄。举止轩昂,动多振绝,所以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而不伤于襞积。余尝谓韩愈之古文,于浑灏中见矜重;而信之骈文,于整丽中出疏荡。韩愈雄而不快,而信密而能疏,组织出以流美,健笔寓于绮错。盖上摩汉魏辞赋之垒,下启唐宋四六之涂,实以信管其枢也。

钱钟书: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

曾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者,远不止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

轶事典故 文才惊人

据《朝野佥载》记载,庾信自南朝初至北方时,北方文士大多轻视他,庾信将自己的作品《枯树赋》给他们看,自此之后无人再敢轻言庾信。

断袖之欢

庾信与梁朝宗室萧韶有断袖之欢。萧韶还是幼童时,他的衣食都是庾信供给的。碰到有客人来的时候,萧韶还替庾信传酒。后来萧韶因依附湘东王萧绎(梁元帝)得以担任郢州刺史,当时庾信从建康逃往江陵,路过江夏,萧韶非常薄待他。萧韶自坐在青油幕下,引庾信入宴席,让他坐在旁边的榻上,脸上露出了自负的神色。庾信无法忍受,借着醉意上头,直接爬上萧韶的床榻,踩踏饭菜,直视萧韶的面容,对他说:“你今天的样子与从前大不相同。”当时宴席上宾客满坐,萧韶因而感到非常羞耻。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亦提及“至若娈童,本非女质,抱衾荐枕,不过以色为市耳。当其傅粉熏香,含娇流盼,缠头万锦,买笑千金,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赀尽,贵者权移,或掉臂长辞,或倒戈反噬,翻去覆雨,自古皆然。萧韶之于庾信,慕容冲之于苻坚,载在史册,其尤著者也。”

家庭成员

先祖:庾阐,字仲初,东晋文学家,官至给事中,领著作事,封吉阳县男,卒谥号贞。

八世祖:庾滔,官至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封遂昌县侯。

祖父:庾易,南齐时征士。

父亲:庾肩吾,字子慎,梁朝文学家、书法理论家。官至散骑常侍、中书令。

叔伯:庾於陵,字子介,曾任荆州大中正;庾黔娄,曾任尚书金部郎,大中正,皇太子侍读等职。

兄弟:庾恒、庾译、庾,生平均不详。

子:庾立(《元和姓纂》作“庾立真”),继承庾信的义城侯爵位,在隋朝担任逸乐县令。后因为不愿意投降薛仁杲,惨遭虐杀。

孙:庾威士,唐朝时“翊卫开元征士”。

史料记载

《全后周文·卷四·庾信集序》

《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

《北史·卷八十三·列传第七十一》

  魏晋南北朝考试重点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1 魏晋南北朝(中古文学)的标志:五七言古近体诗兴盛。

 2 魏晋南文学变化的因素

 (1)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第一、 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并独立(汉时,文学即指学术、刘宋时期才与史、玄、儒学并列)。

 第二、 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区分,对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明确认识。(到南朝时已成系统)。

 第三、 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最终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2) 动乱中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

 魏晋文学是典型的动乱文学,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补偿的放达。于是产生了一些共同主题,如死生、游仙、隐逸。

 (3) 门阀观念下的文学创作

 A. 门阀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寒士的不平就反映在文学创作中。

 B. 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中,与政治权力一起世代相传,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与之有关。

 C. 重视门第的风气还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或是追述炫耀门第及祖先功德。

 (4) 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源于老庄,后受儒、佛影响的玄学对文学渗透很大,其中的自然与真、言意之辨、名理形神之辨,都成为文学讨论及作品的主题,将理趣融入文学。

 (5) 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3 中古文学发展历程

 A. 概要

 建安:曹氏、王粲、刘祯

 政治理想与务实精神,通脱态度与应变能力。不拘守于儒学,表现鲜明的个性。反映理想的高扬、人生的短暂、个性与浓郁的悲剧色彩。

 正始:嵇康、阮籍

 崇尚自然,反对名教、揭露礼教与时政的冲突、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 太康:三张、二陆、两潘、一左。

 以繁缛为特点,丧失建安风力,但在语言运用上多有探索,抗议门阀,书法寒士不平。

 两晋:玄言诗。

 晋宋易代:陶渊明开创田园诗。

 汉魏古朴诗风带入更纯熟境地,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

 宋初:谢灵运,玄言诗转向山水诗。

 B. 总论

 思潮:文学进入自觉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

 玄学与佛教带来新的创作因素 语言形式美的发展及应用。

 成绩:五古继承汉乐府,增强诗人个性 骈文达到兴盛,增添一种新的抒情性强的文体 汉大赋演变为抒情小赋,增加骈俪成分 七古确立 南北朝民歌及小说

 分论之建安、正始文学

 1 建安时代特征

 (1) 建安文人颇有壮志,卓荦不凡。高扬的政治理想,悲凉慷慨的精神成为时代特色。

 (2) 社会的动乱,使人生苦短的哀叹成为主题。对此,诗人或是单纯哀叹。(七哀诗)或是哀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短歌行)或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追求更高人生价值(龟虽寿)。

 (3) 此时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也是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诗人不踵武前贤,效法同辈,另辟蹊径,发展独特风格,或古直悲凉,或便娟婉约。

 (4) 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2 曹操

 (1) 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与人民遭受的苦难,体现了曹操救民于水火的胸怀与抱负。

 (2) 表现以法治国的主张和求贤若渴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3 曹丕

 宴游诗: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

 抒情言志:突出“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

 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及思想之情。

 变革乃父处:

 (1) 个人情感的抒发,有别于曹操情于历史使命感的特点。

 (2) 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

 4 曹植

 A. 前期:歌唱理想与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情调,充满信心(白马篇)

 B. 后期: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激起的悲愤

 内容:

 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野田黄雀行);

 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美女篇);

 述志诗,诉其用世之心(杂诗);

 游仙诗,现实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解脱(远游篇);

 贡献:文采富艳;

 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

 5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桀,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6 王桀:感情深沉,慷慨悲壮

 (1)归曹前:记汉末战乱,写羁放之情和悲壮难酬的感慨。

 (2)归曹后:(从军诗五首)再现汉末战乱后的农村后农村田园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为国效力的意愿。

 风格:感情深沉,慷慨悲壮,遭乱流寓,使他感悟兴怀,忧世悲己。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都是从个人身世感伤中展示。

 7.刘祯:赠答、游乐

 刘祯的诗以气势取胜,无论是抒情咏物,无论是写山水还是状禽鸟,都显示出其目无千古,踔厉奋发的气概。

 8 《饮马长城窟》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而悲凉,十分接近乐府民歌风格。

 9.正史诗歌,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幻灭感。反映民生疾苦与抒发豪情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由于正史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

 10 阮籍《咏怀八十二》内容及特点

 非一时一地所做,是其政治感慨记录,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

 《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时光飞逝,人生无常(十八)或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愈世事反复(三)或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或直接慨叹人生各种深创巨痛。由于从自然到人事都充满苦难。阮籍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无法找到出路,只好故作旷达。

 为求精神出路,咏怀中有游仙隐居题材。批评政权荒*辅修腐朽,指出其必定灭亡的命运。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抒发自己的壮志。

 11 嵇康

 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

 分论之太康诗风

 <1> 太康诗风特征:繁缛

 (1) 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

 (2) 描写有简单趋向繁复。

 (3) 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

 总之,追求华辞丽藻,描写繁复详尽及大量运用排偶,是太康诗风“繁缛”特征的主要表现,从文学发展的规律看,也是必然的趋势。

 <2>太康诗风出现的原因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心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阮籍那种寄托深远的作品。他们的努力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

 <3>左思的《咏史诗》

 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寒士的不平以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有的表达对于门阀制度的蔑视,有的表达对寒士自身价值的肯定,有的感叹寒士的生活困顿。

  魏晋南北朝考试重点

 左思的诗歌多引用史实,故曰:“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加以批判的态度,故曰:“怨”。文典以怨,显得十分深刻。

 分论之魏晋玄言诗

 1 玄言诗盛行于东晋的原因:

 (1)魏晋玄学以及清谈之风兴盛;

 (2)东晋偏安政局形成的独特文人心态。

 2 玄释合流:

 思想上,支遁注《逍遥游》新义为众人所接受,东晋世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又处于较为安定富裕的生活,没有鄙弃功名追求自然,而是追求心隐追求适义而已,过风流潇洒的生活,其主题便是山水。

 分论之陶渊明

 1陶渊明诗歌的分类:田园诗,咏怀诗,咏物诗,赠答诗。

 2田园诗:

 内容: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秀美,田园生活的场景,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有的是写田园的凋敝。

 3陶诗的艺术特色

 (1)日常生活诗化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

 (2)情景事理的浑融

 陶诗重在写心与景物融合为一体,对人生的领悟。

 (3)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描写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少用华丽辞藻,只是白描朴素。

 分论山水诗

 1.谢灵运山水诗

 谢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后缩写,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的描写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主要特点是鲜丽清新

 2.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转变

 (1)从写意到摹像

 谢诗不像陶诗以写意为主,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山水景物又独立于是人性情之外。

 (2)从启示性到写实性

 谢诗语言更注重了些实,充分发挥语言感染力,增加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性情渐隐,声色大开。

 3. 鲍照:

 ① 传达寒士们的慷慨不平的呼声;

 ② 描写边塞战争反应征夫戍卒生活;

 ③ 描写游子、思妇和弃妇诗;

 ④ 反应统治者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疾苦;

 ⑤ 山水俊逸豪放,奇矫凌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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