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有哪些故事体现诸葛亮机智?

诸葛亮的军事才华表现在制定作战方案及指挥战斗中。《三国演义》中的决策者们大多能在具体情况的观察、分析中，迅速地从纷繁复杂的错综现象中发现的抓住战局的本质和关键，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而诸葛亮不仅如此，还 广泛读书，多方交友，云游天下，所以他确定的作战方针也计高一筹、花样蘩多。如有对阵、截粮、劫寨、活烧、水淹、疑兵等，并能依具体情况，使之变化莫测。每次用兵，诸葛亮总是要先了解敌方的情况和战事条件，包括对双方主帅及主要将领的性格等都有清楚的了解，然后做出分析，最后做出总的决策。如建业之初，确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14）的三分战略，就是他长期观察天下形势而制定的，又如七擒孟获用的是攻心战略，而北伐中原用的是稳扎稳打战略就是如此。当然，诸葛亮不仅仅是能制定总的战略方针，他还能制定出切实有效的作战步骤并亲自指挥作战。如他借动吴兵取南郡一役，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次，《三国演义》从诸葛亮与他人的对比中，也突现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及卓越的军事才华。曹操、司马懿、刘备都是足智多谋的人物，诸葛亮与曹操对比，曹操自幼奸滑，广有计谋。官渡一战中他更是灵活多变，以粮草不足的七万人，催毁了四世三公的袁绍的七十万人，但诸葛亮却处处高他一筹。如赤壁之战中曹操败走华容道就是最好的例证，奸雄本事再高，也难逃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诸葛亮与司马懿比较，司马懿是一个了不起的将才，诸葛亮曾这样说过“平生所患者，独司马懿一人而已”。但司马懿却一直斗不过诸葛亮，在空城计、木牛流马、陇上收麦及祁山斗阵中都屡屡失败，只落得一再叹息：“吾不如孔明也！”（15）在三出祁山中，司马懿派张和，带陵截寨，但诸葛亮却早有准备，落得“懿大惊曰：”孔明真神人也“（16）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草船借箭了。周瑜出于对诸葛亮的妒忌，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设计限诸葛亮在十天之中监造十万只箭，这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的，加上周瑜又暗中阻挠，很明显，这是陷害亮的诡计。而诸葛亮明知其意，却漫不经心，随口答应，并主动要求缩短造箭之日，这一来，使故事气氛更加紧张，把个鲁肃急的团团转。他越急，情节越紧张，就越显出诸葛亮的从容镇定，胸有成竹，就越显出诸葛亮的军事才华。周瑜在屡遭失败后，对诸葛亮是“有佩服、有妒忌”，以至在最后无奈叹曰：“既生瑜，何生亮？”再次，刘备事业在诸葛亮出山前后的对比亦能显示出诸葛亮的军事才华。出山前刘备屡遭失败，出山后则节节制胜。而且作者在此不惜笔墨，着意点明只要刘备采用诸葛亮的计策则战无不胜，而且一旦不听诸葛亮的劝阻，坚持己见去平吴，就会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这就愈使诸葛亮在军事才能方面的形象更加丰满，刻划出超前卓后的军事家形象。

总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出现的十四卷中，处处都表现出了他卓越超群的才智和军事才华，为人们所感叹折服。

《三国演义》中，他一出场，作者就把他造成了“羽扇纶巾，飘飘然有似神仙之概”，并且居境高雅、闲适，一副十足的飘逸、潇洒、从容大度、清高孤傲的隐逸士子之相。初出茅庐，便以弱胜强，取得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两个战役的胜利。曹操强兵压境，迫使刘备退守夏口，对此，诸葛亮毫不畏惧，安然用计，说服东吴抗曹，经过一个又一个战役，最终取得了荆州、益州，实现了他“三分天下”的战略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出色的当是舌战群儒和智激周瑜。“舌战”不仅写得合乎情理，真实可信，而且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刻划了诸葛亮的博识机敏和政治外交才能。因为面对“唯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而胸中实无一策”（17）的庸儒们，孔明表现出的是丰神漂洒，器宇轩昂，镇定自若，他巧舌如簧般各个击破，他能言善辩使他们言尽词穷、无以应对，真是痛快淋漓。“舌战群儒”把诸葛亮儒生的外表政治家本质的形象同一般儒生做了生动而鲜明的对比，充分显示了诸葛亮建立在机智干练，能言善辩基础之上的飘逸、潇洒、神采弈弈的气质风度。而智激周瑜的成功是由于他深知周瑜的性格和政治态度，并抓住周瑜自命不凡和英雄气度，激发他对曹操的愤慨，使周瑜早下抗曹的决心，建立抗曹的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诸葛亮明知江东“二乔”与周瑜的关系，却佯装不知，并借题发挥来激周瑜，这就更表现出了他那种“超轶绝世”之才和轻逸、闲适、脱俗的外交家风貌。

其次，诸葛亮心胸宽宏、豁达、能以大局为重。我们从与周瑜的妒忌之心对比中来看诸葛亮。周瑜本也风流倜傥、精明干练、文武双全，因其处心积虑的要加害孔明，显的器量狭小，品德不高。

在赤壁之战中，周瑜三次要借故杀掉诸葛亮，在“三杀”中，作者以周瑜的忌贤妒能的狭窄器量，反衬出诸葛亮以抗曹大局为重、处处忍让的宽大胸怀。周瑜呕心沥血设计出来的种种谋略，自鸣得意，以为无人知晓，可诸葛亮一眼就识穿了，但他佯装不知，不动声色。周瑜越是气急败坏的要杀害他，他越泰然处之，让其计谋自然败露，不予揭穿，在这一过程中，诸葛亮随处处处于主动，但他却能忍气吞声，不予报复，这倒不是因为他胆小怕事，软弱无能，而是因为他虚怀若谷，能以大局为重。为了避免直接发生冲突而影响抗曹的大业，常常依靠鲁肃从中周旋，晓之以理，这就充分显出了诸葛亮聪明的才智和宽阔的胸怀。作者将陪衬的手法用在这里真可谓恰到好处。

再次就是诸葛亮处事从容镇静，临危不乱。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的描绘此起彼伏。刘备因关羽遇害兴兵伐吴，诸葛亮苦谏不从，破坏了既定的方针，终于兵败白帝城；亮辅佐刘禅时，刘神禅昏聩无能，甚至听信司马懿的流言而排斥诸葛亮，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亮至始至终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既表现了他的豁达和忠贞，同时双表现了他从容镇定的处事态度。其中空城计更是表现了他的从容镇定、临危不乱的过人胆识和气质。街亭失守以后，诸葛亮正在安排撤退之时，司马懿就帅十五万大军蜂拥而来。这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般文官，所引的五千军也已一半运粮草去了，众官听到消息后尽皆失色，在这打、退、跑均不行的生死关头，平生谨慎的诸葛亮，根据对敌方主帅的了解，大胆行险，用空城计退了兵。当时的情景是：“只见城上孔明身披鹤氅，头戴纶巾，笑容可掬，焚香弹琴，左右各一童子，城门内外，有十余百姓，低头扫洒，旁若无人”（18）。在此，已把诸葛亮临危不乱的过人胆识和七质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后有俗语说：“孔明弹琴退仲达——好沉着”。这亦是后人对孔明的聪明才智和沉着镇定的赞扬。另外，安居平五路也有力的显示了诸葛亮的临危不乱，为后人广泛传诵。

被后世歌颂得无以复加的《出师表》，究竟表达了什么？这是个值得弄清的题目。抛开后人那些华而不实的溢美之辞，心平气静地剖析内容，就不难发现，诸葛亮在表面文字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怀抱。 其一，谈蜀国面临的形势。全局形势对政治家来说，是重大决策的依据，必须准确无误地把握，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因应之策，才会立于不败之地。些许的疏忽，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弱小的国家更是如此。《出师表》开宗明义，首先分析形势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个分析十分恰当。魏、吴、蜀三国之中，西蜀地盘最小，人口最少，原本就是最为弱小的一个。仅就人口论，尚不及魏国的十二分之一，是东吴的五分之一略多一点。在经历了吴蜀东三郡争夺战、吴国荆州偷袭战之后，西蜀不仅损失了大批物资，军力军心也受到重创。更重要的是，荆州这一富庶的战略要地已完全丧失。雪上加霜的是，刘备没有认清面临的险恶危局，轻率地发动了蜀、吴之间的夷陵之战。全军覆没和刘备病死白帝城的凄惨结局，使得西蜀在下坡路上一滑再滑，已经滑到了谷底。外患与内忧紧密相连，西南少数民族在雍闿、高定、孟获、朱褒等领导下举行起义，西蜀内部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只是后世史学家因了对诸葛亮的无端热爱，在此使用了双重是非标准，硬是将此称之为叛乱。诸葛亮执政之后，做了三年准备，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虽留下七擒七纵的神话，但是，南方一直不曾平静，少数民族的起义并未停止。 奇怪的是，在同一天的同一篇文章之中，诸葛亮对形势又做出完全相反的估计，说是：“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既然西蜀“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形势当然是大好特好了。问题在于，西蜀到底面临“存亡之秋”的危急，还是有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强盛？如此明显的语无伦次，如此巨大的黑白反差，说明诸葛亮无非在玩弄刘禅。讲形势危急是为了恫吓，为自己不肯归政制造理由（当时刘禅已经20岁）；讲形势大好特好，是要在“北伐”的名义下，将丞相府迁往汉中，远离皇帝，以避免宫廷斗争中难以把握的变数；同时摆脱皇帝的羁绊，让汉中勉县的葛氏政府，掏空成都的刘氏政权。 其二，麻痹刘禅。专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关系，最后都依附于皇帝，形态如同根基在上的葡萄树。臣下对皇帝的依附，表面是忠君，骨子里却是在谋求个人的前程，谋取个人的名利地位。皇帝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一方面以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等分肥手段加以拉拢，另一方面，又以残酷手段打击那些不忠甚至于背叛的臣下。在西蜀执政的诸葛亮又何尝不是这样！对刘备精心筛选并久经考验的涿郡籍、益州籍官员，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诸葛亮绝不会信任，并千方百计地排挤打击。而对刘禅，他却采取了双重道德标准。向刘禅表示，他自己以及自己信任的一批官员，都是“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当然是欺人之谈，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拿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说给刘禅，在于麻痹刘禅的警惕。 其三，教训刘禅。仅有六百二十四个字的《出师表》，诸葛亮十三处提到先帝，这不是对刘备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是摆老资格。并以代先皇立言的姿态，以刘备作为参照物教训刘禅，矮化刘禅，打击刘禅的自信。至于他同刘备之间谈话的真实性，死口无对，已无法证实。即令无误，这么重要的内容，刘备也会反复地警诫儿子，没必要由诸葛亮絮絮叨叨。“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宫中府中，皆为一体……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你不应“亲小人，远贤臣”；应“亲贤臣，远小人”等等。当时刘禅并没有亲政，所有事务都由诸葛亮或者诸葛亮亲信董允、蒋琬、郭攸之、费祎等包办，这种告诫已完全没有必要。与其说是在告诫，莫若说是在教训，是在羞辱。这在专制社会里，很不正常，是气势汹汹的以下凌上。 其四，以推荐方式，使包围软禁刘禅合法化。《出师表》中，诸葛亮在“亲贤臣，远小人”的名义下，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一大批荆州籍亲信，还打着先帝刘备早已简拔的名义，要求刘禅“亲之信之”。其实，这些人在之前已被诸葛亮安置于朝堂，対刘禅实行着掌控牵制，政治军事等军国大事，都由这些人秉承自己的意图做出决定，刘禅不过是图章皇帝。在《出师表》中重提这一既成事实，无非是使这一无理手段合理化。刘禅既已没有了选择余地，诸葛亮不妨再以欺诈安抚其心灵。 其五，自我表白。刘备白帝城托孤之时，曾有一重大决定，即“托孤诸葛亮，李严为辅”；并以李严“为中都护，都统内外军事，驻节永安”。这个安排，实际是拱卫京师，对诸葛亮实行监督。南征时，诸葛亮借口其他将领才能均不如自己，遂夺过李严军权。南征回来后率军北上，将丞相府和统帅部驻扎在汉中勉县。这是对刘备遗嘱的背叛。敢冒背叛的“罪名”，当然有比这一罪名更大的期望值。对此，刘禅当然十分不满，不满在当时一旦爆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包含了诸葛亮的灭族风险。为了化解风险于无形，让刘禅放松警惕势在必然。所以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在这里，诸葛亮将待价而沽的南阳躬耕，隐去了功利特征，宁说成无奈的迁就。假话的背后，当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六，自我表功。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候，虽然说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其实这不过是枭雄的雅言，本意还在于稳固刘禅的皇帝地位。所以在托孤诸葛亮同时，由李严“辅之”并加重其职任，目的在于监督诸葛亮，保证刘禅的皇帝地位不被动摇。诸葛亮夺过兵权不归，极力发展荆州籍势力，架空刘禅等，刘禅当然有足够理由加以怀疑。为了迷惑皇帝，诸葛亮历数自己的丰功伟绩：“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二十一年的概括，受任与危难之间的两句话，不过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即长坂坡失败后，奉命随鲁肃出使东吴。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外交活动，被孙权捉弄了的外交活动；尔来二十有一年矣的概括，确实是夸大其词。 由于诸葛亮外交的失败，刘备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将诸葛亮冷藏关羽麾下。夺取益州时启用庞统；夺取益州后，更依靠法正，以至诸葛亮在夷陵之战前，连不同意见都不敢说，只是遗憾法正的早死，由此可见其甚不得意的政治地位。然而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却将二十一年西蜀割据成功的历史，一古脑归在自己名下，将自己打扮成拯救刘氏集团的英雄，已言过其实。 其七，自我表忠。诸葛亮在前边已经剖白了所谓“心迹”，即“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按理说，行文到此，已没有必要同义反复。大概是心虚的缘故，进而解释自己北伐是为了报答先帝的恩德，所以要尽忠于刘禅（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他没有私心，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兴复汉室，并将刘禅迎进洛阳皇宫。说到底，诸葛亮在表忠中让刘禅别怀疑自己的擅权，将兵权不肯交还于李严的唯一原因，说成是为了“北伐”大业。 其八，强调刘禅对自己的服从。这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有关国家政务的事情，属于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责任，他们会仔细分辨利害得失，一切言行都会从忠于后主的角度出发。潜台词则是：你就放心吧，放心做你的挂名皇帝（即所谓“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其次，希望后主将北伐一事放心地托付于自己，假如收不到预期效果，那就请后主治自己的罪责，也好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 最后，“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刘备给刘禅的遗诏是：“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出师表》写到最后，诸葛亮才亮出底牌，这就是：你得按着你父亲说的，像儿子对父亲一样顺着我，听我的，一切都由我安排。这种公开向皇帝讨要尊敬、讨要服从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难有第二。 以上就是《出师表》所要表达的内容。文：胡觉照

　　《三国演义》为卧龙先生所设置的口水戏，除了展现其杰出辩才的《舌战群儒》，还有一出精彩绝伦的骂奸臣。

　这出戏在《演义》第九十三回，标题叫《武乡侯骂死王朗》。故事是这样：

　 诸葛丞相北伐中原，杀得曹魏大都督夏侯楙仅以身免，魏国震动。司徒王朗举荐大将军曹真，并且亲随曹真前往抵御。到渭河之西，安下营寨之后，王朗自告奋勇，要去阵前说服诸葛亮：“来日可严整队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叫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曹真自然大喜，当夜传下将令，明早四更造饭，“平明务要队伍整齐，人马威仪，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第二天一早，两军对圆，王朗进前向诸葛亮“喊”话：

　 朗曰：“久闻公之大名，今幸一会。公既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兴无名之兵？”

　 孔明曰：“吾奉诏讨贼，何谓无名？”

　回答如锋刀利斧，当下斩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王朗接着说道：

　 “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横。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傕、汜继虐；袁术僭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膺大统，应天合人，法尧禅舜，处中国以治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蕴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谅腐草之萤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各位，大魏国的王朗司徒，在这里所说的“盗贼蜂起，奸雄鹰扬”中的“奸雄”，那可不是指曹操。在他看来，曹操以外所有试图割土称王者都是“奸雄”，唯独他的主子不是。可后世偏偏仅以他的主子为“奸雄”，世间事往往就是这么逆人心愿。

　王朗劝说诸葛亮降魏的说法，首先是说汉朝末年，天下扰攘，“盗贼蜂起，奸雄鹰扬。”全靠“他”的“太祖武皇帝”，扫平贼寇，荡尽奸雄，才使得分崩离析的天下，重新归于安静祥和。武皇帝功高盖世，“万姓归心，四方仰德”，文皇帝登基，乃是“应天合人”，并不出于主动的窃夺。

　王朗首先申说曹魏得位之正当性，然后说服诸葛亮说，“公蕴大才，抱大器”，就应该顺天应人，归顺大魏，而不当强“逆天理”，硬“背人情”；同时，也要看清形势，不要以微暗的“腐草之荧光”，与“天心之皓月”争竞照射力，自讨没趣，给人以缺乏判断力，不识时务的感觉。接下去再为诸葛亮考虑，“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如果能够这样，既能“不失封侯之位”，国家也可以结束纷争，百姓从此可以过上和平、幸福和安乐的生活。

　　这是先说理，再讲势，又喻人。前后次第清晰，内外轻重晓然，得失判断明了。如果按照对历史的客观解释，王朗这套由理及势，再到人的说法，逻辑是很严密的。我们在读这段书的时候，往往只去欣赏诸葛亮之骂的淋漓酣畅，常常忘却分析一下王朗话语的严密性。因为大多数读者，只是要通过阅读来满足自己情绪的快慰，经常不能从理性的角度看待王朗话语中严谨的逻辑推演。

　但是这场争的结果，却是王朗是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连老命都搭上了，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先看诸葛亮的回应：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

　 “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 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先在整体上定论说：王朗的说法绝不是什么“高论”，原来只是“鄙言”。何以见得？

　孔明接下去也像王朗一样，先说汉末以后的狼藉情况，再说王朗的出身，然后指责王朗，正当国家处在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 的狼藉不堪的情势之下，作为汉朝的“大老元臣”，理应“匡君辅国，安汉兴刘”，想不到你竟然“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真是“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

　　诸君读此段文字，不要忘了诸葛亮开场的自我表白：“吾有一言，诸君静听。”目的并不单纯在于如何击败王朗，而是要通过这场辩争，达到鼓动军心，瓦解敌人的另外效果。诸葛亮偷换了概念，转移了目标。他在利用机会，做战前动员和战场宣传。

　孔明紧接着又痛骂王朗： “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 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 骂得淋漓酣畅，读者读至此处，无不拍手称快。

　但是诸葛亮这段骂，其实并没有王朗的逻辑性更强。王朗从理之必然，到势之实然，再到人之应然，既符合历史评价的标准，又符合语言的递进逻辑。孔明先只从理上说，而不及于势，然后却从情上发起攻势。王朗所持之理，是“势中之理”，是“已显之事理”，是自然之理；孔明所持之理，为观念之理、习惯之理、人伦之理。两人辩争孰是孰非的标准不一致。孔明借助人们的心理习惯，借助人们“习与性成”的“血统论”的正统观念，赢得了众人。

　导致王朗在精神上崩溃的原因，不在他的话语和逻辑，而在于王朗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舍弃习惯性的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他的话语跟他的心里所想并不完全一致。于是才因此羞愧，以致“撞死于马下。”

　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都会不小心被某种既成的观念所左右。当我们想要说明自己的想法，或者正在陈述和申说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是从自己既有的观念出发。尤其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如上辩争的时候，双方都很难站在对方的逻辑基点上去考虑问题。多半的情况之下，辩争往往都是情绪化的，很少顾及客观实际。辩争的双方，谁都不愿在理性的指导下跟对方进行平和、平等的对话，因为这类辩争的目的，不在于澄清到底谁有道理，而是事先早已认定自己正义，对方邪恶。表面上说的是“理”，实际却是为了争得自己或自己集团的利益而任气使性。所以，这种旨在压住对方的辩争，就只能以语势和语气鼓荡听者，助长自己和听者放任情绪，舍弃理性。自己既全然没有这种主观自觉，更不愿意去为这场辩争而唤醒理性的自觉。其所坚持的“理论”，只是坚持自己一方不能丢掉利益，不能被对方在气势上压制下去而已。

　　 “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 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其实在《三国志》本传中，王朗还是个不错的人物，而且《明帝纪》、《王朗传》、《诸葛亮传》和《曹真传》，都没有关于这回事情的文字记载。也就是说，王朗根本没有跟随曹真，亲自前往抵御蜀军的进攻，更没有到军前跟诸葛亮叫阵，试图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诸葛亮投降的事实。

　《三国演义》作者，必欲使魏国的丞相，被蜀国的丞相骂死在两军阵前，无非是想让大家看一出好戏。这显然是罗贯中等《演义》的作者们，给读者摆设的一桌“文化大餐”。真正的劝降，哪能在两军阵前进行？

　　《演义》作者，为了增加小说的关注度，凭空虚构这段故事，张扬血统正义的同时，也借此抒发对庸碌卑劣的政治统治的愤懑和批判。在王朗和诸葛亮，还有《演义》作者所身处的家天下专制主义一手遮天的时代里，权力完全掌控在腐朽糜烂的统治集团手中，而统治者却借助自己手中掌握的“无与争衡”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无端而又肆意地败坏民族文化，败坏社会国家，败坏人心风俗。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面对极度黑暗同时又“山险水恶”的政治社会，胸中郁闷得不到正常的渠道发泄，就只能借助小说的形式以屈求伸了。

　不过，诸葛亮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 的一段骂法，真可说是揭破了所有王朝政治的不隐之弊，可谓骂了一时，骂了一世，骂了千年万载！就像狂泼墨而后的大写意一样，替前此、后此的所有社会正义之士，骂出了由衷的心声！

　没有穿透世事的眼睛，谁能骂得这样准确，骂得这样透彻，骂得这样畅快淋漓！

　不过这也只是骂骂而已，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其实诸葛亮也一样，痛骂王朗，就算使用的词汇，比“皓首匹夫! 苍髯老贼”再严重一些，也不过就是快快自己的心志。除此之外，或许还有警醒人心的效用，倘使人心还可以警醒的话。

　逻辑上的得体，并不能保证发言者就此成为话语交锋中的赢家，所以王朗还是被“骂死”了；辩争中的一时得手，同样不能导引出军事、政治上的最终胜利，卧龙也无奈于时势的发展。绝代贤相诸葛孔明先生，虽然尽忠许国，不懈伐魏，还是不能扭转天下已然颠覆之势，终于无益于“匡扶汉室”。最后巨星陨落，五丈归天。鞠躬尽瘁，“出师未捷身先死”，憾，憾，憾！死而后已，“留得英名在人间”，羡，羡，羡！

　《三国演义》说诸葛，实在使说书人无缝插针，所有的附加言说，都显得狗尾续貂，相形见绌。服了，咱们是彻彻底底的服了！

　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也确实是以身许国，赤胆忠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宰相。不过他也只是个能臣和忠臣，既不是行仁政于天下的王者，更不是布大道于人间的圣者。将他提升到圣贤的高度，当成古今宰相学习的楷模和效法的典范，确实是宋代理学家们的“再造”之功。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情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这里赘述了。

　而有关“武乡侯骂死王朗”，我想再加一点小缀。《三国志•王朗传》称：魏明帝曹睿即位的太和元年（227），王朗升转为司徒，“太和二年薨”。《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更为具体：“（二年）十一月，司徒王朗薨。”王朗根本就是病逝于魏国的皇都，哪有于军前被诸葛亮骂死的可能性？而王朗的儿子王肃，还有侄子王详，都是此后一段时间历史上的大名人。

　站在蜀汉正统的立场上，将为曹魏效命的王朗看成是“老奸臣”，其实也并不过分。王朗作为“道具”，被《演义》作者拿来当靶子，痛骂官场腐坏、庸碌，虽然死于小说中的军前，也算是牺牲我一个，教育千万人，值了！

　不过大家读到这一节，拍手称快的同时，请不要忘记王朗是“撞死”于马下的。也就是说，王朗还有羞耻之心，否则就会大笑说：“我以为孔明是何等高人，原来只是个不识时务的腐儒——没用的书呆子！哈哈哈哈……”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三国演义》对于其中人物的定性，是跟作者的正统观念一脉相联的。没有对于蜀汉正统的定性，就没有王朗，尤其是曹操之被当成奸臣的定位。诸葛亮作为千古第一贤相的形象塑造，同样导源于蜀汉正统的基本立场。没有这个立场，莫说关羽之作为神将，基本没有可能；就是诸葛亮，同样不能像后世所推崇的那样，“被”站立在历史的峰巅之上。可以这样讲，刘备的正统地位、诸葛亮的贤能无匹、关羽的忠义少双，都是宋代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们，比如胡安国、胡寅父子，还有朱熹、张栻等，为了自己的祖国——大宋朝的重新复兴，为了捍卫华夏民族文化的尊严而做出的重大理论奉献。仅此一点，理学就可以光耀千秋而永垂不朽了！

　作者还想在这里提醒今天的读者们，诸葛亮，确实是传统时代里少见的宰相典范。他的公而无私、忘身许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敬业精神，断不是那些玩弄权术、以权谋私、借位整人和素餐尸位的庸碌之辈所能望其项背。但是我们早已经走过了专制主义的家天下时代，已经走上民主、法治的康庄途程，因此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拿道德的楷模去束缚人、要挟人甚至去绑架人。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神的角度去理解诸葛亮，才能给予他更多的真心理解和关怀。丞相也好，宰相也罢，不过是国家公务员行业联盟的临时执行长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服务生而已，他个人有没有道德，并不是得到这个职业位置的直接理由。个人道德，并不比他有没有意愿去充当，有没有能力担待起这个执行长和服务生的义务更紧要，而且也一样要受到法律的高度监控和制约，断然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处断并非他家的公共事务。把诸葛亮，还有历史上类似于诸葛亮的贤者们，都当成道德的“尸祝”，去绑架别人，以贯彻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以达到别人都不要来跟自己争权，都不要来跟自己争利的暗藏目标，同时愚弄缺乏见识的蒙昧者，就更加不符合现代的精神。

　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是大智慧。道德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成天放在嘴里讲，它就变成了最坏的东西。过分强调个人道德的魅力，就会削减社会对于法律和公平正义的企望和努力，妨碍我们走上真正的民主、法治的道路。

　三国虽然是说不尽的，但是品评三国人物总要有个了结。

　至此，鄙人可以将自己品评的三国人物做个总结：

　在整个三国时代，以读书人坚贞不移，传承历史文化血脉，为人类保存文明火种而论，管宁第一；以宰相（国家公务人员）忘身许国、公而少私，忠于职守、忠勤劳瘁而论，孔明第一；以安平天下、经营天下的雄才大略而论，则曹操第一。这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定位，若从对人物性格喜好的角度，这种排序就会整体倒转过来，变成了曹操、孔明、管宁；而要是从受人敬重和爱戴的程度，排序就是诸葛亮、管宁和曹操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感受和看法，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另外者。不过我还是相信，上面这三位，才是三国时代真正的“三一重‘公’”！

　感谢凤凰网国学频道，感谢各界朋友们的关注，尤其应该感谢很多朋友们的评论和参与。不管是赞同还是责骂，其实都是因为大家对历史文化，还有人类的美好前景，仍然抱有由衷的热忱和殷切的希望，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