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举例说明佛教对中国影响大（高分悬赏）

先说影响：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当然毒害了人民的思想，消耗了社会的财富，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正如列宁在《论工人政策对宗教的态度》中所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但是也必须看到，佛教的流传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它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为例可以证明：
一、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从它产生以后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两种认识论和思想体系的斗争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只不过禅宗所主张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是进一步否定了佛教所设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承认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存在罢了。这样，禅宗就把佛教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儒`佛`道三家，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互相斗争又互相吸收，在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结为一体。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明显，宋代以来的唯心主义思想几乎都从佛教哲学中吸取营养。程颐`朱熹的程朱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和王守仁的陆王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如同隔岸观火。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佛教哲学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说汉唐以后的中国哲学史，根本就离不开佛教思想史，而且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题材而论，历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从全唐诗来看，共唐诗约五万首，其中与佛教有关的诗占了近十分之一。这些诗，赞美佛寺风光，歌颂僧俗有宜，有不少写得相当精彩和生。唐宋以来，名僧的社会地位很高，文人纷纷为他们树碑立传，留下许多渗透佛理的散文。其次，以艺术风格而论，由于佛教追求自我解脱，主张离尘出世，至禅宗而而宣扬心中求佛，使文学界形成一种清淡悠远的艺术流派。如唐代诗人王维、韦应物奉佛最盛，如王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就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最初隐居终南别业，后在宋之问的别墅，优闲自在，吃斋奉佛，（2）“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3）这种风格也体现得最盛，即使是其他流派的的作家，其世界观和创作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唐代白居易、宋代的苏轼等。第三，以诗歌理论而言，唐宋以后，主张“以禅论诗”，讲究诗歌创作要“物象超然”、“意境空蒙”，认为“说禅作诗，本无差别”。最后，以创作队伍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和尚诗人，史书上称作“诗僧”。著名的如唐代诗僧寒山、皎然、齐己、贯休，都有诗集留传后世。宋朝重显、文莹、祖可及至清代八指头陀、近代苏曼殊等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人们知道，古印度的佛教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今印度德干高原）石窟艺术为代表，均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作品，前者以雕塑著称，后者以壁画闻名。中国的石窟艺术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其影响路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但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则逐渐吸收和融合中国艺术的风格，造象也模拟了中国人的形象，当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世艺术的某些特点。以佛教为内容的宗教壁画大大发达起来，出现了象吴道子著名的宗教画家。在表现手法上，释迦牟尼在印度的生活，加入了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下，使中国人在感觉上更为接近和亲切。

四、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佛教的流传，使佛语、佛教、佛偈大量渗入社会生活并失去了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当头一棒”、“五体投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头头是道”、“心心相印”、“清规戒律”、“想入非非”、“现身说法”、“恍然大悟”、“火烧眉头”、“菩萨心肠”等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至于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语言就更多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五、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的影响。佛教主张离尘出世，因而寺庙建筑大多在幽深的山林里，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局面。千百年来，各阶层的人们，为了信佛、拜佛、敬佛和护佛的需要，花费大量的资财，人工建造了无数的石窟、佛像、佛塔和佛寺，留下许多有价值的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有的甚至堪称世界奇迹。国内现存最多的文物古迹就是佛教的，概括起来有：A佛教四大名山即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B佛教四在禅林，指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栖霞寺。C三大石窟艺术，指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D十大坐佛，这里指单独营造的石刻大佛，位于石窟中的不计在内，这类大佛多依山而凿。E四大卧佛，多为岩石开凿，也有木胎泥塑。F两大木佛，一般取站立姿势。G两大铜像，一是西藏喀则市扎什布寺未来佛，二是河北正定县隆兴寺铜菩萨，为千眼千手观音菩萨。H一部金版《大藏经》。I一处石经山，这又是一处国宝，在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以石刻佛经闻名于世，故名“石经山”J一枚佛指灵骨，1987年6月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是地宫内发现，这是世界佛教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些佛教文物和佛教胜迹均集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都打上了那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烙印。（4）
综上所述，证明佛教对中国文化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化的佛教已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再举例子：
宋人欧阳修修认为唐太宗对佛教极为崇奉，弘赞教法，而近人汤用彤则主张，在唐代诸帝中，太宗实以不信佛著称。对唐太宗和佛教的关系的看法，何以在相径庭？原因在于唐太宗本人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就存在种咱矛盾。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百业俱兴，制定了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的基本蓝图。在佛教政策方面，他对唐高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经过多年的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政策，对唐代佛教兴衰有重大影响。本文试从对唐太宗崇佛、抑佛方面去对其人与佛教的关系加以剖折。
建寺、设斋、度僧
唐太宗即位不久，贞观三年（629），就舍通义宫为尼寺，《全唐文》卷九《舍旧宅造兴圣寺诏》上说：“……朕丕承大实，奄宅域中，……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静言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弘敞，以崇神祠，敬增灵佑，宜舍为尼寺。”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又下了一道《为战阵立寺诏》，要在当年各战阵之地，修建寺庙，借助三宝力量荐拔亡灵。诏书曰：“……日往月来，逝川欺斯远。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与寐，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管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者，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望法鼓所震，变火宅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见《全唐文》卷五）为战争当中敌我双方阵亡的将士建寺起度，充分显示了太宗的冤亲平等的博大心胸。遵照这道诏书的旨意，于如下的七个地方修建寺院，于晋州（破宋金刚处）立慈去（褚遂撰碑），于汾州（破剑周处），立弘济寺（李百药撰碑），于邙山（破王世充处）立昭觉寺（虞世南撰碑），于洛州（破剑黑达处）立弘福圭（岑文本撰碑）。以上敕建的寺院均在战争重地，起到取慈去杀，净化人心的作用，同时还给赐寺院大量土地车、马等。不仅在战地上修建寺宇，还为他在征战时所杀的将士“建齐行道”。《全唐文》卷四《为战亡人设齐行道诏》上说：“……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战，所向平珍，然……凡所殪，难用胜纪，……窃以如来圣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杀害为重。……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翦，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齐行道，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宏济。灭怨障之心，趋菩提之道。”太宗为征战之际所杀的人建齐行道，依仗三宝功德，永离万劫之苦。在《全唐文》卷八还有唐太宗《为已故礼部尚书虞世南齐僧诏》，其时齐僧五百，造佛像一躯。
经过隋末战乱的风暴，佛教受到了很大打击，寺宇破败，僧尼锐减，唐太宗每思之则良用慨然，因此两次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全唐文》卷五《度僧于天下》上说“二乘结缘，济度为先，八正归依，慈悲为主……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务须精诚德业，无问年之幼长，其往因减者还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业可称，通在取限……。”《全唐文》卷八《诸州寺度僧诏》双：“……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可见唐太宗对振兴佛教出力颇多。”“度僧立寺，”“广事弘持”。在度僧当中严格规定官度，并有一定的限度，维护山门的庄严，功不可没。当时共有寺3716所，度僧尼18500人。
(二)敕颁《佛遗教经》及礼敬高僧
为了进—步对佛”情深护持“，他还专门下韶，颁发《佛遣教经》。《全唐文》卷九《佛教经施行敕》上说：”……《遣教经》者，是佛临涅盘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要，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宏阐……多写经本，务在施行…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
如此一来无论京官、州官、人手一册《佛遗教经》，凭以监督。检查僧尼们的行为是否舆经相符。如不符者，则进行公私劝勉，以使佛门纯净，宏阐圣教．为护持正法，唐太宗可谓功绩可嘉。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对当时一些上层僧侣也特别的优礼，如贞观六年(632)，太宗诏请华严宗初祖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结果朝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备至；贞观九年律学大师智首死，太宗敕令为他举行葬礼，由朝廷供给葬具，命房玄龄，杜正伦；辛大臣亲往吊祭。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与玄奘的关系。玄奘从印度归国途中，到了於开，上表太宗。太宗立即韶复玄奘：“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舆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己敕於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迎接。”(见《全唐文》卷七昭玄奘还至於阗国进表韶))。玄奘到洛阳，太宗立即“别敕引人深宫之内殿……谈叙真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迄於闭鼓。(《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玄奘在会见时，请求搜擢贤明，组织译场，太宗对玄奘说：“……造宏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所须人、物、吏力，并与房玄龄商量，务令优给(见《大正藏》卷五P253)。这样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后，延请知名高僧如道宣、神泰、玄应等十二人证义，又征集缀文等相敷十人，襄助译事，大臣於志宁，许敬宗，杜正伦也参与了译事。玄奘在弘福寺建立了规模宏大译场，开始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译经事业。贞观二十年(646)玄奘把他撰述的《西域记》奉表上闻，太宗韶答(见《全唐文》卷八《答玄奘法师进书诏》)。太宗又亲为玄奘所译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民仰德而知道。(见《全唐文》卷十)。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披览玄奘所进新译《瑜伽师地论》，对侍臣说：“朕观佛经，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法师能於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滏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见《大正藏》五十卷P454)随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分发雍、洛、并。相、荆兖、扬、凉、益九州，以辗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同上)。同年慈恩寺落成。又度僧三百，请高僧五十人人住。别造译经院。请玄奘移居翻译，并任上座之职。玄奘移居之日，真太宗及皇太子等亲执香炉临送，场面庄重，观礼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死前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及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叹相见恨晚，不能广做佛事为憾。
以上两则不难看出由於多种原因，使唐太宗对佛教产生了信仰，他曾在《弘福寺施斋愿文》裹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发誓惟以丹诚，皈依三宝。，表示自己的最终追求是。愿心悟无为，神迁妙喜……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在《大兴善寺钟铭》裹，他又自称是”金轮天王“的化身，要以度生为己任，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圆海有竭，福祚无穷，方石易销，愿力无尽。(见《全唐如卷十)，唐太宗对佛教实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佛教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寺宇重辉，僧尼得度，译事隆盛，宗派争鸣，一派生机的景象。
(三)抑佛点滴
唐太宗即位初年，及至晚期，对佛教的态度有些矛盾．上述的则是。护法情深的帝王，然而他也对佛教采取—些抑制措施。《全唐文》卷八《贬萧禹手韶》上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於释氏，简文锐意於沙门，倾帑藏以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庭．…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虚报施之微，何其谬也梁武帝的后裔萧禹信佛，太宗下韶贬斥。在这道韶书裹，太宗又郑重声明，佛教不是他所尊信，又举梁武帝等人奉佛的结果。”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太宗》)。不但如此，还在实际行动上限制佛教，抑制佛教。在即位之前，又将洛阳的寺院焚毁，凡曰道场，尽为消除。即位之初，又多次检校僧团，清肃非滥。对於一些非官度僧尼，都处以极刑。其中虽也有韶令天下度僧之举，然而度僧数字限制极严，强调。总数以三千为限。，被度的对象“务须精诚德业，……若官人简练不精，宜绿附殿失，但戒行之本，惟尚无为”。对假慕沙门，妄称神通，以不法方式谋财者，皆以刑罚，“务使法门精整”（见《全唐文》卷五《度僧於天下韶》）。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用行政力量来干涉佛道之争，强制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韶》，这位“皇帝菩萨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态，严正宣布，“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於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全唐文》卷六)。发生在贞观年间的道先佛后问题争论，就是围绕着逭道韶书展开的．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沙门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伏阙上书，请求太宗收回成命，结果智实被杖责放还。贞观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论毁谤皇室。法琳被贬至死(见《全唐文》卷六《诘沙门法琳韶》)。
(四)唐太宗奉佛、抑佛之剖析
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前后矛盾，实际上他的作法舆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思想界，佛教至唐初已有六、七百年的发展，已与中国古有文化相协调，拥有众多信众和社会基础，佛学理论远远超过儒道两家。轮回、报应的观点更使人归仰如市，影响巨大。在政治上，一些士大夫也纷纷皈依佛教，著名的士族如萧禹、萧琼、李百药、杜正伦、岑文本、虞世南。杜如晦、裴寂均崇佛虔诚。当傅奕反佛之时，萧禹等人挺身而出，与之抗争。在经济上，僧尼享有免租役等特权，僧尼寺院数字激增，并拥有众多土地和劳力，影响了朝廷的收人和兵役来源。诸多原因使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道先佛后的争论实际上是坚持唐高祖自称为李聃后裔的说法，提高道教的地位，是因为。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老子是他的始祖，更重要的是借道教始祖的后代来提高李唐皇室的声望，以与那些自高门第，妄自尊大的山东老牌士族相对抗。所以表面是道先佛后的宗教问题，其中有复杂的民族及政治问题。其目的是有利於唐王朝的统治，这—点也无可厚非。
在控制建寺度僧方面，我们知道在太宗时代。唐王朝尚处百业待兴之际，隋末大起义的酶击还伤痕累累，其时全国户不满三百万，大量土地荒芜，苍茫千裹，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见《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所以对雄材大略，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来说，增殖户口，发展农业生产，乃是当务之急．如此—来，对寺院滥度僧尼特别敏感，严格控制寺院僧尼的数字。禁止私度，这都是为了使佛教的发展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得不采取的抑制之势。
对过去僧尼干涉政治、造反等等弊端，他也警惕不懈，所以又特此修订寺院规章制度，使僧尼必须遵守。总之，他只所以对佛教采取—些限制政策，是力求消除或尽量缩小佛教对国家的不利作用。同时又极力提倡佛教的慈悲、济世。报四重恩的宗旨，来发挥佛教有助於王化的作用。他韶令在战场建寺，设斋行道，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唐太宗征辽失败后，对佛教更是信仰弥深，这也与他推行休养生息、贞观后期经济出现繁荣的国家和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已趋向缓和有直接关系。因此身为帝王的唐太宗有其信佛与抑佛的两面，一些抑佛的措施是为有利於他的统治，同时也以君主的身份来整顿教团，提高了僧尼的素质。贞观年间高僧辈出就说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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