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

　　发生在一八九八年的中国戊戌变法，如同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一样，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由于日本和俄国自上而下的改革获得成功，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而同一类型的中国戊戌变法，却在封建顽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扼杀下夭折了。这场力图将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尽管有着许多时代和阶级局限带来的弱点，但从其历史作用来看，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进步的、积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它开创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的新时期，其功绩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的同志们大都把戊戌变法看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主义运动，是一种为了防止和抵制人民群众革命的手段；它在历史上虽起过进步作用，但在本质上仍是反动的。对此，本人不敢苟同。下面谈一点粗浅看法，和同志们商讨。

　　一

　　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派“自强新政”运动的彻底破产。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各国相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但是“图存”之路由谁来领？只羡慕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派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了。历史的任务只能落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身上。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这四年间设立的商办厂矿超过了过去二十多年的总数，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并取得了主要的地位。（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仍然受到腐朽的封建上层建筑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打破这双重束缚已经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严酷的形势迫使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才能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于是他们发出了“效法泰西”，实行“全变”（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97页。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的呼声。他们从“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97页。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的认识出发，要求进行一次根本的改造，变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八九五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却激发起中国人民更大规模的爱国热潮，资产 阶级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籍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维新派人物到处奔走呼号，慷慨陈词，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这样的气氛中，康有为等维新派领袖陆续提出了各种实行全面变革的方案。他们通过上书请愿，创办报刊，组织学会等方式，极力宣传“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戊戌变法》第三册第18页)的道理，力图使光绪皇帝和其他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认清大势，支持变法维新。

　　一八九八年一月，在上奏推举康有为的呼声日渐增强的情况下，光绪下令要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并送呈《日本明治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二十九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这是维新派要求施行变法的纲领。从维新派人物的多次上书及宣传材料中，可将其变法维新的具体主张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提出“上师尧舜之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37页)这就是要求废除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政体。

　　维新派针对当时“大臣皆老耄守旧之人，枢垣总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议政祥善，必不可得”（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6页)的情况，对政权机构提出了革故鼎新的设想：在中央设立由维新派的代表（“通才”）主持的制度局，其任务是“商鸿业而定巨典”，研究“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若者宜革，若者宜认，若者宜删，若者宜改”，任何制度和法律都必须经过制度局商议后，才能“拟旨施行”。（以上均见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6页)实际上，它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宪议会，含有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性质。同时，在制度局下又设法律、度支、学校、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支局，以“行新法”。从其作用来看，这十二支局大体上相当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各部。另外，还根据省、道、县各级地方官僚“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讲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的情况，提出“在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都由民政分局负责掌管。（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2页)他们还建议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民律，允许士民自由上书，自由信教，自由设报馆，组织翻译外国新书，奖励新著，并在十二局中专门创立负责各种集会结社活动的游会局，以法律保障集会、结社、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1页)

　　在帝国主义日益猖獗的军事侵略面前，维新派是主张坚决抵抗的。“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也决不割地求和。（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37页)他们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如迁都内地，裁汰绿营，解散旗兵，广设武备学堂，编练新式陆海军，（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2页)“急练民兵百万”，（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2页)以抵御外侮，维护领土完整 和民族独立。

　　在经济上，实行“以商立国”、（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5页)“嘉惠商民”（康有为：《奏请裁撤厘金片》，《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36页)的政策，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鸣锣开道。维新派提出：降低商品出口税，发展对外贸易；（康有为：《奏请裁撤厘金片》，《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65页)废除“穷农工之源”，“损富商之资”的厘金制度；（康有为：《奏请裁撤厘金片》，《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66页)“援各国之例，加重洋货进口之税”，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谭嗣同：《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第118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同时要求取消对民间设厂的厉禁，实行“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2页)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政策。

　　“立商学、商报、商会，并仿日本立劝工场及农务学堂，讲求工艺。”（康有为：《条陈商务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49页)奖励科技发明，大力推行机器生产，积极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业，力图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27页)

　　“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学堂，酌拨官地公费令绅农讲求，令开农报，以广见闻，令开农会，以事比较”，（康有为：《请开农学堂地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50页)翻译外国农业著作，普及农业知识。以国家资助（即所谓“农人力薄，国家助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4页)）的方式提倡采用当时西方先进的农艺科学，用机器和先进工具装备农业。

　　为了把农业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鼓励种植棉花、甘蔗、葡萄等经济作物，发展为对外贸易服务的丝茶业和畜牧业，使农业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原料和资金，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农业的道路。（康有为：《条陈商务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47—248页)

　　在文化教育方面，维新派提出“废八股，兴学校”、“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乡立小学，县立中学，省和中央立大学；设立天文、地理、矿学、医学、法律、光学、化学、电学、机器、武备驾驶等各种专门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康有为：《请开学校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8—219页)提倡普及教育，“全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康有为：《请开学校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8—219页)加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24页)培养真正懂得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

　　上述这些纲领表明，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力图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皇帝的威权自上而下地实行全面的改革。而他们所设想的社会，则无疑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

　　二

　　凭借着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浩大声势，在维新派的主持下，打着皇帝旗号的“百日维新”终于开始了。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起，到同年九月二十一日那拉氏政变止，维新派通过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从这些诏书可以看到，变法运动就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实现上述“救国方案”以挽救民族危机而进行的政治运动。为节省篇幅，这里只撮其要：

　　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也设类似机构，奖励工商业，提倡各类实业。凡能采用西法开垦土地、设立工厂、出版书籍者，给予鼓励甚至特赏。并主张设立农会、商会，发展农艺，保护商务。

　　在北京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其他粤汉、沪宁各线，亦须迅办。

　　各地设立邮政分局，裁撤原有的驿站。

　　著有新书、创行新法、制成新器，对发展生产确有帮助者，给予奖励、加官或专利权。

　　裁汰绿营，精练陆军。军队一律改习洋枪，改练洋操。命令湖南巡抚筹办制造枪、弹二厂。

　　命令各地督抚拨款给福州船厂，以便筹造兵轮，添设海军。命令增加水师学堂学生名额，添置练习船只，培养海军人才。

　　鼓励创办报纸，给予出版自由。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在京城设立报馆。

　　命令康有为译出西洋各国新闻条例，制成中国报律呈览。

　　鼓励上书言事，允许大小臣工以及士民各抒谠论，以备采择。

　　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命令开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省之榜样。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各地书院以及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学堂用书，由官书局编译颁发。凡捐建学堂者，应予奖励。京师创办小学堂和武备大学堂，创办各种专门性的医学堂 茶务学堂、蚕桑学堂，上海办翻译学堂，在华侨所在国亦设华侨学堂，并兼习中西文字。

　　废除八股文和改革科举制度，改试策论，开办经济特科，定期举行。会试改试历史、政治、时务等，以讲求实学为主。

　　派遣王公贝勒出国游历，命令各省巡抚选派学生到日本留学，学习矿务等等。

　　上述这些维新变法的具体措施，实际上是欲以“开创之势治天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0页)的新兴资产阶级试图控制政权，推行新社会制度的初次的勇敢尝试。把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和已经颁行的措施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维新运动是救亡图存的时代产物，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性质；维新运动以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武器，反对封建专制的传统观念，具有反对封建主义，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性质；维新运动的高潮——“百日维新”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绝不是什么“根本不触动封建统治的枝节改良”。

　　关键的问题在于：戊戌运动和过去其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它是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其阶级基础的，尽管这个基础还很弱小，很不稳固，但它毕竟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它的终极目标无疑是要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84页)很明显，“社会革命”是指为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质变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的具体任务和它所采取的形式，因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最终都是为了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对新的生产力的束缚，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从而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总之，历史上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取代了原来的较低一级的社会形态，都属于社会革命。这样，从事一项最终将导致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质变的事业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所领导的戊戌变法，无疑应该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了。

　　为什么不能说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呢？因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79页)戊戌维新运动正与之相反。它所提倡的是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实行“全变”，（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6页)坚决反对“枝枝节节”的修补，（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6页)它所要迎来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因而，同改良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

　　一些同志认为，维新派没有提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于维护封建君主制度，替封建统治“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0页)愚意以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无可讳言，当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也确曾表白自己的变法维新是为了大清“万世之安”。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大清”是否就是封建君主制度的代名词呢？康有为对光绪帝说过：“顺天者兴，兴其变而顺天，非兴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变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变，人将顺天代变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顺天，时时自变，则一姓虽万世存可也。”（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考》，《戊戌变法》第三册第1页)这就是要满清皇室认清大势，顺天而变，只有“变”，才能求得皇族一姓“万世之安”。康有为在《清定立宪开国会折》中，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主张，并说明皇帝虽“尊为神圣”，但“不受责任”；（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36页)皇帝与人民同受宪法的约束。对此，封建顽固派惊呼：“民有权，上无权矣”，“议院设而废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38页)“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张之洞：《劝学篇·正权》，《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他们的惊惶、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一直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化身，君主的绝对统治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结成一个庞大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维新派的开议会、兴民权、君主立宪等主张如果真能实现的话，将会引起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全面崩溃，这怎能说是维护封建君主制 。

　　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有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两种形式。它们都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与封建政治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阶级力量对比不同，决定了各国所采取的形式有别。戊戌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力量仍很弱小，在主观上又认为民主共和“其时未至，其俗未成”，（严复：《辟韩》，《戊戌变法》第三册第80页)因此只能在西方政体模式中选取了“君主立宪”这一形式来作为现实斗争的目标，这是合乎情理之举。为什么我们非要强求它提出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可呢？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维新派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国家机器，只要求让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代表参与政权，故只是一种局部的改良。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

　　维新派在推行新政时，确实保留了旧衙门，对旧官僚也作了适当的安置。这在当时是不得已之举。因为维新派认识到，“方今官制，诚不可不改”，并且“一改即当全改”。但又觉得顽固分子“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只能“但主增新，不主裁旧”。于是主张“选通才以任新政，存冗官以容旧人”。（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7页)实际上，这是维新派为了减轻推行新政可能遇到的阻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保留旧衙门只是为了安置、安抚旧官僚；对旧官僚采取“听其尊位重禄”的政策，是为了使其“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51页)从而使他们不阻挠新政。对于那些“造谣兴谤，不奉新政者”，则主张“上用盘庚劓灭之刑，旁采泰西谣谤之律，明罚敕法，刑兹无赦，庶几浮言可靖，众志乃一”。（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17页)可见对于顽固的旧官僚，维新派并不是不敢触动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只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它不可能也不需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我们大可不必要求中国的维新派这样做。

　　值得注意的是，当康有为关于开制度局、民政局的建议提出后，“京师震动，外者惊惊，谣谤不可听闻”。（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3页)一向昏愦的封建顽固势力十分警觉地意识到，维新派“是以民制君，上下倒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88页)如果真的实行，就会出现“民无论智愚，人人得申其权，可以犯上作乱”（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翼教丛编》卷四)的局面。顽固派大臣甚至表示“宁忤旨而已，（制度局）必不可开。”（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3页)他们并没有看作“只是局部改良”。

　　还有很多同志提出了维新派没有触及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对此应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应当指出，有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并不是判别其是否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从最终的结局看，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当然要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资产阶级革命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如同列宁所说，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样，在它所要完成的总任务中，必定有它首先要解决的任务和第二、第三步才能解决的任务，这要视当时当地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及其主要障碍而定。例如，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独立战争）时就没有提出和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当时英国人对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那里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阻碍。又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仍然保留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地税改革（1873——1881年）后三、四十年间，封建土地关系在农村仍占主要地位。

　　同样，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封建土地制度。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开始在中国市场大量倾销，到九十年代，洋货进口值比六十年代几乎增加了四倍。而在甲午战争后，洋货输入量更有了急剧的增长，1895一一1898年间平均每年入超四千七百多万两银子。（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4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同时，大量涌入的工业投资更使得“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而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一直实行着厘金税、高额出口税等扼杀政策。如福建省各地的茶叶，经福州出口所纳的各项厘金、出口税高达35％，（《时务报》第一册第11页)有人慨叹：“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销路矣。”（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可见，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超经济摧残。因此，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封建上层建筑的束缚，由资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保护、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戊戌运动没有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固然是它不彻底性的一个表现，但不能据此否定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关于维新派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变革路线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维新派实际上是用改良来抵制革命。这是难于苟同的。的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一八九四年底开始了初步活动，次年二月成立了兴中会，并提出了一条武装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路线。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极为微弱，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前，兴中会在国内的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孙中山：《革命原起》，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7页)在海外也“应者寥寥”，“数年之间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孙中山：《革命原起》，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7页)可见当时国内并不具备实行这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的现实基础。另外，戊戌变法前乃至变法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关系还是较融洽的。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间，兴中会的杨衢云、谢钻泰等曾与康广仁、何易一“商谈两党合作事宜”；一八九七年冬，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任侨商学校的教师，其他兴中会骨干分子和维新派也“时相过从，互讨论时政得失。”（冯自由：《革命逸史》，《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41页)这也可见当时并不存在什么以改良抵制革命的问题。

　　当民族资产阶级在迫近眉睫的危机形势下，为了救亡图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时，维新派选择了和平改良的道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是唯一可行的、策略的路线。这可与日本明治维新作一点比较。日本的维新志士最初也企图只依托旧政权实行改革，后来终于先以历时一年又五个月的戊辰战争推翻幕府统治，然后才陆续进行自上而下的各项改革，结果取得了成功。日本的维新志士之所以能这样做，国内封建阵营的分化是一个决定因素。从十八世纪开始，日本下级武士中一部分人学习“洋学”，形成了新知识分子集团。中上层武士中间也出现改革派，形成在政治上比较有力的革新势力。

　　另外，幕府与强藩的矛盾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从未终止过，这也有利于改革派。而且，明治维新的领导骨干，如吉田松荫、高杉晋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都有较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而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远不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各省督抚大都是西太后所擢用的顽固派分子，后党牢牢掌握着军政实权。而维新派的领导者主要是在野士大夫，缺乏实际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他们与社会力量的联系只是开学会、办报馆等，所聚者无非是青年士子、开明士绅，所指靠者除了仅能发发“上谕”而实际上是“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8页)的光绪帝外，无非就是“内有常熟，外有南皮”（谭嗣同：《上欧阳瓣□师书》，《谭嗣同全集》第334页)（即翁同和、张之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外，还能怎样“暴力革命”呢？后来梁启超也说过，日本皇室有诸强藩之兵可依赖，“故王室得其维持，而志士有所凭籍”，而中国维新志士则“一身毫无凭籍，惟有引颈就戮而已”。（梁启超：《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04—605页)这确是沉痛之言。我们看一场历史变革的运动，不但要看它比后来的人们少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些什么。戊戌变法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力图用和平改革的方式来缔造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是合理的、唯一可行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曾把沙皇政府进行农奴制改革的意图称为“革命的开端”，（《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47页)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1861年俄国发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真正的社会革命”。（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这也可见，“自上而下”的路线并不能成为否定其社会革命的性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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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铃声多多也不错

北京市 月季 菊花 菊和兰、梅、竹一起以其各自独具特色的花、姿、色、韵，被称为花中“四君子”。菊花姿色俱佳，在北京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元、明时期民间养化就以菊花为主，而北京传统艺菊的水平也很高，并且傲霜凌寒不凋，具有北京人的性格，因此北京把菊花选定为市花

天津市 月季 天津素称“月季之乡”，月季栽培历史最久，南运河、子牙河沿岸是重要产区。月季花绚丽多彩，馥郁芬芳，且四季花开不断，深受市民喜爱。1984年根据市民评选结果，市园林局、园林学会推荐，市10届人大常委会16次会议批准定为天津市市花。

上海市 白玉兰 1986年10月25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以白玉兰作为上海市市花。白玉兰作为中国原产植物，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在上海的气候条件下，白玉兰开花特别早，冬去春来，清明节前，它就繁花盛开；白玉兰花朵大而且洁白，满树盛开时朵朵向，香气芬芳扑鼻。选择白玉兰作为上海市市花象征着一种开路先锋、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

重庆市 山茶花 在巴蜀地区栽培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苏轼曾有”游蜂掠尽粉丝黄，落蕊犹收蜜露香”的诗句咏山茶花。今巴南区石岗枝子桥还生长着一株”七心红”古茶花，树高8米，直径72厘米，据传树龄已有400余年。重庆地区凡园、风景区、庭院、楼台均有种植。1986年，山茶花被正式命名为重庆市市花。

河北省 太平花 （呵呵这个不清楚）

山西省 榆树梅

内蒙古自治区 马兰、金老梅

辽宁省 天女花

吉林省 君子兰 君子兰是一种原生于非洲的品种独特的花卉。它传入我国只有100多年历史，而在民间养殖，仅有40多年，但由于该花姿态优美，端庄典雅,受到广大养花者的喜爱。它那厚实光滑的叶片直立似剑，象征着坚强刚毅、威武不屈的高贵品格；它丰满的花容、艳丽的色彩，象征着富贵吉祥、繁荣昌盛和幸福美满，所以人们广泛培育。

山东省 牡丹

江苏省 芍药、茉莉

安徽省 紫薇、黄山杜鹃

浙江省 玉兰

江西省 杜鹃花

福建省 水仙

台湾省 蝴蝶兰

河南省 腊梅

湖北省 梅花

湖南省 荷花

广东省 木棉花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花

陕西省 百合花

甘肃省 兰州市（玫瑰 ）

新疆 乌鲁木齐市（丁香花）

宁夏 银川市（玫瑰）

四川省 成都市（芙蓉花）

青海省 西宁市（丁香花） 格尔木（红柳）

云南省（茶花）

香港特别行政区（洋紫荆）

澳门特别行政区（莲花

1名著里的爱情句子

1、在她的灵魂深处，一直期待着发生意外，她睁大了一双绝望的眼睛，观看自己寂寞的生活，好像沉了船的水手一样，在遥远的雾蒙蒙的天边寻找白帆的踪影。然而日复一日，整整一年，再没有人邀请她参加舞会。她恨上帝不公道，头顶住墙哭，她歆羡动荡的生活、戴假面具的晚会、闻所未闻的欢娱，以及一切她没有经历然而应该经历的疯狂爱情。——《包法利夫人》

2、“唯有女人才能真心实意地去爱一个人啊！”——《雪国》

3、“我爱你，爱你的勇敢，爱你的顽强、热忱，以及毫不留情的残忍。”——《飘》

4、一个人，受慢性病的折磨，他的生命不可挽留地慢慢地在死亡，你能要求这样一个不幸的人给自己一刀，一劳永逸地结束痛苦吗？消耗他的力量的疾病，不同时也夺走了他摆脱疾病的勇气吗？——《少年维特之烦恼》

5、爱德华举起他的胳膊：“你爱我！”他喊了出来，“奥狄莉，你爱我！”他俩相互拥抱起来。是谁先抱住谁，这是无法分辨出来的。——《亲和力》

6、“明天！”他大声说，“再过一个明天，随后再过一天！”——《少年维特之烦恼》

7、我不是在做梦，我不是在胡思乱想！接近坟墓的我，心中更加豁亮。我们将会如此！我们将会重逢！将会见到你的母亲！我将会见到她，将会找到她，唉，我将在她的面前倾吐衷肠！你的母亲，和你相似的形象。——《少年维特之烦恼》

2欧洲爱情名著里的经典句子

1爱情不是在下雨天为对方打伞，而是两个人一起淋雨…… 2如果说这朵花是抛给我的，那我的心脏就是为了你而跳的。

3我是星星白天只是因为太阳的存在，而遮掩了我的光芒我一直在发亮望着你。 4我准备了一束花和一个硬币，无论什么样的硬币都有正反面，如果正反面不一直帖在一起就无法成为永远了，想成为你这样的硬币。

5我会爱你999年11个月29天23小时59秒，而你只要爱我一秒我们的千年之恋就实现了！ 6我爱你，不是因为这里只有你而爱你，而是因为只想爱你一个人。 7我要逮捕可爱又天真的她。

问我为什么？因为她在我心里点了一把火之后逃跑了。 8你的灵魂太透明了我都看不到你了。

9知道表为什么是圆的吗？你觉得到头了他还是会再次开始的我们从新开始吧。 10又痛……又伤心……又疲倦……又思念……这些我一个人承受就好，你只要幸福就好。

11连我自己的爱都守不住又怎么又资格接受别人的爱呢？ 12你知道喜欢和爱的区别吗？比如花，喜欢的人会采摘它，但是爱它的人就会给它浇灌。 13爱情是将伤心作为担保而借来的幸福。

14如果思念像阑尾的话，至少说可以摘除，但对于我来说思念却是心脏。 15你曾经不被人所爱，你才会珍惜将来那个爱你的人。

16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思念你，我就不会妒忌你身边的异性，我也不会失去自信心和斗志，我更不会痛苦。如果我能够不爱你，那该多好。

17那些未曾说出的想念，多么希望这种感觉，闭上双眼瞬间凝结，冷藏保鲜没有期限，只愿到下一个世纪再溶解。有种感动记忆都是关于你，这种爱不可代替。

18你在时你是一切，你不在时一切是你！ 19只想找一个在我失意时可以承受我的眼泪；在我快乐时，可以让我咬一口的肩膊。 20在爱里陷得越深的那个人，注定了最后被伤得更痛。

如果心里已经没有感觉，无法将这份爱往后延续。那么请毅然地放手，别让我的伤口大到难以愈合，别让我的世界从此暗无天日，别让我 21在你转身的刹那痛彻心扉。

22我们也许可以同时爱两个人，又被两个人所爱。遗憾的是，我们只能跟其中一个厮守到老。

23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有点害怕，怕得到他；怕失掉他。 24爱情就是……失去理智，陷入爱情的话……眼睛会看不到，耳朵会听不到，变成只能看着那一个人的傻瓜。

25我明知道那花是冲着他飞过去的，我横刀夺了过来，请接受我的花，我会连同他的那份让你幸福的。 26我觉得处处都有爱的悸动，我也想在这样的悸动中与他有一段纯净的感情。

27我觉得爱情就象是一颗种子，你要给它浇水，给它阳光，细心呵护它，我想这就是爱情的力量，请成为我爱情的种子吧，让我们一起把它培养成大树。 28爱情是移动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守护爱情。

29没有踏上爱情路的时候，我们总是满不在乎，狂妄自信。常笑那些儿女情长，因爱而黯然伤神，愁上眉梢，悲天悯地的人。

但当我们经历爱失去爱后，才确实地知道，自己的心同样脆弱的不 30堪一击，难以承受情绝的结局。 31爱一个人的意义，是在他爱着另一个人的时候，能有放他走的勇气那才是爱。

32比起爱别人我更喜欢爱我的人，我也想被人爱；我可以成为逗你笑的人，会让你非常快乐的，不想成为被你取消的人。 33比起被一个心里没有我的人抛弃，被一个更帅的人踢开更好。

34有人说，只有给予爱情的人才能长久拥有爱情，我想为他付出一切，拥有这份爱情…… 35请问你是富翁吗？我不想来一段穷酸的爱情。不是因为没钱才叫穷酸的爱情，是没有浪漫的回忆的才叫穷酸的爱情。

36要想接到玫瑰，就不可能不被刺，我想和你一起幸福的被刺。 37把心爱的人送走，是个幸福的选择，如果你觉得幸福，那就走吧，可是要是觉得太累，那就回来吧！ 38我可以为了我爱的人什么都能做。

象妈妈一样的女人，象朋友一样的女人，象妹妹一样的女人，比100句假话，不如用真实的接受我温馨的眼神和心…… 39我是很爱你，我是不想成为你的包袱，我想知道我爱你的心，你是怎么想的？ 40总有些爱是刻骨铭心忘不掉的，总有些人是魂牵梦萦却得不到的。爱情会有悲伤和遗憾，但一切都能在流逝的岁月里慢慢浅淡。

即使心田种下了旧爱生根萌芽的回忆，自己再也不能回到逐渐朦胧的过去。 41只看天空中星星的人，是看不到脚底的鲜花的，尽管我不是一朵美丽的花，只求您看我一眼！ 42你给我的爱情不管是同情还是爱情都不重要了，我宁愿做一个爱情傻子。

43不能见面的时候，他们互相思念。可是一旦能够见面，一旦再走在一起，他们又会互相折磨。

44就算走向你的路多么坎坷多么吃力，我也会走到底的…… 45据说如果每天读15分钟的书，命运就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只要看着你就会改变命运的。爱情经典语录baiducom// 46活到现在的我曾无数次的想以“你”的身份出生，因为我想以“你”的出生来爱自己，我会象爱我自己那样爱你的。

47不是说有守门员就不会进球了，同样，我也会坚持喜欢他，就算他对我没有感觉。 48我恰巧所爱上的人是总统的千金，而不是因为你是总统千金，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总统大人。

49人们都说恨也是感情，希望日后我们之间。

3关于名著经典句子

1神要是公然去跟人作对，那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 （《荷马史诗》）

2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哈姆霄特》）

3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浮士德》）

4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 （《随笔集》）

5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简·爱》）

6大人都学坏了，上帝正考验他们呢，你还没有受考验，你应当照着孩子的想法生活。 （《童年》）

7，你越没有心肝，就越高升得快，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只能把男男女女当作驿马，把它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上丢下来，这样你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

（《高老头》）

8我只想证明一件事，就是，那时魔鬼引诱我，后来又告诉我，说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不过是个虱子，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 （《罪与罚》）

9你瞧，桑丘·潘沙朋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 （《堂·吉诃德》）

10我并不愿意你受的苦比我受的还大，希斯克利夫。我只愿我们永远不分离：如果我有一句话使你今后难过，想想我在地下也感到一样的难过，看在我自己的份上，饶恕我吧！

（《呼啸山庄》）

11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安娜·卡列尼娜》）

12唉，奴隶般的意大利，你哀痛之逆旅，你这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孤舟，你不再是各省的主妇，而是妓院！ （《神曲》）

13将感情埋藏得太深有时是件坏事。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 （《傲慢与偏见》）

14钟声又鸣响了……一声又一声，静谧而安详，即使在女人做新娘的那个好月份里，钟声里也总带有秋天的味道。 （《喧嚣与骚动》）

15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老人与海》）

16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套中人》）

17面包！面包！我们要面包！ （《萌芽》）

18我从没有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 （《拜伦诗选》）

19爱情应该给人一种自由感，而不是囚禁感。 （《儿子与情人》）

20暴风雨将要在那一天，甚至把一些槲树吹倒，一些教堂的高塔要倒塌，一些宫殿也将要动摇！ （《海涅诗选》）

21自己的行为最惹人耻笑的人，却永远是最先去说别人坏话的人。 （《伪君子》）

22这时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23历史喜爱英勇豪迈的事迹，同时也谴责这种事迹所造成的后果。 （《神秘岛》）

24整个下半天，人都听凭羊脂球去思索。不过本来一直称呼她作“夫人”，现在却简单地称呼她作“**”了，谁也不很知道这是为着什么，仿佛她从前在评价当中爬到了某种地位，现在呢，人都想把她从那种地位拉下一级似的，使她明白自己的地位是可羞的。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25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诗选》）

26我明白了，我已经找到了存在的答案，我恶心的答案，我整个生命的答案。其实，我所理解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荒诞这个根本的东西。（《恶心》）

27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幸福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化作他人的幸福，他们挥泪埋葬了自己在尘世间的希望，它却变成了种子，长出鲜花和香膏，为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医治创伤。（《汤姆叔叔的小屋》）

28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变形记》）

29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盖住了梦想，与它混为一体，如同两个同样的图形重叠起来合而为一一样。（《追忆似水年华》）

4名著摘抄 给一些名著经典的句子 段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生活，因为即使是一场暴病或意外都可能终止生命。

1神要是公然去跟人作对，那是任何人都难以对付的。 （《荷马史诗》）

2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哈姆莱特》）

3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浮士德》）

4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 （《随笔集》）

5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简？爱》）

6大人都学坏了，上帝正考验他们呢，你还没有受考验，你应当照着孩子的想法生活。 （《童年》）

11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 （《安娜？卡列尼娜》）

13将感情埋藏得太深有时是件坏事。如果一个女人掩饰了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感情，她也许就失去了得到他的机会。 （《傲慢与偏见》）

15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老人与海》）

18我从没有爱过这世界，它对我也一样。 （《拜伦诗选》）

19爱情应该给人一种自由感，而不是囚禁感。 （《儿子与情人》）

21自己的行为最惹人耻笑的人，却永远是最先去说别人坏话的人。 （《伪君子》）

23历史喜爱英勇豪迈的事迹，同时也谴责这种事迹所造成的后果。 （《神秘岛》）

25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诗选》）

27世界上有这样一些幸福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痛苦化作他人的幸福，他们挥泪埋葬了自己在尘世间的希望，它却变成了种子，长出鲜花和香膏，为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医治创伤。（《汤姆叔叔的小屋》）

29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盖住了梦想，与它混为一体，如同两个同样的图形重叠起来合而为一一样。（《追忆似水年华》）

30人与人之间，最可痛心的事莫过于在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和友谊的地方，却遭受了烦扰和损害。（《巨人传》）

5名著里的经典句子有哪些

1、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圆舞》

2、如此情深，却难以启齿。原来你若真爱一个人，内心酸涩，反而会说不出话来，甜言蜜语，多数说给不相干的人听。——《她的二三事》

3、能够说出的委屈，便不算委屈；能够抢走的爱人，便不算爱人。——《开到荼蘼》

4、爱得不够，才借口多多。——《紫薇愿》

5、最佳的报复不是仇恨，而是打心底发出的冷淡，干嘛花力气去恨一个不相干的人——《我的前半生》

7、无论做什么，记得为自己而做，那就毫无怨言——《流金岁月》

8、如果爱一个人，千万不要与他同居或是结婚。维持一个辽阔的距离，偶遇，可以爱慕的目光致敬，轻俏温柔，不着边际地问："好吗？"一年一次已经足够。——《绝对是个梦》

9、结婚与恋爱毫无关系，人们老以为恋爱成熟后便自然而然的结婚，却不知结婚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人可以结婚，简单得很。爱情……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的前半生》

10、两个人的适配是一种内心感觉，而不是一种视觉，千万不要因满足视觉而忽视感觉。——《花常好月常圆人长久》

11、能够哭就好，哭是开始痊愈的象征。——《绝对是个梦》

12、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胭脂》

13、要生活得漂亮，需要付出极大忍耐，一不抱怨，二不解释，绝对是个人才。——《变形记》

14、凡事想别人感激，那是必然要失望的。——《故园》

15、我也想清楚了，婚姻根本就是那么一回事，再恋爱得轰动，三五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下班后大家扭开电视一齐看长篇连续剧，人生是这样的。——《独身女人》

16、无论怎么样，一个人借故堕落总是不值得原谅的，越是没有人爱，越要爱自己。——《星之碎片》

17、做一个女人要做得像一副画，不要做一件衣裳，被男人试完了又试，却没人买，试残了旧了，五折抛售还有困难。——《喜宝》

19、人为感情烦恼永远是不值得原谅的，感情是奢侈品，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恋爱过。恋爱与瓶花一样，不能保持永久生命。——《城市故事》

20、生命像流水，这些不快的事总要过去，如果注定一辈子要这么过，再不开心也没有用。——《女人三十》

23、已去之事不可留，已逝之情不可恋，能留能恋，就没有今天。——《花常好月常圆人长久》

6名著里的经典句子

一、简·爱（Jane Eyre） 《简·爱》是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勿庸置疑的名著。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诗意的生平”的写照，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作品被改版成**，影片中简爱的爱情表白成为众多英语爱好者的背诵精品： "Do you think I can stay to become nothing to you Do you think I am an automaton--a machine without feelings and can bear to have my morsel of bread snatched from my lips, and my drop of living water dashed from my cup Do you think, because I am poor, obscure, plain, and little, I am soulless and heartless You think wrong!--I have as much soul as you,--and full as much heart! And if God had gifted me with some beauty and much wealth, I should have made it as hard for you to leave me, as it is now for me to leave you I am not talking to you now through the medium of custom, conventionalities, nor even of mortal flesh;--it is my spirit that addresses your spirit; just as if both had passed through the grave, and we stood at God's feet, equal,--as we are！" “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能让我的一口面包从嘴里抢走，让我的一滴活水从我杯子里泼掉吗？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了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

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这就是她——一个有尊严和寻求平等的简·爱，这个看似柔弱而内心极具刚强韧性的女子也因为这部作品而成为无数女性心中的典范。 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发誓，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

虽然上帝没有这么做，可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平等的。——《简·爱》 二、《童年》 大人都学坏了，上帝正考验他们呢，你还没有受考验，你应当照着孩子的想法生活。

——《童年》 三、《呼啸山庄》 我并不愿意你受的苦比我受的还大，希斯克利夫。我只愿我们永远不分离：如果我有一句话使你今后难过，想想我在地下也感到一样的难过，看在我自己的分上，饶恕我吧！——《呼啸山庄》 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临终前他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五、《巴黎圣母院》 宽宏大量，是惟一能够照亮伟大灵魂的光芒。——《巴黎圣母院》 六、《大卫·科波菲尔》 亲爱的艾妮斯，我出国，为了爱你，我留在国外，为了爱你，我回国，也是为了爱你！--《大卫·科波菲尔》 七、《红与黑》 在与法律之前，合乎“自然的”只有狮子的力量，或者动物饥寒时的需要，更简单地用一个字表示，便是“欲”。

《红与黑》 八、《战争与和平》 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就象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 2任何看似愚蠢的东西，它一定也有值得喝彩的地方。” 3只要人们没有发现生命的游戏是愚蠢的，他就会期待它，人们一旦能够认识它的愚蠢，便会自杀，这是我将要做的。

4没有人想到，承认与是非标准不相符合的伟大，不过是承认他自己的没有价值和无限的卑劣。 5假使每个人只为他自己的信念去打仗，就没有战争了。”

6她们哭，因为她们是朋友，因为她们有好心肠；因为她们从小是朋友，却为金钱这样庸俗的事烦心；还因为她们的青春都过去了……但两人的眼泪都是愉快的。 7生命、生活，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被人感觉出它的美好的，在平时往往被人忽略的内涵。

其实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自由地享受阳光，森林，山峦，草地，河流，在于平平常常的满足。其它则是无关紧要的。

8最高的智慧只有一种科学——整体的科学，这科学解释整个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要自己获得这种科学，就必须清涤并革新自己内心的“自我”，因此，在认识之前，必须信仰，并使自己趋于完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我们心里放进了上帝的光，它叫作良心 9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人所作出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一个人的行为和别人的无数行为同时产生，便有了历史的意义。

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在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 10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11自信得可以殉道的人，只有德国人才是这种人，正因为只有德国人的自信是根据一种抽象观念——科学，就是绝对真理的虚假知识。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智慧上和身体上，对于男。

　　（这篇作文可能有点那个了……摘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日食是一种自然现象。当代人们对日食的关注，或出于探索自然界奥秘的需要，或出于对天文现象的好奇，很少有人把它同礼仪制度相联系。但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日食的重视，却导致了一种程式化的日食救护仪式的产生，这使得日食成为能够对传统礼制产生影响的少数几种自然现象之一。

　　一、与日食相关的礼仪的形成

　　中国古人对日食十分重视，这种重视由来已久。例如，“在殷虚卜辞中，有不少关于日月食的记载。在武丁卜辞中，记日食的有10例。”〔1〕这些记载，反映了殷代人们对日食的重视。

　　实际上，比殷代更早，夏代的人们就注意到了日食。对此，《尚书·胤征》篇的记载可为例证：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尚书正义》孔氏传解释这段话中一些专业名词道：“辰，日月所会，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所以，“辰弗集于房”，在此即指日食。本篇所述是历史上著名的“书经日食”，引文是胤侯奉夏王之命，讨伐羲和时所发布的檄文的一部分。而讨伐的借口，竟是负责观测报告天文的羲和因沉缅于酒，未能对一次日食作出预报。一般认为，《胤征》篇是较晚的文献，所以这次记载未必可靠。再者，说夏人已能准确预报日食，也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次日食却得到今人的认可，公认是世界最古的记录。〔2〕围绕夏代这次日食所发生的事情能流传下来被后人所追记，不管记录本身是否失真，这件事反映了夏人对日食的重视，则是毫无疑问的。

　　再往前追溯，原始时代的人也会注意日食。正如前苏联宗教史专家约·阿·克雷维列夫所说：在原始时代，“日常现象未必会引起原始人特别注意。每天的日出使他感到无所谓，因为为这种现象并没有破坏他的生活秩序，而日食倒会引起他的兴趣、恐俱和惊奇。"〔3〕在这里，虽然不可能有确凿文献的支持，但原始时代的人重视日食，却是于理可信的。

　　原始社会的人们不了解日食发生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日食是太阳遭到了某种动物的侵犯，于是一旦发生日食，就要敲锣打鼓相助太阳赶走侵犯者。(〔2〕，p120)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始的救护太阳仪式，这种仪式的实质是一种巫术，原始先民们想象他们用这种模拟地面驱赶野兽的方式就能将侵害太阳的动物吓走。因为日食一般时间不长，不久就逐渐复圆，人们就认为是这种仪式发挥了作用。于是，每当发生日食，就要举行类似的活动，这就使其逐渐成了一种流俗。

　　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意识：导致日食的内在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动物食日也许出于天帝的意愿，象征人世将有灾难。这启示人们想到，在日食时，单凭敲锣打鼓去驱赶吞食太阳的动物，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乞求天帝，使太阳重放光辉，不要降灾祸于人间。这样，在人们举行的日食救护仪式中，又增加了祭祀乞求的内容。〔2〕这种巫术与祭祀的合一，构成了古代日食救护的基本形式。当国家产生以后，这种仪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并做出相应的规定，由官方来组织它的实施，于是，日食救护也就从流俗而演变成了国家礼制的一部分。

　　日食救护究竟何时被人们视为“礼”的一部分，现在还不够清楚，据前引《尚书·胤征》篇来看，似乎夏代已经如此。到了春秋时期，则救日为礼已经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是巫术，“用牲于社”则为祭祀，这里记载的是官方组织的救护仪式，显示出这种日食救护已经形成礼制。《左传》对本条解释说：“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阴气)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左传》认为在某些特定月份出现的日食是一种奇异现象，所以要采用一些固定的仪式来救护之。这些固定仪式就是所谓的“礼”。《左传·昭公十年》对此有更清楚的记载：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

　　昭子之言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把日食救护当做了一种固定的礼仪制度。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孔子是比较讲究礼制的，他对日食与礼仪的关系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礼记》卷十八曾子问第七记叙孔子师徒一段对话，内容为：

　　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大庙火、日食、后之丧、雨沽服失容，则废。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

　　诸侯集体朝见天子，当然是大事，若非特殊情况，不会半途而废。孔子把这些情况归为四类，其中日食赫然与大庙火、后之丧并列，由此可见他对日食救护的重视程度。

　　日食与礼仪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日食救护，它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被尊奉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对日食与礼仪的关系就曾发表过独特见解，他的主张给孔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孔子随老子帮人料理丧事，灵柩行至途中，发生日食，老子对孔子说：“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礼也。”〔4〕，老子从礼的角度出发，让灵柩停下，等待日食结束后再继续前行。孔子对此颇感迷惑，归来后问老子道：灵柩出动以后，不能返回，一旦遇到日食，无法预料它结束的早晚，这样，还不如继续前行。老子解释说：

　　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4〕

　　孔颖达解释其中的寓义说：“唯罪人及奔父母之丧见星而行，今若令枢见星而行，便是轻薄人亲，与罪人同。”〔5〕”所以，送葬路上，一旦碰到日食，就要“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

　　《礼记》对老聃孔丘的记述，未必实有其事，但它至少表明，在其作者心目中，日食与礼仪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至朝廷大典，下及庶民丧葬，无不涉及。另一方面，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于日食发生规律还知之不多，所以这些礼仪，大都是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做出的规定。《宋书·礼志》指出：“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既然不能事先预报，只好把日食救护作为应急措施而加以规定了。这是先秦时期日食与礼制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日食救护礼仪与日食预报

　　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对交食规律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逐渐发展到能够对日食有所预报了。这就使得朝巨有足够的时间去为日食救护做准备，相应的救护仪式也就脱离了原来的应急性，变得复杂了。这是科学进步对日食救护礼仪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例如，汉代的日食救护仪式是：

　　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变，执事冠长冠，衣皂单衣，绛领袖缘中衣，绛裤袜以行礼，如故事。〔6〕

　　这种仪式，比之先秦时期，在服饰要求上有所复杂化。而到了晋代，日食救护变得完全繁复而程式化了：

　　自晋受命，日月将交会，太史乃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进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便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驱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礼也。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陈辞以责之。日复常，乃罢。〔7〕

　　这样的仪式，堪称盛大隆重，远非以前那种临时的应急措施所能比拟。在这里，如果没有预先的演练，很难做到有条不紊，何况尚书还要“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所以，这种形式的日食救护，倘若没有事先预报，是不可能得以组织实施的。自晋以后，日食救护仪式虽然历代有所变化，但就其规模与程式而言，基本上与晋朝类似，或更有过之，这与日食预报愈来愈准确有一定的关系。

　　随着日食预报的精确化，在各地举行的救护仪式也进一步正规化，例如清代的日食救护礼仪就经历了这样一种变化：

　　日食救护，顺治元年定制，遇日食，京朝文武百官俱赴礼部救护。康熙十四年改由钦天监推算时刻分秒，礼部会同验准，行知各省官司其仪。凡遇日食，八旗满蒙汉军都统副都统率属在所部警备，行救护礼，顺天府则饬役赴部，……”〔8〕

　　清廷之所以能使各地日食救护礼仪正规化，其前提条件是天文学的进步：钦天监不仅能准确预报日食，还能根据有关原理推算出各地日食具体发生时刻及不同食分。由于明末清初之际的西学东渐，清朝天文学的发达程度远胜于其前历代王朝，能够更准确地完成这种推算，所以清朝才有条件将地方救日仪式归入国家礼制。

　　在古代传统科学条件下，日食预报不可能完全准确，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预期发生日食与朝会庆典冲突时应该如何办因为日食于朔，而朝会庆典也只能于正月朔旦即元月初一举行，这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东汉建安年间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否，共咨尚书令荀彧。时广平计吏刘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预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彧及众人咸善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邵由此显名。〔7〕

　　到了晋代，人们开始对刘邵的见解提出非议。晋臣蔡谟专门写文章驳斥刘邵，他认为日食预报当然会出差错，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在预计会发生日食的时刻举行庆典。他说：

　　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7〕

　　日食穰救是为了表示君臣对天的诚敬，不能疑信参半，而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才可以谓之虔诚。蔡谟还讥讽刘邵对《礼记》的引用，他说：

　　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预言，诸侯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7〕

　　《礼记》的规定，是针对日官不能预报日食情况下做出的。现在既然可以预报，就要把准备救护放在首位。蔡模的议论，为日食救护与朝会庆典之关系定下了基调：即便不能肯定日食必然发生，也要以日食救护为重。这种主张，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肯定。

　　但是，要彻底解决日食救护与朝会庆典相冲突这一矛盾，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日食预报的准确性。有鉴于此，历代当权者都要求天文官准确预报日食，失误要受到惩治，甚至在对日月运动规律还知之不多的情况下也同样如此。前引《尚书·胤征》篇的记载虽为后人所追记，但它表达的无疑是这种思想。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太史官的争辩表明，当时的人们对日月运动规律还不甚了了，对日食的预报还处于探索阶段。即使如此，司马昭仍因为太史预报不准，要大加处罚。此事虽因太史的辩解而做罢，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预报交食失误而遭受处罚的天文官却大有人在，这充分表明了当权者对日食预报的重视。

　　为了免遭惩治，天文官们不遗余力地去探求日食发生规律。在传统历法中，日月交食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充分表明了古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正是由于历代天文家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我国古人对交食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预报也越来越准确。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日食救护礼仪的精细化。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当权者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日食能否发生，而是具体食分有多少，并由此来决定是否举行救护仪式了。例如，据《明史·历志》记载：

　　(崇祯四年)冬十月辛丑朔日食，新法预推顺天见食二分一十二秒，应天以南不食，大漠以北食既。例以京师见食不及三分，不救护。

　　这里我们看到，在当时，日食救护的阈值是3分，低于这个阈值，就不再举行穰救仪式。之所以会有这种规定，当然是预报准确度提高了的缘故。而这种规定本身对日食预报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难想象，如果预报见食3分以下，而实际被食超过3分，天文官所应承担的责任该有多大。这促使天文官进一步去探究日食规律，使预报做到更加准确。中国古代的日食救护与日食预报，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着向前发展的。

　　三、日食救护礼仪中政治因素的作用

　　日食救护是建立在一种错误思想意识基础之上的礼仪制度，这种意识认为日食是一种灾异，所以需要救护。而准确的日食预报则意味着对交食规律的掌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掌握了规律，就不会再相信所谓的日食灾异说，也就不需要再做什么“救护”了，但中国古代的日食救护仪式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末期，这是为什么

　　原因不在于科学，而在于封建社会的政治。

　　日食救护最初只是民间一种流俗，它之所以会从流俗演化成礼制，是因为其着眼点从天上移到了人间。人们所要“救助”的，并非是天上的太阳，而是人世的事物。例如，“一块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甲骨卜辞的意思说：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吗？〔10〕，所谓“不吉利”，当然是指人世而言。所以，日食救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日食有可能给人世带来的灾祸。

　　在古人看来，日食不但象征不吉利，而且是大不吉利。《诗·小雅·十月之交》写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丑者，恶也、凶也；孔者，甚也。《诗·小雅·鹿鸣》：“我有嘉宾，德音孔昭。”郑氏笺注曰：“孔，甚，昭，明也。”由此可见，早在《诗经》年代，日食就已经被人们视为极不吉利的象征了。

　　日食之所以被视为大不吉利，是因为古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太阳象征君主。这样日食就意味着君主受到伤害，这当然大不吉利。所以，一旦发生日食，就要组织救护。在这里，救日的目的在于救君，或者帮君主免脱灾难，或者助君主改过自新。这是中国古代日食救护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的主要原因。

　　通过历史上古人的有关议论，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根据《左传》的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发生一次日食，负责祭祀的祝史向执政者要求领取日食救护所需之钱币，他的要求得到朝臣昭子的支持，昭子认为救日是礼制之规定，所需钱币应予支付。但当时执政大臣季平子不同意，其理由是：“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11〕平子认为日食救护的确是一种礼仪制度，但只有在正月朔那天，阴气没有萌动却出现了日食，是反常现象，象征灾害，这才需要救护。而当时是六月，按礼不必去救。对此，祝史解释说：

　　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谓之孟夏。〔11〕

　　祝史认为平子没有理解“正月”的含义，于是解释说，你所谓的正月，就是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点，尚未到夏至，这时发生日食，就是灾异，需要救护。他特别指出：著名的“书经日食”，就发生在这个月。周历六月，相当于夏历四月，即所谓的正阳之月。事情已经讲明平子仍不答应，于是理论家昭子从中看出了问题：

　　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11〕

　　唐代孔颖达作《左传正义》，解释说：“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12〕所谓不君事其事，就是不以其君为君。也就是说，如果拒绝救护日食，将被舆论视为不轨，有窥探神器的嫌疑。在历史上，不管是否是野心家，没有人愿意背上“不君”这一罪名。另一方面，帝王本身也希望通过救日这种仪式进一步突出自己的特殊身份。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使得中国历史上日食救护作为一种礼制一直延续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可谓源远流长。

　　救日是为了助君，这种意识不但抵消了科学发展给这种礼制带来的正面影响，而且促使了日食救护的更加变本加利。例如，在春秋时期，人们并不认为日食全部象征灾难，有《左传》的记载为证：

　　(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11〕

　　梓慎是当时有名的星占家，其认识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的话中，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日食若是按日月运动规律自然发生的，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对人世不构成灾害。既然对人世无害，当然也无需再组织什么救护了。

　　到了唐代，人们对日食规律的认识远较春秋时清楚，但在对其社会学意义解说上，却比梓慎还不如。大学问家孔颖达就曾针对《左传》的记载，强调“日食皆为异”，其理由是：

　　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时，则君有可杀之节，理岂然乎？以此知虽在分至，非无灾咎〔14〕

　　任何时候发生日食，都是灾异。既然是灾异，当然要组织救护。宋儒陆九渊讲得更清楚：

　　日之食，与食之深浅，皆历家所能知，是盖有数，疑若不为变也。然天人之际，实相感通，虽有其数，亦有其道。日者阳也，阳为君、为父，苟有食之，斯为变矣。〔15〕

　　日食有其自身规律，人能够把握这一规律，把日食准确预报出来，但这并不意味它与人事无关，因为日象征人间君主，一旦发生日食，就意味着君主受到了侵害，就要组织救护。透过这些议论，我们深切感到，在日食救护这一问题上，科学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只有当人们彻底抛弃了封建社会政治道德观念以及产生日食灾异说的思想基础—天人感应理论，科学才有能力最终使封建的日食救护仪式寿终正寝。

　　在历史上，涉及到救日礼仪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妨举北宋一个例子。宋仁宗康定元年发生一次日食，《宋史·富弼传》记叙了与这次日食有关的一件事：

　　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请罢宴撤乐，就馆赐北使酒食。执政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闻契丹果罢宴，帝深悔之。

　　按照礼制，日食应该预止朝会庆典，罢宴撤乐，可是宋仁宗不接受富弼的意见，不愿这样做。事后得知，远在北方的辽国倒是一丝不苟按礼制规定去做了。消息传来，宋仁宗非常懊悔，感觉他的做法有失体面：“蛮夷之邦”尚然如此“重天敬礼”，而他身居华夏正统，却对象日食这样如此严重的“天谴”无动于衷，岂不被人嗤笑正因为有这种意识，所以事隔十九年，嘉佑四年元旦，当又出现类似情况时，他提前就预布了一道诏书：

　　明年正旦日食，其自丁亥避正殿，减常膳，宴契丹使毋作乐。〔16〕

　　这次日食，宋仁宗贬膳撤乐，退避正殿，一直坚持了五天。这是正统思想对于日食救护仪式发挥作用的典型表现。

　　四、日食救护礼仪与君主权势约束

　　在传统的救日仪式中，还有一种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朝臣们力图通过这种仪式来劝诫君主、限制君主权力。这种因素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学说有关。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皇帝受命于天来教养和统治人民，他若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通过变异现象来发出警告，如若执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灾祸，甚至另行安排代理人。”〔17〕在上天所显示的各种变异中，以日食最为严重，即所谓“夫至尊莫过乎天，天之变莫大乎日蚀”〔18〕所以，一旦出现日食，就意味帝王举措失当。对此，古人有大量论述。例如，春秋时晋人伯瑕认为，日食是“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19〕所谓不善政，当然是指执政者而言。国君是最大的执政者，所以，发生日食，当然可以认为是国君的过错所致。

　　正因为日食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所以历代的日食救护仪式都对天子在这一礼仪中的举动做出规定，要求他们素服斋戒，贬膳废乐，退避正殿，认真地反躬自省，直到日食结束。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给帝王以警诫，使他们对天产生畏惧感，不致于过分胡作非为。

　　在古代中国，帝王的权势至高无上，利用日食救护这种形式对之加以警诫，是古人为限制帝王权势所能采取的少数几种选择之一。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们对这套仪式非常器重，即使在认识到日食是自然现象，与帝王施政优劣无关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日食灾异说。唐代孔颖达对此有过清楚的表白：

　　然日月之食，于算可推而知，则是虽数自当然，而云为异者，人君位贵居尊，恐其志移心易，圣人假之灵神作为鉴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临下主，忽尔歼亡，俾昼作夜，其为怪异，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币之仪、贬膳去乐之数，皆所以重天变、警人君者也。〔14〕

　　北宋神宗时，有人公开对皇帝宜讲灾异与人事无关，宰相富弼闻知此事，很不以为然：

　　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t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20〕

　　富弼所要维护的，正是孔颖达所极力倡导的那套理论。他的着眼点并非在于灾异与人事是否真正有关，他所器重的在于这种学说是限制帝王权力的武器，这是问题的关键。

　　知识分子们借助日食等“灾异”现象来约束君主权势，不能说毫无效果。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都能够根据其礼制的规定，在日食期间素服避殿，反躬自责，有时还要颁布罪己诏，宣布大赦，让臣下上书直言，举荐人才等。正如江晓原所言：即使有昏君自居‘有德，，他通常也不敢忽视这些举动和仪式——‘正下无之，，连穰救也不修，那就坐等亡国，自己死于非命”。[21]在这方面，最让儒生们称颂的是汉文帝，公元前178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文帝为此下诏说：

　　联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肤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联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联，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22〕

　　汉文帝把日食发生原因归咎于自己，表现了少有的自责精神，他的做法，开后世帝王发生重大灾异时下“罪己诏”之先河。另外，随着文帝诏书的颁行，举贤良方正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也从此登上了汉代的历史舞合。

　　另一方面，对帝王们来说，在日食时发布罪己求言诏，也可以显示自己的雍容大度、敬天重礼、直言纳谏，因此，在明知日食发生与否与自己施政无关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不愿放弃这套做法。例如，北魏孝文帝的言论就很典型：

　　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故称日食修德，月蚀修刑，迹癸巳夜月蚀尽，公卿以下，宜慎刑罚，以答天意。〔23〕

　　孝文帝明知交食救护是“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但他并不废除这套仪式，相反，还根据礼制的规定，要求臣下做出相应的举措。这表明帝王们对依靠交食救护这套礼仪来约束其权势的做法并不反感，因为这种约束毕竟是虚无缥缈、不着实际的。

　　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日食救护来警诫君主，君主们也借这一机会来申斥臣下，这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春秋传》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责上公也，诸侯伐鼓于朝，退自责也。〔24〕

　　“责上公”，这是救日礼仪中“天子伐鼓于社”的寓意。对于这种寓意，帝王们是比较认真的，即便如汉文帝这位在历史上名声相当不错的皇帝，在发布日食自责诏时，也不忘说上一句“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让那些执政大臣，也分担一些责任。

　　在汉代，这种“责上公”的表现，常常是大臣尤其是宰相因日食而被免除职务。此类事时有发生，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仪式：

　　如淳曰：《汉仪注》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解、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宰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宰相不起，病闻。〔25〕

　　所谓“天地大变”，当然首推日食，因为“天之变莫大乎日蚀”。〔18〕这种仪式，虽然也会流于形式，但当皇帝与宰相之间有隔阂的时候，那就很实际了。例如，汉成帝时，发生一系列天变，宰相翟方进拿不准自己该如何做，这时他收到了皇帝赐给的十石酒、一头牛，于是当日就自杀了，成了“代君受过”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日食观念与传统礼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食救护作为一种礼制能够在历代王朝绵延不绝，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封建政治在起作用：既有忠君思想的羁绊，又有限制君主权势、或斥革手下群臣的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之关系，将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