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 莺莺传 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元稹 莺莺传 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第1张

《莺莺传》是唐代文学家元稹创作的一篇传奇。这篇传奇讲述贫寒书生张生对没落贵族女子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起始张生旅居的蒲州普救寺发生兵乱,他出力救护了同寓寺中的远房姨母郑氏一家。在郑氏的答谢宴上,张生对表妹莺莺一见倾心,婢女红娘传书,几经反复,两人终于花好月圆。后来张生赴京应试未中,滞留京师,与莺莺情书来往,互赠信物以表深情。但张生终于变心,认为莺莺是天下之“尤物”,还搬出商纣周幽亡国的例子,证明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只好割爱。一年多后,莺莺另嫁,张生另娶。一次张生路过莺莺家门,要求以“外兄”相见,遭莺莺拒绝。数日后张生离去,莺莺回诗决绝。全文于叙事中注意刻画人物性格和心理,较好地塑造了崔莺莺的形象,语言充满了诗意美,是唐传奇中带有诗化倾向的佳作。

作品名称

莺莺传

作品别名

传奇、会真记

作者

元稹

创作年代

中唐

作品出处

《唐宋传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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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传》是元稹自己的自传吗?我们要用辩证的态度看待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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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莺莺传

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1。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2,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3,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4。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5。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

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6,令于军,军由是戢7。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8,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9,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稍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10,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

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闲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11。尔其谓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

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 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12,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13,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襄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

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干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14,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 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15,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16?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 自去秋以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笑语,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17。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始终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18,鄙人无投梭之拒19。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20,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21,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22,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23,因风委露,犹托清尘24。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絇25,文竹茶碾子一枚26。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27。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28,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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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 唐 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译文:春蚕结茧到死时丝才吐完,蜡烛要燃尽成灰时像泪一样的蜡油才能滴干。

2、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唐 李商隐《乐游原 》

译文:夕阳啊无限美好,只不过接近黄昏。

3、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 唐 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译文:见面的机会真是难得,分别时更是难舍难分,况且又兼东风将收的暮春天气,百花残谢,更加使人伤感。

4、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 唐 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

译文:身上无彩凤的双翼,不能比翼齐飞;内心却象灵犀一样,感情息息相通。

5、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 唐 李商隐《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

译文:昨夜星光灿烂,夜半却有习习凉风;我们酒筵设在画楼西畔、桂堂之东。

扩展资料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溪)生,又号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

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

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以《锦瑟》为代表)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登进士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等职。因卷入“牛李党争”的政治旋涡而备受排挤,一生困顿不得志。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葬于故乡荥阳。也有人说他葬于祖籍地怀州雍店(今沁阳山王庄镇)之东原的清化北山下。

参考资料:

李商隐-

曹操(155—220),又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统帅。

曹操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家庭。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嵩的出身,当时就搞不清楚,所以陈寿称他:“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夏侯氏之子。曾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太尉等官。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少机警,有权数”,自幼博览群书,善诗词,通古学。曹操也有过人的武艺。曹操“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未被时人所重,但素以知人名世的太尉桥玄一见曹操就大为惊奇,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随之,桥玄又让曹操去拜访汉末主持“月旦评”的名士许子将,许子将评价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此,曹操渐知名于世。

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为东汉都城,是皇亲贵势聚居之地,很难治理。曹操一到职,就申明禁令、严肃法纪,造五色大棒十余根,悬于衙门左右,“有犯禁者,皆棒杀之”。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毫不留情,立即处死。于是,“京师敛迹,无敢犯者”。

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农民起义爆发,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受命与卢植等人合军进攻颍川黄巾军,结果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随之迁为济南相。济南相任内,曹操治事如初。济南国(今山东济南一带)有县十余个,各县长吏多依附贵势,贪赃枉法,无所顾忌。曹操之前历任国相皆置之不问。曹操到职,大力整饬,一下奏免长吏八名,济南震动,贪官污吏纷纷逃窜。“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当时正是东汉政治极度黑暗之时,曹操不肯迎合权贵,遂托病回归乡里,春夏读书,秋冬弋猎,暂时隐居了。

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为巩固统治,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因其家世被任命为八校尉中的典军校尉。

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后又杀太后及少帝,自称相国,专擅朝政。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不愿与其合作,遂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

曹操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组织起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准备讨伐董卓。

献帝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牧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以行奋武将军的身份,参加讨董军。二月,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自己留居洛阳抵御关东军。董卓之凉州军骁勇善战,关东军十余万人驻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无人敢向洛阳推进。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军遭遇,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

关东诸军名为讨董卓,实际各自心怀鬼胎,意在伺机发展自己势力。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在长安定计杀掉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攻陷长安,杀王允,进攻吕布,关中也陷入战乱。是时,州郡牧守各据一方,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献帝初平四年(193)秋,曹操进兵徐州(治郯,今山东郯城),向东南扩展势力。徐州牧陶谦退守郯县。不久曹操军粮将尽,撤围回军。次年夏,曹操再征徐州,略地至东海。曹操征徐州期间,所过大肆杀戮,一路上“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曾参加讨董卓之战的陈留太守和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不满,遂叛操,迎吕布为兖州牧。吕布为当时名将,先为董卓部将,曾与王允定计诛杀董卓。

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司马荀彧和寿张令程昱、东郡太守夏侯敦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遂进军围攻濮阳。二军相持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

兴平二年(195)夏,曹操整军再战吕布,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兴平二年将吕布、张邈赶出兖州,经过六年的经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根据地。曹操起兵之初,仅有数千人,出任东郡太守前后,他陆续延揽一些拥有宗族、部曲等家兵的豪强地主归附自己,后击溃青州黄巾军,又收其精锐组成“青州兵”。这样,曹操又有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根据地和军队,是曹操得以成事的基本条件。

献帝刘协自被董卓劫至长安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建安元年七月,献帝终于回到洛阳,洛阳经董卓之乱,已是一片废墟。百官没有地方居住,“披荆棘,依丘墙间”,洛阳也没有粮食,“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八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献帝。随即挟持汉帝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只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200),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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