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长孙皇后是不是李世民的贤内助？

 唐朝长孙皇后是不是李世民的贤内助？

　隋扬帝大业九年（613年）前后，李世民十六岁，长孙氏十三岁，俩人成婚。长孙氏的先世源于北魏的皇族，因为其先祖曾经担任过北魏的宗室长，所以改姓长孙。后来迁居到河南洛阳。长孙氏的祖父长孙兑，做过北周政权的左将军，父亲长孙显，是隋朝的右晓卫将军，可说是世代将门，与李世民的家世一样，是军事贵族，其婚姻门当户对。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爱情故事如何？长孙皇后的儿子是谁？唐朝长孙皇后在历史上有何贡献？

　长孙最病故后，长孙氏和兄长长孙无忌都随母亲到了舅舅家，舅父就是隋朝的治礼郎高士廉。高氏是渤海世族，世代都做高官，是有文化素养的衣冠之族，所以长孙无忌兄妹受到文化熏陶，读书学习，熟知文史。长孙氏是个有见识、识大体的女性。在李世民建功立业的事业上，是他得力的贤内助。

　武德元年，长孙氏被册封为秦王妃。因为太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长孙氏在唐高祖李渊的后宫妃缤们中间，帮助李世民“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做了不少工作。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召集秦王府将士们，发放武器，准备动手时，长孙氏亲 劳、勉励将士们，积极参与事变。

　唐太宗一即位，就册封她为皇后。这一年她二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活俭朴，衣服、用品只要够使用即可，不奢侈浪费。后宫的团结也做得很好，有的妃殡生了疾病，皇后亲去探视，请人医治，拿出自己的药品供其治疗。宫女们有了过错，太宗有时发怒，她总是出面把事情揽过来，尽量不处罚宫女。因此，她得到后宫的爱戴。太宗的一个女儿豫章公主，她的亲母亲去世了，皇后收养了她，对她的关心慈爱胜过亲生。皇后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也比较严格，不肯溺爱和娇惯他们，如太子承干，是她的亲生长子，承干通过乳母遂安夫人，向皇后说东宫的用具器物缺少，想要东西，皇后不准，并且乘机教诲太子：‘七作为太子，怕的是德不立，名不扬，器物少算什么？”

　母亲没有不宠爱子女的，但不可过分。儿子又身为太子，是储君，就更不同于一般子女了。皇后爱子不是无限度的满足他的物质欲望，而是希望太子修德、上进。不仅对儿子是这样，对女儿也是如此。《唐书·后妃传》里记有皇后一段故事：长孙皇后生的长乐公主，太宗特别钟爱，长乐公主即将出嫁时，太宗命令准备丰厚的嫁妆，比长公主的规格还要加倍。唐代的皇族女系都有封号，与爵位相似，规定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姊为长公主，女为公主，都视同一品；皇太子女为郡主，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从二品。根据封号、身份，出嫁时资送的妆仓也有规定。这时。魏征站出来说话了，认为太宗做事于理不合。太宗回宫把魏征反对的话对皇后说了，皇后感叹地说：“陛下倚重魏征，我还不知到底是什么缘故，现在听了他的劝谏，真的能以‘义’规范君主的‘情’，可称是正直社被之臣。我和陛下是结发夫妻，可说情深义重了，可是每当说话也要先察颜观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何况臣子了。”皇后立刻派人赐给魏征五百正帛。可见皇后深明大义，知道魏征完全是为李家的社被着想，“忠言逆耳利于行”，魏征这样正直敢说话的大臣，太难能可贵了。

　在政治生活中，长孙皇后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首先，长孙皇后不赞成后宫干政。太宗有时和她“议论赏罚之事”，长孙皇后的表示不参与意见，不干预朝廷的政务。这和有些妇女大不相同，往往男人有了权势，常常会夫人干政，夫人在台前幕后指手划脚，发表意见；也有的吹枕边风，施加影响。这些人真应该学一学长孙皇后的谦退之风。

　其次，长孙皇后反对外戚专权。她自己以身作则，从自己的亲属做起。她的亲兄长孙无忌和太宗是布衣之交，又是佐命功臣，是太宗的心腹人，最受信任，多年来一直亲密无间。太宗想让长孙无忌主持朝政，皇后坚决不同意，她向太宗表白心迹说：“妾身居皇宫正位，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特请不要任用我兄为宰相。”她还用汉代吕氏、霍氏外戚专权招祸的历史教训为例，请太宗和她一起引以为戒。太宗不听，毕竟还是任用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皇后让长孙无忌苦求逊职，太宗不得已，只好答应长孙无忌，辞去执政职务。直到长孙皇后临终前，她还一再叮嘱太宗：“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可借的是，太宗最终没有听取她的意见，临死前仍然留下遗命，让长孙无忌辅佐太子李治。李治登基后，长孙无忌主待政务多年，终于因为得罪武皇后，受许敬宗谗害，长孙无忌被迫自杀，家被查抄。

　再次，长孙皇后敬重并且设法保护大臣，促使许多贤臣尽心尽力报效朝廷。《通鉴》记载，有一次太宗下朝后恼怒地说。“一定要杀这个田舍翁！”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常在朝廷当众辱我！”皇后换朝服恭立于庭，太宗很惊异，皇后说：“主明臣直，今魏征正直，正因为皇帝是明君，怎能不贺I”于是，太宗转怒为喜。长孙皇后病危时，房玄龄因事被免职，当皇后和太宗诀别之际，她还念念不忘保护这位功臣贤相，她讲：“房玄龄事陛下最久，一向小心谨慎，许多奇谋秘计，他都参预了，了解内幕，始终没有泄翻过一句。没有大过失，千万不要弃而不用。”

　长孙皇后性情豁达，不染世俗浅见，不迷信佛教和鬼神，也不信因果报应。据《通鉴》记载，贞观八年，皇后随太宗在九成宫居住时，患病很危重，太子承干提出赦免囚犯、度人人道，来祈福保佑。皇后不以为然，她说：“死生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修福可以延年、我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有什么福可祈求。大赦是国家的法令，佛道只是为保存异方的宗教昙了。”她反对为自己而乱天下法，也不信宗教祈福那一套。

　她的另一可贵之处是提倡薄葬。当时，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盛行厚葬的风气，帝王更是奢侈，棺撑极讲究，还要有大量珍宝随葬，坟墓也追求离大，动用大盆的人力物力，帝王后妃的陵墓要封土起坟，造成山陵，工程花费惊人。长孙皇后临终留下遗言，诸求因山而葬，不必起坟，不用棺撑，随葬的器物都用木瓦，力求节俭。太宗大致上按她的遗愿办理的丧事，在九峻山开挖陵墓，用工量不大，也不随葬金玉，人马。

　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去世了，年仅三十六岁。安葬在九峻山的昭陵。

　长孙皇后熟知文史，她收集了古代妇女的突出事迹，编辑成一本十卷的书，取名《女则，。她生前说：“这是用来自我防微杜渐的作品，没有什么条理，不想让皇上见到。”及皇后去世，太宗才看到，览物思人，太宗很悲痛地把书拿给身边大臣们看，并说：“皇后作的这书，足可垂范后代。我不是难以割舍情分，只因皇后遇事能规谏，帮我弥补过失。现枉听不到她的良言，失去一贤内助，故此令人哀伤，”

　长孙皇后还写过一篇论文，辩驳汉代有名的贤后马皇后，认为她没有抑制外戚专权，注意小节而忽略大事，因而种下了祸根。

 

　长孙皇后协助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在历史上成为美谈。在封建社会里她是后妃的楷模，在古代的女性中，她的思想行为也是杰出的。历史上帝王的后宫后妃无数，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她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她主动限制“娘家人”的权势地位，认为外戚的富贵显赫，并不是好事，以往朝代已经有不少教训，认为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盛衰成败只是转瞬间的事情。可见她是一位政治上很成熟的女性。

导语:朱棣和李世民的造反，分别发生在明朝和唐朝，他们的造反有个共同点，就是发动政变，推翻政权，自己做皇帝，而且都是被逼迫起义造反。区别在于:一个是皇权相争，削藩所致；一个是偖位相夺，生死相逼；其历史意义各有千秋。为什么这么说呢？漫步在竹林，为你深入解读:

一、李建成、李元吉步步紧逼，李世民性命堪忧。

(1)李建成、李元吉，为什么谋害李世民？以及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

大业十三年六月五日，唐高祖李渊在晋阳起兵，十四日在太原成立将军府，封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领军，次子为李世民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领军，四子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稳定后方，李家父子，踏上了建立千古伟业的历史征程。

李家军刀枪箭簇，一路势于破竹，攻临汾，占龙门，渡黄河，于十二月攻占长安。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杨文在江都被宇文化等人设计杀害，隋朝明存实亡，唐高祖李渊在长安太极殿登基称帝，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

随后，李唐又亲历了七年之久的统一大战，李唐政权最终基本统一了中国，再现了一个大帝国的风云盛世。

时势造英雄，在这个过程中，李家兄弟团结对外，共同夺天下，各自建功，三人相比，李世民战功赫赫，脱颖而出。

我们来看看李世民的战功:

晋阳起兵，是李世民率先占领西河地区，打开局面；在统一大战中，是李世民平定陇右的薛举、薛仁果父子；武德三年平定刘武周和宋金刚，夺取并州；武德四年，消灭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两大对唐朝威胁极大的势力，尽取山东地区；后征讨刘和闼等部；这些战争李世民展现了他惊人的军事智慧，取得了赫赫战功，培植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军中威望极高！

李世民广交仁人志士，如，谋士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他开设文学馆，号称秦王府十八学士，暗中将有才之人收为己用，如杜如晦、虞世南等人。每占领一城，即″分散钱帛，以树私惠″。

经过多年经营，李世民终于培养出了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势力集团，这个集团，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壤和尉迟敬德为核心，包括丁志字、孔颖达等文臣，以及侯召集、秦叔宝、郑知节等武将在内的大批人才，秦王集团逐渐成为了天下瞩目的核心。

一时间，秦王李世民威名传天下，世人大有知秦王而不知皇上、太子之势，其雄才伟略，已彰显帝王风范。

而反观李建成，李元吉兄弟，他们的军功和威望则相形见绌。

李建成是嫡长子，根据中国古代皇家"立嫡立长″的继承原则，李建成是太子的不二人选，所以唐朝建立之初，李建成就立为太子，成为储君。

在旧唐书中，太子李建成是个性情残忍的庸才，和他同属一派的齐王也是个凶狂之徒。《资治通鉴》也记载:″太子建成性宽简，喜好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虽然这些记载，都是由胜利者书写，但不论是否真实，从统一大战中身为太子的李建成长期留守京城，李元吉太原弃城而逃的败绩来看，他们二人军功和势力远不及秦王李世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时的秦王李世民已经功高盖主了，况太子乎？。

这样，太子李建成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他必须要反击！

首先，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结盟，共同对抗李世民。李元吉权衡利弊，觉得太子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更大，加之李世民为人较为严厉，李元吉恐日后追究他的太原弃城而逃的事件，于是便加入了东宫阵营。

武德五年，李建成为了建立军功，与李世民抗衡，请求征讨刘黑闼残部。出征后，大获全胜，李建成的亲民政策在西北地区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很多人才都归纳他的门下，当时的幽州总管罗艺就在其中。罗艺是隋朝末年的名将，他私自调幽州300骑兵，进京保卫东宫，李建成另外向全国招募了2000多人，驻守长林门，号称″长林兵″，以保卫东宫为己任，这些都是为了加害和防范秦王府作的部署。

随着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日渐成熟，夺位大战拉开了帷幕。

资治通鉴记载:

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初，齐王李元吉劝说太子李建成除去秦王李世民，他说，我自当替哥哥亲手将他杀掉。李世民跟随高祖帝前往李元吉府第，李元吉伏护军宇文宝在寝室里面，准备刺杀李世民，李建成身性颇为宽厚仁爱，连忙制止了他。元吉恼怒地说，我这是为哥哥想罢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子集团已经开始准备刺杀秦王了，文中所说太子李建成仁爱，制止了李元吉，这是掩词，只不过是不敢当帝上之面杀戮而已。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父子四人相约到长安以南的郊外狩猎，李建成有一匹高大健硕的烈马，狩猎时，李建成故意对李世民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弟试乘。″李世民本来就是热爱武艺之人，对良马甚爱，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骑上去了。在追逐野兽时，这匹烈马时不时发狂，总是要把李世民摔下马背，但最终被李世民驯服。事后李世民说:″他们想用马来取我性命，一匹马又能奈我何呢？″

此语传至李建成耳中，李建成利用自己在后宫关系，让后妃们向高祖进言，称李世民口出狂言，说自己是天下之主。唐高祖闻后大怒，严厉斥责李世民，说他居心叵测，想谋取皇位，李世民百口难辨，横遭斥责。

武德七年六月，唐高祖带领皇子前往仁智宫避暑，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则奉命留守长安。李建成认为机会来了，因为李世民离开长安就是单枪匹马一人，临行前，李建成和李元吉商量，要他与当时庆洲都督扬文干联合，在仁智宫夺取李世民的性命。

随后，李建成派手下的郎将桥公山和尔朱焕去庆州给杨文干送盔甲和兵器，但这二人在去庆州的途中出卖李建成，他们向当地官员告发了此事，庆州地方官将他们带至仁智宫，告之皇上，唐高祖大怒，马上传唤李建成，李建成知事已败露，只好去面对父亲的责难，他努力自辨，″奋身自掷，几至于绝"，唐高祖下令把他软禁起来，传扬文干前来对质，谁知杨文干在庆州真的起兵了，处在在危险之中的唐高祖招来李世民并许诺:

″还，立汝与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但是平定叛乱后，高祖还是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还将李建成放了出来。

随着时间的发展，太子集团愈发加快了谋害李世民的步伐，斗争也渐渐的激烈起来。

太子集团针对秦王的打压是全方位的，对秦王集团的核心人物采取排挤和拉拢的手段。尉迟敬德是李世民手下的一员大将，对秦王可谓是忠心耿耿，为了收买尉迟敬德，李建成暗中派人送了一车金银给他，但没想到这个武将根本没将钱财放在眼里，不仅拒绝了，还将此事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闻后说道:″公心如山岳，虽积金如斗，知公不移，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不然，祸将及公。″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的心，像山岳那样坚实可靠，即使他赠送给你的金子堆积得顶住了北斗星，你的心还是不会动摇的。他赠送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这有什么值得猜疑呢？况且这样做能够了解他的阴谋，难道不是一个好的计策吗？否则，祸事就要降临到你的头上了！

不久。李元吉指使勇士在夜间行刺尉迟敬德。

为此，尉迟敬德将门户敞开，自己安然躺着不动，刺客屡次来到院中，终究不敢进屋。刺杀不成，李元吉又向高祖诬陷尉迟敬德，把他关进牢中，准备杀掉，由于李世民再三请求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一时间，秦王集团谋臣、武将如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纷纷被诬陷，遭至外放、斥逐，对李世民本人的迫害也在加紧进行。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九年，丙戍626年，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

译文:李建成在夜间叫来李世民，与他饮酒，用经过鸩羽浸泡的毒酒毒害他，李世民突然心脏疼痛，吐了几升血，淮南王李神通搀扶着他返回西宫。

适逢空厥郁射设带领数万骑兵驻扎在黄河以南，进入边塞，包围乌城，李建成便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督军北征突厥，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李元吉率右卫大将李艺，天化将军张瑾等人前去援救乌城，李元吉请求让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以及秦叔宝等秦王府的武将一同前往，并挑选秦王军中精锐将士来增强他的军队，并密谋在昆明池将前来践行的秦王杀害，将他的武将活埋。

幸好此计谋，被探子密报给了李世民。

等等这些，太子集团对秦王集团，从外部到内部，以及对秦王本人的迫害，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可谓是苦苦相逼，欲致人以死地而后快！

(2) 李世民的反扑

面对又一次即将对李世民的谋害，众将士一致请求起事造反，李世民叹息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很清楚自己已危在旦夕，但我想等他们起事后，我再以仁义之师来讨伐他们，不知这样是否可以。″手下人见他如此犹豫，心底都暗中着急。

首先是尉迟敬德站了出来，他对李世民道:″事已至此，大王若还是犹豫不决，臣转身回到草莽之中，不想留在大王身边等死。″

长孙无忌等文臣武将纷纷表态，催促秦王予以反击。秦王还想用占卜的方法来决定，被张公瑾制止，在众人的劝说下，在形势的逼迫下，本想后发而动的秦王，只好先发制人了。

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一件小事，历史差点改写。古代帝王们十分注重天象，他们自称天子，上天的旨意便是他们奉行的准则，所以历朝历代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帮助皇帝观察天象，以此探查老天的暗示。

这天，太史令傅奕向唐高祖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唐高祖召见李世民，斥责李世民想谋权篡位，欲加处置，李世民一边表白，自荐军功，一边举报李建成、李元吉*乱后宫，唐高祖闻后大怒，决定次日将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召入宫中对质，彻查此事。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唐高祖召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三人入宫，在李建成、李元吉入宫前，李世民带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张公瑾、公孙武达、刘师立、杜君绰等将士，早早的埋伏在玄武门，等待着他们二人的到来。

当天毫无防备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像往常一样，骑着马从玄武门入宫，当一行人走至临湖殿的时候，觉得情况异常，立即准备退回东宫，但为时已晚，李世民纵马而出，追了上来，眼见李世民追来，骑着马的李元吉回过头来张弓就射，几次没有射中，相比之下，沉着冷静的李世民，一箭将李建成射下马来，这时秦王府的伏兵尽出，李元吉寡不敌众，也在乱箭中摔下马来。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意外，李建成当场毙命后，玄武门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李世民的坐骑也受到了惊吓，可能李世民在一箭射杀了自己的亲兄弟后，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所以身经百战，弓马娴熟的他没有控制好胯下的骏马，这匹受惊的马带着李世民跑进了树丛，随后一人一马，都被困住，不得脱身，李元吉见回转的机会来了，便准备用弓弦勒死李也民，就在这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刻，尉迟敬德赶了过来，一箭将李元吉射死，解救了李世民，然后又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砍了下来。这一年，李建成38岁，李元吉只有24岁。

闻得太子在玄武门被杀，东宫的两千将士在薛万彻和冯立的带领下，赶到了玄武门反击，经过一阵搏杀无果，后来看见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首级，无奈大势已去，纷纷散去。

就在玄武门发生惨案之时，完全不知情的唐高祖还在宫中与宰相们泛舟，准备稍后审理太子等人*乱后宫之事，但是，当他看见身穿铠甲、手持长矛前来的尉迟敬德时，大吃一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尉迟敬德禀报道:″太子和齐王作乱犯上，秦王已举兵诛之，现在特地派臣前来保护殿下的安全。″

杀了李建成、李元吉之后，唐高祖是李世民最顾忌的人，他派尉迟敬德这样的武将前来，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唐高祖的安全，其实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逼宫篡位。

惊慌无奈的唐高祖便问旁边的大臣裴寂和陈叔达等人，道:朕不曾想发生今天的事，现在该如何是好？″陈叔达和萧踽都说:″建成和元吉二人本是无义之人，又无功于天下，他们嫉妒秦王的功德，共为奸谋，如今秦王已经将他们除去，更是令天下归心。殿下如果立他为太子，将国事交予他就无事了。″

见已成事实，朝中大臣已倒向李世民，唐高祖自知无力挽回，只好表示同意，曰:″善，此吾之夙心也。″

三天之后，李世民因"救社稷有功″被立为皇太子，唐高祖还颁布一道诏令，内容是:自今后军机、兵仗、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太子断决，然后奏闻。

实际上李世民已经掌握了国家大权。

不久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们全部被诛杀。两个月后唐高祖下诏禅位，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成为大唐王朝第二任君主，是为唐太宗，年号，贞观。

(3)、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夺位之战之比较

回顾争夺过程，我们看到李建成和李元吉，设计打击李世民，皆不成体系，相互孤立，缺失致命一击。反观李世民，出手就是″玄武门事变″，计划周详，部署得当，将士英勇，直接奔″索命″而去！李世民以一种军事家的眼光，政治家的气魄，对全局进行把握与控制，将夺权之事当作打仗，焉能不胜！

二、玄武门事变的特点

(1)、短平快的宫廷政变

玄武门事变，玄武门这个位置选得好，它是上朝必经之门，且在宫中，李建成万万没想到宫中设有埋伏，所以没有几个回合，李建成、李元吉就身首异处，命归西天，接着，连高祖皇帝都被钳制，等到太子兵赶到，无奈大势已去，虽有战斗，终而散去。整个事变平稳快捷，非常成功。不像朱棣靖难之役，打了几年，来来回回折腾。

(2)，盲目自信麻痹大意的李建成枉丢性命

当然了，武媚娘14岁就进宫当了李世民的才人也就是低级妃子， 做了李世民12年的嫔妃没有侍寝过于理不通啊。武则天起先并不是李治的老婆，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小老婆，名分是才人。唐沿隋制，除皇后外，皇帝的小老婆从正一品的妃，到正八品的采女，一共有八个品级。正五品的才人只能算个中等偏下。不过武则天当时并不十分得宠，跟李世民的日子又不太多。但武则天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她把自己的蜘蛛网丝，悄悄地搭在了太子李治的身上。这位未来的年轻皇帝对自己显然要有用得多，很值得为他献身的。李治后来在一份诏书中说，自己当太子时，因为父皇宠爱，“常得侍从”。但对父皇的嫔妃，却“未尝迕目（目光相遇）”。先帝知道后，非常赞叹欣赏，“遂以武氏赐朕”。这话半真半假。“常得侍从”是真的，“未尝迕目”则是鬼话。“遂以武氏赐朕”更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既然已经赏给他了，为什么太宗死后，武则天并没有“出口转内销”，顺理成章地去做李治的小老婆，而是和太宗其他没有生育的嫔妃一样，去当了尼姑？

　　导语：玄武门之变直接表现了秦王李世民的野心，那么这场政变的最终赢家是谁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李渊做皇帝以后，按照老传统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把次子李世民封为秦王，第三子李元吉封为齐王，东征的过程中，李世民就十分注意网罗各种人材，既有房玄龄、杜如晦等韬略超群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秦琼、程咬金等骁勇善战的猛将，还有号称“秦府十八学士”的一批著名文人，组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

　自从太原起兵到削平群雄，李世民南征北战功勋卓著，李渊又封他为“天策上将”，地位仅次于太子，在诸王之上。李世民胸有大志，早在他率兵西讨。太子李建成大部分时间在京城协助李渊处理政事，功劳与威望远远比不上李世民，他见李世民的势力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对自己构成了巨大威胁，心里十分嫉妒。

　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李建成一方面拉拢李渊的宠妃张婕好与尹德妃等人做内助，另一方面又联合齐王李元吉，共同对付李世民。李元吉无德无才，性情凶险，也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想先与李建成联手干掉最难对付的李世民，然后再向李建成下手。二个人主动出击，让张婕好、尹德妃等人经常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想借李渊的手除掉李世民。

　有一次，兄弟三人跟随李渊去城南打猎，李渊让他们比试骑马射箭。李建成有一匹高大肥壮的胡马，性情异常暴烈，谁也驯服不了，便乘机对李世民说：“这是一匹少见的骏马，一跃能跨过几丈宽的深涧，二弟你是个好骑手，不妨骑着试一试。”李世民虽然料到李建成不怀好意，但也不好拒绝，又仗着自己有一身好功夫，便接过马绳，跃身跨上马背，驱马去追赶射击猎物。

　那胡马果然烈性大发，猛尬撅子，想把李世民掀下背来。李世民顺势一跃，稳稳站在地上，得意地说：“想借这匹烈马来害我，岂不知生死有命，怎么能伤害得了我呢!”李建成知道了，就让张婕好等人传话给李渊说：“秦王自称有天命，说自己迟早要当皇帝，岂会轻易死去呢!”这可是心怀不轨，大逆不道。

　李渊一听十分恼怒，把三个人都叫到跟前，指着李世民训斥说：“天子自然有天命，不是用智用力就能得到的，你那么急着求做天子，又有什么用!”李世民急忙跪下叩头，大喊冤枉，请求让人调查核实。李渊听不进去，仍然怒气冲冲。正在这时，边防传来急报，突厥又来入侵。出征打仗离不开李世民，李渊这才被迫换了一副笑脸，把这件事搁在一边，让李世民领兵去打突厥。

　李世民赶走突厥立了功，李渊的气小了，但兄弟之间的矛盾不但一点儿没有缓解，反而更加激烈。李建成见仅借李渊的手很难立见成效，就决定亲自动手杀死李世民。李建成为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招募了二干多名晓勇善战的'壮士做卫兵。李世民也不甘示弱，干方百计在守卫宫廷的禁军中发展势力，尤其是掌握了把守皇宫北门玄武门的部分禁军，不但壮大了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控制住了李渊。

　李建成想釜底抽薪，就拉拢秦府挠将为自己效力，用一车金银器具收买威震天下的尉迟敬德，不料却遭到尉迟敬德拒绝。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李建成就派刺客去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听说以后，把所有门户都打开，在床上安卧不动。刺客在门外转来转去，始终不敢下手。

　这一招不灵，李建成又鼓动李渊，把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龄、杜如晦调离秦府。李建成、李元吉又在宴会上用毒酒毒杀李世民，李世民回到家吐了不少血，却没有死。此后，双方又经过几番激烈的明争暗斗，到武德九年(626年)夏天，终于发展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

　这时候，恰好突厥又来入侵，李建成乘机推荐李元吉统兵去抗击突厥，让李元吉奏调尉迟敬德、秦琼、程咬金等秦府猛将带领磨下精兵一同出征，企图搞掉李世民的中坚力量;并且计划在昆明池为李元吉饯行时，勒死李世民。李世民的耳目众多，很快便得到了消息。

　他本来想后发制人，让李建成、李元吉先动手，然后他以讨伐逆党为名击杀二人。不料情况突变，秦府上上下下惊惧不安。尉迟敬德等人都催促李世民赶快下手，不要束手待毙。历来果断的李世民这时候却犹豫起来，他不愿落个先杀骨肉的恶名。他的大舅子长孙无忌劝他说：“当年周公为了社樱也曾经大义灭亲，大王还犹豫什么呢”

　尉迟敬德着急了：“八百多名勇士已经召集到府中，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拼，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罢手呢!”李世民又让人占卜吉凶，正好亲信张公谨赶来了，他一把夺下占卜器具扔在地下，大声说：“占卜是为了决断疑问，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没有什么疑问，还占卜干什么!”李世民听罢，终于不再犹豫，立即派人去叫房玄龄、杜如晦来商议行动计划。二人化妆成道士，偷偷回到秦王府，帮助李世民部署政变。

　玄武门之变的真实历史：六月三日，李世民一切部署停当，便写了一封奏表给李渊，说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妃缤们勾勾搭搭，行为不轨。又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住兄弟们的事，但他们却非要杀死我不可，大概是想为被我消灭的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报仇吧!我现在冤死了，到了阴曹地府，也会遭到被我消灭的众贼的耻笑啊!”

　李世民一方面告发别人的罪状，一方面又表白自己的功劳，双管齐下，果然见效。李渊看完奏表，不禁怒火中烧;哼!你们二人怎么整治李世民我可以不管，但你们竟胆大包天打老子后宫的主意，这还了得!李渊立即决定明天上午就传唤李建成、李元吉进行审问。

　当天晚上后半夜，李世民调兵遣将，埋伏在入宫必经的玄武门周围。张婕好得知情况不妙，急忙派人向李建成报信。李建成叫来李元吉商量对策。李元吉认为事态严重，应当先布置好兵马，装病不去上朝，先观察一下动静再说。

　李建成却有恃无恐，把头一抬说：“我们的卫士们早已准备好了，怕什么!我们明天亲自入宫去看看情况。”天一亮，二人便带着部分卫士骑马直奔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忽然发现情况异常，立即拨马往回返，但已经晚了。李世民正埋伏在附近，见二人要溜，跃马出来追赶，边追边喊：“站住!你们还想往哪里逃!”李元吉本来武艺不凡，拉弓搭箭要射李世民，但一时心里发慌，怎么也拉不开弓。李世民精通射术，只一箭就把李建成射死了。

　这时候，尉迟敬德带领七十多名骑兵飞奔过来，乱箭齐发，李元吉滚落马下。李世民的坐下骏马突然受惊，长嘶一声，向旁边树林里横冲直撞过去。李世民收不住，被树枝挂下马来。李元吉并没有受伤，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奔到李世民跟前，一把夺过李世民的弓，用弓弦猛向李世民脖子上勒去。

　正在危急之际，突然有人大吼一声：“住手!”李元吉惊得一愣，抬头一看正是尉迟敬德。当年李元吉自恃善用马架，对用架闻名天下的尉迟敬德很不服气，就与尉迟敬德比武。尉迟敬德乃是天下第一用高手，比武中使用空手夺白刃的绝技，一连三次把李元吉的架夺了过来，羞得李元吉无地自容，自此对尉迟敬德又恨又怕。现在一见尉迟敬德边喊边飞奔过来，吓得魂不守舍，扔下弓撒腿就跑。但没跑多远，就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了。

　李建成的亲信将领冯立得到事变的消息，喷然叹道：“我倍受太子大恩，现在怎能见死就逃跑呢”于是与骁勇绝伦的副护军薛万彻、车骑谢叔方等率领太子东宫与齐王府二千精兵，飞奔到玄武门，奋力攻打。守在玄武门的禁军将领敬君弘、吕世衡挺身出战，但没战几个回合，就被冯立、薛万彻斩于马下。

　这时张公谨正守在门里，急忙关闭城门，死死顶住。冯立等人攻打了好一阵儿，也无法攻进门去，于是呼喊着去攻打秦王府，吓得秦王府内一片恐慌。正在这时，尉迟敬德手上提着李建成与李元吉的脑袋飞马奔驰而来，冯立等人再也无心恋战，惚啦啦四散逃命去了。

　在兄弟三人厮杀火并的时候，李渊正在宫中池塘上泛舟游玩，玩得正高兴：忽然看见尉迟敬德手持长矛骑马闯了进来。李渊不禁大惊，厉声质问说：“你全副武装来这里干什么”尉迟敬德也真是有恃无恐，应声回答：“太子、齐王作乱，已经被秦王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派我前来保护。”

　其实，李世民是怕李渊知道实情以后对自己下手，所以派尉迟敬德来看住李渊。李渊一听，顿时呆了，好大一会儿才醒过神来，抬头问身边大臣怎么处置这件事。宰相萧璃、陈叔达建议说：“建成、元吉没有参与谋划太原起兵，又无功劳，却嫉妒秦王功高望重，要谋杀他，所以今天才被秦王杀了。

　秦王功盖宇宙，举国拥护，陛下如果立他为太子，把国家大权交给他，就没有事了。”这两个人不但为李世民开脱，还逼李渊让权。事已至此，李渊别无选择，只好违心地说：“好主意，我早就是这么想的呀!”于是立即召李世民进宫，抚着他的背安慰了一顿。李世民跪在李渊怀里，装模作样地哭了一通。

　玄武门之变最终赢家是谁：三天后，李世民就当上了太子，又把齐王美丽的妃子杨氏占为己有。两个月后，李世民又逼李渊退位，自己做了皇帝，就是著名的唐太宗。

千三百年前，大唐初建，在浙江湖州徐孝德家中诞生了一个女婴，取名徐惠．　　

徐惠自小便聪慧过人，据《新唐书》记载：她出生五个月便会说话；四岁能读《诗经》、《论语》；八岁时，父亲要她仿屈原的《离骚》作骚体诗，徐惠挥笔即成《拟小山篇》一首：”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岭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小小的徐惠，在诗中流露出对屈原的崇敬与仰慕——想遇上了你（屈原）这位真正的人啊，你纯洁似香草，又因何独自殉国呢？　　

转眼十四个春秋，徐惠已出落成一个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也就在这一年徐惠被选入宫中，封为才人，此时在位的正是大唐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只是，后宫佳丽三千，小小才人难得君王眷顾，不免深宫清冷．徐惠于是铺纸挥毫，写了一首《长门怨》：”旧爱柏梁台，新宠昭阳殿。守分辞芳辇，含情泣团扇。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颓恩诚已矣，覆水难重荐”，以表达深宫中少女的寂寞与无奈．　　

是金子总会发光，徐惠才气横溢，很快享誉宫中，从而更太宗瓜目相看．太宗对徐惠日益礼顾，颇怀眷恋，于是将她由才人一下晋迁为九嫔中的第八级充容。徐惠才思敏捷，时常令太宗惊叹，爱慕不已，有一次，太宗派人召人请徐惠，徐惠迟迟不来。太宗等了很久，才见徐惠珊珊来迟，便大为恼火。容光焕发的徐惠见太宗一脸怒气，只是嫣然一笑，挥笔写下了一首诗，递给太宗。只见诗文写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太宗忍俊不禁，怒气全消。徐惠矜持、多才、温情、幽默，给太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可谓相知相敬、相亲相爱。　　

宫禁深深，春去秋来．秋天长空万里，落叶飘零。徐惠感慨万千，于是写下《秋风函谷应诏》：秋风起函谷，劲气动河山．偃松千岭上，杂雨二陵间。低云愁广隰，落日惨重关．此时飘紫气，应验真人还．以女性之柔美写得如此苍劲有力，实属难得！　　

日复一日，徐充容深得太宗眷顾，但从未恃宠而骄．从某种程度上讲，徐惠同逝去的长孙皇后颇有几分相似．两个外表柔弱却拥有大智慧的女人，成为太宗皇帝坚强而不可或缺的后盾．贞观末年，太宗数调强兵讨伐四夷，又调集夫役治理宫室，百姓劳怨。徐惠草就《奏疏》以谏太宗，言辞恳切，直指时弊，太宗阅毕大为感叹，“善其言，优赐之”。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逝，徐惠哀思成疾，不肯进药。她表白：“吾荷顾实深，志在早殁，魂其有灵，得侍圆寝，吾之志也。”这般地赤胆忠心，看在即位的唐高宗眼底，也不禁动容！徐惠对太宗之情的偏执，让她在次年送了命，年仅二十四。后来徐惠被追赠为贤妃，陪葬于昭陵石室，终实现心愿，与心爱的人永远相守一起。　　

至此，她卓然不群的诗意生命，以最凄美绝伦的画面香销玉陨．让我不由的想起了《红楼梦》中潇湘妃子的诗句：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附谏太宗《奏疏》：　　

自贞观已来，二十有二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小国之庸君，尚图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此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无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斧斤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窃见服玩纤靡，如变化于自然；织贡珍奇，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鉴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衰祸福之数，得失成败之机，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之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

附《北方有佳人》：　　　　

由来称独立，本自号倾城。　　　　

柳叶眉间发，桃花脸上生。　　　　

腕摇金钏响，步转玉环鸣。　　　　

纤腰宜宝袜，红衫艳织成。　　　　

悬知一顾重，别觉舞腰轻。

前人论及唐太宗与佛教之关系，历来有二说：一谓太宗弘赞佛教，如欧阳修曾责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一谓太宗实不以信佛见称。对唐太宗和佛教之关系的看法，何以大相径庭？盖因有关史料往往有相互矛盾之处，于是就见仁见智，各持一说了。其实，这些史料之间的矛盾，并不在于对同一事实记载上的出入，而是客观地反映了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概而言之，一为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在他一生中前后有矛盾，二为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和政策有时又有矛盾。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

有唐一代奉行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政策，唐太宗正是这一政策的奠基人。但三教并存不等于三教并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唐太宗和他的子孙们对儒、佛、道是时而有所偏爱的。在唐太宗统治期间，他时而表示“己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时而宣布“先道后佛”；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似乎对佛教寄注了更多的热忱。

在隋末的战乱之中，佛教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诸寺湮灭，不可目见”，“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僧分散，颠扑沟壑”。李唐开国以后，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也对佛教的发展作了一定的限制，如武德九年，唐高祖接受傅奕的意见，颁布了《沙汰僧道诏》。但是太宗继位后，立即宣布废止这一诏令。开始“度僧立寺，广事弘持”，为佛教的振兴颇费心血。贞观三年，太宗诏令全国普度僧尼，诸州有寺之处共度僧尼三千。同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以后又陆续修建了不少佛寺。贞观元年至十年，太宗亲自敕建的佛寺就有普光、慈德、弘福等十余处。贞观三年还下令恢复隋朝设在大兴善寺的译场，命印度和尚波颇主持译经；中国沙门慧乘、慧赜、慧净、法琳等十九人助译；并命大臣房玄龄、杜正伦、萧璟等监护勘定。贞观六年，译成《宝星经》、《般若灯》、《大庄严论》等佛典三部共三十五卷。太宗敕写十部，并命大臣李百药制序。此外，太宗又在宫廷内外大兴佛事：或为超度祖先，召僧尼设斋祈福；或因风雨失时，命僧尼诵经行道。而每次佛事完毕，都要大量布施。《续高僧传》卷二二《玄琬传》载：他在贞观初年先后为皇后六宫授戒，“授纳法财，日逾填委”。

唐太宗的崇敬佛教，对当时一些上层僧侣的优礼，如贞观六年(632)，太宗诏请华严宗初祖杜顺进宫，下殿亲迎，赐号“帝心”，以致宫廷上下对杜顺礼敬如佛。贞观九年(635)，佛教律学大师智首死，太宗敕令为他举行葬礼，由朝廷供给葬具，命房玄龄、杜正伦等大臣亲往吊祭。总览贞观初的十年间，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积极扶持。有的学者认为太宗“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此说固然不是毫无道理，但如果太宗对佛教并无信仰，恐怕也不会有此番用心吧。自佛法东来后，并不是每个帝王都利用佛教的形式“忧五谷不登”，“申孺慕之怀”，或为“圣朝点缀”的。应该说，这一时期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是和他的信仰一致的。

太宗的少年时代正是佛教风靡全国的时期。其时，隋文帝、隋炀帝父子笃信佛教，“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佛教的影响已经广泛地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崇佛已经成为朝廷内外的一种普遍风气。李氏这个大贵族家庭当然也不会例外。大业二年(606)，九岁的李世民患目疾，他的父亲李渊曾亲自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李世民疾愈后，李渊即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这些在李世民幼小的心灵里不能不打下烙印。后来他始终念念不忘儿时的这段经历，曾亲自撰诗赞颂草堂寺祖师鸠摩罗什，表达对前代高僧的崇敬和追念。李世民在参与其父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又得到过佛教方面的支持。武德四年(621)，在围攻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关键性战役中，嵩山少林寺僧志操、慧旸、昙宗等主动协助破城，并俘获王世充的侄子仁则。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不能不对佛教产生某种特殊的感情。因此，他在登位之前就和佛教僧侣交往密切，《续高僧传》卷三《慧赜传》载，武德年间，慧赜和三论宗吉藏法师辨难，李世民“亲观论府，深相结纳，拟为师友”。此外，他与慧休、慧乘、明瞻、智实、法顺等人的交往，也见于《僧传》。

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经历，使唐太宗产生了对佛教的信仰。他曾经多次表白过自己的这种信仰。在《弘福寺施斋愿文》里，他自称“皇帝菩萨戒弟子”，发誓“惟以丹诚，皈依三宝”。表示自己平生的终极信仰是“愿心悟无为，神迁妙喜。策绀马以入香城，蹑金阶而升宝殿。游玩法乐，逍遥净土。永荫法云，尝餐甘露。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在《大兴善寺钟铭》里，他又自称是“金轮天王”的化身，而今降生帝王之家，是要普度众生，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希声旦发，键槌夕震。莫不倾耳以证无生，入神而登正觉。”唐太宗对佛教实行的扶持政策使唐初的佛教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被战火焚毁的佛寺重新修复，在战乱中流散的僧尼又回到寺院，大规模的译经事业得到重兴，佛教各宗派相继创立。贞观年间，全国寺数已达三千七百十六所。“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这虽不及隋代的僧尼数目，但当时全国人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那也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总之贞观时期佛教已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有些史学家在谈到唐太宗对佛、道的不同态度时，似乎很少分析就认为始终是先道后佛。其实，直到贞观十一年(637)为止，李世民从来没有偏爱过道教，他曾明确表白过：“自有国以来，何处别造道观？凡有功德，并归寺家。国内战场之始，无不一心归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朕敬有处，所以尽命归依。”(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是贞观初唐太宗并不重视道教的明证。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颁布《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以后，他对佛、道的政策才发生了变化。这位“皇帝菩萨戒弟子”突然一反常态，宣布“自今已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诏下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沙门智实、法琳、法常、慧净等伏阙上书，要求太宗收回成命。太宗令中书侍郎岑文本宣敕严戒，众僧只得忍气吞声。唯有智实仍向太宗力争佛教的地位，结果遭杖责放还。贞观十四年，道士秦世英指控法琳著论毁谤皇室，太宗遣刑部尚书刘德成等下法琳于狱按问。法琳被判流徙益州，病死在流放途中。

佛道先后诏和法琳事件的发生，虽然表明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但决不能因此断言他对佛教的信仰也已经改变。在《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里，唐太宗只是强调佛道的夷夏、亲疏之别，以及天下初定，他在政治上需要采取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以求得“经邦治国、反朴还淳”。至于信仰方面，他明确指出：佛道之间虽然“汲引之迹殊途”，却是“弘益之风齐致”，对佛教并无任何贬责。就在智实遭杖责的同时，太宗还召请沙门法恭和法宣等到洛阳，深降恩礼，入侍宴筵，特诏留住，传送京师。也就在法琳下狱的同时，太宗为了维护佛陀的尊严，还诏令工匠不得预造佛像鬻卖，其现成之像也令分送寺院，从众酬价。

唐太宗既然没有改变对佛教的信仰，为什么对佛教的政策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呢？这是因为唐太宗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封建政治家，当他的宗教信仰和政治需要发生矛盾时，他是宁可抑制自己的信仰，服从政治的需要。当各地的农民起义相继被镇压下去，统治秩序已经基本稳定以后，唐太宗面临的任务一是要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异己力量，二是要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只有这样，唐朝的统治基础才能巩固。唐朝开国之初，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暂时保持着合作。但当阶级矛盾由于彼此力量的悬殊缓和下去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就相对地突出了。当时山东士族地主的力量相当强大，他们并不把以李氏为首的新统治者放在眼里。贞观时，三品以上朝臣欲与山东大姓为婚“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贞观五年，太宗令高士廉等修《士族志》，“全无冠盖”的山东士族崔干犹被列为第一等，居于唐室的勋臣贵族之上。这些现象当然是唐太宗不能容忍的。他一方面在政治上打击山东士族势力，另一方面就抬出了李老君。贞观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太宗亲临弘福寺，召见上层僧侣，对他们解释了“先道后佛”诏令里不能明言的道理：“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应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这一番表白的关键在“李家据国”。说明尊重“老君”是为了抬高新君，“先道后佛”实际是要先君后佛。法琳不识其中奥秘，还要不厌其烦地考证李唐非“老君”后代，难怪要惹得唐太宗勃然大怒了。唐太宗需要追宗论祖，自称为李老君之后，以抬高李家的地位。借尊崇道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以此抵消山东士族势力的社会影响，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地位，这是他宣布先道后佛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分膨胀，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发生了矛盾。而在寺院经济中，佛寺的比重又远远超过道观，故佛教经济力量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更为突出。

贞观初年，社会经济仍然凋残破败，“田园荒废，饥馑洊臻”。但是佛教寺院经济却得到迅速发展。如嵩山少林寺拥有太宗所赐地三十顷，水碾一具。京师清禅寺“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续高僧传》卷二九《慧胄传》)。在全国范围内，更是“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女工罗绮，剪作*祀之幡；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秔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广弘明集》卷十一载傅奕《上废省佛僧表》)。正如傅奕一再上疏所言：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割截国贮”(同上)的严重危害。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大政治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体察，比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般成员当然要深刻得多。他始终注意各种势力的发展及它们的关系，他非常懂得只有当社会上各种势力的发展保持着相对均衡的关系时，才有利于唐王朝的统治。如果一方特别突出，就会打破彼此间的相对均衡，就必然要引起一系列的矛盾，而这对他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他要控制各种势力的发展，不断调节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不能不考虑到由于佛教的过分发展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对以往的政策作一定的调整。

当时虽已出现佛教问题，但还没有发展到需要采取极端措施的地步，从整个社会来看，还不是主要问题。同时，在一个普遍信仰佛教的社会里，问题复杂，牵涉面广，处理不妥，不但会影响当时主要问题的解决，还会引起新的矛盾。何况太宗思想深处对佛教还是信仰的。所以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像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后来的唐武宗那样灭佛毁法，而采取了“先道后佛”的政策。前面说过，所谓“先道后佛”实质是先君后佛，李世民不是作为一个道士来与和尚争教席，而是作为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来处理佛教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怎样有利于唐王朝的统治。他宣布“先道后佛”，稍抑佛教之势，是为了使佛教的发展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而绝不是要抛弃他所信仰的佛教。

唐太宗在晚年虽然没有明令取消“先道后佛”诏，但事实上却重新恢复了弘扬佛教的政策。这从他和玄奘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七日，玄奘由印度求法归来，抵达长安。唐太宗时在洛阳，准备发兵征辽。他敕令西京留守房玄龄遣官奉迎，安置玄奘于弘福寺内。二月，太宗在出征前夕，召玄奘入宫“谈叙真俗……从卯到酉(早上五时到晚七时)，不觉时延，迄于闭鼓”(《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玄奘在会见时，请求搜擢贤明，组织译场。太宗允其所请，令有司按玄奘条陈所需优给。并延请全国高僧如道宣、神泰、辨机、玄应等十二人证义；又征集缀文、字学、证梵学者和笔受、书手等数十人襄助译事，大臣于志宁、许敬宗、杜正伦等也参与了译事。在玄奘所住的弘福寺内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国立译场。即使如有的学者所说，太宗这时礼敬玄奘，“实亦由于爱才”，而非出于信佛。那么在征辽失败后，太宗对佛教的一系列作为，恐怕难以再作这样的解释了。

贞观二十年，玄奘将所译佛典五部及《西域记》奉表上闻，太宗亲自答书，奖誉有加。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披览玄奘所进新译《瑜伽师地论》，对侍臣说：“朕观佛经，譬犹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之典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随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分发雍、洛、并、相、荆、兖、杨、凉、益九州，以“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同上)。又亲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颂佛教“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同上)。以后太宗对佛教愈发护持情深。应玄奘之请，令京城及天下州寺各度五人，弘福寺五十人，仅这一次就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同年，为长孙皇后新建慈恩寺成，又度僧三百，请高僧五十人入住。别造翻经院，请玄奘移居翻译，并任上座职。玄奘移住之日，太宗及皇太子、后妃等于安福门楼亲执香炉临送，仪式非常隆重。观礼者数万人。唐太宗直到临死前仍和玄奘谈论佛法，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深以相见之晚，不得广兴佛事为叹。

征辽失败后，唐太宗对佛教的信仰弥深，其实并不仅仅在于玄奘的影响，而是由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结果，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贞观后期封建经济开始出现繁荣局面，国家和寺院在经济上的矛盾已暂时趋向缓和。使他打消了在这方面的顾虑，可以允许佛教的发展。同时，国内逐步安定之后，唐太宗开始留意经营西域。西域诸国大多信奉佛教，玄奘西行途经这些国家受到盛情接待。西域诸国由玄奘闻知唐土佛法隆盛，无不仰慕备至，纷纷遣使入朝。尤其是当时统一了北印的戒日王数度遣使，贞观十五年命李义表及王玄策等报聘，这种形势自然会使唐太宗对佛教格外重视。

我们在分析了唐太宗对佛教政策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之后，不难看到所谓“三教并用”，其前提和基本倾向则是奖挹佛法。只在政治需要和思想信仰发生矛盾时，唐太宗对佛教的政策才稍背其信仰。这只能表明唐太宗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的高明之处，而决不能由此得出他不信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