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进课堂

记得2021年牛年春节的时候，当时二年级的小外甥有一项双语拜年的视频作业。我想着不能只说几个带“牛”的成语吧，内容太单薄了些，就找了一首年俗儿歌，放在祝福语的前面作为引子。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煮煮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我开始用普通话一句一句教他读，两遍后，我突发奇想，说咱用土话说出来吧，我先试试，你听听。于是我用并不是很标准的济南话读了一遍，哪成想小外甥笑得前仰后合，这个效果出人意外。顺口溜，就像说快板一样，叽里呱啦，特别有风味。“来，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用土话。”但是，他说起来很吃力。作为2013年出生的小外甥，尽管浸*在都说聊城方言的家庭氛围中，也仅仅在牙牙学语时期还能偶尔发出接近方言的语词语调，但自从进入幼儿园之后，接受的语言教育只有一种——普通话。所以从小至今，尽管才八九年时间，标准化的普通话已成为他能够进行表达的唯一语言，方言却丝毫不会。不论是聊城还是济南土话，他都不会。我一句一句教他时，他仍不会灵活变换字音语调，说起来特别拗口，不顺畅。本来他也不属于那种伶牙俐齿的孩子。最终，他还是用普通话背下来，用普通话流利地说出来。虽然他不会说，确实挺遗憾，但他听到我用方言的演绎时，他可以本能地感受到方言不同于普通话的趣味，土话本身的感染力他能get到。这就很好。说明方言的魅力是自带的，不是人为赋予的。

但我仍觉得可惜。娃娃们自从进入幼儿园开始接受的语言教育是不是太单一了。若干年后，当这些新世纪的天之骄子纷纷走向社会，他们说着一样的语言——汉语，说着学校的方言——普通话，彼此沟通无碍，但一代又一代下去，丰富的方言渐渐不为人言说了，最后我们去哪里去寻找那些“乡音”呢？

其实，我也不能具体说出方言魅力从哪里来，但从传统戏曲里，从粤语流行歌里，从贾樟柯的**中，我们能感受到各地方言不一样的情味。

八年级下册语文第一单元是民俗单元，第2课《回延安》是一首现代诗歌，这首诗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使用了很多富有地方色彩的词语，有着浓郁的陕北地域风情。在内容上可能没有什么深意挖掘，但在形式上适合朗诵。用什么样的形式呢？课上，我让学生用自己所熟知或擅长的的方言读出来，尽管我们都不会说陕北方言也没关系。有些同学害羞，在面对全班同学的公共场合不愿意露丑，个别同学却踊跃得很，以为可以借此来制造一点课堂笑果，便兴致勃勃。诗歌一共五节，一个同学读一节，普通话、济南话、粤方言、带着抗日剧特色的日化汉语，纷纷登场，大家听着，笑着，在不是很严肃的课堂氛围中，在或庄或谐的对比中，他们应该能感受到方言的表现力。方言，为什么会比普通话更有情味？我不能具体解释原因。

在汉语的大家庭里，唱主角的并不代表丰富性，汉语的魅力却在那些南腔北调不知所云里。

此时，我的脑海里回荡着周杰伦的《上海一九四三》的调调：“ 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姑娘缓缓走过外滩……”

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姑娘会不会说普通话，我不知道，但吴侬软语的姑娘更令人遐想。

我们的孩子会说汉语普通话，会说英语，但不会说家乡的方言，是不是也是一种教育的缺失。

湖北方言不是充满了人情味儿它是说话幽默而且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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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痛叫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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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瘦香菇”，我控几不住我记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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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文化

共10个含义

方言（Topolect、Dialect）指的是一个某种语言的变体，但有时也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该词最早出自扬雄（前53—18）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 “方言”在不同的人群中指代不同，中国人口中所称“方言”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实为“地方语言”，又称“白话（Vernacular）”，指的是区别于标准语的某一地区的语言。欧洲人口中的“方言”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即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语言，那就是方言。

中文名称

方言

读音

Fāngyán

外文名称

Dialect

分类

语言的变体

定义简介

界定

地域分布

一些语言学者认为，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遭到其他很多语言学者反对，并提出种种不同的判断标准，这些不同的判准却常常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一般来说，所有的方言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作或视作语言（相互之间关系亲缘较近的语言可以互称为对方的方言，而相互之间亲缘关系遥远，在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相关性较小的语言则不可互称为对方的方言。）

在实际操作中，个别语言之所以为“方言”，通常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缺少适当的书面语，语言未达到准确描述的程度；语言使用者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 同一民族(或国家)拥有多个语言系统。以下对语言学者几种比较常用的“方言与语言比较”的判别方式进行讨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判准在实际应用上的困难。在一些情况之下，对于语言和方言的界定，已不仅是语言学层面上的问题了。

注意：“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指的是，一种语言（口音），如济南话，可以称其为一种方言，同时也可以称其为一种语言，而不可理解为，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称作另一种语言的方言，判定一种语言是否另一种语言的方言，要从语系归属，语法，同源词等多方面考量，同时兼顾一些政治等其他因素。

分类

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 方言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异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二者的相同点：第一，都是语言分化的结果，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的体现；第二，都没有全民性特点，社会方言通行于某个阶层，地域方言通行于某个地域，当然，就地域而言，地域方言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有一定的全民性的；第三，都要使用全民语言的材料构成。

汉语综述

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他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各方言大都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形成汉语方言的要素很多，有属于社会、历史、地理方面的因素，如人口的迁移，山川地理的阻隔等；也有属于语言本身的要素，如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等。

方言虽然只是在一定的地域中通行，但本身却也有一种完整的系统。方言都具有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同一个民族的各种地方方言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一般总是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语言特点。一般情况下，民族共同语总是在一个发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地域分布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但由于这些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言。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

我国人口较多，比较复杂，所以讲不通的方言分区处理分析。按照现代通俗的分发，现代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

同时，在复杂的方言区内，有的还可以再分列为若干个方言片（又成为次方言），甚至再分为“方言小片”明知道一个个地点（某事、某县、某镇、某村）的方言，就叫做地方方言。如广州话、长沙话等。

汉语特征

官话特征

①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大都有清声送气与清声不送气之分，而没有清声与浊声的对立，反映出清声母多而浊声母少的特点。古全浊声母字在现代官话方言各支系中几乎都念为清声母字，很少例外。一般古全浊平声念送气清声母，古全浊仄声念不送气清声母。

②韵母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辅音韵尾比较少。

③声调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调类的数目比较少。除江淮官话、华北官话中河南黄河以北地区、西北官话中山西南端、陕西的陕北及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有入声调外，其余各地官话大都没有入声调。整个官话方言区的声调以4～5个为最多，尤以4个声调最普遍，少于4个或多于5个的都比较少。古四声中，平、上、去三声在各地官话中的分化、发展情况大体相似，即：古平声清声母字各官话大都念为阴平，如包、周、基、夫、甘、尊、当、江、光等;古平声浊声母字各地官话大都念为阳平，如爬、徒、锄、奇、条、林、沉、群、同、红等;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各地官话大都念为上声,如补、早、胆、粉、党、井、榜、选、暖、染、老等;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和古去声字，各地官话多念去声，如古上声全浊声母字部、父、道、愤、荡和古去声字过、怕、步、带、共、耀等。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中的念法比较复杂，除江淮官话及西北官话中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华北官话中黄河以北河南省部分地区保留入声自成调类外，其余入声调消失的各地官话，古入声字的归属各不相同。大致说来，华北官话跟北京话一样，入声消失后入声调的字分派平、上、去各声，即所谓"入派三声":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次浊声母入声字归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分派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调中去;少数地方(如济南、大连)与北京略有不同：古入声清声母字或全归阴平(如济南),或全归上声(如大连)。西北官话没有入声的地方古入声调字的分派有两种情况：或是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其余归阴平，如西安;或是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其余归去声，如兰州。西南官话古入声字的分派最为划一：只要是古入声字，不论声母是什么，一律念阳平调，几乎没有例外。

与普通话

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

地域分布

“普通话”的定义，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并同时确定了它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文中提到：“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把普通话的定义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使得普通话的定义更为科学、更为周密了。其中，“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这个定义实质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普通话的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如何理解呢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并不是把北京话一切读法全部照搬，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北京话有许多土音，比如：老北京人把连词“和(he)”说成“han”，把“蝴蝶(hudie)”说成“hudiěr”，把“告诉(gaosu)”说成“gaosong”，这些土音，使其他方言区的人难以接受。另外，北京话里还有异读音现象，例如“侵略”一词，有人念“qīn lue”、也有人念成“qǐn lue”;“附近”一词，有人念“fujin”，也有人念成“fǔjin”，这也给普通话的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从1956年开始，国家对北京土话的字音进行了多次审订，制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因此，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当前应该以1985年公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以及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

《西安人的歌》旋律温柔简单，学起来朗朗上口，听多了特别容易洗脑，看看歌词，对于西安元素的提及不算多，但都贴近生活：鼓楼钟楼，挖坑，城墙，泡馍，和平门下马陵，西安女娃，话不敢乱说，护城河，贾平凹。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然而这个家里的新旧矛盾，毕竟已发生在“五四”时代。“五四”的浪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也回深了他们对于旧的制度和生活的憎恨。《家》中的重要人物觉慧，便是这种受到新思潮冲击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他的确是“幼稚”的，对周围的一切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甚至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但基于“五四”时代对旧的一切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精神，他知道这个家庭是“无可挽救的了”。他并不想对“家”寄托什么希望，而热心于交结新朋友、讨论社会问题、编辑刊物，创办阅报社等等社会活动，“夸大地把改良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即使在他与鸣凤热恋的时期，他在外面也“确实忘了鸣凤”，只有回到那和沙漠一样寂寞的家里时，才“不能不因思念她而苦恼”。最后，觉慧无所顾忌地离开家而远走了。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也通过觉慧来对觉新的“作揖主义”和别人的懦弱性格作了批判。在《春》与《秋》中，从淑英、淑华等人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觉慧的行动对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性格的确是给读者带来了鼓舞、带来了“新鲜空气”的。觉慧到上海是为了向往那里的“未知的新的活动”，“还有那广大的群众和新文化运动”；作品并没有正面地具体描写觉慧离开家庭以后所走的道路，但对封建家庭的叛逆，常常是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起点。根据觉慧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是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摸索而找到人民革命的主流和领导力量的。虽然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在《激流三部曲》中表现得不够充分，使人不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但作品写到了“五四”革命浪潮的影响，写到了四川军阀混战对人民的骚扰，也写到学生们向督军署请愿和罢课的斗争，以及地主派人下乡收租等情况。这一切都表示这是一个人民革命力量正在观苦斗争和不断壮大的时代，而这种背景就给觉慧这些青年人的叛逆性格和出路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觉新和觉民是始终贯串在《激流三部曲》里的人物，特别是觉新，作者对他所花的笔墨最多，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作品布局的主干。这是一个为旧制度所薰陶而失掉了反抗性格的青年人，心底里虽然有着是非和爱憎的界限，也理解夺去了他的幸福和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无力挣扎，只能伤心地痛哭，忍爱着精神上的痛苦。他是旧礼教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同时又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维护者的角色。作者对他是有一些批判的(通过觉慧，曾多次批判他的怯弱)，但更多的是同情和原谅。读者只有在把他当作一个牺牲者的心情下才可能产生一点惋惜；这种情绪却往往又为人物自己的行动所否定了。觉民的性格是沉着的，也是比较定型的；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比较顺利的遭遇，使他胜利地得到爱情，跨过了逃婚的斗争。他也有改变和发展，但都是顺着一条路向前的，他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他已站在斗争的前缘，不妥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在给觉慧的信中，他说：“我现是在‘过激派’了。在我们家里你是第一个‘过激派’，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这第三个就是淑英，淑英的成长和出走，是贯串在《春》里面的主线，而觉民的活动就为这件事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春》和《秋》中所展开的是比《家》中更加深化了矛盾。在长辈们的虚伪与堕落的衬托下，《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情节的开展比《家》来得迂缓，而精神仍是一贯的。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些明朗的气氛。她最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秋》里面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注：《〈秋〉序》)。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姊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扬“人类爱”，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作者这种阴郁失望情绪也表现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写的几部作品里。在长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写的故事，可以说都是生活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都是通过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后果，表现了作者对那个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说：“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不过在早期作品中较多见的作家主观热情的宣泄，已被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样是对于旧世界的抨击，在表现手法上却有所不同。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虽然气氛比较低沉，但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自述：“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作者创作力量旺盛的时代是青年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年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的原凉他们，这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品风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是青年人彼此间的热情的鼓舞和心灵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没有余裕来从事艺术的雕镂；它需要的是单纯、热情、坦白、明朗，这样才能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打动对方的心曲。加上巴金的语言流畅，就更容易使人很快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哀和欢乐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激动。贯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正义感和不满旧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整体而言，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尽管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比较起来，在与青年读者关系之密切、影响之广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获得特殊的成就。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家。

　　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巴金还有大量的译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名著。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编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内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他还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

　　2003-11-25 11:14:50

　　《寒夜》——在寒夜里寻求光明

　　作者: 浪咏峰 发表时间 2006-02-28 23:09:55 人气：466

　　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去年刚刚离我们远去，巴金虽然走了，可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不朽著作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今天当我怀着一种虔诚的心读完巴金的《寒夜》时，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既沉重又复杂，这种沉重和复杂一半是对于小说，一半是对于作家巴金。

　　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巴金为我们写了一个贫穷的小职员的家庭故事：主人公汪文宣为了整个家庭的生计而拼命工作，到头来却害肺病而死；而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曾树生中间的隔阂又使他难以调节、束手无策。

　　《寒夜》的写作是在1944年秋冬之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防空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内开始的。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候的陪都重庆，而小说也正是从空袭警报拉响时候写起。当巴金写完这部小说已经是1946年12月31日了——上海的一个寒冷的冬夜，而《寒夜》的结尾也是以一个寒冷的夜晚而结束的。

　　相对于巴金的《家》等前期作品，《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作者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

　　小说《寒夜》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国事前途渺茫，人生不知去向，周围的一切如同浓浓的黑夜见不到一丝微光；而书中的每个人，尽管都说了很多话，可更多的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心灵是孤独的、情感是压抑的，仿佛整个世界也被笼罩在一片无语之中。

　　阅读《寒夜》这部小说，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心情的沉闷，面对这种环境，从小说的开始到结尾你都想扯开喉咙痛快地高喊一番，然而你却像主人公汪文宣最后用手指扣着喉咙那样，发不出一点声音。

　　正如巴金在小说的后记中写得那样：“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作者所指的是，在《寒夜》的写作中间，他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而他们又正是吐尽血痰后在寂寞中死去的。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人物命运，使巴金在《寒夜》的创作中十分投入，他始终与笔下的人物在情感上保持一致。巴金说他写《寒夜》的时候找到了写第一部小说《灭亡》时的同感，它们都是在情感激越的状态下完成的。正是因为有同小说中那样的经历，才促使巴金在寒夜中不断地去寻求光明！

　　《寒夜》是一部浸润着巴金先生巨大血汗和情感的小说，读完这部小说，我深切体会到了在那个艰苦的岁月中，在那个叫人窒息的寒夜中寻求光明时的艰难。通过读巴金的这部《寒夜》，我从侧面也更好地了解了我们那段沉重的历史，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