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人物"孙权"

(182～252) 三国时期吴国开国君主、政治家。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黄龙元年(229)至神凤元年(252)

在位，谥大皇帝。父孙坚。孙权少察孝廉，举茂才，行奉义校尉。跟随其兄孙策征讨江东。汉建安五年 (200)

孙策死，继统江东地区，得到张昭、周瑜、程普等人辅助，他广揽人才，鲁肃、诸葛瑾等为其宾客。建安十三年，曹操夺取荆州，沿江而下，孙权摈弃群臣归降之议，任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各领万人,联合刘备,组成孙刘联军，大破曹军于赤壁。孙权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依靠长江天险，多次击退北方曹魏进攻。曹丕代汉建魏，孙权表面臣服称藩，争取时间巩固政权基础。魏黄初二年(221),接受魏封号,称吴王于武昌（今湖北鄂城）。黄龙元年称帝，建都武昌，后迁建业（今江苏南京），先后统治江东五十多年。通过消灭各支割据势力,平定、降服少数族山越，所辖由江东扩展到相当于今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的广大地区。汉末以来，这些地区处于分裂状态，自此重归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为维护吴国鼎立之业，孙权接受鲁肃建议，采取联合蜀汉，共御曹魏的基本方针。其后因夺取荆州，杀死关羽，双方失和，刘备率军复仇，爆发夷陵之战，大败刘备。但由于抗击曹魏的需要，吴蜀同盟重新恢复。在长时期内,他不为谣传所动,坚信蜀汉不致背盟。吴、蜀的长期和好，牵制了曹魏的进攻。

孙权信用渡江南来的豪族势力，同时对确有才干而出身贫贱的寒族也不拘一格，注意拔擢。后来，又根据南方特点，逐渐和江东，特别是吴郡的豪族地主紧密结合，委以高官要职，极力笼络。这些豪族地主处于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势力强大，根深蒂固，看到孙权能保护自己利益，也对他委诚效忠，全力支持。

孙权通过保护私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来发展经济，征伐山越掠夺来的一部分“生口”赐给世家豪族大地主和功臣当作部曲、佃客。允许将世袭领兵，其佃客免除徭役、兵役。称为复客制度。在劳动力紧张的太湖流域，这是与豪族地主妥协，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孙权大权独揽，用法严峻。为防止影响政事，禁止地方长官擅去官奔丧，违者处死。晚年，吴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太子和与鲁王霸相互攻讦，朝臣也分为两派，酝酿着统治的严重危机。他断然废太子和，杀鲁王霸，用严刑峻法处置一批朝臣，另立子亮为太子，矛盾得以缓和。

孙权对吴国的统治

一、孙权的用人

如前所述，吴自孙权统事以后，所经历的几次重大战役，如赤壁之战、袭取荆州、夷陵之战以及平定交广等，都获得胜利。因此，孙权不仅保住了江东，并且还扩充了许多领土。孙权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同他善于用人分不开的。本书第四章曾叙及孙权初立，为了稳定局势，很注意招延人才。这里继续并更具体地分析一下孙权用人的概况和特点。综观孙权的用人，约有以下优点：

（1）比较善于识别、培养和重用优秀人才。在战争年代里，能够却敌拓土的自然是富有韬略的将帅。孙吴表现突出的将帅，较之魏、蜀二国，实无逊色。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被人誊为：“孙吴四英将”①。其中以周瑜最享盛名。他在孙策时已受到赏识和重用。周瑜同孙策一样，富有进取精神。孙策死后，孙权年轻继业，权母吴氏令权以兄事瑜。瑜“入作心膂，出为爪牙”。瑜之为人，并非如《三国演义》描写的那样气量狭隘。《三国志》卷54《周瑜传》言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瑜传》注引《江表传》言：

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可见周瑜是有修养、能够虚心与同僚相处的。

鲁肃和周瑜早就“相亲结，定侨札之分”②。周瑜曾两次向孙权推荐鲁肃。第一次“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③。第二次是瑜临死给权上疏言：“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④。但孙权之所以重用肃，不单是靠瑜介绍，主要还在他本人对肃有深切的赏识，如《三国志》卷54《鲁肃传》：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因密议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隙……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以上鲁肃向孙权提出“进取荆州，全据长江，以图天下”的战略部署，与诸葛亮《隆中对》甚相类似，只是不那样详尽罢了。那时身为大臣兼名士的张昭对鲁肃这种雄图，很看不惯，向权言：“肃年少粗疏，未可用”⑤。权不以昭言为然，反而对肃更加重用。陈寿在《三国志》卷54《鲁肃传》评曰：

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域，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

周瑜、鲁肃固然很有胆识，但孙权能够重用他们，说明权是很能用人的。

吕蒙出身“贫贱”。十五六岁时，为摆脱贫贱，暗地在其姐夫邓当军中攻战。后为小将，以“兵人练习”、“所向有功”，受到孙权的赏识与拔擢。蒙在多次抗击曹操与同蜀汉争夺荆州的战争中，表现了过人的韬略。陈寿在《三国志》卷54《吕蒙传》评曰：

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禽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吕蒙所以能有此丰功妙计，是与孙权的精心培植分不开的。蒙原来没有文化，“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牋疏”①。《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吕蒙经过勤奋向学之后，一次同鲁肃言议，使肃常欲受窘。“非复吴下阿蒙”与“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②的成语，即鲁肃与吕蒙谈话时讲出的。孙权常叹赞说：“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②。

东吴主要将帅，除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外，还有在交州立功的吕岱。吕岱早时只是一个代行吴县县丞的小官，因“处法应问，甚称权意”①。受到拔擢，两次镇守交州，卓有功效。《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言：“当方面者，当如吕岱；委人以方面者，当如孙权”②。孙权是善于因材授职的。

（2）在一定程度和情况下，用人能“效之于事”，不拘卑贱、不计旧怨、不求全责备。孙晧统治时，陆凯上疏称道孙权用人，“不拘卑贱”，唯“效之于事”③。从孙权不少用人情况看，也确实如此。所谓“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浚于系虏”④。其他吴臣如潘璋、丁奉、谷利、丁览、阚泽、步骘等都出身微贱，或忠于孙氏，或干略卓著，或学问优异，受到孙权赏识和提拔。再如出身“寒门”的周泰，被权拜为平虏将军，督领诸将镇守江边要地——濡须。朱然、徐盛等对周泰不服，因此孙权“特为案行至濡须坞，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辄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于是盛等乃伏”⑤。将军陈武在合肥交战时，因奋命扜权而丧生，其庶子表与诸葛恪、顾谭、张休等一同奉事权太子登。陈寿在《三国志》卷55《陈表等传》评曰：“陈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名人，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按照当时社会风气，武人和庶子都是被士人所瞧不起的。可是，做为“将家支庶”的陈表却与“胄子名人”同样受到重视。据《三国志》卷51《宗室孙奂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及至夏口，于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诏曰：“诸将吏勿拘位任，其有计者，为国言之。”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者，权皆以为非计。时张梁为小将，未有知名，乃越席而进曰：“臣闻‘香饵引泉鱼，重币购勇士’，今宜明树赏罚之信。遣将入沔，与敌争利，形势既成，彼不敢于也。使武昌有精兵万人，付智略者任将，常使严整。一旦有警，应声相赴。作甘水城，轻舰数千，诸所宜用，皆使备具。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权以梁计为最得，即超增梁位。后稍以功进至沔中督。

由上可知孙权颇能集思广益，择善而从，而不问其资历深浅，故能发现人才，破格提拔，甚至付以重任。

孙权用人有时能不计怨仇。如甘宁原属黄祖，曾射死吴将淩操，后降权，权对之颇加优待，令淩操之子淩统不得因父仇加害于宁。因此宁得展力建功。原扬州刺史刘繇与孙策旧“为仇敌”，但刘繇之子刘基很受权“爱敬”。一日，权于船中与群臣宴饮，忽降大雨，权命以盖覆基，其他人都不能得到这种优待。基官至光禄勋，分平尚书事①。最能体现权能重用原敌国人才的，是他对潘浚的使用。潘浚原属刘备，但备未能尽其用。《三国志》卷61《潘浚传》注引《江表传》：

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浚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浚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权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浚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

当时降权的荆州将吏，尚有郝普、麋芳、士仁等，而权独重用潘浚。由于潘浚德才兼优，所以权对他虚心接待。后来潘浚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成为权腹心重臣之一。浚为蜀汉大将军蒋琬的姨弟，有人向权言：“浚密遣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权立即驳斥说：“承明不为此也”①。于是将此人罢了官。权曾令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②。浚所率军队人数达到如此之多，说明孙权是敢于放手使用降将的。单从对浚的使用来看，权尚胜过刘备，备当年如令浚代替关羽守荆州，也许不致失败得那样惨。

孙权对部属能用其所长，而不求全责备。例如典掌军国密事的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③。又如大将吕范，“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④。其他如善于战斗的将军淩统、潘璋、甘宁、朱桓等，或骄横不法，或粗暴杀人，权均原其过失，以展其用。故陈寿在《三国志》卷55《程黄韩蒋等传》末评曰：“以潘璋之不修，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

（3）比较能听取反面意见，能用众力群智。《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语曰：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因为以上的话颇有至理，所以有人怀疑非权所能道出⑥。从孙权的诗人用士方面看，他还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末注引陆机《辨亡论》称孙权：

求贤如不及……推诚信士，……披怀虚己，以纳谋臣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淩统之孤……是以忠臣竞进其谋，志士咸得肆力。

赵翼《廾二史札记》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亦言：

刘备之伐吴也，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权曰：

“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吴蜀通和，陆逊镇西陵，权刻印置逊所，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权又不自护其非，权欲遣张弥、许晏浮海至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力谏不听，弥、晏果为渊所杀。权惭谢昭，昭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犹辞疾。权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乃灭火，驻门良久，载昭还宫，深自刻责。倘如袁绍，不用沮授（当作田丰）之言，以致于败，则恐为所笑，而杀之矣。

除了以上赵翼所说的以外，他如孙权准备袭取南郡时，欲令其堂弟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大督。吕蒙说：“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孙权听了，也感到自己作的不对，向蒙道歉说：“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①。因此，定荆州、禽关羽的事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孙权和吕蒙君臣之间能够坦率交换意见，孙权能改正自己原来不妥当的意图，是他们能够战胜敌人的原因之一。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在封建帝王中，孙权是善于用人者之一。但孙权的一些优点，也和曹操一样，主要表现在其统治的前期。到了后期，孙权用人的黑暗面逐步上升，甚至出现重大错误。其中原因，除了封建统治者所共有的通性以外，还需要从孙吴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阶级状况及其利害关系等方面加以剖析：

当孙氏兄弟在江东建立政权时，中原战乱不堪，因之江北士人不断渡江南下。孙氏兄弟对于笼络南下士人颇为注意，原来已经有一定名声的张昭、张纮较早投靠了孙策，受到重用。“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战”①。但大多数士人逃到江南后，情况还是相当艰苦的。如步骘、卫旌、诸葛瑾等即是。但他们能够投归孙权幕府，还算比较幸运的。其他南下士大夫“有倒悬之患”、“糟糠不足”②，需要当地官府富人收留救济者所在多有。为了重新占有土地财产，并寻求政治上的出路，他们也千方百计投靠和效忠于孙氏统治者。而孙氏统治者为了壮大自己，也必须招徕人才，以抗拒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自然乐于吸收江北的才智与有名望之士。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南下地主便成为孙氏政权的骨干力量。

两汉以来，江南籍士人仕进显名者，虽逐渐增多，但直至东汉晚期，江南士人犹为中原士大夫所轻视。如会稽郡人虞翻将其所著《易注》寄给孔融，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③；诸葛亮称赞吴使臣殷礼时亦言：“不意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④。说明中原士大夫对江东士人的估价，仍旧偏低。孙氏政权的建立，无疑给江东士人带来了仕进的良机。因之，江南地主之乐于拥护孙氏，自不待言。随着孙权统治的久长，江南籍士人在孙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势也日益增长。如顾雍、朱治、朱然、朱据、陆逊、陆瑁、全琮、潘浚等均身为将相，子弟显赫。

孙氏集团中，除了江南北士人外，还有孙氏家族。当孙坚起兵之初，其季弟孙静即“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说明孙氏家族在地方上还是有势力的。陈寿言诸孙“或赞兴初基，或镇据边陲”①。孙权对于宗族，虽未给以特大权位，还是优先任用，给以方面重寄。

孙权统治的前期，大敌当前，君臣上下都要求保全江南，所以内部比较协调，矛盾不甚明显。到三分局面大致确定以后，随着外部压力的减轻，长久积累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再者，立国时间长久以后，文武大臣和孙氏家族的经济、政治势力逐步膨胀，与此相适应，他们也日益腐化，心骄志逸，克敌拓境虽无作为，阻挠别人改革，排斥异己，却甚为张狂。吴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些消极因素的增长，也反映在孙权身上，使他逐渐失去锐意进取之心，对人才的渴望已不如前。加以孙权年事已高，身后的顾虑，如皇位继承及在位大臣是否可靠的问题，日益纠缠在脑海中。因而，孙权驾驭群臣的手法与用人的态度也逐渐失去原有的光辉面，“任才尚计”的孙权最后变成了“多嫌忌，果于杀戮”的孙权，“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孙权后期及身后的吴国终于坠落为派别斗争剧烈和政治黑暗残暴的王朝。

二、张温、暨艳与吕壹事件

张温，吴郡吴县人，父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为孙权东曹掾。温少修节操，“英才卓跞冠群”②。孙权闻之，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臣顾雍以为“温当今无辈”。孙权“征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①。吴主孙权黄武三年（224年），张温年三十二时，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温到蜀后，“蜀甚贵其才”①。连随员殷礼都受到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还同温“结金兰之好”②。可是，从这时起，孙权对张温的看法却急遽变坏，“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③。恰好这时，发生了暨艳试图改革选官中一些弊病的事件。事件的原由是：张温推荐吴郡人暨艳为选曹郎，至尚书，担任选用官吏的要职。暨艳为人狷直自负，不肯随俗浮沉，喜为清议，品评人物，企图改革当时选用人才不分贤愚、徇私舞弊、清浊混淆的种种恶习，于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④。结果招致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用各种手法在孙权面前告状，“竞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⑤。

由于暨艳是张温推荐的，所以案件成为孙权加罪于张温的借口。孙权以“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⑥为理由，将温下狱。孙权还下令说：

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专炫贾国恩，为己形势，揆其奸心，无所不为。不忍暴于市朝，今斥还本郡，以给厮吏，呜呼温也，免罪为幸！①

将军骆统对孙权这样处理张温，颇为不平，上表为温申理，把孙权所加给张温的罪名，一一辨驳①。做为一个大臣，在专制君主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自然不敢虚妄，何况骆统是德才兼备的人呢？我们可以相信骆统的辨驳有其根据，而孙权所怪罪张温的事则是占不住脚的。据《张温传》注引《会稽典录》言：“诸葛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陈寿在《张温传》评曰：“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可见张温的失败，并非他做的不对，只缘他敢同不良现象作斗争，所以引起了力量大、人数多的保守派的反对。至于暨艳锐意改革的失败，也是同样情况。当暨艳不计个人得失，毅然要沙汰贪鄙时，著名大臣陆逊、朱据、陆瑁等都曾劝阻，认为事情办不通，且会招致祸患。陆逊等是从改革是否可能和个人利益两方面考虑。暨艳则只从刷新政风考虑，而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所以张、暨的失败只能说明：（1）孙权统治集团暮气已深，虽志于改革之士亦无法有为；（2）《三国志》卷55《陈表传》言：“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可知暨艳不仅不是坏人，并且还为正人君子所同情；（3）张温、暨艳之遇祸，再次说明到了孙权统治的后期，孙权在用人方面的优点已逐渐由缺点所代替。

同一时期所发生的吕壹事件，也反映了孙吴集团内部的不和和矛盾。《三国志》卷52《顾雍传》载：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同卷《步骘传》亦言：

后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摓抉细微，吹毛求瑕，重罪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局天蹐地，谁不战栗！”

据上二条记载可知，孙权曾任用吕壹等人为校事，以监督纠察大臣。这些校事又多希旨迎合权意，因此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当时除步骘以外，太子孙登、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等都屡次向孙权陈说吕壹的奸邪倾害。潘浚甚至要在公众宴会时亲手杀死吕壹，宁愿以身当之。另外一个名叫羊衜的官吏则与大臣共同推举一位能言善辩的李衡为尚书郎，以便经常在孙权身边揭发吕壹的奸短①。吕壹最后还是因检举朱据贪污失实而被杀。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朱据的部曲应领钱三万缗，工匠王遂将此款吞为己有。吕壹却怀疑是朱据贪污了，于是审讯朱据部曲主管吏，吏活活被打死。朱据哀怜此吏死得冤屈，厚厚埋葬了他。吕壹见朱据如此厚待死者，进而告据与吏共同作弊，据无以自明，只好坐待判罪。可是工匠王遂从中作弊的事，随后被人揭发了。于是孙权杀死吕壹，以谢群臣。从这件事看，吕壹的错误在于未曾查清真相，即咬定朱据贪污，属于纠举失实。但是大臣们反对的不仅仅是吕壹。步骘以为“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愚以为可一切罢省。”②陆凯以为“校事，吏民之仇也。”③说明只要设立校事，大臣就反对。所有这些，表明大臣与校事的矛盾，正是大臣（大族）同孙权（皇权）的矛盾的曲折体现。但是孙权毕竟是依靠群臣以统治万民和对抗敌国的。所以当校事被大臣抓住罪证后，孙权即杀掉他，以安抚大臣。说穿了，吕壹事件也只是体现了孙权猜防大族与大族维护自己政治、经济特权的矛盾而已。

三、皇位继承人问题与陆逊之死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为吴王，立长子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登为皇太子。太子官属有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宾客有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于是东宫号为多士”①。登生母身分低贱，连其姓氏都未见于史册。孙权所爱王夫人生子和及霸，登常有让位于和之意。孙权赤乌四年（241年）登死。下一年，权立和为太子，不久，封霸为鲁王。权之爱霸，更甚于和，对霸的待遇，同太子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和、霸不睦，大臣也分为二部，比较正派的大臣如陆逊、诸葛恪、顾谭、朱据、屈晃、滕胤、施绩、丁密等维护太子，公主鲁班（孙权宠姬步夫人所生的长女，嫁给全琮）、全琮子寄、杨竺、吴安、孙奇等则想依靠鲁王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所以拥戴霸而“谮毁太子”。一次，权得疾，遣太子到长沙桓王孙策庙祈祷，太子妃叔父家离庙很近，乃把太子请到家中。公主鲁班闻知，乃向孙权进谗，言太子不去庙祷告，却往妃家计议，于是和宠益衰，两派大臣的争斗也更厉害。孙权认为“子弟不睦，臣下分部……一人立者，安得不乱”②。乃废太子和，赐鲁王霸死。另立所爱潘夫人幼子孙亮为太子。

以上的事，不只是立谁为太子的问题，而是孙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的反映。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可以拿陆逊同孙权的关系来说明。前已叙及，陆逊是跟随孙权时间较久、功劳很大的大臣，孙权早时把孙策之女嫁给了陆逊。吕蒙死后，陆逊成为抗拒魏、蜀二国的主要支柱。但孙权对陆逊的重用，主要在军事方面，始终没有交给陆逊军政大权。最后权令逊代顾雍为丞相时，虽口头上说：“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①。但事实是：孙权既不听从陆逊屡求保安太子、黜降鲁王之谏，又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亲近陆逊的吾粲。孙权更“累遣中使责让逊”，使逊“愤恚致卒”①。逼死了陆逊。

孙权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逊维护太子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权认为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根据当时情况，权所以疑忌和逼死逊，约有以下四个原因：

（1）逊“世江东大族”，从祖康，庐江太守，康子绩，郁林太守，绩从子瑁，选曹尚书。逊族子凯，建武校尉，凯弟胤，交州刺史。陆绩外甥顾邵为丞相顾雍之子，任豫章太守。顾邵子谭为陆逊外甥，任左节度，加奉车都尉。谭弟承，奋威将军。逊外甥姚信，太常。可见逊家族姻亲甚为显赫，此为孙权忌逊原因之一。

（2）吕蒙死后，逊一直镇守武昌，声望至隆。吴国权要，上自太子登，下至步骘、诸葛瑾、潘浚、朱据等将相都与逊交好，特别是逊功高震主，为权所畏忌。到孙权统治的后期，三国疆域大致已确定，权对外攻虽不足，守则有余。即无逊，亦可划江自保，无何重大危险。所以权只让逊做了几天丞相，就借立太子事，悄悄地逼死了他。

（3）孙权为身后之计，怕嗣主驾驭不了逊，所以逊等越是拥戴太子和，孙权越疑惑不安。权在逼死逊之前，先剪除其亲党。以后孙权虽然立了幼子亮为太子，但挑选的首辅，却是资望较浅、社会关系比较单薄的侨居大族诸葛恪，就可以说明孙权是不愿从陆、顾等枝叶繁茂的江东大族中选择辅政者的。从史书记载上看，孙权于武多文少的吕蒙、淩统、朱然等病死后，极为哀悼伤怀。可是他不仅逼逊致死，并且还追诘逊子抗。这不是由于猜忌逊，还是什么呢？

（4）还有一个不易被人们发觉的因素，即逊为孙策之婿，权最初将策女嫁给逊时，当然是为了加强君臣间的关系，但当逊功高震主时，这门亲事便转化为双方关系的不利因素。权的江东基业本来是从兄策手中继承的，但权对策子并不与己子同样看待，陈寿即认为权对策子有亏待之处。寿在《孙策传》评曰：“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孙盛还为此替权辩护，认为这样作，是为了“正名定本，使贵贱殊邈，然后国无陵肆之责，后嗣罔猜忌之嫌”①。孙盛这种看法，是迂阔而不切合事实的。权既定孙和为太子，又给孙霸以过分的待遇，使之觊觎太子宝座，还谈得上什么“正名定本，使贵贱殊邈”呢？孙权诸子虽孩提亦封王，而策子却终身为侯，不是亏待是什么呢？这一点，连权本人也是不无内疚的。史言：“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②。权病了，不向其父武烈皇帝坚祷告，却偏向兄长祷告，正说明权内心隐处也觉得

孙权继位时虚岁十九岁。

建安五年，孙策被许贡门客行刺而去世，临终前命孙权接替其位。孙权当年虚岁十九岁，被东汉朝廷册拜为讨虏将军，兼领会稽太守，驻守吴郡。

孙策刚刚统一江东没有多久，地方士民及宾旅寄寓之士仍存异心，因此孙权最初掌管江东时，局势动荡不安。

庐江太守李术更是公开反叛，宗室内部庐陵太守孙辅通敌曹操、孙暠企图夺权，丹阳太守孙翊和宗室重臣孙河遭到杀害，豫章、会稽等地数万山越也伺机作乱。

孙权以张昭为师傅，以周瑜、程普等旧臣，统御诸将。先率军消灭李术，得其部众三万余人，阻止宗室动乱。

又灭山越六千，收编万余。他又广招贤才，聘求名士，诸葛瑾、鲁肃、严畯、步骘、陆逊、徐盛、顾雍、顾邵等人被招至麾下，安定了地方大族及宾旅寄寓之士之心，稳定了江南局势。

扩展资料：

孙权的外貌不凡，有帝王之相，其臣下则多以至尊称呼他 。据《江表传》记载，孙权出生时方颐大口，目光颇有神采。

东汉朝廷使者刘琬奉命授予孙策官爵时，曾一一为孙权诸兄弟相面。刘琬形容孙权相貌最为高大挺拔，认为他有大贵之表且会是孙氏兄弟中最长寿的。

裴松之注《献帝春秋》记载孙权为紫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世说新语》中记载，孙权相貌威武，司马懿与东晋权臣桓温都颇为神似他。

—孙权

您好，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题目我就不写了

想必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孙坚、孙策父子开创了江东基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十八岁。他接过的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地方割据政权，他能不能镇住那些旧臣老将，他能不能发展父兄的基业，这在当时都是一个个问号。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将父兄未竟的“霸业”发展为“帝业”，与曹魏、蜀汉鼎足而立。

孙权不容易。很多人说孙权这个人挺有福气的，小小年纪接过了父兄留下的一片基业，不像曹操和刘备得白手起家，自己打江山。其实不然，孙权接班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年幼、势孤、内忧、外困。

先说年幼。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按照古人二十而冠的这个说法还要算未成年人。当然他这个未成年人也非同一般，因为孙权十五岁的时候就当了阳羡县的县长。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他有一个大后台，孙策。那再怎么有后台，你十五岁当县长，也还是很了不起了。

第二，势孤。孙策创下的这个基业不是一个积德的基业，因此他这个政权是不稳固的。因为孙氏政权和刘备在益州建立的蜀汉政权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政权。两个原因：第一，孙氏家族在江东不是世家大族，是寒族。第二点呢，孙坚发迹也不在江东。孙坚是袁术的部下，孙坚是在江西。

内忧。边远地区的人民没有臣服，就指的是山越，就是指当时江东还有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是不服的。江东这些世家大族也是不合作的、不支持的。

还有外困。北方袁绍和曹操正在打官渡之战，这一战不管谁赢谁输，对孙权都不是什么好事，不管谁赢了，下面就要来收拾他孙权了。何况孙权的隔壁还有一个刘表，刘表的大将江夏太守黄祖就紧挨着孙权的地盘，孙坚就是刘表的大将黄祖杀死的。远有强敌，近有世仇，内存忧患，身无寸功。

孙权的人和也很好，孙权这个人为什么值得像周瑜啊，鲁肃啊这样的人来选择呢？孙权确实具有领袖的素质，孙权也确实是值得投靠的一个人，他也是三国时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孙权的幕府像家庭，就像亲如骨肉的兄弟连。

辛弃疾在他的词里面是这样描述孙权的，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孙权其实很不容易，沉得住气，变得了脸，弯得下腰，能屈能伸，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英雄。

孙坚吴夫人出身钱唐次等士族，其被逼嫁给寒门军阀孙坚。孙坚死后，夫人协助其子孙策、孙权平定江东，主要表现为“优贤礼士”，阻止孙策大肆诛戮江东儒学名士；孙权继位之初，夫人“助治军国”，联络南北文武之士张昭、周瑜等，稳定局势；特别在拒绝归降曹操、谋求孙氏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吴夫人、辅政、孙策、孙权、江东

孙坚吴夫人，《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吴夫人传》载其家“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景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由这段记载可以推测，钱唐吴氏虽非高门大族，但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婚姻是士族社会非常重视的一个维护门第的方式，对待婚姻的态度可以判断其人的阶级身份与文化品格。

孙坚出自寒门，所谓“轻狡”，正是其性格的典型表现，其甚者不惜打家劫舍，吴氏家族轻视孙坚，说明其门第较高，吴夫人则怕孙坚祸害其家族，才不得已答应这门婚事的。吴夫人的这一出身可以使其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她后来注意到“优贤礼士”，与此恐不无关系。另外，吴夫人自少便有胆识，临危不惧，有主见，有决断力。她后来较多地参与孙氏立国之决策，正与其修养与性格有关。关于吴夫人的作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吴夫人救护江东名士，减轻孙氏兄弟与江东大族的冲突

孙策渡江，在名义上是作为袁术的附庸南征的，其依靠的军队主要是来自江北的部曲，给人一种入侵者的形象。孙氏又出自寒微，这在门阀意识日渐增强的汉魏之际，显然是不受儒学士大夫欢迎的。对江东地方豪强的反抗，孙策严厉打击，《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注引《傅子》：“孙策为人明果独断，勇盖天下，以父坚战死，少而合其兵将以报仇，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同书卷五一《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亦载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根据有关记载和研究，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孙权统治的前期，有的江东名门旧族几被杀绝。

作为不同阶级与利益集团间有关统治权的争夺，孙氏兄弟的这一举措，虽有不得已处，但其诛戮之具体对象、人数、程度及延续之时间等，则大有商酌之余地，否则，一味滥杀，必将引起江东士大夫的怨恨和反抗，造成局势的长期动荡，这对孙氏政权的巩固是十分不利的。从当时情况看，惟有吴夫人较为清醒，并利用她特殊的身份，劝导孙策，拯救了一些名士的生命。

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如《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

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卒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

王晟参预针对孙氏的武装反抗，“诸子兄弟皆已枭夷”，吴夫人力救其性命。

又，《三国志》卷五○《吴书·妃嫔·孙坚吴夫人传》注引《会稽典录》：策功曹魏腾，以迕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井中耳。”策大惊，遽释腾。夫人智略权谲，类皆如此。

由这一记载，可见吴夫人救助士大夫是颇为用心的，又由“类皆如此”一语，可见这类事例较多，非止一二例。当然，由于孙策果于杀戮，吴夫人也有受挫的事例。同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当时有一位道士于吉，“吴、会人多事之”，一次孙策“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尽管最终吴夫人救助于吉未成，但由诸将宾客关键时刻“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可见吴夫人确多有此举。

吴夫人如此，主要在于保存一些儒学名士，以协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她明确要求孙策“当优贤礼士”，改变一味杀戮的残暴政策。这是颇有见识的看法，后来孙权在张昭等人辅助下，优遇士人，正是推行的这一政策。应该说，孙吴政权“江东化”的最早倡导者是吴夫人。

二、孙权临政之初，吴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

建安五年（200），孙策受到许贡部曲的刺杀身亡，事起仓促，原本便尚未稳固的江东局势，更是增添了难以预料的变数，新生的孙氏政权甚至有倾覆的危险。《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

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同书卷五二《张昭传》注引《吴书》：“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这里记述孙权初登位，情势颇为紧张：江东大族之“英豪布在州郡”，而流寓人士则“以安危去就为意”，“颇有同异”，“未有君臣之固”。在这一关键时刻，孙权得以稳定局势，主要依赖张昭、周瑜等人安抚流寓人士，“绥抚百姓”。而张昭诸人之所以尽心竭力辅佐孙权，则有赖于吴夫人的协调。

孙权辅助班子的组建，与吴夫人关系甚大。《三国志·吴书·妃嫔·吴夫人传》称“及权少年统业，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具体说来，其关键在于“优贤礼士”，组建孙权辅助班子，稳定人心。当时，孙氏政权主要依靠流寓人士的支持，吴夫人工作重点也在于争取其代表人物身上。张昭，彭城人，《三国志》卷五二本传载其汉末流徙江东，“孙策创业，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可见，孙策委昭以重任，便得到吴夫人的赞许。策死前，“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显然也得到吴夫人的首肯。建安七年，吴夫人死，“引见张昭，属以后事。这一安排对孙权早期统治地位的确立和逐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纮，据《三国志》卷五三本传，广陵江都人，孙策渡江前曾与其母吴夫人居江都，并就南渡战略征求过张纮的意见。《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载“孙策在江都，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策欲渡江，纮表示“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说明吴夫人早在江都便受到张纮照顾，非常熟悉。南渡后，纮与张昭同为孙策主要谋士，得到吴夫人的认可。策死，夫人又以纮扶助孙权。《张纮传》注引《吴书》：“权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属以辅助之义。”

不仅对文臣如此，对武将之代表人物也如此。周瑜，据《三国志》卷五四本传，庐江舒人，孙策早年客居庐江，与瑜“有无通共”。策死前，急召瑜与张昭共同辅助孙权：“初瑜见友于策，太妃又使权以兄奉之。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注引《江表传》也载吴夫人对权说：“公瑾（瑜字）与伯符（策字）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这实际上是将孙权托付给周瑜。

又《三国志》卷五五《吴书·董袭传》：“董袭字元代，会稽余姚人，长八尺，武力过人。……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袭对曰：‘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而讨逆明府，恩德在民。讨虏承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众皆壮其言。”吴夫人“问江东可保安否”，实际上是看诸人对孙权的态度。在得到文武大臣明确的支持表态后，吴夫人构建起了孙权的辅佐班子。正是在他们的协同努力下，侨、土人士逐渐地聚拢起来，稳定了江东的局势，孙权的地位也随之确立起来了。

三、吴夫人在有关是否纳质曹操问题决策中的作用

孙权统事之初，局势复杂，可谓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即如何团结南北人士，聚拢人心，这在吴夫人的协调下，大体解决了。而外患，则主要是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对江东加强了攻势，逼迫孙权纳质，这关乎孙氏江东政权的未来走向。对此，孙氏集团内部存在分歧，何去何从，最终要由吴夫人定夺。《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瑜曰：“……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将军韬勇抗威，以侍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遂不送质。

曹操当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具有舆论上的优势，这对儒学士大夫有很大的影响，故张昭等人主张“质任子”[5]，而孙权、周瑜等则“不欲遣质”，但如何决策呢？最终还是要靠吴夫人协调后“定议”。吴夫人在分析利弊后决定“不送质”，并由她说服张昭等人。吴夫人的这一决定对孙吴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战略选择。如果孙权纳质，成为曹操的附庸，便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遇；如果吴夫人不出面协调，孙氏集团中文、武臣属便有可能分裂，演化成内部争斗，无谓地消耗有生力量。但由于吴夫人特殊的地位与有效工作，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避免了潜在的矛盾，使弱小的孙吴政权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由上考述，吴夫人在孙吴立国江东之初，无论在孙策南下战略的确定，对江北谋士的交结，还是对江东本土名士的保护和坚持江东独立发展策略的“定议”等方面，她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她是孙吴政权草创时期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田余庆先生曾指出在孙策死后，“张昭、周瑜共挽危局的这个阶段，太妃吴夫人起了重要作用”，并指出“她在筹思军国大事时首先是以确保江东为虑的”，正由于她的协调，南北人士“共撑危局，江东始得改观”。验之史实，这一看法是完全可信的。

晚年的仲谋算不得是个明君，和很多历史明君一样，到了年老，君主都难以保住晚节！与同时期的曹操比，孙权还算不得明君。虽然赤壁之战了里，他率领的吴国军队与大耳贼联军击败了中央军，但整个历史轨迹来看，孙权的性格刚愎自用，晚年杀良臣毫不手软。他对南方的贡献不如曹操对整个北方的贡献大！曹操以天下为己任，而仲谋却只是以他的统治权为己任而已。

按照《三国演义》的意思是孙坚娶的吴氏姐妹，大的是正妻，是孙氏兄弟（策，权，翊，匡）的生母，不过死得早，所以孙氏兄弟由其妹也就是演义中的吴国太抚养。 其实古代确实有这种制度，叫做媵妾制度，诸侯士大夫娶妻时女方一般以其妹妹或侄女随嫁称之为媵，不过唐宋之后废除了，改成一妻多妾了。

不过在《三国志》里面呢，就只有一个吴夫人是正妻，还有一个并没有记名字的妾氏，吴氏生的孙氏四兄弟，无名妾氏生的庶子孙朗也叫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