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吴三桂简介 吴三桂为什么引清军入关

献关降清晋爵平西王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争战状态，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自己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实？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自己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是相当强烈的，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会不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对自己多次劝降，却都被拒绝，当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

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 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痹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被击败了，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即告危急。在军事上异常被动的形势下，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与此同时，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这样，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吴三桂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即于军中承制，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他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又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之间，吴三桂这样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图存、反复投机之人，竟然被戴上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的桂冠，成为了明清之际风靡一时的人物！

杀故主晋爵亲王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根据清政府的指令，顺治元年（1644）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顺治二年八月，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三年之后，清朝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之后，顺治八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博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并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李莉娜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女，没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但因为参加《非诚勿扰》这档相亲交友类节目，让李莉娜通过节目迅速走红，看完李莉娜牵手成功的138期节目后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恐怕不少观众都觉得她好不容易下台了吧，毕竟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李莉娜不知道拒绝了多少富豪男嘉宾的追求，人家又是花钱又是花心思的都没有打动李莉娜，这越发让人好奇她最后的牵手对象是谁了。

1981年出生于徐州的李莉娜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职业是一位汽修专业教师，一般来说女孩子做汽修的很少见，更别提李莉娜还是一位颜值超高的大美女了，容貌秀丽，浑身散发着知性气质的李莉娜在2013年5月11日的《非诚勿扰》节目中初次亮相，被誉为剩女女神”的她28岁之前一直享受着被很多男人追求的感觉，所以没怎么谈恋爱，到了28岁李莉娜突然觉得自己的年龄不能等了，于是来到了《非诚勿扰》的舞台。

女嘉宾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很少有像李莉娜这样引发全场惊呼的，谁让人家长得确实漂亮呢，要不是因为漂亮，为什么那么多富豪都专门冲着李莉娜来参加节目。此前曾有知名博主爆料，有位湖南口音的男子突然跑到了《非诚勿扰》工作人员入住的酒店，软磨硬泡要见女嘉宾李莉娜，甚至还开出50万的年薪想让李莉娜当他的私人专属修车教练，如果李莉娜同意交往，更会送上价值200多万的911 CarreraS作为见面礼。

私底下被富豪追求，《非诚勿扰》的舞台上李莉娜也没少被富商表白，节目史上最大场面的表白就是冲着李莉娜去的，来自辽宁锦州的海归富二代樊纲专门为李莉娜而来，他准备了满屏的照片墙，甚至连每一位观众挥舞的手机中都是她的照片，送给李莉娜手工制作的姓名牌，可谓是非常有心思了，还有从天而降的婚纱，都让在场的所有女生为之感动，偏偏李莉娜自己却非常坚决地三度拒绝男嘉宾的求爱。

看到李莉娜拒绝了那么多优质好青年，真的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在《非诚勿扰》节目中李莉娜曾公开过对未来的另一半的要求：以前会被长相帅气、外表出众的男生吸引，但更喜欢稳重类型的。相比较而言，比年轻的时候更看重内在的东西，希望另一半是个比较有主见的成熟男人，经济方面没什么太高要求。”听上去好像很好找对象一样，实际上都要看合不合眼缘，最终李莉娜在138期节目牵手成功了。

　　本人对孝庄皇后有一种莫名的崇拜，看到不少有关孝庄的评论，但是历史是应该用事实累积的，不是靠一些野史外传。。。。。。有些人甚至说 招降吴三桂是孝庄出马，可笑。。。。。为了避免太大的偏差，送出以下资料：

　　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部落之长）寨桑的女儿，孝端皇后的侄女，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有绝色，性机敏。

　　1625年，年仅十三岁时嫁给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为妻，与姑母一同嫁予皇太极为妻。婚后生有三女，固伦雍长公主，固伦淑慧长公主、固伦淑哲长公主。1636年皇太极称 帝，封博尔济吉特氏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生皇九子福临，尊庄妃为皇太后，史称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天生丽质称得上清朝前期的绝代佳人。她临事处置沉静果断，早在皇太极时期，孝庄文皇后就‘赞助内政’，为皇太极出力。

　　1642年（清太宗崇德七年），清军攻陷松山，明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为表示忠于明室，宣布绝食，后来，皇太极知道洪承畴好色，于是孝庄皇后向皇太极自荐，诱降洪承畴，后来洪承畴引清兵入关，明亡。

　　1643年，皇太极逝，福林继位为顺治帝，迁都北京，尊孝庄皇后为太后，以皇叔多尔衮摄政，顺治年幼（六岁）为了消除多尔衮对帝位的威胁，孝庄太后按满族“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毅然下嫁给多尔衮。虽然史书对孝庄下嫁的说法不一，但是文献对下嫁事实的记载正规。《东华录》的记载，多尔衮长出入皇宫内院，顺治也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清初疑案“太后下嫁”之事，当非空穴来风。由于政治原因，这种举措也无损于她的历史地位。由于孝庄太后的调停，顺治的皇位保住了，多而衮没有取而代之，清朝大权逐渐转移到顺治手中。

　　为了创建初期的清王朝能得到汉族上层的支持，孝庄皇太后敢于冲破满、汉不得通婚的惯例，顺治十年（1653）她把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当作宗室郡主看待；又把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起到拉拢汉军将领的作用。

　　顺治死后，玄烨即位，号康熙，为后世的康熙大帝。康熙尊称孝庄为太皇太后，时康熙八岁，由四位大臣辅理政务，孝庄太后尽力教养幼主，护卫着爱新觉罗政权避过了重大的风险和暗礁，是大清王朝达到盛世的彼岸。四位辅政大臣中，鳌拜专横跋扈，目无幼主，妄图篡夺皇权，他滥杀无辜，企图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孝庄太后成了康熙的坚强后盾，在她的支持下，康熙八年，康熙一举粉碎了鳌拜集团，夺回了政权。

　　康熙在平定三番之乱时，孝庄皇太后全力支持康熙平乱，她拔出宫中金帛加以犒劳。孝庄皇太后提倡节约，多次把宫中节省下来的银钱赈济灾民。她的节省家风影响到康熙、雍正两朝。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太皇太后逝，享年七十五岁，为『孝庄文皇后』。

　　令人不解的是并未与皇太极合葬于沈阳的昭陵，也没进清皇陵，一直到康熙帝死，也未给祖母孝庄文皇后建陵，其梓宫在暂安奉殿停了38年之久，而最终于雍正三年（1725年）才由曾孙胤禛安葬于清东陵的风水墙外的地宫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即使至今也未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不过对此民间传说甚多。

　　关于孝庄皇后为什么不葬入昭陵一事，民间有“托梦定陵址”的说法。大意是：孝庄皇后死，清廷遵照祖制，决定将她葬入昭陵，与太宗合葬。但当梓宫途经东陵时，突然沉重异常。128名杠夫个个被压得龇牙裂嘴，眼冒金星，寸步难行，只得把梓宫就地停放。两个时辰过后想继续前行，梓宫就像长在地上一样，丝毫不动。这下子可急坏了送葬诸王大臣，于是飞报朝廷。康熙皇帝接到奏章，也是一筹莫展。当夜皇帝梦见孝庄皇后，对皇帝说：“我决计不与太宗合葬，如今梓宫停放之地就是上吉佳壤，可即地建陵安葬，切记吾言，休得违误。”皇帝醒后，遵照嘱咐，择吉鸠工，即地建陵。这回再移动棺椁也不那么沉重了。很显然，这纯属神话，不能作为依据。

　　还有的说，因为孝庄皇后下嫁给多尔衮，已不是皇太极的皇后了，所以她没有资格入葬昭陵，也无颜与皇太极合葬。清廷官书从来没有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的记载，康熙帝以后各帝始终承认她是太宗皇帝的皇后。所以说这条理由也不充足。

　　而查阅史料，孝庄皇后不与皇太极合葬的原因有这样一段记载。孝庄皇后生前就为自己葬地之事早就留下了遗嘱。她谆谆嘱咐康熙皇帝：“我身后之事特嘱你：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若别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你们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顺祖母，孝庄皇后死后，康熙帝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

　　那么，为什么孝庄又被葬在了清东陵大红门东侧风水墙外，而不是在皇陵内呢？许多野史称，这是因为孝庄下嫁多尔衮丢了爱新觉罗家族的颜面，所以把她葬在陵区大门外，罚她世世代代为子孙把门。其实，这只不过是好事者的主观意会而已。真正的原因是，顺治的孝陵处于陵区内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孝庄则是顺治的生母，将她葬在陵区内任何地方，位置都低于孝陵，这就与她的辈分不相称。第二，孝庄虽葬在遵化清东陵，但与远在沈阳的皇太极的昭陵仍是一个体系。孝庄皇后的陵名叫昭西陵，因此看，与清东陵是两个不同体系，不能混淆，只能葬在东陵区外，以示区分。第三，在清代，无论皇帝、王公谒陵，都先从最高辈分的墓主人的陵寝开始。孝庄皇后在清东陵所有内葬人中辈分最高，所以谒陵时，每次都必先从孝庄皇后的昭西陵开始。大红门是陵区的正门。是谒陵人的必经之处。将昭陵建在大红门旁边，也为谒陵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避免了绕道往返之劳。第四，清代，以左方为尊贵之位，皇帝谒陵，出入宫门、殿门、陵寝门皆走左门，臣工走右门。把昭陵建在大红门左侧，处于尊贵之处，也正反映了她的后代儿孙们对她的尊崇敬仰之意。大红门左侧地势高而平坦、土厚质纯，而大红门右侧，低洼多石，又滨临西大河，常有水患，所以从地理环境上看，也应该将昭西陵建在大红门左侧。从以上几点看，将孝庄皇后葬在东陵陵区外，绝不是为了罚她为后代子孙看守陵门，而是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原因后作出的最佳选择。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 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痹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被击败了，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即告危急。在军事上异常被动的形势下，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与此同时，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这样，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吴三桂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即于军中承制，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他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又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之间，吴三桂这样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图存、反复投机之人，竟然被戴上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的桂冠，成为了明清之际风靡一时的人物！

2杀故主晋爵亲王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根据清政府的指令，顺治元年（1644）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顺治二年八月，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三年之后，清朝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之后，顺治八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博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并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后人对于吴三桂的评价不一，甚至是两极化。

有人认为，由于他作为汉人，却与清朝勾结，导致大顺政权及南明政权等汉人政权的覆亡，加上曾杀死永历帝、明朝皇族、大臣等，故他的行为应被视为“汉奸”。因此故经常有人拿“现代吴三桂”这个称号来攻击对手。 吴三桂

也有人认为，在动荡的明清交际时代，吴三桂不过是忠于他和他的家族利益行事，所谓汉奸评价实在太过苛刻。更有人指撰写《圆圆曲》讥讽吴三桂的吴梅村本人，最后竟然自己去做到清廷的国子监祭酒侍讲，在道德高度上实在没有资格去写诗辱骂同样是投清的吴三桂。

现玉田县南部窝洛沽镇，仍保留着完整的《吴氏家谱》，其中记载，吴三桂引清入关的原因，皆因李自成逼迫吴三桂投降，未果，一怒之下，在北京杀吴家百余口，原文如下：“李贼进京，于宣武门外，杀吴家百余口”，并未闻怒发冲冠为红颜。家仇所使，这才是他引清入关的真正原因。

史书点评

《清史稿》：圣祖初亲政，举大事书殿柱，即首“三籓”。可喜乞归老，曷尝言撤籓？撤籓自廷议，实上指也。三桂反，精忠等响应，东南六七行省皆陷寇。上先发兵守荆州，阻寇毋使遽北。分遣禁旅屯太原、兖州、江宁、南昌，首尾相顾，次第渐进，千里赴斗而师不劳。三桂白首举事，意上方少，诸王诸将帅佐开国者皆物故，变起且恇扰。及闻上从容指挥，军报迅速，阃外用命，始叹非所料。制胜於庙堂，岂不然欤？上不欲归咎建议撤籓诸臣，三桂等奉诏罢镇，亦必曲意保全之。惜乎三桂等未能喻也！[1]

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是，祖大寿失信了。但皇太极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和耐性。要知道，祖大寿抗清二十多年，有多少满洲人都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精明的皇太极怎能不深知收服祖大寿的意义这时的皇太极颇有些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气魄。网络配图祖大寿的无奈背叛逃入锦州城的祖大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从一个围城逃出，又陷入另一个围城: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围困。

令皇太极始料未及的是，祖大寿失信了。但皇太极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宽容和耐性。要知道，祖大寿抗清二十多年，有多少满洲人都是在“取祖大寿项上首级，夺南朝花花江山”的梦想中长大的。精明的皇太极怎能不深知收服祖大寿的意义

这时的皇太极颇有些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气魄。

祖大寿的无奈背叛

逃入锦州城的祖大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从一个围城逃出，又陷入另一个围城: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围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辽东巡抚丘禾嘉已经知道了他率队献城投降的真相，并向朝廷参奏了他。无将可用的崇祯皇帝竟一反猜忌的常态，不仅没有降罪，反而提升祖大寿为左都督。这更让祖大寿寝食难安:皇帝多疑、刚愎的个性满朝文武皆知，他怎么会轻易地放过自己升职，不过是一时的安抚之计罢了。

因此崇祯皇帝三次下诏，命祖大寿进京觐见，祖大寿都借故推辞，不敢面君。他害怕袁崇焕的命运在他身上再次重演。

后金方面，皇太极三番五次派密使前来，提醒祖大寿“勿忘前约”，即刻动手夺下锦州城。祖大寿无奈以各种理由搪塞，只是向皇太极表白“断不为失信之人”。

作为一位身经百战成长起来的将军，祖大寿对大明怎能没有报国之心大凌河之役献城求生，实在是为了一万多士兵和百姓活命的无奈之举。他总是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只有他这样的大将情愿不顾名节与敌人合作，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无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才能得以保全。

但是，皇帝和其他大臣真的能理解和相信自己吗

祖大寿蓦然发现自己被困在悬崖边上，无路可走，亦无路可退。

两难的处境，身心的煎熬，无法抑制的内心深处起伏的波澜。经过数天的挣扎，祖大寿决定选择忘记曾经归降后金的一幕，但是这种平生从未有过的屈辱感觉，怎么可能从记忆中抹去

皇太极的超常耐心

老实说，祖大寿这边刚一离开，皇太极就有些后悔了，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但是转念再一想，这次即使留住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皇太极有这个自信，迟早，我要你死心塌地地侍奉我。他确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对于留在后金军营中的祖大寿之子祖可法等人，皇太极一直以礼相待。他有的是耐心。

皇太极开始频繁给祖大寿写信，增进彼此的感情和了解。清崇德三年农历十月，皇太极亲自率领部队来到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县城)，派使者给祖大寿带话:自大凌河一别后已过数年。我不畏艰苦而来，就是希望与将军见上一面。至于将军是归降我大清还是仍留在大明，绝不勉强，将军自己决定去留。上次是我释放了将军，假如现在借会见之名诱捕将军，我还凭什么取信天下之人呢这些年将军虽然屡次率队与我军发生冲突，但我知道你是在执行命令，尽自己的职责，我不会放在心上的，请将军不要怀疑。

第二天，皇太极又命令释放抓获的明军俘虏，并让他带信给祖大寿。信上说:“我在大凌河释放了你，我的大臣都说我看不清人。现在，将军应该出城与我相见，证明我没有看错你。如果将军不放心，我们各带一两名亲信随从，在两营的中间处会晤。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自我解嘲罢了，同时也让将军的子侄和大凌河的将帅都知道将军是履行诺言的人。”

皇太极可谓好话说尽，祖大寿却始终没有露面，他不知该怎么面对皇太极。此后皇太极将斗争重心转向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和内部改革。

再见祖大寿，是在十年之后。

努尔哈赤怎么死的呢？史籍中没有详细记载，历来说法不一。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的较量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烽火四起。崇祯皇帝即位后，希望励精图治，但由于他刚愎自用，不善用人，再加上积弊日重，因此一时的勤勉并不能挽救危急局势。

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明朝廷的党争再次祸及边疆。这年十一月，边关守将孙承宗被陷害免职，依附宦官的高第赴辽阳任经略。高第立即作出撤走锦州、右屯卫、大凌河、宁前卫等重城的守军，放弃关外四百公里疆土的决定。

明军仓惶撤防，如临大敌。袁崇焕表示坚决反对，他发誓与宁远城（今辽宁彰武）共存亡。至此，宁远成了一座独居关外的孤城，仅有两万余守兵。

努尔哈赤看准了这一时机，于天启六年正月十四，带领将士，冒着凛冽的寒风，在诸贝勒大臣的前呼后拥下，统领着13万八旗兵，号称20万，向宁远城扑去。

一路上，努尔哈赤所向披靡，势不可挡，连续攻克锦州、凌河、杏山、连山、塔山等，这更使努尔哈赤雄心勃勃。

他派人给袁崇焕送去招降书，声称凭借自己的20万大军一定能攻下宁远城，希望袁崇焕投降，保证封他高官。

然而，袁崇焕给他的答复却是：“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努尔哈赤为此怒不可遏，发誓一定要攻下宁远城。

努尔哈赤的第一次失败

二月，努尔哈赤来到宁远城下，他亲自指挥攻城。随着一声震颤人心的号角，八旗兵蜂拥而上。与此同时，明军震耳欲聋的大炮声也在城上响起；颗颗炮弹在后金军中落下，阻止着后金军进攻的步伐。激战自清晨持续到深夜，城上城下的士兵都在狂呼中酣战。努尔哈赤从未见过如此英勇顽强的明军，心中暗想着这场战争的艰苦。第二天、第三天，战势仍然没有任何转机。努尔哈赤不断变换着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之处，但宁远城就像是铜墙铁壁，不管怎么攻，就是攻不破。

努尔哈赤无奈决定率领全军班师。但这次宁远之战，实在成了努尔哈赤心中的痛。因为自起兵之后，努尔哈赤从来都是战无不胜，这是他的第一次失败。

身患痈疽，郁郁而终

自宁远战败回来，努尔哈赤便陷入不可名状的苦闷之中。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曾几何时的赫赫战功成了努尔哈赤惟一的安慰。作为后金汗国的汗父，努尔哈赤认为必须为宁远城的惨败洗刷耻辱，找回补偿。于是，他决定将战火烧到背金助明的喀尔喀蒙古巴林部。由于忧郁伤神，再加上劳师远征和政治结盟，这些接连不断的操劳搞得努尔哈赤疲惫不堪，体力不支，积郁成疾，最后竟然染上了痈疽。

七月，努尔哈赤前往清河温泉疗养，他让侄儿阿敏宰牛烧纸，祈祷天地神明的保佑。但是不久努尔哈赤病重。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一面命人传大妃阿巴亥前来，一面乘船顺太子河而下。在船上，努尔哈赤已经不省人事。八月十一日，这支队伍走到距沈阳四十公里的瑷鸡堡，努尔哈赤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68岁。

关于死亡的其他说法

但也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在起兵伐宁远时，明军在城上频频释放西洋大炮。努尔哈赤的部队伤亡惨重，连他自己也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中，最后不治而死。这主要的根据是来自于宁远大战前夕，朝鲜曾派遣使团来明，使团中有一位名叫韩瑷的翻译官，他说自己在宁远曾亲眼看见努尔哈赤身受重伤。

但这种观点也受到反驳，他们认为如果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的确击中努尔哈赤的话，他一定会向明朝廷邀功。然而在袁崇焕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却丝毫未提及努尔哈赤在宁远受重伤一事。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努尔哈赤很可能因为宁远战败，积愤成病，最后抱恨而终。因为努尔哈赤率领20万大军，一心攻下宁远。但围城三日，明军奋力抵抗，努尔哈赤只得弃城而走，退兵沈阳。努尔哈自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宁远战败，必定为努尔哈赤所忿恨。如果他确实是因愤懑而死，清朝方面的官书也只能含糊其词、秘而不宣了。

另一种说法与前不同，认为努尔哈赤既不是死于炮伤复发，也不是死于积愤成疾，而是痈疽夺走了他的生命。最有意思的是，努尔哈赤的对手袁崇焕在写给明朝廷的奏折中说，正是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失败，忧愤成疾，最后才患上痈疽而死。巧妙地将努尔哈赤的死与自己的指挥成功联系起来，不露声色地表白了自己的功劳。但是，努尔哈赤如果真的死于痈疽的话，为什么清朝的官书、正史中从未记载呢？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已经不得而知了。

截止2020年4月4日 ，非诚勿扰李莉娜虽然被富二代追求，但是没有被牵走。

《非诚勿扰》上演史上最大场面表白，来自辽宁锦州的海归富二代樊纲，为12号“汽修女神”李莉娜而来。准备了满屏的照片墙，甚至连每一位观众挥舞的手机中都是她的照片。

他是孟非眼里与她最般配的男人，他为她手工制作的姓名牌，更被孟爷爷认为是最男人的礼物。当美丽的婚纱从天而降时，全场为之震撼，就连一向冷静的她也为此失语哽咽。但最终，李莉娜还是非常坚决地三度拒绝男嘉宾的求爱。

扩展资料：

很多网友替男嘉宾表示惋惜，对李莉娜的选择表示不理解：“男嘉宾这么优秀，又这么有诚意，李莉娜干嘛要拒绝人家呢，何不给彼此一个机会呢。”

但也有网友表示，大家应该尊重李莉娜的选择：“虽然男嘉宾很优秀，也很有诚意，但是恋爱毕竟是两个人的事，讲求两情相愿，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

在节目中，男嘉宾表现自己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女嘉宾更多的还是通过第一感觉去做判断。就像李莉娜自己说的，她只是感动，但的确没有‘那种感觉’。

—李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