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介绍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huá），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闻一多

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鲁迅和郭沫若的笔墨官司

文/叶知秋

这是在中国的诉讼70多年前的美国现代文坛，从中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郭沫若为了壮大创造社的力量，扩大文化统战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想联合鲁迅，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也采取了实际行动。他说：

我喜欢创意社，尤其是它对年轻人的影响，所以我想在加强它的同时为它做一些封面工作。怎么加强？在人员方面，我发动、杨汉生参加，同时通过在郑、的活动，我请鲁迅来配合。那时，鲁迅也从广州回到了上海。对于我的合作邀请，他大方答应。我们从第一步开始，曾经在报纸上刊登公告恢复创造周报。这个通知是由鲁迅牵头的我以梅肯的名字排在第二位，其后是程、郑、

鲁迅在广州时也表达了同创造社结成统一战线的愿望。鲁迅于1927年9月25日给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似乎关系很好。他们在南方有压力，很可惜。目前只有创作社、未名社、重铃社在文艺方面发力，其他的都没有。如果这三个社会都沉默了，中国真的会变成沙漠。南方没有希望。

看来鲁迅他想和上海创造社的同事们一起发起一场新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愿望似乎已经实现了。然而，对鲁迅令人惊讶的是，不仅联盟失败了，而且一场辩论开始了。

原来，程、李、冯乃超、朱静卧等一批刚从日本归来的文艺青年，坚决反对复辟创造周报，反对与鲁迅合作。他们又创办了文化批判杂志，并与蒋光慈、钱杏_等人组成的太阳社联合起来，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不仅妥协了后来创造社这些成员的做法，还参与了左文学路线的推行。

郭沫若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流亡日本前写的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性质和任务。他们都力图使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自觉地。应该说，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这些人仍然敢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但是，他们的宣传理论和口号深受日本福本和夫的影响，存在左的错误。比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超越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是反革命文学。他们一面自称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面排斥文艺界的许多同事，扩大打击范围，说一般作家大多是反革命，提出打倒小资产阶级光棍、士绅文学的口号，认为要批判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

郭沫若说，后期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是一种社会意识批判。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一个人，而是整个文化。鲁迅所批判的教师是文化的一个部门，或者说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后来以郭沫若为主帅的创造社骨干成员，认定鲁迅代表了文艺界没落的封建阶级，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击。

署名杜泉的人在第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篇中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残余。资本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封建残余是对社会主义的双重反革命。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流浪者，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误的。他是一个不成功的法西斯。郭沫若在这段话里给鲁迅加了三个罪名：封建残余、双重反革命、法西斯主义。除了郭沫若，冯乃超还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抨击了鲁迅这位老教师，他经常从黑洞洞的饭馆的楼里望向窗外。他经常回顾过去，哀悼封建思想的衰落。结果他反映出来的只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悲凉，对无聊的弟弟说了几句美好的人道主义话语。隐居！程也在文章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中抨击鲁迅，说传闻他最近买了、看了社科书，但马上就有一点疑问：他真的要做社科的忠实徒弟吗？还是只是涂颜色来粉饰自己的没落？后一条道路是一种掩饰，是一种更深、更无望的衰落。他们把鲁迅描绘成一个满嘴黄牙的没落老人，执着于破败的城堡，留恋没落的封建社会，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感情。

这些后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并不关注问题的争论，而是热衷于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除了给鲁迅上述的诬告，还攻击鲁迅籍贯、年龄、态度和气质，说鲁迅的态度是苦涩的，固执的，太狭隘的，这表明老人真的不能不要这样做。鲁迅是个落伍者。这些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并没有辩论的能力，但是他们霸气十足，出奇的左撇子。

面对文学作家笔尖的围剿，鲁迅是孤身一人。虽然他偶尔会骂创造社是一群人才+流氓，讽刺郭沫若的创作面目，但更多的情况下，他坚持的是理性批判的精神。

首先，鲁迅批判了后来创造社骨干成员在奉行左路线时的恶劣作风和态度。他指出，创造社，尤其是成先生，把革命理解为普通人的可怕之事，摆出一副极端左倾的狰狞面目，仿佛革命一到，非革命分子都要灭亡，使人们只对革命心存恐惧。

其次，鲁迅揭露了这些人的虚伪突变理论。唐你脑子里装不下一大堆旧残余，却故意藏起来，像演戏一样指着鼻子，可我是无产阶级啊！他指出，如果你不不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它人们很容易大惊小怪，在玻璃窗里研究问题，不管它有多激烈或多左派。但是，一碰到现实，马上就被砸了。

第三，鲁迅批评创造社有些人片面夸大文艺的力量，说这是踩着文艺宣传的梯子，爬进理想主义的城堡；而且，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轻视生活实践和文学技巧，只挂招牌，却不不要谈论商品。后来鲁迅说：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攻击我的时候，实力确实很弱。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我没有反击的意思，因为我后来发现敌人在玩虚招。当时我的敌人是专门吹牛的，而不是招兵买马的。当然也有很多文章攻击我。不过一看就知道都是假名，而且都是同一个字。当时，我在等待一个枪法娴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者来攻击我，但他没有我终于没有出现。郭沫若后来说，和鲁迅的一场论战，差点和创造社不可收拾。

然而，一年多后的争论，鲁迅认为他有所收获。为了发现一些理论问题，他被敦促阅读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他们推着我看了几本文艺科学理论，我明白了，以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问题，至今纠结。

1929年秋，中国***经过精心工作，组织创造社、孙社成员、鲁迅等人联合起来，制止了这场争论。1930年2月16日，这些人被召集开会，检讨原来的小集团主义的缺点，缺乏科学的批评方法，放松了对真正敌人的注意。经过积极准备，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这标志着中国中国现代文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郭沫若奖学金是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学生在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优秀研究和创作而设立的。评选条件主要包括：申请人应为中国籍本科生、硕士生或博士生；申请人的研究或创作成果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性；申请人需要提供个人简历、研究计划或创作作品的说明以及推荐信等材料；评选过程中会考虑申请人的学术成绩、研究经历、学术交流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评选结果由专业委员会评议决定，获奖者将获得一定的奖金和荣誉称号。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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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创作道路

李、杜齐名，但他们诗歌创作的道路却很不相同。

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对此都表示了愤怒揭露玄宗宠幸宦官和善斗鸡者，“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权奸得意、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 李白揭露安史乱前唐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并世无第三人。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战乱带来的大破坏，是：“万国尽征戍，烟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他写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是：“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李白与杜甫诗歌题材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不同的创作方法

李、杜的诗，不仅在题材上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明代的袁宏道指出，李白善用虚，杜甫善用实。写虚与写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

“虚”，是指侧重于精神世界的描写。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李白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感情的逻辑去取代生活的逻辑。他写愁，是：“朝心不开，暮发尽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鬂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这里生活本身如何并不重要，感情爆发的需要才是重要的。抒发感情的需要，使生活的逻辑让位于感情的逻辑。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上句写思念长安，思念是一种精神活动，当然不可能挂在树上；下句写思家，归心不是物体，当然也不可能吹堕。但是这样写，思念的急切却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表现。

李白的一些诗，常常把现实诗化为幻境。例如，玄宗后期大权旁落，李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危害，他写了《远别离》。在诗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幻化为自然界的愁惨景色：“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而可能出现的篡权悲剧，在诗里则升华为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的幻境：尧被舜囚禁起来；舜又被禹所逼迫，出走于苍梧之野。政治危局被诗化为幻境，而幻境又�漫上绵绵哀愁，变得更为哀郁。李白的有些诗甚至离开现实，以理想直接写幻境。他有近八分之一的诗，写求仙学道。诗中所写的幻境，既非生活所实有，也无托喻现实的意义，而是他渴望成仙的理想的外化，他把那理想幻化为一个个并不存在的幻境。在那些幻境里，他和仙人往来，和青童、玉女相处。那些自己构造的幻境被当成了生活的实有去描写。

李白还有一些诗，是直接发议论。他的抨击现实黑暗的诗大多如此。这些诗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细微描写，而是强烈的感情通过发议论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是以表现精神为主、更带主观色彩的写虚的方法。当然，李白也有一些诗是写实的。不过，写实的方法在李诗中不占主要地位。

与李白不同，杜甫主要用的是写实的方法。

杜甫严格的写实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出生活的本质。例如，《兵车行》写咸阳桥头哭夫别子送行的场面，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天宝后期拓边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群众对拓边战争的态度与心情。《三吏》《三别》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当时战地人民的生活苦况。其中的《无家别》，写一个从战场上战败归来的士兵，见到故乡已面目全非，田园荒芜，亲人尽丧，孑然一身而犹须就役，欲别无家，不禁悲从中来。这首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千万士兵的命运与千万村庄的普遍情景。

杜甫严格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对客观世界观察的细微，描写的准确、传神。杜甫观察现实的细微，往往使人叹为观止。例如，他在《羌村》诗中写归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千里归来，有谁会去注意门外的鸟雀叫呢？但这正是描写的细微传神处。战火蔓延中一个暂时平静的角落的安宁气氛，家的温暖、亲切的感觉，家人幸免于难而终于得以相见的惊喜心情，就都在这鸟雀的噪叫声中表现出来了。这正是杜甫许多名篇的共同特点，如《春夜喜雨》写春雨：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蒙蒙雨雾，无声无息地飘落，用一个“潜”字，一个“细”字，真是把春雨的神韵全传达出来了。

杜甫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常常用描写与叙述。他的许多诗带有叙事的性质。与李白的直接抒情不同，他是在叙述与描写中抒情的。

当然，杜甫也有时用写虚的方法，如《凤凰台》、《朱凤行》、《客从》等，但主要的是写实。

李白的善于写虚与杜甫的善于写实，都各自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不同的艺术风格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诗表达的感情往往是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则是爆发式的。他不是在那里娓娓动人地叙述或缠绵悱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发、大河奔泻一般，把感情倒出来。他常常是一气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势。他的诗，想象十分壮丽，而且常常瞬息万变，驰骋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来去无踪。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

壮大明朗的感情基调，爆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壮美的诗境，构成了李诗清雄奔放的风格特色。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接着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李白与杜甫的不同点还多，例如，政治理想与生活理想的不同，文艺思想、表现技巧、诗歌体式的不同等等。这些，很难在一篇短文里全面介绍，而且，即使已谈及的上面这些，对于两位伟大诗人来说，也只是点滴而已。

另外还可以参看：李白与杜甫的诗有什么样的区别 http://postbaiducom/fkz=20760730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这是一个老题目。1962年郭沫若同志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上的开幕词就是这个题目。在开幕词里，他说：“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是对李白和杜甫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的确切评价。可惜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十年后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观点全变了，再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而是抑杜以扬李，把杜甫说得几乎一无是处。郭老对李、杜的不公允评价，当时即为学术界所私下非议。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了批评。

对于李白与杜甫，任何扬此抑彼都是不适当的。他们各自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虽或时有抑扬，但总的倾向一直是承认他们双子星座的地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粗略的回顾。

抑扬李杜的历史回顾

扬杜抑李，始自中唐诗人元稹。他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他认为李白的有些地方虽略能与杜甫相比，但在律诗上，却比杜甫差得远。他的这种扬杜抑李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带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虽也认为杜有超过李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两人并列，说两人“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与元稹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韩愈。他写过一首《调张籍》诗，对贬抑李、杜的人说了一些份量很重的话：“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显然，他对李、杜是同样十分尊崇的。1959年在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出土了坎曼尔的三首诗，其中一首提到：“李、杜诗坛吾欣赏，讫今皆通习为之。”坎曼尔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人，与元、白、韩、柳同时，这就说明，中唐以后，李、杜在诗坛上有同样广泛的影响，时论并无扬此抑彼的倾向。

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苏轼虽更为推尊杜甫，但其实他创作的艺术特色却更接近李白。而且他虽崇杜却并不抑李，他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崇杜而不抑李，可以看作有宋一代对李、杜的基本评价。杜诗在宋代有着甚高的地位，江西诗派就以杜为宗师，但李也备受推崇。虽也有崇杜抑李的人（如苏辙、黄彻等），但并未形成普遍倾向。诗论家严羽说：“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这是说得很公允的。

明代对李、杜的评价，大致与宋代相似。杜甫的地位甚高，但李白的声望也未曾因此稍衰。茶陵派的李东阳，宗主杜甫，但对李也甚为景仰。提倡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而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对此都有所论述。力求摆脱复古束缚的祝允明、唐寅，推崇李白；文征明却崇拜杜甫。有叛逆思想的李贽推崇李白，而主张独抒性灵的袁中郎，则李、杜并称。

清代的情形亦复如此。赵翼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质的话：“北宋诸公皆奉杜为正宗，而杜之名遂独有千古。然杜虽独有千古，而李之名终不因此稍减。”这说明，李、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各自做出的独特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采取简单的扬此抑彼的态度，都无法改变他们在诗歌史上双子星座的地位。

不同的创作道路

李、杜齐名，但他们诗歌创作的道路却很不相同。

李白比杜甫长十一岁。但这是很重要的十一年。李白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也即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后。加上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他们诗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有区别的。李白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祸乱酿成之前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于祸乱既起之后，反映了国家忧患和人民疾苦。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开元盛世。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的大门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李白要去实现他那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他开始时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应诏进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挤出京。前后两次进京，对于朝政的腐败与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诗中强烈地反映了他的愤愤不平。《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对此都表示了愤怒揭露玄宗宠幸宦官和善斗鸡者，“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权奸得意、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李白揭露安史乱前唐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并世无第三人。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地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而且，接着，他便被卷入战火之中，面对满目疮痍，而流徒奔波。由于生活的困顿与乱离的经历，他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并且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杜甫也写了不少暴露黑暗政治的诗，但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有着更大的比重。他写战乱带来的大破坏，是：“万国尽征戍，烟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他写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是：“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他写了有名的《三吏》、《三别》，对战乱中人民的悲惨生活，作了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描写人民苦难的同时，他还真诚地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希望有人能够叩君门以减征赋，能够息兵以休养生息。例如，乾元二年，杜甫从秦州去同谷途中，路过凤凰台，写下了《凤凰台》诗，幻想着以自己的心血去哺养受饥的雏凤，让它长大后自天衔瑞图，降祥瑞于国家，“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当时，杜甫正在饥寒途中，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疾苦，一片心愿，只有借助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李白与杜甫诗歌题材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李白写任侠、求仙学道，写祖国的壮丽山河，抒发个人失意的不平，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杜甫也写祖国的壮丽河山，也抒发个人的失意的不平，也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为动人的，则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那些诗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他之被称为“诗史”，不为无因。

不同的创作方法

李、杜的诗，不仅在题材上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明代的袁宏道指出，李白善用虚，杜甫善用实。写虚与写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

“虚”，是指侧重于精神世界的描写。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李白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感情的逻辑去取代生活的逻辑。他写愁，是：“朝心不开，暮发尽白”，“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两鬂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在这里生活本身如何并不重要，感情爆发的需要才是重要的。抒发感情的需要，使生活的逻辑让位于感情的逻辑。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如“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上句写思念长安，思念是一种精神活动，当然不可能挂在树上；下句写思家，归心不是物体，当然也不可能吹堕。但是这样写，思念的急切却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表现。李白的一些诗，常常把现实诗化为幻境。例如，玄宗后期大权旁落，李白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危害，他写了《远别离》。在诗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幻化为自然界的愁惨景色：“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而可能出现的篡权悲剧，在诗里则升华为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的幻境：尧被舜囚禁起来；舜又被禹所逼迫，出走于苍梧之野。政治危局被诗化为幻境，而幻境又�漫上绵绵哀愁，变得更为哀郁。李白的有些诗甚至离开现实，以理想直接写幻境。他有近八分之一的诗，写求仙学道。诗中所写的幻境，既非生活所实有，也无托喻现实的意义，而是他渴望成仙的理想的外化，他把那理想幻化为一个个并不存在的幻境。在那些幻境里，他和仙人往来，和青童、玉女相处。那些自己构造的幻境被当成了生活的实有去描写。李白还有一些诗，是直接发议论。他的抨击现实黑暗的诗大多如此。这些诗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细微描写，而是强烈的感情通过发议论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都是以表现精神为主、更带主观色彩的写虚的方法。当然，李白也有一些诗是写实的。不过，写实的方法在李诗中不占主要地位。

与李白不同，杜甫主要用的是写实的方法。杜甫严格的写实方法的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出生活的本质。例如，《兵车行》写咸阳桥头哭夫别子送行的场面，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天宝后期拓边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群众对拓边战争的态度与心情。《三吏》《三别》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当时战地人民的生活苦况。其中的《无家别》，写一个从战场上战败归来的士兵，见到故乡已面目全非，田园荒芜，亲人尽丧，孑然一身而犹须就役，欲别无家，不禁悲从中来。这首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千万士兵的命运与千万村庄的普遍情景。杜甫严格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对客观世界观察的细微，描写的准确、传神。杜甫观察现实的细微，往往使人叹为观止。例如，他在《羌村》诗中写归家的第一个感觉，是：“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千里归来，有谁会去注意门外的鸟雀叫呢？但这正是描写的细微传神处。战火蔓延中一个暂时平静的角落的安宁气氛，家的温暖、亲切的感觉，家人幸免于难而终于得以相见的惊喜心情，就都在这鸟雀的噪叫声中表现出来了。这正是杜甫许多名篇的共同特点，如《春夜喜雨》写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蒙蒙雨雾，无声无息地飘落，用一个“潜”字，一个“细”字，真是把春雨的神韵全传达出来了。

杜甫写实方法的又一点，是常常用描写与叙述。他的许多诗带有叙事的性质。与李白的直接抒情不同，他是在叙述与描写中抒情的。当然，杜甫也有时用写虚的方法，如《凤凰台》、《朱凤行》、《客从》等，但主要的是写实。

李白的善于写虚与杜甫的善于写实，都各自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不同的艺术风格

李白与杜甫的诗歌，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很不相同的。

李白的诗歌有一种清雄奔放的美。他的诗表达的感情往往是壮大明朗的，表达感情的方式，则是爆发式的。他不是在那里娓娓动人地叙述或缠绵悱恻地抒情，而是火山爆发、大河奔泻一般，把感情倒出来。他常常是一气直下，大有欲止不能之势。他的诗，想象十分壮丽，而且常常瞬息万变，驰骋于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来去无踪。前人说他“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指的正是这一点。李白的诗，境界往往十分开阔。你看他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境界何等壮美！壮大明朗的感情基调，爆发式的感情表达方式，和壮美的诗境，构成了李诗清雄奔放的风格特色。

杜诗的风格特色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首先表现为深沉忧思的感情基调。在这深沉忧思里，蕴含着一份优念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深厚感情，所以显得阔大深远。杜甫表达感情的方法是波浪起伏、反复咏叹、百转千回。往往感情要爆发了，却又折回去，在心中回流，象有一座感情的闸门阻拦住，让感情在受阻之后再缓慢流出，因此那感情的抒发，也就显得更加深沉。他有一首《登岳阳楼》，开首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登楼所见的一派壮阔景色。接着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可以看出，面对洞庭湖的壮阔景色，他骤然百感交集：对于身世苍凉、老病飘泊的伤怀；对于离散亲朋的眷念；对于国家灾难与人民疾苦的忧虑，全都涌上心头。看来这百感交集的强烈感情就要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有千言万语，只说出了一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强烈的感情没有一一毕陈，闸门只微微启开，汹涌的感情的海只涌流出一股潮水。但这已经够了，虽然只这一句，却已经把心中没有吐露出来的感情份量全都包含进去了。在感情抒发上给人以回流起伏之感。波浪起伏、百转千回、反复咏叹，在《秋兴八首》等诗中表现得更为典型。深沉的忧思、波浪起伏的感情表达方式，最后都通过语言、形象描写和节奏韵律，表现为诗的意境的悲壮美，构成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李白与杜甫的不同点还多，例如，政治理想与生活理想的不同，文艺思想、表现技巧、诗歌体式的不同等等。这些，很难在一篇短文里全面介绍，而且，即使已谈及的上面这些，对于两位伟大诗人来说，也只是点滴而已。

走进杜甫草堂，循着花径寻访曾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却见游人们纷纷背着手面对着一处墙壁照相，有几分诧异：什么时候中国人也时兴留背影了？经导游介绍才知道原来1958年3月7日毛泽东主席来到草堂参观，面对影壁上碎瓷镶嵌的“草堂”二字陷入沉思。据说，清人周竺君在书写“草堂”二字时，不用笔，而是用手抓大米写成，字体敦厚而遒劲，然后用瓷器碎片镶嵌在上面。专职摄影师侯波抓拍下的这张照片，据说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张背影（见图）。看着这张照片，我们不禁会想：毛泽东当时在想些什么？

其实，“毛主席在想什么”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想过，而且还想出了成果，比如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对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解释。

杜甫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郭老是这样解释的：

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来说，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住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儿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比他穷困百倍。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是“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大撒，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者“人民”呢？农民的儿童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欢，自己就住破屋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李白与杜甫〉，1971年版，P214-216，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今天的话讲，郭老对杜甫这段评点相当雷人。郭沫若年少时的确不喜欢杜甫，他在1929年发表的自传《我的童年》中写道：“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但他对杜甫也曾有过高度评价，1953年4月，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对诗圣的敬仰，溢于言表。在1962年6月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的大会开幕词中，郭沫若称李白与杜甫是“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但也批评杜甫“每饭不忘君”的“时代残疾”。在同年的3月份，郭沫若在广州放言谈诗，还直言不讳地说：“对杜甫我就不太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冯锡刚：《诗人郭沫若在“文革”后期》) 那么，郭沫若对杜甫的评价为什么会出现摇摆，以至于走到极端呢？也许，我们从毛泽东对杜甫评价的变化上可见端倪。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