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陶行知,在中国的教育界几乎无人不知。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在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出生,1946年7月25日因患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按现在的话说,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就英年早逝,憾别人生,的确让人惋惜。但陶行知的故事,却一直在流传。
有一次,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赶走和打跑。”
这是个看似简单,但却是一般的家长和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陶行知善于用多角度思维从犯错误的孩子和学生身上找出其优点和闪光点。并且善于用他们身上的积极情感克服和战胜消极情感,充分挖掘其内在诱因,变破坏为创造,变落后为先进。
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陶行知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怕影响老师讲课和其它同学学习,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陶行知有两句重要的名言,一句是:“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另一句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中去,确实做了一件“大事”。而他自己,却“不带半根草去”。只留一世英名,光照中华大地。
陶行知先生一次别开生面的演讲
陶先生非常善于演讲,他的语言幽默风趣,生动形象,谁听了都会被他深深吸引,为他演讲中强大的逻辑力量所折服。在他一生无数次的演讲中,有一次别开生面的演讲,更是令人拍案叫绝,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回味无穷。
那是陶行知1938年在武汉大学做的一次演讲。那一天,大礼堂里挤得满满的,不仅全校师生都来听,连附近学校的师生和各界人士都闻讯赶来。他们都知道,陶行知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都想来一睹他的风采,并听他说些什么。
会议开始后,有几位先生先后上台作了演讲。轮到陶行知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夹着一个皮包走上了讲台。他戴着眼镜,穿着西服,未曾开口,先向全场扫视了一遍。大家屏息凝神,都望着他,等他开口说话。有的人还打开速记本,准备把陶行知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陶行知并没有讲话。他从包里抓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公鸡喔喔地乱叫。台下听众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接着,陶行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米,放在桌上。他左手按住鸡的头,逼它吃米。鸡直叫不吃。陶行知又掰开鸡的嘴,把米硬塞进去。鸡挣扎着仍不肯吃。接着,陶行知轻轻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后退了几步。只见大公鸡抖了抖翅膀,伸头四处张望了一下,便从容地低下头吃起米来。
这时,陶行知说话了:“各位,你们都看到了吧。你逼鸡吃米,或者把米硬塞到它的嘴里,它都不肯吃。但是,如果你换一种方式,让它自由自在,它就会主动地自己去吃米”
陶行知又向会场扫视了一圈,加重语气说:“我认为,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因硬灌给他们,他们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去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学生主动去学习,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陶行知讲完,把公鸡装进皮包,又向大家鞠了一躬,说:“我的话讲完了。”便退下场去了。
听众们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但只是过了一会儿,会场上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很多人边鼓掌边喊:“好!陶先生讲得好!讲得好!”
“四块糖”——陶行知学校管理艺术
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友的学生,是学校中颇有名气的“孩子王”,经常惹是生非,屡生事端。一天,陶行知看见王友用土块砸一个同学,当即制止了他,并叫他放学后到校长室来。放学之后,陶行知从外面办事回来,远远地看见王友在校长室门前徘徊等候,于是,他赶紧把王友请进校长室。
进入校长室后,陶行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给他,带着歉意的语气说:“这块糖是奖励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而我却迟到了。”王友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校长,迟疑地接过糖。这时,陶行知微笑地看了一眼他,想了一想,又掏出一块糖来递给他,说道:“这块糖也是奖励给你的,是因为我不让你砸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听我的话,很尊重我。”这时,王友神态紧张,愈发不安起来。接着,陶行知就像变戏法似的又掏出一块糖来,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位同学,是因为他不遵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说明你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应该奖励你啊!”没想到,陶行知话音刚落,王友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道:“陶校长,我错了,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应该对他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听到这里,不禁大笑,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来递给他,高兴地说:“为你能正确认识错误,再奖你一块。现在我的糖已完了,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希望你以后改正错误,好好地学习,把精力用在课业上”。自此以后,王友同学果然认真学习,团结同学,遵守学校纪律,再也没有犯过错误。
这小小的“四块糖”,折射出了陶行知高超的批评艺术。当陶行知看到王友站在校长室门前等他的时候,心里不免为他遵守时间而高兴,第一块糖在表扬他能够准时来到校长室,也创造出了一种宽松和谐的气氛,让王友感觉到校长的慈祥与宽容,拉近了两者的心理距离。在此基础上,陶行知没有正面批评王友,而是抓住他听话的优点,从“侧翼”进一步表扬他,第二块糖不仅让王友折服于校长的宽容态度,而且开始自觉地反思他所犯的错误,从而真正地认识到错误。接着,陶行知依然没有直接批评他砸人的结果,而是从事情的反面入手,表扬王友砸人的原因,通过表扬王友犯错误的良好动机,使王友自然而然地认识到砸人的不良后果,所以第三块糖不仅使王友完全被校长的人格所征服,并主动承认了错误。事情本可以到此结束,但是为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陶行知又拿出第四块糖进一步激励他,既表扬他承认错误,又教育他以后不要再犯错误,从而将批评延伸到王友将来的行为之中。
在整个过程中,陶行知自始至终没有直接提及王友的错误,而是将对他的关心、热爱与期望融入宽松和谐、幽默诙谐的情景之中,通过循序渐进、启发诱导、激励表扬,让王友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整个批评过程自然流畅,“水到渠成”。陶行知的“四块糖”的确起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批评效果。
“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陶行知的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1940年夏,经朋友介绍,他到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进厂后,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出于无奈,他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应急。
证明寄来了,没等晓光交给厂里,父亲的急电到了。陶行知在信中严厉阻止晓光用此证明,并要他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发来了一封快信,信上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万一工作、学习被取消,你还是回重庆来……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信中还附来一张如实反映晓光学历资格的证明信。
“追求真理做真人”这七个字,体现了陶行知一生求真的精神,也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诚实无欺做真人
陶行知向师生提出:教师的任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任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为此,他主张在青少年时期必须经常给以“诚实无欺”的教育。听吧!陶校长在讲“斧头和樱桃树”的故事了:“年幼的华盛顿为了要试试手中的斧头是否锋利,把父亲最心爱的樱桃树砍坏了。这件事使得家中的佣工乱成一团,都说今天老爷回家定要大发雷霆。众佣工正在发愁研究对策时,忽听到从未有过的皮鞋敲击地板咚咚作响的脚步声,果然是老爷回来了。当华盛顿的父亲气呼呼地追查时,华盛顿诚实地低下了头承认了错误。父亲顿时怒气平息,亲昵地拍拍华盛顿的小脑袋,赞扬他勇敢承认错误是一种英雄行为,说:‘这要比一千棵樱桃树更有价值。'”
陶校长又朗诵了自己创作的长诗《平老静还金镯》:“平老静,家住在保定。人格最高尚,一品老百姓。夫妻开设肉包铺,保定人人都相信。但觉本钱不够大,有个朋友表同情,借了一双镯子去押当,包金镯子里面却是银。除夕拿钱赎出来,银镯变成纯赤金,这镯不是原来物,不义之财不可领。可喜大年三十晚,夫妻出门把老板寻,找着典当老板把镯换,不要赤金要包金。……保定包子铺几十个,唯独老静肉包最出名,老静并不登广告,人人心里自相信。”“诚实无欺”的美德就这样在陶行知经常不断的教育下,在学生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网友对此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特别的好,而且也觉得他很爱他的家人,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也很温馨。
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流行,他和他的妻子郭晶晶有更多的时间,以较少的工作量约会,然而,这对夫妇不是年轻的恋人在那些年。他们有三个孩子。如今,他们的约会更多的是偶尔带着孩子去郊游、购物等,夫妻俩单独外出时,大多会去听音乐会、参加艺术活动等,他们的品味与以前大不相同。显然,孩子的影响也很可能要求夫妻双方更加重视教育的选择。在网友面前,霍启刚夫妻一向大度。
三个孩子灵巧地待在爸爸妈妈身边,许久不见,大儿子身高现已快到霍启刚的胸部了,长得阳光英俊。两位小女子被郭晶晶护在胸前,容貌灵巧心爱,特别是稀有曝光的小女儿,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分外注目。总的来说,三位孩子都完美地遗传了爸妈的优点,眉眼拔尖。看着一家人美好恩爱的画面,网友不仅大赞三位宝宝灵巧心爱,还夸奖夫妻二人:“相配!好有夫妻相!
霍启刚和郭晶晶在生活中是非常节俭的,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孩子不注重外表,反而非常注重内在的修养,他们会让孩子去比较好的学校,但是从来不会给孩子穿多么奢侈的名牌,平常的时候夫妻俩还会陪伴着孩子参加一些社会的活动,这样来增加孩子的责任感和爱国之心。对比之下,霍启刚夫妇则很好践行了陶先生的育儿理念,带孩子下农田插秧,便是真正让孩子从城市的繁华与喧闹中解放出来,回归朴素的大自然之中,通过劳动去锻炼手、眼、脑的有机协调,让孩子通过劳动感受什么是辛苦劳作。
在这样的日常生活活动中,郭晶晶与霍启刚也是把豪门的接地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了,穿衣完全不讲究款式,所以他们的生活中也几乎看不到什么新潮的单品,舒适实用一直都是他们穿衣的最大特色。不过夫妻俩的日常造型也有了一些共同点,像上衣外套基本都会选择利落修身的短款,与多年不变的修身牛仔搭配,突出身材比例又方便,只是如今两人都不像以前那样清瘦了,所以很容易暴露粗腿和肚腩问题。
其实,郭晶晶应该说是很接地气的明星,出席活动穿一百多元的小白鞋,头发上着几块钱的发箍,老公霍启刚完全不在意郭晶晶的简朴,并且还和郭晶晶一样,深入浅出十分低调,在外人面前,霍启刚会说自己是郭晶晶的老公,完全没有了富二代的样子,而霍启刚也甘愿和郭晶晶一起做普通人,郭晶晶也很爱霍启刚,两人共养育三个子女,一家人经常一起出去逛街看**,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家庭。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武力封闭了这所学校,还通缉陶行知。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
1939年7月,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
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淌着汗水,正在伏案疾书。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先生,没想到陶行知很快地回答:“现在不成。”高缨失望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高兴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不高兴地回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高缨还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了先生,忙起身一起上街。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马先生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都送到当铺去了,换来的几文钱解决了一天的菜金。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高缨听着马先生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先生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他的眼前出现了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
拜人民为老师
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起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接着,他讲了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喜欢做实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他母亲的引导下,逐渐成为发明家的故事。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打跑、赶走。”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姚老师教了10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姚文采没说话。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大家还懂得了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快,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识。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
陶行知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时时注意拜普通的劳动人民为老师,他是我国千百万教师的楷模,更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
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
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他的一生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毛泽东为他写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宋庆龄的挽词是:“万世师表”。周恩来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革命师生的心声:“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
钱君陶
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巴金藏书一事,又让我想起了巴金先生与钱君陶先生的交往。这两位都是在年轻时就到上海从事创作和出版工作的,巴金不到30岁就写出了《家》等新文学的扛鼎之作;而钱君陶在上海一个学校毕业之后,在老家、台州、杭州兜了一圈,20岁那年走进上海开明书店当美术编辑。其间,钱君陶凭借他扎实的美术和书法功底,刻苦研究和创作封面设计,为新文学作品设计封面,深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新文学大家的好评,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巴金的一些作品如《死去的太阳》《家》《春》《秋》等名著都是由钱君陶设计封面的,并且在交往过程中建立了一辈子的深厚友谊。
钱君陶和巴金的认识,是钱君陶的开明出版社的同事索非介绍的。钱君陶记得,当时,索非找到他,说来了一个四川朋友,但是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生活困难,问他能否抽若干资金助一臂之力?钱君陶欣然同意,并以月薪三分之一相助,每月7元。钱君陶问索非,这个朋友是谁?索非说:“李芾甘”。钱君陶又问,这样相助可否?索非连连说:“满意!谢谢!”李芾甘就是巴金。当时钱君陶、巴金都是年轻人。所以,年轻的时候,巴金和钱君陶两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钱君陶在进开明书店之前,在杭州有过一次失恋的痛苦经历:当时钱君陶在杭州一个艺术学校教书,与一个年纪相差不大的女学生产生了师生恋,这个名叫叶丽晴的女学生是宁波人,当时两人情投意合、形影不离,后来这个姑娘因为家里做主许配给当地另外一户人家而中途退学了。钱君陶失恋后十分痛苦,常常写情诗,以浇块垒。不久,钱君陶到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又爱恋上一个比他大几岁且成熟的女同事王蔼史**。王**是浙江上虞人,因为追求自由恋爱,逃婚到上海开明书店追求已有妻室的胡愈之。后来年轻的胡愈之为了挣脱这种感情尴尬,离开上海去了法国,这让王**十分痛苦深陷其中而且始终无法解脱。这时钱君陶主动向王**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结果遭到王**的拒绝,王**心里只有胡愈之,不久王**又为胡愈之痴情地追到海外。这次失恋对钱君陶打击很大,有点痛不欲生的样子。一天,钱君陶找到好友巴金,痛苦万分地告诉巴金,“我马上要死了!”巴金一听,十分惊愕:“君陶,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钱君陶说,“想求你一件事。”巴金见钱君陶魂不守舍十分痛苦,真担心有什么事,忙答应下来,说:“好的,什么事?君陶你说吧。”于是钱君陶将自己追求王蔼史**和王**的态度一五一十告诉了巴金。最后,提出在自己死后,希望巴金写篇悼念文章。巴金一听,心中暗自好笑,笑钱君陶太痴情,只好一边答应一边安慰。自然,钱君陶在这次失恋中没有死,巴金的悼念文章也没有写。不久钱君陶找到江阴姑娘陈学鞶,成为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这是后话。
钱君陶和巴金在事业上相互帮助。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巴金与吴朗西、伍禅、丽尼等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邀请钱君陶去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钱君陶直到晚年还清楚记得,当时“每二天去上班一次。”工作并不繁重。抗战开始后,即1938年的3月9日,正在逃难途中的钱君陶接到巴金、靳以等从广州发来的邀请,钱君陶赶快从汉口起程,两天后就到达广州,与巴金、靳以一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抗战的文化书籍,办抗战刊物,共同奋斗在抗日的文化出版战线。5月中旬,广州遭到日军轰炸,据说当时钱君陶看见广州的战争惨状,十分害怕,在编辑部里提出要去香港避难,当时编辑部里许多人都在,巴金、靳以等一班朋友都笑钱君陶胆小怕死。但是,当钱君陶到爱群酒店候车去香港时,发现刚刚还在笑钱君陶怕死的一班朋友和同事也急匆匆地赶来候车了,钱君陶见状,相互会心一笑,原来,胆大胆小的一起到香港九龙避难了。后来钱君陶回上海创办万叶书店,编辑“文艺新潮小丛书”,巴金还为钱君陶的万叶书店提供书稿,支持钱君陶的文化创业。钱君陶的万叶书店到抗战胜利后已经蒸蒸日上,十分红火。但是1949年末,当了多年老板的重友情的钱君陶还照旧应邀去老友李采臣主管、巴金担任总编的平明出版社兼任美术设计和编辑,并且亲自为平明出版社设计社标。1958年,钱君陶还为巴金、靳以主编的《收获》杂志设计封面。
钱君陶是著名的篆刻家,一生篆刻二万余方印章,其中给朋友们刻的印章数量不少,也给巴金刻过印章,钱君陶一直记得是1945年10月曾经为巴金刻过“李芾甘氏”,后来又刻过“巴金藏书”印章。1992年冬天,钱君陶去巴金家里看望老友,两位耄耋老友聊着聊着,聊到了篆刻,钱君陶说曾经为巴老刻过两方印章,巴金记忆力极好,他立刻接过话题,告诉钱君陶,不止两方!钱君陶一听,大喜。后来巴金专门找出七方钱君陶刻送的印章,让钱君陶激动不已。为此,钱君陶后来专门写了一篇《钱刻巴金七印小记》,以记其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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