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凤求凰》的全文及解释赏析

　　凤求凰

　　(1）文学著作：

　　作者：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长卿，是西汉大辞赋家。他与卓文君私奔的故事，长期以来脍炙人口，传为佳话。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他人京师、梁国宦游归蜀，应好友临邛（今四川邛崃）令王吉之邀，前往作客。当地头号富翁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才貌双全，精通音乐，青年寡居。一次，卓王孙举行数百人的盛大宴会，王吉与相如均以贵宾身份应邀参加。席间，王吉介绍相如精通琴艺，请他弹奏，相如就当众弹了两首琴曲，意欲以此挑动文君。“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婢女）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这两首诗，据说就是相如弹琴歌唱的《凤求皇》歌辞。因《史记》未载此辞，到陈朝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见收录，并加序说明，唐《艺文类聚》、宋《乐府诗集》等书亦收载，故近人或疑乃两汉琴工假托司马相如所作。琴歌一类作品，假托的现象确实很多，但又难以找到确切根据来证明。这方面的问题，只好存疑。

　　第一首表达相如对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相如自喻为凤，比文君为皇（凰），在本诗的特定背景中有多重含义。

　　其一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雄曰凤，雌曰凰。古人称麟、凤、龟、龙为天地间“四灵”，（《礼记·礼运》）凤凰则为鸟中之王。《大戴礼·易本名》云：“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长卿自幼慕蔺相如之为人才改名“相如”，又在当时文坛上已负盛名；文君亦才貌超绝非等闲女流。故此处比为凤凰，正有浩气凌云、自命非凡之意。“遨游四海”更加强了一层寓意，既紧扣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羽弱水，莫（暮）宿风穴”（郭璞注《尔雅》引天老云）的神话传说，又隐喻相如的宦游经历：此前他曾游京师，被景帝任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相如志不获展，因借病辞官客游天梁。梁孝王广纳文士，相如在其门下“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后因梁王卒，这才反“归故乡”。足见其“良禽择木而栖。”

　　其二，古人常以“凤凰于飞”、“鸾凤和鸣”喻夫妻和谐美好。如《左传·庄公廿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铿锵。”此处则以凤求凰喻相如向文君求爱，而“遨游四海”，则意味着佳偶之难得。

　　其三，凤凰又与音乐相关。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又《列仙传》载：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吹箫，凤凰皆来止其屋，穆公为作凤台，后弄玉夫妇皆乘凤而去。故李贺尝以“昆山玉碎凤凰叫”（《李凭箜篌引》）比音乐之美。文君雅好音乐，相如以琴声“求其皇”，正喻以琴心求知音之意，使人想起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的音乐交浪，从而发出芸芸人海，知音难觅之叹。; 第二首写得更为大胆炽烈，暗约文君半夜幽会，并一起私奔。“孳尾”，指鸟兽雌雄交媾。《尚书·尧典》：“厥民析，鸟兽孳尾。”《传》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妃”，配偶。《说文》：“妃，匹也。”“交情通意”，交流沟通情意，即情投意合。“中夜”，即半夜。前两句呼唤文君前来幽媾结合，三四句暗示彼此情投意合连夜私奔，不会有人知道；五六句表明远走高飞，叮咛对方不要使我失望，徒然为你感念相思而悲伤。盖相如既已事前买通文君婢女暗通殷勤，对文君寡居心理状态和爱情理想亦早有了解，而今复以琴心挑之，故敢大胆无忌如此。 这两首琴歌之所以赢得后人津津乐道，首先在于“凤求凰”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相如文君大胆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罗网和封建家长制的樊篱，什么“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什么“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仪礼·丧服》）什么“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班昭《女诫》）什么“男女……无币不相见，”（《礼记·坊记》）“门当户对”等等神圣礼法，统统被相如文君的大胆私奔行动崐踩在脚下，成为后代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一面旗帜。试看榜样的力量在后代文学中的影响吧：《西厢记》中张生亦隔墙弹唱《凤求凰》，说：“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有文君之意。”《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在公公面前更以文君私奔相如为自己私奔辩护；《玉簪记》中潘必正亦以琴心挑动陈妙常私下结合；《琴心记》更是直接把相如文君故事搬上舞台……足见《凤求凰》反封建之影响深远。

　　其次，在艺术上，这两首琴歌，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即使是后人伪托之作，亦并不因此而减弱其艺术价值。

　　(2）古曲著作：

　　主题：古琴曲－－凤求凰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左右——公元前117年)，字长卿，四川成都人，汉时文学家。司马相如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传说中最优秀的琴之一。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未聘夫死，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巳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相遇是缘，相思渐缠，相见却难。山高路远，惟有千里共婵娟。因不满，鸳梦成空泛，故摄形相，托鸿雁，快捎传。

　　喜开封，捧玉照，细端详，但见樱唇红，柳眉黛，星眸水汪汪，情深意更长。无限爱慕怎生诉？款款东南望，一曲凤求凰。

　　(3）电视剧

　　片 长：三十四集

　　导演：王亨里

　　出品人：李培森

　　执行制片人：张增祥

　　制片人：李功达

　　总监制：邹庆芳、王伟国

　　监制：李治安、梁福臻

　　主要演员：焦恩俊、朴美宣、黄海波、刘希媛、姚安濂、刘小锋、陈明昊

　　简介：

　　临邛董家张灯结彩，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迎进了门，为病入膏肓的二公子冲喜。不料，董二公子没能拜堂便咽了气。司马相如回乡路上救起落水的董老太爷，刚送进门来，董孝贤便阴差阳错，将司马相如扮成新郎与文君拜了堂。司马相如事后知道了真相懊悔不已，发誓要将文君救出董家。司马相如仗义执言迫使董家答应由司马相如相将文君送回娘家临邛。而司马相如喝酒误事没能成行。文君迫不得已与丫鬟雨桐女扮男装独自走了。司马相如追到临邛与文君装扮的“杜公子”住在了同一个客店里，加之另一冶铁富商程郑的大公子程一飞的介入,与文君主仆二人和司马相如及其仆人桑濮几人之间产生了很多故事。

　　这段时间里，司马相如和“杜公子”一起谈诗论赋酣畅淋漓，惺惺相惜。机缘巧合二人共同补谱了古曲《凤求凰》。五人外出游历，去了孟家寨，得知王吉被唐蒙所擒，众人入营相救。文君为替王吉筹粮饷给唐蒙，不得不回到娘家卓府。

　　董孝贤为了取悦皇上，骗得卓王孙请画师为女儿文君画像，画像过程中，文君换回女儿装。司马相如与文君相互表白了爱慕之情，文君最后毅然与司马相如私奔回到了成都司马府。董孝贤害得他们连房子都卖了，不得已再回临邛开了文君酒肆当垆卖酒维持生计。在被卓王孙和董孝贤逼得连酒肆也无法经营时，大内杨公公带来了汉武帝的旨意------宣司马相如赴长安觐见。

　　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的文才，让其在宫内作赋。而司马相如却因为民请愿被贬，且不得离开长安遭到了软禁。陈皇后欲借司马相如文才重新博得武帝欢心，却弄巧成拙反使武帝大怒。文君被董家族人绑走，司马相如得到消息为救文君写出了武帝要的《上林赋》，赶回临邛却得到文君已死的消息。司马相如为救孟家寨的百姓又写了皇后要的《长门赋》。司马相如被招回了长安，因再次冲撞了武帝险些在刑场被斩，幸被东方朔和平阳公主合力救下，并住进了平阳公主府中，平阳公主也被司马相如对文君的真情打动。司马相如奉旨当了文园令。从此，每日以诗酒为伴，连绝色的卫子夫也未能打动司马相如的心。武帝虽然喜爱文君，但被文君对司马相如的真情所感动。决定让司马相如与卫青一同出征，得胜班师回朝后亲自为司马相如赐婚。奉旨完婚的司马相如在洞房内听到新娘弹奏的古琴曲《凤求凰》，他鼓足勇气揭开了新人的红盖头……

　　乐府诗

　　汉代乐府诗

　　定义

　　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 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它曾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我国的采诗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夏书·胤征》已有采诗的记录。流传至今的《诗经》，当初就要算是一部官方颁布并为社会认可的标准选本。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征战不休，采诗制度无法贯彻。到了秦代，统一时间短，百废待兴，虽然已有乐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没有采诗之实。汉承秦制，经济凋敝，乐府机关也只能习常肄旧，无所增更，勉强维持而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变得大为雄厚，乃扩大乐府的规模，采诗夜诵。到东汉，采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则派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此种风尚，在南北朝皆相沿袭。萧梁时，社会上已经把“乐府”从官署的名称转变而为诗体。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有《乐府》专章。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也都开辟了《乐府》专栏。其中既有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亦即凡是合过乐能够歌唱的歌诗，统统称为“乐府”。在这两类诗歌中，民间歌诗是精华所在，并且文人歌诗还是在民间歌诗的甘露滋润下萌发并壮大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民间歌诗应给以高度重视。

　　北朝于战乱间隙所奉行的采诗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朝乐府民歌，有的是用汉语创作，有的则为译文，虽然只有六七十首，却内容深刻，题材广泛，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由于北方各族统治者长期混战，反映战争的题材就要多些，有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苦难的，有歌颂剽悍的尚武精神的。特别是《木兰诗》，满怀激情地赞美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个传奇人物，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起，被誉为乐府民歌中的“双璧”。汉魏六朝乐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接影响了我国诗坛的面貌。它不仅开拓出了五言诗的新领域，而且对七言诗、歌行体以至律绝，都起了桥梁的作用。

　　新乐府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乐府诗 ，多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至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一些有识之士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革除弊端，中兴王朝。反映在文坛上，便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 ，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和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这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拉开序幕。作为诗歌运动，新乐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也有古题乐府。但虽用古题，却能创新意，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汉代乐府诗的类别

　　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一、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

　　郊庙歌辞：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

　　燕射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

　　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

　　二、军乐

　　鼓吹曲辞：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横吹曲辞：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三、民间的歌辞

　　相和歌辞：为汉世街陌谣讴, 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 即为相和曲”。

　　清商曲辞：源出于相和三调, 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杂曲歌辞：有写心志, 抒情思, 叙宴游, 发怨愤, 言战争行役, 或缘于佛老, 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

　　汉代乐府诗的题材内容

　　一、反映战争的痛苦

　　《战城南》反映汉代人民那种惨痛的战争生活非常深刻诗的前幅描写激战的荒凉恐怖,后幅则写平民为战争而荒废耕作, 因而发出怨言, 诚为暴露战争苦痛生活的写实诗篇。又如《东光》一篇, 反映出武帝征讨南越, 军士流露出的悲怨感情。“仓吾多腐粟, 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 早行多悲伤”，也是一篇反战的作品。

　　二、反映徭役的痛苦

　　《十五从军征》诗中描写一个在外面征战六十五年的军人，到了八十岁的高年, 回到家乡来, 房屋破坏不堪, 成了鸟兽的巢穴, 亲故凋零, 一无所有, 肚皮是饿了, 于是采着野谷葵草煮着作羹饭, 但是在这种情景之下, 怎能吃得下去呢 出门望著天边, 眼泪不住地流下来了诗中对于那种不合理的徭役制度和人民所受的苦难, 作了无情的控诉。

　　三、反映贫困

　　《妇病行》描写一个贫民家庭的悲惨景象诗中写病妇临终托孤, 丈夫对亲友哭倒, 孤儿在空舍中啼号索母的情况, 真实动人, 令人凄酸。《孤儿行》描写了孤儿受虐待的遭遇他的兄嫂把他看成奴隶和仇人, 尽量折磨他, 必欲置之死地。

　　《东门行》描写了一个穷老汉为穷困所迫, 铤而走险, 起来造反的过程。反映游子漂泊他乡、游子在外的生活艰苦, 不易还乡。是以此类羁旅之作每多慷慨激烈之音, 表现强烈的悲痛，如《饮马长城窟行》：“远道不可思, 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 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 辗转不相见”, 便是写一个妻子为了寻求好的丈夫而辗转流徙他乡的。

　　四、爱情题材

　　《有所思》写一个女子知道爱人有他心的时候, 恨得立刻把正要送给他的礼物摧毁了, 表示一刀两断的决心, 但是当好忆起当初定情幽会时的甜蜜生活时, 便又觉得不能一刀两断, 显出作者的痛苦矛盾。

　　《上邪》抒发一个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 表明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她以火一般的热情表白: 除了山川崩竭, 天地毁灭之外, 爱情不会终止！

　　《上山采靡芜》叙述一个弃妇和故夫偶然重逢时一番简短的问答。它不从正面写弃妇的悲哀, 反而写故夫的念旧, 更显出女主人家的被弃是无辜的。尽管她的劳动比人强, 颜色也不比人差, 她还是不免于被抛弃。她的不幸仅仅由于男子的喜新厌旧罢了。

　　《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 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二人忠于爱情, 宁死不屈的精神。

　　《鸡鸣》,《相逢行》和《长安有狭邪行》都描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侈享受, 黄金为门, 白玉为堂, 堂上置酒作乐, 中庭华灯煌煌, 舍后珍禽罗列。子弟人人做官, 贵者至二千石。年轻妇女无事可做, 调丝弄弦而已。《陌上桑》则叙述了一个太守侮弄一个采桑女子遭到严词斥责的故事。诗中揭露了官吏的荒*无耻面目, 同时塑造了坚贞,勇敢,美丽的女性形象秦罗敷。

　　五、人民的劳动生活

　　在汉乐府中, 有不少是表现当时人民的劳动生活的。如《江南可采莲》是江南青年男女采莲时所唱的歌谣, 一面工作, 一面歌唱, 表现了乡村男女集体劳动生活的快乐, 和江南农村的美丽的自然风光。

　　六、饮酒求仙、人生无常

　　汉乐府诗亦有饮酒求仙的思想, 是那些受有神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如《善行哉》、《西门行》、《王子乔》等篇, 都是这类作品。至于人生无常的作品, 如《怨诗行》、《驱车上东门》, 主题都是怨叹人生无常, 鼓吹“游乐当及时”,“游心恣所欲”,宣泄颓废没落的情绪。

　　汉乐府诗的语言及形式的特点与艺术特色

　　1语言朴实自然

　　汉乐府民歌多用生动的口语, 亲切朴素, 叙事同抒情结合, 感情真摰动人。如《孤儿行》写孤儿受兄嫂虐待, 诗句虽参差不齐, 而情与境会, 孤儿口状心计之状, 活现笔端。诗句句式长短不一, 二至八言都有，有句式整齐的齐言诗, 也有错综参差的杂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和句法, 长短随意, 整散不拘, 灵活自由有继承《诗经》四言体的：如《公无渡河》,《善哉行》；有杂言体的, 句法自由多变, 整散不拘：如《鼓吹曲辞》里《铙歌》中的《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二,三,四,五,六,七字也有, 变化极为自由。汉乐府还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诗, 如《江南可采莲》,《孔雀东南飞》等, 比四言诗多了一个音节, 适应当时社会语言的发展, 又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则数句。汉乐府民歌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如《孔雀东南飞》, 便长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如《杂曲·枯鱼过河泣》只得四句；《江南可采莲》便是只有七句。

　　2押韵灵活

　　汉乐府民歌的押韵自由, 灵活多变。有句句押韵的, 如《平陵东》:“平陵东, 松柏桐, 不知何人劫义公”,“心中恻, 血出漉, 归告我家卖黄犊”便是；有隔句押韵的, 如《东门行》、《燕歌行》、《梁甫吟》等；也有隔两句和三句押韵的, 如《陌上桑》的“日出东南隅”和“自名为罗敷”相隔两句押韵, 又“照我秦氏楼”和“桂枝为笼钩”更隔五句押韵。这都显出押韵的变化多端。

　　3用对话或独白形式叙事

　　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

　　4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乐府民歌虽多抒写现实, 但亦有不少作品运用了浪漫主义色彩。如《上邪》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乌生》中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枯鱼过河泣》中腐臭了的鱼会哭泣, 会写信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 显示了浪漫主义的特色。

　　5排偶句

　　排偶句也可以说是汉乐府在形色方面的特色, 如《陌上桑》中的:“头上倭角髻, 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 紫罗为上襦”便是。

　　6回环往复,音韵和谐

　　在当日的民歌中有不少优美小诗, 如《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此诗回环往复, 形象鲜明, 音韵和谐, 文字活泼, 正是民歌的本色。

　　汉代乐府对后世的影响

　　一、现实主义的发扬

　　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如建安时曹操父子,王粲,陈琳等以描写社会乱离疾苦为内容的诗篇, 正是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精神。它们多用乐府旧题, 运用叙事的方法和通俗的语言, 在形式上也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唐代杜甫虽不用乐府旧题而“因事立题”, 诗的精神和体制实与汉乐府民歌一脉相承, 直接受到乐府民歌的影响。白居易,元稹效发杜甫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 而且提出“诗歌合为时而作”的口号, 也正是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

　　二、语言通俗朴素，风格清新

　　汉乐府诗的风格多样, 有清新明朗, 有深情婉转, 也有慷慨悲歌, 但都统率于质朴自然的风格下。所谓质朴自然, 表现在诗歌语言上, 矢口成言, 绝无文饰, 故浑朴真挚, 独擅古今。后世诗人多受汉乐府的影响。

　　三、奠定五言诗的基础

　　汉乐府以五言和杂诗为主。杂言诗于建安之后大盛，曹操，曹丕，李白等杂言诗莫不源于乐府民歌。乐府对五言诗的影响更大, 东汉时摹仿者甚多, 至建安已出现“五言腾踊”的局面, 取代《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 而成为一种主要的诗歌形式。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歌行体的影响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的歌行体的形成亦有影响。六朝诗人鲍照的五言和杂言乐府都是杰出的, 唐代李白的乐府歌行更是空前, 它们在艺术形式上所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用对话、独白形式叙事。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这些手法, 对后世诗歌的修辞手法亦有启发。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古朗月行

李白

小时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 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 桂树何团团。

白兔捣药成， 问言与谁餐？

蟾蜍蚀圆影， 大明夜已残。

羿昔落九乌， 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 去去不足观。

忧来其如何？ 凄怆摧心肝。

小时候不认识月亮，

把明月叫作白玉盘。

又怀疑是瑶台仙镜，

飞在夜空云彩中间。

《古朗月行》是乐府古题，这里只节选了诗的前四句。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借助丰富的想象和神话传说，表现出儿童时期对月亮的幼稚而美好的认识。诗人以“白玉盘”和“瑶台镜”作比，不仅描绘出月亮的形状，更写出了月光的皎洁可爱，在新颖中透出一股令人感叹的稚气。第二句的“呼”字和第三句的“疑”字，把儿童的天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这四句诗，恰似一首完美的绝句，语言质朴，比喻有趣，十分耐人回味。

李白（701-762），字太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写了大量歌颂祖国河山、揭露社会黑暗和蔑视权贵的诗歌。他的诗对后人有深远的影响。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

十四学裁衣

十五弹箜篌

十六诵诗书

十七为君妇

心中常苦悲

君既为府吏

守节情不移

贱妾留空房

相见常日稀

鸡鸣入机织

夜夜不得息

三日断五疋

大人故嫌迟

非为织作迟

君家妇难为

妾不堪驱使

徒留无所施

便可白公姥

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

堂上启阿母

儿已薄禄相

幸复得此妇

结发同枕席

黄泉共为友

共事二三年

始而未为久

女行无偏斜

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

何乃太区区

此妇无礼节

举动自专由

吾意久怀忿

汝岂得自由

东家有贤女

自名秦罗敷

可怜体无比

阿母为汝求

便可速遣之

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

伏惟启阿母

今若遣此妇

终老不复娶

阿母得闻之

槌床便大怒

小子无所畏

何敢助妇语

吾已失恩意

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

再拜还入户

举言谓新妇

哽咽不能语

我自不驱卿

逼迫有阿母

卿但暂还家

吾今且报府

不久当归还

还必相迎取

以此下心意

慎勿违我语

新妇谓府吏

勿复重纷纭

往昔初阳岁

谢家来贵门

奉事循公姥

进止敢自专

昼夜勤作息

伶俜萦苦辛

谓言无罪过

供养卒大恩

仍更被驱遣

何言复来还

妾有绣腰襦

葳蕤自生光

红罗复斗帐

四角垂香囊

箱帘六七十

绿碧青丝绳

物物各具异

种种在其中

人贱物亦鄙

不足迎后人

留待作遣施

于今无会因

时时为安慰

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

新妇起严妆

著我绣夹裙

事事四五通

足下蹑丝履

头上玳瑁光

腰若流纨素

耳著明月当

指如削葱根

口如含珠丹

纤纤作细步

精妙世无双

上堂谢阿母

母听怒不止

昔作女儿时

生小出野里

本自无教训

兼愧贵家子

受母钱币多

不堪母驱使

今日还家去

念母劳家里

却与小姑别

泪落连珠子

新妇初来时

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驱遣

小姑如我长

勤心养公姥

好自相扶将

初七及下九

嬉戏莫相忘

出门登车去

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

新妇车在后

隐隐何甸甸

俱会大通口

下马入车中

低头共耳语

誓不相隔卿

且暂还家去

吾今且赴府

不久当还归

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

感君区区怀

君既若见录

不久望君来

君当作磐石

妾当作蒲苇

蒲苇韧如丝

磐石无转移

我有亲父兄

性行暴如雷

恐不任我意

逆以煎我怀

举手长劳劳

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

进退无颜仪

阿母大拊掌

不图子自归

十三教汝织

十四能裁衣

十五弹箜篌

十六知礼仪

十七遣汝嫁

谓言无誓违

汝今何罪过

不迎而自归

兰芝怼阿母

儿实无罪过

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

县令遣媒来

云有第三郎

窈窕世无双

年始十八九

便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

汝可去应之

阿女含泪答

兰芝初还时

府吏见叮咛

结誓不别离

今日违情义

恐此事非奇

自可断来信

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

贫贱有此女

始适还家门

不堪吏人妇

岂合令郎君

幸可广问讯

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

寻遣丞请还

说有兰家女

丞籍有宦官

云有第五郎

娇逸未有婚

遣丞为媒人

主簿通语言

直说太守家

有此令郎君

既欲结大义

故遣来贵门

阿母谢媒人

女子先有誓

老姆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

怅然心中烦

举言谓阿妹

作计何不量

先嫁得府吏

后嫁得郎君

否泰如天地

足以荣汝身

不嫁义郎体

其往欲何云

兰芝仰头答

理实如兄言

谢家事夫君

中道还兄门

处分适兄意

那得自任专

虽与府吏约

后会永无缘

登即相许和

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

诺诺复尔尔

还部白府君

下官奉使命

言谈大有缘

府君得闻之

心中大欢喜

视历复开书

便利此月内

六合正相应

良吉三十日

今已二十七

卿可去成婚

交语速装束

络绎如浮云

青雀白鹄舫

四角龙子幡

婀娜随风转

金车玉作轮

踯躅青骢马

流苏金缕鞍

斋钱三百万

皆用青丝穿

杂采三百疋

交广市鲑珍

从人四五百

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

适得府君书

明日来迎汝

何不作衣裳

莫令事不举

阿女默无声

手巾掩口啼

泪落便如泻

移我琉璃榻

出置前厅下

左手持刀尺

右手执绫罗

朝成绣夹裙

晚成单罗衫

暗暗日欲暝

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

因求假暂归

未至二三里

摧藏马悲哀

新妇识马声

蹑履相逢迎

怅然遥相望

知是故人来

举手拍马鞍

嗟叹使心伤

自君别我后

人事不可量

果不如先愿

又非君所详

我有亲父母

逼迫兼弟兄

以我应他人

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

贺君得高迁

磐石方且厚

可以卒千年

蒲苇一时韧

便作旦夕间

卿当日胜贵

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

何意出此言

同是被逼迫

君尔妾亦然

黄泉下相见

勿违今日言

执手分道去

各各还家门

生人作死别

恨恨那可论

念与世间辞

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

上堂拜阿母

今日大风寒

寒风摧树木

严霜结庭兰

儿今日冥冥

令母在后单

故作不良计

勿复怨鬼神

命如南山石

四体康且直

阿母得闻之

零泪应声落

汝是大家子

仕宦于台阁

慎勿为妇死

贵贱情何薄

东家有贤女

窈窕艳城郭

阿母为汝求

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

长叹空房中

作计乃尔立

转头向户里

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

新妇入青庐

奄奄黄昏后

寂寂人定初

我命绝今日

魂去尸长留

揽裙脱丝履

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

心知长别离

徘徊庭树下

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

合葬华山傍

东西植松柏

左右种梧桐

枝枝相覆盖

叶叶相交通

中有双飞鸟

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

夜夜达五更

行人驻足听

寡妇起彷徨

多谢后世人

戒之慎勿忘

千古爱情绝唱《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最伟大的长篇叙事诗，被誉为“长诗之圣”。怀宁县小市镇的小吏港就是故事的发生地。古镇小吏港，历史上曾名焦吏港、晓市港、小市港，现小市镇，旧志载“以汉庐江郡小吏焦仲卿而得名”，自汉代就有其址。小吏港镇东有一山岗，曰花山。“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古时“花”、“华”通用，花山即华山。焦仲卿、刘兰芝合葬在花山上。焦、刘合葬墓，当地群众称为“孔雀坟”。三十年代初期，墓前还曾有古青砖雕刻的墓碑，每年清明节和腊月都有大批群众到此焚香祭祀。八十年代，怀宁县人民政府对此墓进行了修缮，用大理石制作了墓碑，碑文曰"汉焦仲卿刘兰芝之墓"。

作者简介

徐陵(507-583年)，南朝文学家，字孝穆，东海剡(今山东郯城)人，历任尚书左仆射、丹阳尹、中书监，其父徐擒是南朝时著名的宫廷文人，宫体诗重要作家。徐陵也以写宫体诗和骈文著名。在梁时与庾信齐名，世称“徐庾”。在文帝、宣帝时，朝廷重要文件都由他起草，其诗文注意形式美，追求工丽绮绝，后人辑有《徐孝穆集》，自编《玉台新咏》。

故事梗概：

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得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

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谴丞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焦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千古绝唱。

故事结尾与其它中国民间文学几呼成千篇一律，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两人合葬，林中化鸟。（其它如《梁祝》中的“化蝶”、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 。

《孔雀东南飞》赏析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也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庾（yǔ）信（513年－581年），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郡新野县（今河南新野）人。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父亲庾肩吾为南梁中书令，亦以文才闻名。

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自幼随父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累官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遂留居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清县子，世称其为“庾开府”。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庾信在北方，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最终在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老死北方，年六十九。有《庾子山集》传世，明人张溥辑有《庾开府集》。

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却结出“穷南北之胜”的文学硕果。他的文学成就，也昭示著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

基本介绍 本名 ：庾信 别称 ：庾兰成、庾开府、庾义城 字号 ：字子山 所处时代 ：南北朝（梁朝→西魏→北周）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时间 ：513年 去世时间 ：581年 主要作品 ：《枯树赋》《哀江南赋》《昭君辞应诏》 主要成就 ：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之一 籍贯 ：南阳郡新野县 官职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爵位 ：义城县侯 追赠 ：荆、淮二州刺史 人物生平,早而聪敏,恩礼隆盛,颠沛流离,屈节敌国,乡关之思,主要成就,文学,政治,个人作品,人物评价,总评,历代评价,轶事典故,文才惊人,断袖之欢,亲属成员,史料记载, 人物生平 早而聪敏 庾信出身于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家庭，为东晋时期文学家庾阐的后人。他的祖父庾易，在南齐时不应朝廷征聘；父亲庾肩吾，曾任南梁散骑常侍、中书令，为当时著名文学家。 庾信自幼聪敏，博览群书，特别通晓《春秋左氏传》。他身高八尺，腰长达十围，形貌举动疏慢而不拘礼法，有不同常人之处。 恩礼隆盛 大通元年（527年），十五岁的庾信入宫为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直至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去世。此时晋安王萧纲（梁简文帝）被立为太子，而庾信之父庾肩吾任太子中庶子，主管文书，十九岁的庾信也担任东宫抄撰博士。父子均在东宫，出入宫禁之中，恩宠礼遇无人可比。他和徐陵才华横溢，文风绮靡浮艳，被世人称为“徐庾体”。当时的后学之士，争相模仿他们的文章。他们每写成一篇文章，都受到京师的传诵。其后，庾信出任湘东王萧绎的常侍，转任安南府参军。之后经多次升迁，庾信担任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 大同八年（542年），庾信出任郢州别驾。 大同十一年（545年），庾信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他的文章和言谈，被邺下高度赞美。回朝后，庾信任东宫学士，兼任建康令。 颠沛流离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乱”爆发，东魏降将侯景率军反叛。萧纲命庾信率领宫中文武官员千余人，在朱雀航北扎营。侯景赶到时，庾信匆忙率军撤走。 台城失陷后，庾信沿江西行，逃往江陵，被湘东王萧绎（ 梁元帝 ）承制任命为御史中丞。 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后，庾信转任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并加散骑常侍衔。 屈节敌国 承圣三年（554年）四月，庾信奉命出使西魏。就在他抵达长安后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庾信因而被留在长安，被西魏任命为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随即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北周孝闵帝宇文觉登基后，封庾信为临清县子，食邑五百户，任司水下大夫。又出任弘农郡守，升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晋爵义城县侯。不久后又被任命为洛州刺史。庾信通晓旧时的不少典章制度，为政简要清静，使官民皆获安宁，宇文逌称赞道：“德藏褰帷，才膺刺举，吏不敢贿，人不忍欺。上洛童儿，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刘弘。” 当时陈朝与北周互通友好，寄居他乡的南北人士，都允许回归故里。陈朝就请求放还王褒、庾信等十余人，周武帝宇文邕只放还王克、殷不害等人，留住庾信、王褒不放。不久后，庾信被征调为司宗中大夫。 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很喜好文学，庾信因而受到特殊的恩宠礼遇。至于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等，更是与庾信诚挚交往，如同布衣之交。北周公卿的墓碑墓志，大多拜托庾信撰写。当时只有王褒与庾信文才相当，其余的文人，没有能比拟的。 乡关之思 庾信虽然身居显贵，但常有思乡之情，便作《哀江南赋》以抒发自己的心意。 周静帝大象（579年－580年）初年，庾信因病离职。 开皇元年（581年），庾信去世，享年六十九岁。隋文帝深为哀悼，赠以本职，并加赠荆、淮（《北史》作雍）二州刺史，由其子庾立世袭爵位。 主要成就 文学 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朝，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 前期 庾信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他的《哀江南赋》中描述为“五十年中，江表无事”。他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他在梁时的作品，特别是19岁至36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题材基本上不出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的范围。如《和咏舞》、《奉和初秋》、《鸳鸯赋》等题，属于萧纲率领周围文人同题共作的篇章。这种富于游艺气氛的创作活动，要求作者适应宫廷的趣味，在应酬捷对中显露个人的学养与文才。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加上“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使他很快获得与徐陵齐名的称誉。 但是，宫廷文学侍臣的角色，不易表达个人的信念或情操。例如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图》一诗，与萧纲《望同泰寺浮图》相唱和，诗中所表白的对佛教的倾心，其实是着眼于皇太子的心情，不应据此而得出庾信信佛的简单判断。这一情形，也适用于同时的其他东宫文学侍从。 由于萧纲等人力主新变，影响所及，促使当时的创作争奇斗巧，打破陈规，开启了唐诗、律赋发展的道路。庾信前期的创作，在这方面颇有贡献，如《乌夜啼》中的七言八句，声调铿锵，已基本符合律诗的平仄。再如《燕歌行》拓展了七言古诗的体制，不但篇幅变长以便铺叙，而且配合感情的起伏，变逐句押韵为数句一转韵。他早期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探索值得珍视，明代的杨慎及清代的刘熙载都承认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庾信在梁朝积累起来的文学经验，除了美感形式上的经营，还包括美感内容上的体认。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庾信前期已具有“流连哀思”的审美趣味，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庾信后期的生活经历，使这种美学追求得到充分实现的土壤，从而达到高于同时代人的艺术境界。 后期 梁朝因侯景之乱而濒于破碎。梁元帝试图在江陵复振，却很快毁于西魏。庾信以使臣身份出使长安，因江陵陷落而不得南归，历仕西魏及北周，先后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职。据《周书》本传记载，他“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他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充满深切的情感，笔调劲健苍凉，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评论其“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种特色。 褚遂良描摹庾信《枯树赋》（行书） 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庾信遭适亡国之变，内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这种沧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如同 “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因此，他在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归咎于当权者内部的倾轧与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风景：“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忽见槟榔，也会勾起思乡的惆怅：“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在《寄王琳》中，庾信接到南方故人的来信后，更禁不住悲慨万端，《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从《寄王琳》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为浑成的高超艺术。 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虽然他北迁以后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但内心深处感到无异于“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责备自己的羁留为“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他的羁旅之恨与忧生之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以“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的意象致概于个人生存的软弱。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璠作注解时藉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 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从多种角度抒发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怀》组诗的抒情传统，尤称杰作。如其七中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隐恨与南归的渴望，真挚感人。又如其十八中所表达的忧思，不只是仕途不达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为国建勋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余地。此诗中“残月”四句写景，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诗人独有的心境，可见诗人精切浑成的笔力。 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饰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政治 庾信在北周担任洛州刺史时，为政简要清静，使官民皆获安宁，颇著政绩。字文逌在《庾信集序》中将其受爱戴的程度与东汉名吏郭伋及西晋名臣刘弘相提并论。 个人作品 庾信有《庾开府集》传世，清人倪璠座注，改称为《庾子山集注》。今本《庾子山集》以《四部丛刊》影印明代屠隆本为最早。《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到明有汪刊本，共十二卷；还有朱曰藩刊本，仅六卷，有诗无文。此外还有明代张溥所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称《庾开府集》。清代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周文》中录其作品十一卷（ 卷8~卷18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录其诗三卷（ 卷2~卷4 ）。 人物评价 总评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鲍照之后的齐、梁、陈三朝和北朝，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当时曾有“徐庾体”之说，时人将徐陵与其并列，其实徐陵成就在其之下。庾信兼善众体、诗赋，文都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多产的作家之一。 他的诗赋在中国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同于前人骚赋，也不同于后人的律赋。他将两汉以散文入赋变为以骈文入赋，使赋更具有形式美，将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庾信还开唐人以诗入赋的先河，唐代王勃、骆宾王的骈作皆受其影响。六朝骈文盛极，而庾信可谓集大成者。 庾信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他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却结出“穷南北之胜”的文学硕果。他的文学成就，昭示著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 历代评价 宇文护：庾信南人羁士，至孝天然，居丧过礼，殆将灭性，寡人一见，遂不忍看。 王通：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 李延寿：①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萧纲）、湘东（萧绎）启其*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②王褒、庾信、颜之推、虞世基、柳抃、许善心、明克让、刘臻、王贞、虞绰、王胄等，并极南土誉望，又加之以才名，其为贵显，固其宜也。 令狐德棻：尔其荆、衡杞梓，东南竹箭，备器用于庙堂者众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雅词云委，滕、赵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张说：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 杜甫：①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③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黄庭坚：谢康乐庾义城之诗，于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 杨慎：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 夏完淳：苏属国（苏武）之旄节终留， 庾开府之江关永弃。 王夫之：文章之体，自宋、齐以来，其滥极矣。人知其*艳之可恶也，而不知相率为伪之尤可恶也。南人倡之，北人和之，故魏收、邢子才之徒，与徐、庾而相仿佛。悬一文章之影迹，役其心以求合，则弗论其为骈丽、为轻虚、而皆伪。人相习于相拟，无复有繇衷之言，以自鸣其心之所可相告者。其贞也，非贞也；其*也，亦非*也；而心丧久矣。 纪昀：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四六宗匠。 刘熙载：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林纾：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 刘师培：庾子山等哀艳之文用典最多……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 钱基博：雕画奇辞，日竞于繁采；而能者为之，殊别在气，干以风力，藻耀高翔，大雅不群，是则庾信、徐陵其人也……然其才华富有，绮丽之作，本自青年渐染南朝数百年之靡。及其流转入周，重以飘泊之感，调以北方清健之音，故中年以后之作，能湔洒宫体之绮艳，而特见苍凉。随事着色，善于敷扬，流连篇章，感慨兴废，景自衰飒，语必清华；发愀怆之词，擅雕虫之功。尤善用事，据古况今，属辞比事，而出之以沉郁顿挫，所以堆砌化为烟云。才藻宏富，自然健举，植骨不高而气则雄。举止轩昂，动多振绝，所以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而不伤于襞积。余尝谓韩愈之古文，于浑灏中见矜重；而信之骈文，于整丽中出疏荡。韩愈雄而不快，而信密而能疏，组织出以流美，健笔寓于绮错。盖上摩汉魏辞赋之垒，下启唐宋四六之涂，实以信管其枢也。 钱钟书：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 曾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者，远不止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 轶事典故 文才惊人 据《朝野佥载》记载，庾信自南朝初至北方时，北方文士大多轻视他，庾信将自己的作品《枯树赋》给他们看，自此之后无人再敢轻言庾信。 断袖之欢 庾信与梁朝宗室萧韶有断袖之欢。萧韶还是幼童时，衣食皆由庾信供给。每逢有客来访时，萧韶还会替庾信传酒。后来，萧韶因依附湘东王萧绎（梁元帝）得以担任郢州刺史，当时庾信遭逢侯景之乱，自建康逃往江陵，途径江夏，萧韶对他却颇为冷淡。接宴之时，萧韶自坐于青油幕下，引庾信入宴席，只让他坐在别榻上，面露自负之情。庾信无法忍受，借着醉意爬上萧韶的坐榻，踩踏饭菜，直视他的面容，缓缓道：“你今天的样子与从前大不相同（ 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 ）。”当时宴席上宾客满坐，萧韶大感难堪。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亦提及庾信与萧韶的关系：“至若娈童，本非女质，抱衾荐枕，不过以色为市耳。当其傅粉薰香，含娇流盼，缠头万锦，买笑千金，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赀尽，贵者权移，或掉臂长辞，或倒戈反噬，翻去覆雨，自古皆然。萧韶之于庾信，慕容冲之于苻坚，载在史册，其尤著者也。” 亲属成员 先祖 ：庾阐，字仲初，东晋文学家，官至给事中，领著作事，封吉阳县男，卒諡号贞。 八世祖 ：庾滔，官至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封遂昌县侯。 祖父 ：庾易，南齐时征士。 父亲 ：庾肩吾，字子慎，梁朝文学家、书法理论家。官至散骑常侍、中书令。 叔伯 ：庾于陵，字子介，曾任荆州大中正；庾黔娄，曾任尚书金部郎，大中正，皇太子侍读等职。 兄弟 ：庾恒、庾译、庾掞，生平均不详。 儿子 ：庾立（《元和姓纂》作“庾立真”），继承庾信的义城侯爵位，在隋朝担任逸乐县令。后因为不愿意投降薛仁杲，惨遭虐杀。 孙子 ：庾威士，唐朝时“翊卫开元征士”。 史料记载 《全后周文·卷四·庾信集序》 《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 《北史·卷八十三·列传第七十一》

　　有一句话说是：虞信的痛，感觉他的诗，你就可以感觉到他的人，以下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希望能带给你一些启迪。

　　多重悲剧重压下的人格魅力

　　摘要：本文试着以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从生活经历、家学渊源和儒家思想的熏陶等方面来探讨庾信后期悲剧人格产生的原因。并通过作品创作中的自我灵魂的审判，来展示其人格的独特魅力。

　　放眼中国历史长河，古来许多历史人物身后所受到的评价，往往毁誉不一，众说纷纭，真可谓“盖棺亦难”定论。处于南北对峙，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纷乱的南北朝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而又身历南北二朝的庾信，其身后命运就更是如此，一般论者将庾信或者评作一个悲悲切切的“望乡诗人”，或者看成一个含诟忍辱的“北地羁臣”，有人甚至把他贬为变节仕敌的无耻小人。面对如此众说，笔者认为，对于文学史上作家的批评研究，应该采用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这种把握方式旨在使认识主体尽可能逼近认识对象，力图使对象在主体界限中的生成具有更为丰富的原初的色调，以尽力减低从历史的原初的存在向着人们理解中的存在转化时所必定会发生的简单化以至于歪曲化的程度。

　　原生态的把握方式是客观性要求的深化，对于文学史中作家、作品的研究，则要求：第一、展示文学活动的空间多样性。文学的发展是与众多其它因素伴生着的，文人们往往以块团的形式崛起。块团与块团间，依据于多重关系，构成一种既竞争又沟通的文化网络。而且文学的发展，正是因为和历史、哲学等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相通，而具有一种厚重的意蕴，如果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仅仅过于从纯粹文学的角度划出了自我王国的领地时，除了作琐碎的考证和苛细的文本解析以至老生常生常谈的技巧分析外，探讨规律云云也就大半成了空话。

　　第二、在文学史中的随机性发展里，偶然性因素和个人的作用应受到重视。任何个人，既是在自身中积累了社会——文化意义的存在，个性不仅是外界环境影响的产物，它还是个人在树立自我生活过程中自我选择的后果。我们应注目于个性、抱负、气质、学术路径与方法、审美情趣各不相同的个人，究竟将何种偶然性、特殊性带进了当时民族的精神生活中；而这种偶然性、特殊性又是如何在由于一定的历史氛围和价值期待而造成的社会性认同之反馈中，得到意义性张扬，从而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凝定下来的。

　　总之，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必然要求研究者在独特的认知中饱含一种强烈的感性生命体验。因为愈是逼近于历史的原初存在，我们便愈能切入那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把握到文学家的心灵深处，从而必定激起研究者自身的生命体验，特别是当面对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世积乱离，家国罹乱的巨大灾难，就更会进而形成一种悲剧生存感。

　　悲剧性人格的成因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论庾信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指出了庾信后期集南北这大成的文学成就，其“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的文学理论主张，奠定了其人格的悲剧性色彩，笔者认为，探讨该现象的成因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社会生活的悲剧经历使之醒悟；二是家学渊源；三是儒家思想的熏陶。

　　一、生存悲剧

　　庾信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动乱，其中最大的动乱侯景之乱。这次战乱发生在梁武帝太清二年，梁都建邺陷落，庾信逃奔江陵，在这期间，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他的两子一女也死于这次战乱。其次是江陵之祸，承圣三年十月，西魏攻江陵，江陵失陷，庾信成了亡国之使。

　　南朝覆亡的悲剧，南方人民遭受掳掠流徙的现实，亡国的创痛，以及自己羁留北方，屈仕魏、周，忍垢含耻的遭遇，成为庾信心中不可抹杀的创伤记忆，一种永远的痛楚，也成了他后期作品中永远萦回的一个主题。而创伤记忆最直接的后果是情感的异常反应，认知外物的敏感性增加。庾信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介异乡之人，以这一视角观察外物，就使他的笔下带有了浓厚的“庾信视角”。当他看到南方特有的水果槟榔，立即产生怀念家乡之意，“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忽见槟榔》）；看着渭水，诗人都会恍惚见江南。“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望渭水》）；通过“庾信视角”，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后期中的鸟、雁、鱼、猿等动物意象的独特运用。他后期笔下的鸟是“惊弓之鸟”，“闻弦鸟自落”（《伏闻游猎》）；雁是“失群之雁”，“失群寒雁声可怜，夜半单飞在月边”（《秋夜望单飞雁》）；鱼是“干涸之鱼”，“涸鱼常思水”（《拟咏怀》）。庾信的创伤记忆通过伤禽意象得以流露，特别在与南方士人接触时最为强烈，当与友人音书来往时，如《寄徐陵》、《寄王琳》，短短小诗却包蕴了诗人心中的万千感慨；当送友人南归时，悲离别在即，伤自己不归，如《别周尚书弘正》等，情意缠绵悱恻，催人泪下，入北的辛酸与悲怆溢于言表，如“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小园赋》）

　　时代的苦难和个人的不幸，使庾信晚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他的视野，从个人转向时代、历史，投向整个梁王朝的盛衰兴亡；他的感情，从空虚苍白变为忧愤沉郁，充满着炽烈的身世之感和亡国之痛；他的创作题材，从宫廷的唱和应酬，激而一变，要求抒发“人生几何”的危苦和悲哀，艺术表现手法亦由单一的描绘性，转为浓重的抒情性，形成了深沉凄怆、苍凉激楚的风格。其《拟咏怀》诗代表了虞信晚期文学创作方面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庾信直言悉苦的悲剧形象的自我写照。

　　二、士族悲剧

　　庾信出身于东晋王、谢、陶、庾四大家族之一的庾氏家族。八世祖庾滔以世功著称，随晋室南渡，官到散骑常侍，举家迁至江陵。祖父庾易是个“志性恬静”的隐士。父亲庾肩吾长于诗赋，是萧纲的“高斋学士”。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书香兼官僚的家庭，庾信所受的影响有：其一是文学的熏陶；其二是门阀观念的影响。特别是门阀、士族的观念不可避免在庾信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梁朝的灭亡使门阀士族群体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也使附丽于群体之中的生命个体：庾信等门阀士族知识分子遭受了国破家亡，被迫由南入北而屈仕北朝的人生苦难。从更深层次看，庾信等所受的痛苦是南朝门阀士族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与北朝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冲突碰撞的产物，它给庾信的文学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使他前期在门阀士族价值观念体系指导下形成的创作思维方式和心理图式，随着门阀士族价值体系的坍塌而遭受破坏，这样后期的丰富人生经验与两大文化价值系统碰撞所产生的巨大矛盾痛苦很难运用旧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予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新的创作内容需要新的艺术表现方式。可见，庾信后期的文学创作实际上面临着“转型”。庾信以独有的敏锐与直觉，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当生命本身成为悲剧的化身，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的庾信，其创作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使他自觉认同了屈原、宋玉的悲怨文学传统，否定了西晋南朝至梁时门阀知识分子充分愉悦人生，追求感官愉悦享受时的一缕淡淡的如云似烟，令赏鉴者心旷神怡的“愁疾”这样五种乐感文学创作方式。突出强调了文学创作以悲为主的重要价值意义，“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成为他后期文学创作的理论宣言。

　　因此，庾信自觉探讨梁代兴亡的根本原因，提出了“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的著名结论。并对梁代以至西晋南朝偏激的文化至上，轻忽实际生活的弊端进行深刻剖析。同时，庾信明确表示要为“穷者”达“言”，为“劳者”歌“事”，这实际上是要通过对个体生命悲剧的艺术表现，来探究个体生命的根源。“哀王室”与“悲身世”中所表现出来的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的悲剧命运，不仅艺术再现了门阀士族个体生命的苦难灵魂；而且再现了庾信的文学创作所自觉承担的对历史时代文化所担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哀江南赋》序看，这种对“身世”之“悲”与“王室”之“哀”的文化反思可以追溯到对西晋南朝以来门阀士族历史兴哀的反思。

　　综上可见，庾信后期着力于对“离乱”时代本质牲的把握，以及对群体生命悲剧的认识与反思这种对“哀怨”之情的深度挖掘，从而使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登上了时代文学的巅峰，更加促成了其悲剧人格的形成。

　　三、 世俗悲剧

　　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庾信从小即受其影响，“博览群书”，尢善《春秋左氏传》。庾信最精通的正是这种儒家经典。书中的“华夷之辩”、“忠孝节义”等伦理观念都为庾信所恪守。庾信接受了此种思想，就用它来作为衡量行为价值的标尺，既用它来衡量别人，也用它来要求自己，对于个人的仕北，他评价失节，“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枯树赋》）；对于在国难中献力效死的文臣武将，他标之为忠烈、“护军慷慨，忠能死节……主辱臣死，名存身丧”（《哀江南赋》），所以说引起庾信思想中的矛盾痛苦的根源无疑是深刻的。

　　“华夷之辩”这一民族意识，继孔子之后，就被视为“春秋大义”。从此成为儒家思想体系乃至中国人文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南北朝以来，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对中原或南方汉族政权的威胁日益严重，“华夷之辩”尤其成为文化观念上不断论争的题目，这种论争，在南方的汉族士人来说，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拒斥心态。在汉族士大夫们看来，“异族”入主中原，并非正统承续，而只是“神州陆沉”，一场民族灾难而已，而这恰恰构成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基石，像苏武等民族气节正是植根于华夷异类的民族意识上，而像庾信等南人仕北的行为，无疑会受到更多的讥评，或者在良心上受到更大痛苦的折磨，这其中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儒家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

　　几千年形成的人文传统，对庾信构成了一种无形的道义人格的威压，以至于再仕新朝的他无不有一种腼颜苟活的负罪心理，这种人格的悲剧性扭曲更加导致其矛盾的心态，为此庾信在北朝写了大量忏悔的诗文，用以对自我灵魂进行审判，希望借此走出那些困拢他的愁城。

　　人格魅力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幸能摆脱儒生心理模式的人可谓寥若晨星，庾信也不能幸免。他的悲剧性人格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知与行的矛盾，他的后期所作所为所呈现出一个真实的自我乃是一个内外方正、个性鲜明的“率真”人格，他“不从流俗”敢于解剖自我的人格力量，成为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典型的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庾信人格的力量比他的早期诗更具有“史”的意义，不但在文学创作上，也在人格上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尚待修正的人格模式。

　　作为南人仕北的庾信，连同他那矛盾分裂的人格心理结构所构成一种超越时空的独特人格模式，显然不同于庄周、屈原、陶渊明等人所各形成的一种人格模式，但其对后代同类人物产生了涵盖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宋、元或明、清之际的二臣，哪个人心中没有庾信的影子？哪个有文集传世的人不提到他？于是庾信成为历代二臣的班首，南人仕北之先例。

　　作为二臣的早期代表，庾信的人格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身仕新朝而眷念旧国，否定自我而又不无回护，这种双重人格与矛盾心态，而这恰恰构成了士族知识分子的庾信，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作为文学家的庾信，其人格魅力又往往与对其文学品格的评价缠结在一起，虽然在中国“道德文章”合一的批评传统之下，往往会出现因人废人的“恶习”。但从历史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不仅对庾信的作品风格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也为庾信的人格给予辩护。就连唐代大诗人杜甫，提到庾信，更是特加青眼。在为数不多的论诗篇文中，如《戏为六绝名》中写庾信：“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啮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其中对庾信暮年诗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因时人之啮点而为庾信打抱不平。作为历代文人中忠君爱国“每饭不忘君”的典范的杜甫，其笔下所认可欣赏的诗人，其人格的魅力应不可否认的。

　　庾信，他非凡的人格魅力，更多的来自于他作为士族知识分子对自身灵魂的真诚忏悔。

　　忏悔是人特有的心理活动，是意识到个体的行为与合理的道德要求发生背离，引发的缺失与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庾信不想文过饰非，原谅自己。他认为在立身之道上自己有了49条之非，“三十六水变，四十九条非”（《谨赠司寇淮南公》）。灵魂的失落，肉体的存在，使庾信产生了强烈的负疚之感，于是他毅然拿起忏悔这把利剑，无情地解剖自己。而那些坚持气节的崇高人格精神就成为他心目中的理想而不断加以张扬。伯夷、叔齐就因“不食周粟”而成为庾信笔下气节的代名词。庾信把自己的失节的行为主动展示出来，并且有意把自己放在伯夷、叔齐的反面进行极力鞭挞、反思。“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哀江南赋序》），他明确承认自己刚刚走出梁朝的宫廷，就又登上北朝，“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拟咏怀》九）；此种惭愧之辞在其他作品中亦屡有出现：“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庾信用近乎相同的造句，道出了一个他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成为“夷”朝的臣子。这一切都增添了庾信无限的哀愁，所以他经常把自己比作一株已经丧失生命活力的老槐树。“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拟咏怀》）二十一）。庾信以自己的灵魂悲歌吟唱出地老天荒无所归依的失落感与幻灭感。而这一切是庾信按照传统的儒学来规范自己，他自觉地背负起十字架，把自己的灵魂主动放在传统的道德法庭上进行反复拷问，自我放逐出忠义堂，宁愿让自己的灵魂去流浪，他坦率承认自己失节，不掩饰、不隐瞒，为自己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他形容自已屈仕失节有如“苦李无人摘，秋瓜不值钱”（《归田》），有时又认为自己已一失足成千古恨，“肮脏之马，无复千金之价”（《拟连珠》二十二），天和四年，齐国遣使臣至周，庾信却又作为北周大臣来接待齐国使者，这其中流露出的无疑是灵魂失落的悲哀。自感无颜再见帮人，“故人相借问，平生如所间”（《集周公处联句》）诗中自嘲自讽意味十分明显，这种忏悔，不仅仅是悔，更多的还是愧，是那种挥之不去的负罪与耻辱之感。

　　鲁迅称陀斯妥也夫斯基为“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庾信为自己设置了审判台，他历数自己的罪行，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过失，一方面又在为自己加以辩解，以表明自己的无意于入仕，有时又极力表白自己的忠心：“盖闻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内，芬芳可录，是以日南枯蚌，犹含明月之珠。龙门死树，尚抱咸池之曲。”（《拟连珠》三十一）。庾信身在北朝，心系南处，二十八年的北朝生活，他始终处在灵与肉分离的痛苦之中，无休止的忏悔和内疚时时啮咬着他的心灵，仿佛走进了一座愁城：“攻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门终不开……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愁赋》）

　　应该说，庾信的忏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心灵的自安，但庾信的入仕选择，决定了他将永远陷于矛盾之中而无以自拔。只要活着，他就无法摆脱自己生存的悲剧两重性，也就无法摆脱其人格的悲剧性，活着只能像梧桐那样半死半生。“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枯树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其忏悔本身是真诚的，庾信真诚地审视自己，勇于承担责任。现实中的苟生与传统理想人格的相悖，使庾信深刻地剖析自己，同时也使他的人格注入了深邃的意蕴。正是经历了那种较为艰难的灵魂炼狱的历程，那种灵魂的颤栗，那种精神的苦闷，那种情感的执着，才孕育了庾信暮年情动江关的作品，同时也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勇于审判、反省自己的心理历程，这无疑是他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伟大的人格魅力所在。

　　结束语

　　庾信的人生是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可悲的人生。然而，虽失去了自我的内心生活，却创造出杰出的作品。幸与不幸，往往相与俱来，刻骨铭心的苦楚遭遇，竟嫁接出兼具南北之长的文学硕果，似乎这是历史给予的一种补偿吧！

《唐才子传 杜牧》 是记载唐、五代诗人简要评传的汇编集。撰者为元代文学家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

原文翻译：

杜牧，字牧之，京城长安地区人。擅长写文章。是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状元韦筹那一榜的进士，与厉玄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

当初没有考取进士的时候，他来到东都洛阳(参加进士科考试)。当时任主考官的礼部侍郎是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骑跛足驴慢腾腾地来拜见崔郾说：“您凭着崇高德行，巨大声望，为圣明的君王选举人才，我怎敢不略给予如微尘滴露般的微小帮助。

以前我偶然见到十几个文士，情绪极其兴奋激昂，一起读一卷文章。我看了文卷，是进士杜牧的《阿房宫赋》。此人有辅佐君王的大才。”于是就拿出《阿房宫赋》的文卷，把笏插在腰带上，(腾出手来双手持卷)朗读起来。崔郾大加赞赏。

吴武陵说：“请您点他为头名状元。”崔郾说：“第一名已有人了。”吴武陵说:“如果不能当状元，就请让他为第五名进士。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把这篇赋还给我!”语气和面容都很激烈严厉。崔郾说：“学生们很多都说杜牧为人放纵旷达，不拘小节，但是我恭敬地按照您的指教，不敢改变。”

后来杜牧又应试考中了贤良方正科。沈传师(江西观察使)上奏章推荐他到江西当团练巡官，后来杜牧担任了牛僧孺(淮南节度)的淮南节度府掌书记。后来又被朝廷任为侍御史，逐步升到左补阙，又历任黄州、池州、睦州三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的职务为皇帝起草诏书，后调任中书舍人。

杜牧性格刚强正直，有不平凡的节操，不为小事而谨小慎微，敢于一一论述国家大事，指明和陈述国事的利弊尤其急切。兵法和军事策略，平时都尽心留意。曾经因为堂兄杜悰出将入相，而自己仕途困顿挫折，怏怏不乐，心气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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