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芸芝先生的资料

　　蔡老师毕业于洛阳女小附设的一年制师范班。1928年秋到郑州一平民小学任教，当时只有十七八岁，1928—1930年正值魏巍在“平小”读二、三、四年级。1938年8月蔡老师考上开封女师。1956年在司马私立中学任教。蔡老师一生热爱孩子，热爱教师职业。同时，她还酷爱文学，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学生时代发表过《断鸿声里》等作品，但这方面始终没有得到发挥。蔡老师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在她所从事的平凡工作中，却体现了一个人民教师的优秀品德。

　　蔡芸芝老师的儿子的回忆

　　蔡老师的儿子在1983年第6期《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发表了《怀念我的母亲蔡芸芝》一文，那时蔡老师已经去世八年了。下面摘录该文中的两段：

　　“《我的老师》全文最早发表在1956年10月1日的《教师报》上。那时偃师高中有位韩老师 (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 看到了这篇文章，酌度再三，最后他从文中‘右嘴角边有榆钱 大小一块黑疙’中，认为确实是我母亲。于是，他就把这篇文章给母亲看，母亲默认了。后来，设法询到了魏巍同志的地址。从此，阔别了30年的师生又重新恢复了联系，以后就经常书信拄来，从魏巍同志的信中，看到了作为当代的著名作家对于教师的尊敬和爱戴。记得，每次信来，伞亲都要念给我听，还教我模仿他的字体，练习写字。”

　　“当她44岁那年，即1956 年，司马私立中学聘请她任教。记得，那时她非常高兴，精神焕发，感到能为国家培养人才而欢欣鼓舞，魏巍同志的《我的老师》又给了她极大的力量。对于魏巍同志给她的评价，她很自谦，认为自己只是做了教师应该做的事情，一个教师就应该具有爱生的品德。”

蔡洪滨老师祖籍江西新余，在江西景德镇长大，出身于工科世家，父母都是昌河汽车的工程师 。人们常说，国企是个小社会，因此在国企成长的孩子接触社会也比较早。他从国企的子弟小学读到子弟中学，这样的环境也确实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成熟起来。

1984 年，蔡洪滨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且红火一时的时候，关于改革的各种流派、思潮和争论很多，武汉大学学风也非常自由。得益于这样的大环境和小氛围，蔡洪滨对社会经济现象和观点产生浓厚兴趣，业余时间看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到后来便开始自学一些经济学教材，大学毕业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报考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生。

经过自己的努力，1988年，蔡洪滨如愿以偿，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厉以宁、秦宛顺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宏观经济运行理论。这以后，北大严谨而自由的学风、老师们渊博的学问和对经济学理论的细致讲解，尤其是厉以宁老师针对当时中国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和探讨，给他在学识和思想上以强烈的震撼。

北大的求学经历对蔡洪滨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他慢慢学会了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原理，也逐渐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思索。研究生二年级时，系里选拔他参加中美福特经济学培训班，于是他有机会到了复旦大学，参加现代经济学的高强度培训。

之后的1991年，蔡洪滨远赴美国留学，1992 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这里遇到的老师和同学，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他直言没有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聪明和勤奋的一群人，而且自己一下子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这些都让他兴奋不已。而他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终身做研究的志向，因为做研究其实是最有挑战和最有趣的一件事，总要创造最新的东西极大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解释说，做研究总是试图把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弄清楚，并且同时有这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在研究这些问题，虽然过程很辛苦，一旦做出成果来，就好像艺术家创造出了新的作品一样，那时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1997 年，在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蔡洪滨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之职，先后获得青年教师发展奖、经济系优秀教学奖，其中在2000 年至 2001 年之间，还曾任耶鲁大学经济系访问助理教授。2005 年，蔡老师应邀正式回到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任教，并于一年后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2005年7月，他调任院长助理，分管教员引进，及本科、硕士、博士项目和学科建设等；8 月，根据学院安排，他不再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职务。

昔日光华的优秀学子成为了今日光华的知名教授及教学、科研管理的带头人。 蔡洪滨老师长期致力于博弈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和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他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有很多创新，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他已在国际顶尖经济和金融学术刊物，如“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金融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等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 蔡老师还为三十多 家学术期刊（包括AER、JPE、QJE 等世界公认的经济学顶尖 学术期刊）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加拿大社会人文研究委员会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作匿名审稿人。他对经济学研究持续的投入，正体现出一名学者对追求知识的热情和执着。

让我们来看看蔡老师的研究中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新政治经济学吧。他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系的学术新星Daniel Treisman 合作，重点研究政府集权和分权对各级政府行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挑战了该领域的流行观点。一直以来学者们都认为，分权能够促进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效率。而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则用理论模型说明，只有当各个下级政府是均等时，分权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否则分权反而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加剧各地区间原有的不平衡。这一结论的含义是，竞争对地方政府会有激励，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地方政府之间的出发点必须是平等的。

通俗地讲，当两个竞争者在赛跑时，如果起跑线是一样的，并且两者之间实力相差不大，竞争者才有足够的动力来争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制度设立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竞争者之间起跑线是不一样的，例如，让西部城市与上海一起竞争，那么就起不到激励作用；因为上海本身就比西部城市发达，不用努力也要比这些西部城市做得好，而西部城市再怎么努力，短期内也很难追得上。这样的竞争态势就达不到预期的激励竞争的效果。尤其在中国，由于许多地方的发展本来就不平衡，如果政府过分分权，不仅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还会加剧地方之间的不平等。这样一来，发达的省市利用原有的优势就会越来越发达，落后的地区由于没有竞争动力就会越来越落后，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贫富差距会更大。

此外，蔡老师及其合作者还研究了分权与投资环境、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分权的关系等。国际理论界对于蔡老师及其合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们“很高兴地看到了更有说服力的新观点的出现”。 蔡洪滨老师之所以回国，主要是希望把经济学前沿理论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努力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蔡老师认为，这是个非常高的目标，需要一大批经济学研究者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机制改革的深化，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策选择越来越复杂，对经济学研究和相关政策分析的要求大大提高。蔡老师指出，由于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人口结构、经济发展阶段和制度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问题往往体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现有理论。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基于我国实际情况而得出的一些新的理论成果、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在全世界都会有其意义。由于这种共性，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应能极大丰富经济学的内容。所以，做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问，既有很强的现实性，也越来越具有可行性。

关于做学问的心得，蔡老师给我们区分了国内外做研究的区别。在他看来，与国内不同，国外的研究是细致的分工下非常专业化的工作。具体原因包括：

第一，国外的数据很多，并且分工很详细，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负责收集、分析与总结数据和事实。这些基本的素材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方便。国内则由于各种原因，缺少对数据和基本事实的归纳与系统总结。

第二，国外的情况比较简单，一项政策或者一个数据的意义比较直观，只要描述清楚，就很容易被理解；但是，中国的情况复杂许多。一项政策出台后，执行起来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中国的数据背后有自己的故事，包括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填数据的人当时是什么想法等等。如果对这些政策或者数据的背景不了解，而只是将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并机械地得出结论，那么对事实的掌握就会出现偏差。

因此，蔡老师认为，在中国做研究，就必须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等深层次的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和判断。这是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需要向老一辈和回国比较久的学者学习的地方。例如，像厉以宁老师、张维迎老师和邹恒甫等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就得益于他们平时大量地接触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实际。通过到各地考察，与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交流，再加上他们自身的接收能力和判断能力，他们能感觉到和把握住哪些问题比较重要和新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最后再借助恰当的研究工具去分析，在此基础上才不断出现有创新性的成果。

那么在中国要怎么做才能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问呢？蔡老师认为，我们必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努力使用现代的、严谨的研究方法，包括理论上和实证上的方法，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问题。所做的研究不仅要具有国际水准，研究成果也能对中国的政策分析和公众的讨论有所帮助。

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蔡洪滨老师领导建立了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集中了国内一些最出色的研究学者、国际经济学界最出色的华人学者，以及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国外顶级学者。蔡老师希望研究所能够采用现代的研究方法，从实证角度深入地分析我国的经济政策问题。他们的目标是：扎扎实实地做好中国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希望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得到发表，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另一方面希望一些基于理论和实践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能够对国内有关政策的制定提出有益的参考意见或者产生积极影响。 光华的应用经济学系规模并不大，建系历史也不算悠久。 然而光华管理学院重视应用经济学研究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学院正式成立之前。早在1985 年北京大学成立经济管理系时，就由厉以宁老师出任系主任，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今的光华管理学院正是在当初的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的。多年以来，在厉以宁、邹恒甫、秦宛顺、朱善利、张维迎等老师的建设下，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形成了浓郁的研究氛围，积累起雄厚的研究实力，并取得了一系列广为重视的研究成果。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包括许多从国外名校毕业的博士，也在加入光华应用经济学系后很快成长，逐渐崭露头角。

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应用经济学系又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瞩目的进步。首先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一学年，应用经济学系共有四位老师在国际A 类刊物上发表论文，也屡屡见诸国内核心期刊。更为可喜的是，系里的年轻教员以及研究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这也正是光华应用经济学系蓬勃发展的佐证。蔡老师说，这样的进步与应用经济学系对学术研究的强调密不可分，也是全系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其次是每周二的学术研讨会。蔡老师认为，以国外的研究经验而言，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讲座不仅能保障良好的研究氛围，也能促进师生与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因此，应用经济学系在过去的一年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研讨会制度，定期邀请相关领域内较为活跃的学者来光华展示研究成果。参加研讨会的师生与演讲者充分交流，双方都能从自由讨论中受益。同时系里还会安排年轻教员及学生与国际知名学者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会面。蔡老师希望这方面的举措能为年轻教员和 学生提供参与国际顶级研究的机会，最终增强应用经济学系的研究力量。

再者就是研究生教学培养计划的调整，课程设置在广度和难度上更加贴合国际标准，研究生不仅相互之间更为积极地讨论，与老师的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提到研究生自发组织的好几个讨论班时，蔡老师说，研究生在现阶段体现出的这种对于研究的热情和自主性，正是他们将来进一步出国深造、或是在国内高校和相关机构任教研究的基础。

作为新任院长助理的蔡洪滨老师，主要负责教员引进、学科建设和本、硕、博项目管理。他希望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内，通过引进高水平研究人才、鼓励研究和加强管理等多种手段，提升光华的总体研究能力。蔡老师还介绍说，由于经济学在培养分析能力方面的卓有成效，学院将加强本科教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并争取在下一年落实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的本科项目。而同时还作为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的蔡洪滨老师，将继续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经济学研究中去。刚刚卸下系主任担子的他相信，应用经济学系将在新一任系主任龚六堂老师的带领下，一致努力，取得更大的发展。

蔡氏13岁时插入本地小学就读，两年多后高小毕业。

1908年初，蔡忠笏赴杭州，考入浙江陆军小学，1911年暑期毕业。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革命军“光复”杭州时，蔡氏曾有参加，后投入黄兴将军的麾下。

1915年7月，蔡忠笏考入（一说是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科，据说因蔡氏身材矮小，入学时几被淘汰。

1917年初，蔡忠笏从保定军校毕业，到浙江陆军第一师炮兵一团任见习军官。次年孙逸仙先生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浙江表示拥护，陆军第一师编成浙江援闽第一师。1920年该师与陈炯明作战，于潮汕地区被陈大败，蔡氏一时脱离军界，回东阳老家。由于蔡系炮兵科班，理科优良，于1921年7月至次年11月在东阳中学任教数学。

1922年？月，蒋先生任粤军参谋长，试图组织炮兵，便邀蔡氏赴福州共图大业，但蔡氏抵达福州后，蒋先生因和许崇智不合，离开粤军去了上海，蔡氏经人介绍在东路讨贼军炮营任职；该军战力低劣，纪律松散（据说所经之处鸡犬不留），后被陈炯明大败于博罗城，几近全军覆灭，后残部被孙先生遣粤军救出，此后便在博罗一带整补。此间蔡氏离开该部，到李任潮在肇庆举办的“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任少校教育副官兼兵器教官。

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建立，蔡忠笏立即前往加入任教。

据蔡说，初到黄埔时何应钦见其身材矮小，拟委以上尉，蔡大为不满，但任职第二天就被“纠正”重任少校教官。似乎自此直至多年之后，蔡氏对何应钦先生都是耿耿于怀，也认为何对他一直有偏见，并认定淞沪会战期间被撤去炮兵第2旅旅长也与何有关。

蔡氏为人随和（有点吊儿郎当），对学生或下级从无架子，在黄埔期间和学生关系很是融洽，其炮兵技术也很得学生崇拜。在孙元良的回忆中有这样的评价：“红鼻子的蔡忠笏老师成为全军崇拜的明星……他使用火炮决心迅速，放列快而命中准确。我们在火线上的战士只要听到他的炮声，不由得不齐起欢呼，争先前进。反动的滇军师长赵成梁在广九铁路上与我们作战时，被蔡老师一炮轰死！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整师滇军就被打垮了。”

在黄埔期间，蔡氏和陈诚私交甚焉，陈诚一直非常敬重这位老学长；两者的模范丈夫性格，更使得彼此知己知心；蔡夫人和陈夫人也情同姊妹，甚至多年蔡氏离开军界之后，两家关系仍然密切。蔡氏有一陋习，就是无酒不欢、过于贪杯，而且习惯醉后胡言乱语，甚至因为关键时刻酩酊大醉被处分。没办法，红鼻头的人大多比较嗜醉。

蔡氏前半辈子的历程一直和国民革命军的炮兵发展紧密相关。在两次东征、 北伐中蔡氏率领的炮兵队伍屡建功勋。1927年春，北伐军成立炮兵指挥部，蔡忠笏即任少将指挥官，统率全军炮兵部队。

1928年春，蔡氏在兴宁接任第20师师长，后因酒醉误事，对部下疏于管理，被撤去师长职务（这是叶挺在和老蔡对饮入醉后爆出来的料；但蔡氏自己却认定是因为和何先生不合，自动离职）。此后蔡氏跑到熟人在上海经营的永豫纱厂，当了几年的小股东。

1932年初，永豫纱厂因经营不善倒闭，蔡忠笏便于4月间回到南京。由于始终是国民革命军的老臣子，蔡氏被聘职炮兵学校，先任研究委员，同年秋季被任命少将射击主任教官，还兼任过炮兵团干部训练班主任。

1934年8月（蔡说是7月），炮兵第2旅建立，蔡氏即任少将旅长。

1937年9月，蔡氏率部正在上海浦东作战，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被调回炮校任中将研究委员（可能又是贪杯误了事），蔡氏不满，回南京述职后便拂袖离去，回东阳老家赋闲（老臣子，估计中将薪俸按期照发）。

1938年10月，蔡忠笏被黄绍竑任命为“浙江省大盘山区绥靖专员”，1939年还兼任新成立的磐安县县长；但同年12月，蔡氏向黄绍竑面辞获准。

1941年蔡氏再度被军委会任命为第三战区高级参谋，并一度兼任军粮监察团主任委员，但又不知什么原因，是年年底蔡氏离开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只身到重庆。据他自己说，居重庆三个月谋职无望，他认为是因为何应钦先生当时兼任军委会人事主任之故。

1942年5月，蔡氏受任第六战区中将首席参谋，常德会战时兼任联络参谋。

1945年7月，蔡氏接任巴、万（巴县、万县）要塞指挥官，直至抗战胜利以后。

1946年冬季蔡氏进入中央训练团，翌年5月蔡氏奉准（这个词是老蔡自己说的）退役，从此彻底脱离军政界。以后由于很少和原来军界的老朋友打交道，有人还以为他后来去了台湾呢。

还在退役之前的两个月（1947年3月），蔡氏曾和中央训练团的一伙国府老臣子，组织编余军官数百人（据说有三百多），集体到中山陵“哭灵”，向先总理在天之灵诉说国民革命胜利以后，老臣子们得不到满意的照顾。当时的场面颇为壮观，老臣子们一律全身笔挺的黄泥子将校官服，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奖章；随着阵阵又是鞠躬又是哭诉，身上叮叮当当的金属牌碰击声此起彼伏；一时间成为报刊头条。组织者之一汤燕生先生在事后的回忆中，还悲痛地说蔡忠笏因穷困而死呢。其实老蔡自从参加国民革命直至解放以后，从来就没有穷困过，因为他有专业技能，随时都可以自谋出路。

当年11月初，蔡先生应聘上海吴淞中学，任职数、理、化教师。从此以后老蔡安命天伦，与世无争，得闲时喝点小酒；在该校任教一直干到1961年因年迈耳聋退休。

蔡忠笏先生算得上是国民革命的传奇人物，虽然他有些小毛病，然而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国家危难时义不容辞，在个人不遇时却又乐天知命；他对国民革命以及中国炮兵的贡献值得人们怀念。