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有什么贡献?(别说政治，说学术上的）

郭沫若有什么贡献(别说政治，说学术上的）

很高兴回答

1确立了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史学工作者自我教育和社会大众普及教育的双重目标；

2领导和参与建立了中国史学会等史学团体和机构，为历史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和组织支撑；

3奠定了历史教育的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原则；通过历史理论的传播、历史剧的公演对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历史观念塑造发挥了重要影响，践行了自己的历史教育理念。

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新中国初期历史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历史教育的时代转向，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并且对此后的历史教育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品有《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

《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历

史剧本

《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

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莹》

《高渐离》；回忆录《洪波曲》评论集《雄鸡集》专著

《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

《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望采纳

郦道元对学术上的贡献

他一生对我国的自然、地理作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并且撰写了地理巨者——《水经注》，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罗国杰有哪些学术上的贡献

罗国杰作为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上，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潜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道德实践和理论的具体情况进行的综合创新。由他主编而成的多种伦理学教科书，都是独树一帜和富有生命力的，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成为许多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入门书，而且受到前苏联和西方国家一些著名伦理学家的关注。

（一） 关于道德的研究物件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体系结构

（图）罗国杰

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物件，这种判断歧见不多，但是，对道德的定义，历史上和现实中，却是争讼纷纭，莫衷一是。在1982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文中，罗国杰教授依据唯物史观，对道德做出了这样的界定：“道德就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所维系的一类社会现象。”这样的道德定义及其展开阐释，把经济关系置于起决定作用的地位，并从经济关系中引申出道德关系，从道德关系中引申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道德现象。

从经济生活中寻找道德生活，从道德生活中寻找道德关系，从道德关系中寻找道德现象，从道德现象中细分出道德活动现象、道德意识现象和道德规范现象，并在这样的基础上确立作为“研究道德的学问”的伦理学的科学地位，这的确是理论上独具匠心的综合创新。以此为出发点，罗国杰概括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三方面特点：其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理论科学，“它在研究中所要揭示和阐发的应是人类道德现象的最本质、最普遍的联络，是人类道德发展的最一般的过程和规律，是人类道德生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规范的科学，它“始终都是把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看成是整个伦理学的中心、重心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绝不把伦理学局限于或归结为一种规范科学，更不把伦理学仅仅视为一种道德规范的汇编，不把伦理学当做一种应当和不应当的空洞说教”。其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理论知识和行动准则相统一的科学，既是一门理论知识，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门行为的科学，用我国古人的话来说，即是一门‘知行合一’的科学”。由罗国杰主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就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编撰而成的。这部书是我国自行编撰和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科书，在我国伦理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罗国杰教授作为这部书的主编、特别是作为这部书的体系结构的创立者，对我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关于道德境界

（图）罗国杰

在新中国伦理学领域，罗国杰是最早提出道德境界说并对道德境界进行深入研究阐释的。他1981年发表的《论道德境界》一文，可以看做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指出：“从道德教育和修养来看，人们在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中，总是要不断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即从低阶到高阶不断发展，以至达到最后的理想。人们处在每一个阶段中，都以一定的道德观念作指导，并用以处理对人、对事的各种关系，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不同的觉悟水平。这个高低不同的觉悟水平，就构成了所谓道德境界。”他的结论是：“所谓道德境界，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从一定的道德观念出发，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中所形成的一定的觉悟水平以及思想感情和精神情操。简单来说，一定的道德觉悟水平以及思想感情和精神情操，就构成一定的道德境界。”

罗国杰从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人们的道德境界分为三个型别：自私自利的境界、先公后私的境界、大公无私的境界。属于自私自利境界的人在道德上的特征是，一切都以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私利为转移。他们的行为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惟一的要求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属于先公后私境界的人在道德上的特征是，他们不论做什么事，都能注意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有自己正当的利益，但又总是以集体利益为重，为社会而诚实地、积极地、忘我地劳动，同时也要从社会领取应得的报酬。属于大公无私境界上的人在道德上的特征是，他们的一切言行，都能以是否有利于集体为惟一准则，一事当前，总是先为集体着想，对同志极端热忱，对人民极端负责，概而言之，他们的整个言行，都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集体第一。

罗国杰对他的三种境界说，后来又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论证。他在1988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和《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的四个层次》等文中，他把人们道德境界的层次或者道德觉悟的水平，划分为这样四个层次：第一，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大公无私”道德境界。第二，社会主义道德觉悟的层次，即“先公后私”的道德境界。第三，类似于合理利己主义的层次，这是他新划分出来的一个道德境界层次。第四，极端自私自利的层次。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观

罗国杰1982年发表的《试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是中国伦理学界在价值观领域开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他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

1 关于什么是价值的论述。价值“是物质客体、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意识现象所具有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体现著这些物质客体、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意识现象对一定的社会、阶级和个人所具有的意义。在伦理学上，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活动对人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人的价值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生目的和人对社会的关系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人怎样生活才算值得，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的问题”。这表明，罗国杰是从“意义”和“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价值的，而且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谈论“意义”和“关系”的。他极力强调，必须从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中，从人们在生产关系里所处的不同地位中，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中，来考察人的价值问题。

2 关于价值目标的论述。“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必然都有一个目的、目标。这里所说的目的和目标，除了从事每一个活动的具体目的和目标之外，还有一个总的或最终的目的和目标。而这个最终的总的目的和目标，就联络着人的一切行为活动，贯穿于他的社会的生活实践之中，就是要解决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的问题”。这个总的目的称之谓价值目标。他认为，价值目标总是同利益取向联络在一起的，正确的价值目标，总是同正确理解的利益联络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价值不在于地位的高低、金钱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对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事业所做的贡献，在于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在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目标和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他结合我国的实际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价值观和人的价值标准，是同人民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利益相联络的，离开了这个根本利益的要求，就不可能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不可能找到人为什么生活和怎样生活的标准。

3 关于个人价值、自我价值的论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由于不同的岗位和职业，抱有不同的兴趣和爱好，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才能的社会实践中，人们的具体的生活目标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人们对人生的意义、对人生的价值的具体理解，可能带有具体职业的影响而各不相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观不应该排斥和否认人们的个性、理想、爱好、兴趣的不同，而应该强调这一切都必须和社会主义的总的价值目标相联络，并使这一切的发展从属于总的价值目标”。他批判了那种把个人价值、自我价值说成是财富、金钱、地位、名誉、物质享受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强调每个人都必须依据集体主义的原则，在集体的事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实现人的价值。他还着重指出要培养个人选择价值目标的能力，自觉清除剥削阶级的价值目标，确立革命的人生目标和生活的实践道德。

集体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罗国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有诸多贡献，最集中和最突出的代表，是对集体主义原则的系统阐述。他把研究和写作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集体主义以及与此必然相关的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围绕坚持集体主义原则的问题，发表了如《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资产阶级道德原则的根本对立》、《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当前有关道德问题的几点思考》、《关于伦理道德的价值导向的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强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关于伦理道德的几个理论问题》、《十年来伦理学的回顾与展望》、《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坚持价值导向一元性的思考》、《对几个重要提法的建议》、《坚持集体主义还是“提倡个人主义”》、《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等论文。

（一） 关于集体主义原则的基本点

（图）罗国杰

他发表在1996年5月16日<光明日报>上的《对几个重要提法的建议》一文专门对集体主义的要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指出：“对集体主义的界定，应强调三个思想：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结合；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切实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大力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他还对集体主义作了层次划分：一是无私奉献，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先公后私。二是顾全大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劳动，遵守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市民公约、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这篇文章，是 十四届六中全会前夕，在中央主管部门召开的精神文明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因而可以视为向中央制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献计献策之作，是深思熟虑和通盘思考之后得出的慎重结论。

（二） 关于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服务

罗国杰教授这方面的贡献，在他为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决议征求意见稿所提的有关集体主义的建议中，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他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一文，就是所提建议的文字记载。这篇文章，是在1996年9月15日 中央召开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他在建议稿中，充分肯定六中全会决议讨论稿写得很好，“特别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这必将对我国今后的道德建设产生重大作用”。但他也诚恳地提出，“我只想提一个补充的意见，就是希望能够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后面，加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样一个意见，以便使这一档案能够更完整，更全面地体现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方面的思想和要求”。

中央采纳了罗国杰教授建议，在原讨论稿中“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之后，加上了“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并与原有的“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共同构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道德建设的总布局。

郭沫若有什么与苍山洱海相关的诗？

1、《大理石厂》

三塔矜高古，回思贞观年。

苍山韵风月，奇石吐云烟。

相在心胸外，凉生肘腋间。

天功人力代，海外竞珍传。

2、《洱海月》

拾来洱海月，上有乌云玷。

黑白两分明，月云不相染。

创作背景

1961年9月，文坛巨匠郭沫若先生游大理，尽览苍洱秀色和白族风情，诗兴如潮，给大理留下了近十首诗歌，尽情挥洒对大理的挚爱和 ，为苍洱大地增添了无限诗意。

郭沫若先生更适合搞文学，还是搞政治？

他是一个文学天才，在文学领域，他在诗歌、散文、小说、论文、书法、考古等等方面有巨大贡献。

至于政治，他和以往的文人不同的是他没有那么迂腐，懂得明哲保身。

不能绝对地去评论一个人，他应该是个伟人~

郭沫若和歌德各有什么趣事

郭沫若此人考古学很厉害

据说，他用手捏捏土质，便知道是哪个年代的土层。

而且他还是才思敏捷，早年上私塾的时候，曾根先生有过一次对对子——

很多学生去偷吃桃子，先生发现后很生气，说能对上一个对子，便不罚他。

如下：“昨夜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

郭则是非常迅速的回答，“他年折桂步蟾宫，必定有我。”听此豪言，先生大加赏识，当即免去了所有人的惩罚。

另有一则，

1945年，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如郭沫若(1892一1978年)、宋云彬、王琦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 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 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歌德的“逃跑”恋爱法

人称“多情种子”的德国大作家歌德（1749－1832）一生经历了十几次恋爱，他所深谙的恋爱方法诚如拿破仑所说：“最巧妙的恋爱方法，是从女人身边逃跑。”每当恋爱陷入困境时，歌德大都采用了这种“逃跑”的方法。

歌德从女人那里的第一次逃跑，是他在莱比锡大学学法律的时候。18岁的歌德发狂地爱上了比他大三岁的小饭馆老板的女儿凯特卿，姑娘征服他的心的不是漂亮，也不是智慧，而是温柔。在莱比锡的最后一个冬天，他与整整追求了两年的姑娘同居了。他既幸福又妒忌，不久便和恋人吵了一架，要她去另寻合适的物件。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白说：“我不能也不愿抛弃这个姑娘，永远不会。然而我还是要走……我不给她留下任何希望。”当姑娘真的爱上别人时，他陷入了绝望中，病倒了。他第一次避开心爱的女人，离开莱比锡回到沉闷的家里。这次逃跑，无意识地使他获得了创作所需要的自由。从此，这种逃跑他反复了许多次。

两年后，21岁的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时，经历了第二次逃跑。他骑马去城郊散步，被一个农家装束的姑娘所吸引。她是乡村牧师的女儿弗里德里卡，像田园一样清新、明朗。歌德把自己的诗送给她，他在郊外住了很久，田园诗式的生活逐渐使他腻味，他又从恋人身边逃跑了。由于急不可耐，他骑马离去时，浑身都在颤抖。他感到“自己的灵魂显得那么龌龊”，他没有告诉她不再回来，只是在信中向她告别。痴情的弗里德里卡终身未嫁，在农村度过了孤寂的一生。歌德与弗里德里卡相爱时写的诗感情真挚，风格清新，开创了德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他成了德国抒情诗的奠基人。歌德后来与秘书爱克曼谈到这时期的诗歌创作时说：“我写诗向来不弄虚作假。凡是我没经历过的东西，没有迫使我非写诗不可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用写诗来表达它。我也只在恋爱时才写情诗。”歌德以他伤害姑娘的逃跑恋爱法换来了独步文坛的诗篇。

给歌德带来世界性声誉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是他第三次逃跑恋爱产生的杰作。1772年，歌德当了律师，在一次舞会上，他认识了少女绿蒂。绿蒂是歌德的朋友克斯特奈尔的未婚妻。16岁的绿蒂因母亲去世，挑起了照料十个弟妹的家庭重担。她的聪明贤惠为歌德所倾慕，他情不自禁地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情。绿蒂保持住了自己的心理平衡，把情况告诉了未婚夫。歌德听到这讯息，知道无望，连“再见”都没说一声就逃走了。相思之苦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恰在这时传来他的另一个朋友耶路撒冷因苦恋一个有夫之妇而自杀的讯息，歌德为之震动，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他去拜访一个女作家，这位作家之女，17岁的马克西米利安娜点燃了他的爱情，然而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的鳏夫。老夫忌恨歌德，夫妻俩经常吵架，歌德只好断绝了和马克西米利安娜的交往。他结合自己经历的这些人和事，在一个月内写出了著名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维特因失恋而自杀了，歌德本人却得到了拯救。

年轻的歌德一次又一次地从女人身边逃跑，他第四次的逃避物件是富商之女丽莉。歌德迷上了她的夺人心魄的典雅，他们订婚了。然而歌德很快对丽莉所生活的上流社会厌倦了，他借故逃避，出游瑞士。歌德把自己比作挣脱锁链的熊，急溜走的猫。第五次他所逃避的女人是宫廷贵族封·施太因夫人。歌德在魏玛从政时，与施太因夫人共同生活了7年，他感到厌倦。这一次他不光是从女人那里，而且也是从压迫他的生活环境那里逃走，只有他的仆人知道他的去向，他去了罗马。

歌德把每次恋爱都写进作品中，热情讴歌真挚的爱情。多次逃跑对女子的负心也使他感到愧疚和痛苦。他在第二次逃跑后谈道：“我破题儿第一次要负疚了。我创伤了那最美好的心，直刺到它的最深处，这样子，一种享受惯了的欢畅的爱情失去了之后，阴郁的懊悔的日子是极痛苦的、极难堪的。”他把这种罪疚体验也写进了作品中，在剧本《史推拉》、《克拉维哥》和诗剧《浮士德》中塑造了一系列负心男子和被遗弃的不幸姑娘。

1788年，歌德从义大利回到魏玛，专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七月里的一天，歌德正在公园里散步，一位衣着简朴的陌生姑娘来到他面前，贸然请求他帮助她的哥哥谋职，她是制花女工克里斯蒂安。姑娘的质朴与纯真使歌德一见钟情，他不顾社会地位的悬殊与她同居了，她为他生了四个女儿，然而直到17年后，他们才举行了婚礼。1806年10月14日，耶拿战争波及魏玛，法军闯进歌德家，就在歌德生命受到威胁的紧要关头，与歌德通常的逃跑方式相反，克里斯蒂安挺身而出，阻止了法军的行凶。歌德感激她的舍身相救，五天后与她正式结婚。从此，克里斯蒂安以歌德夫人的身份出入社交界并随作家载入史册。

歌德安定生活了十余年，在61岁时爱上了20岁的少女贝蒂娜，她是歌德过去情人的女儿。歌德给初次见面的少女戴上了一枚宝石戒指，他写诗给她，全身心地爱她。但老诗人的热情很快冷却下来，几个月后他逃开少女，进入自己的艺术领域，写作《诗与真》。因为她已经唤起了他的创作 ，没有别的东西可给他了。74岁时，歌德“原发性情感”又一次爆发，他在玛丽温泉疗养时爱上了19岁的少女乌丽莉卡。刚认识时，他称她为“小女儿”，不久就化为病态的狂热。在歌德爱慕的女子中，乌丽莉卡最无姿色，但对于老歌德来说，她代表着青春、舞蹈和魅力，他请求老朋友去为他向少女的母亲正式求婚。然而，他太老了，女孩避开了老人，老人则逃向了艺术世界。在告别少女的途中，歌德写作了晚年最壮丽的诗篇《玛丽温泉的哀歌》。他对爱克曼说，这首诗是“热情在最高峰状态下的产物。

销售和营销在学术上的区别？

从概念上讲

营销是一种现代经营思想，其核心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消费者或客户需求什么就生产销售什么。这是一种由外向内的思维方式。

销售主要是以固有产品或服务来吸引、寻找顾客，与营销相比，恰恰相反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思维方式。

从人性上讲

销售更看重结果，实施中追求的是效率，所以为人、技巧、经验、机遇占成功的极大比例。由于销售的这种特性，很容易导致，从事销售的人失去长远的目光。概念上，销售是一种以内向外的思维，而目前，市场由以前的卖方市场转变为眼下的买方市场，销售的思维方式已很难适合当前的市场需求。从而可以说销售更侧重于短、中期目标的实现，是一种重利、轻市场的思维。

营销也看重结果，但它更善于分析研究市场，并做出相应对策；但市场营销的一个重要要素是‘整合’，也就是将公司现有的各种要素及公司想要达到的目标，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并密切关注竞争者的情况和可能采取的措施。

营销往往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确定大的方向和目标，以切实有效的战术谋策达成中短期目标，其中，销售只是起著商战中先锋的作用。而营销的这些特性，会激发、训练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长远商业目光及把握市场机会的欲望和能力。概念上，营销是一种以外向内的思维，它更能适合于市场，所以营销不但适合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同时也是一种以市场为本的谋利思维。

水泡眼金鱼的水泡有什么作用 学术上的

没用。。。。纯粹是人类给他杂交杂上去的 硬要说有什么用的话 只是保护眼睛用的 实在是没什么作用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和)产主义，追随共(的)党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和)产主义，跟随共(的)党吗？不是。共(和)产主义、共(的)党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和)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的)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和)害共(的)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的)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的)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的)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的)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的)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和)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和)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和)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和)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和)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郭沫若的父亲为郭朝沛，母亲杜遨贞。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张琼华（1890—1980）草草完婚，由于郭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婚后第五天便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但两人没有离异。

直到1939年，郭沫若还乡，向张琼华鞠躬表示道歉。张琼华在郭沫若家空守68年，无子女 ，1916年8月，与东京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1893—1994）相遇并相爱，为其取名安娜，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

创作特点：

郭沫若汲取了西方自古典人道主义至柏格森、弗洛伊德等纷繁的现代生命哲学的精髓，以律合自然界奔腾不息的生命流动的进取之道，从涵养一个圆满的自我人格开始，热切地呼唤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秩序的到来。

从《日出》等作品中，都可以体会到一种奔腾不息的力量，无论是喷薄而出的新生的太阳、如烈火一样燃烧的天狗、涅槃的凤凰，还是大都会的脉搏、无限光海中孕育的生命的情调等等，无不洋溢着强有力的生命冲动，燃烧着生命之火。

可以说郭沫若的创作就是一部部由作者的自我冲动向外扩张以唤醒宇宙万物生之律动灵之共鸣的生命交响曲。

以上内容参考 ---郭沫若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却说那时好糊涂

　　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人，谁不曾沐浴着李白与杜甫这二个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子的万丈光焰？。但真正对他二人的认知与，却会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其中，又有郭沫若的一本发表于文革鼎盛时期的《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搅惑，使我们对李杜二人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建国前三十年，尤其是在文革十年中，吾泱泱大国几乎所有文人知识分子都被极左的意识形态划分定性为“资产阶级臭老九”被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只有郭沫若和矛盾二人却俨然以“红顶文人”的身份成为统治集团炙手可热的人物。在那个荒蛮的年代，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高大全”叫嚣于中国大地。在人们只能对毛主席语录顶礼膜拜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下，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创的《柳文指要》却能同在1971年嚣嚣刊世。可见郭氏的显赫与至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随便公开读到其书的作家，除了鲁迅、浩然，便是郭沫若。

　　平心而论，《李白与杜甫》的确算得上一本颇有文学色彩的让人读得津津有味的论著，其睿智的辩说和详实的考据，对一个文学爱好者确实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值我们求知欲旺盛的年龄，虽然随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几乎已将古今中外所有文学艺术给统统否定并推翻封禁，所幸我母亲却能从单位已封存的图书室里不断拿出各种五花八门的书回家，一天，她又将一本暗红色封面的册子悄悄塞给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几个字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我那时正读高中一年级，早已闻说郭老的大名，并且对他的书法崇拜得五体投地。《李白与杜甫》立即让我陷入如痴如迷之中。对古典文学爱得发疯的我，比读毛泽东选集还如饥似渴地读着这本《李白与杜甫》，从此对我所景仰的两个大诗人有了更生动更明晰的了解。这本书中郭老巅覆性地对李白的褒扬和对杜甫的贬抑，加上自己对所崇拜的人的盲目信任，也不知不觉把这一观点深深烙在心中。

　　李白的豪侠仗义与浪漫不羁的天性本来就对年少气盛的人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加上郭老对李白的反抗统治阶层、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等特色的刻画提炼，更让我陷入对李白的迷狂当中。李白一句“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影响我终生，因为那时我住家大院的后门一开，便是汉江水自东向南一泻千里向长江奔去，一丝西北流的意识也没有。同时，对杜甫这个隐约之中深得人们好评的“人民诗人”也产生了讨厌的印象。那时竞也学着郭沫若的腔调在与同学咏吟唐诗宋词的时候对李白大加赞扬却对杜甫投之以不屑。只记得郭沫若说杜甫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大地主的立场上，“每饭不忘君”，写的诗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着想，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士大夫文人着想，是个“趋炎附势”的家伙，根本不配“人民诗人”的称号。杜甫那首著名的代表关怀人民疾苦的《茅屋如秋风所破歌》，郭老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满腔仇恨地分析揭露出压根没有对被大地主欺压剥削的广大贫下中农投去一丁点的同情，而是在为士大夫地主阶级有钱人摇唇鼓舌、鸣冤叫屈。郭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注意，句中的“寒士”，就是士大夫，是富人阶层，而不是“寒民”，穷寒的平民。郭老这一震聋发聩的揭示，让我佩服得独自一人在暗中发呆。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啊！郭老的眼光真是犀利独到。

　　再看郭老对杜甫压根没有“人民性”的推论：“杜甫虽然一针见血地揭露封建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具咏怀》的残酷现实等‘人民性’的同时，还有‘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的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心狠手毒’，希望帝王能对‘吴越’的造反者们予以‘滂沱’般的清洗。”郭说：“以上只举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诗文”。“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这个所以然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郭老这种拿“人民”说事，是典型的文革时期贯用的动不动拿人民做挡箭牌的极左手段，但当时读来，可真是喑自信服郭老的旗帜先明，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紧接着，郭老对杜甫有名的“三别”“三吏”六首诗作了更进一步的批判和揭露——所谓“三别”，即《新婚别》《重老别》《无家别》；“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对《无家别》之中的凄惨无比、家破人亡的明不忍睹，郭老道：“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的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特别最后一句‘何以为蒸 ’ ？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照诗的情况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郭老从对杜甫的“没有办法”帮助人民脱离困苦的猜想和臆断，把杜甫并没有同情人民而是泛泛而谈，毫无作为的态度，作了一针见血的指责和不满。是啊！你杜甫不是“人民诗人”吗？为什么对人民的困难不拿出一点办法。可见“人民性”是假的，可见郭老对古人的没有崇高的无产阶级觉悟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的激切！

　　对“三别”“三吏”钻皮出羽的解析，郭老最后得出结论：“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郭老一层层剥去了杜甫身上“人民诗人”的光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杜甫是一个吃得油头滑脑，很得封建统治者赏识，穿得花花绿绿的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在多年的我党的教育下，大地主是我们那个时代人的最大对头，比当时很少见的资本家可恨多了。所以，凡以后读文学作品，每逢见着了杜甫以及评论杜甫的文章，我都不屑一瞥匆匆而过。

　　对杜甫的老大不敬，还有一点就是杜甫不是李白真正的朋友。这在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也有深刻的令人叹服的分析和揭露。据统计，李白与杜甫二人交往，李白写给杜甫的诗有4首，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有二十多首。但这并不能证明二人的情深谊厚，也不足以证明杜甫对李白的一往深情的关注与敬仰。李杜二人相交时，李白已44岁，杜甫才33岁，时李白已才华盖京城，声名播海隅。杜甫则连续10年迎考不弟，潦倒漂迫，杜甫只有作李白的铁杆粉丝的份儿，杜甫的才华阅历根本没法和李白相比。郭老花了很长篇幅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200字作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趋炎附势”的杜甫与李白之间“喑喻着交道的翻覆”，而且“这是诗的重点”。

　　论证了李杜二人不可能有过真心实意的交情，郭老又从李杜二人对宋玉的态度上得出二人高下：“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习的，他的文学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就是宋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是亦吾师’在这里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之处。至于屈原的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郭将李杜比附屈宋，屈原“有骨气”，宋玉“没骨气”，李白有骨气、有气节，敢于反抗君王，蔑视权贵，而杜甫没骨气，甚至还“趋炎附势”，处处想着君主统治者。所以郭认为李杜压根不是同一阵营同一阶层的人，二人不可能是真心互㺺倾慕的好朋反。

　　我当时欣然接而又顺利接受了郭老的观点，杜甫对李的友情是绝对高攀不上的虚情假意，是虚伪的，是想沾李白的光。而李白对杜甫的友情却是情深意切纯真无私的，我为李白对杜甫的真心感到可惜，暗骂杜甫虚伪狡猾，欺骗单纯豪侠的李白。如果开批判大会，立时把杜甫也揪上来批斗批斗该多好啊！

　　对杜甫的认识的改变是随着岁月的改变而变的。当我们逐渐认清楚了极左专制对我们的欺骗和愚弄；当我们知道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权产生大量的去势的马屁作品；当我们已不再是年少轻狂之身；当我们在世上混了几十年碰得到处是伤暗自吮舔的时候，不经意间，与杜甫的诗擦肩而过， 再耐着性子读下去，才恍然大悟，因年青时的轻信与浅薄，竞被郭沫若老的《李白与杜甫》给迷惑了。杜甫的诗中有那么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有那么多的艰难苦恨的人身遭际和困厄，还有那么多对人间疾苦的关怀与同情，压根不是郭老所说的杜甫只代表统治阶级，只代表士大夫及大地主阶级。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现在人的观点，为奉承讨好统治者，以附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去衡量去要求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时的落魄文人，真是太不对头了。

　　且不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表露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也不论他到底是为大庇“寒士”还是“寒民”，由自己的苦难连想到别人的苦难，由自己的身世家世连想到社稷民生，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穷苦儒士，身上承载了几多中国人文人儒士的高尚情怀与道德操守！《新婚别》中，“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国家兵荒马乱，军队连年征伐，与战士新婚的妻子“席不暖君床”即“暮婚晨告别”。杜甫哀叹国家的不幸，最终导致平民百姓的更大不幸，对处于下层的弱势群体寄以极大的同情。一个弱女子眼睁睁看着新婚的丈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却不得不“对君洗红妆”做生死离别的悲惨遭遇，怎能不让千载万代后人掩涕吞声！这难到不是“人民诗人”对普通百姓的命运的深切关怀的“人民性”最好的诠释吗？《潼关吏》中，“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的边关戎士，艰苦劳作修筑边关要塞，他们最通晓固守御敌的实战大计，只要“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而昏庸的统治者唐玄宗却仼用好大喜功却又无能的寻舒翰出关迎战叛军安禄山，最终招致大败而使山河破碎国将不国 。杜甫通过基层守关小吏之口，劝戒讽谏统治者体恤民情，听取工作在第一线的普通下层人民的意见，时时处处躬行着“每饭不忘君”的对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这样的一个连公务员还没考上的一个寒士，有着比现在的某些“公多员”“人民公仆”高得多的先进性、代表性！现而今我泱泱大国，国富民强，但统治者最好多多听听杜甫老夫子们的意见，听听民间基层普通平民百姓的呼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处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处在各种政策法规最终受益于否终端的人民大众，才对国家体制政策的优劣得失感受最深。一旦国策失误，百姓的呼声阻塞于道野，民声不畅达，民怨不排解，到时可不是潼关吏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气馁、不懈怠那么容易以对付的事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杜甫是个标准的忧患成癖的老人，要说对国家社稷的关心除了楚大夫屈原，后人莫之能比。他的《岁晏行》一诗中，在“岁去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劳作的“莫徭”之民，“天寒纲罟冻，射雁鸣桑弓”。遭遇米贵又米贱和物价不稳定，收获的农产品怱然遭跌价贱卖，再加上名目繁多的税役，生活既不安定又无保障，本已在水深火热之中，竞至于要“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可见三农们负担之重自古至今千古不易。现而今都特色社会主义了，国家几乎每年都发一个一号文件，排头解决三农问题，却越是叫得响，越是落不到实处；那个方面重视得最多，那个方面往往最得不到重视。杜老夫子真是打开古今之通道，揭示出万变不离其宗的社会“普世价值”。“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在铜钱里边掺铅锡做假，也能大行其道，大发其财而没有来管了。国人造假之风，自古盛行，至今不衰 ，如今假货泛滥，肉里注水，蛋里加苏丹红、牛奶里加三聚氰胺，政策法规里给你加个“可酬情自行”，比之杜甫所揭之的“铅锡”更是名堂深奥，登峰造极。“刻泥为之最易得，如恶不合长相蒙，”坑蒙拐骗，贪污腐败，政出不行，德信尽丧，如今已达到无货不假、无官不贪的境地，“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杜老先生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哀叹，至今还没有终结！可叹杜夫子一辈子不停叨叨唠唠，连自己的生活都朝夕不保，而且频频累迁，颤沛流离，居无定所，仍不彻悟。这可不是郭沫若简单的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大帽所令人心服的。一个潦倒穷困的小知识分子，是不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太甚？因为人家统治集团，压根听不到也没心思去听他的罗嗦。你想代表人家这个阶级的利益还怕你够不够格哩！以现今的一句时髦话来说：“你们算个屁！”

　　打住，扯远了。还是看郭老对杜甫的误导吧。李杜二人的友谊交情，郭老已给我们点明了，二人其实有着“交道的翻覆”。但到了我们自己也略约能解读一点原作的时候，郭的注解推断显然站不住脚了。看杜甫写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来，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秋风乍起，万物萧瑟，令人伤感的季节，油然记起自己所崇敬怀念的李白，雁阵惊掠而过，捎上思念之情，相交相知却天各一方，江湖诡谲多变，世事艰难，人心莫测，远方的友人不知情况如何。“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担心着李白率真单纯的禀性和放荡不羁的才情，能否应对得了险恶复杂的社会，那些专事攻奸刻薄的阴险小人，是非常善于钻空子挑毛病来阴害人的，加之顺适的境遇对著文赋诗的人来说又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两头让人担忧。杜甫这样说，是根据自己深怀大志却得不到重用并累遭迫挤陷害的坎坷命运有感而发，将心比心，李白的持才傲物却更容易引起人的猜忌和陷害。“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泪罗”。二人相交相识，志趣相投又更相惜相怜，在屈大夫的悲惨命运里找到再形象不过的注解。甚至二人可以一起共作冤魂成为屈原样的高尚之人。可见杜甫把李白比之自己可连为一体生死与共知心朋友。这样真挚的思念与表白，读来令人嚅吁不已。年青的时候，怎么就读不出其中的滋味呢？要是早一点感悟出杜甫这种对朋友的真心思慕和爱护，这一生中不是会再多交几个知心朋友？惜乎少年无知容易轻信，又没多抽出时间精力研读杜先生的诗，轻轻松松被郭老的学术观点给蒙住，独自装模作样成了个抑杜扬李的八十年代“文学青年”。

　　若以文学艺术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为嫀妙之境，比起一味狂放啸傲，不食人间烟火的李白，杜甫的诗自然会更多引起人们的深思与感悟。浪漫的情怀奔放的激情活泼的意趣自由的人格当然最容易从李白的诗句里得到快感与升华，但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杜甫的诗才最能让人从中获得共鸣与认同，浪漫奔放随首青春的绽放而短暂地得到释放，但当铅华洗尽，沧桑的体验充盈在身的时候，才会感悟到厚重艰涩的社会现实及经历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拾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时的物华万有的生命都随同周遭的际遇和自己的经历而物我相融。“万物皆备于我”，当个人与社会融合背负在一起的时候，当道德责任与情义都能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紧紧相关联的时候，人似乎才能活出点品味和格调来。这也就是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滋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浩浩荡荡的生命体验感知与江河同在，与四时同存，个体之中有河山，河山之中有个体，天人合一，物我而忘。富贵荣华，贫困潦倒，静观淡定，豁达悠远……都是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现实社会紧想连。没有谁能抛开他所处的时代而渐行渐远。所以，李白沉醉后醒来不得不谦洒而又无奈地写下：“忽魂悸而魄动，况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二人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格价值，谁也抹杀混淆不了。撼山河易，撼李杜二人难，而抑杜扬李，更是滑稽可笑。李白浪漫天真，豪放坦荡，纵情不羁，天马行空，追求人生的自由与独立的人格，蔑视权贵，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一生有抗争与反叛精神；杜甫深厚沉郁，坦诚通达，历经磨难，悲天悯人，关怀社稷民生，把自己的命运紧紧融汇到国家的命运之中，把民间的疾苦视为自己的疾苦。二人是中国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高峰。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堪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典范，并且是一个标准的“奉承、讨好”之作——据说毛泽东平素喜欢李白，且毛的老朋友章士钊当时正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写一本《柳文指要》的书，受到毛的赞许与资助。郭老得知后不甘示弱，亦以耄耋年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本论著的写作。并且当时六七年至六八年短短一年多一点时间里郭老的二个儿子郭时英、郭民英相继被文革动乱迫害致死！郭老正是在这种巨大的丧子之痛中开始写作《李白与杜甫》，又给写这本书的动机和意图畄下朴溯迷离的推测。诚然，郭老怎样编织概念设立论点铺排文字，以当下的略为宽松的环境来推断分析，郭老自有他行文的权力和自由，但恰恰是郭老这种宁可以主题先行、为附会迎合统治者的思想意识而不惜用简单的政治斗争的观点去套取古人，不惜以今人的思想价值观去衡量要求古人而穿缀附会钻皮出羽这种既违反常识又有违人格的作法确实与郭老当时的处境非常矛盾。

　　毛泽东闹革命雄韬伟略英明无比，不意巅峰极顶之后溃于极端，导致他一手策划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间祸害的根源。在文革当时他的独栽高压政治统治下，个人崇拜的*威使奴才遍地、人人自危，于是人妖颤倒，是非混淆，道德沦丧，人格尽失。以反叛名震天下的郭沫若也只好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肆意妄为起来。郭氏一辈子走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他天才早慧，一生身不仅学术成果累累，而且又投身国内政治斗争，成为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名流显贵。抗战时期任国民军政治部付主任掌管文艺宣传阵线，旗下几乎网罗了全国第一流文人名士，一时风流天下、荣耀至极，奏响了一支时代的《洪波曲》”。抗战胜利，旋又机锋一转，坚决与国民党划清界线，解放后成为我党一面文艺旗手。他总是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识，牢牢抓住了历史和命运给他的机缘，可谓一代骄子。不意晚年写下《李白与杜甫》，却打下深深的阶级斗争的烙印，为了迎合时政，奉承独裁统治者对李白的御好，竞将两个唐时的互相推崇惺惺相惜的大诗人划为不同阵营的充满猜忌怨恨的对头而一抑一贬，犯下低极的常识性错误，终至为其后半身的平庸无聊留下活生生的把柄，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郭老的失误，更进一步让我们认识到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也更让人感到“文艺为政治服身”的可耻与可悲。

女人对我说以后你在这我就在这，大概有以下几种意思：

一 代表女人对你的信任和依赖

不管你们有没有明确的可设定的关系，你们都是有相当的感情的，她对你有很真切和深刻的信任和依赖，特别是在她面临一些大的机会与平台或挑战与考验的时候，会对自己深以为赖、深为倚重的人产生这种"如果他在我身边就好了"的心理，如果是这种情况，请及时给予她一定的支持和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二 代表女人对你的爱幕和思恋

这一般是在亲密关系中会产生的心理反应，不管有事没事，也不管早晨黄昏，也不管南方北地，只觉得有你最好，世上无人比你好。想一刻也不分离地跟你在一起，想身边总有你的陪伴。也一般地是在身处异地不能相见时对于自我感情的一种朴素真诚的表达。如果她是你的女朋友或者是爱人，请你也给予她以真诚的情感回应。

三 代表女人在向你含蓄示表白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表白并不一定要说"让我嫁给你吧！"那得有相当开放大胆的性格和勇气，也要有对于你们关系的肯定评价，条件很多。在她对你大有好感的情况下，她极有可能会采取表述自己心理感受的"客观说法"来表白心迹。这样既不直露，但也很明白，如果你拒绝，她还可以回到第一条上去，装作是朋友之间的信赖。

四 代表她想和你有"亲密活动"

这个就是很原始的意思吧，不管你们有感情基础还是没有感情基础，有一种可能就是想要和你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至于你们关系已经到了这一步，还是萍聚风散的一夜情，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判断的事情，那么就判断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当然，是一种可能，具体是不是这种意思，你可以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去确认了。一般来说女人是不是老司机，你自己心里面也有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