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光归咎于性格,事实上,兴亡跟国情有绝大关系。
历史上,君主多疑是常事。性格决定命运,其实这句话有很大迷惑性,很多幼稚者只会盲目模仿性格,却不注意具体执行。所以说,疑心重,不是问题,当皇帝最主要看是不是能知人善任。会的,自己轻松,国家又安稳;不会的,累死自己,国家还是到处乱七八糟。而且成功不是必然的,也不是说性格好就一切都好,朱元璋能成功,最主要原因是时势造英雄,除了他本身雄才大略,杀伐果断,在战争年代积累了相当高的威望,还有就是身边有一批忠心的良臣名将,帮他出谋划策,帮他制订规章制度,打好夺取天下的基础。而这些,崇祯都没有。
说崇祯毁掉大好江山,崇祯固然有很大责任,但又不能全赖他身上。崇祯本身的敏感多疑,不能明察秋毫,知人善任,逼死不少良臣名将,搞得离心离德,都是需要批评的。但崇祯本身勤政爱民,有雄图大志,想力挽狂澜,但奈何政治幼稚,加上他年少继位,底子太薄,威望、经验、能力不足,群臣轻蔑,又贸然裁掉厂卫,自断耳目手足,身边又缺少可靠的心腹,受到群臣严重的蒙蔽,不能知人善任,用人不当,又无法制衡文官集团,导致政策的制订,出现严重的问题。崇祯气愤不已,骂十个文官七个坏,群臣误我,徒叹奈何。而关外的满清,经过三代的励精图治,国力大增,不仅锻炼出大批精锐骑兵,收服了漠南蒙古,还招降了大批降军和工匠,获得了制造火炮技术的能力,明亡清兴,已成必然的趋势,难以改变。
阉党固然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但对皇帝对国家还是比较忠心,对于制衡文官集团,对于维持朝政平衡,维系整个国家稳定,正常运转,有重要作用。东林党,早期还比较正直,但越来越变质,多与地方财阀勾结,不是迂腐,就是自私自利。明明江南工商业发达,富裕安稳,情况比北方好很多,他们却奏请崇祯,说要要扶持工商业发展,免除江南赋税,却只字不提北方严重干旱,比南方糟糕多了,反而把大部分赋税担子放在北方农民上,直接引爆北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比如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是陕北人。为了救灾和发军饷,崇祯募捐,皇宫省吃俭用,才省出几万两,而王公贵族和大臣们都装穷,只肯出丁点银子,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将士们没饭吃了,干脆就开门迎闯王,倒戈相向,反攻明朝。后来李自成大军攻破京城,发现明朝国库居然空荡荡,恼羞成怒之下,大肆搜刮明朝宗室、皇亲国戚和官僚们,竟然三天就刮出七千万两银子,比明朝国库十几年财政的收入还多。可见,明末的贪腐有多严重了,崇祯实在是无力回天。
也得说下,这明朝自朱元璋和朱棣之后,一味要求强硬刚正,皇帝都不敢妥协,导致政策越来越丧失灵活性。而崇祯脑子也是有点死根筋,想迁都又不好意思开口,大臣们又不愿意背锅,就这样互相扯皮,白白浪费时间。李自成打来,要求封王赏赐百万两银子,崇祯没钱,也不信任李自成,守城官兵倒先开门了,官僚们都去迎接新老板了。崇祯见大势已去,就跑去上煤山上吊了,却没有去山西班师求救。当时明末军阀化已经相当严重,崇祯下令各地班师勤王,各地军阀却基本按兵不动,唯有吴三桂日夜兼程救援。不早让太子南下,李自成快攻破京城,才偷偷送太子走,太子失踪,引发了皇位之争,严重的内耗,军政不能统一,抗清不能合力,墙头草们最终都倒下满清,为明朝的彻底灭亡,写上了悲歌。南明悲歌中,有太多迂腐或狭隘之人,只顾纠缠于个人小节,而不顾国家大局。
大家都说明亡始于万历,其实远在朱元璋时期就埋下隐患了。
朱元璋出身贫农,做过乞丐,当过和尚,从小就颠沛流离,倍受欺凌,深知民间疾苦和人心险恶,深谙斗争手段,心理阴暗面很强。朱元璋本身雄才大略,无论政治和军事都是非常强的,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刚即位,也是非常勤政,但日以继夜,差点熬死自己,最后不得不设立内阁,分担压力。但正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低微,也担心别人瞧不起他,随时谋朝篡位,设立了锦衣卫等大批的特务机构,后来明朝还有东西二厂。虽然有了这些特务机构,对于皇帝维稳,监控群臣,起到很大作用,但却让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中,大量的人才死于内斗。整个国家空前专制,文字狱也时有发生,扼杀人才,很可怕。朱元璋虽然穷兵黩武,残杀太多,但还是为明朝打好了基础。朱元璋所立的言官制度,立下祖训不杀言官。言官初期是有很积极正面作用,但随着时间迁移,言官们却变得越来越迂腐死脑筋,骂皇帝成风,以坐牢为荣,不明是非,只顾一味反对,导致后期的皇帝实权是越来越小,想做点实事都不行,任何有效改革都无法实行,朝政为文官集团把持。康熙评价明朝亡于言官制度,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说下,中国父母有个通病,但凡小时候受过苦的父母,在条件改善之后总是想方设法的不再让子女受苦受累,为他们早早的谋划了美好的前途。朱元璋也不例外,他鼓励宗室多生孩子,并且优待子女,为的是巩固朱明的统治,分封治国,但隐患极大,明初宗室只有上千人,负担不大,但三百年过去,宗室已经暴涨到十几万人,就为了这些养宗室,明朝国库每年起码有一半钱都用来养他们了,负担极大,没有足够的钱,怎么维持国家正常运转,怎么有足够的钱发粮饷和救灾呢?明朝是穷死的。
分封诸侯在初期有正面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诸侯跟中央关系越来越远,势必会反的,历史上诸侯谋反的事例多不胜数。果然后来燕王朱棣就反了,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自己当皇帝,后来的宁王也反了,但没成功。朱棣自己是藩王谋反上位的,也怕其他藩王模仿,就大力削藩,这样也有很大隐患,削弱了宗室势力,却忽视了地方军阀化的趋势,一旦将来都城有事,宗室势力无力救援。因为老祖宗朱元璋规定了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总之一句话,就是啥也不用干,国家养着你,同时朱元璋为了防止他们有非分之想,规定藩王不经宣召不允许进京,甚至连自己的封地都不能出。这些藩王们连出门旅游都没机会,只能在王府里面吃吃喝喝,生孩子玩,别的啥也干不了,所以对那些没追求的藩王,只能待在王府里面做猪了。有追求的藩王,就读书求学问,比如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橚,因为啥也不能干,也不敢干,只能读书,最后成了一个药学家,编成了《救荒本草》和《普剂方》等名著。但是可以肯定的,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很成问题,大部分就是猪,就这样一群酒囊饭袋,国家真有难,能指望他们救援?果然,明末,争夺皇位的藩王,基本都是一群猪,个个身材肥胖,也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帝王心术的培养,根本就无力控制局面。
朱元璋毕竟还是贫农出身,思想有很大局限性,习惯简单粗暴,他留下的制度和政策都有很大隐患。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勾结叛乱势力,就实行闭关锁国,严禁人民下船出海,这样的极端做法就是官逼民反,那些渔民和海商没活路,就只能去走私,去当海盗,导致明朝海盗猖獗。却不想想宋朝海贸收入多丰厚,却没多少海盗。不准人民出海,官方却又垄断朝贡贸易,小国朝贡送的贡品价值低,得到赏赐却远超付出。明朝没啥收益,却要为了维持这种面子,付出高昂代价,导致入不敷出,财政日渐枯竭,不得不让小国们减少朝贡次数。后来隆庆放宽海禁,海患渐轻,但毕竟很多人已经习惯走私不交税了,而且由于欧洲输入的大量白银,货物产量没有增加,导致白银购买力下降,物价却上涨,人民生活成本大大提高,这样又不得不重新实行海禁。
说到万历,得一分为二来看,前期的万历,也是很勤奋,很有大志,励精图治,但到后期,居然却变得越来越荒唐,因为跟群臣斗气,数十年不上朝,虽然他遥控着整个朝政,自己乐得在后宫享乐,但得说这种办法有很大隐患。万历后来不仅完全废除张居正的政策,还沉迷于搜罗金银珠宝和奇珍异宝,整个国家逐渐陷入混乱。张居正虽是权臣,也有收礼贪污受贿的污点,但他对于稳定国家经济民生,延长明朝国祚,有极大贡献。万历是他得意门生,却因为张居正这老师过于严厉对待他,导致他叛逆性格,居然拿整个国家前途来斗气,后来数十年不上朝,也是为了跟群臣斗气,也是跟言官制度有极大关系,也正是由于言官和文官集团们的极力阻碍,任何有效改革都无法实行。也正是因为万历的怠政,导致大小官员贪腐成风,搞得到处都民不聊生。万历三大征,虽然取得胜利,但几乎耗尽国库,而且由于放松了对官员的监督,各地逐渐训练废弛,军纪败坏,大吃空饷,有了军阀林立的明显趋势,为明末的混乱埋下祸根。果然到崇祯时,军阀化已经相当严重,崇祯下令勤王,各地军阀都按兵不动,唯有吴三桂日夜兼程救援。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表白网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