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与大臣私通，皇帝对情敌加官进爵，唐中宗李显唱的是哪一出呢？

唐中宗李显，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大唐的第四位皇帝，先后两次登基。第一次登基是在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四日，五十六岁的李治病逝于东都洛阳，七天之后，太子李哲（也就是后来的李显）即皇帝位。第二年的二月六日，皇太后武则天找了个理由，将皇帝李哲废为庐陵王，拘禁宫中。28岁的李哲，只做五十六天的皇帝，就被自己的母后废黜，之后更是被流放到湖北的均州、房州十四年，直到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才被重新召回洛阳，再次立为皇太子。

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军事政变，逼迫女皇武则天，将皇位让给太子李显。时隔二十二年之后，五十岁的李显，再次成为大唐的皇帝。再次登基后的李显，恢复国号为唐，皇家所有的祭祀、郊庙、仪仗等全部恢复唐高宗永淳年间的旧制。立王妃韦氏为皇后，同时还做出了一个令大臣们震惊的决定，上朝时让皇后韦氏坐在大殿后面的帷帐内，听政干政，甚至还将许多军国大事交由韦皇后处理。更为严重的是，韦氏居然还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勾搭成奸，武三思公开出入后宫。身为皇帝的李显，态度更加让人不解，不但对此不闻不问，还多次身穿便服前往武三思家中以示恩宠，同时还升任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省门下三品，不但给予武三思位列“三公”的政治待遇，还提升其为宰相，让其掌握实际的朝政大权。有大臣向皇帝上书，揭露皇后与武三思的奸情，李显居然大怒，下令将此大臣处斩。

大唐虽然被女皇武则天横腰斩断，但太宗李世民的英明、高宗李治的仁德、女皇武则天的勤政，让大唐的雄风仍在，国力正隆，皇权还远没有衰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分析，中宗李显，都不至于成为一个连自己的皇后老婆都守不住的窝囊憋屈皇帝。但，他却放任皇后韦氏与大臣武三思私通，并对武三思一路加官进爵，被臣下戴了绿帽子，还对情敌提拔重用，唐中宗李显这是怎么了？

李显虽然性格懦弱，但并非智商不如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远离朝堂十四年，朝廷中绝大多数官员都与自己没有感情联络，在朝中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依靠。能够成功复位，完全是因为自己是太子，是李唐的代言人，是众多大臣心中李唐的一面旗帜，仅此而已。恢复后的李唐王朝，实际的朝政大权，紧紧掌握在发动政变的五位大臣手中：中书令张柬之，内史崔玄炜，凤阁鸾台三品袁恕己，纳言敬晖和桓彦范。同时，李显的弟弟相王李旦、妹妹太平公主，长期经营朝堂，结为一体，实力强大。本来就没有安全感的李显，面对两个方面的势力，忧心重重，坐卧难安。

为破解眼前的困局，势单力薄且性格柔弱的李显，唯一的出路只有寻求外部盟友，以壮大自己在朝中的实力，来确保自己皇位和性命的安全。放眼望去，自己可以联合的势力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女皇的宠臣上官婉儿，李显即位后封其为婕妤，之后又提升为昭仪，让她负责宫中事务，专门草拟皇帝的诏令，并由她协助皇后韦氏，组成了势力逐步强大的后妃集团。

另一个方面，李显将目光投向了武三思。神龙政变的对象是张易之、张昌宗为首的张氏家族，武氏家族在政变中并没有受到打击，虽然女皇武则天已经退位，武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武承嗣也已经去世，武家实力大不如从前。但是，以武三思为核心的武家，仍然是朝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武三思贵为梁王，地位崇高，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武重规、武懿宗分别为左、右金吾大将军，手中都握有重兵，护卫皇城安全的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武家人手中，这也是神龙兵变时，张柬之等人没有动武家子弟的重要原因。因此，皇后韦氏与武家的扛旗人物武三思私通，皇帝李显正好借此渠道，顺势联合武家的势力，对付朝中的政变功臣集团和相王李旦集团。

为什么明朝的大臣不怕死，而清朝的大臣只对你拍马屁？

很多人是在看一些史料或者历史影视剧的时候认识明清官员的。明朝的官员大多“不怕死”，敢于和皇帝顶嘴。然而清朝似乎完全不同。他们自称“奴才”，但总是互相吹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明清两代的官员差别这么大？

实际上，主要有两个原因：

1。因为明朝的内阁权力太大。

从文健元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内阁大学士也到了明朝中后期的宰相位置，相当于每人不到一万人。所以明代有“文官治天下”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以整个文官集团为根本利益的文官地位提升后，即使这些大臣反对皇帝，皇帝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有时候他甚至会生气，只能在宫里跺脚，偷偷抹眼泪。

明朝中后期以来，除了王诗文、于谦等大臣因“改朝换代”而发动政变篡位，在涉及原则问题时被杀，很少听说文官被皇帝直接杀的。我想那一年，在木图保之战全军覆没的时候，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为了发泄他们的愤怒，大明的公务员在法庭上当着朱祁钰的面直接殴打了王镇最好的朋友马顺。皇家卫队命令他活捉他。当然，马顺白死了。

相对来说，清朝的内阁不是很好。内阁虽然是清朝入关后按照明朝的内阁制度建立的，但内阁大学士也是所有官员之首，相当于宰相，被称为“中厅”。但是，自从雍正帝设立军事部以来，内阁每天只能做例行公事，不能接触帝国的最高机密。

众所周知，他是文华殿大学士，“何郑挺”，内阁大学士，军务尚书，内务部主任，国子监学士，百官之首，但嘉庆一个字都没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一个开明的公务员都敢上去喊一句“陛下，这是不对的。”这几乎是直接死亡。在明朝的大臣里，应该可以直接脱鞋骂，但他反正不怕。

2你还真别说，明朝的大臣真的比清朝的不怕死。

汉官，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和平。他们是杀人不眨眼，能承受所有压力的狂热分子。随着皇帝越来越和睦，官员们也越来越勇敢。在思想上，他们基本上秉承了孟子“民为贵，国为辅，君为光”的思想。反正死了也就死了。很多汉族官员都相信自己死后可以名垂青史。当然，这导致了林动党的死亡。

在清朝，文字狱把官员弄得像鸡一样，但还是有一部分人真的没骨气。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例如，在于成龙和曾国磐，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官员仍然比满族官员多。此外，在满族习俗中，满族官员本身就有自称皇帝家奴的习惯，这是不同民族的习惯差异。

3。比如1000年，10000年，但还是没有名利：明朝的大臣感兴趣的是名，清朝的大臣感兴趣的是利。

明朝的官场风气特别不好，尤其是中后期，大臣们都以反对皇帝为荣。如果一个大臣被皇帝打了屁股，或者被砍了脑袋，他就会名满天下，成为一个被人称赞的忠臣

比如万历皇帝立太子的时候，为了立长子还是幼子，不值得争。但这实际上导致了君主和臣民之间长达20多年的冷战。可以理解，这位大臣保持了“久立不立幼”的传统，但这导致了君臣不和，导致万历皇帝20多年不能上朝。

其实最后争论的不再是事情本身，而是面子和名声，好像谁低头谁就是汉奸。比如明朝的御史台为了博取功名，故意找皇帝的茬。皇帝一旦被激怒，被免职，就会意气风发，野心勃勃。行前，官员们送他回家乡，也受到人们的称赞。

这种趋势绝对不正常。

清朝的大臣代表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拜倒在皇帝的脚下，只愿做一条好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皇帝欢心，保住自己的高位。清朝的大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在清朝当官是个赚钱的行当。清朝三年，十万雪花银很诱人。

所以明朝的官员普遍比较穷，所以有自己的名字；清官获利，就是获利。论无耻，没有高低之分。

我们知道，当领导的秘书，最重要的，是要记住领导说的话，记住领导交办的事情。如果领导吩咐了一件事，你过一会儿就忘了，领导肯定很不高兴。古代当皇帝的秘书，更应该对皇帝交办的事情记清楚。要是没有记清楚，忘记了，那是要杀头的。可是，古代有位当秘书的大臣，皇帝给他交代了一件事，他走到台阶下就忘了，又转回头去问皇帝。但是皇帝不但没责怪他，反而更加喜欢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当秘书的大臣名叫牛弘，这个皇帝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牛弘确实是一个秘书，而且是皇帝的大秘书。他在北周的时候，就掌管文书，修《起居注》。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封他为散骑侍郎、秘书监。后来又拜为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务。

牛弘是个很博学的人，隋朝建国后，他在建章立制等文化建设上，做了很多了不起的贡献。当时五代刚结束，整个国家经历了南北朝数百年的乱世。之前大家都在忙着打仗，根本没人管典籍、礼仪、规章之类的事情。当杨坚建立了隋朝，并统一全国，整个国家已经实现和平稳定以后，这些事情就该做了。

所以，牛弘在这时候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搜集民间的藏书。整个南北朝时期，皇权多次变易，朝廷多次变易，人们生活朝不保夕，所以根本就没有人在乎朝廷典籍的事情。因此，朝廷的藏书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牛弘建议民间向朝廷献书。他征得隋文帝的同意，颁布了“献书一卷，赉缣一匹”。民间献书热情高涨，很快就让国家图书馆得到了极大的充盈。

二是修撰《五礼》，改定雅乐。中国古代是礼治社会，礼仪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动乱年代，大家对皇位争夺不休，战争频频发生，让这种“无礼”的状态，变得非常严重。因此，牛弘利用自己的博学，组织人马修撰了《五礼》一百卷。

同时，他改定了雅乐，作为国家重大活动使用的音乐。这两件事可能大家并没有怎么在意。但其实意义是很大的。要知道，孔子当年之所以要修订《礼》《乐》这些书，就是针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的现象，所做的重大工程。这是儒教的重大传统。

连当时一向瞧不起人的权臣杨素，可以对别人颐指气使，但是都不敢在牛弘面前托大。遇到各种关于国家礼仪的事情，都要虚心请教牛弘。独孤皇后去世时，安葬皇后的各种礼仪该怎么做，杨素一时毫无主见，只得虚心请教牛弘说：“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意思是说你是大学者，大家都敬仰你，你说怎么办吧，我们都听你的。牛弘也不客气，三两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而且所采用的礼仪，都有根有据，让大家都很佩服。当然了，牛弘之所以被隋文帝杨坚所喜欢，并不仅仅在于他的博学。博学并隋文帝当然很看重（隋文帝让牛弘担任礼部尚书，显然就是因为他的博学），但最看重的，却是另外一方面。回到咱们开始的话题。

此事记载在《隋书》中，原文是这样的：上尝令其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直。当时隋文帝对牛弘说，让你传几句话，你都记不住，显然，你不是个当宰相的料。隋文帝虽然这么说，但是“愈称其质直”，觉得牛弘很质直，因而更喜欢他。牛弘知不知道没有记住皇帝的话，后果很严重？

当然知道。一般情况下，可能想象个大概的意思，糊弄一下皇帝就过去了。皇帝说了话，并不一定每句都记得起来，很可能也不会过多太多。但是，牛弘并没有这么做，他记不住就是记不住，明知道返回去会被皇帝骂，会被皇帝小看（故非宰臣任也），他依然会这样做。而这样诚实的人，皇帝显然是非常喜欢，也非常放心的。所以后来，隋文帝让牛弘担任吏部尚书，负责选拔人才。这也是隋文帝的特别考量。（

参考资料：

《隋书》）

古代的奏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官文书，也是大臣想皇帝反应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一般来说，只要是大臣所写的奏折不太过分，皇帝都会仔细阅读，并作出最终的批示。

在明朝时期，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大臣，在奏折中提出了很多治国之道，并将其呈给明太祖朱元璋。令人意外的是，朱元璋还没看一半，就对侍卫怒吼道：“把他给我往死里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位纯草根皇帝，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识字也不多。在参加郭子兴的起义前，从事过很多苦逼的工作，给地主家放过牛，到寺庙做过和尚，甚至为了生活还做过乞丐。

明朝建立后，为了能够较好地治理国家，朱元璋一场勤奋，还曾挑灯夜读，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但是，毕竟他是一国之君，有很多政事要处理，后宫还有那么多妃子需要“照顾”，能用来学习的时间不多。所以，尽管他如此努力，跟那些满腹经纶的文臣相比，仍然是个大老粗。

当时有位名叫茹太素的大臣，本为监察御史，为官相当清廉，且办事能力也不错，逐渐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刑部侍郎，后任刑部主事。另外，茹太素才华横溢，文采更不必说，每次写给皇帝的奏折，不仅字数非常多，而且无不引经据典，让“大老粗”朱元璋相当尴尬。

有一天，茹太素针对国家治理的问题，有给皇帝朱元璋写了一封奏折。开头就是“三皇五帝”，几乎将之前的名人都写了个遍，字数足足超过3万。看到茹太素的奏折后，朱元璋非常郁闷，也就懒得自己看了，就让中书郎王敏念给他听。

念了很长时间，王敏才念完一万五千多字，还剩下一大半没念。更可怕的是，朱元璋压根就没听明白茹太素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这让他相当生气，并大怒道：“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而且，当场让侍卫将茹太素痛扁一顿。

后来，朱元璋让人将这份巨长的奏折的重点挑出来，只有500多个字。于是，就下了一道圣旨，大臣以后的奏折，必须直接切入主题，不要啰嗦那么多，否则下场跟茹太素一样。客观来说，朱元璋的这种要求非常理性，大大提高了他处理国事的效率。若所有大臣都跟茹太素，一个仅叙述几件事的奏折，非要写成几万字的“论文”，皇帝肯定会被活活累死。

在汉朝的历史上有两位皇帝人生经历都差不多，都是被大臣拥戴，并且受到权臣的控制，但是结局却大不相同，一位是汉宣帝，朝政被霍光把持，但最终却夺回权力。另一位是汉献帝，朝政被曹操把持，但最终只能把皇位交出去，为什么同样的经历却造成不同的结局呢？

第一点原因是两人虽然经历类似但是当时所处的境况不同，汉宣帝时期虽然国力锐减，但是整体来说汉朝的江山还是非常稳固的，基本没有出现农民起义或者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所以对于霍光来说，即使他有心但是也无胆去夺取权力，因为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是认为这是刘家的天下，自然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夺权。汉献帝时期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属于汉朝末年，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天下呈现一种大乱的趋势，汉朝的江山已经风雨飘摇了，即便是曹操要夺权，人们也会觉得正常。

第二点原因就是两个人的行事风格不同，汉宣帝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善于韬光养晦，遇事情比较沉稳，即便是被霍光架空权力也不会直接采取措施，而是选择隐忍。汉献帝就不一样了，千方百计想除掉曹操，但是又都被曹操识破，所以人们对他的做法并不认同。

总的来说虽然两人的经历差不多，但是因为为人处世和所遇到的时机不一样，最终导致的结果也不一样，各方面原因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