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沈从文在文学上的贡献？

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先生一生中，有着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

扩展资料：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

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

只用一部《一一》就可以让人喜欢上杨德昌。我看了4部，但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他和他的**。

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你真正领会一部作品时，才有资格去评论它。 否则，任何观点都是肤浅甚至粗鄙的。对于杨德昌的**，我依然认为自己还缺乏理解它所需要的生活阅历。

因此，即便有所感悟也不敢乱下结论。

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时隔多年的老片子。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饱含了杨德昌对人、 社会 、乌托邦等等太多的注释，他的镜头不是为戏剧而生，是为人性而生。

金马奖影片，豆瓣88，IDMb接近满分， 这部被誉为“最好的华语**”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

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简的新闻 ，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 以下简称《牯岭街》）

1991他将时间点定位于民国50年，拍摄了从片名上看似血腥暴力的《牯岭街》，全景展示了台湾 社会 在那个时代人和事。

在我看来杨导是在 用**解构台湾 社会 ，通过发生在民国50年一段少年间的爱恨情仇故事隐喻的表达出了希望中的台湾民众杀死了过去台湾的观点。

杨德昌的**是那种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会不断有人翻出来一遍遍重温的经典，他不束之高阁，他不拒人千里，他更不神秘兮兮。

他的作品犹如放大镜一般的放大着整个当时全中国的 社会 矛盾 ，看得我都不忍再看下去。

平淡无奇的镜头语言一直 持续了快四个小时 ，《牯岭街》讲述了很多东西。

也就是这些毫无波折感的镜头才让观众体会到了心酸与感叹之情， 镜头从小的青少年暴力，早恋，分派别，再到中国内部阶级矛盾，人们捕风捉影，人心惶惶 。

杨导的确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否则拍不出来这么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

从《光阴的故事》《牯岭街》到《麻将》《一一》， 杨德昌从来没有将镜头离开青春**，他一直在用淡定而悲悯的目光随着时代用镜头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的悲欢离合 。

杨导的这四部**恰恰应和了中国古典哲学起、承、转、合的玄机，四部**正好构筑了整个人生。

而台湾青春**从侯孝贤、杨德昌到易智言、钮承泽，从《童年往事》《牯岭街》到《蓝色大门》《艋舺》以来的近三十年时间，台湾的此类**带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感动，正是这些异彩纷呈，别具魅力的台湾残酷青春**陪伴我们走过另一种青春年代，让我们感受、感悟、感动那一抹淡淡的忧伤，那一丝执拗的美好。

在这个时代，能继续看到这么精彩的作品，幸甚。

无论是从表现深度还是影像魅力来说，《牯岭街》都是华语**无法逾越的巅峰之作。

它独特而迷人的魅力即使今天看来亦生动可感，无法令人忘怀。

《牯岭街》也是杨德昌十年磨一剑的呕心沥血之作，堪称青春时代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写尽了青春时代的悲欢离合， 那种 砥砺的锐气和不羁的才情此后再也没有重现。

即使是生命咏叹诗式的《一一》抑难以匹敌《牯岭街》的灵气 ，那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安得几回闻”式的人生颂歌。

影片的故事背景20世纪50年代，是台湾政治生活的转型期。

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仓皇逃窜到台湾岛，同时也有大量平民涌入，远离故土，迎来的只有漫长的、毫无止境的等待。

杨德昌作品里展现的台湾就是处于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拉扯之下，其混乱、疏离与反复无常有时会引发削弱型的 社会 变乱， 那些处于 社会 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

《牯岭街》以旁观者一样的冷静视角展现了一种和平年代之下躁动不安的生存状态。

其实每一个 社会 都有这样一个必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美国的60年代是正是美国 历史 上最为狂躁的年代，史称“焦虑的一代”。而彼时的台湾，刚刚经历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超长融合期，党派矛盾与各种 社会 矛盾都在最为尖锐的时候。

在这个急剧转型的时期， 旧有的价值观遭到废弃，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 ，整个 社会 都没有一套合理的自我约束机制。

人们东奔西走忙忙碌碌，丧失了精神追求，随波逐流。

影片有两条线，都集中指向 社会 阶级矛盾。

主线指向了一群青少年中学生拉帮结派，帮派纷争。副线则指向了成人 社会 之间的政治斗争，比少年之间的帮派纷争更加凶险。

片中张震饰演的小四儿与父亲有着如出一辙的固执，这两个人物都有着旧时代仕人的那种高亮风骨。

他们奉行忠诚、简朴、勤学的信条，这正是传统的儒家、法家教导后人的为人之道。

滑头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滑头。这个人物见风使舵，充满了小人的阴狠毒辣。政治斗争中的汪狗同样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其实在那样无信仰的 社会 环境下，这种人的存在更加普遍。

他们的存在客观上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 社会 信仰已经从精神追求逐渐的开始物化为可以看得见的金钱和权力， 这正是《牯岭街》所展现出的 社会 精神状态，这是一种 社会 的病态 。

影片中的另一派人物相对来讲更加符号化，对于他们影片并没有着墨于更多的性格塑造。只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展现了他们的行为，显然站在了侠义精神的对立面。

哈尼死前单独约架曾经说过，最看不起他们的行为。

他们象征的更多的是信仰的压制者和毁坏者。而在成人 社会 中，这群人成了政治斗争的施加者，国民党党内的斗争成了毁坏 社会 信仰的大手，一个破坏者的形象在影片中被更加的符号化。

杨德昌通过对这几类人的刻画，展现了整个 社会 中多个矛盾极端，呈现出了一个精神上撕裂的焦虑 社会 。

所有的错综复杂的事件发展，归根结底都在于每一类人所信奉的规则不同、想法不同，而最终当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势必会造成一些惨剧的发生。

影片中间发生的一场惨烈的斗殴是全片的最高潮段落，在这场斗殴中另外一个帮派终于被消灭干净。

然而与这场大胜利同时到来的，却是父亲在政治斗争中的落败。

这一胜一败的结局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江湖”更险恶的战场——政治战场 ，它破坏了这个 社会 本来应该有的平衡，使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以为最不可能变坏的孩子居然走上了最绝的路，无法料想的结局。

影片开始的时候，小四和父亲并肩骑车从树木葱茏的林荫道深处缓缓出现在画面里，色调温暖明亮，一反影片始终笼罩着的灰暗阴沉。

那时的他是个典型的乖孩子、好学生，有着干净的脸和清澈的眼睛。 他的世界本来应该和黑暗没有任何交集，就算命运将他投入到那样一个混乱的环境里他也努力坚持自己，从未想过要去混。

他是黑暗里的一线光芒，就像他从片场弄来的那个手电筒照出的光，将黑夜照亮。

开始的时候电筒用来随意照人，透着孩子气顽皮搞怪的心态；

小四躲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里，打着电筒写日记，有时它开开关关，光亮明灭之间，少年彷徨无助的心也跟着摇摆不定；

小明也在路边把玩过这把手电筒，那时她和小四分享着希望的光芒，最快乐的一段光景。

再后来，小四带着手电筒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帮派活动，为哈尼报仇。一切都在幽暗中进行，只有小四电筒的光不时闪现。

他没有杀人，他还在坚持着。然而不公平的事一件件发生，朋友的死去，被记过，退学，这些都不至于熄灭小四内心的火焰。 但最后小明的背叛给了他致命一击，令他彻底放弃生命中的光线 ，虽然他曾如此热爱光亮。

影片快结束时，有一个细节，小四把手电筒留在了片场，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黑暗里最后一线光无声无息的消失了，谁的过错，无从解答。“人生真的好孤独啊，你知道一个人最绝望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人都是孤独的，彼此不能代替。

总觉得杨德昌不是在用胶片拍**，而是拿一架放大镜冷静观察，所有细节都得以最大程度的展示，他却仍旧躲在暗处不动声色。

他很少用煽情的特写和背景音乐，对少年人的爱情和青春几乎没有任何外露的渲染，只是静静填在一个个零碎的镜头里。

杨德昌对于 社会 的洞察有着异常冷峻和敏锐的感觉，他绝对是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在关照这个 社会 ，关照悲剧。

在他的**里，悲剧的发生是没有通俗叙述的因为和然后，一切都是顺水推舟，都在这个已经满目疮痍的 社会 机器的运转下发生。

所以，每个时代发生的悲剧尽管原因不同，但都不可避免。而 社会 机器同时又是人来操作的， 人心的贪欲和黑暗，可能都是这不能改变的一个源头 。

大姐的青春是入世和光明的，她漂亮的长裙，流利的英语，戴手表的姿势，还有教训弟妹的家长口气，就象是她妈妈留在上海的韶华；

老二的青春混沌而压抑，在家里永远处于被忽视被责罚的位置，流连于弹子房也可解释为内心中被接纳被承认的渴望。

二姐把青春的信仰奉献给了上帝，她的声音一直都是低沉而平静的，但最后得知小四杀人时歇斯底里的尖叫，却充满了对神的愤怒和绝望。小妹衣服上的钮扣总是掉，裙子总是嫌短，那是她迅速成长的青春。

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

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久违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十年前的张震还没长成今天《春光乍泄》和《卧虎藏龙》里的帅哥模样，但那张纯净的脸庞在我看来更加饱满，富于表现力。

小四这一形象并不因其寡言而显懦弱，相反是坚强有力的，他始终不肯放弃自我的信念，宁愿被学校记大过、开除也不认错，宁愿毁了自己也不允许小明这样“没出息”。

大家的注意力一般都集中在他杀小明这个中心情节上，但不应忽视的还有另外两个人物对他的影响—— 父亲和好友哈尼 。

同小四一样，父亲在大环境中的性格发展也是非常饱满的，在几乎相同的学校训导处场景中，观众清晰地看到了导演刻意安排的强对比， 由影片开始的据理力争到后来的唯唯诺诺，这个保有年轻人朝气的知识分子终于被残酷的现实彻底击垮 。

曾鼓励孩子“要相信自己的未来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的父亲在小四的精神世界里倒下了，他就只剩下哈尼的精神支持。

小明在他眼里是一个美丽的却又脆弱的待拯救的存在，他想要照顾她，想要将她抽离出自己混乱的生活，但小明不想改变，就如同这个世界一样。

爱情在小四心中其实是一种改变目前生存状态的力量，所以他才会对小翠也说出想要好好在一起的话，但是小翠直指他的痛处，让他不知所措，没想到在小明那里，他也得到了同样的答案。

杨德昌极其克制地表现了这本该大肆渲染的一切， 大量的全景甚至大全景镜头，人物的面目模糊 ，声音却在观众的耳边响起，如此清晰和接近。

这让人产生一种偷窥的假想。探照灯和蜡烛成为影片的常备光源，所有的杀戮和械斗几乎都发生在晚上，隐藏在黑暗中，也许表现这些打打杀杀不是目的，他要表现的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常常在想，小四心目中真正爱的究竟是小明还是哈尼？

这听起来有点儿荒谬，他远在认识哈尼之前就喜欢上了小明，但是哈尼在他生命里的昙花一现无疑给了他巨大的冲击。整部片子的基调是非常写实的，唯独对戏分不多的哈尼调入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蓝色海军服下的“小公园”老大英俊而孤独，他近乎傻气地单枪匹马去谈判，结果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只是为了像《战争与和平》里那个“独自去堵拿破仑的老头”一样去抗争那些不能抗争的事。

正是这看似不值得的死激发了小四强烈的生机，他第一次勇敢地向心爱的姑娘表白。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而到了影片的最高潮，他甚至发出了“现在，我就是哈尼”的声音。在他拔刀捅向小明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是在和哈尼一起同丑陋的现实世界争夺小明。

这就是杨德昌的高明之处。

被杀者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杨德昌加在她身上的已远远超出十几岁少女的负荷。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体现着矛盾的美感，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

你可以骂她水性杨花 ，跟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但在看完《牯岭街》第三遍后，我为她难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为小四。

如果说， 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 ；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而这唯一的光亮，还是被她自己掐灭的。

同小四家热闹温馨而相对稳定的气氛相比，小明和母亲总是在为明天的落脚点担心。她母亲曾忧伤地说，“你一定要快快长大。” 这沉重的期待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剥夺了她真正享有青春的权利，她在最单纯的年纪就迅速地被这个世界同化了。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她甚至比小四父亲还要成熟和衰老。

在另一面，小明的眉宇间还闪烁着纯真的光芒，她其实是那样迫切地需要被理解和尊重，因此小四是心灵上最贴近她也最温暖她的人。

但是最终，她还是背叛了小四，也就是背叛了自己，向更为强大的现实世界妥协了。

小四终于用匕首杀了小明，被判入狱十五年。

小猫拿了自己录制的音带去看他，却被看守随手丢进垃圾箱。空气中传来小猫细声细气模仿猫王的歌声，歌声稚嫩，是他们单纯而认真的青春。

看完**后，我怎能不为青春的死去痛哭？在杨德昌鲜血淋漓的青春里，又有谁能够不失声痛哭？

或者与其说杨德昌想让我们感动，他更想让我们思考，他把所有可以煽情的段落都消隐于镜头的背后，不让我们看见。

我们没有看到失去女儿的小明父母是怎样的撕心裂肺，她吞金自尽也是假他人之口说出来的。我们也没有看到张震被判刑后母亲的痛哭流涕，只看到她拿着儿子校服的黯然神伤。甚至在常规意义上本该给特写的人物却被遮挡在镜头之外

他用摄影镜头关照着这群悲苦的人，却始终用摄影机挡在你的面前，让你无法靠近，始终和人物和故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像生活中出现在我们周遭的人一样。

杨德昌透过这部**要问的终极问题：我们到底能不能改变世界？也许我们心里还是没有答案。

这真的是一部复杂的**，而我能品味到的况味又似乎太少太少了， 哪天夜深寂静之时，重新再看一遍，也许还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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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穆斯林的葬礼》 作者:霍达

《挪威的森林》 作者:村上春树

《基督山伯爵》 作者:大仲马

《教父》 作者:马里奥·普佐

《苏菲的世界》 作者:乔斯坦·贾德

《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塞林格

《白鹿原》 作者:陈忠实

《破碎的四月》 作者:卡达莱

《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美的历程》 作者:李泽厚

《围城》 作者:钱钟书

《汤姆叔叔的小屋》 作者:斯托夫人

《尘埃落定》 作者:阿来

《根》 作者:亚历克·黑尔

《生命从明天开始》 作者:心曼 春曼

《活着》 作者: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 作者:余华

《牛虻》 作者:伏尼契

《呼啸山庄》 作者：艾米莉·勃朗特

《拿破仑全传》 作者:刘乐土

《曹禺剧本选》 作者:曹禺

1《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近十年间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划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铜城除过河南人之外，从北方黄土高原和南方平原地区贫困县漫流来的乡民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有了煤炭业，这里就成了中国西部的阿拉斯加，吸引来无数寻找生活出路的人。在这个口音五花八门的“联合国”里，由于河南人最多，因此公众交际语言一般都用河南话。在铜城生活的各地人，都能操几句河南腔，哼几句嗯嗯啊啊的豫剧。 这城市四周全是山梁土峁。山上石多土薄，不宜耕作，农业人口远比不上黄土高原腹地稠密，更不要说和拥挤不堪的中部平原相比了。因为事农者甚微，加之此地又不缺乏燃料，这些山山峁峁竟然长起了茂密的柴草，甚至还有一些树木梢林，显得比黄土高原其它地方更有风光。每当入秋之时，有些山上红叶如火，花团锦簇般夺人眼目…… 山梁土峁间，由于地层深处挖掘过甚而形成空洞，地表时有下陷，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往往撕破了几架山梁，甚至大冒顶造成整座大山崩塌陷落，引起周围里氏三级左右的地震。大山以北一二百华里处就是黄河，它带着成千上万吨泥沙沉重地喘息着淌向东方…… 城市在这条狭长的山沟里只能摆下一条主街。那商店铺面，楼房街舍，就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街道，沿着铁路两侧，沿着那条平时流量不大的七水河，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密集如蜂房蚁巢，由南到北铺排了足有十华里长。 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一幢长方形的候车室涂成**，在这座沾灰染黑的城市里显得富丽堂皇。除过南郊军民两用的飞机场，火车站不大的广场也许是市内最为开阔的地方了。 火车从这里向南，穿越绿色的中部平原，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省城。而向西，向东，向北，都有公路伸出，一直可以通往邻近几个省份。这个火车站每天上下午分别和省城对开两趟快慢客车，其余就全都是运煤车了。 从陇海铁路岔出来的这条支线，它的最后一节铁轨并没有在这个车站终止。这钢铁阶梯又在这里岔出两股，一路爬坡穿洞，沿途串起了东西两面二十多个矿区。 外地人提起铜城，都知道这是个出煤的地方，因此想象这城市大概到处都堆满了煤。其实，铜城边上只有一两个产量很小的煤矿，其余的大矿都在东西两面那些山沟里。 当你沿着铁路支线拐进这些山沟，便会知道那里有着多么庞大的世界。这些相距只有十来里路的煤矿，每个矿区都有上万名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几乎都超过了一个山区县城的规模。密集的人口，密集的房屋，高耸的井架，隆隆的机声，喧嚣的声浪，简直使人难以置信这些小小的山沟山湾，怎么能承载了如此大的负荷？

2《穆斯林的葬礼》 作者:霍达

一个穆斯林的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的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展现了古老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矛盾的现实垂涎。作品清新流畅、质朴无华，以细腻的笔触探测人的心灵，读后荡气回肠，留下深沉的思索。

3《挪威的森林》 作者:村上春树

一本风靡全亚洲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曾高居日本文学史上的“超级畅销书”。

这当然要被算成是村上春树的代表作。许多人认识这位日本人就是从这本书开始。全书以回忆为线索，表达了青少年面对青春期的孤独困惑以及面对成长的无奈、无聊。村上通过年轻人在社会压力下无法摆脱的生存痛苦，第一次明明白白地强调了他在以后书中不断反复强调的主题：生命的悲哀与无力感。

这是一部伤感，又有痛苦，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小说主人公渡边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渡边的第一个恋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一年后渡边同直子不期而遇并开始交往。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腼腆，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两人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或后或并肩行走不止。直子20岁生日的晚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精神疗养院。渡边前去探望时发现直子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晚间两人虽同处一室，但渡边约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远等待直子。返校不久，由于一次偶然相遇，渡边开始与低年级的绿子交往。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这期间，渡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渡边失魂魄地四处徒步旅行。最后，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

我本人认为，内容错综复杂，不仔细看，容易弄不明白

4《基督山伯爵》 作者:大仲马

《基督山伯爵》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法老号大副唐泰斯受船长委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入死牢。狱友法里亚神甫向他传授了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唐泰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本书充满浪漫的传奇色彩，章章奇特新颖，引人入胜。

故事性很强, 很耐读!

5《教父》 作者:马里奥·普佐

这是是1969年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曾连续70周排名畅销榜，37年销量达2000万册。早在七十年代初已拍成**，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据小说改编的三部**有两部获奥斯卡奖。《教父》的故事提供了某种根植于美国人心中的可怕的愉悦因素，使读者近距离观察到一个令人震颤的黑暗而暴力的非法阶层，献给读者一场凶险生活方式的飨宴。 黑帮故事的经典~！

6《苏菲的世界》 作者:乔斯坦·贾德

风靡全球、超级畅销的哲学奇书

全世界最易读懂的哲学书

一本关于哲学史的小说

20世纪百部经典著作之一

1994年获"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与"最优秀作品奖"

《苏菲的世界》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由前苏格拉底时代到萨特，以及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人的思想都通过作者生动的笔触跃然纸上，并配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引人入胜。评论家认为，对于那些从未读过哲学课程的人而言，此书是最为合适的入门书，而对于那些以往读过一些哲学而已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士，也可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

7《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塞林格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虽然只有十几万字，它却在美国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1951年，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模仿主人公霍尔顿的装束打扮，讲“霍尔顿式”的语言，因为这部小说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理想、苦闷和愿望。经过30多年来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不愧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现代经典小说”之一。现在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它列为必读的课外读物，正如有的评论家说的那样，它“几乎大大地影响了好几代美国青年”。

8《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

《万历十五年》由黄仁宇先生于1976年在美国所著，在国内直到近些年才引起大众的注意。其实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始建宫室，布教令于部中，禁暴乱，戢盗窃，立法制……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9《美的历程》 作者:李泽厚

《美的历程》从宏观鸟瞰角度对中国数千年的艺术、文学作了概括描述和美学把握。其中提出了诸如原始远古艺术的“龙飞凤舞”，殷周青铜器艺术的“狞厉的美”，先秦理性的“儒道互补”，楚辞、汉赋、汉画像石之“浪漫主义”，“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六朝、唐、宋佛像雕塑、宋之山水绘画以及诗、词、曲各具审美的三品类，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由浪漫而感伤而现实之变迁等等重要观念，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此书于一九八一年初版，多次再版理印达几十万册。已有英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问世。这篇文章真的很好。

10《围城》 作者:钱钟书

《围城》是中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钱钟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就凭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钱钟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小说大师级人物。本书自四十年代末出版以来，有多少人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深深长叹，为它久久思索。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钱钟书的深入骨髓的洞见，通达超脱的生存智慧足以让读者品评再三。。

11《活着》 作者:余华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 在我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自来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分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那句老话：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而活着。

12《许三观卖血记》 作者: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199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小说讲述了许三观靠着卖血渡过了人生的一个个难关,战胜了命运强加给他的惊涛骇浪,而当他老了,知道自己的血再也没有人要时,精神却崩溃了法国《读书》杂志在评论《许三观卖血记》时说道: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小说,是朴实简洁和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余华目前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爱情故事,从文学风格上说,这将是一部与《许三观卖血记》迥然不同的作品,这部小说将于明年初完成 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这一切尤如盘起来的一捆绳子,被叙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尽头 在这里,作者有时候会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他认为应该尊重这些声音,让它们自己去风中寻找答案于是,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然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当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他又时常暗自得意:"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这似乎就是文学的乐趣,我们需要它的影响,来纠正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有趣的是,当众多伟大的作品影响着一位作者时,他会发现自己虚构的人物也正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他 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作者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 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

13《牛虻》 作者:伏尼契

牛虻:为信仰赴死如散步

他，牛虻——一个为了自己的革命信仰，甘愿被命运折磨的人。他深爱过两个人——父亲蒙坦里尼和高洁的女人琼玛，但后来的他一生都没有再给机会让他们来爱他。他的内

既是慷慨动人的革命书籍，又是高雅纯正的文学名著，本书充满深刻描写人情人性的艺术感染力。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土地最宽的前苏联，《牛虻》拥有着无数的、几代人的崇拜者。 主人公牛虻，是上流社会的叛逆。年轻时经历过几番刻骨铭心的感情苦难。他曾因无知而铸成大错。他最热爱的姑娘，给予他惨痛的心灵伤害；他尊敬的生父，却是凶残的政敌！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追真理，抛弃了爱情与生命――为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牛虻，成为青年人心中“坚强”的化身！ 小说围绕牛虻，恋人琼玛以及性格复杂的蒙泰尼里主教展开，线条简明而又写得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显示了作者激越的感情世界和浓厚的艺术功力。

14《呼啸山庄》 作者：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奇特的小说”，是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毕生的唯一力作。弃儿希刺克厉夫被“呼啸山庄”的主人恩萧收养，恩萧的女儿凯瑟琳与他从小友爱，产生了炽烈的爱情。而庄主的儿子辛德雷却仇恨他，老恩萧死后，把他降为奴仆，百般凌辱。凯瑟琳为了得到“画眉山庄”主人林顿的财产资助希刺克厉夫而嫁给了林顿。希刺克厉夫得知后愤然出走。几年后，希刺克厉夫致富归来，使辛德雷倾家荡产，并诱骗林顿之妹与他成婚，恣意虐待。凯瑟琳终因不能同希刺克厉夫结合而凄然病逝。

15《尘埃落定》 作者:阿来

《尘埃落定》是青年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该小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四川阿坝地区，当地的藏族人民被十八家土族统治着，麦其土司便是其中之一。

《尘埃落定》讲述的是康巴藏族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很民族化的题材。因为作家的族别，他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必然，但小说并不囿不于民族题材，小说中涉及到的权力、英雄、宗教、信用、仇杀、爱情等话题都具有现代意义。这使《尘埃落定》在题材上不仅有特殊性，更具有普遍意义。《尘埃落定》写的是历史，但历史也是一种现实，而这种现实得到更为充分的表达，它的面貌会更加文阔，更加深远。同一种空间，也就是具有演绎多种故事的可能。关于这段历史，阿来说“史是写出了它的一种状态，或者说是我对它某一方面的理解。”

16《拿破仑全传》 作者:刘乐土

1804年，在一个盛大无比的典礼中，拿破仑波拿巴为自己加冕，成为法国的皇帝。他的法语带着浓厚的科西嘉口音，看起来好像不大适宜做法国的***。可是他却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 他是一个军事天才，铁蹄踏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和埃及……1815年，英国和普鲁士联军在滑铁卢战役里使他一败涂地。拿破仑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一个英国的小岛上，6年之后与世长辞。 拿破仑还是一位既爱江山，也爱美人的大丈夫。其一生风流情债无数……他猎取美女芳心的招法，与他天才的军事才干一样出类拔萃……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公正、最生动、最细腻展示拿破仑军旅生涯和情感世界的著作!

17《破碎的四月》 作者:卡达莱

乔戈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从那一刻起，乔戈的生活便离他而去。根据统治阿尔巴尼亚北部高原地区的卡努法典：如果一个人被杀死，他的家人必须为他报仇。乔戈无法摆脱宿命，三月十七日，他成功地射杀了那个凶手。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他被允许了三十天的休战协定，于是他的四月破碎成了两部分：在四月十七日之前，是“白色”的，安全的；之后便是“黑色”白，亡命的。

与乔戈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来自都市，对高原文化充满向往。新娘迪安娜对被死亡威胁着的乔戈一见钟情，与此同时，乔戈也想在四月转成黑色之前再次邂逅迪安娜。

当人一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陷入一场追杀或者杀人的宿命中，生命只能如破碎的四月般短暂和仓煌。《破碎的四月》以简洁、诗一般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人一个月的故事，却反映了一个民族几百年的固扰和悲剧性。

中国的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和它们相比，中国的话剧却是十分年轻的。源于欧洲的话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至今不过80余年的历史，整部中国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丰富、充实，色彩斑斓，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在这部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人物，如曹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老舍等，他们各自以其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剧作闻名于中外文坛、剧坛，为中国话剧一步步由萌芽到成长到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为什么说曹禺的戏剧是中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以具体作品为例。

酬李端校书见赠

司空曙

绿槐垂穗乳乌飞，

忽忆山中独未归。

青镜流年看发变，

白云芳草与心违。

乍逢酒客春游惯，

久别林僧夜坐稀。

昨日闻君到城市，

莫将簪弁胜荷衣。

司空署诗鉴赏

这首七律自明清以来，各种选本多有选录，如唐汝询《唐诗解》、沈德潜《唐诗别裁》、王夫之《唐诗评选》、王尧衢《古唐诗合解》等。王夫之评此诗曰：

“温润为中唐首唱”。此语甚为恰当。

“绿槐垂穗乳乌飞，忽忆山中独未归”。首联言初夏时分，忽然想起山中隐逸生活的乐趣，可惜公务在身，不能归去。“绿槐垂穗”，为初夏景物，“乳乌飞”，乌生子，且已能飞，亦初夏时事，这一句借自然界的动植物来点明时令。下句说“忽忆山中”，说明以前曾在山中隐居过，“独未归”的“独”字用得妙，是说心虽有忆而身独未归，乃蒙李端见赠，能不兴归去之叹。“独”字还隐约透出作者当官的孤独苦闷之情。

“青镜流年看发变，白云芳草与心违。”颔联借写时序变化，年华流逝，来抒发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上句言揽镜自照，发现自己黑发已成白发，于此显示流年的更替，下句的“白云芳草”，是隐逸生活的象征，皎然《诗式》即将皇甫冉、刘长卿等山水隐逸诗人说成“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诗式》卷四“齐梁诗”条），诗人笔下的天边白云天涯芳草，都属望中渺远之物，“与心违”，是说心忆山中而身不得归，即身心相违。此联白云映青草，白发对青镜，对比入妙，而感情的抒发冲淡平和，一派“温润”之色。

“乍逢酒客春游惯，久别林僧夜坐稀”。此联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尧衢认为“逢酒客春游，此亦山中事也。乍逢，见偶逢着而即游也，惯字，内有习惯之意。”（《古唐诗合解》卷六）唐汝询则说这两句为“虽多酒客之游，已少林僧之语”。（《删定唐诗解》卷二十一）细玩诗意，上句写在朝之事，正好与下句山中之事相对，应以后说为当，因为“春游”二字，只能理解为在朝当官期间，闲暇时春游，若在山中，日日皆可春游，不须特意提出，而且“酒客”“林僧”显然属于两种类型的人物，若认为二句写一件事，诗意难通。颈联的意思是，现在我有时逢到酒客，和他们一起春游，已成习惯，而象过去在山中那样，与林僧夜坐清谈的机会，反而稀少了。说的也是厌倦仕途，向往山林，而语气依然从容不迫。

“昨日闻君到城市，莫将簪弁胜荷衣”。尾联劝诫李端，点明主题。李端原在山中隐居，最近忽然来到城市，诗人以为他有求仕之意，所以劝诫说：不要认为簪弁（簪弁是为官的标志，此指做官）就比荷衣好（荷衣，楚辞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本指人品高洁，后为隐者代称），这两句是劝勉李端归隐之辞，同时也是诗人心曲的表白，是自勉之辞。

沈德潜说这首诗：“言己系于一官，不能遂白云芳草之心，未勉其（指李端）坚守初服，勿萦情于簪弁也”。对该诗题旨的剖析，可谓精当。

此诗是一首酬赠诗。“大历十才子”的应酬诗除一部分歌颂达官贵人者外，大都写时序的流逝、节物的更迭、人事的升沉离合等等，大都贯穿着伤时悯乱的情绪，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合乎中国美学“乐而不*，哀而不伤”的规范。这首诗也是借物抒情，只不过感情更进一步淡化，虽也写流年变迁，人事离合，表达思归之情，但并未流露哀伤之感，而是笔调轻松，意味醇厚，达到了“中和之美”的较高境界，王夫之说它“温润为中唐首唱”，恐怕就是从这一角度来看的。

这首诗能达到这种境界，与作者及李端的身世、性格有很大关系。《唐才子传》说司空曙“性耿介，不干权要，家无甔石，晏如也”。李端“弹琴读《易》，登高望远，神意泊然，初无宦情，怀箕颍之志”。可见，司空曙写自己厌倦仕途是出于本性，劝李端坚守初衷是出于真情，他们都不是那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或想走“终南捷径”的人，正因有如此襟怀，才写出此笔文字，方达到此种境界。

　　简论徐志摩的诗歌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文章中略见一鳞半爪外，直至1981年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成集子发行。

　　徐志摩的诗歌出现在"五四"之后的中国诗坛上，时间大约为1922年。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的飞机不知何故（有一说是因浓雾所致）撞到了济南的开山上，人机俱毁。是时，年仅36岁。

　　徐志摩曾和胡适、陈西滢、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过《新月》诗歌月刊。闻一多先生关于新格律诗的"三美"理论，被公认为是"新月派"诗歌特色的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他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位诗人和作家来说，确乎太短暂了，而他竟留下了大量的著译，单单诗歌就有近150首之多！这些诗歌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给我国新诗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件。他怒目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赞美列宁，认为"他的精神竟可以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不会消灭的"。但又声称"我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列宁忌日-- 谈革命》）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

　　鲁迅先生有段为人熟知的名言："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① 今人重新审视古人，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用化学分析的手段做文学鉴定，于判断文学遗产的取舍是极为有害的，那将使今天的学术研究趋于简单化、庸俗化、泡沫化，最终沦为过眼云烟。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不能在新月派、徐志摩、徐志摩的诗歌之间划上等号。新月派是由一群作家、理论家在其文章、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主要成员的政治态度亦不完全一致，并且不断分化，最终道路各异。徐志摩虽是新月派的骨干，但他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创作道路。他既不等同于闻一多，也不是胡适的附庸。徐志摩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够代表新月派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对他的诗歌，最好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具体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以偏概全，再犯"捧杀"和"骂杀"的旧疾。

　　内容复杂 思想矛盾

　　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以往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多半是仅对其艺术技巧作部分肯定，而对其内容则往往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徐志摩诗歌的内容也很有细加分辨的价值，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譬如：

　　干什么来了？

　　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元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

　　在乌龙山下变粪？

　　--《俘虏颂》

　　诗中嘲笑、讽刺那没有头脑、糊里糊涂替主子卖命送死的俘虏，锋芒实指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内战的立意显而易见。《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拿瘪了的兄弟往里掷，掷满了给平上土，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作记认，管他是姓贾还是姓曾！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娘抱着个烂了的头，弟弟提溜着一只手，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剪取这样一幅凄惨可怖的画面，诗人多少也表露出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愤恨。

　　徐志摩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对于徐志摩的思想核心，似有必要剖析一下。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② 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徐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对爱、自由的追求和美的享受都包括在内）。"③ 据此，我们也有理由断言：徐志摩的人道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注脚就是他的"宣言"。

　　"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先生！先生！》、《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见《志摩的诗》）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他清楚地看到：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叫化活该》

　　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对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祖国和民众，他怀有怜悯心。《庐山石工歌》附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叙："那时我住在小天池，正对着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时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徐志摩热爱弥尔顿、拜伦、耶稣、尼采、甘地、罗兰、托尔斯泰和哈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永恒的是"（Everlasting Yes）的哲学观点特别为徐志摩所推崇。他说："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s!"Л·契尔卡斯基在其论著《中国新诗》中，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永恒的是'的思想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衣裳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表现为种种外部的衣着、标志，其后掩盖着神的永恒本质。《旧衣新裁》的"永恒的是"一章表达了成为诗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的饶有兴味的思想。"针对徐志摩的"宣告"，Л·契尔卡斯基分析道："徐志摩如此拚命抓住卡莱尔的名言不放的原因也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差别，这句名言成了这位中国诗人的灵魂的屏障，他的护照和进攻武器。"对照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他的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也不能抹煞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尤为难能可贵。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没有给他安上政治的显微镜，帮助他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地影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这样的诗虽然在徐志摩笔下为数寥寥，却也多少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政治上的偏见、立场上的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去这些政治诗，徐志摩还有一些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请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用"水莲花"比附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恻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或许是情人）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的柔情，吟咏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那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美丽的康桥（即剑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辞，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飘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难怪他后来的妻子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味。"

　　还需指出，徐志摩也写过一些无聊、颓废、色情的诗。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毋须多作剖析，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到此为止，这首诗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糟糕，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

　　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徐志摩也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徐志摩好像一颗彗星，伴随着一道亮光就迅速而永久地消逝了。他的夭折对中国新诗坛究竟是福是祸，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对此，捷克的汉学家普契克有一段评论很有意思，特辑录在此，也许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无补益。普契克写道："谁知道他能成为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情？但飞机中途失事，遇雾撞到了山上，于是这位未来能够给当代中国以语汇和韵律的人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唯一能建树这样的功勋的人。也许他的遭遇总的说来不是一件不幸？也许命运比我们对一个如此早逝的人的痛惜更为明智？因为谁能知道，从水上飘浮的柳絮，溪上小桥的绿影到马达轰鸣的工厂这段漫长的道路，一个人有没有力量走过？走过之后，能不能依然是位诗人？他有没有力量去征服十八世纪？从描写情人的扇子的格律诗，到刻划为了糊口而一天十二小时用瘦弱的肌肉同整个世界进行英勇超人的斗争的人力车夫，他能不能一越而过？……

　　（徐志摩擅长写）需要用语言表达一种情绪，即当一个人看到土地开始散发芳香，在废墟里，在草丛的荫影下出现一些僻静的角落，从那里传出切切的私语和朗朗的笑声时，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但时代）还需表达出另一种情绪，即游行队伍的天崩地裂般的呼喊声。但是这一切他不愿照老样子去写。他应该找到新的形式、新的语汇、新的形象。"④

　　瑕瑜互见 面貌各异

　　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观点。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诘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弊，贬其为诗坛"小丑"。

　　平心而论，徐志摩的诗确实存在着过于雕琢形式，刻意追求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且越至后期，越趋于极端。如何看待这种特别强调艺术的现象，是分析、研究其诗歌艺术风格的关键。

　　艺术品的产生，本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要创造艺术品，自然就得讲究艺术性，力争使作品的内在思想和表现手法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特别是文学作品，较之其他艺术样式更为直接、详尽地传递着作家的思想感受，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因此，在肯定文学作用的前提下，注意提高文学技巧和形成风格流派，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理直气壮的。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强调过头就容易走向反面。孤立地谈艺术，将艺术凌驾于思想内容之上，甚至认为追求艺术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最终和全部的目的，这就在客观上把严肃的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结果，势必降低、削弱以至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通常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提法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不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本人遭遇出发，简单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不仅毫无说服力，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蜚声世界文坛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曾是一个渴望战斗的鼓手。他的《自由颂》响彻愤慨的吼声：

　　唉，无论我朝哪儿观看，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锁链，

　　还有致人死命的法律的羞辱，

　　和奴隶们的吞声饮泣；

　　到处都是被偏见的浓雾

　　笼罩着的邪恶的权力。

　　然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人，常常爱引用他的另一首诗以为佐证，

　　不是为了生活的骚扰，

　　不是为了私欲，

　　也不是为了战斗，

　　我们生来是为了灵感，

　　为了甜蜜的声音和祈祷！

　　稍一推究两诗形成的历史背景，便不难明白其原委：普希金写后一首诗时正受到沙皇和宪兵司令的特别"保护"。普列汉诺夫据此论证：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⑤ 我体会普氏的意旨是：在大夜弥天、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诗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语牌，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骨子里或许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内蕴。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进步性就不当被漠视。自然，这种软性抵抗难免流于消极。请看徐志摩后期的一首诗，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纡回，

　　有时候匆忙。

　　…… ……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儿们往哪儿飞？

　　…… ……

　　--《雁儿们》

　　该诗样式别致，格调殊众，艺术上颇有特色。二、三两句采用叠置的手法，同样的内容，音值却增长一倍，语气加重，印象亦深，与后两句诗互为照应，融洽得体，不仅能吟咏，也很好看，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体裁。可惜的是，这首身段美丽的小诗，思想性却十分贫乏。看来看去，只见些许淡淡的、莫名的惆怅织在字里行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茅盾语）

　　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都是人们为了多层次地表达细腻的思想感情，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的作用是相近的。然而，各种艺术都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完全取代另一种艺术。就说"诗"与"歌"吧，这两个词常常联合使用，足见它们的关系之亲密。但细论起来，还是各有讲究的。诗是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将热烈跳荡的情感编织成思维形象，以引起阅读者心灵上的波动与共鸣，达到怡情寄慨的目的。歌则依靠高低、长短、强弱有机组合的旋律音响构造出听觉形象，即使没有歌词，单凭旋律，听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某种情绪氛围，获得美的享受。闻一多强调诗要具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把单纯词、复合词、词组看作"音节"，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音节的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这个理论高出前人，自有其价值。但是，"诗"与"歌"毕竟各自为一门艺术，不承认这点，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创作中就会走弯路，事倍功半。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沉雄浑凝，蕴含着俄罗斯民族对沙皇统治的深深不满，是一首富于反抗精神的纤夫之歌。徐志摩模仿它写了一首《庐山石工歌》，除了"鄱阳湖低庐山高"，"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黑上山去"几句话外，通篇就是"浩唉"的语气词堆砌。虽然作者饱蘸浓墨，精心设计，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号，仍不能产生类似《伏尔加船夫曲》那样粗犷激越的艺术感染力。因为船夫曲中的"嗨哟"通过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音量的对比交替，一下子就能强烈地震撼听众的心灵。而《庐山石工歌》中的"浩唉"，没有模进、变奏、转调、加花这些音乐特有的艺术手段作支撑，仅靠感叹句或三节一句、两节一行的不断反复，仍然是静止的文字，无法达到音乐那样具有强烈动感的效果。难怪不少人认为，《庐山石工歌》还不如它的附录来的动人哩。以此为鉴，多少也能看出，即使是诗这个比较讲究形式和技巧的文学品种，光有激情和技巧，轻视思想性的凝练与开掘，同样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品。毋须否认，徐志摩对白话诗技巧的探索、创新，还是很有成就的。这首先表现为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清新。《一条金色的光痕》用的是硖石土白，与诗中农妇的形象相吻合，读来淳朴感人，乡情浓郁。《毒药》、《白旗》有感于时事，觉得负载不堪忍受，人的天性遭到滚油般的煎熬，面对恶毒的红尘世界，诗人也报以利刃、狞笑和毒药。两诗都是散文体，自由的体式与充实的思想内容十分协调，相得益彰。《谁知道》以坐车人与拉车的"褴褛老头"对话的方式，为那个像夜一样暗沉沉、黑黢黢、遍地是坟，人鬼不分的社会镌刻了一幅肖像。坐车人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拉车人呆滞、麻木的神态互为反衬，对比强烈，气氛阴森。全诗不拘格套，句子或长或短，韵脚时有时无，完全服从内容需要，毫无雕琢之痕，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其他形式的还有《庐山石工歌》为号子风；《梅雪争春》、《人变兽》都是四句一段，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块诗；甚至阶梯式、民歌体、自由体、无韵诗等都在他笔下出现过。从题材、体裁上分析，有颂歌、牧歌、打夯歌、风景诗、恋曲、打油诗、讽刺诗、抨击词、忏悔录、悼亡辞……无论那种题材、体裁的诗，徐志摩写来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见佳作，如有神助。这对一个创作时间仅十年，学诗起步又很晚的人来说，堪称一绝。

　　感情奔放，多用口语，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吟诗赋曲，古往今来皆视为雅事，故列位于"六艺"之首。即或有几位感时伤事、愤世嫉俗的士林豪杰，临到落笔成文之际，一腔怒火怨气，也都化为雅丽的辞章，绝少有以野语村言入诗的。纵观徐志摩的诗，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等抒情小品，固然琳琅满目，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

　　写诗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今人目睹他留下来的"残破的花样"，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其诗作的文本原义出发，根据"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联系新文学的成长道路，对徐志摩和他的诗作给出公允的评价，这该是毋须多证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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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子卿足下[1]：

勤宣令德[2]，策名清时[3]，荣问休畅[4]，幸甚幸甚[5]。远托异国[6]，昔人所悲，望风怀想[7]，能不依依[8]！昔者不遗，远辱还答[9]，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10]，能不慨然[11]？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覩，但见异类[12]。韦鞴(ㄍㄡ沟)毳(ㄘㄨㄟˋ脆)幕[13]，以御风雨；羶(ㄕㄢ山)肉酪浆[14]，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15]，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16]，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ㄐㄧㄝ接)乎子卿[17]，陵独何心[18]，能不悲哉！

注释

[1]子卿：苏武字。足下：古代用以称上级或同辈的敬词，周代、秦代时多以之称君主，后世则多用于同辈之间。

[2]令德：美德。令：美。

[3]策名：臣子的姓名书写在国君的简策上。这里指做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清时：政治清明的时世。此处指昭帝在位之际。

[4]荣问：好名声。问通「闻」。休畅：吉祥顺利。休，美。畅，通。

[5]幸甚：这里表示为对方的处境顺利而高兴。

[6]异国：此指匈奴。

[7]风：此处指怀念对象的风采。

[8]依依：恋恋不舍之状。

[9]辱：承蒙，书信中常用的谦词。

[10]敏：聪慧。

[11]然：此处作动词「慨」的词尾。

[12]异类：古代对少数民族的贬称。此处指匈奴。

[13]韦鞴：皮革制的长袖套，用以束衣袖，以便射箭或其他操作。毳幕：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

[14]羶肉：带有腥臭气味的羊肉。酪浆：牲畜的乳浆。

[15]玄冰：黑色的冰。形容冰结得厚实，极言天气寒冷。

[16]胡笳：古代我国北方民族的管乐，其音悲凉。此处指胡笳吹奏的音乐。

[17]嗟乎：叹词。

[18]独：反诘副词，有「难道」的意思。

原文

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19]；妻子无辜，并为鲸鲵(ㄋㄧˊ泥)[20]；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ㄙˋ四)[21]，更成戎狄之族[22]，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23]，孤负陵心区区之意[24]。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心以自明[25]，刎颈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矣[26]，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辙(ㄓㄜˊ折)复苟活[27]。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祇令人悲，增忉怛(ㄉㄠ刀 ㄉㄚˊ答)耳[28]。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

注释

[19]临年：达到一定的年龄。此处指已至暮年。

[20]鲸鲵：鲸鱼雄的叫「鲸」，雌的叫「鲵」。原指凶恶之人，《左传·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此处借指无罪而被杀戮的人。

[21]先君：古人对自己已故父亲的尊称，此处指李当户。当户早亡，李陵为其遗腹子。嗣：后代，子孙。

[22]戎狄：古代对少数民族的贬称，与前面「蛮夷」均指匈奴。

[23]蒙：受到。明察：指切实公正的了解。

[24]孤负：亏负。后世多写作「辜负」。区区：小，少。此处作诚恳解。

[25]刺心：自刺心脏，意指自杀。

[26]已矣：表绝望之辞。

[27]攘臂：捋起袖口，露出手臂，是准备劳作或搏斗的动作。辙：总是。

[28]不入耳：不中听的话。忉怛：悲伤。

原文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29]，出征绝域[30]。五将失道[31]，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32]，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33]。然犹斩将搴(ㄑㄧㄢ千)旗[34]，追奔逐北[35]，灭迹扫尘[36]，斩其枭(ㄒㄧㄠ消)帅[37]，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38]，意谓此时，功难堪矣[39]。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40]，强逾十万。单(ㄔㄢˊ蝉)于临阵[41]，亲自合围。主客之形，既不相如[42]；步马之势，又甚悬绝[43]。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创乘痛[44]，决命争首[45]。死伤积野，馀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46]，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47]，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48]。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49]，而贼臣教之[50]，遂使复战，故陵不免耳。

注释

[29]先帝：已故的皇帝，指汉武帝。

[30]绝域：极远的地域。此处指匈奴居住地区。

[31]五将：五员将领，姓名不详。《汉书》未载五将失道的事，惟《文选》李善注载：「《集》表云：『臣以天汉二年到塞外，寻被诏书，责臣不进。臣辄引师前。到浚稽山，五将失道。』」

[32]天汉：武帝年号。文中指汉朝控制的区域。

[33]当：挡。这里指抵御。新羁之马：新装备的骑兵。

[34]搴：拔取。

[35]奔：逃跑的。

[36]灭迹扫尘：喻肃清残敌。

[37]枭帅：骁勇的将帅。

[38]希：少，与「稀」通。

[39]难堪：难以相比。堪：胜。

[40]练：同「拣」，挑选。

[41]单于：汉时匈奴君长的称号。

[42]相如：相比。如：及，比。

[43]悬绝：相差极远。

[44]扶：支持，支撑。乘：凌驾，此处有不顾的意思。《汉书·李陵传》：「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

[45]决命争首：效命争先。

[46]干戈：此处指兵器。

[47]徒首：光著头，意指 防护的甲衣。

[48]饮血：指饮泣。形容极度悲愤。《文选》李善注：「血即泪也。」

[49]引还：退兵返回。引：后退。

[50]贼臣：指叛投匈奴的军候管敢。

原文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51]。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52]，岂易为力哉[53]？而执事者云云[54]，苟怨陵以不死[55]。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56]？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57]，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58]。昔范蠡(ㄌㄧˇ里)不殉会稽(ㄍㄨㄟˋ贵 ㄐㄧ鸡)之耻[59]，曹沫不死三败之辱[60]，卒复勾践之雠[61]，报鲁国之羞[62]，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63]。

注释

[51]「昔高皇帝」二句：是说从前(指公元前200年，即汉高祖七年)高祖皇帝(即高祖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万驻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准备伐匈奴，被冒顿单于带领四十万骑兵围困七日之久。

[52]当：如，像。

[53]为力：用力，用兵。

[54]执事者：掌权者，此指汉朝廷大臣。

[55]苟：但，只。

[56]宁：难道，反诘副词。此句与上句连用反诘，调换反诘词以免重复。妻子：妻子、儿女。

[57]「故欲」二句：据《文选》李善注载：「李陵前与苏子卿书云：『陵前为子卿死之计，所以然者，冀其驱丑虏，翻然南驰，故且屈以求伸。若将不死，功成事立，则将上报厚恩，下显祖考之明也。』」

[58]灭名：使名声泯灭。这里「灭名」与「虚死」对应，是取身无谓而死、名也随之俱灭之意。

[59]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前494年(鲁哀公元年)越王勾践兵败，率五千人被围在会稽山，向吴王夫差求和，范蠡作为人质前往吴国，并未因求和之耻自杀殉国。范蠡，字少伯，春秋楚国宛(今河南省南阳县)人，是辅助勾践振兴越国、兴师灭吴重要谋士。后至齐，改名鸱夷子皮。晚年经商，称陶朱公。

[60]曹沫不死三败之辱：曹沬曾与齐国作战，三战三败，并不因屡次受辱而自杀身死。曹沫，春秋鲁国人，以勇力事鲁庄公。前681年(鲁庄公十三年)，齐桓公伐鲁，庄公请和，会盟于柯(今山东省东阿县西南)，曹沫以匕首劫持桓公，迫使他全部归还战争中侵占的鲁国土地。

[61]卒复勾践之仇：指勾践灭吴，夫差自杀。

[62]报鲁国之羞：此句指柯盟追回齐国侵地。

[63]椎心、泣血：形容极度悲伤。椎：用椎打击。泣血：悲痛无声的哭。

原文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絷(ㄓˊ直)[64]，韩彭葅醢(ㄐㄩ居 ㄏㄞˇ海)[65]，鼂(ㄔㄠˊ朝)错受戮[66]，周魏见辜[67]。其馀佐命立功之士[68]，贾谊亚夫之徒[69]，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ㄔㄢˊ蝉)[70]，并受祸败之辱[71]，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72]，谁不为之痛心哉？陵先将军[73]，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74]，徒失贵臣之意[75]，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76]。何谓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77]。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78]；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79]。丁年奉使[80]，皓首而归[81]；老母终堂[82]，生妻去帷[83]。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ㄇㄛˋ漠)之人[84]，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85]，受千乘之赏[86]。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87]，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88]。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89]；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90]。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且汉厚诛陵以不死[91]，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92]，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93]，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ㄑㄧˇ起 ㄙㄤˇ嗓)[94]，还向北阙[95]，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96]？愿足下勿复望陵。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97]？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98]，勉事圣君[99]。足下胤子无恙[100]，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101]。

注释

[64]萧：萧何(？——前193)，沛(今江苏省沛县)人，辅助刘邦建立基业，论功第一，封酇侯。他曾因为请求上林苑(专供皇族畋猎的场所)向老百姓开放而遭囚禁。樊：樊哙(？——前189)，沛人。从刘邦起兵，屡建功勋，封舞阳侯。曾因被人诬告与吕后家族结党而被囚拘。

[65]韩：韩信(？——前196)，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市)人，初随项羽，后归刘邦，拜大将，屡建奇功，封楚王，后贬为淮阴侯。他因要响应陈狶起兵造反，被吕氏斩首。彭：彭越(？——前196)，昌邑(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人，秦末聚众起兵，后归刘邦，多建军功，封梁王。他因造反被囚，高祖予以赦免，迁至蜀道，但吕氏仍将他处死，并夷三族。葅醢：剁成肉酱，是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

[66]鼂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省中部及南部地，治所在禹县)人。汉景帝时，他建议削各诸侯国封地。后吴楚等七国诸侯反，有人认为是削地所致，鼂错因而被杀。鼂错：亦作「晁错」。

[67]周魏：周勃(？——前169)，沛人，从刘邦起事，以军功为将军，拜绦侯。吕氏死，周勃与陈平共诛诸吕，立汉文帝。周勃曾被诬告欲造反而下狱。魏：魏其侯窦婴(？——前131)，字王孙，观津(今河北省衡水县东)人，窦太后侄。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封魏其侯。与灌夫为至交。汉武帝时，灌夫因与丞相田蚡(ㄈㄣˊ)结仇下狱，窦婴力图相救，受牵连而被诛。见：受。辜：罪。

[68]佐命：辅助帝王治理国事。

[69]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自幼博学，汉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积极参与政事，并勇于针砭时弊。亚夫：即周亚夫(？——前143)，周勃之子，封条侯，曾屯军细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以军令严整闻名。汉景帝时，任太尉，率师平定七国叛乱。

[70]小人：包括排挤贾谊的绦侯周勃，而前文有「周魏见辜」句，谨录备考。

[71]「并受」句：指贾谊被在朝权贵(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排斥，流放长沙；周亚夫因其子私购御物下狱，被诬谋反，绝食而死。

[72]二子：指贾谊、周亚夫。《文选》李善注解说：「二子，谓范蠡、曹沫也。言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耻报功也。」可备一说。遐举：原指远行，此处兼指功业。

[73]陵先将军：指李广。

[74]冠：在……之中居第一位。作动词用。

[75]贵臣：指卫青。卫青为大将军伐匈奴，李广为前将军，被遣出东道，因东道远而难行，迷惑失路，被卫青追逼问罪，含愤自杀。

[76]戟：古兵器，合戈矛为一体，可以直刺、横击。

[77]万乘：一万辆车。古代以万乘称君主。文中武力强盛的大国。虏：古代对少数民族的贬称。此指匈奴。

[78]伏剑：以剑自杀。此句是说，苏武在卫律逼降时，引佩刀自刺的事。

[79]朔北：北方。这里指匈奴地域。

[80]丁年：成丁的年龄，即成年。这里强调苏武出使时正处壮年。

[81]皓首：年老白头。皓：光亮、洁白。

[82]终堂：死在家里。终：死。

[83]去帷：改嫁。去，离开。

[84]蛮貊：泛指少数民族。这里指匈奴。貊，古代对居于东北地区民族的称呼。

[85]茅土之荐：指赐土地、封诸侯。古代帝王社祭之坛共有五色土，分封诸侯则按封地方向取坛上一色土，以茅包之，称茅土，给所封诸侯在国内立社坛。

[86]千乘之赏：也指封诸侯之位。古代诸侯称千乘之国。

[87]典属国：官名。掌管民族交往事务，位在三公之下，属官有九译令。秩中二千石，即每月受俸一百八十斛。

[88]加：施。这里有奖赏之意。

[89]万户侯：食邑万户之侯。文中指受重赏、居高位者。

[90]廊庙：殿四周的廊和太庙，是帝王与大臣议论政事的地方，因此称朝廷为廊庙。「廊庙宰」，即指朝廷中掌权的人。

[91]厚诛：严重的惩罚。

[92]孤恩：辜负恩情。恩，此指上对下的好处。下句「负德」之「德」偏指下对上的功绩。

[93]安：安于死，即视死如归之意。

[94]稽颡：叩首，以额触地。颡：额。

[95]北阙：原指宫殿北面的门楼，后借指帝王宫禁或朝廷。

[96]刀笔之吏：主办文案的官吏，他们往往通过文辞左右案情的轻重。

[97]夫：发语词，无义。

[98]幸：希望。故人：老朋友。此处指任立政、霍光、上官桀等人。

[99]圣君：指汉昭帝刘弗陵。

[100]胤子：儿子。苏武曾娶匈奴女为妻，生子名叫苏通国，苏武回国时他仍留在匈奴，汉宣帝时才回到汉朝。

[101]顿首：叩头，书信结尾常用作谦辞。

注天 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按兵不动，致使李陵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遂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 的苏武数次相见。始元六年（前81），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故其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作者

李陵（？—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西汉将领，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士卒，颇得美名。曾率军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匈奴，汉朝武帝族灭其家。李陵遂留匈奴，单于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

李陵被认为是五言诗创始者之一：「其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皎然《诗式》）钟嵘《诗品》称他「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 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则是结合身世对其创作的评价。杜甫称「李陵苏武是吾师」，苏轼称「苏李之天成」， 对李陵作品的怨愤深沉、自然天成都有激赏。[汉书李陵传]《李陵作品》

译文

子卿足下：

您辛勤地宣扬美德，为官于太平盛世，美名流传四方，真是值得庆幸啊！我流落在远方异国，这是前人所感悲痛的。遥望南方，怀念故人，怎能不满含深情？以前承蒙您不弃，从远处赐给我回音，慇勤地安慰、教诲，超过了骨肉之情。我虽然愚钝，又怎能不感慨万端？

我从投降以来，身处艰难困境，一人独坐，愁闷苦恼。整天看不见别的，只见到些异族之人。我戴不惯皮袖套，住不惯毡幕，但不得不靠它们来抵御风雨；吃不惯腥羶的肉，喝不惯乳浆，但粗得不用它们来充饥解渴。眼看四周，有谁能一起谈笑欢乐呢？胡地结着厚厚的坚冰，边塞上的土被冻得裂开，只听见悲惨凄凉的风声。深秋九月，塞外草木凋零，夜晚不能入睡，侧耳倾听，胡笳声此起彼伏，牧马悲哀地嘶叫，乐曲声和嘶鸣声相混，在边塞的四面响起。清晨坐起来听著这些声音，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水。唉，子卿，我难道是铁石心肠，能不悲伤？

同您分别以后，更加无聊。上念老母，在垂暮之年还被杀戮；妻子、儿女们是无罪的，也一起惨遭杀害。我自己辜负了国家之恩，被世人所悲怜。您回国后享受荣誉，我留此地蒙受羞辱。这是命中注定的，真是无可奈何！我出身于讲究礼义的国家，却进入对礼义茫然无知的社会。背弃了国君和双亲的恩德，终身居住在蛮夷的区域，真是伤心极了！让先父的后代，变成了戎狄的族人，自己怎能不感到悲痛。我在与匈奴作战中功大罪小，却没有受到公正的评价，辜负了我微小的诚意，每当想到这里，恍惚之中彷佛失去了对生存的留恋。我能够以刀刺心来表白自己，自刎来显示志向，但国家对我已经恩断义绝，自杀毫无益处，只会增加羞辱。因此常常愤慨地忍受侮辱，就又苟且地活在世上。周围的人，见我这样，用不中听的话来劝告勉励，可是，异国的快乐，只能令人悲伤，增加忧愁罢了。

唉，子卿！人们的相互瞭解，贵在相互知心。前一封信匆忙写成，没有能够充分表达我的心情，所以再作简略叙述。

从前先帝授予我步兵五千，出征远方。五员将领迷失道路，我单独与匈奴军遭遇作战，携带著供征战万里的粮草，率领着徒步行军的部队；出了国境之外，进入强胡的疆土；以五千士兵，对付十万敌军；指挥疲敝不堪的队伍，抵挡养精蓄锐的马队。但是，依然斩敌将，拔敌旗，追逐败逃之敌。在肃清残敌时，斩杀其骁勇将领，使我全军将士，都能视死如归。我没有什么能耐，很少担当重任，内心暗自以为，此时的战功，是其他情况下所难以相比的了。匈奴兵败后，全国军事动员，又挑选出十万多精兵。单于亲临阵前，指挥对我军的合围。我军与敌军的形势已不相称，步兵与马队的力量更加悬殊。疲兵再战，一人要敌千人，但仍然带伤忍痛，奋勇争先。阵亡与受伤的士兵遍地都是，身边剩下的不满百人，而且都伤痕纍纍，无法持稳兵器。但是，我只要振臂一呼，重伤和轻伤的士兵都一跃而起，拿起兵器杀向敌人，迫使敌骑逃奔。兵器耗尽，箭也射完，手无寸铁，还是光着头高呼杀敌，争着冲上前去。在这时刻，天地好像为我震怒，战士感奋地为我饮泣。单于认为不可能再俘获我，便打算引军班师，不料叛逃的邪臣管敢出卖军情，于是使得单于重新对我作战，而我终于未能免于失败。

以前高皇帝率领三十万大军，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那时，军中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而还是七天断粮，只不过勉强脱身而已。何况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就容易有所作为吗？而当权者却议论纷纷，一味怨责我未能以死殉国。不过我未以死殉国，确是罪过；但您看我难道是贪生怕死的小人吗？又哪里会有背离君亲、抛弃妻儿却反而以为对自己有利的人？既然如此，那末可知，我之所以不死，其实是因为想有所作为。本来是想如前一封信上所说的那样，要向皇上报恩啊。实在因为徒然死去不如树立名节，身死名灭不如报答恩德。前代范蠡不因会稽山投降之耻而殉国，曹沫不因三战三败之辱而自杀，终于，范蠡为越王勾践报了仇，曹沫为鲁国雪了耻。我一点赤诚心意，就是暗自景仰他们的作为。哪里料到志向没有实现，怨责之声已四起；计划尚未实行，亲人作刀下之鬼，这就是我面对苍天椎心泣血的原因啊！

您又说道：「汉朝给功臣的待遇并不菲薄。」您是汉朝之臣，怎能不说这种话？可是，以前萧何、樊哙被拘捕囚禁，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晁错被杀，周勃、魏其侯被判罪处刑。其馀辅助汉室立下功劳的人士，如贾谊、周亚夫等人，都确实是当时杰出的人才，具备担任将相的能力，却遭受小人的诽谤，他们都受迫害、屈辱，其事业也告失败。最终使有才之人遭到诋毁，才能无法施展。他们二人的遭遇，谁不为之痛心呢？我已故的祖父李广，身任将军，其功绩略谋盖天地，忠义勇气冠于全军，只是因为不屑迎合当朝权贵的心意，结果在边远的疆场自杀身亡。这就是功臣义士手持兵刃叹息不止的原因。怎么能说待遇「不薄」呢？您过去凭着单车出使到拥有强兵的敌国，逢上时运不佳，竟至伏剑自刎也不在乎；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差点死在北方的荒野。壮年时奉命出使，满头白发而归，老母在家中亡故，妻子也改嫁离去。这是天下很少听到的，古今所没有的遭遇。异族未开化的人，尚且还称赞您的节气，何况是天下的君主呢？我认为您应当享受封领地、赏千乘的诸侯待遇。可是，听说您回国后，赏赐不过二百万，封官不过典属国之职，并没有一尺土地的封赏，来奖励您多年来对国家的效忠。而那些排斥功臣、扼杀人才的朝臣，都成了万户侯；皇亲国戚或奉迎拍马之流，都成了朝廷政权的主宰。您尚且如此，我还有什么希望呢？像这样，汉朝因为我未能死节而施以严厉的惩罚，您坚贞守节又只给予微薄的奖赏，要想叫远方的臣民急切地投奔效命，这实在是难以办到的，所以我常常想到这事却不觉得后悔。我虽然辜负了汉朝的恩情，汉朝也亏对了我的功德。前人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忠诚之心不被世人遍知，也能做到视死如归。」但如果我能够安心死节，皇上难道就能对我有眷顾之情吗？男子汉活着不能成就英名，死了就让他埋葬在异族之中吧，谁还能再弯腰下拜，回到汉廷，听凭那帮刀笔吏舞文弄墨、随意发落呢？希望您不必再盼着我归汉了。

唉，子卿！还有什么话可说？相隔万里之遥，人的身分不同，人生道路也迥然相异。活着时是另一世间的人，死后便成了异国鬼魂。我和您永诀，生死都不得相见了。请代向老朋友们致意，希望他们勉力事奉圣明的君主。您的公子很好，不要挂念。愿您努力自爱，更盼您时常依托北风的方便不断给我来信。李陵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