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形罩的内容

《钟形罩》[美国]西尔维娅·普拉斯
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一生
一九六三年一月，《钟形罩》由威廉·海纳曼有限公司在伦敦出版，作者伪称为维多利亚·卢卡斯。西尔维娅·普拉斯之所以采用这一笔名发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因为对其文学价值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不是一部“严肃作品”。由于小说歪曲了她周遭许多人的品行而并未加以太多掩饰，她也担心小说一经出版会给这些人带来痛苦。
《钟形罩》的写作是以西尔维娅·普拉斯早年生活的主要经历为蓝本的。一九三二年，普拉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童年在波士顿附近的一个名叫温斯罗普的海滨小镇上度过。西尔维娅的母亲是奥地利裔，父亲年少时从波兰移民到美国，是波士顿大学一位杰出的生物学教授，世界知名的蜜蜂专家。西尔维娅有一个弟弟，比她小两岁半。西尔维娅八岁时，生活经历了一场剧变：一九四年十一月，父亲因长期患病不治去世，母亲带着孩子与外祖父母一同迁至内陆小镇韦尔斯利，这是波士顿郊外一个保守的上层中产阶级社区。外祖母承担起照料家居的责任，母亲每日坐车往返波士顿大学，在一个医护秘书培训班任教，外祖父在布鲁克林乡村俱乐部任侍者总管，周末才回家。西尔维娅和弟弟在当地公立学校念书。“我上的是公立学校，”日后她写道，“真正的公立学校，人人都在那里念书。”西尔维娅很早就开始写诗、画钢笔画，这两类作品一经问世即为她赢得诸多嘉奖。到十七岁时，她对于写作从单纯感兴趣发展到有意识地训练。然而作品的发表却非易事。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夏日不再》发表于《十七岁》杂志一九五年八月号，之前她已经向那家杂志社投了四十五篇稿子。同月，她的一首挖苦战争的诗《苦涩的草莓》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接受并发表。她所在中学的一本年鉴《韦尔斯利人》将这位后来自我描述为“狂热的少年实用主义者”的少女刻画如下：
热情的微笑……做事精力充沛……在钢琴上弹奏布基时左手节奏很强……擅用粉笔及颜料……周末总是在威廉姆斯学院度过……三明治夹着满满的填料……未来的作家……那些《十七岁》杂志的退稿单……为了驾照,没办法……
一九五年九月，西尔维娅进入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学院学习，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所女子学院。她读书靠的是奖学金——一份来自史密斯学院韦尔斯利校友会，另一份是《斯特拉·达拉斯》的作者、小说家奥莉夫·希金斯·普劳蒂的馈赠，后来她与西尔维娅结成朋友，也是她的赞助人。那几年西尔维娅一丝不苟地按照日程安排写诗，在她父亲留下的红皮同义词词典中圈出她要的单词，坚持记一本内容详尽的日志，积极摘录报章美文，专心致志地学习功课。作为学生她极为成功，还入选了班委会、校学生会。她是《史密斯评论》杂志的编委会成员，总是到男子学院度周末，曾在《十七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和诗歌。然而就在当时，她在一封信中写道：“表面上看我似已取得了几项小小成就，内心里我却忧心忡忡，对自己满怀疑虑。”关于这段时期，一个朋友后来评论道：“西尔维娅似乎不能坐等生活向她走来……她飞奔出去迎接生活，去促使事情发生。”
随着西尔维娅的女性意识渐长，诗人/知识分子以及妻子/母亲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成了困扰她的主要问题，她写道：“……生活在好似钟形罩里那种稀薄的空气中，而我大部分时间居然都活蹦乱跳，这实在令人惊异。”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杂志的小说比赛中，她因短篇小说《明顿家的星期日》获奖。第二年，也就是她上大二那年，西尔维娅获得两项史密斯学院的诗歌奖，还入选法·贝塔·卡帕联谊会和史密斯学院的文科荣誉协会阿尔法联谊会。一九五八年夏她参加了《**》杂志大学部举办的比赛，获选成为《**》客座编辑。在她的剪贴簿中，她以《**》杂志特有的轻灵活泼的风格这样描述她在纽约的那个月的最初几天：
那年八月我曾是《**》全国小说比赛的两个获奖者之一（五百美元！），之后我又入选为代表史密斯学院的客座编辑，乘火车来到纽约市，在《**》冷气充足的麦迪逊大街办公室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受薪工作——淑女帽加高跟鞋——我觉得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如梦如幻”、“精彩绝伦”以及其他所有不尽其实的形容词都可用来描绘我当客座助理编辑的闹哄哄、乱糟糟的四个星期……住着豪华的巴比桑酒店，编著稿子,会面的全是社会名流，被多得叫人眼花缭乱的联合国代表、同声翻译和艺术家们这儿一个款待、那儿一个宴请……叫人难以置信的旋转木马般的一个月——这个史密斯学院的灰姑娘见到了她的偶像：万斯·布尔杰利、保罗·恩格尔、伊丽莎白·鲍恩——与五位又写诗又教书的青年才俊合作写了文章。
这五位诗人是阿利斯特·理德、安东尼·赫克特、理查德·威尔伯、乔治·斯坦纳以及威廉·伯福德，对他们的生平介绍以及对其人其作的评论总是与他们的照片同时面世。
在二百三十多页的广告之后，厚厚一本的一九五三年八月《**》大学专号刊登了客座编辑西尔维娅的介绍文字：《五三年大学专号：<**>编后语》。篇首是一幅寡淡无味的照片，客座编辑们手牵手围成星状，个个身着格子呢裙，头戴与之相配的伊顿公学的帽子，笑逐颜开。照片下面西尔维娅写道：
这一季我们都是凝望星辰的人，陶醉在蓝色夜空营造的氛围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时装界的璀璨星群中发现了作为《**》标志的格子呢，如星云般变幻无穷的针织套衫，还有男人，男人，男人——我们险些抢了他们的饭碗！我们把天文望远镜对准环球各地的大学校园新闻，因之辩论，为之思索。聚焦的问题包括：学术自由、大学女生联谊会的争议、我们这被人贴上诸多标签（并且遭受诸多诽谤）的一代人。从我们偏爱的领域里，那些亮度最高的星星在我们职业和未来的计划上投下明亮的光辉，影响着我们的抉择。尽管根据星相推测我们终必迈上的轨道还未为人接受，我们这些客座编辑们期待着《**》杂志这一专号——这一校园之星——的推出为我们带来希望。
毫无疑问，她更为满意的是第三百五十八页——“《**》杂志终于发表了《疯丫头的情歌》——我最得意的一首维拉内拉诗歌。”同年夏天，《哈泼斯杂志》发表了三首西尔维娅的诗歌并付给她稿酬一百美元，西尔维娅将其视为“第一笔职业收入”。后来她在评价这些成就时写道：“总而言之，我觉得自己被创造上、社交上及经济上的成功之浪托了起来——然而，一场历时六个月的崩溃即将开始——”西尔维娅所指的是一九五三年夏秋之季她的生活所经历的一场变故——当时卢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正极力攫取政权，艾森豪威尔刚刚就任总统——这些事件都被西尔维娅改头换面，纳入《钟形罩》中。几年以后她这样描述她要写的小说：
时装杂志的圈子越来越显出其肤浅造作，回乡则意味着回到波士顿郊区那死气沉沉的夏日世界，这两者都给她（女主角埃丝特·格林伍德）带来极大压力。在纽约，周遭压力曾将她性格内部的豁口紧塞，此时回到家里，这些豁口越裂越大,令人心悸。她对周围世界——她自个儿以及邻居们那无聊乏味的居家生活——的乖僻观点越来越成为其看待事情的惟一视角。
对西尔维娅来说，接下来的是休克治疗，然后是她那广为人知的失踪，后来被人发现，最终住院接受心理治疗和次数更多的休克治疗。她写道：“这是一段黑暗、绝望、幻灭的时日——其黑暗只有人类思想的炼狱可比——象征性的死亡、令人麻木的休克治疗——然后是缓慢而痛苦的身体和心理的重生。”
随后西尔维娅返回史密斯学院，重新驯服“那去年将我抛下马背、害我落下一圈的野马”。第二年夏初她写道：“一个重整旗鼓的学期结束了，取得的成就也许没有去年那样辉煌壮观，但是基础扎实得多。”到第二学年末，她有更多的诗作见于报端，获得了更多的奖项，并且完成了她为英语专业优等生课程而作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双重人格的鸿篇巨制。一九五五年六月她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由富布赖特基金资助赴剑桥大学纽哈姆学院进修一年英语课程。在那儿西尔维娅邂逅了英国诗人特德·休斯，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他们在伦敦举行婚礼。西尔维娅又得到富布赖特基金的一笔资助。夫妇俩赴西班牙度过一个假期之后，在剑桥又住了一年。一九五七年春，他们迁回美国，在这里西尔维娅被同事评价为“史密斯学院英语系建系以来最出色的两三位指导教师之一”。
很有可能，在西尔维娅返回美国时，行箧中已经有《钟形罩》的初稿，但她的心思还是放在写诗和教书上。一九五三年六月，她向尤金·佛·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申请资助，好完成她的诗集。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哈泼兄弟出版社一位卓越的编辑，基金管理机构的匿名成员直接将捐赠颁发给作家，资助他们的生活费用。捐赠的颁发必须得到三位管理机构成员的一致同意，其中一位称西尔维娅的代表诗作“无可挑剔”，她写道：“浏览休斯太太的履历，我发现她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一直享受着这样那样价值不菲的奖金。让她在一所不错的学院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也许不会对她造成真正的伤害。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尽管我认为她的作品的质量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九五八年十月，西尔维娅的申请遭到拒绝，管理机构的秘书专门附上一封信，告诉她：“你的申请非常惹人注目。引起争议的不是申请人的天分——这天分十分突出——而是项目本身的性质。”
在这期间休斯一家搬进毕肯山上的一座小公寓里，“在波士顿过了一年拮据的日子，一边写作,一边看看有什么出路”。之前，西尔维娅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她放弃了教书职位，放弃了她从幼年起就为之做准备的学术生涯，选择了一种不太稳定的生活方式，但她希望这样她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然而，这一年慢慢过去，她的诗集一次次以不同书名送交出去却一次次遭到拒绝。就此她写道： 没有什么比不能发表的作品更叫人烦恼了，我这样说大概说明我的写作动机还不纯净吧（噢，多有意思啊我就是停不下来发表不发表有没有人读我才不在乎呢）……我还是想看到它走个印成铅字的仪式。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特德和西尔维娅迁居英国。一九六年四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弗丽达降生。西尔维娅的诗集《庞然大物》终于被威廉·海纳曼有限公司接受，准备秋季出版。接着西尔维娅遭受流产，动了阑尾切除手术，又怀上身孕。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她再次向尤金·佛·萨克斯顿纪念基金提出申请；这一次是为了完成一部据她说已经写了六分之一——大约五十页吧——的小说。在申请中西尔维娅请求资助以支付“临时照看孩子的人或保姆，每日约五美元，一周六天，一年共一千五百六十美元；书房房租每周约十美元，一年共五百二十美元；合计：二千零八十美元……（眼下我和丈夫及周岁婴儿住在一套两居室公寓里，我不得不打零工以支付生活费用）”。她写信告诉一位朋友说她“正在写一部已经完成三分之一的小说，讲述一个女大学生如何一步步落得精神分裂”。她写道：
有十年了吧，我一直想要做这件事，但是一想起要写小说就直犯怵。后来，我开始跟纽约一家出版公司谈判，要把我的诗歌在美国出版，突然之间，那道堤坝垮了，我整夜未眠，兴奋不已，看出应该从何入手，第二天立刻动笔，每天早晨就像上班一样到我借来的书房去,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越写越多。
夏天的时候，休斯一家迁至德文郡，住在一幢乡下的茅屋里。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的秘书写信告诉西尔维娅，他们已经投票同意给她颁发一笔数额为二千零八十美元的资助，“即你提议的数额”。西尔维娅回信说：“今天很高兴地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有关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的好消息。我确有计划完成这部小说，这笔资助来得正是时候，使我得以从俗务脱身，专注此事。”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儿子尼古拉斯降生。日子划成三部分，一份用来照顾孩子，一份用来料理家务，一份用来写作。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西尔维娅准时向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递交第一份关于小说进展的季度报告。“过去三个月中小说进展非常令人满意，与我拟定的日程相符。第五至第八章几易其稿之后终于敲定，小说目前已完成一百零五页，第九至第十二章也已列出细纲。”然后她详细地报告了《钟形罩》的写作计划。尽管小说进展顺利，西尔维娅还是向朋友抱怨说简直做不了什么事：“一年写出几首我还钟意的诗歌看起来像是挺有成就，其实不过是被大片空格隔开的几个令人满意的小点点。”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在给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的第二份季度报告中，她这样写道：“小说进展十分顺利，与日程相符。已经完成第九至第十二章（一百零六页至一百六十六页），小说的下一部分也已列出细纲。”到一九六二年六月时，她可以这样对朋友说：“我有些东西了。真正的写作。我想让你看看我最新的几首诗作。”她已经开始写作后来收入《爱丽尔》的诗作，有足够的自信将其示人，让别人读，自己也大声朗读。这些诗歌非同凡响：她丈夫曾经写文章说《郁金香》“是后来那些诗歌的先声。她写这首诗时没有像以往那样研究同义词词典，而且速度惊人，仿佛写一封急信。自那以后，她的诗歌都是这样写成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西尔维娅向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递交了最后一份进度报告：
小说正在收尾，其架构基本与计划一致，已经完成第十三至第十六章（一百六十七页至二百二十一页），希望最后一部分的进展同样顺利。
西尔维娅与特德到爱尔兰度过了一个假期，之后他们决定分居一段时间。那个夏天过得很艰难。她几度病倒，流感加上高烧。看来没法在德文郡再过一个冬天。她开始往返伦敦，在英国广播公司找了份事做，又到处找公寓。《钟形罩》的手稿已经寄给美国的萨克斯顿纪念基金管理机构，也被英国的海纳曼公司接受并排版付印。离圣诞节还差几天，西尔维娅和孩子迁至伦敦，在那儿她租下了一套公寓，签了五年的合约。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在爱尔兰时我曾去过巴利利的叶芝塔，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安详的地方；后来，在伦敦，我正在我最钟爱的报春花山附近独个儿边走边想我不知何时才能找到一套公寓，正觉着凄凉郁闷呢，我经过了叶芝的寓所，蓝色匾额上写着“叶芝曾在此居住”；我经常经过这个地方，一直盼望能在此居住。门上挂了一块告示牌——公寓出租，我飞奔去找经纪人。只有试过在伦敦找公寓你才会明白这是一个奇迹，我是第一个提出申请的人……我签了五年的租约，这儿简直就是天堂……这是叶芝曾经居住的地方，眼下对我来说这一点意义重大。
西尔维娅将找到叶芝的寓所看做一个征兆。她告诉一个朋友，那天她出门去找公寓的时候已经“知道”她会找到这所房子，于是，在那样的肯定之下，她开始信心十足地、精力充沛地制定计划。当时她正在写作另一部小说，收入《爱丽尔》的诗歌也在继续写。她告诉另一位朋友，她认为《钟形罩》“是一部自传体的学徒之作，我只有写了这部小说才能将自己从过去释放出来”。新小说是关于她的生活的，她认为自己受到灵感的催迫，小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情节扣人心弦。
一九六三年一月《钟形罩》出版，西尔维娅因为书评感到沮丧，尽管如果换一位读者，因为不是作者，也没有她那样的压力，可能会对小说受到的批评有极其不同的理解。劳伦斯·勒纳在《听众》中写道：“精神病人也能像一般人一样批评美国，也许他们更擅此道；卢卡斯**的批评相当漂亮。”《时报文学增刊》评论说作者“确有写作天赋”，又说“如果作者的结构能力能赶上她的想像力，也许她能写出极佳之作”。在《新政治家》中，罗伯特·陶波曼称《钟形罩》为“第一部塞林格风格的女性小说”。
一九七年，西尔维娅的母亲奥瑞丽娅·普拉斯就《钟形罩》美国版本即将发行一事写信给纽约哈泼和罗出版社西尔维娅的责任编辑：
我知道，即便我就这本书在此地的发行（《钟形罩》在美国的出版发行）为何会给某些人的个人生活带来痛苦向您解释，或者以其他理由吁请您放弃，都无法阻止此事，所以我不想浪费我自己以及您的时间指出此事将会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反响。……我实在是想跟您讲讲我和女儿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是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就在她的私人世界分崩离析的前夕。在那之前西尔维娅曾经跟我谈起过她在履行她向尤金·佛·萨克斯顿纪念基金会做出的承诺的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压力。您知道，那个基金会给了她一笔资助，好让她完成一部小说。在规定的时间内，她经历了一次流产和一次阑尾切除手术，还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尼古拉斯。
“其实，”我记得她说，“我就是把我自个儿生活中的几桩事件拼拼凑凑，再加以虚构，增添几分色彩而已——只能算是一部粗制滥造的糊口之作，但我想它会展示一个面临精神危机的人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试着透过一只钟形罩子歪曲视像的凸形玻璃来描述我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们。”她接着又说：“我的第二本书会展示健康人眼中的同一个世界。”基本上《钟形罩》中的每一个角色都代表了某一个人——常常通过漫画手法加以刻画——某个西尔维娅所爱的人；一九五三年，西尔维娅陷入那历时六个月的痛苦不堪的精神危机时，这些人中的每一位都慷慨地奉献了时间及关爱，其中一位还提供了经济援助……照这本书自身来看，它代表的是最令人不齿的忘恩负义。这并不是西尔维娅的基本为人。这本书一经出版即被人广为传阅，显示出成功的迹象，但西尔维娅却恐慌起来；这就是其中原因。她写信告诉弟弟：“这本书永远不可在美国出版。”《钟形罩》其标题本身就暗示了西尔维娅曾经对我说过的话，聪明的读者应该据此得出推论……
那是自从一九一三年与一九一四年之交以来伦敦最寒冷的一个冬天。电和暖气常常未经通知就停掉。水管冻结。她已递交了装电话的申请,她的名字也已列在待装者名册上，但是电话还未装上。每天清晨，直到八点钟孩子们醒来，西尔维娅都在撰写后来被收入《爱丽尔》的诗作。在这段时期里，西尔维娅倍感人类经验之令人惊恐、难以驾驭，倍感各种人际关系之机械如木偶、毫无意义；这些感觉在她脑中萦回不去。但她仍然不停地写作，自信此刻她所写下的文字前所未有。西尔维娅写道：“我觉得自己像个非常高效的工具或者武器，适用合格，时不时需要派上用场。”她去看过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镇静剂，并且安排她去做一个心理疗程。她给主持心理疗程的医生写了信，预约了就诊时间，也给她在波士顿的心理医生写了信。她染上了鼻窦炎，炎症周期性发作。她辞掉了家中帮忙的“互裨”女孩，正准备再找一个人“上午帮忙带带孩子，好让我能专心写作……晚上没办法，到那会儿我已经精疲力竭，只能听听音乐、喝点儿白兰地、喝点儿水”。
尽管有朋友相助，尽管有对春天的期盼（她打算五朔节左右搬回德文郡的住所），西尔维娅仍忍受着绝望和病痛的折磨。但是她的诗作源源不断，甚至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星期还写出好几首令人叫绝的诗作。在她身边的人们看来，她没有放弃。她常常看起来心情愉快、充满希望。
然而，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的清晨，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谁能道出个中缘由较早时候，在《钟形罩》最后几页给人带来希望的叙述中，西尔维娅曾经这样写道:
我怎么知道有一天——在学院，或者欧洲，某个地方，任何地方——那个钟形罩，还有它那种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扭曲视像，不会再度降临呢
——那个钟形罩，她曾经在其中勇敢地挣扎,曾经成功地挣脱它的束缚，看起来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它的阴影；然而，她的亲身经历曾使她写下这样真切的话：“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那个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
想到你就要毁灭
“对于困在钟形罩里的人，那个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无疑是一场噩梦。“
普拉斯的处境似我。二十三岁，除了文学略通以外缺乏任何基本的生存能力，任何一次退稿都造成致命的打击，缺乏交流，诸事不顺，没有勇气一次性告别虚假的生活。爱情也渐渐熄灭，电疗除了带来噩梦般的经历之外与事无补，自己像个傻子然而还将继续傻下去。
埃斯特的经历并无喜感，与麦田捕手里的霍尔顿迥异，也并非所谓女权主义的呼喊，其实全书就一个主题，满纸满页地映入眼帘投射心中：过不下去了。所谓的前途完全唬不住人：嫁个教授，即便文学上琴瑟合鸣，仍要带着发卷为他准备一日三餐，哄睡哭闹的孩子，身心俱累之时还要担心明日家用入仍然不敷出。
何曾想到过写诗？电和暖气在伦敦旧居中经常未经通知就被停掉，鼻窦炎周期性发作，书评并不积极，母亲一小说暴露事情太多为由与之交恶，并一再阻挠美国版的发行，心理疗程卷土重来，丈夫休斯分居后音讯皆无，她一个人在厨房里颤抖着喝下冰凉的水，鼻塞，发抖，与世隔绝，如置一钟形罩内。
埃思特又高又瘦，对脂粉气倍感厌倦；身旁女友偏偏个个顾盼神飞，大放光彩。谁会因为会写诗吸引男性呢？在舞会上她总是最后被随便指派给一个丑陋而又怪异的男人的女士。她遇人不淑，将钱花在去往奇怪的地点上，她爹的坟墓，一座海岛上的监狱。离开纽约前一天她把所有衣饰扔下楼去，看它们在夜空中飞散，让一切见鬼去，如果自己可以先见鬼的话。
回家以后埃斯特开始失眠烦躁，写作训练班拒绝了她，学校的课程已被他人先行选去，她想写小说，可是毫无猎奇经验，只有无穷的烦恼和21天的毫无睡眠。
“我看到日日年年如同一长串白色的箱子向前排列，在箱子与箱子之间横隔着睡眠，仿佛黑色的阴影一般。只是对我来说，那将箱子与箱子分割开来的长长的阴影突然啪地一声绷断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在我面前发出刺眼的白光，就像一条白色的，宽广的，无限荒凉的大道。”她不洗衣服和头发，今天洗了明天还得再洗，重复的生活愚蠢极了，为什么没人制止？
“我想什么事都只干一次，干完就拉倒。”
是什么挥之不去，始终要我们做个交待才肯罢休？琼自杀了，她的病情时好时坏，最终死在医院附近的一个湖边。医生完全不可信任，治疗方法全凭心情，病人是被摆布的玩偶，电疗椅在等待他们。
结局早就注定了。六月，纽约，下雪。
心不从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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